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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赵现海：中国、朝鲜和西方的长城观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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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抹平”事件成为舆论热点。长城对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无需赘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就说，把一个文物写进国歌是全世界少有的，日上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报告，题为“长城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变迁”，介绍古今中外关于长城意象的“长城文化史”。
从“孟姜女哭长城”到现代中国的象征
赵现海首先指出古代官方的长城观念有三种形态：一是把长城视作政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表述；另一种是表彰长城具有安定边疆的作用，这是对长城比较积极的评价；还有一种则是对长城的负面评价，批评长城既劳民伤财，又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说到长城的负面形象，我们很容易想到“孟姜女哭长城”，赵先生接着介绍了孟姜女故事的来龙去脉。据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自《左传》，齐国将领杞梁战死，杞梁之妻因郊吊不合礼法，拒绝齐侯在郊中吊丧，这段故事的记载非常简略，很多细节都不清楚，而《礼记檀弓》说杞梁之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为这个故事中加入了“哭”的关键情节。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列女传》说杞梁之妻在丈夫死后痛哭，城为之崩，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仍然在齐国地区。另一个重要变化发生在唐代，新的故事里杞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变成了秦朝修长城的人，哭崩城的情节也变成了杞梁之妻哭倒长城。对于这个变化，顾颉刚也有解释，他认为唐代对外战争频繁，长城作为边疆上的屏障，便成为戍边士兵的乡愁和他们家属的哀怨之情的集中体现。
顾颉刚以“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闻名，赵现海认为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也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如果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长城的文化形象也应该是层累造成的，现代中国主要把长城作为正面形象，这一观念同样是不断组合发展而来。
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人眼中的长城
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朝贡络绎不绝，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文献中，不乏对长城的记载。赵现海指出，朝鲜使者对长城使用的不同称谓，除了我们熟悉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有“长墙”、“长垣”、“烟台”等，因为朝鲜使者朝贡的路线往往经过长城，所以有些文献中，对辽东、蓟州等地的长城有详细的记载。
在朝鲜使者笔下，长城的形象也是复杂和多面的。明代朝鲜使者有时会正面评价长城，强调其军事防御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晚明，对长城的批评多了起来，看到明朝在和北方民族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他们发觉长城在抵抗北方民族入侵上的收效有限，又把长城当作消极防御和大兴土木的象征。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使者注意到，辽东地区的长城几乎完全废弃，又因对清朝隐隐的抵触，他们的长城观念进一步负面化，为长城形象增添了许多内容。
山海关的孟姜女庙有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朝鲜使者相信这是文天祥所作，并为之发出很多感慨，而山海关、贞女祠、望夫石等意象，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赵现海指出，他们对长城的批判和古代中国的士人有同样的儒家立场，修明内政、轻徭薄赋等政治理念都使长城映衬为一种负面形象。此外，朝鲜对清朝统治始终隐有不满，这种儒家视角的批判，还和朝鲜的“小中华”心态有关。
西方人的长城想象
随后，赵现海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展现西方文献中的长城观念，让在场听众大开眼界。早在公元4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对长城有模糊的记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东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到10世纪，阿拉伯人也在一些书中提到中国的长城，生于巴格达的马苏弟曾抵达中国沿海地区，在955年成书的《税制考》中他明确记载了长城。
明清时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长城有了更多的认识，其笔下的长城观念充满了西方的想象。首先，他们误以为所见的长城全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另外，他们记述修建长城时，国王要召开会议和臣民讨论，这显然是把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他们对长城的了解附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认为长城的守卫者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甚至包括东南亚人和西亚人。虽然这些想象有很多严重脱离事实的地方，但总体来看，西方的长城观念包含了一些正面意义。
启蒙运动以后，长城形象逐渐负面化。比如伏尔泰和马戛尔尼在对长城这一伟大工程赞叹的同时，也有所批评，马戛尔尼更是蔑视长城的防御价值，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自信。而德国哲学家中，赫尔德认为长城是专制文明和奴化统治的体现，已经完全把长城当作一种负面形象，马克思也视长城为古老东方“保守”、“仇外”、“封建”、“反动”的象征，代表了落后的文明。这些负面的长城形象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传播，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长城观念，如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就认为长城代表了闭关锁国的心态，这和近代西方的观念有一定联系。
现代学术体系下长城研究的开展
