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除了香港，英国还归还了另一座城市给中国，如今此地富的让人羡慕！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有着五千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潮河里面出现了很多强大的朝代，例如我们国家的汉朝，唐朝，明朝等朝代，在这些时期我们国家无论从创造力，军事等方面都是在世界上可以排在第一第二的，甚至在满清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都是世界强国，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没有几个能与我们国家相提并论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自身却还没有认清自己，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自称为“天朝”，国家腐败不堪，而此时的西方一些国家却在悄悄的发展起来，为此到了晚清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开始来欺负自认为“天朝”满清了。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英国在1840年对我们国家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我们国家的国门，英国也成为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侵略我们的国家，之后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国家开始对我们国家进行侵略。
由于满清的腐败，再加上统治者的软弱为此在这次鸦片战争中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在这个条约里面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直到1997年香港才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而今年也正是香港回归的20周年，如今的香港已成为我们国家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了。了解历史的朋友就应该知道，英国除了占据了香港，还占据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海滨城市，如今的这个海滨城市也发展的非常的不错，让很多的城市羡慕。而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城市吧！
这个城市就是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威海市的威海卫。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海上霸主，世界强国，在占领香港之后，英国还想在我们国家继续占领重要的领地，首先被他看上的就是旅顺，但是当时的旅顺已被沙皇俄国盯上，为了不与沙皇俄国产生矛盾为此英国就将矛头盯上了威海卫这座城市。
英国看上威海卫的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威海卫的地理位置优越，要知道控制了威海卫就相当于占领了黄河入海口了，可见其地理位位置的优越性。但威海卫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经被日本控制了，为了得到威海卫，英国还与日本进行了利益的交换，最终威海卫被交换给了英国，之后清朝与英国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但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是签订的租订条约，威海卫最终的专属权还在我们国家。
满清朝被推翻之后，在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我们国家在一战中取得了胜利，作为战胜国我们国家自然而然跟英国要回租给他的威海卫，要知道威海卫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港口，对我们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还租给英国可能会在给我们国家带来麻烦，为此当时的北洋政府就非常强烈的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
但是英国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回应此事，而是一直拖，直到1929年的时候国民政府跟英国进行谈判之后，英国才开始对此事上心，最终在1931年10月1日的时候，英国迫于国家压力将租给他32年的威海卫归还给我们国家了。
揭秘：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
1945年苏联进军东北
来源：百年潮2003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中国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大陆的租界地，惟有一块地方仍旧被苏联占用，成为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到1955年，旅大地区才完全回到祖国的怀抱。苏联为何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顺口，这个海军基地又是如何归还中国的？对于这段历史，凡研究国史的论著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笔者在俄国解密档案及苏方当事人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到大连市查阅档案文献并进行采访，了解到许多情况，从而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
日本投降后，斯大林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旅顺口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顺港，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日俄战争前夕的旅顺军港。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顺基地转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个东北都陷入日本的控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以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答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联手，一暗一明，一软一硬，劝逼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在8月9日以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迫使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由中苏两国舰船使用，为期30年；基地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进行管理，委员会由2名中国代表和3名苏联代表组成，苏联为主，中国为副；旅顺地区的民事行政权力属中国，但人员任免须征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中国，但如发生对日作战，则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大连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设备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金县石河驿。8月2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降落。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一万余人。9月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
此后，旅顺、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顺口海军基地名为中苏共用，实为苏联独占。而大连市的主权虽属中国，但苏军占领当局既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也拒绝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空运部队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大连的地方行政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配合苏军当局行动，以保证旅大地区成为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的确为支援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应该承认，其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手中，至于旅顺基地，更是中国人无法问津的“特区”。(笔者1996年5月采访韩光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5年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从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利益冲突的角度看，中苏两国共同关注的有三个问题，即东北问题、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过，到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蒙古问题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1946年的全民公决，外蒙古已经如斯大林所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新疆问题则已不在苏联的考虑范围之内--经过1945年对三区革命的调停和1949年对刘少奇的许诺，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将不再插手新疆事务的立场；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而可能导致新中国与苏联利益冲突的只有东北问题了。俄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取得一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这一战略就是通过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终点旅顺口的占领来实现的。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收回沙俄在中国的权益，指的正是东北问题。因此，对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口，苏联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不过，从利益的角度看，长春铁路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旅顺基地则主要在军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急于收回长春铁路，却没有守卫旅顺基地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斯大林缄口不谈长春铁路问题，而提出苏联可以提前从旅顺撤军。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协定中还有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这自然是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需要和结果，同时也为苏军继续驻守或将来重返旅顺港留下了机会。对于毛泽东来说，关键是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场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旅顺口，当时中国的确无力驻守，也就乐于借用苏联的海军力量。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时还将苏军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等，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但大连造船厂改为中苏合股企业，大连铁路局和铁道工厂等属双方共同经营的长春铁路财产，也不在移交之列。
此时，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部队，总计约30万人，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会议，但鉴于邀请中国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动议被拒绝，且和约条款中没有规定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所以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牵涉到旅顺基地的命运。
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已经临近，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则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这一要求当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过，斯大林的考虑更加全面。他在4月2日回电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作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
