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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第1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公民其实是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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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4:47 发布在
&& “日晚，怀揣1945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宴会厅举行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在似乎不合时宜地回顾了和诺贝尔奖始置同年的那场‘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无耻掠夺的战争’后深情地说：‘我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尽管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日那一期的第4版上的《杨振宁缘何入美籍》。《人民日报》主办的网站“人民网”中的一个网页上转载了《杨振宁缘何入美籍》，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就是说，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还没加入美国国籍，还是中国国籍，所持的护照是1945年时从当时的我国政府手里所领的中国护照，只不过1949年以后，在美国学习、工作、搞科研的他没有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当时中美还没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在美国境内设立大使馆或领事馆）。所以说，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不是屠呦呦，而是杨振宁。(或许还有李政道，当年杨与李是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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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0 &&
本帖核心内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不是屠呦呦，而是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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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7 &&
一个第一都不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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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5 &&
哪壶不开提哪壶&&&&哈佛大学有151人获诺贝尔奖 ，13多亿的国家为1个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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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37 &&
欢迎大家热烈参与这个贴子的讨论，大家一起来交流思想、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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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47 &&
&&&&所持的护照是1945年时从当时的我国政府手里所领的中国护照，&&&&===========&&&&不知楼主所说的“我国”是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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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09 &&
&&&&民国时期，中国出过很多大师，可惜到了“新中国”时期，居然一个大师都没有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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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03 &&
1971年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就是被当时首次回国访问的老同学杨振宁从“牛棚”中解救出来的！[转贴]我是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书《英雄大爱》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版社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办的，其官网的网址是：。搜狐“读书”频道连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网页的具体地址是：现将其中与本贴的标题所说的事相关的内容贴在下面（这些内容分别来自于搜狐所连载的此书的部分内容中的“邓稼先和杨振宁(6)”和“邓稼先和杨振宁(6)”）：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杨振宁访华，救了邓稼先　　杨振宁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邓稼先，无论是他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就说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国访问的时候吧，在上海一到飞机场，接待他的外事人员问他要会见什么人，他就开了个名单，在北京要见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个名单很快就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楼主再次说明：我是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书《英雄大爱》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版社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办的，其官网的网址是：。搜狐“读书”频道连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网页的具体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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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03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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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1 &&
&&&&高校事业单位项目承担人，一般可提取10~15%经费作为劳务费，&&&&粗略估计，&&&&王贻芳可提取100~150亿劳务费，&&&&这就是王贻芳上窜下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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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01 &&
12:10:03&&的原帖：1971年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就是被当时首次回国访问的老同学杨振宁从“牛棚”中解救出来的！[转贴]我是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书《英雄大爱》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版社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办的，其官网的网址是：。搜狐[span]“读书”频道连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网页的具体地址是：现将其中与本贴的标题所说的事相关的内容贴在下面（这些内容分别来自于搜狐所连载的此书的部分内容中的“邓稼先和杨振宁(6)”和“邓稼先和杨振宁(6)”）：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杨振宁访华，救了邓稼先　　杨振宁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邓稼先，无论是他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就说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国访问的时候吧，在上海一到飞机场，接待他的外事人员问他要会见什么人，他就开了个名单，在北京要见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个名单很快就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这件事当时更惊险的内幕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标题：《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新民晚报》和《文汇报》都全文刊登了此文，由于此文篇幅较长，所以《新民晚报》的第B8版(版名:“阅读”)分三期(09年7月27-29日三期),分上、中、下三篇才刊登完此文，09年7月27日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央视的网站的一个网页上则刊登了此文的节选版、摘录版，那个网页的地址是：上篇：■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许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摄）&&文：倪既新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许鹿希不仅是邓稼先的夫人，还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女儿！不过许德珩1990年时已离世。――楼主附注)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中篇：■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 “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 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下篇：■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上，代邓稼先领奖的许鹿希始终用丈夫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九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学校通过北京市委找上门来，因为家属不同意，也就没有结果。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因凯迪社区对每个跟贴的字数的限制，此文的余下部分见下面一楼）楼主再次提醒：开始刊登此文的09年7月27日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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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一楼：　　在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会上，她用邓稼先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后来，1995年秋的一天，我在谈家桢家的书桌上见到几本“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年度纪念册，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两册的几张照片中，获奖科学家的行列里都有许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别，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举着一个装有邓稼先侧面照片的小镜框，严实地遮着自己的脸。