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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ogou_ad_width=980;建设一个理性的、公正的、文明的和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网络整理编辑建设一个理性的、公正的、文明的和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作为民间的批判者、作为道义担当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对基本面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有所区分，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集中打击“最坏的”，而不是相反——去攻击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和事。对于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应该采取两个维度，一个是批判性的维度，一个是建设性的维度。对于重要领导人来说，讲话就是行动、就是做事。问题是我们要看他说了什么，该说的他没说，我们就要批评；该说的他说了，我们就要充分肯定。培育公民社会自然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与体制内某些开明力量互动的可能。无论您是工人、农民、学生、科技人员、艺术家、作家、体育运动员，还是军人、官员，您和所有成年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性：您是一个公民！您和其他人，甚至和国家主席一样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当然，中国的生活现实告诉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不是您的过错，这是由于掌权者无视法律，实行权治和人治所致。这是可悲的现实，但也是必然会改变也正在改变的现实。这个现实的改变方向、速度和具体的过程与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位公民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可是公民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我们仍然受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之序、等级尊卑等等观念的束缚。如果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具有公民权利的公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认真地、机智地去行使公民权利，那么我国现实真正改观的时候就到了。让我们从健全和增强公民意识开始！在文化领域，如果没有脑残般地限制和打压，建立在原本就底蕴非常丰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的今天的中国文化圈一定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在完全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中国的文化成就定会更上一层。大家想想韩国借助中华文化的底蕴都能把韩流飓风猛烈地吹向全球，那汉流会这样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几年不断地在宣传什么大国崛起、空前盛世的言论，汉唐盛世我们就先暂且不提了，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视的。客观地讲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小过，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过，听到这些无耻之言有时我真的是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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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一句箴言或者说是俗语，用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是一个隐喻式的框架，凡是同构的事物，皆同理——如，“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达到目的“发展生产、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目的就行，与“白猫黑猫说”同构。这种“同构，便同理”的简单逻辑在特殊时期代替了理论描述、批判和争论，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生产实践的国策，暂时渡过了理论转型这一关。而和谐社会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包括“多数”理论，同时是对“黑猫白猫”这句箴言的一种理论阐释，深得民心，因而是您党的英明之举。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血缘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有很多血缘政治的残留物，因此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意识是极其困难的。有人讲“和谐”两个字就是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最好诠释：“口”与“禾”意为“人人有饭吃”；“言”与“皆”意为“人人有发言权”。或许这是最通俗的诠释，代表了老百姓的愿望。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对自己栖身的土地，我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我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批评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竿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对政府任何一个官员提出任何批评，既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是舆论监督的职责，全都无可非议。只是在中国的专制政治语境之下，有必要对做秀加以正名。从语义上说，做秀似乎是做作、表演之类的同义词。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做秀却不是专制政治的传统，而是民主政治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做秀政治。政客们通过做秀，向民众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民众则通过政客的做秀，观察政客的政治形象。民主国家，每次总统大选都是政客做秀的盛大节日。不必历数各民主国家的竞选历史，只消看看美国和台湾的现任总统，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通过做秀登上总统宝座的。台湾的那位，凭着长相做秀；美国的这位，凭着激动人心的演讲上位。选民们对他们再挑剔，也不会指责他们太会做秀。相反，长相、风度，口才，诸如此类通常是演员所特有的人气指标，照样成为衡量政治人物有无魅力的准则。这不是民主国家的选民太俗气，而是民主政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取悦于民是如何的至关重要。据说中华民族“人民勤劳聪明，善良朴实，能歌善舞。。。”国歌里永远是那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实里是“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灵魂堕落到不可救药的行尸走肉一样的民族，别说什么西方人妖魔化中国，本来就是妖魔，还用别人丑化？从上倒下沆瀣一气，撒谎成性&丑陋不堪。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今天仍然句句箴言，而且形容今天的人还都不够了。
