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对我国对外开放的认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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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2015年第5期 总402期 作者:石善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世界形势深刻变化,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意义重大。如何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相关国家间形成共识,取得成功,成为合作共赢的典范,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自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和全国各省市区都相继参与。因此,统筹和协调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组织架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对内对外两方面工作。要跟踪和研判国内外形势,做好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重大规划、重大项目、重大问题等设计与论证工作,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有效配置和整合现有国内外资源,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指导部门和地方开展工作,有效沟通和协调部门、地方的关系。合理引导地方政府“一带一路”建设,自上而下规范地方行为,谨防国家利益的“地方化趋势”。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其次,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各有关部门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要勇于担当,各负其责。加快构建、实施有关磋商和协调机制,积极做好规划、方案和具体事项的推进落实。第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强各地政府之间的协调。目前,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积极谋划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并提出各自的建设方案。但有些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理解出现偏差,更多是从“要政策、争项目和拿投资”的角度参与到该战略中来,因此导致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定位重合、项目投入重复、盲目竞争等现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充分理解和正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图,找准定位,把中央的战略规划与地方发展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强沟通磋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后,建立督查评估机制。中央、部门和地方要围绕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定督查方案和工作计划,层层把关,对政策落实和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综合评估,及时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总的原则是市场运作,政府引导。“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经贸问题,在推进过程中应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外交和安全问题,必须要服从大局,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进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自主性。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以商业化原则、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市场能解决的,鼓励企业商业化经营;市场难以解决的,采取政府介入等形式加以解决。要促进沿线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以企业为纽带,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逐步实现市场一体化。其次,政府部门要着力在宏观布局、政策支持、信息传递、平台建设、资金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海外保护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减少国内行政审批、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完善保险机制、加强政府和组织间合作等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尽可能减少企业对于各种风险的顾虑,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降低企业风险和成本。第三,注重引入民营资本和民间力量参与,发挥民间外交的推动作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三、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沿线各国的关系
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沿线重要国家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对这一构想做好外宣工作,有助于消除疑虑,增进理解。
(一)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环。我们应充分发挥中俄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扩大中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利益融合,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参与方和推动者,进而带动与之关系密切的中亚各国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来。在深化中俄关系同时,还应避免给外界尤其是美欧传递中俄结盟对抗西方的信号,减轻不必要的战略压力。
(二)自美方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任何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均将被美国视为潜在威胁。因此,美国因素将成为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看来,美方虽然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对前景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反应尚处于初步阶段,客观上也为中方提供了向美方增信释疑、增强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因此,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开展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合作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色彩。另一方面要在能源、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探索和加强中美务实合作的基础,使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格局,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三)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和互补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欧合作前景广阔。我们应继续深化与欧盟的沟通与合作,拓展合作渠道,争取欧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一带一路”与欧盟投资计划相结合。
(四)由于沿线国家存在着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性大,有些国家国内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国家间关系、民族宗教状况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等诸多消极因素,势必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间合作。要加强高层互访,建立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高层互访和双边交流的重要内容,增强政治互信,形成政治推动力;提升双边各领域合作水平,丰富合作内容,深化利益融合,调动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分国施策,不急于大面积铺开,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通过成功示范,逐步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识;要加强对外宣传,尽可能消除沿线国家的安全疑虑;要加大对沿线受援国家的援助力度,发挥援外资金的导向性作用,增强对外援助的战略性和实效性。
四、处理好道义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是中国处理同各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将义利兼顾的理念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政府层面,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能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对外援助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要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要积极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多边进程中;要理性承担国际责任,坚持责任、权利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在企业层面,要守法经营,不能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特别不能以破坏当地人文和自然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利益。要在驻在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打造与当地政府、上下游企业乃至老百姓牢固的利益、责任和情感纽带,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高度利益融合,用“义”的感召力获得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在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同时,还要确保国家核心利益的安全。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尊重各国平等、合理、合法权利的同时,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以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
五、处理好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之间的关系,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内经济合作。同时对于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比较优势。优先推进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建设、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包括优化贸易结构,培养贸易新增长点,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形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等内容在内的经贸合作水平;大力拓展产业投资领域,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以人文交流为支撑,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孔子学院的文化合作交流平台作用,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加强新闻媒体对外合作,与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支持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加强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等桥梁作用,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不断提高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合作力、形象亲和力,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六、处理好“一带”与“一路”的关系
“一带”与“一路”各有优势,各有侧重,因此在推进过程中必须要协同发展、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实现“两翼”齐飞。在现有基础和能力下,要明确主攻方向,突出重点战略。“一带一路”并行推进的同时,战略上要有所选择和侧重。在路线上应确定重点国家和关键项目,分类施策,采取不同合作方式。根据中国与沿线国家具体情况,应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集中力量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七、处理好“一带一路”与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合作平台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对接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与平台。首先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其次应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第三,要继续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工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八、处理好“一带一路”与区域开发开放的关系
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以沿边地区为前沿,以内陆重点经济区为腹地,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引领,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取得新进展。最终形成东西部联结、南北方贯通的国内互联互通局面,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全国范围内大流通,更好地推进区域开发开放。
九、处理好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关系,做到宣传到位,内外有别
要加强官方及非官方媒体督导,把握好宣传尺度。用恰当话语体系,准确阐释“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重大意义。要全面跟进,及时消除对“一带一路”的种种误读甚至是曲解,营造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要立足于国外受众,做好外宣工作。通过各种媒介、各类渠道,大力宣传“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强调“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突出“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要慎用西方话语体系,严防意识形态陷阱。要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开辟交流途径,创新形式内容,传递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
