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对中国的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_中华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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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拥有古老文化的民族,但是也有屈辱的一段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 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宣扬的“侵华有功”是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在客观上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 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率先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英《南京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这是半殖民地化开始的标志。鸦片战争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另一方面,它们凭借自己的船坚炮利,继续进行武装侵略,不断扩大侵略权益,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一步步加深。 1856年,英法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想对中国内地进行侵略;沙俄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侵占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加紧侵略。这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掠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美国、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俄国对新疆的侵略,英国对云南、西藏的侵略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造成了中国边疆的新危机;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通过《中法新约》进一步打开中国西南的大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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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反的方面,也就是不利的方面。这就十分明显了。
1.破坏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十分明显,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中均可明确而清晰的发现。比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割香港岛,《中日马关条约》中的割台湾岛、澎湖列岛,以至俄罗斯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等。此外,如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强迫清政府改革政府结构(《辛丑条约》中有明确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其列于六部之上的条款)、把持中国海关(李泰国和赫德,不管他们在中国海关近代化的方面贡献如何,但其在主持中国海关期间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等,都是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
2.赔款与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列强通过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获得了在华经商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从而得以顺利地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自然经济彻底瓦解,而新生的近代企业则举...
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确实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实列强的整个殖民浪潮,对于其所殖民的地区,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存在的。
先说反的方面,也就是不利的方面。这就十分明显了。
1.破坏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十分明显,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中均可明确而清晰的发现。比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割香港岛,《中日马关条约》中的割台湾岛、澎湖列岛,以至俄罗斯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等。此外,如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强迫清政府改革政府结构(《辛丑条约》中有明确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其列于六部之上的条款)、把持中国海关(李泰国和赫德,不管他们在中国海关近代化的方面贡献如何,但其在主持中国海关期间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等,都是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
2.赔款与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列强通过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获得了在华经商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从而得以顺利地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自然经济彻底瓦解,而新生的近代企业则举步维艰,难以做大做强。
3.掠夺和破坏中国的相关信息资源。这一点至今都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欧美大型博物馆中陈列的诸多中国文物,很多就是侵略时期侵略者从中国抢夺或非法挖掘的,比如著名的十二生肖头像、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等等。在抗日战争期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下落不明,可以说同大日本皇军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至于正的方面,一句话,就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
1.在经济上,自然经济被打破后,以外国在华企业为先,民营近代企业和洋务企业紧随之,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诞生,近代经济开始兴起。
2.在文化上,不但打破了我们那种陈腐落后的“天朝上国”思想,而且将西方的近代思想,如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等,传入了中国,开启了中国文化上的近代化,而且为日后政治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3.在政治上,新的民族民主运动开始兴起,近代民主的观念产生并开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我们建成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4.在军事上,新式的军队开始产生,军事近代化得以发展。北洋舰队、北洋新军的组建,都带有浓厚的列强的色彩。
这些都是个人总结,可能还有不到之处。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今天的长远眼光来看,倒似乎是正的影响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如果我们在鸦片战争中胜了,把我们的封建王朝再延续上一段时间,恐怕目前的状况还要更为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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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深火热之中!其行之残,其状之惨。总之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过大于功!
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确实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实列强的整个殖民浪潮,对于其所殖民的地区,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存在的。
先说反的方面,也就是不利的方面。这就十分明显了。
1.破坏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十分明显,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中均可明确而清晰的发现。比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割香港岛,《中日马关条约》中的割台湾岛、澎湖列岛,以至俄罗斯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等。此外,如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强迫清政府改革政府结构(《辛丑条约》中有明确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其列于六部之上的条款)、把持中国海关(李泰国和赫德,不管他们在中国海关近代化的方面贡献如何,但其在主持中国海关期间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等,都是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
2.赔款与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列强通过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获得了在华经商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从而得以顺利地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自然经济彻底瓦解,而新生的近代企业则举步维艰,难以做大做强。
3.掠夺和破坏中国的文化资源。这一点至今都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欧美大型博物馆中陈列的诸多中国文物,很多就是侵略时期侵略者从中国抢夺或非法挖掘的,比如著名的十二生肖头像、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等等。在抗日战争期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下落不明,可以说同大日本皇军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至于正的方面,一句话,就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
1.在经济上,自然经济被打破后,以外国在华企业为先,民营近代企业和洋务企业紧随之,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诞生,近代经济开始兴起。
2.在文化上,不但打破了我们那种陈腐落后的“天朝上国”思想,而且将西方的近代思想,如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等,传入了中国,开启了中国文化上的近代化,而且为日后政治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3.在政治上,新的民族民主运动开始兴起,近代民主的观念产生并开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我们建成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4.在军事上,新式的军队开始产生,军事近代化得以发展。北洋舰队、北洋新军的组建,都带有浓厚的列强的色彩。
这些都是个人总结,可能还有不到之处。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今天的长远眼光来看,倒似乎是正的影响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如果我们在鸦片战争中胜了,把我们的封建王朝再延续上一段时间,恐怕目前的状况还要更为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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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由商品输出变成了资本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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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879年,完成学业的辜鸿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奉李鸿章之命归国的博士马建忠相识,长谈3天后,辜鸿铭决定改穿长袍马褂,吃中餐学汉语,埋头研究中国文化,并回到祖国
答: 请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的关系请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的关系
答: 198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开始在全国推广施行.