当官的贪得无厌，吃喝嫖赌，每天不说人话不干人事光会装B作秀，脑满肥肠挥霍无度&商人天天搞虚假宣传蒙骗消费者，广告如同放屁，什么脑白金&蚁力神&这些垃圾&学者忙着编造实验数据骗研究经费，叫兽拿博士生当奴隶使唤，导师天天琢磨怎么利用保研骗女学生上床。小商贩的天天研究怎么坑害顾客，毒奶粉地沟油黑心棉&黑心酱油&假烟假药假酒&给发霉国旗的水果上色，超市过期的食品换日期标签，以次充好缺斤短两.过马路的毫无交通规则观念，都像赶着去投胎的，开卡车无视红绿灯草菅人命，上海世博会建馆期间的速度土方车是每天碾死一个行人。老百姓就琢磨着这占别人点便宜，专门祸害公共设施，中国的公共场所为什么大部分都没手纸，为什么高度比较低的路灯都是碎的？还有脸说中国人素质不差？什么样的贪官污吏都是这种民众的土壤里培育出来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课，专门靠开补习班赚外快，医生丧尽天良见死不救，根本拿人不当人，孕妇红包给少了还能把人肛门缝起来，城市里有毒的化工厂项目赶着上马，沿海某几个省份一天不进口洋垃圾就会死，赶着这种天打雷劈的断子绝孙的买卖。99%&的河流被污染，长江看着像黄河，黄河根本就是个泥汤，黄浦江的水跟下水道一样，松花江的水自然恢复都需要&40&年，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河流，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没有不污染的。一个全民撒谎成性，作弊成风，除了瞒就是骗，“诚信成为一种奢侈”的民族，还好意思自称“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还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要算“历史最好时期”，除非中国那&4950&年都禽兽不如。这样的民族号称要实现“大国崛起”，号称要“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你“崛起”什么？让全世界都吃你的地沟油&穿你的黑心棉&吃的假药&喝你的假酒？&还“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你“复兴”出来的这个怪胎也算“中华文明”？中国的先贤们都会为拥有这样的子孙后代感到丢人，现在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跟“温良恭俭让”的礼义廉耻文化熏陶中的古人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人种，论文化底蕴根本不配做孔孟的传人，论现代文明跟文明社会差了岂知&100&年，仿佛一群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要用得着别人来妖魔化？
翻开历史一查，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旧社会的吃人本质在于官僚贪腐造成悬殊的贫富差距，底层老百姓被剥削得连遮羞布都没了，再不反的话，怕是真的要从人间蒸发了！&所庆幸的是俺们都生活在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根本体会不到被剥削、被压迫的滋味。充分享受着自由和民主雨露的滋润。政府对知识分子更是宠爱有加，从来不打压，更不会因为什么“过激言论”受到处罚。本以为他们懂得“知识才是生产力”——这个粗浅的道理呢！经济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如实写照，收入和支出比也被引到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俺们这里的房价低到开发商跪地磕头求俺们买，俺们理都不理。除了给他一个白眼，外送一句国骂BCD。物价那家伙就更便宜了，拿一分钱（对了，现在还有一分钱吗？）买5斤猪肉外加10个鸡腿，就这样，老板还死活往俺们兜里塞了2瓶牛奶，最后还感恩戴德般地说谢谢。你看俺们多幸福啊！说着说着，眼泪怎么还没挤出来？说到牛奶，就不能不提一下“三鹿事件”。三鹿公司推卸说是奶农的责任,奶农说是奶牛的责任,奶牛支吾了半天，说出了一个字：&草！草最后交代是&：草他妈&！看来，草他妈才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悲哀啊！悲哀！&“吃人”乍听起来着实挺森人的，为什么国人总对表象指指点点，而从不挖掘根源所在？别忘了——即使表面平整了，如果根儿没变，长出来的东西和以前比，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变。这年头，连草都吃人，更别说是人了。人可比草他妈残忍多了！&中国人对标榜“自由政府”与真实的“谎言政治”历来有着有无限的淫欲与宽容。这不是麻木，而是无知。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专制政治”，后者主张“民主政治”；专制需要臣民愚昧，需要无条件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无知”到了极致。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看到了吧！这些被奉为圣贤的“孙子们”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愚民以彰显他们的博学。真是TMD(他妈的）混账东西。而苏格拉底的“民主政治”是推崇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民主法治的政治；他对民主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民主，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治判处死刑说明，民主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错误会得到纠正，得以逐渐完善。中国的旧有哲学讲的是“君为舟，民为水”。可现实真是这样吗？国人愚忠于专制主义，不知道自己的民主权利为何物，情愿受虐，所谓“人至贱无敌”也不过如此吧？&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他的奢靡“献身”。梁启超刚提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接着就有“保皇者”接茬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这些BCD（逼草的）杂碎纯属杞人忧天。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是道。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利好，并无坏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无“文字狱”的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盛世强国。