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由于苏联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了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中苏会谈公报发表后，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拥护，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映不大。”不过，旅大地区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笔者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因此，苏联延长在旅顺驻军，引起了中国当地军民的不满。据旅大市甘井子区苏军飞机场负责人反映，“中苏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学生对苏联同志不够尊敬。苏联妇女抱小孩上电车时也不让座。对上电车的苏联军官，过去不推不挤，现在又推又挤，个别的还有打人现象。”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重视苏军驻守旅顺基地的作用。1953年2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35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先是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于1953年6月击败了贝利亚，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5年2月把马林科夫排挤出核心圈子，从而逐步树立起个人的领导权威。在这场政治和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所依靠的，在国内是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和人事关系，在国外则是通过党的系统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联系。而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而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这包括：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出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看，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
但接着又出现一份文件，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就是1954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维辛斯基的请示。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访华决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文件上有手笔将此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引者）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文件上有手笔将“从那里”一句划掉--引者）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
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达了赫鲁晓夫力主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遇到了阻力，而不同意见主要是针对旅顺口撤军问题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几天以后，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提交的报告，以及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及所附决议草案，都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
在目前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没有关于此后情况变化的材料，但当事人的回忆弥补了文献上的缺憾。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在回忆中谈到了苏联代表团赴中国之前的准备工作。
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断详细地过问援华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扬去汇报。赫鲁晓夫“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直到9月25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来，外交部9月15日方案是被苏共中央否决了。因为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的方案，代表团团长已经改为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还旅顺基地的内容。
9月25日晚上，米高扬再次认真地阅读了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的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当确定已经吸纳了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米高扬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定了表决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因他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什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件，并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午夜12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在前厅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此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消息。他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团会议。
9月26日上午11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科瓦利简短地报告了表决的情况以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罗希洛夫回答说：“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感到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便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述说自己的理由。
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后来根据中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请求，有关旅顺口的协定已经延长了。赫鲁晓夫语气坚定地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鲁晓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就此结束。
苏联军队撤出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才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
然而，双方在旅顺口武器设备的处理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出时，不仅将基地的设备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苏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钱。周恩来坚持想无偿得到这些武器，赫鲁晓夫没有让步，他回答说：这是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我们希望，这批武器能够按照我们建议的条件进行移交。我们还没有从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已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同意我们的意见。请正确地理解我们！于是，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出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这次中苏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地形成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苏军在撤退前还是做了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蠢事，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官兵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可能是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也可能当时未加认真考虑，遂于11月27日复电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予以协助。
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
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出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次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请大使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对此提出苏方的看法。
《旅顺口》是苏联作家А.斯杰潘诺夫撰写的小说，曾获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47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周恩来在1950年1月乘火车赴莫斯科途中看了这本书，印象很不好。周恩来认为，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些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其他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特别是书中丑化中国人，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周恩来感到十分气愤。
周恩来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说，“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失败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在战争中英勇阵亡，被俄国人誉为旅顺防御的“灵魂”。马卡洛夫原是海军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很有才华，战争开始后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在海战中触雷，舰毁人亡。在沙皇制度腐败，众多将领庸碌无为的日俄战争期间，康特拉琴科和马卡洛夫确是俄军中的佼佼者，是俄国的民族英雄，但对于革命来说，他们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占领者和侵略者。试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能容忍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
2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的意见电告旅大市委，并叮嘱即将到旅大地区慰问苏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如苏方再提出此事，可答复由两国政府商定。如苏方讲建立的理由，可以列宁和苏共党史的表述进行回答。3月8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2月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通过向苏军学习，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
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
接收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了大量海陆空三军设备。
武器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不错，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上层调解，才解决了问题。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而中国军队则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离回国。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和结果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05期
原题: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行动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政治需要，或者由于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拟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新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一种非常适应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远东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