答: 教育广义上是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狭义上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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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关于中国历史、社会性质、19世纪国情、中外关系和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总看法
日08:49&&&&来源:
原标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总看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到中国将近1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将近100年。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总看法,其中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关于中国的历史、19世纪国情、社会性质、中外关系、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中叶的中国问题与世界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中叶及其前后,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人不少,但多数人对中国特别是对鸦片战争等重大问题持有偏见。马克思恩格斯则始终站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中叶的中国问题与世界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开宗明义,引用黑格尔“两极相联”的辩证观点,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当然,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照搬,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中国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了,因为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化,使得各民族在经济上联成一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不得不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约3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约1/3)、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必然要随之产生内外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由这些矛盾引发的中国革命也必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列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革命,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以巨大贡献。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也说,“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光辉历史意义”。恩格斯还说,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在7世纪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过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明,如发明了火药、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所有这些,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从18世纪开始,英国人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人口一直占据世界之首,经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白银大国。马克思说,“从17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近代中国何以落伍,马恩认为直接原因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上时代潮流
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中国国力逐渐下降。中国之所以衰落,直接原因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马克思指出:“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突出的转折。”
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上时代潮流。16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从农业经济逐步转变为工业经济,中国社会则由于闭关自守而停滞不前。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经济上,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妨碍与世界经济交往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贸易大国,但由于经济结构落后,最终必然被先进的工业经济所打垮。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经济抵触新的工业经济,而且“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而“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而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与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相一致,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国的皇帝及其周围的大官们常常“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而中国百姓常常保守落后、性情柔弱、过于节俭,宁愿库藏金银也不愿购买国外新产品。因此,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已经成为“腐朽的”、“半文明”的国家,统治者必然“丧失统治权”,而其人民也似乎必然要被西方的鸦片所麻醉,然后才能“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
关于中国革命,马恩对当时已经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并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中国革命的动力最终来自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已经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它不仅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例如,太平军具有宗教色彩,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而只想改朝换代;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只会勇敢战斗,而害怕群众;军纪不严,招收流氓无产者参军,采用引起恐惧战术,给人以凶神恶煞的印象等。这些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恩格斯分析道,1840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民众还“保持平静”,对战争漠不关心,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反抗外敌的情绪就空前高涨,“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
中国社会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恩格斯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且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
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科学的理论家,他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18、19世纪大西洋是中心一样,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会变成人口稠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的地区。“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责编:程宏毅、谢磊)
15句话明确六中全会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会公报对外正式发布,六千余字的全文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了解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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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爱国游行运动。针对运动中出现的打砸抢等现象,有媒体呼吁“真正的爱国就是要告别‘义和团’式的爱国”。此论断看似理性、公正,实则用心险恶。什么是“义和团式爱国”?这样一个让人不知所言的概念,其背后不仅是对这场全国性的爱国群众运动的批判,更是对100多年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的污蔑。一百多年过去了,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世易时移。今天的一些主流精英,总是习惯于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用现代的西方价值理念来否定这场伟大的群众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不能任由这群打着“自由民主”伪善旗号招摇撞骗的精英们污蔑中国人民的正义的事业!我们必须让历史恢复其正义与非正义的本来面目。
义和团团员
大沽口炮台的守军与侵略军激战
对于义和团运动,一度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列强国家的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发出一片喧嚣,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对义和团的各种诬蔑和攻击言论。某些西方政客、议员和教士、记者,拼命煽风点火,挑拨对义和团的仇恨。他们把义和团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制造了种种义和团杀人放火、“把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撕成碎片”的谣言,进而叫嚷“中国人仇视欧洲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义和团要毁灭西方文明”,甚至于还有人捏造出中国人企图征服全世界的所谓“黄祸论”。西方列强国家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攻击义和团、煽动国内反花情绪来为其侵略掠夺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罪行制造舆论,并拼凑了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所谓“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时是联合国不存在呀,否则当时的西方列强是否也要搞出个“联合国军”来也未为可知!