中华民族是个历经大灾大难的民族。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无望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多少冤魂在痛苦地诉说着这个万恶的社会。五千年悠悠岁月，何时苏醒一个中国梦？&我愁，但无济于事。&皆言“君轻民贵”，黎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何言民贵？功名利禄虽是过眼云烟，但暴烈专制的秦皇、汉武传之万代，怎说君轻？为了无休止的权力而杀戮不止，怎能说中国人心地善良？在此奉劝那些弱智的傻X们，“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屋外的麻雀太多，而是仓内的老鼠成灾。可笑的是就有你们这些傻X还想以同老鼠们讲道理、商量来改良老鼠。你们忘记了老鼠的本质就是贪婪?&屎永远都是屎，即使是上面盖了一张无比光鲜的纸，它还是一坨从肛门里挤出来的屎&，而那张纸终究会沦落成为一张被人擦过腚的“揩屁股纸”。在一个民主法治完善的国家一般不易发生政治危机，即便发生也会通过和平的法律程序得到解决。而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是否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就是一未知的悬念，这往往要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他可以用暴力也可以不用。江采用辞职方式避免一场对其本人的政治危机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认为他的明智之举是个人的良心所致那就大错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向民主法治过渡的国家，其当权者一般都倾向用暴力处理政治危机，也只有在无力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选择其他方式。如在十几年前，中国的几场政治危机都必然导致暴力介入。国家的民主法治还处在雏型期，当权者谋求使用暴力的心理与社会传统的暴力意识是等同的，有使用暴力的社会基础又有能力调动军队，为什么不使用暴力。而社会对江的不滿之事发生在今天，情况又会怎样？还没等民众上街闹事，国家上层就把其变相弾劾了。一个人执政时间越长，他的专制性也越强，他对国家民主法制的负面效应也越大。国家机制如何能适时地通过法律程序罢免此人的要职，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民主意识的成熟，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保证。原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签署戒严令的当天就遭到军方的反对，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被迫下台，足以说明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的成熟是何等的重要，抽象的政治理论说教在处理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是多么虚伪无用。在一个国家从专制向民主法治过渡的过程中，普选制往往是政治危机的导火线，选票舞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当权者在失去民心的情况下企图继续执政,利用他们占据的国家权力，暗箱操做议会选举，政治的腐败使公众心理失衡而爆发。上述国家选举过程即使公正，也不可避免地因争执引发骚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传统的君臣观念混淆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民众把被选举人视为家长，个人利益的保护神，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些国家里，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使人们不得不看重某个人选举的胜利。而在法治完善的国家，个人权力被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某人执政与个人小集团利益的得失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人们在普选中心态平和视为游戏。在美国，人民越来越不关心普选，普选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政治家在公众感情世界中的地位也日趋淡薄，他们已不可能再以私情左右人民，利用人民，只能面临人民的选择。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结束。在常人政治时代已经到来，党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没有实力违背民意主流，由于没有了能抗拒法律的政治强人来干扰，法治的权威性优越性充分地显现出来，政治势力的均衡使他们之间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则行事。政治上的妥协是主调。中国人民现在注重的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否对人民有利，而无兴趣斗争的过程，更不关心具体是哪一派上台。人民不参于上层的政治斗争，人民就会得实惠，人民卷入上层的政治斗争就会被利用，这是历史的教训。18大也许还要走老路，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一些“专家”、“精英”、巨富、权势者弹冠相庆的“辉煌盛世”里，在一个号称“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最近或已成为第二经济大国）里，在炫耀GDP、CPI高速增长的颂歌声中，在办奥开博的辉煌光影下，为何会有如此遍及全社会各个层面的风险和危险殃及民众？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以上所列二十几种风险、危险现象中，除了一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天灾之外，绝大多数竟是我们这个社会自酿的人祸！何谓“人祸”？“人祸”是指人在表现其社会属性时的行为所造成的祸害，其义与“天灾”相对。然而，我国有个成语叫做“天灾人祸”。其实，古人将“天灾”与“人祸”放在一起绝非偶然，因为历朝历代的所谓天灾，都离不开人为制造的祸端。比如，年初在水系盘横、青山绿水的云南发生多年不遇的惊天大旱，在纸媒上早有专家指出，这与为了发展经济增加GDP而大量种植颇具经济价值的橡胶林和桉树，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植被有关。再如，新近在“陇上小江南”舟曲发生的泥石流，也与发展经济增加GDP而沿江开采矿山、大修电站和开发房地产，致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有关。至于频仍的矿难，强拆造成的自焚自残和死难，食品安全方面屡现的大量问题等等，就更是暴利驱使下的人祸所为了。西汉经济学家刘向在《列女传·鲁公乘姒》中说：“不达人事而相国，非有天咎必有人祸，子其勿为也。”翻译成白话的大意是：不为人民利益而治理国家，没有天灾也必然有人为的灾祸，是不应该这么干的。这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资姓社”的特色指导下，国家经济固然高速发展了，资改派的理想也大部分实现了，但刘向所言“不达人事而相国”所招致的“天咎”“人祸”却纷至沓来了——执政公权力高度腐败了，理想信念道德丧失了，社会阶层严重两极分化了，生态环境几乎破坏殆尽了，各种资源挖空耗尽了，公共危险无限增多了，甚至党亦不党国亦不国了，直闹得社会乱象丛生，民声民怨鼎沸了。