从表面上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是消灭日本关东军，与中、美、英等同盟国一道，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结束战争，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然而，如果揭开遮掩在苏联这一举措上的帷幔，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人们不难看到，对日宣战实际上是苏联实现其战后远东外交战略的起点，是实现（或者说是恢复）其在远东权益的既定方针。而这一方针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奉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外方针，对周边地区和国家，或直接掠夺领土、扩大疆界，或利用军事、外交手段实施控制和影响，以此建立起一圈环绕俄国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这一外交战略的实行，不仅体现在欧洲（如对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体现在亚洲（如对中国的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为沙皇俄国进一步在远东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机会。一个貌似强盛的东方大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沙皇俄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干涉还辽”为契机，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开始向中国东北渗透。通过开设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东省（中东）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一个独占中国东三省的“黄俄罗斯”计划开始全面实施。不到10年的时间，沙俄一举实现了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及不冻港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目标。然而，好景不长，沙俄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及其在华利益，终于导致了1904－1905年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果，沙皇俄国战败求和，从而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此后，沙俄的远东政策略有调整：一方面将其矛头转向以中国为宗主国的蒙古，积极扶植亲俄势力，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实现“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一方面迫于德、俄矛盾日益激化而在远东与日本结盟，通过4次“日俄密约”的确保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
日俄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点燃了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为了新政权的生存和巩固，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一方面主张国家平等和民族自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的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归还和恢复被压迫、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一方面号召、支持和策动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这种政策在现实中陷入了难以解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实行前者，一旦对方采取对苏俄怀疑甚至敌视的立场，那无疑是太阿倒持，增加了对苏俄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如果实行后者，一旦革命兴起，又无疑是引火烧身，造成对方执政当局对苏俄的不满和敌视。显然，这是一种两个命题都正确而又相互排斥的二律背反。这种矛盾现象在苏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皇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是，苏俄的革命主张和号召引起北洋政府的不安和怀疑，而中国当局的这种心态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又使得苏俄不得不从自身利益出发，始终不愿意实现其诺言并对实现其诺言的结局深表忧虑。中俄谈判往来反复，旷日持久，无非是在外蒙古独立和归还中东铁路这两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双方坚持不肯让步，“对华宣言”终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摆脱这一矛盾，苏联政府在两次三番派代表与北洋政府周旋的同时，积极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的革命力量联系，鼓励和支持各种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期望在中国政权的更替中走出外交漩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一希望破灭之后，苏联转而采取强硬手段，通过中东路战争以及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外蒙古独立来保证其在远东的权益。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苏联面对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恶性膨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欧洲方面。而在远东，苏联一方面对日本采取妥协、中立的态度，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而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中东铁路，以此安抚日本；一方面暗中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力促中国各派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此牵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通过这样的远东政策，成功地保证了其东线的稳定和安全。但是，如果以为斯大林就这样放弃了俄国传统的远东战略，就完全错了。
传统的力量的确很沉重。为了洗刷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所遭受的耻辱，欧洲战局稍有好转，斯大林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敬礼并献花圈。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情况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是仅仅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使然。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声明中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其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对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斯大林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说：“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他请美国国务卿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之一。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中苏两国政府关系已经陷了僵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迫使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已完全改变：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不过，斯大林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意愿如何的。
无论从苏联的远东战略要求，还是从苏联的军事力量来看，出兵对日作战在苏联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国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不急于公开表态，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东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的，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
其二，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参战，而在于是否能够尽早参战。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是美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根本动因。因此，斯大林一旦表示出参战的意愿，罗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国此时所处的地位，正像两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参战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何时参战。美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早地参战及全力投入进攻，是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美国军方提出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太平洋战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据丘吉尔回忆，英、美曾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很可能需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比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国制定的“奥林匹克”战役作战计划和7月24日由英、美参谋长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对日战略目标报告都提出，实施对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陆作战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开始，而占领日本本土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计是1946年11月15日。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登陆作战前参加对日宣战，既可以将日本关东军主力吸引到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又可以加快战争进程，尽早地结束战争。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军事战略方面，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将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时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机会选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的中立状态，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尽管美国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时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显然是不可能了。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到1945年7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联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了。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7月31日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当然，期大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还会更大些。
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是一直没提出参战的条件问题。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斯大林主动提出参加对日作战时，据赫尔回忆，苏联也没有提到任何附加条件。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让赫尔转达这一信息的目的：苏联出兵是不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选择10月25日，即刚刚确定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这样的时机透露这一信息，无非是让美国先行与盟国去磋商让步的条件而已。果然，斯大林因蒋介石参加而拒绝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而罗斯福则在这次会议期间开始探询中国的态度。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蒋介石得到中国将在战后收回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的保证后表示：当时机成熟，如果中国主权不被分割，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
罗斯福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的允许后，第二天便赶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午餐会谈时，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将要发表的《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接着，当谈到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入口问题时，斯大林问道，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丘吉尔要斯大林谈谈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斯大林显然不愿过早地谈出他的全部考虑，但又不能放弃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紧接着又提示性地补充了一句：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担心苏联不明确表示态度，因此抓住机会接过话题说，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而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罗斯福还表示，在国际保证之下中国人会喜欢建立自由港的主张。会议记录表明：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开罗会议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发表，恐怕就是为了取得苏联的认同。
