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品一名家具怎么样医生,想创业怎么样才成功

十大医生创业模式,哪一款最适合你?
推荐】编者按:一个接一个“医生集团”宣布成立,让医疗圈热闹异常。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创业这个词,总能撩拨起一些人心中原始的冲动,当然也包括医生。然而医生集团的创建势头看似风起云涌,但实际上有勇气去尝试的仍不多。从根上分析,这些创业的医生大多是一些体制内成功的医生利用业余时间所进行的“二次创业”,体制外医生集团就目前来看仍然未构成大的气候,但令人期待。本文整理了近期医生集团的几种典型模式,或对于想要创业的医生及渴望与医生合作的资本,有所借鉴。一、万峰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1998年2.执业地点:青岛、德州、长沙;全国各地的签约医院3.依托机构:1997年美国思达-吾德心脏集团中国部;1998年“万兆开心公司”;2008年神州海德集团。4.团队组成:国内最大的专业齐备的心血管医疗专家团队:心血管外科36人,心血管内科20人,麻醉与体外循环10人,重症监护与护理10人。5.签约医院:50家。已经拥有三个独立的医院;青岛思达国际心脏(中心)医院、德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长沙泰和医院心胸中心。十几个托管中心以鞍钢总医院、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南京江北人民医院为典型代表。6.商业模式:投资建立实体连锁心血管专科医院,团队的收入是和当地医院分成。7.创始人专业特长:从事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以及参与人工心脏辅助装置和心脏移植的临床和研究工作。8.创始人简介: 父母都是医生,在医院长大的。1983年任职阜外医院, 1996年回国后邮电医院(阜外技术合作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1999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北大微创冠脉外科中心,年凤凰医疗北京地区总院长兼北京健宫医院院长和凤凰万峰心脏中心主任。2009年至今出任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出国经历:1988年出国留学,师从国际著名心外科专家、“心脏瓣膜外科之父"Albert Starr教授。二、张强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日2.执业地点:上海 北京 杭州3.依托机构:上海市一申医院投资管理事务所(工商备案为咨询机构);上海张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院投资管理咨询)4.团队组成:全职自由执业;成熟专家;7个专科团队:脊柱外科、肛肠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和疝气外科等5.签约医院:上海禾新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上海国际医疗中心;与民营和国际医院签约,暂不与公立医院合作。6.商业模式: 两种方式:一是投资实体,像杭州的日间手术中心;二是医院集团的临床中心,与医院是合伙关系,医生按PHP模式收费。已融资五千万。医生团队与医院签约,医生集团与医生团队签约,并成为这些医生团队的母体,医生通过医疗服务获得收入,按照国际惯例,支付方为保险公司。PHP的核心是医生成为主导,不再是医院的雇员。7.创始人专业特长:血管外科8.创始人简介:张强,1966年出生,浙江瑞安人;外祖父和祖父都是医生。1984年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系。1989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为血管外科先驱孙建民教授)。创建浙江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上海沃德国际医疗中心血管外科。出国经历:1997年~1998年美国罗玛琳达医学中心,接受血管外科Fellowship培养。注释:PHP模式即Physician Hospital Partnership,核心内容是医生成为主导,而不再是医院的雇员,医生团队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通过提供医疗服务取得分成收入或保险支付。三、杏香园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2015年5月2.执业地点:杭州3.依托机构: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4.团队组成: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院长沈法荣教授5.签约医院:不明6.商业模式:多学科团队多点执业。建立十几个团队,当集团安排某个团队进驻医院的时候,除了医生可以得到服务收入,集团也可以从管理费中得到收入。走O2O线上线下的模式。集团已经与一家IT公司签订了合作方案,开发属于自己的App。6月中旬集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将在下个月18号正式上线。7.创始人专业特长:心血管内科,主要研究方向为心律失常及心脏起搏。8.创始人简介:沈法荣,1962年出生。1984年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获硕士学位;1984年- 2013年在浙江医院心内科工作,任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2013年加入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现任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什么样的医生会有试水体制外医生集团的勇气?第一是,本人经过体制内的培养,具备过硬的临床技术,比如张强、万峰和沈法荣,就是非常典型的技术强人。第二,在体制内已经拥有良好行医记录和口碑,在走出体制后可以凭借医生的个人品牌生存下来。第三,本人受到过国外发达国家先进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如张强和万峰,有很深刻的国外进修学习背景。第四,对行医有理想情结,把医学当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因此,对于在体制内无法做纯粹的医生有刻骨之痛,希望能够在体制外走出自己的路。分析张强和万峰的家庭背景,非常神奇的一点是两人均出身于医生世家。第一和第二点具备后,医生就解决了生存问题。而国外医学院的理念熏陶让他们看见了理想国,在体制内无法做纯粹的医生,而决定逃离,放弃忍耐。这样主动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人,其实已经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层次。这样的先行者对于撬动铁板一块的医疗界是可贵的,但我们不能希望其他医生都能达到这样的层次。体制外医生集团会碰到哪些问题?体制外医生集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离开了医院,怎样寻找病源?还好互联网时代的好大夫在线、挂号网等帮了大忙。第二个问题是碰到医疗纠纷怎么办?购买医疗责任险是解决办法之一。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解决患者的支付问题,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高端医疗险是一个思路。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招募到优秀?这个难题使得万峰很困惑,也正是促使他从体制外重新回到体制内的主要原因。再来看体制内医生集团。可以分为医生创始人和非医生创始人两种模式。医生创始人包括孙宏涛创建的大家医联、刘兴鹏创建的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非医生创始人医生集团包括中欧医生集团和心血管医生集团。四、孙宏涛体制内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2015年 5月11日(北京市卫计委透露了鼓励多点执业的具体措施后)2.执业地点:北京3.依托机构:大家医联;租一个物理场所作为总部,设立协调中心(尚无更多报道)。4.团队组成:28位合伙人,来自北京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心血管科、北京天坛医院脑外科、同仁医院眼科、北医三院骨科和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等等;医生职称均为副主任以上。5.签约医院:与基层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合作,但原则是不跟莆田系医院合作。6.商业模式:医生在空余时间参与到多点执业中。一个专业至少1组~2组医生,一组有3位~4位医生,排班制协调医生。基层医院将患者转给大家医联之后,如果患者病情可以在合作方治疗,就派医生去合作医院出诊或做手术。如果在合作医院不能解决患者的病情,会请这些患者到医生本来工作的大医院进行治疗;集团的回报来源于将医生资源整合起来而获得的增量收益。已融资两千万。7.创始人专业特长:成人心血管外科,专注瓣膜手术,尤其二尖瓣成形手术、肥厚梗阻心肌病手术与基础研究、微创先心病手术。8.创始人简介:孙宏涛,1998年河南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2002年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出国经历:2008年、2010年二次赴德国心脏中心工作、学习,在德国学习期间,获得德国(柏林)行医许可。五、“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日2.执业地点:河北燕达国际医院3.依托机构:尚无实体4.团队组成:7位国内知名的中青年心律失常专家联合创建。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兼房颤中心主任刘兴鹏、北医三院心电生理室主任刘书旺、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施海峰、北京军区总医院副主任医师谭琛、朝阳医院房颤中心副主任田颖、友谊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吴永全、北大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周菁。5.签约医院:河北燕达国际医院6.商业模式:专家集体会诊和多学科专家组协作诊疗模式,商业模式不明。7.创始人简介:刘兴鹏,1971年出生。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 ,房颤中心主任。专业特长为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2011年5月工作调动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前,一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房颤中心工作。出国经历:2004年和年分别赴德国汉堡St. Georg总医院和法国波尔多大学Haut-Leveque医院研修。还有一类医生集团是医生工作室。这种模式是在广州首创。但与其他医生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医生仅对患者进行诊断和咨询,并不开展治疗。手术等治疗方式仍然在医生第一执业单位开展。六、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医生工作室,主要是指一个或多个医生通过与第三方医疗机构合作,在其场地内建立医生工作室作为多点执业的固定场所,来为病人提供更为优质和有效服务的形式。医生在这类工作室只需关注看病,其他市场推广、检测、财务和药品等问题都由第三方机构负责。1.创建时间:日(3月广州多点执业政策发布);日正式运营。2.执业地点:广州3.依托机构:爱康君安健康体检中心4.团队组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大外科主任林锋,成立“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客户服务中心主任谢汝石工作室;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医生张子谦工作室;广东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骨科医生马常青 “马常青医生工作室”。5.签约医院:无6.商业模式:在工作室进行咨询和诊断,但不进行治疗。手术引导到第一执业单位开展。七、心血管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2015年4月注册,5月初获得营业执照。2.执业地点:现以北京为主。3.依托机构:北京医联纵横科技有限公司4.团队组成:阜外、安贞、北大人民医院专家5.签约医院:主要是跟公立医院医院合作6.商业模式:借助就医160、健康之路和春雨医生平台。对接安贞、阜外医院专家。利用公立医院专家私人时间,开设门诊加号服务,同时利用多点执业开设门诊和远程医疗会诊等方式提高收入。收取门诊加号费用和个性化就医服务费用,治疗前收取。诊前咨询,推荐医生,门诊加号,检查和住院干预,手术专家预约,康复随访就医全流程闭环服务。