呜呼，由此而量前程，偌大的文明古国，曾经的社会主义乾坤，几乎万劫不复了！以上，便是笔者对当今社会风险、危险极为浅显简略的解析。这样，低级党徒和高级党官都是为了自己所在的利益帮派而活着，都不想为社会公益说话做事，即使是政法委也无心实施大规模的维稳。必须承认政治实在是大大减缓了“仁慈”了，同时经济盘剥又是大大加强了残酷了。党官们一概只谈利益，无人有兴趣出面安抚人民，只有温家宝一人飞来飞去。故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宛如一块臭豆腐，就等有人拿筷子挑开它。经历过毛式专制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当年那个痞子，是如何玩弄中国人民的。以秦始皇自居，从来不以平等身分向民众说话，而是通过向外国政要、外国记者释放一些胡言乱语，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成了中国人民的最高指示。可怜那时的中国人民不懂得这是种什么样的屈辱，反而向始皇高呼万岁。始皇从来不向人民做秀。因为做秀意味着降尊纡贵，站在与人民同样的高度取悦人民。毛始皇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指中国人民在他的脚底下站起来了，而不是跟红色朝廷肩并肩地站起来了。邓也同样不喜做秀。只要学生一上街，就准备开枪。可见，政客的做秀和不做秀，导致的历史结局有着什么样的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官员的做秀，是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先声。因为当政者开始以公开自己言行的方式，接受民众的监督了。最早开始做秀的，是前总理朱。当这位有过右派经历的前总理、以九十九加一口棺材的豪气表示反腐决心的时候，中国政治舞台上终于开启了当政者向民众做秀的历史。即便这位前总理最后壮志未酬，但毕竟有言立照，字字千均，谁也不会淡忘。作为民主政治特征的做秀，对于习惯于黑箱操作的专制体制和专制政治，具有走向政治透明化的作用。要不是温的做秀，中国民众乃至整个国际政坛，全都不知道中南海里的那些当政者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温的放言，让大家知道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认同普世价值，有志于政治改革。民众的反馈，与其赶紧嘲笑温做秀，不如充分肯定这样的做秀，并且敦促其他政治要员也一个个站到民众面前做秀，接受民众的检验和监督。就民主政治而言，当政者学会向民众公开自己的言论，与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是同样至关重要的。民众理当要求其他政治大员向温学习。否则，光是讥讽做秀者，反而会让其他所有不愿意与民众平等对话、不愿意公开自己言论、不愿意接受民众监督的官员，躲在权力的黑箱暗角里，为自己不需要站出去做秀而暗暗窃喜，为温被讥讽而幸灾乐祸。做秀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将政治形象个人化。温呼唤政治改革是一回事，能否完成政治转型又是一回事。温接而连三的做秀，与其说是预示着政治改革的开启，不如说是温家宝籍此想在任期将满之际，向历史、向民众做一个推心置腹的交代。就此而言，温之秀与其说是充满希望的，不如说是不无悲情的。但不管怎么说，温之秀，值得肯定，值得鼓励。即便温最终像朱一样，在任期内壮志未酬，也不必出言相讥。因为民主政治的前景，毕竟不是温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全体中国民众的憧憬。
社会科学理论是对既往社会规律的揭示和社会经验的总结，具有指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社会科学理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只有以诚实的态度和理性思维的原则，才能做到理论创新，使理论适时起到正确指示社会发展方向与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换言之，以争名夺利的心态，进行投机和剽窃，尽管可能迷惑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人，获得一时的廉价称许，却不可能做到理论创新，给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理论，更不可能形成具有浩然正气可以长远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
在二十一世纪，在上层和下层普遍地蔓延着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幽灵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的上空徘徊着。是进入一个持续的发展时代？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公民意识的广度和强度。不能靠先知先觉者拉开未来的序幕后再来补公民意识这一课。只有从现在起就尽一切努力增强公民意识，促使全体公民去选择未来，为未来而努力。只有广大公民凭借明确的自我意识争取来的未来，才是真正属于公民自己的。公民应有公民的立场，任何公民因此遭到迫害，其他公民都有义务表示同情、声援和支持，而对迫害者表示抗议。公民们都来表示谴责！我希望：公民们都来对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有通过表示，通过不断表示自己的意见，公民才能体会到自己作为公民的存在；才能增强自己的公民意识。
如果不是因为干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捞了太多见不得光的钱，哪一个政府会如此害怕人民说话呢？如果不是因为撒了太多见不得人的谎，哪一个政府会因为人民畅所欲言而垮台呢？不惜一切代价去堵人民的嘴，这不是正说明它在中国干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捞了太多见不得人的钱，对人民撒了太多见不得人的谎吗？越黑暗的地方就越见不得阳光，越腐败的政府就越容不得真相。一个貌似强大的政府如此畏惧民众畅所欲言的力量，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畅所欲言的力量将令它灭亡！几百万军队、警察、武警和特务能够让它无惧于畅所欲言的力量，如果中国手里的核武器能够使它无惧于畅所欲言的力量，请你告诉我，它为何还会如此恐惧畅所欲言的力量？
做国如做人，一个国就像一个人。他的底线都是公平与正义，道德和良知。诚所谓国人，国人。有什么样的国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现在的人还像人吗？老太太摔倒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没有人敢去扶。人家自焚了，众目睽睽下却不准去抢救。连动物都不如，一只流浪狗被车碾死，其同伴都会将其拖离车道。爱都没有，还奢谈什么文明，比原始社会还蛮荒。商人变成了伤人，大商人大伤人，小商人小伤人。牛奶里放毒，猪饲料里放激素。卖水的兑水，卖气的兑气。官人变成了关人，写书的关，围勃的关，上访的关。监狱不够,用民房，警察不够,用保安，保安不够,用下三滥。现在的国还像国吗？国是干什么的？国是主持公道的。你养着一群流氓的儿子，到处上房揭瓦。人家自焚就焚了，来向你伸冤诉苦，你却将人家交给了黑保安天安鼎。国啊！人家只所以来向你诉苦，那是因为心中有个你。人家一排排跪在你面前哀号，你却装模作样的：“要给老百姓尊严”。这国，还庆吗？庆！一定要庆！还要禅冠而庆。儿不嫌母丑，民不嫌国浑。你不庆就是汉奸卖国贼，你不庆就对不起祖宗。&不仅要庆，还要游行。所有的行都不能游，只有这个行要游。从长治久安街一直游到永不民永不主街！
