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 ～1.22
我的图书馆
南宁会议 ～1.22
　　南宁，轻风吹送细雨。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　　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工作会议开得不轻松。开会通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会议内容很多，毛泽东的讲话也极丰富。经过充分酝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毛泽东的笔下诞生。　　然而反“反冒进”主题的开始，使气氛骤然紧张：《人民日报》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的原件千里迢迢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圈点批画，情绪激动，并在会上不断插话，大批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从1月11日到1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　　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求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是“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说，“反冒进”的教训是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　　周恩来由于工作关系，原本并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也没有听到毛泽东的那些讲话。13日，他飞赴南宁参加会议。当晚，毛泽东与他和刘少奇谈话到深夜。后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相继出台。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在1958年9月以前酝酿一下他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组织鸣放辩论，征求意见，以取得多数人同意，使他能够离职后专做党中央主席，以便更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也使他有可能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他对“暮气”两个字耿耿于怀，他认为：我们都有些暮气，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革命朝气的对立面。　　而这样的对立面，在毛泽东看来，是非打倒不可的。　　南宁会议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邕江冬泳，力显英雄本色。一封短信，“干涉”地方报纸。从没怕过蒋介石的人怕越下越大的雨　　1月7日的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下午2点多种，梁亚华等几个青年运动员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　　练得正欢，忽见教练叫他，小梁连忙上岸。教练把他带到一位负责人那里。那人告诉他，马上准备，有紧急任务，具体就是陪首长冬泳。　　首长冬泳?小梁心里琢磨着，冬泳可不像夏天游泳那么自在。会是哪位首长呢？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开到邕江边。那里，已经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选择合适的地点。　　20分钟后，首长到了，竟是毛泽东!他在省委覃应机等的陪同下，走下轿车，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　　毛泽东1月5日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10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1000多米。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皮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毛泽东在南宁的作息时间和往常一样，是上午休息，下午安排些会议和活动，晚上通宵达旦地工作。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13期上首次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办好省报问题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就是毛泽东1月12日凌晨，在紧张工作后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时挥笔写下的。　　刘建勋，当时是中共广西省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当时是中共广西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给这两位广西的“父母官”送去了几份各有特点、编得比较好、比较引人看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在信中说：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每到一处，总要把当地的报纸拿来翻阅研究一番，借以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和基层思想动态，并把这些同自己的所思所虑相映照。毛泽东自己也习惯动手写东西，一般不要秘书代办，即使对中央别的负责人，他也总要“干涉”一下用秘书多的问题。对报纸的宣传，他十分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他亲自动笔写过不少社论，亲自动手修改的更不胜枚举，这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党的主席，他更是直接抓《人民日报》的工作。现在，他对广西的省委书记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他们抓省报的工作，写好社论，办好报纸。　　如此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空谷来风。这些天在南宁，他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么一些问题：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与学逻辑……他在1月16日的讲话中，就主要阐述了这些问题，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领导干部学理论，讲究文法词章，是毛泽东一贯也是特别的要求。从他身边所用秘书的博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经常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的部长们，也一定深有体会。那些言不及义、枯燥无味的报告往往会被毛泽东搁置一边，甚至会受到不轻的批评。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直到10个月后才由毛泽东亲自许可公开发表，引起新闻、报纸与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重视，此为后话。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跋山涉水长途运来优质的汉白玉石、大理石和花岗石扩建这封指示信的纪念碑，则是后话了。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此次在南宁，还经历了一次虚惊。说是虚惊，其实也确实是令人不得不防。不过毛泽东却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那样的勇气和胆略。　　那是1月17日深夜1点多种，我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那时，台湾海峡不平静，风来雨去，瞬息万变。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心里紧张：别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一刻不敢怠慢，何庭一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却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卫士长：“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已经有些很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毛泽东又加重了语气。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埋头去看他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楚辞》。他看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外边的世界。　　1月22日，南宁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了4万多各族群众。　　也是不凑巧，安排下午4点钟的接见．不到2点钟，天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水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不停。　　还没出发的毛泽东眼望屋外，在想着什么。一会儿，他让卫士请来省委的刘建勋和韦国清，对他们说，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的确，安排4万多人的接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人群早已按指定的地区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他们在等待，即使是风吹雨淋，也在朝一个方向等待着、翘望着，谁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呢?　　4点的接见提前到了2点多，毛泽东冒着雨来到公园。沸腾的人群欢呼着，盖过了风声雨声，冷雨和热泪一起流淌。
　　雨越下越大了。在连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在青年们敬献的鲜花束中，毛泽东迎着人群走过去。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脸上和御寒的风衣上早已滴满水珠。　　接见结束，毛泽东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叫他们先回去吧!”　　专机接来两个“冤家”，也搅起事关三峡工程的一场争论。输也好，赢也罢，嫌一万年太久的毛泽东说：“两百年太少了”　　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毛泽东指着那本地图。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毛泽东说着，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　　林一山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由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不住点头，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21日，毛泽东重点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情况，以及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问题的分析。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馆藏&11548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