因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扩张，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对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不必再全出于想象。年，著名的斯坦因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长城考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有长期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长城边疆”的概念，赵现海认为他在长城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长城也非常关注，除了日野强等军官在中亚地区探险，收集军事情报以外，日本学者也开展了对长城的学术研究，他们主要把长城放在“满蒙回藏之学”的研究中，强调边疆和民族的视角，视长城为中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这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不无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长城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在帝制灭亡以后，孙中山就提出“万里长城捍卫中国文明”的看法，用长城作为凝聚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形成了一种新的正面长城形象。尽管西方关于长城的负面看法在中国也有传播，比如鲁迅就认为长城是“可诅咒的”，但近代中国始终处于严重的边疆危机中，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和日本侵略的野心，再强调长城的负面形象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尤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长城作为抵抗侵略的象征被写进了《义勇军进行曲》。近代中国对于长城的正面观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
同样，中国学者对长城也开展了学术研究。赵现海介绍了历史地理、史料学、简牍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和视角的研究。现代长城学术研究的开展，是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等近代学术史上这些重要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讲座最后，赵现海也提到锥子山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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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与想象：西方人眼里的长城有什么不一样
发布日期：日&&&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王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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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抹平”事件成为舆论热点。长城对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无需赘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就说，把一个文物写进国歌是全世界少有的，日上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报告，题为“长城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变迁”，介绍古今中外关于长城意象的“长城文化史”。
　　从“孟姜女哭长城”到现代中国的象征
　　赵现海首先指出古代官方的长城观念有三种形态：一是把长城视作政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表述；另一种是表彰长城具有安定边疆的作用，这是对长城比较积极的评价；还有一种则是对长城的负面评价，批评长城既劳民伤财，又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说到长城的负面形象，我们很容易想到“孟姜女哭长城”，赵先生接着介绍了孟姜女故事的来龙去脉。据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自《左传》，齐国将领杞梁战死，杞梁之妻因郊吊不合礼法，拒绝齐侯在郊中吊丧，这段故事的记载非常简略，很多细节都不清楚，而《礼记·檀弓》说杞梁之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为这个故事中加入了“哭”的关键情节。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列女传》说杞梁之妻在丈夫死后痛哭，城为之崩，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仍然在齐国地区。另一个重要变化发生在唐代，新的故事里杞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变成了秦朝修长城的人，哭崩城的情节也变成了杞梁之妻哭倒长城。对于这个变化，顾颉刚也有解释，他认为唐代对外战争频繁，长城作为边疆上的屏障，便成为戍边士兵的乡愁和他们家属的哀怨之情的集中体现。
　　顾颉刚以“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闻名，赵现海认为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也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如果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长城的文化形象也应该是层累造成的，现代中国主要把长城作为正面形象，这一观念同样是不断组合发展而来。
　　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人眼中的长城
　　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朝贡络绎不绝，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文献中，不乏对长城的记载。赵现海指出，朝鲜使者对长城使用的不同称谓，除了我们熟悉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有“长墙”、“长垣”、“烟台”等，因为朝鲜使者朝贡的路线往往经过长城，所以有些文献中，对辽东、蓟州等地的长城有详细的记载。
　　在朝鲜使者笔下，长城的形象也是复杂和多面的。明代朝鲜使者有时会正面评价长城，强调其军事防御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晚明，对长城的批评多了起来，看到明朝在和北方民族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他们发觉长城在抵抗北方民族入侵上的收效有限，又把长城当作消极防御和大兴土木的象征。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使者注意到，辽东地区的长城几乎完全废弃，又因对清朝隐隐的抵触，他们的长城观念进一步负面化，为长城形象增添了许多内容。
　　山海关的孟姜女庙有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朝鲜使者相信这是文天祥所作，并为之发出很多感慨，而山海关、贞女祠、望夫石等意象，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赵现海指出，他们对长城的批判和古代中国的士人有同样的儒家立场，修明内政、轻徭薄赋等政治理念都使长城映衬为一种负面形象。此外，朝鲜对清朝统治始终隐有不满，这种儒家视角的批判，还和朝鲜的“小中华”心态有关。
　　西方人的长城想象
　　随后，赵现海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展现西方文献中的长城观念，让在场听众大开眼界。早在公元4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对长城有模糊的记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东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到10世纪，阿拉伯人也在一些书中提到中国的长城，生于巴格达的马苏弟曾抵达中国沿海地区，在955年成书的《税制考》中他明确记载了长城。
　　明清时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长城有了更多的认识，其笔下的长城观念充满了西方的想象。首先，他们误以为所见的长城全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另外，他们记述修建长城时，国王要召开会议和臣民讨论，这显然是把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他们对长城的了解附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认为长城的守卫者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甚至包括东南亚人和西亚人。虽然这些想象有很多严重脱离事实的地方，但总体来看，西方的长城观念包含了一些正面意义。
