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述晚清外国传教士来华的影响（2018年湖南大学）

论述晚清外国传教士来华的影响（2018年湖南大学）

传教士在华活动众多，身份特殊，整体评价颇难，若取其一两面或几面研究，难免偏颇。建国以后，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作用的评价也经历由单纯批判传教士侵华到客观评判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作甩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受当时政治环境与革命史观的影响，研究者对传教士鼓吹、参与侵华，掠夺、奴役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反对民主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等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传教士的罪恶活动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对传教士评价仍没有摆脱文化侵略史观影响，对其在华作用多给予否定。如陈景磐认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刨办医院和学校，都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其目的是要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当然，并不否认在传教士当中也有一些有真才实学、愿意帮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但是他们又往往不知不觉地被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文化教育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时，则主要赞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唯心主义的一面，抹杀或歪曲中国文化中唯物主义的内容和优秀的科学、艺术等，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所创造的、对人类做过伟大贡献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张力、刘鉴唐认为，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本国政治服务，是侵略中国的工具。但也应看到，传教士也曾在华出版书籍报刊、办学、兴医等，以传播西方科技、发展文化事业为招揽人心的手段，在客观上对中国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说，传教士办学的目的是想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中华民族，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

对于传教士维新变法中的作用，顾长声认为，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不仅提出改良主张，企图影响维新派，而且直接干涉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提出的诸如修铁路、开矿藏、办学校、设报馆和革新政治、扩充贸易等改良主张，似乎和维新派提出的措施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维新派根本不同，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传教士变革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变为某一外国或数个外国的殖民地，是为了更加便利于外国对中国进行掠夺。

对于传教在士在近代从事的慈善事业，张力、刘鉴唐认为，本质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施贫是一致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小恩小惠，只不过是组织形式新颖，一时能博得人们的好奇心罢了。其最终目的是奴化中国人民。再者，慈善机关并不慈善，一些传教士把中国人当临床实践的试验品，草菅人命；一些传教士不仅残害中国儿童，而且通过慈幼事业干涉中国内政。当然，也必须承认，传教士医生在客观上曾把西医的科学技术知识引入中国，也曾为中国训练出一大批西医及护士。

9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开始从传教、教育、慈善、社会改良、妇女事业等方面全方位考察传教士在华活动，开始以现代化视角研究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对其活动评价也趋于客观。

1．对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学者给予积极肯定。熊月之探讨了教会学校的贡献，认为教会学校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不仅限于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也包括引进、示范西学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多，但论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不容忽视和低估。它对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毋庸讳言，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崇洋媚外、甘心为殖民主义者效劳的洋奴；但同时也培养过许许多多近代中国第一代懂得西方科技，知名或不知名的科学家、译员-、教师、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晚清中国，报刊和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传播，其报道的内容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作用，并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问题进行思考。王立新认为，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还提出了种种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如“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中西并重说”、“综合融会说”和“鉴别吸收说”。尽管传教士的活动挟带着宗教的和种族的偏见，其设计的各种方案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正确模式，但他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提出的一些思想为中国思想界所继承，为后人全面、正确地认识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对传教士从事的慈善事业，学者也多有讨论，并重新认识。李传斌分析了教会医院作用，认为教会医疗事业的慈善性质主要体现在教会医院上，正如教会中人所言：医院“为慈善动机之最明显的表示”。事实上，教会医院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社会救济和红十字救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任云兰认为，西方传教士在近代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⑤周秋光、曾桂林认为，作为传播上帝福音最有效的手段，教会医疗、育婴、赈济等各项教会慈善事业最初虽为传教而设，然而民国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已无障碍，不再成为问题，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遂日渐淡化而趋于世俗化，在客观上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在评判教会慈善事业的功用时，我们不应再简单、划一地批判或指责其充当“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而要实事求是，从具体分析人手，进而整体把握，以免因噎废食。

3．传教士在华妇女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日趋成为近年来学者研究关注的话题，在观点上多对其贡献给予肯定。裔绍印认为，西方传教士开展的有关妇女的社会改良活动，主要是为了他们传教开辟道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开展与人们妇女观的改变。南治国在分析教会女学影响时认为，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王海鹏在分析传教士介绍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作用时认为，在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最早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进行的。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做了不少开通风气的工作，影响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妇女风俗的改良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入教妇女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妇女的变化并不大，传教士、基督教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妇女的处境。

4．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也为学者所关注，并作出了理性的分析探讨。潘家德分析了传教士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认为传教士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宣传变法思想，与维新派交往，参与维新运动，其目的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传和领导的维新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提出改造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要使中国最终皈依基督教，实现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传教士的活动却也从另一个方面竖起了一面“变革”的旗帜，为中国维新派从事改革注入了一些催化剂，从而推进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龚淑林探讨了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认为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王立新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就其在华活动的积极意义而言，传教士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和风俗规范传入中国，参与了中国的各项改革运动，从而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诱发了近代中国人寻求变革的意识，刺激了改革派倡导者和现代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参照模式，因而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而就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负面影响而言，则表现在：传教士是按照教会和西方的意志来规范、干预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企图让传教士担任中国改革运动的主角；他们传入的是在宗教世界观指导下被笼罩一层‘圣光’的劣质西学，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传教士鼓吹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他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模式“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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