你跟领导讲法律，领导跟你讲政治；你跟领导讲政治，领导跟你耍无赖；你跟领导耍无赖，领导跟你讲法律。从讲法律开始，到讲法律结束，堪称一次“完美”的轮回。很经典、很精彩、很耐人寻味！中国的法律正是这样被破坏的！中国的诚信也是这样被破坏的！几千年的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都是这样遭致破坏的！（转载）敬请各位关注支持转载：青岛法院92次诉讼“审不清”一桩合法私房维权案件，究竟是谁之过！在下先拜谢各位了。
在党的天下，如果不被允许那么不可能有刀枪，不可能有卖淫和毒品，更不可能有所谓的黑帮的存在。那么这背后的一切黑手是什么？对，是利益的集合体。官，为政绩，所以时不时打一次非，时不时扫一次黄，但是黄继续存在，非亦然流行，那么对百姓是无事生事，对官员却是实实在在的政绩，那么官员为什么热衷政绩？因为升迁。那么很奇怪了，党不是说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天气，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为什么人民看不见官员的政绩，而人民认为不是政绩的政绩却被政府机关摇旗呐喊？难道官方和民间看待官员出政绩的标准时不同的？这个问题果然复杂，所以社会的发展，刀枪，卖淫，毒品等等都是必然的产物，既然大禹治水明知道堵不如疏，为什么不会大禹，而要做什么面子工程和所谓的政绩呢？所以，我们看见的永远是包庇，执政者永远都有代罪羔羊，而太子也永远有不在场证明。中国人民的天下就应该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有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不是任何政党，傀儡或者组织的手中，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当年党说我们发动国民党的革命，是给你们带来希望和新中国，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现在是时候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也需要一场革命，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中国。没有监督和竞争，怎有进步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利用市场自身来调节卖命平衡，优胜劣汰体现完美。那么社会也是一样。但是中国的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因为缺少了那个调节的杠杆。本来中国就是一言堂的典型，却要挂羊头卖狗肉说我们还有致公党和其他党派，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党的中国。所以，没有任何人或者组织可以对这个单独的党监督，也没有任何党或者组织可以与党竞争，那么永远是一言堂的党的天下，所以这个社会怎么会不畸形。
就价值观方面而言，普天之下，无非两种人：自由主义者与专制主者。那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基本的价值观：一曰自由主义；一曰专制主义。&也只有两种基本的社会价值体系：一是“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一是“专制主义+独裁暴政+垄断经济”。而且，社会价值体系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体制，即：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体制，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体系；反之亦然。&自由主义，乃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主义。“人”——生活在社会中的且有人性即有私性的人，若要作为“人”而存在，作为“人”去为自我生存、自我幸福及自我发展而张扬私性，发挥私力，则首先必须具备或拥有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或曰人生价值、社会条件、公民地位、国民地位），并且这些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大致体现于自由、民主、人权、物权及尊严等五个方面：物权——人性即人的私性在物质生活（或曰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即私有财产权，或曰经济权力，也可简称利权；人权——人性即人的私性在法律生活方面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即法律权力，也可简称法权；民主——人性即人的私性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即政治权力，也可简称主权；自由——人性即人的私性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即综合权力，乃利权、法权、主权等等各种私权力的综合体现；尊严——人性即人的私性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即精神权力，乃最尊贵最崇高最集中且最抽象的私权力。这五者之间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它们统称私权。其中，物权是基础，自由、民主、人权是保障是支撑，尊严则是最高的体现，五者皆源自于（或曰根植于）人性——人的本质属性即私性。若是没有了或失去了它们，那么，“人”将不成其为“人”，只能变成“非人”，顶多是奴隶。简言之，“人”——生活在社会中的有私性且有理性的人，必然要求在一个拥有自由、民主、人权、物权及尊严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体系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为自我生存、自我幸福及自我发展而致力于张扬私性，发挥私力，展开文明、有序、公平、公正及自由的生存竞争，以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个人的人生价值。那么，这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之于个人，其实就是个人主义——理性的个人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之于社会，自然就是民主主义，必然产生民主宪政。&总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本性、合乎人的共性的。&所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乃人类普适价值观也。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人人平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或者说，理性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做有尊严的人，即真正的人；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做人的权力”，是“做人的自由”，是“做人的尊严”，所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独裁。俗话话说得好：“家和万事新。”而家庭要“和”，首先必须有自由；有了自由，才会有平等；有了自由和平等，也才会有互爱、互尊、互重、互谅、互让、互敬、互助等。