　　启蒙运动以后，长城形象逐渐负面化。比如伏尔泰和马戛尔尼在对长城这一伟大工程赞叹的同时，也有所批评，马戛尔尼更是蔑视长城的防御价值，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自信。而德国哲学家中，赫尔德认为长城是专制文明和奴化统治的体现，已经完全把长城当作一种负面形象，马克思也视长城为古老东方“保守”、“仇外”、“封建”、“反动”的象征，代表了落后的文明。这些负面的长城形象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传播，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长城观念，如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就认为长城代表了闭关锁国的心态，这和近代西方的观念有一定联系。
　　讲座现场
　　现代学术体系下长城研究的开展
　　因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扩张，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对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不必再全出于想象。年，著名的斯坦因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长城考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有长期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长城边疆”的概念，赵现海认为他在长城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长城也非常关注，除了日野强等军官在中亚地区探险，收集军事情报以外，日本学者也开展了对长城的学术研究，他们主要把长城放在“满蒙回藏之学”的研究中，强调边疆和民族的视角，视长城为中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这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不无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长城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在帝制灭亡以后，孙中山就提出“万里长城捍卫中国文明”的看法，用长城作为凝聚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形成了一种新的正面长城形象。尽管西方关于长城的负面看法在中国也有传播，比如鲁迅就认为长城是“可诅咒的”，但近代中国始终处于严重的边疆危机中，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和日本侵略的野心，再强调长城的负面形象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尤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长城作为抵抗侵略的象征被写进了《义勇军进行曲》。近代中国对于长城的正面观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
　　同样，中国学者对长城也开展了学术研究。赵现海介绍了历史地理、史料学、简牍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和视角的研究。现代长城学术研究的开展，是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等近代学术史上这些重要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讲座最后，赵现海也提到锥子山长城事件，他谈到，建国以后长城观念虽然比较正面，但在长城保护上并不热心，反而在各种运动中使长城遭到更多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指示下，才开始系统地开展长城的保护和修复措施。这里，赵现海老师进一步说明长城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在世界范围，长城不但是现代中国的重要象征，而且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随着2006年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他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关于长城的形象和事件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有外国友人对锥子山长城事件也非常关心，这说明长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关于长城的知识和形象，如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播的。长城不仅是一个物质文化的遗存，我们脑海中的长城，是各种观念叠加和层累造成的形象，更是一种主观观念和社会象征，它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下的内容和变化，就构成了他关注的“长城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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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怎样看待长城？朝鲜人和西方人眼中原来是这样
08:52:17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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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抹平”事件成为舆论热点。长城对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无需赘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就说，把一个文物写进国歌是全世界少有的，日上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报告，题为“长城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变迁”，介绍古今中外关于长城意象的“长城文化史”。从“孟姜女哭长城”到现代中国的象征赵现海首先指出古代官方的长城观念有三种形态：一是把长城视作政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表述；另一种是表彰长城具有安定边疆的作用，这是对长城比较积极的评价；还有一种则是对长城的负面评价，批评长城既劳民伤财，又没有起到实际作用。说到长城的负面形象，我们很容易想到“孟姜女哭长城”，赵先生接着介绍了孟姜女故事的来龙去脉。据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自《左传》，齐国将领杞梁战死，杞梁之妻因郊吊不合礼法，拒绝齐侯在郊中吊丧，这段故事的记载非常简略，很多细节都不清楚，而《礼记·檀弓》说杞梁之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为这个故事中加入了“哭”的关键情节。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列女传》说杞梁之妻在丈夫死后痛哭，城为之崩，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仍然在齐国地区。另一个重要变化发生在唐代，新的故事里杞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变成了秦朝修长城的人，哭崩城的情节也变成了杞梁之妻哭倒长城。对于这个变化，顾颉刚也有解释，他认为唐代对外战争频繁，长城作为边疆上的屏障，便成为戍边士兵的乡愁和他们家属的哀怨之情的集中体现。顾颉刚以“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闻名，赵现海认为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也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如果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长城的文化形象也应该是层累造成的，现代中国主要把长城作为正面形象，这一观念同样是不断组合发展而来。