但是面对这一片咒骂义和团的喧嚣声,也有不少的国际正义之士挺身而出,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种种谬论,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表示了同情与支持。比如俄国革命家列宁,在1900年12月俄国《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来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所有的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还愤怒斥责那些“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他尖锐地揭露,“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
清军与义和团在廊坊阻击八国联军
很多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人士也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如日,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就刊登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文章响亮地指出,“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社论尖锐地责问:“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即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前进报》认为“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见《近代史资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日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严正谴责德国政府以保护基督教为名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行为,他说:“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摘自《德国帝国国会年会议期间速记报告》第一卷)
义和团包围廊坊车站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在一次演说当中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在马克·吐温的一篇标题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词》的文章中,他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马克·吐温还在《北美评论》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 ment)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190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纽约太阳报》报道梅子明“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马克·吐温看到这条消息以后,当晚就极其愤慨地写道:“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摘自《北美评论》)
清军与义和团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包围了侵略军
曾经热情支持过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士宫崎滔天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侵华和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他用白寅学人的笔名,在1900年3月的日本《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后放言的形式,谴责西方传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挥舞着博爱人道大旗,却干着盗贼媒介的勾当”,宫崎滔天慷慨陈词:如果遭到列强瓜分的灾祸,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那就只有去当义和团了”。“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宫崎滔天《独酌放言》,摘自日本《二六新报》)在当时日本人士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刊登在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题为青柳猛所写的《义和团赞论》,该文从一开始就指出,尽管当前世界舆论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但是作者却坚定地认为更值得同情的却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他严正指出:“应该痛责的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那些顽固恶劣的耶稣教徒,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文章有力地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青柳猛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擅自侵入民宅,肆意掠夺”,“对这种暴徒自然很难用和平手段说服,只有诉之武力。”他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才引起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声呐喊:“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青柳猛:《义和团赞论》,摘自日本《女学杂志》)
清军与义和团在杨村阻击八国联军
通过以上外国人士的言论,可以加深我们对义和团反帝运动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的认识,也可以有力地驳斥那些对义和团运动的种种污蔑与攻击,揭露列强及其庇护下的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时还表明即使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在极为艰难的处境当中进行的,但他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还是得到了认可,即使是在当时也曾赢得了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人士的同情与声援。
聂士成率军抵抗八国联军
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义和团运动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失败,他在客观方面对于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行动起到了缓解作用。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日本以后,西方列强完全把中国看作了一只躺在自己餐桌上面的等待宰割的羔羊,德、法、俄、英等西方列强们纷至沓来,迫不及待,生怕自己来迟了,就被别人抢了先。他们疯狂叫嚣“中国人不服从就让他灭亡”、“只要一支10000人的现代化部队就完全可以从中国的南方打到北方”!可见,当时的列强已经完全视中华为其口中之肉、盘中之食了,面对列强的垂涎欲滴,再一味的妥协退让,只能是坐以待毙,幻想以口舌之能而化险为夷,岂不是痴人说梦!所以可见那种胡说什么李鸿章以他的外交天才来挽救中国不被分割的所谓高论,其实根本不过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谎言,相信这种谎言的人就如同相信可以通过和狼讲道理就可以让狼不吃自己的东郭先生一样愚蠢的到了极点。事实情况是,正是义和团和爱国清军战士们的拼死抵抗和浴血斗争,教训了列强的联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尚有很强的抵抗力,战争真正的打下去,只会对他们不利。战争之前他们狂呼“一万军队可以征服中国”,但一场天津保卫战就使他们转变了态度,认为“占领北京非要十万军队不可”,这就是天津的义和团和聂士诚等清军将领用生命换来的!北京之战的迅速失败表明清政府已经腐朽的不堪一击,但坚持斗争的义和团和如大刀王五一样的中国民众却让联军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才使瓦德西等人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尚有无限之抵抗力”,“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拳乱笔记》)八国联军虽然表现上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伤亡数千部队所占领的也不过只是天津和北京一带,尚不及中国一个省,战争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最终支持不下去的只会是联军,所以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列强无奈的选择了放弃,这才是八国联军最终没有试图瓜分中国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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