6—7月以北方市场为主,计划10月份业务推向全国。7.创始人简介:李昊,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职业经理人,从事过医疗服务工作。八、中欧医生集团1.创建时间:2015年5月2.执业地点:不明3.依托机构:北京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4.商业模式:一个由非医生创建的医生集团,目标是成为医生集团的集团。中欧相当于医生的经纪人,负责打理运营、法务等事项。定位于“医生创业孵化器”。 身为需方的医疗机构入驻中欧医生集团,需要交纳一定量的加盟费。综上信息可以看出,由于对离开体制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的预估,医生们选择了“上班时间在医院,下班时间搞创业”的方式。实际上是医生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为什么暂时不能离开体制?孙宏涛坦承了自己的顾虑:还没有积累起医生的个人品牌,离开体制可能遭遇到无病人可看的窘境。医生工作室实际上也就是体制内医生多点执业,参与工作室的医生本人仍然还是第一执业单位的雇员。但不离开体制的创业必然导致医生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与第一执业单位的关系?因为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实质是加班执业,一旦加班过多,影响到自己正常上班的质量,医院是否还能接受这样的员工?如果在多点执业单位中遇到医疗纠纷,如何处理?这一切都尚待试错后的纠错。心血管医生集团(李昊)和中欧医生集团的创始人并不是临床医学专家,虽然也作为医生集团的一种模式,但实际上是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士利用既有的医疗资源,对医学专家开展多点执业的一种中介机构。还有一种模式是尚在筹备当中的影像医生集团。九、众筹模式的影像医生集团出于对第三方影像医学中心的看好,一些影像科医生在医加医众筹网上发动了影像医生集团众筹,目前24位医生参加了此次众筹,并有美国医生加入其中。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力量给影像医生匹配最适合多点执业的医疗机构。十、神经外科医生集团近日,有媒体报道了首个神经外科医生集团惠宇医疗A轮融资中的消息,提到部分国内顶级的神经外科专家联合资深医院运营和投资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惠宇医疗集团。该医疗集团称将以基层医院科室共建为主要抓手,辅之以医生经纪和远程医疗模式。该医疗集团将以分级合伙人体系进行利益分配。目前已完成32位专家的加盟工作,这些专家均为著名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及相关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已与12家二级以上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医生集团能否落地并形成燎原之势,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策是否支持,第一执业的公立医院领导是否足够开明。虽然北京和深圳的医改政策的导向都是取消医院的事业编制,影响医学生就业选择的编制障碍已经削弱,但无法否认的是,除了编制,公立医院还是具备着民营医院不可能拥有的资源优势。而市场对于临床医术的要求,也决定了医生集团其实还只是中年医生的“二次创业”,并没有扩展到所有年龄段的医生。来源:健康界点击下图为您揭秘“医生创业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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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医生创业,何去何从?--是坚持还是放弃,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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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发布于3年零158天前,其中的信息可能已发生改变或有所发展。
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 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医生创业,何去何从?由资深医生主导的商业力量,能否成为改变中国医疗生态的星星之火?正在创业的医生们不仅渴望执业的自由,并试图用各自的路径撬开陈年不变的中国医疗生态,让越来越多的有为医生找寻新的彼岸。于莺,著名的北京协和“急诊室女超人”,微博上粉丝超过270万的大V,小时候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在中国公立医院长年累月的门诊和临床经历,却让她对职业的前路产生了持续的怀疑。“在这里,我还是那个自己想做的,那种救死扶伤的医生角色吗?”于莺说,她后来明白,自己曾经想象的医生角色,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很难实现。在中国,很多具备相当从医资历的医生都有过类似的郁结。他们有的选择转行,有的选择自由执业,少数人则选择了一条更有颠覆性的道路:在医疗领域里创业。就像现在于莺所做的那样。记者接触的创业医生,还包括朱岩、毕烨、欧阳晨曦和张遇升等。他们大多有着资深医生的背景,并在近两年开始,于中国医疗体制正被一点点撬开的缝隙里创业。他们有的选择做“更纯粹的医生”,开创靠服务、研发赢利的医疗或产品,有的试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有的对“病历大数据”做起了文章……在医生创业的背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层面也正处于松动的前夕。例如,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并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等提上日程。这一举措,也被视为2009年启动以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对比起过去以“民营资本建医院”的医疗创业,创业医生们的尝试远不止于单调的商业算计。它们充满了医生的气息,包含着医生们对体制的反思,医味十足的商业灵感,对医疗伦理的终极反思。谁能保证,有朝一日,它们不会被千万个创业医生复制和创造?“坏体制”的红利于莺的医疗价值观与体制的距离已经很遥远。在北京,于莺对记者说,上海一个医院的业务处主任,曾直接质疑她认为医疗本质上是服务行业的想法。“当时他说医疗就是个技术行业。我的感觉就是无话可说。”于莺多次用急诊科的经历,去说明她所理解的医疗并非是冷冰冰的技术活儿。在急诊科,同样的治疗,如果有足够的关怀、沟通,治疗的效果会有所区别;在病人垂危之际,医生对家属冷冰冰的抢救签名通知,如果换成温情的安慰,医患关系也不至于恶化。于莺的老同事,现卓正医疗的合伙创办人朱岩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却始终不能消灭那种不时产生的,对诊疗工作的绝望感:在门诊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只有那几分钟的诊疗时间。“如果每个人有20分钟,那你能为对方做更多,但在公立医院却不可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朱岩在深圳对记者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以“以药养医”作为最典型特征的中国医疗体制,多年来在医疗界催生了各种怪现象。在武汉,长期从事心脏搭桥手术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欧阳晨曦,也曾无法理解为何血管支架在中国如此泛滥。他对记者说,“动不动就安四五个支架,这是对病人负责吗?”相比起各种怪现状,更让医生看不到希望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速度。有过军医经历的“爱丁医生”APP创始人毕烨说,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毕烨对记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变”。她本该向科室主任方向发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虑在很多年前就袭击了她。而朱岩用了更多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离开,前年才踏出创业的第一步。2013年,于莺正式离开协和医院,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圈子里的热门话题。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纠结。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健全。“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张遇升在北京的办公室对记者解释说。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在中国,由于儿科门诊无法产生太多用药的创利模式,儿科医生连年流失。于莺为此特意调查了一番:一个月薪在1.5万-2万元之间的母亲,并不拒绝为真正有效的儿童门诊服务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诊金(而不是花在各种不必要的药品上)。于莺说,她正以此去建立一个能实践她对医疗服务想象的门诊。朱岩曾希望和于莺在北京合作开办类似的诊所,不过于莺告诉他,在起步阶段,公立医院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选择。朱岩2012年和两位合伙人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最大业务是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在内的常见病诊疗,收费采取包药模式,初诊费380元包括了医生诊金、常规检查和3日用药。“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做他专业的事情,不应该被商业因素所左右。”朱岩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诊疗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台,试图还原医生职业的本质。于莺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医生张强,曾经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执业这个“美好梦想”的向往。在前年底,他辞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职,选择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等多点执业,“因为这样能做一名纯粹的医生。”即使在体制内,医生也有潜力放下专业之外的繁琐,成为类似产品经理的角色。作为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外科医生,欧阳晨曦本来应走在发论文、谋职称的传统道路上,但因为武汉政府的“破例”支持,欧阳晨曦从五年前开始开发人造血管,现在有机会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小口径血管商业化的公司创始人。欧阳晨曦说,只有临床医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讲究血管的弹性——他曾亲见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体内折弯和堵塞的痛苦——于是他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目前,他与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合作主持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管,正处在临床试验的阶段。“跨界创业”的色彩,在毕烨的身上更明显,从“爱丁医生”APP研发过程的人员构成可见一斑。爱丁医生的产品经理由4个人共同担任,最外层的两位,一个是纯IT出身,另一个是纯粹的专业医生,可提供医疗知识的咨询。“中间的两个,一个是我,医疗出身,恶补IT知识;另一个是IT出身,懂一些医疗。我们是产品经理的核心,将医疗和IT的思维融合起来。”在跨界研发的过程中,毕烨深感医生思维和工程师逻辑的巨大差异。比如说,判断一个患者有没有患脑膜炎,由于个体情况的差异,医生会用相对模糊的逻辑来判断,不能够完全排除脑膜炎的可能性。但按照工程师思维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0,就是1。“在这里面我们尽量去做一些可以标准化的,可以实现数字化的东西。但是,医疗服务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断的事情,我们靠机器解决80%的标准化问题,还有20%是人工服务。医生看病也是这样的,80%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20%则是很个体的东西。”