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人眼中的长城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朝贡络绎不绝，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文献中，不乏对长城的记载。赵现海指出，朝鲜使者对长城使用的不同称谓，除了我们熟悉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有“长墙”、“长垣”、“烟台”等，因为朝鲜使者朝贡的路线往往经过长城，所以有些文献中，对辽东、蓟州等地的长城有详细的记载。在朝鲜使者笔下，长城的形象也是复杂和多面的。明代朝鲜使者有时会正面评价长城，强调其军事防御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晚明，对长城的批评多了起来，看到明朝在和北方民族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他们发觉长城在抵抗北方民族入侵上的收效有限，又把长城当作消极防御和大兴土木的象征。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使者注意到，辽东地区的长城几乎完全废弃，又因对清朝隐隐的抵触，他们的长城观念进一步负面化，为长城形象增添了许多内容。山海关的孟姜女庙有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朝鲜使者相信这是文天祥所作，并为之发出很多感慨，而山海关、贞女祠、望夫石等意象，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赵现海指出，他们对长城的批判和古代中国的士人有同样的儒家立场，修明内政、轻徭薄赋等政治理念都使长城映衬为一种负面形象。此外，朝鲜对清朝统治始终隐有不满，这种儒家视角的批判，还和朝鲜的“小中华”心态有关。西方人的长城想象随后，赵现海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展现西方文献中的长城观念，让在场听众大开眼界。早在公元4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对长城有模糊的记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东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到10世纪，阿拉伯人也在一些书中提到中国的长城，生于巴格达的马苏弟曾抵达中国沿海地区，在955年成书的《税制考》中他明确记载了长城。明清时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长城有了更多的认识，其笔下的长城观念充满了西方的想象。首先，他们误以为所见的长城全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另外，他们记述修建长城时，国王要召开会议和臣民讨论，这显然是把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他们对长城的了解附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认为长城的守卫者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甚至包括东南亚人和西亚人。虽然这些想象有很多严重脱离事实的地方，但总体来看，西方的长城观念包含了一些正面意义。启蒙运动以后，长城形象逐渐负面化。比如伏尔泰和马戛尔尼在对长城这一伟大工程赞叹的同时，也有所批评，马戛尔尼更是蔑视长城的防御价值，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自信。而哲学家中，赫尔德认为长城是专制文明和奴化统治的体现，已经完全把长城当作一种负面形象，马克思也视长城为古老东方“保守”、“仇外”、“封建”、“反动”的象征，代表了落后的文明。这些负面的长城形象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传播，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长城观念，如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就认为长城代表了闭关锁国的心态，这和近代西方的观念有一定联系。图：讲座现场现代学术体系下长城研究的开展因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扩张，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对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不必再全出于想象。年，著名的斯坦因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长城考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有长期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长城边疆”的概念，赵现海认为他在长城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长城也非常关注，除了日野强等军官在中亚地区探险，收集军事情报以外，日本学者也开展了对长城的学术研究，他们主要把长城放在“满蒙回藏之学”的研究中，强调边疆和民族的视角，视长城为中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这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不无关系。近代中国人的长城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在帝制灭亡以后，孙中山就提出“万里长城捍卫中国文明”的看法，用长城作为凝聚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形成了一种新的正面长城形象。尽管西方关于长城的负面看法在中国也有传播，比如鲁迅就认为长城是“可诅咒的”，但近代中国始终处于严重的边疆危机中，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和日本侵略的野心，再强调长城的负面形象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尤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长城作为抵抗侵略的象征被写进了《义勇军进行曲》。近代中国对于长城的正面观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同样，中国学者对长城也开展了学术研究。赵现海介绍了历史地理、史料学、简牍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和视角的研究。现代长城学术研究的开展，是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等近代学术史上这些重要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讲座最后，赵现海也提到锥子山长城事件，他谈到，建国以后长城观念虽然比较正面，但在长城保护上并不热心，反而在各种运动中使长城遭到更多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指示下，才开始系统地开展长城的保护和修复措施。这里，赵现海老师进一步说明长城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在世界范围，长城不但是现代中国的重要象征，而且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随着2006年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他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关于长城的形象和事件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有外国友人对锥子山长城事件也非常关心，这说明长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关于长城的知识和形象，如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播的。长城不仅是一个物质文化的遗存，我们脑海中的长城，是各种观念叠加和层累造成的形象，更是一种主观观念和社会象征，它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下的内容和变化，就构成了他关注的“长城文化史”。
责编：刘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