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如何铸造核心竞争力
&&&&也许都认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仍处于低端组装环节，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2011年我国彩电、手机、计算机等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48.8%、70.6%和90.6%；但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实现利润仅为美国苹果公司利润的40%。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指出：我国低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尽管拥有较高的占有率，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则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制造”何以持续竞争力？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势下，我国低端制造产能相对过剩，高端设备需大量进口；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面临着能力不足和动力缺失的双重制约。我国沿海地区许多通过“代工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小企业，因欧美市场的萎缩而倍受打击，而注重创新投入的韩国三星集团，则不断通过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把握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权顺利渡过难关。
&&&&第二，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国家将重新回归并更加重视“高端制造”，如美国将“再工业化”作为其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科技界有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服务”，这将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如“人工智能设计”应用于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使制造业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数字化服务”包括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如果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等高技术服务集成应用于制造业，那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美国“再工业化”并非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致力于通过强化高技术服务引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欧盟也制定了《欧洲2020年》，提出实施“打造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原有的投入模式，新材料、3D打印以及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使得依靠较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就能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成为可能；未来的生产制造将更有弹性，制造业将远离大规模制造模式，向更具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发展，这既对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等软性知识和服务要素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制造业向研发和售后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提供了巨大契机和强大动力。
&&&&因此，专家建议，必须加快发展以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特征的高技术服务业，改变以要素资源投入和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的低端加工制造模式，不断提升“高端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服务业，是以创新为引领、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核心，围绕高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它既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研发设计、成果转化、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还包括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催生的一批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数据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1/3左右，占服务业总量比例已超过60%。责任编辑：韩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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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委员：美国制造业走进死胡同，中国不会这么干
&&&&来源：&&&&
2017年全国两会时间正式开启！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请来社科领域的代表委员，对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深层次解读，让我们与专家学者一同话改革、谋发展。本期独家专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共话振兴制造业大计。
核心观点：
1、 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全球化，使我们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现在要寻求建设制造强国的环境和机制，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2、 在我国的新型全球化战略下，着力振兴制造业、实现制造强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机制和基本路径，跟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
思享者：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模式有什么特点？
刘志彪：中国制造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把中国制造的这种全球化发展的特点，描述为基于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过去三十多年来，这种经济全球化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特征：
一是在收入较低、内需较小的前提下，直接瞄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生产和加工；二是采用国外技术和设计、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国际代工；三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四是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生产、装配；五是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等等。
思享者：这一模式取得了哪些效果和利益？
刘志彪：一是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消化了国内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二是中国企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订单，在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三是通过国际代工的技术外溢和竞争驱动，中国本地制造企业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管理技能，为创造自己的独立品牌奠定了微观基础。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国和高技术工业国，在这一全球分工结构中也获得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其生产技术和设备等获得了来自中国市场的巨大支持，因而也取得了具体的实际的利益。
思享者：为什么不能再按照这一成功路径继续发展制造业？
刘志彪：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既带来机遇和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主要表现在过去攻城掠地、无坚不摧的制造业附加值贸易活动，已经到了难以为继、必须转换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
第一，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在目前全球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靠国内需求很难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第二，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陷入成本和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升级。中国现在面临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低价竞争优势正不断地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价竞争态势下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不能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容易导致产业竞争力衰减。
第三，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可能会抑制我国经济转型为自主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中国企业做的是跨国企业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收取微薄的加工费。这会让中国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欲望和动力。而且一旦进入这种代工体系，很容易被跨国企业“俘获”和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自我设置了障碍。
第四，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表现为一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的中国制造业，缺少与大买家进行性讨价还价的市场势力和必要资源，因而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收入；二是制造业需要密集的资本投入，在资本所有者为外资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头都自动地流向了发达国家；三是过度发展的低端制造业，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压价竞争格局，恶化劳动者地位并不利于其收入提升。
此外，我们还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体，长期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也会使一些发达经济体认为是中国的原因而导致其经济结构失衡。如它们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会被迫向国外转移，造成其本国产业出现所谓的“空心化”趋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 “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
思享者：美国用保护主义的办法发展产业，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这种手段呢？
刘志彪：当前我国面临的逆全球化趋势，可能意味着我国通过吸收FDI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也走到了尽头。
当特朗普说要限制自由贸易、保护其市场和产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上向全球斩钉截铁说，“我们应该向保护主义说不”、“谁也不可能阻挡资本、技术和产品的交流”。在去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的基本主张，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他提出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的命题，以此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未来世界经济调整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1）出口商品为主可能变为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可能变为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3）利用别人的市场扩张经济可能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张经济；（4）以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吸收FDI，可能变为向技术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可以预言，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价值链，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等等。
习总书记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涵义。我过去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含义进行过一些分析和描述，多次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不是要回归过去的封闭经济，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是要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简单地搞进口替代，而是要扬弃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基础上，构建以我为主的高水平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以此促进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并通过创新驱动的发展，培育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重构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含义。之所以这么强调重构全球价值链，是因为建设制造强国要从全球现有分工格局调整基础上推进。建设制造强国需要一个很好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不仅要从贸易方面着力，更要从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的角度上考虑环境和机制的优化。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全球化，使我们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现在要寻求建设制造强国的环境和机制，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内需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怎么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振兴？概括讲，重构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基础的创新促进平台等形成吸收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这可以要趁资本沿价值链大规模地走出去的时机，运用“逆向发包”原理，就地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作贡献。
在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战略下，着力振兴制造业、实现制造强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机制和基本路径，跟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顺应全球化大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开放发展中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其要点有：
一是努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收入和消费的基本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消费的终端市场；
二是以中国巨大的内需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吸收先进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去发展创新经济，也可以走出去利用当地人才开发国内制造业需要的技术和技能；
三是以此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占据价值链的“链主”地位。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在沿线主要城市建设全球价值链的节点关系，以此转移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丰富产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我们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
四是除了发展消费者驱动的GVC外，这要加入全球创新分工体系，即全球创新链,发展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要实施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个是建立面向制造强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前者必然激励创新驱动，后者将重塑工匠精神，提供振兴制造业的高级技能人才。（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 于春晖）
(责编：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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