毕烨说。创业路崎岖不过,医生们“理想国”的创业**,注定不会如此简单地到达成功彼岸。卓正儿童保健中心的钟乐医生说,她不擅长处理繁琐的行政管理,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莺或者朱岩那样自己创业,就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够的资金,处理方方面面的困难。很多有才华的医生,都曾进入过一些民营资本早期投资的医疗机构。毕烨在哈佛大学读完医疗管理以后,曾经试图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又担任过三家的高管。她说,以前的那种创业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公立医院的院长并没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营医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图来形容。它们跟医生创业时所考虑的不一样,它们可以纯粹为了钱,而不去考虑患者。”毕烨对记者说。而于莺在离职之后,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找上了她。于莺没有接受那些邀请,因为她觉得做一个非体制内医院的高管,不足以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对医疗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医院有过经验的医生告诉她,资本家也有缺点,譬如多年不给医生涨工资。独立开设医疗机构的路途并不平坦。于莺曾去过台湾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于是她希望在北京开办全科医生为特色的诊所,但走一趟申请程序下来,却发现中国大陆的卫生管理,对医疗机构有着各种让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为相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划定硬性的设点距离限制。朱岩说,如果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能打破,那个巨大的潜在医疗市场马上会被打开。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宣布,废止“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医生们的创业看起来更加便利,不过也不乏暗礁。前年,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张遇升,向他的师姐于莺请教创业的方法——当时的于莺正沉迷于一本国外的病历总结书籍,提出了为医生们开发手机病历的方向。结果,杏树林病历夹后来成为了张遇升团队最核心的产品,据称目前进占了国内大约两成医生的手机,朱岩和于莺都在使用。“我觉得病历夹,最核心的价值是,给医生带来了自由。医院以前也有电子病历,但是医院的电子病历和病历夹最大的区别就是,医院的电子病历是给医院用的,医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资料你带不走。”张遇升说,医生们平时对杏树林病历本的使用习惯,大大影响了这个APP的发展进程,这个APP开始时让医生用手机打字记录,医生只管对病历拍照(后台数据由杏树林团队处理)就行。这些移动病历对朱岩们的最直接意义,是离开体制的医生们可以继续从事病历收集和临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属于传统医疗体系、各有山头的病历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了可以用作独立项目开发的宝贝。记者走访的一些创业医生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担忧:一旦公立医疗体系察觉到这些新的研发模式或者商业模式的威胁,未必不会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压。按照很多医生的说法,医生之所以比一般的产品开发者更有资格在医疗创业的领域大展拳脚,是因为他们长年积累着医疗领域的核心数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欧阳晨曦就是一个累积丰富的医生,他根据临床经验去钻研人工血管,不过也曾遇到各种非议,譬如有同僚质疑他是变相代理医疗器械产品,或者说他“不务正业”,影响他在医院里的职称评定。欧阳晨曦明白那种作为特别一员的存在感。他对记者说,在中国还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像他这样既从事临床医疗,又从事医疗创业的人。更多的医生,离开了医疗系统就是彻底地离开。“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业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败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欧阳晨曦正忙于参加CCTV的一个创业节目,“经过几年坚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不是私饱中囊)”。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于莺也曾考虑过提供上门医护、相对廉价的医疗商业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为旗下医生申请出诊资质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多点执业”,以及家庭医生模式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线上医疗也是一个有政策风险的领域。毕烨说,她所创办的爱丁医生APP,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线下医学实体的APP产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导用户的日常习惯,在线下开发就诊和随访的业务,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领阶层的医疗支持中心。她坦言,这种业务涉及到远程会诊,而中国对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在体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说。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于莺和朱岩近来正致力于招徕大约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医生。如此一来,300到500元的挂号费才能满足这部分医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诊者对医生水平的期待。于莺说,是否动真格,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批医生的决心,因为很多医生还是不舍得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或者对药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恋,“希望高薪水能够让你不需要再在门诊里为开药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尝试(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灰色的尴尬。”在深圳,已经有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医生加入了朱岩合伙投资的卓正医疗团队。在微博上,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向朱岩表达他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求解自己作为医生的未来。对此,于莺的观点更加现实一些。她说,总有一天,各种条条框框会被慢慢瓦解,从深圳开始,一路瓦解到北京。现在,于莺已经是社交媒体上创业医生的头号标签。她曾经的同事朱岩,也在逐渐累积起微博上的粉丝。在创业的过程里,医生们开始有意识地品牌化——当不再享受三甲医院的科室“权威”,以及汹涌的病患流量,他们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让病人、投资人和业界认识自己。“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他们都觉得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很多创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面,医生肯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人群,企业也好,保险也好,病人也好,医院也好,最终运作和开发都要落实到医生的身上。谁能够抓住医生的资源,在未来肯定是有价值的。”张遇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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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版主
masidong 哈哈,我们医院新规马上出台,副主任医师想辞职离开医院,需交100000元培养费,主治医师好一点交80000就好,我的乖乖唉,我上班十五年了,不成器的我工资2800,我要是靠工资来交这个,不出三年就可以交上,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辞职走人啊 这是不合理的。培养费是不是可以参照培训费?劳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专项培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如果真要交高额赔偿,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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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剑凌云 编辑于
不错,是个好话题,值得每一位从医者好好的思考下,贴别是,“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说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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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园荣誉版主
这样子说培训费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三角债。政府和医院(我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比较好理解吧!)对于医生的劳动报酬支付,是不足额的。政府对医院的补助,是不足额的。医生如果获得了充分的培训,在没有给医院做出应有贡献之前就离开医院,培训成本的偿还,可能是不足额的。注意的是,这样的培训,并非只有投入,同时还有产出。有的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不仅是对医院有用,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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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医生创业记:富二代段刘文的弃医从商路段刘文是“中关村之父”段永基的儿子。他曾在解放军总医院从医,后弃医从商。汉朗光电有限公司总裁段刘文四通集团董事长、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永基段刘文是“中关村之父”段永基的儿子。少年顽皮的段刘文毕业于军校,曾在解放军总从医,后弃医从商。从医生到企业家,段刘文有一个原则: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在创业的道路上,他说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他说:“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言语之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段刘文身高近1米9,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满是京腔。这个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大男孩看起来十分阳光。他曾在解放军军医大学学习过5年,但是谈起顶尖商学院和医学院区别时,他居然说——都一样,因为它们传授的都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考虑问题的逻辑。