家庭尚且如此，难道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大家庭不也是同样道理，也同样应该如此的吗？自由主义社会则是多元化的发散的开放型的公民社会，自由乃是公民们的生活方式。公民们从小就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熏陶、教育及激励下而成长为有个性（即独立人格）、有理性、有思想、有胸襟、有尊严的自由主义者或曰个人主义者，人人个个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多元化、自由、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中的多元化的、有序的、公平的、公正的、公开的、自由的生存竞争。而在这种生存竞争中，人人平等，机会均等，人人都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及潜智潜能，人人都有机会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庶几乎消灭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专制主义社会那种人踩人、人挤人、人压人、人欺人、人骗人、人贬人、人吃人的现象，尽可能地降低内斗消耗，进而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合力，切实做到人能尽其才，智能尽其用，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社会和谐、稳定、繁荣，人民自由、殷实、安乐。所以，归根结底，自由主义社会则是合乎人的本性即私性、非常理性、富有活力、充满梦想、充满机会、拥有尊严的真正的人的社会即人性社会。“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专制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人上之人”——无法无天的“人上人”，或者说，非理性基础上的“人上人”；&但要是做不成“人上人”，即当不了主子的话，便只有认命，心甘情愿当奴隶，甚或奴才，而且心安理得，感恩戴德，规规矩矩，忍气吞声，俯首贴耳，乖乖地做“人下人”，不要“做人的自由”，不要“做人的权力”，不要“做人的尊严”，反正不想做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专制主义者所追求的是“特权”，即所谓“出人头地”，骑在他人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颐指气使，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之上，所以反对“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专制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专制主义者的特权的建立，必然是以他人的自由、主权、人权、物权和尊严的丧失为前提的；而丧失了自由、主权、人权、物权和尊严，并为专制主义者所驱使的人，便叫奴隶。专制主义者成功与否，以其奴隶多寡而定。奴隶其实就是主子的反面，奴隶与主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正是专制主义价值观将他们死死地连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或者说，奴隶其实就是主子的影子，奴隶之于主子，有如影之随形，息息相关，没有主子便没有奴隶，反之亦然，没有奴隶也就没有主子。专制主义是私性畸型和理性缺失的表现，是人性被扭曲或被阉割的结果。对独裁专制者的崇拜，实乃出自对专制主义的认同；你崇拜独裁专制者，是因为你也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独裁专制者，或至少能成为独裁专制者的宠儿即奴才，而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为独裁专制者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牺牲品。所以，专制主义，说到底，其实就是奴隶主义，而且是发展最完善最彻底也最巧妙的奴隶主义；没有专制主义就没有奴隶主义，反之，没有奴隶主义就没有专制主义。即如中国，只因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以至于奴隶主义价值观即中国人的奴性也必然是根深蒂固的。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了。专制主义社会必定为一元化的收敛的金字塔型的奴隶社会，并且金字塔之塔顶便是神坛，专制则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要么具有帝王意识，要么就是臣民意识甚或子民意识，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人身依附，奴颜媚骨等大行其道，所缺的正是公民意识，自由精神，平等观念，民主要求，独立人格。“自古华山一条道”，“无限风光在险峰”，“成王败寇”，“学而优则仕”，“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毛语），强权中自有“千锺粟”、“黄金屋”、“颜如意”和“车如簇”，一切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奴隶们几乎从出世的那一天起，便在“争做人上人”或曰“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专制主义价值观的熏陶、教育及激励下，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踩着人梯甚至尸梯自下而上逐级往上爬，爬得越高，踩在脚下的人越多，则越是成功，越是风流，越是英雄，越是伟大，也越能光宗耀祖，至于踩死了多少人，挤死了多少人，压死了多少人，或者说，需要用多少人来垫了底，那是不必计较的。自然，到头来，最成功者、最风流者、最英勇者、最伟大者，即能站上金字塔之绝顶者只能有一个；换言之，到头来，能够成为作威作福、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唯我独尊的“人上之人”的主子即神怪只能有一个，那么，这一个便叫做专制主义者。而所有的人便统统成了这位专制主义者的奴隶，自然其中可分出许多层次或等级，并且许多奴隶是上级面前为奴才下级面前为阎君或在外为奴才在家充霸王的双面人，但无论你已经爬了多高，功劳有多大，资格有多老，有多风流，有多英勇，有多伟大，顶多也只能心安理得，感恩戴德，规规矩矩，忍气吞声、俯首贴耳，乖乖地当那个站上金字塔之绝顶的专制主义者的奴才而已，要不，会死得更快更惨。那么，这个专制主义者“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什么人都不被放在他眼里了，全然成为一般蝼蚁，一群役畜，生杀予夺，悉听尊便。专制主义社会其实就是人踩人、人挤人、人压人、人欺人、人骗人、人贬人、人吃人的反人性、反人类、反理性、反文明、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尊严的非人社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没有亲历过被踩、被挤、被压、被欺、被骗、被贬、被吃的人，是很难想象出专制主义社会尤其魔教专制主义社会的腐朽、野蛮、残酷、邪恶、血腥、恐怖与黑暗的。所以说，但凡专制主义者，无不是以征服人、镇压人、支配人、奴役人、玩弄人、忽悠人、屠杀人……说到底，以侵犯和剥夺他人人格尊严为最大乐趣、最高享受及最终目的者，故而无不犯有反人性、反人类、反理性、反文明、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尊严的累累罪行。