十、处理好“一带一路”战略近期、中期、远期目标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对外战略,既要注重近期收获,也要着眼长远。近期目标是夯实基础,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磋商沟通,与部分国家签署地区合作规划与实施方案;在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谈判、产业投资、金融、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国内保障体系和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中期目标是稳步推进,当前高标准自贸区和国际合作经济走廊骨架初步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重点领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全面建成。远期目标是全面实现战略构想。“一带一路”齐头并进,“五通”目标基本实现;以中国为主的亚太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基本建立;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沿线国家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全面实现。&
(责编:米惠惠(实习生)、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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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开启我国对外开放全新模式
  “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正由构想一步一步走向现实。“一带一路”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是一次重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双引擎”、“多点开花”的全新模式。大幕刚刚拉开,未来的建设充满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展现美好愿景
  习总书记于日出访中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开始浮出水面。在日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2016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三个“聚焦”和八项“切实”要求。即“聚焦”“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合作”,即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路”,即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八项“切实”要求是:“切实推进思想统一”、“切实推进规划落实”、“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切实推进舆论宣传”、“切实推进安全保障”。至此,“一带一路”的构想初步形成。日开幕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向世界承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日,习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进一步阐释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精神内涵,并描绘了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的美好愿景。
  “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刻背景
  “一带一路”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它是我国全面开放的新战略和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治理体系转型的应对。
  (一)国内背景剖析
  从国内区域开放结构转型来看,“一带一路”体现了我国全面开放的新理念。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度的失衡。“一带一路”则是一个全方位开放、全面发力的安排。“一带”起始于我国中西部,也主要经过中西部通向西亚、中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3/2广大区域的重任。而“一路”则集中于我国的东南沿海,我国已经确定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漳州、、北海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通过这些节点将我国与东盟、中亚、非洲、大洋洲和欧洲紧密地连接起来。而且这些地区还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这样,通过“一带一路”,我国的对外开放就形成“双引擎”、“多点开花”的全新模式。
  从要素流动结构来看,“一带一路”构想顺应了我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动向。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须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所以,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年至2012年,我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技术改造,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根据可比口径的测算,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吸引外资仅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拐点已经显现。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16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为1340亿美元,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差额进一步扩大到490亿美元。中国从原来以资金输入为主的国家,已经转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资本输出的背后实际上是产品和产业的输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我们的经济面临着全面的转型升级。
  (二)国际背景剖析
  从各国贸易政策主张来看,根据欧洲中央银行官方报告的数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大致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从1990年到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年均速度高达6.9%。但是,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长乏力,速度开始回落。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后的2008年至2015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只有3.1%,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缓慢至2.7%,与全球GDP增速(2.4%)基本持平,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与2015年持平,也是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五年低于3%,全球货物贸易金额(以美元计)猛烈收缩了13%。在这一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然而,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逐渐对开放和全球化问题形成了共识,按照龙永图先生的说法,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科学技术发展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全球配置资源;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实现全球化的手段;实现全球化的载体就是跨国公司。在这些理念和政策主张之下,中国不仅承担着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开放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推动国际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重任。“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处于艰难时期中国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举措。
  从全球经济结构转型来看,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其战略,而是继续布局长期掌控世界能源及大宗商品市场。然而,美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金融业的泡沫越吹越大。到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爆发。特朗普上台之后,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对于实体经济的重视引人注目。中国长期以来采取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并借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实际上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步成果
  “一带一路”有着全新而成熟的理念,有着国际国内的迫切需要,所以,从“一带一路”提出到现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已经收到了出乎人们预期的效果。
  1、政策沟通不断深化。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我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越南、巴基斯坦、波兰、英国等有关国家协调了相关规划及政策,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2、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率先发力。4年来,我国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铁路、港口等项目,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的是大量投资。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3、贸易和资金融通便利化有所改观。4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4年来,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主力,形成了多层次的融资网络。亚投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已经形成。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加快了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资金融通。我国的交易所竞购了巴基斯坦交易所部分股权,中国三家交易所与德交所集团在法兰克福合资成立了中欧国际交易所。4年来,中国有2家证券公司在沿线国家设立了子公司,沿线国家有32家机构在中国取得了QFII资格,有32家机构取得了RQFII资格。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资料,沪深两市迄今已有963家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建设。此外,在人文、社会等领域,我国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从动态上看,“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成绩,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市场创造,它正在从构想一步一步地走向现实,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无论今天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也无论遇到何等艰难险阻也都无须夸张,这一由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大合唱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未来的建设一定充满机遇和挑战。
  第一,规模经济和边际递增的机遇。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我国实际上与沿带、沿路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开展了多项投资和合作。以自贸区为例,目前我国有关国家、地区在建的自贸区共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4年间,投资、合作的规模加速扩大,其整体已经具有了相当规模,投资的边际递增效应正在显现,未来的“一带一路”红利将不可估量。
  第二,产业与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我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而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恰好被合理估值,这会产生巨大的生产者剩余;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某些产业、产品失去了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创造空间。在技术创新方面,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政策推动下,一批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电商、共享经济模式不断涌现,而这些技术极容易移植到其他国家,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互联网的“一带一路”,也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三,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我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乃至大量企业和个人正在针对“一带一路”的具体情况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也在探索各种金融创新,这期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和跨国投资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和投融资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期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当然,“一带一路”的实施既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时刻保有风险的警觉。
  首先,沿“带”沿“路”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通常政治并不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政局变动,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对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此外,“一带一路”也会穿越那些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也会带来巨大风险。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和社会安定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再次,实施“一带一路”必须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甚至所需投入是以百万亿计。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情况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必然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和产业的“空洞化”。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有些地方为了套取政策利益或为了“政绩”,不切实际地搞一些所谓的“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对于这样的“面子工程”风险必须警惕。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责任编辑:周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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