“医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个创造再平衡的方法。”他说,“而沃顿商学院也是教授一种商业逻辑,但更倾向于计算。”段刘文的父亲段永基,号称“中关村”之父,具备投机者和冒险家的惊人天赋。有一次,柳传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他和段永基怎么比较,柳退避三分,说“不能和老段比”。背靠参天大树,在沃顿大多数同学选择顶尖投行时,段刘文却出人意外地创办了一家小公司。而且段刘文有一条原则:凡是父辈的朋友们,他们的投资最好不要。“对于VC来说,你的爸爸是谁、你认识谁,都不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你能给投资方多少回报。”弃医从商段刘文从小很调皮,为了严加管教,高考后,父亲给他报了军校。“我们家很看重教育”,段刘文说,“小时候,妈妈为了给孩子们不断创造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还专门搬了家。”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虽然管理严格,但是段刘文非但没被约束住,反而更肆无忌惮地追逐“自由”,以至于他第一学期就背上了多次处分。军校规定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熄灯,周末只能10%的学员外出。为了逃避这些约束,段刘文数次翻墙擅自外出,结果在墙根底下被抓住三次。庆幸的是,段刘文并没有被开除。“篮球打得好,还有利用价值”是重要原因,身高近1.9米的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但是,军事院校确实磨练了段刘文。两年后,他就改掉了自由散漫的性格。大学毕业后,段刘文进入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做医生的这段时间里,段刘文从来没有烦躁过。“军校的高压,让我特别能适应环境。301是国内军事医学院的龙头,大家挤破头都想进去(工作)。”他被分配进入南楼的“高干病房”。“这里的病人平均年龄近90岁,基本都是领导们。”那时,20岁刚出头的段刘文只负责照单抓药、按时查房、汇报情况。“最大的快乐就是和这些老干部聊天。”有一天,段刘文忽然提出辞职。因为他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远赴美国沃顿商学院。临走,女友劝他:“你也进入商界吧。”对于儿子的选择,段永基没有反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自己为自己负责。”做不做医生?段刘文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我不喜欢稳定,我就是在稳定中长大的。”段刘文辞职后,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这还是父亲利用关系给他介绍的,这一段经历让段刘文感到十分“尴尬”。有一次,领导让他写一个策划文案,他完全不明其意,“甚至开会,会上的内容也听不懂。”其间,他积极备考。“当时只有两个月了,但我在高压下是能迸发出潜力和韧劲的。”这和段永基的性格很像,后者越遇到不利的情形,就越能激发出灵感和能量。他追随女友的脚步,考取了沃顿商学院。进去后,段刘文发现自己是最年轻的中国男学生。“沃顿作为东岸老牌常春藤学校,比较保守。”他记得,“沃顿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选择投行,因为它的课程大部分涉及计算——即便市场的课程也要写计算;而哈佛商业学院即使是会计类课程也要求写论文,所以哈佛毕业生做CEO的比较多。”“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经过两年海外商学院的深造,2008年,段刘文回国经商。他将留学生基金当作原始资本,和同样拥有海归背景的孙刚博士,联手推广一种世界领先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开始了创业之路。孙刚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国家“千人计划”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段刘文和他可谓强强联手,但父亲却告诉他:“真正的商业知识不是从书本里得到的,你得靠实战积累经验。” 事实上,段永基是段刘文的偶像。“当我在商业道路上最迷茫的时候,都是父亲帮我理清思路,找出问题的核心。”每次谈话前,段刘文都会做好详细准备。因为一般的事情,他都不会和父亲谈。“遇到难题,我会首先自己想办法,此外还可以找投资方、董事会等寻求帮助。”如果以上都不奏效,段刘文才会找父亲咨询。“父亲总是让我吃惊,即便他对项目的细节并不知晓,还是能经常提到关键点。”而且,段永基在学习新事物上一点不落后。有一次,段刘文提到一个新兴名词,父亲听了一个大概就把相关背景情况说了出来。“他们这一代人学习能力非常强,主动学习的动力也很足。在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下,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动力,真令人心服口服。”段刘文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而吸引风险投资,一开始并不容易。和风险投资谈判前,父亲特地提醒段刘文:“不要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矮半截,要挺直腰杆。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创业者利用自身的特长帮助其资产升值,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段刘文牢记父亲这一教诲。事实上,他最后打动投资方的正是公司的专业特长。2009年, 段刘文为了融资跑了20多家VC,未果。最后,段刘文遇到了软银,它们几乎是最苛刻也是最有实力的。当时,汉朗光电已经在液晶屏上做出黑白汉字,对方说:“我们不看汉字,只看图片。”段刘文和他们解释,汉字和图片在工程原理上是一样的。但软银的人却回答:“技术原理只是基础,实际功能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如果显示不了图片,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明天就走了。”当天夜晚,段刘文和团队一起,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他和孙刚博士来到软银门口等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软银投资人见到此景很奇怪,后来,段刘文拿着屏幕走上前:“您要的图片,我们做出来了。”软银被他们的专业和诚恳打动,融资成功。靠着这笔资金,他们的公司越做越大,后来增长率翻番,还建立了与诸多世界500强大客户的合作,公司资产迅速增至近5亿元。在创业的道路上,段刘文觉得,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而这也正是欧洲、日本等百年家族企业最注重的。“慎独是家训”最初,段刘文创办的汉朗光电只有5个人,4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段刘文,从财务、人事、公共关系、市场到业务拓展等各个方面段刘文都要管。事实上,早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段刘文就开始筹划这家公司。当时,还没毕业的他和朋友靠部分科技园的启动资金,在2007年末成立了汉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他一边申请专利,一边筹措资金,到2009年又在苏州成立了汉朗光电有限公司。创业还没开始,父亲就送给他一句话,中关村向来盛传的一句话: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就会出现一家公司;太阳落下去,就会倒闭一家公司。这句话不断地提醒他,要明确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要带着紧迫感去带领团队工作。在段家,孩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选择之后的后果必须由自己承担。段刘文说:“我们的家训就是慎独。”如今,汉朗光电拥有多项世界最先进的多稳态液晶技术的专利,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多稳态液晶技术产品的公司,他们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已经应用于黑白电子书、电子货架标签、信息屏等诸多领域,产品也得到不少跨国公司青睐。在绝对独立的原则下,短短几年,汉朗光电就取得如此业绩,可谓不俗。但段刘文始终谨记的还是父亲告诉他的慎独家训。当儿子走上创业之路后,段永基彻底放手。“父亲说过,我在企业里所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面临过。”但是,初生牛犊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知易行难”。一次,父亲建议他请律师看一份很重要的合同。但段刘文不听,他觉得自己看过,没有问题,结果被狠狠地“黑”了一次。“我相信父亲曾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不然他不会如此提醒我。”段刘文说:“但是,当他发现我要独自前行时,也绝对不阻拦我,也许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才会真正沉淀为自己的宝贵经验。”“自己选择的道路就不要后悔,这是你的选择,相应的责任要自己承担。”这就是段永基的教育之道。而这种教育方式也造就了段刘文的成熟果敢。段刘文还有个身份: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长。经过几年发展,接力中国已经不可小觑。在台湾,他们的造访会得到连战的接待。如今,这个协会几乎囊括众多中国富豪、商界大佬的子女:梁稳根之子梁在中、蒋锡培之子蒋承志、刘永好之女刘畅、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这个组织吸纳的会员,不是靠物质确立身份,精神层面上的共鸣更为重要。”段刘文说。“我们协会的会员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下行成本可控。当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机会众多,这也是当时我敢于弃医从商的原因。”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他说:“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言语之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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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创业医生TOP10:“协和系”成主流那些离开体制,自主创业的先锋医生,正在帮助我们更加便捷地就医,及用新技术提升传统医疗效率。医生生们去哪了?——笔者发现,他们都去创业了那些离开体制,自主创业的先锋医生,正在帮助我们更加便捷地就医,及用新技术提升传统效率。他们开办了新型诊所、推出医疗APP,还有一些甚至走入研发及临床服务。对于舍不得离开体制的医生而言,一家创业公司春雨医生正在搭建“空间”,为他们提供“线上个人诊所”,给医生一块空中自留地。早在去年,医生创业已经引发社会关注,还曾有一家机构专门推出一只医生创业基金。出走的“协和系”张海鹏(前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现集团有限公司CEO。作家)医生档案:1990年-1998年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美国Emory University Goizueta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硕士。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McKinsey&Co),后加入华润集团,2011年10月,担任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CEO。华润医疗:华润医疗现在已经拥有五家现成的公立医院,还有五家新医院在筹划建设,并购医院和自建医院各占半壁江山。总床位规模接近10000张床,总资产接近100亿,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医院集团。2.朱岩(前协和医院医生肾脏内科主治医师卓正医疗,现卓正医疗创始人)医生档案:持有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和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士学位。自2003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曾作为住院医师在大内科各专科轮转。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总住院医师1年、肾脏内科主治医师3年,并多次获得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优秀住院医师”称号,2012年4月,因无法忍受医疗体制,与另两名合伙人借鉴香港连锁诊所模式,在深圳联合创办私人门诊——卓正医疗。