古往今来，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专制主义者为篡夺和维持其专制政权的手段也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一切专制主义者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吃人。换言之，专制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吃人。所以，专制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吃人主义”，专制文化也就是“吃人文化”，专制制度也就是“吃人制度”，专制社会也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专制主义者也就是专门致力于治人、杀人乃至吃人的魔。魔教主义、帝国主义、恐怖主义、流氓主义、强盗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之类无不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及恶性发作的产物。&当今世界，专制主义堡垒尚存两个：一个在00，一个在穆斯林世界；二者难兄难弟，各有其特点。但前者可能历史更悠久，包袱更沉重，人数也更多，危害也更大，所以也可能更顽固。中国乃源远流长的传统专制主义国度，专制主义意识根深蒂固，专制主义观念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血液乃至基因，专制主义传统代代相传。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专制便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多少回改朝换代，多少次李代桃僵，无不是专制主义者的以暴易暴，以专易专，以独易独，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懒得换，乃至于到二十世纪了居然还冒出一个以“马＋秦”自诩的魔教主义“三独”主义者毛来。反正，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黑色染缸”，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人肉酱缸”，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八卦炉”，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也最顽固的一个专制主义堡垒。专制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的死敌；专制主义者是罪恶的渊薮；专制主义者是战争的总根源；专制主义者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有中国特色的魔教主义“三独”主义者毛，更是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有尊严需求的人的不共戴天之天敌，而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到底有多大？他一生中究竟杀害了多少人？他本身又相当于多少DND当量的核装置？其“核辐射”所留下的后遗症又到底有多严重？如不尽快地彻底埋葬与清除的话，又将会给后代子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谁敢想象？谁能计算？谁来回答？专制主义是腐朽了的，是过时了的，是必须被淘汰、被埋葬的。只要有专制主义存在，就不可能有全人类的自由；而没有全人类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国际大家庭的和谐、和平与安宁。尤其现如今，世界业已进步为一个“村”——“地球村”了，村东有专制主义堡垒，村西乃至全村就别指望会有自由主义乐土。千真万确，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等于没有灵魂。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来说也应该是如此的。总而言之，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民主自由主义者们应该而且必须坚持“枪杆子里面出人权”的价值观念，同时又应该而且必须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强盗逻辑，但与此同时却千万不要一概反对人民凭借枪杆子暴力推翻专制，亦即先发制人地以暴祛暴、以杀祛杀、以战祛战的自由与权力。如所周知，当年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乃是经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议运动而获得成功的，那只是因为是在美国；当年印度的圣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据说都是从事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运动而成功了的典型与英雄，那也只是因为是在英联邦国家；&上世纪末东欧诸国魔教主义伪政权的转型过程也基本上可以算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那也只是因为是在东欧。但是，面对着纯粹从枪杆子里面钻出来的有特色的主义“三独”主义的且业已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暴政，现如今的中国人若要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争物权及争尊严，甚至要彻底推翻它，那就不能一味地片面强调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必须看清对手，视情况而定，若有必要时，那么，凭借枪杆子暴力先发制人地以暴祛暴、以杀祛杀、以战祛战，彻底推翻之，乃至终结之，同样也属于理性的举措，或许还不失为上策乃至上上策也。
花了好长时间拜读楼主作品，很受启发，谢谢楼主！！！我亦看到社会中各种畸形、不可思议的事情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我也曾经做过愤青，骂过，痛心疾首过，无奈过，后来，我认真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民国区区39年是民主政治（至少形式上是），特别是共党建国以来，人民的思想已经深深受到统治者的掌控，直到最近20来年，世界上普遍的民主政治才开始逐步为国人所知，要做到社会的民主意识，国人自发产生民主需求，从而国人达成强烈的民主意愿，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还要跟执政者是否留给国人一个培养民主的环境有关，毕竟现在的所有新闻媒体都由政府控制，网络也受到政府监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社会的公德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一个城市的文明，需要每个市民不断提升文明素养。如果没有得到座位的老人能不这样计较和无端地忌恨，如果得到了座位的妇女能体恤一点他人，而不是这样的麻木，那将是一个很温馨的场面。其实一个人内心的健康、高尚和尊严是通过日常的习惯来体现的，需要每个人的自律来完成的。也许你的一个文明的细小动作便可以将温暖传递，将爱心播撒，而如果你将你的怨气和恶习随便的施以他人，那么你传递的便是暴戾、是冷漠，是伤害。