虽然匆匆浏览，但还是给了我深深的触动。 　　许鹿希出席的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仪式。这个奖是由香港查济民家族出资设立的，规定只颁给在世的有贡献的科学家。但是1994年那一届，十个大奖得主中却有邓稼先这位已去世（1986年）的，评委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核科学中，论功劳贡献，不颁给邓稼先很不合理，所以尽管他已去世，也要给他这个荣誉。许鹿希是代邓稼先去领奖的。　　后来香港求是基金会也给我寄来了整套的纪念册。再细看其中许鹿希举着邓稼先的头像遮住自己面孔的照片，我仍然为之感动。我当即给许鹿希打了个问候致意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她显然有些动情：　　“那天我举照片得罪了好多记者。他们非要我把照片放下来，说应当正面的显示自己。我没有照办，所以有好多记者不高兴，拉我，要我放下来……宴会上，杨振宁和夫人坐在主桌，他们特意来找我，找了好久才见到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意思是太边上了吧。他们夫妻俩同敬了我一杯酒，杨振宁说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们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也是希望，这时候邓稼先如果自己能来……”　　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扑伏在椅背上抽泣的人就是她　　日，北京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座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来。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她的学生挡驾说，老师不接受任何采访。我再三说明来历，他就要我报出名字，十分钟后再打去。再去电话，他说老师愿意与我交谈，告知了另外一个号码并提醒我，许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那是我。”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同这个场合不合拍的，挺抱歉……”　　她再三问我“这印象不好吧？”那胆小纯真恰如一个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动。她这才说，“邓稼先那工作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别人都这样鼓励我。有个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请你一定坚强地把自己维护好，好好过日子，邓稼先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老哭。’我听了很感动。许多老同志也打来电话，没有一个责备我的。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虽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还感到抱歉，应该是高兴的呀！”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她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我回答“不是的。”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损伤，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的提心吊胆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狂喜。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我知道，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年正好是她母亲诞生一百周年，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她的父母。　　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弟弟小我一岁，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许德珩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我又提到当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学听到的介绍，许鹿希说，那老师说的情况确实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自己如有邓稼先这本事，早去换钱了。1971年杨振宁回国时，许鹿希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就有不少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向杨振宁要一个？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由人去说。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线，可以多活好多年。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得了结核病后来还活到了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　　“我们的孩子是新一代，他们也考虑人生有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说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前苏联的百万军队，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说到这里，话筒那边传来许鹿希轻轻的欣慰的笑声……楼主再次提醒：开始刊登此文的09年7月27日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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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03&&的原帖：1971年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就是被当时首次回国访问的老同学杨振宁从“牛棚”中解救出来的！[转贴]我是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书《英雄大爱》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版社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办的，其官网的网址是：。搜狐[span]“读书”频道连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网页的具体地址是：现将其中与本贴的标题所说的事相关的内容贴在下面（这些内容分别来自于搜狐所连载的此书的部分内容中的“邓稼先和杨振宁(6)”和“邓稼先和杨振宁(6)”）：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杨振宁访华，救了邓稼先　　杨振宁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邓稼先，无论是他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就说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国访问的时候吧，在上海一到飞机场，接待他的外事人员问他要会见什么人，他就开了个名单，在北京要见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个名单很快就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第 10 楼
14:13:01&&的原帖：这件事当时更惊险的内幕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标题：《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新民晚报》和《文汇报》都全文刊登了此文，由于此文篇幅较长，所以《新民晚报》的第B8版(版名:“阅读”)分三期(09年7月27-29日三期),分上、中、下三篇才刊登完此文，09年7月27日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央视的网站的一个网页上则刊登了此文的节选版、摘录版，那个网页的地址是：上篇：■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许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摄）&&文：倪既新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许鹿希不仅是邓稼先的夫人，还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女儿！不过许德珩1990年时已离世。――楼主附注)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中篇：■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 “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 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下篇：■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上，代邓稼先领奖的许鹿希始终用丈夫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九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学校通过北京市委找上门来，因为家属不同意，也就没有结果。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因凯迪社区对每个跟贴的字数的限制，此文的余下部分见下面一楼）楼主再次提醒：开始刊登此文的09年7月27日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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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41 &&
0:40:25&&的原帖：哪壶不开提哪壶&&&&哈佛大学有151人获诺贝尔奖 ，13多亿的国家为1个在争。。。 而且这第一个还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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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50 &&
正由于1957年他获诺奖时所持的是跟1949年以后全体台湾居民一样的“中华 民国”的护照、户口簿，所以我们便没把他算成是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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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 &&
中国公民杨振宁其实是第一个给诺贝尔奖抹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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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帖]第1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公民其实是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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