卓正医疗:卓正医疗是一家借鉴香港的连锁诊所模式的医疗集团,由优秀医生主导的、由专业行政人员运营的医疗集团,现已运营三家诊所。不同于公立体制模式,为中上产家庭提供高品质的疾病诊疗和健康管理服务。3.龚晓明(前协和妇产科医生,现任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医生档案:1990年~1998年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后就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妇产科网:立于日,网站前身是“妇产科学者之家”,是专门为妇产科医师建立一个网站,是中国妇产科学领域专业、权威的学术网站,拥有丰富的妇产科学术资源,为广大妇产科医师提供专业的妇产科互动交流平台。4.张遇升(协和医学院,现杏树林创始人)医生档案:2008年从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先在霍普金斯读了公共卫生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年底回国创办杏树林。现任杏树林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杏树林:杏树林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创业公司,旨在为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基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临床信息服务。现旗下目前有“病历夹”、“医口袋”、“医学文献”和“大话医学”4款产品。非协和系的那些创业医生5.孟凡强(前北医六院副院长,现北京翰博瑞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医生档案:前北医六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兼硕士生导师……2005年创办了翰博瑞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翰博瑞强:致力于全球医药研发的创新外包组织,公司拥有十余名在美国着名药企工作8-24年、精于临床试验运营管理、数据管理、统计分析或商业发展的管理团队,具有原研化合物/药物I、II、III期临床试验的实际操作经验。6.张强(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现自由职业者)医生档案:1989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92年负责筹建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1997年~1998年美国罗玛琳达医学中心,接受血管外科Fellowship培养。2000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硕士生导师。2002年被聘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第三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2004年负责组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外科专科---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浙江省血管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晋升主任医师,2007年被特聘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2012年底正式辞职,加盟上海沃德医疗中心(World path International),打造国际化、国内最高水准的静脉曲张治疗平台。上海沃德医疗中心:上海沃德医疗中心是由中国和美国医学专家联合创办的综合门诊。旨在为上海外籍人士和富裕阶层提供最高品质的健康医疗服务。
7.宣建平(前浙江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生,现杭州康源口腔医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医生简介: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系,从事口腔医学临床工作十余年,熟练掌握口腔内、外科,修复,正畸专业临床治疗技术,并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接受专业技能的学习深造,2001年,宣建平辞去公立医院口腔科主任的工作,在清江路开办了自己的口腔诊所。杭州康源口腔医疗:杭州康源口腔门诊部于2001年4月成立,由资深牙医宣建平及国内知名牙科专家亲临主持,突破了患者年龄的限制,成为诊所的技术强项和特色。8.欧阳晨曦(前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副教授,现武汉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医生档案:医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德国“艾伯特”奖学金生,获德国临床行医执照,湖北省特聘专家,入选湖北省“百人计划”,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委员。2000年赴德留学。2008年回国后,与武汉纺织大学联手研制出蚕丝粉体高仿生小口径人工血管。有望成为全球首家生产小口径人造血管的商业企业。后创办武汉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4月成立,是一家从事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和代理的澳门***企业,公司的人造血管项目已获得专利,目前该人造血管在动物实验中已取得重大突破,正处于投入生产阶段。9.毕烨(前外资医院高管,现爱丁医生创始人)医生档案:拥有临床医学本科及硕士学位,2003年前往哈佛攻读医院管理硕士,回国后一直就职于高端外资医院从事管理工作,有十多年的妇产科医疗及外资医院管理经验。爱丁医生:2013年7月,爱丁医生APP初版上线。爱丁医生是一款的手机备孕工具。用户在备孕期,这款APP每日会给用户布置简单清晰的任务,只需2-3分钟就可引导用户逐步将身心调整至最佳受孕状态,以提升用户的怀孕几率和质量。那些正准备创业的医生于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原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微博粉丝已达270万。急诊科出身的于莺,最大的梦想是做以社区为单位的全科诊所,于莺的设想是:与社区医疗对接,为每一个社区医生建立一个APP平台,在APP上为社区居民建立家庭健康档案,健康档案包括基本健康情况、家族病史等身体信息,由医生对APP上注册的居民进行健康管理,包括查体、随诊以及对每个家庭和个人定制健康方案。例如,某一居民的家族病史是高血压,那么医生会为该居民制定清淡少盐的健康食谱,并提醒该居民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测量血压、血糖,一旦检查发现有高血压的苗头,医生要对该居民进行严格的健康监控,比如严格控制饮食上盐、油的摄入,监督锻炼和改善生活习惯,将血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不能控制,则马上建议该居民去心内科就诊,并可提供就诊后药物监控和随诊的服务。杨泽方高年资儿科主治医师,儿科硕士班结业,丁香园儿科版版主,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参编多本儿科专着,在多本母婴杂志发表科普文章。擅长儿童消化和呼吸专业。原工作于福州市晋安区医院儿科。现在自己创办儿科诊所,预计今年4月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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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致私立医院创业者、守业者的信
作为私立医院,对比公立医院,我们的先天不足在于强大的医疗团队、全面的医疗技术以及完善的科研、培训的平台。除非与公立医院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否则和公立医院比拼这方面,就是以卵击石。我们要以我们的优势去挑战公立医院。我们的优势,就是理念,是好的就医院环境,是服务。我们不是在看病,而是在为人服务。 【编者按】作者为:耶鲁大学全球健康领导力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原文写于日致私立创业中,或者已经在守业中的朋友们:今年2011年,年初在海南“医院质量可持续性发展论坛”演讲的时候,我面对台下的近百名公立医院的院长,根据演讲的需要,大言不惭的说,公立医院短期的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就是来自日益成熟的私立医院系统的挑战。时间过得真快,一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真真切切的看到来自私立医院实际的挑战。我知道,也了解,平静的海浪下面是凶险的暗涌;黎明前最后的黑暗的前方,就是破晓黎明的曙光。私立医院的崛起,靠的是孕育,当孕育成熟之时,必然会凶猛的爆发。在前文《私立医院给中国系统带来什么?》中,我也提到,一些私立医院发展遇到的必然瓶颈与其自身发展优势。过去一年,不管道听途说的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来看,还是理性的观察投资者,实业家的行动,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私立医院都是医疗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做私立医院现在已经应该拥有,或者正在迈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路。所谓,天时,政策导向;所谓地利,投资者,实业家的支持;所谓人和,老百姓对于私立医院的认知与认可。虽有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我更相信天道酬勤,但没有加踏实地的做事,也只能得到是海市蜃楼,过眼云烟。一片浮云在喧嚣热闹之后。幻者,务虚;勤者,务实。我们经营私立医院,或者要经营私立医院需要务实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在做什么?作为私立医院,我们对比公立医院,先天的不足在于强大的医疗团队,全面的医疗技术,以及完善的科研、培训的平台。除非与公立医院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否则和公立医院比拼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以卵击石。我们要以我们的优势去挑战公立医院,以我们的优势去侵蚀公立医院的市场。我们的优势,就是理念,是好的就医院环境,是服务。我们不是在看病,而是在为人服务。有服务,就有服务的标准,我们去和谁比较自己的服务标准呢?当然至少不可能是公立医院,因为我们要完完全全超过公立医院。有人说,我们和其他私立医院比较,可以是中国的,可以是亚洲,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可以是美国的,欧洲的的医院。我觉得比较,学习先进国家的医疗体系诚然没有任何错误,但我们更要不仅仅与医疗系统比较,更要与其他行业在比较,我们是在和东航比服务,和麦当劳比效率,和苹果比品牌,和滚石唱片公司比效应。。。既然把自己作为以环境、服务为标准,为特色,为优势我们就不仅仅停留在只用的标准要求自己,要用所有行业中的最佳去要求自己。第二,我们缺少什么?我们不缺少战略,不缺少宏图,不缺少理论,可能缺少的是执行力。但是更缺少的,我觉得是理想,信仰,和耐心。伟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伟大的医院,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奋斗。梅奥的故事,麻省总医院的故事,我不想在这里重复。我们在做的事,是超前的事,是超越时代的事情,是前无古人做的事情,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我们肩负着责任,我们有责任去孕育市场,更要教育市场。肩负责任,教育市场的人,首先自己要有梦想。如果大家做私立医院的目的只是赚钱,或只是一个工作,而不是建立一个伟大医院,伟大事业的话,也许医疗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行业。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让医疗行业的成功比其他行业的成功更需要梦想的编织,信仰的支持,与耐心的等待。我希望,每个做私立医院的始作俑者,每个人想一想,20年后,30年后,自己面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或者后来创业者的时候,能不能慷慨激昂的对他们说,自己就是第一批中国创立私营医院的人?第三,我们靠什么?我承认,中国的市场是火热的,中国的医疗市场更是火热的,至少在短期,资本的投入可能会在私立医院的建设上风起云涌。投资者可能会说,我们靠得是资本,有了资本,我们可以风行天下。资本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帮助企业家发展宏图大业的工具。