事实表明，就苏联对远东的要求而言，德黑兰会议还只是序曲。因为这时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大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1944年的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谈到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时说：虽然还没有确定对日作战的最后日期，但计划工作应立即开始。又特别补充说：“而且，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加以考虑。”这无疑是表明。苏联要正式谈谈在远东出兵的条件了。罗斯福接到哈里曼的报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给蒋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苏联将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全部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访斯大林时，得到苏联明确而具体的答复。斯大林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同时强调，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路现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着，苏联有权保护通往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该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现在均为敌人所封锁。这时，斯大林（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斯大林在答应“这可以讨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在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于是，以此为基础，斯大林和罗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哈里曼（译员波伦）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译员巴甫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在讨论了某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后，斯大林说他想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说，他已收到斯大林与哈里曼谈话的报告。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交给俄国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没有困难。关于远东不冻港问题，罗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兰讨论时曾建议给苏联使用的是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港，并说还未与蒋介石讨论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国人说话。但罗斯福又表示苏联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向中国租借，或者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赞成后一种办法。罗斯福还说，希望香港也成为自由港。斯大林接着提出使用满洲铁路问题，并特别提到沙俄曾使用过“满洲”铁路。罗斯福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2.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谈到这里，斯大林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谈话快结束时，斯大林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能由三大国将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罗斯福表示同意。会谈后，苏联便很快准备出一份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建议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看过这份文件后指出，美国总统必将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俄中联合委员会经营，而且所有协议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赞同。当晚，斯大林与罗斯福单独交谈时说到，他同意“满洲”铁路由联合委员会经营，也不反对要得到中国人对所达成的协议的确认。但他补充说，中国人还应该同时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斯大林也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但仍坚持以租借原则使用旅顺口，而那里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罗斯福接受了这一改变，并承担了责任，苏联一旦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与蒋介石磋商。于是，以上美、苏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便成为第二天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部内容。剩下的就是在适当时机劝说中国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了。
为了保密，在雅尔塔会议的公告中没有涉及远东问题，同时苏联还扬言对远东问题不感兴趣。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与回国述职的顾维钧谈话时表示对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深为关切”，但顾维钧所能奉告的只是在伦敦听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蒋介石命顾尽快去美国打探。不久，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电报说，他访问罗斯福时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罗斯福回答说：“斯大林提出3条：1.承认蒙古的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对于以上3点，电报说罗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中东铁路主权仍属中国，但可以由中、美、苏三国派代表实行托管；关于军事港口，旅顺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是主权仍属中国。3月18日蒋介石与顾维钧密谈时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的回忆称，魏道明还报告说，当时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与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罗斯福为使中国能接受雅尔塔协议，确实用了一番脑筋。由于蒋介石以研究为由压住了对魏道明电报的答复，3月22日罗斯福又直接给蒋介石发电，再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复。这使蒋介石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甘心把中国的权益出让给苏联，一方面又很难拒绝罗斯福的建议。毕竟，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美国帮助的。
斯大林要求美国承担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责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中苏关系因新疆纠纷此时正处于紧张状态，二则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深感忧虑。相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则日益密切。所以，斯大林需要罗斯福做他的说客。当然，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通过美国不断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总之，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能说服美国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罗斯福逝世后，蒋介石又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说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并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斯大林十分清楚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会谈时再次明确地表示，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杜鲁门6月9日便致电赫尔利，让他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许诺正式转告中国政府。6月10日左右，蒋介石给宋子文发去几个电报，关于旅顺问题谈判方针的态度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只是强调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指示宋子文准备去苏联谈判。这样，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还有些不情愿以外，蒋介石在中苏之间的谈判开始以前，基本上默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这时斯大林的确摆脱了苏维埃政权初期外交战略的矛盾困境，但他的做法是同时抛弃了这两条原则：既不放弃沙皇俄国在远东已取得的特权，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6月30日，宋子文、蒋经国等携带蒋介石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达莫斯科。中苏之间开始了正式谈判。鉴于蒋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尔塔协议的条件，所以，宋子文在会谈前估计，谈判的困难主要在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当中国代表团坐到谈判桌前时，宋子文才明白中国过于低估了斯大林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的手段。会谈中，斯大林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镇静自若的风度。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是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3.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
中苏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虽然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中苏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6个问题尚未解决。
然而，当8月7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前时，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当然，苏联发出这种信号不过是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利时机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这就是说，当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国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
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成果
实际上，当苏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早已成为定局。
8月17日，日军提出停战交涉，苏联认为，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而一旦宣布接受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1.划定外蒙的边界；2.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了，但是斯大林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托过去了。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询问的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隆以后3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3个月内撤退完毕。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特考夫斯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的重工业。中方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斯莱特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利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勿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苏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目的所在。
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在远东的举措，是自推翻旧政权以来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