刚刚拜读完两本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的书:《风投大败局》(刘洪飞,于俊燕著),《资本的崛起》(赵迪著)这两本书非常详细,真实的描绘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20年的历程;资本可以托起一片产业,造就一批英雄,亦可以使一个事业帝国覆灭,一批精英沦落。当然,事实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资本只能是风帆,不能是船舵。做实体,更需要的是内涵,资本不能给我们带来内涵,内涵产生于每一天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之中。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机制,体系,服务流程,理念,成本核算的方法,绩效考核的制度,可复制性的管理方法,等等,这些才是我们的内涵。这些内涵才能帮助我们支撑起资本的风帆。我还在思考,每天都在思考,作为先驱者,我们不想成为先烈,但是古往今来的例子告诉我们先驱如果不务实的话,很容易成为先烈。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共勉:“李嘉诚一次到香港某敬老院做慈善,他给每位老人一个红包。巧的是,他碰上了曾经在1940年一起从潮州老家逃到香港学徒的老乡阿四。阿四很激动,“还是你行,当年我们还一起学徒哩,看看现在!我们这些人也想当老板,可遇到难题就把目标改了。诚仔,你不改目标,就是改改办法,就成了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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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创业者: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2013已经为我们打开新时代的大门,2014将继续带给我们值得关注的机会和需要当心的风险。新的时代对那些敢于创新、善于抓住机会的企业来说,必然是最好的时代;而对那些怀疑甚至拒绝变革的企业来说,也是最坏的时代。2013已经为我们打开新时代的大门,2014将继续带给我们值得关注的机会和需要当心的风险。1.传统行业哪些环节还没有互联网的深度融入,哪里就蕴藏着巨大的机会。那些为农业、能源、采掘、建筑、交通、等行业提供网络安全、数据采集/分析、移动办公/协作等配套服务的企业将茁壮成长。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已经意识到变革的力量并尽快参与进来的传统企业必然建立起新的竞争门槛,而传统企业对本行业优秀配套服务商的投资与并购会是2014年的一个重要主题。2.硬件创新向行业纵深发展。可穿戴设备热点持续,但发展更为理性,产业链条也将进一步优化;医疗领域硬件创新与移动医疗的结合催生更多实效应用;智能家居开放平台将推动家电、家居、节能、安防产业的融合,并促进行业标准的制定;互联网企业、物流企业、汽车厂商、应用开发商的合作将推动智能交通、物流技术的更快发展。3.手势操控、眼球捕捉、人脑控制、图文识别、语音技术、生物识别、芯片技术、机器人、柔性屏等领域的发展将带来更多让人惊喜的“跨界”式应用成果。4.在“去中心化”的大趋势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渠道、向垂直领域延伸的众筹平台继续为定制化、个性化产品及O2O服务提供发展良机,并催生出更多小而美的企业。然而,新的时代从来不乏传奇,那些正在创造传奇的小微企业特别需要注意:如何夯实运营,做精做深,以避免昙花一现的命运。5.互联网金融与各行业的融合异常迅猛,持续的演变一方面带来更大的合作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生态组建的金融链条更容易让风险的降临变成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如何在创新带来的震荡中保持结构的合理、资金的安全、行业的规范,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显得同等重要。6.在2014年,传统媒体的生存环境会继续恶化,但我们也可能看到少量传统媒体开始成功转型,并获得新的投资价值;大量快速爆发而根基不稳的社交媒体将快速沉寂和倒闭;新兴互联网科技媒体在同质化竞争中,洗牌将加剧;聚焦某个新兴行业、坚持精耕细作的垂直型、社会化媒体仍然具有成长空间,并对大而杂的行业门户形成挤压。7.在政府鼓励创新与创业、打击**、推动市场化竞争的背景下,曾经单纯依赖行政权力、坐拥垄断资源、在畸形的市场中沉迷于过去“好日子”的企业、特别是那些不思进取的国有企业,将不断迎来市场“用脚投票”的结局。8.2013年全球商业领域的新变化告诉我们:不管是洞察、把握机会,还是识别、避免风险,都需要建立两种思维:一是极客思维。它帮助我们紧盯科技前沿,以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自身竞争力的不断升级;二是跨界思维。在“万物互联”的未来,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企业也在互联,跨界合作由此成为必然的应对之道。原文节选自资本实验室《2013年度风险投资与并购报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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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医生前辈---龚晓明中国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副主任医师,这是龚晓明为患者熟知的第一个身份。他不是第一个离开协和的医生,但他却创造了目前国内多个第一。中国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副主任医师,这是为患者熟知的第一个身份。今年夏天,龚晓明在微信朋友圈里宣布了自己的新动向。这位曾经的北京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已转战上海第一妇婴医院。在此之前,他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中美差距在哪里?》一文。拥有近20万粉丝的他,之后曾转发这篇文章,提示关心他动向的粉丝们:“如果看了我这篇文章的,也就知道我以后大概想要做些什么事情。”龚晓明不是第一个离开协和的医生,但他的另一重身份,却创造了目前国内多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家妇产科医生网站的创始人、第一个开通微信公众账号的职业医生。谈及他一直坚持的医学信息科普工作时,他会称其服务对象为“老百姓”;谈及自己做的微信公众账号,他会很互联网气质地使用“产品”这一词汇;当被问到其在好***站与患者的交流时,他认为,这个网站帮助医生更精准地寻找到自己符合自己擅长领域的“客户。”一个职业医生、半个互联网创业者,这是龚晓明目前的角色。将来他还可能做得更多。中国obgyn.net创始人1998年,龚晓明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进入协和医院。正是那一年,中国商业互联网开始兴起——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都出现在公众面前。龚晓明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因为“觉得好玩。”在“学了一点技术”之后,他给班级写了一个网页,把大家的通讯录给挂网上去。2001年,龚晓明发现,国内没有一个让妇产科医生进行网络交流的网站,“那就自己创建一个吧。”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龚晓明就注意到美国一家妇产科专业网站:obgyn,这家网站由RobertaSpeyer女士创办。龚晓明迅速成为这家网站的粉丝,并开始尝试与之联系沟通,之后,他为自己创建的中国妇产科网的申请了一个顶级域名:chinaobgyn.net。在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和资源的条件下,龚晓明开始“玩票”。因为其专业性与信息共享的需要,中国妇产科网为越来越多的妇产科医师所熟知,龚晓明申请的国际顶级域名,也吸引了不少搜索引擎将该网站收录到与妇产科相关的链接里。在技术运维上,这家网站“因陋就简”。“没有服务器,我就用免费空间,一年花个100元不到。”龚晓明回忆,“后来自己租,再后来找技术,租用服务。”回忆过往,龚晓明语气轻松。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创始人还兼任总编工作,他扛起摄像机、拿起话筒,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组织采访多位业界专家教授,采编播全靠一人拿下。这需要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这位创始人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职业医生身份,而原本的门诊与手术任务已经十分繁重。到了2006年,龚晓明已经为这家网站投入了很多精力,但产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龚晓明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网站怎么办?是这么长期下去还是找一条不同的道路?医生龚晓明开始感受到运营一家网站的资金压力。“做好医生,只要替患者考虑就行,在医院里有人发工资。”龚晓明说,“做网站运营是为客户考虑,现实的情况首先是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商业化道路。”龚晓明认为,“不找这条路就死路一条,不做下去就前功尽弃。”2006年3月,中国妇产科网成立了编委会,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博导郎景和教授担任编委会主席,编委会成员还包括其他妇产科行业专家。除了来自官方资源的整合,龚晓明还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此后的出行,他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谈业务。龚晓明自认“绝对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到现在他仍觉得自己并不适应商业活动。“但我会从医生这个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我知道医生需要什么。”龚晓明告诉记者,“我们面对的合作伙伴包括企业、药厂、医生等,最终还是要面对患者。”2006年,龚晓明去参加国际妇产科联盟大会,在展台上遇见一家医药企业,就上去和对方交流,不到三个月,他为中国妇产科网谈下了第一笔订单,对方之前并没有和类似的网站合作过。“每天至少1万多妇产科医生在看我们内容。”龚晓明说,“但我们只有一个做市场的人,对接企业,我们缺少一个好的销售。”不过,因为对这家网站的盈利期许是“只要自己能养活自己就好。”龚晓明也缺乏更多的商业化动力。作为行业医生网站的创始人,龚晓明这些年一直活跃在业务一线。在好***站上,龚晓明也收获了来自患者的诸多好评。“如果对比专注的创业者,我是最一心两用的创业者。”龚晓明承认,“但是,医疗行业脱离了临床,还可能成功吗?”互联网:除了科普还能做什么微博做科普、好***站做患者与医生的精准匹配、微信除了科普还可以做更多……对于不同的互联网工具的定位及其核心功能的使用,医生龚晓明有着自己的见解。2012年年底,龚晓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随后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宫颈糜烂——一个过时的疾病》。“宫颈糜烂这个病其实不是病,是一种生理现象。”目前为止,仅该单条微博就获得3万多的转发。然而,龚晓明很快就发现,即使在互联网平台上,科普工作还是不那么容易做。在微博上,一直有不少营销账号在发布错误的相关信息,甚至有一些商家操控部分账号,为其推广相关药品而传播错误的医疗讯息,也有一些医生仍持过去的观点,将宫颈糜烂列为需要治疗的疾病。龚晓明不得不与其展开了密集的“斗争”。通过多次转发评论,并通过国内外的观念对比,龚晓明不断重申其观点。“从评论来看,就知道,虽然我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但是实际受惠的人群,仍然是非常有限,大部分的人仍然是不知道宫颈糜烂不是病,甚至有人引申到对个体的道德谴责。科普路漫漫啊。”龚晓明在微博上感叹。“科普贴得常转,多一个人知道,少一个上当。”他还建了一个维基百科的条目,以供搜索引擎来分享,并推动百度百科修订相关医疗词条。“那篇文章让我突然意识到科普文章的价值,可以减少很多老百姓被误诊、误治的情况。”龚晓明发现。最初他在微博上做科普,有了微信之后,发现后者潜力更大。“我们做互联网的,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对客户能带来什么改变。”因为微信公众平台的限制,“你一天只能发一条,我们就不会去骚扰客户。”龚晓明认为,“而微博基本上是流水账,过去了可能没看到,微信相对效率更高。”微信公众平台开通不久,龚晓明就开通了“龚晓明医生”这一公众账号,并推荐给已经从体制内出来的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最基本的尝试是,“微信可以普及常识、回答问题。”龚晓明告诉记者。目前为止,龚晓明的微信公众帐号已开通自动回复的关键字已包括盆腔积液、乳腺、支原体、咨询、孕期营养等30多个。他还曾就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在微信发起调研,请粉丝们分享自己的经验,一次调研问卷就收获700多个有效答复。很快,龚晓明发现了一个问题,微信是一个不错的科普渠道,但科普工作多了以后,“我的号现在越来越难挂。”即使是7元的普通门诊号,也被号贩子炒到1000元。龚晓明认为,微信可以发挥的功能其实可以更多,比如通过微信挂号、回访等。“或者患者去医院看病,之后的化验单、检查结果是否可以通过微信推送给你呢?”龚晓明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医院信息管理处兼负负责医院网站改造工作。当时他曾提出一个理念:病人的化验单不用回到医院打印,特别是外地患者可能看病之后要回当地,如果实现联网查询,就可以省去患者来回奔波的时间与精力。技术上要实现联网和信息化共享并不困难,但是这首先依赖于医改。中国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也让微信在此方面的商业化受到不少制约。龚晓明考虑过通过LBS寻找附近的医生这一功能,但与国外成熟遍布的私立医院不同,国内缺乏这样的供求环境。站在一个相对特殊、变革缓慢的专业服务领域,一脚踏入了互联网的龚晓明,经常发现“IT世界变化太快了。”在体制内,他也承认自己有点“另类”。可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他的回答仍然是:做医生。他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算是拥有自媒体的人,“我只是希望老百姓不被误导。”谈及互联网对医患群体和关系的影响,龚晓明打了一个比方。互联网使得患者了解医生不仅仅是通过传统的途径,还可以让医生变成为类似于大众点评上的餐馆一样被患者点评,促使医生改变服务,老百姓也更容易找到好医生。就医生这一群体而言,“互联网让知识的传播变得公平,只要医生肯学习,以前只能主任出去学习的模式就成为了历史。”现在,除了科普之外,龚晓明正在为后者做出努力。他曾在《中美医疗差距在哪里?》一文中提将中美患者的就医环境和待遇进行对比,“看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我认识到其实导致中美之间差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医师培训体系。”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全国性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开放医师多点执业、取消医院级别评审、取消手术级别分类等限制医院发展制度等四点建议。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龚晓明自己带了一个团队,同时开始尝试新的医疗模式。“改变围绕着专家转的模式,向国外学习住院医师的体系建设。”龚晓明告诉记者,“最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今年8月,龚晓明再次转发了自己写的《中美医疗差距在哪里?》一文,“用好的系统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让更多的百姓受益,你们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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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医生,是否将会颠覆中国医疗生态?专业医生转型为企业家,不仅表率式地做出“医药两分”、增加了患者的就医选择,也为医师就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编者按:这一期的文章是关于医生创业的,坦率地说,他们创业的规模都比较小,大多都是利用自有资金发展,有些人不愿意提及自己未来的融资额,只是强调要实打实做出一点什么。我们之所以愿意拿出封面这样的重篇幅来报道他们、他们的小伙伴和小生意,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将会代表一种“现象级”的事态。所谓“现象级”,有的是指规模造成的影响力冲击,但有的是指迎合未来社会命运的冲击。后一种更有说服力,但也会更有曲折的陈述性。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有人也清楚中国的医疗供给严重不足。这一主要矛盾构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而供应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整个制度给予的激励是扭曲的,比如以药养医,比如身份编制,比如公立医院垄断。此前的很多改革,主要是在医药利益分配上不断变换,甚至用价格限制(比如零加价、不准二次议价)等计划经济手段来进行表象改革,改来改去,毫无意义,反而伤了人心。去年推出的医生自由执业,部分地释缓了医生和医院的“农奴制身份”,也对一些医生的暗中走穴给予了公开的认可,但是,并没有生态改变的意义。自由执业无非是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游走,赚取新增劳动时间的技术价值。医生开始创业,则气象完全不同。此前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大多素质不高,游医水准。这一轮医生企业家精神的发动,很多都是专业医师,想清楚了在体制内的前途,放弃大医名医的升阶路途,用商业的思维,将非疑难精尖的医疗部分标准化、可复制化、服务业化,做出特色不同的诊所机构,甚至用互联网思维,在细分市场做出了O2O的新颖模式。专业医生转型为企业家,相当于医疗体系毛细血管发生变化,虽微弱但颠覆。医疗改革不应该是官员专家主导,也不是那些工程师思维建立一个网上挂号、大姨妈登记就能丰富心态。专业医生从医学本身出发,从患者的体验出发,利用目前的各种新技术和创业氛围,重构了恰如其分的商业模式。它不仅表率式地做出“医药两分”、增加了患者的专科的就医选择、提高了社会的分诊效率、划分了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医师就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这是好的现象,这是现象级的现象。于莺,著名的北京协和“急诊室女超人”,微博上粉丝超过270万的大V,小时候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然而,在中国公立医院长年累月的门诊和临床经历,却让她对职业的前路产生了持续的怀疑。“在这里,我还是那个自己想做的,那种救死扶伤的医生角色吗?”于莺说,她后来明白,自己曾经想象的医生角色,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很难实现。在中国,很多具备相当从医资历的医生都有过类似的郁结。他们有的选择转行,有的选择自由执业,少数人则选择了一条更有颠覆性的道路:在医疗领域里创业。就像现在于莺所做的那样。于莺:正在筹建一个新型的门诊平台记者接触的创业医生,还包括朱岩、毕烨、欧阳晨曦和张遇升等。他们大多有着资深医生的背景,并在近两年开始,于中国医疗体制正被一点点撬开的缝隙里创业。他们有的选择做“更纯粹的医生”,开创靠服务、研发赢利的医疗或产品,有的试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有的对“病历大数据”做起了文章……在医生创业的背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层面也正处于松动的前夕。例如,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并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等提上日程。这一举措,也被视为2009年启动以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对比起过去以“民营资本建医院”的医疗创业,创业医生们的尝试远不止于单调的商业算计。它们充满了医生的气息,包含着医生们对体制的反思,医味十足的商业灵感,对医疗伦理的终极反思。谁能保证,有朝一日,它们不会被千万个创业医生复制和创造?“坏体制”的红利于莺的医疗价值观与体制的距离已经很遥远。在北京,于莺对记者说,上海一个医院的业务处主任,曾直接质疑她认为医疗本质上是服务行业的想法。“当时他说医疗就是个技术行业。我的感觉就是无话可说。”于莺多次用急诊科的经历,去说明她所理解的医疗并非是冷冰冰的技术活儿。在急诊科,同样的治疗,如果有足够的关怀、沟通,治疗的效果会有所区别;在病人垂危之际,医生对家属冷冰冰的抢救签名通知,如果换成温情的安慰,医患关系也不至于恶化。于莺的老同事,现卓正医疗的合伙创办人朱岩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却始终不能消灭那种不时产生的,对诊疗工作的绝望感:在门诊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只有那几分钟的诊疗时间。“如果每个人有20分钟,那你能为对方做更多,但在公立医院却不可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朱岩在深圳对记者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朱岩:卓正医疗合伙投资人“以药养医”作为最典型特征的中国医疗体制,多年来在医疗界催生了各种怪现象。在武汉,长期从事心脏搭桥手术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欧阳晨曦,也曾无法理解为何血管支架在中国如此泛滥。他对记者说,“动不动就安四五个支架,这是对病人负责吗?”相比起各种怪现状,更让医生看不到希望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速度。有过军医经历的“爱丁医生”APP创始人毕烨说,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毕烨:“爱丁医生”APP创始人毕烨对记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变”。她本该向科室主任方向发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虑在很多年前就袭击了她。而朱岩用了更多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离开,前年才踏出创业的第一步。2013年,于莺正式离开协和医院,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圈子里的热门话题。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纠结。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健全。“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张遇升在北京的办公室对记者解释说。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譬如,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让儿科、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在中国,由于儿科门诊无法产生太多用药的创利模式,儿科医生连年流失。于莺为此特意调查了一番:一个月薪在1.5万-2万元之间的母亲,并不拒绝为真正有效的儿童门诊服务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诊金(而不是花在各种不必要的药品上)。于莺说,她正以此去建立一个能实践她对医疗服务想象的门诊。朱岩曾希望和于莺在北京合作开办类似的诊所,不过于莺告诉他,在起步阶段,公立医院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选择。朱岩2012年和两位合伙人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最大业务是包括内科、妇科、儿科在内的常见病诊疗,收费采取包药模式,初诊费380元包括了医生诊金、常规检查和3日用药。“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做他专业的事情,不应该被商业因素所左右。”朱岩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诊疗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台,试图还原医生职业的本质。于莺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医生张强,曾经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执业这个“美好梦想”的向往。在前年底,他辞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职,选择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北京和睦家医院等多点执业,“因为这样能做一名纯粹的医生。”即使在体制内,医生也有潜力放下专业之外的繁琐,成为类似产品经理的角色。作为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外科医生,欧阳晨曦本来应走在发论文、谋职称的传统道路上,但因为武汉政府的“破例”支持,欧阳晨曦从五年前开始开发人造血管,现在有机会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小口径血管商业化的公司创始人。欧阳晨曦说,只有临床医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讲究血管的弹性——他曾亲见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体内折弯和堵塞的痛苦——于是他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目前,他与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林教授合作主持研发的小口径人造血管,正处在临床试验的阶段。“跨界创业”的色彩,在毕烨的身上更明显,从“爱丁医生”APP研发过程的人员构成可见一斑。爱丁医生的产品经理由4个人共同担任,最外层的两位,一个是纯IT出身,另一个是纯粹的专业医生,可提供医疗知识的咨询。“中间的两个,一个是我,医疗出身,恶补IT知识;另一个是IT出身,懂一些医疗。我们是产品经理的核心,将医疗和IT的思维融合起来。”在跨界研发的过程中,毕烨深感医生思维和工程师逻辑的巨大差异。比如说,判断一个患者有没有患脑膜炎,由于个体情况的差异,医生会用相对模糊的逻辑来判断,不能够完全排除脑膜炎的可能性。但按照工程师思维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0,就是1。“在这里面我们尽量去做一些可以标准化的,可以实现数字化的东西。但是,医疗服务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断的事情,我们靠机器解决80%的标准化问题,还有20%是人工服务。医生看病也是这样的,80%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20%则是很个体的东西。”毕烨说。创业路崎岖不过,医生们“理想国”的创业**,注定不会如此简单地到达成功彼岸。卓正儿童保健中心的钟乐医生说,她不擅长处理繁琐的行政管理,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莺或者朱岩那样自己创业,就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够的资金,处理方方面面的困难。很多有才华的医生,都曾进入过一些民营资本早期投资的医疗机构。毕烨在哈佛大学读完医疗管理以后,曾经试图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又担任过三家的高管。她说,以前的那种创业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公立医院的院长并没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营医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图来形容。它们跟医生创业时所考虑的不一样,它们可以纯粹为了钱,而不去考虑患者。”毕烨对记者说。而于莺在离职之后,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找上了她。于莺没有接受那些邀请,因为她觉得做一个非体制内医院的高管,不足以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对医疗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医院有过经验的医生告诉她,资本家也有缺点,譬如多年不给医生涨工资。独立开设医疗机构的路途并不平坦。于莺曾去过台湾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于是她希望在北京开办全科医生为特色的诊所,但走一趟申请程序下来,却发现中国大陆的卫生管理,对医疗机构有着各种让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为相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划定硬性的设点距离限制。朱岩说,如果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能打破,那个巨大的潜在医疗市场马上会被打开。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宣布,废止“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医生们的创业看起来更加便利,不过也不乏暗礁。前年,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张遇升,向他的师姐于莺请教创业的方法——当时的于莺正沉迷于一本国外的病历总结书籍,提出了为医生们开发手机病历的方向。结果,杏树林病历夹后来成为了张遇升团队最核心的产品,据称目前进占了国内大约两成医生的手机,朱岩和于莺都在使用。“我觉得病历夹,最核心的价值是,给医生带来了自由。医院以前也有电子病历,但是医院的电子病历和病历夹最大的区别就是,医院的电子病历是给医院用的,医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资料你带不走。”张遇升说,医生们平时对杏树林病历本的使用习惯,大大影响了这个APP的发展进程,这个APP开始时让医生用手机打字记录,医生只管对病历拍照(后台数据由杏树林团队处理)就行。这些移动病历对朱岩们的最直接意义,是离开体制的医生们可以继续从事病历收集和临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属于传统医疗体系、各有山头的病历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了可以用作独立项目开发的宝贝。记者走访的一些创业医生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担忧:一旦公立医疗体系察觉到这些新的研发模式或者商业模式的威胁,未必不会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压。按照很多医生的说法,医生之所以比一般的产品开发者更有资格在医疗创业的领域大展拳脚,是因为他们长年积累着医疗领域的核心数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欧阳晨曦就是一个累积丰富的医生,他根据临床经验去钻研人工血管,不过也曾遇到各种非议,譬如有同僚质疑他是变相代理医疗器械产品,或者说他“不务正业”,影响他在医院里的职称评定。欧阳晨曦明白那种作为特别一员的存在感。他对记者说,在中国还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像他这样既从事临床医疗,又从事医疗创业的人。更多的医生,离开了医疗系统就是彻底地离开。“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业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败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欧阳晨曦正忙于参加CCTV的一个创业节目,“经过几年坚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不是私饱中囊)”。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于莺也曾考虑过提供上门医护、相对廉价的医疗商业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为旗下医生申请出诊资质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多点执业”,以及家庭医生模式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线上医疗也是一个有政策风险的领域。毕烨说,她所创办的爱丁医生APP,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线下医学实体的APP产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导用户的日常习惯,在线下开发就诊和随访的业务,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领阶层的医疗支持中心。她坦言,这种业务涉及到远程会诊,而中国对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在体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说。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于莺和朱岩近来正致力于招徕大约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医生。如此一来,300到500元的挂号费才能满足这部分医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诊者对医生水平的期待。于莺说,是否动真格,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批医生的决心,因为很多医生还是不舍得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或者对药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恋,“希望高薪水能够让你不需要再在门诊里为开药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尝试(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灰色的尴尬。”在深圳,已经有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医生加入了朱岩合伙投资的卓正医疗团队。在微博上,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向朱岩表达他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求解自己作为医生的未来。对此,于莺的观点更加现实一些。她说,总有一天,各种条条框框会被慢慢瓦解,从深圳开始,一路瓦解到北京。现在,于莺已经是社交媒体上创业医生的头号标签。她曾经的同事朱岩,也在逐渐累积起微博上的粉丝。在创业的过程里,医生们开始有意识地品牌化——当不再享受三甲医院的科室“权威”,以及汹涌的病患流量,他们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让病人、投资人和业界认识自己。“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他们都觉得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很多创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面,医生肯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人群,企业也好,保险也好,病人也好,医院也好,最终运作和开发都要落实到医生的身上。谁能够抓住医生的资源,在未来肯定是有价值的。”张遇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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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话题,欢迎战友们参与讨论!在国内,普通医生能将工作糊好了就不错了,还真没有那个精力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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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网络信息时代,给医生再创业的机会,只要选择好方向,还是大有可为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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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如果以后还打算从医,你的经验来自于公立医院。以后你的经验将不再有公立医院那样大的复制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感谢公立医院的高压,让你成长了。一个博士,没有公立这么多患者,如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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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医生创业记:富二代段刘文的弃医从商路这个case真的跟医生沾上边吗?虽然想强调靠自己,但从头到尾无不是祖荫庇护的产物,与医生创业无点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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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yapple 不得不说,如果以后还打算从医,你的经验来自于公立医院。以后你的经验将不再有公立医院那样大的复制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感谢公立医院的高压,让你成长了。一个博士,没有公立这么多患者,如何成长。没必要感谢把,作为医生同样为公立医院创造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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