当路人需要相助的一刻，我们能施以援手，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当自己的友善被他人猜疑，也不必太过于在意，因为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的滋养，而不是彼此的伤害。我们的社会需要光明，面对我们日渐衰微的社会公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用自己卑微的爱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民主哲学家杜威曾说过，每一个个人最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鞋子哪个地方夹脚。民主体制就是承认每一个公民最能准确地感受自己在何种体制下生活幸福或经受痛苦。民主体制同时也承认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公共政策和参与历史创造的平等机会。中国历史上无数次争民主、争自由的社会运动很不幸地都成了派系斗争的附属，最终被利用、被背叛和被抛弃。当下，如果中国人还想创造出新的民主机遇，就必须把人民的民主运动从党国体系的派系斗争中完全解脱出来，立足于民间，打造出强大的反对党，来引领民主社会运动，把现存体制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倾向于民主发展的派别变成为民主革命服务的附属物。这恐怕也是我们纪念和反思“四五运动”&的又一价值。民主启蒙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不断被扼杀和压制，但自由和民主的魅力会不断被人们独立地再发现。今天，中国人民的心中又激荡着自由的精神、民主的渴求。二十世纪从“五四”到“四五”再到“”，这种精神薪火不灭，烈士的鲜血让它燃烧地更为炙热。
我赞成你的打造出强大的反对党，来引领民主社会运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媒体和人民的信息取得都受到严格的审查，没有自然孕育民主意识的土壤，民主也需要推广，让民主的意识长存于人民心中，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党国才会被迫妥协让步。五四运动92年过去了，现在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像你说的，不断被扼杀、不断滋生，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组织和政党都阻止不了人民追求民主的意愿和渴望，只不过区别在于专政体制与民主体制变革中的方式，有的血腥（美国独立战争、中国的北伐战争），有的则是专政者用权力换取生存（日本的天皇、欧洲君主立宪制的许多国家）。
“和谐盛世”：人民被军官用枪指头威胁，幼儿被官家倒卖（近期“邵氏‘弃儿’”事件）、少年在“被红歌”，成人在“被精神病”；上班的“被下岗”，打工的“被欠薪”，摆小摊的“被城管”；敢说话的大胡子“被消失”，敢反抗的夏俊峰“被死刑”，偷看一眼车牌的张妙“被八刀”。一个巴掌大的县，下设的机构一百到三百不等。不仅如此，一个县长下面可以有十个副县长，县长助理或秘书。穿着统一的服装，戴着统一的帽子，操着普通话，做着合法的“事业”，凛然坦然。但本质上，都在为人民币服务。我们的菜篮子为什么这么贵，感谢大动脉上鳞次栉比的结瘤和各类血吸虫们。划地圈钱，一边卖地，一边喊着调控，贼喊捉贼。于是，官员的肚子胀了，开发商的腰包鼓了，老百姓几代人的口袋，干了。石油行业的两桶油，通信行业的移动、联通、电信等，四大国有银行、铁路等等。它们是政府开办的钱庄。这些垄断巨头攫取着巨额的利润，却提供着糟糕的服务。再看看那些大山里的苦孩子，竟然有坐在棺材上读书的，竟然有跪着读书的，连起码的基本温饱问题都无法保证，而执政党的成员却每年花费过万亿吃喝享受。如此不堪的执政党居然还有脸面指责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不存，这个政党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无耻下流的政治组织。他们每年浪费的公帑足以让全中国的孩子们吃上饱饭，让所有国民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还绰绰有余。而所有的人，却被一部播了数十年的每日半小时国家连续剧形容成“生活很幸福、生活得有滋有味”。复又有学者归纳时事之弊时言明：一切祸端之源在于国之体制，而体制之根本于赤党制下不容改变。呜呼，再彻底的良民最终亦要被逼上梁山了。可以说，中国广大群众生活在中国，可又被排斥在中国之外。他们存在于中国土地上，可又不属于中国这个正常保障基本生活的社会，他们的安全感已彻底丧失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即使在高唱颂歌之时也无法消除。他们的权利意识能不逐渐成熟吗？他们能不真切地想改变自己人生的不安全处境吗？问我，每日里妄自言论、舞弄文字，究竟有什么目的？简而答曰：从未想过要图个什么，只是决不做唯唯诺诺的奴性顺民，更决不能令良知沉眠于私利之中。因不想唯唯诺诺，便将看到、听到的真实转述于人；因不想良知沉睡，便将心中所想、肺腹之言坦述于人；如此，无论何时何日回首看来，方不至于心生愧疚。而在今天，若那数万同胞在天有灵，必观生者所为，是在庸庸碌碌、随波逐流而令恶者势增，亦或竭尽微力、渭流汇海而终令恶者势灭。俗语有云：人在做，天在看。也许，在盯着我们言行的，不止那个天,还有无数双的眼，更有我们自己的良知。
广州正在审理一宗黑社会案件，被告李振刚自1980年以来，先后多次因打架斗殴、聚?赌博等犯罪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理。1993年后，以他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在电白县坡心镇一带欺行霸市、寻衅滋事、开设赌局、放高利贷、绑架勒索，掠取了大量不义之财。这样一个劣绩斑斑的人，竟然在2006年当选茂名市人大代表。李振刚如何当选人大代表未见报道，而近期一名江西省被辞煺的工人要参选人大代表，却被选举委员会认为不合资格。黑社会首脑当选人大内地正在进行区县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目前还没有看到什?新猷，却发生参选人因为积极维权而被取消资格。人大代表选举虽然有法可依，但最大的硬伤在于确定候选人的环节欠缺透明度。按照选举办法，每个选区无论有多少人参选，最后由选举委员会筛选确定最终的候选人，人数与当选名额有一定差额比例，但筛选过程是黑箱作业。筛选过程黑箱作业筛选正式候选人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太多的候选人可能会造成每人的得票数过低。而筛选的理据是按照全区或县的各种比例，比如女性、少数民族、宗教背景、工人农民及民主党派等等。可是，这就让选举委员会有操作的空间，或者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对于一个选区被筛下来的参选人也不一定符合公平塬则。这些理据是否成立还可以讨论，但选举委员会如果按照政府的意图将带有「破坏和谐」的参选人视为「洪水勐兽」，而将他们筛选出局，更是对选民极大侮辱。人大代表选举是否加快改革步伐本来就有争议，如果加上黑箱操作而?低本来已经不高的认受性，则是倒煺。
民主体制让人释放能量最近在莫斯科结束的有关前苏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思想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要想使一个社会避免变成“高压锅”，建立民主自由体制，尊重人权和打击贪污腐败可以给人们“出气”的机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手段。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之一的马佐维耶茨基曾是共产党垮台后的波兰第一任总理。他说，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释放自己的能量。认为，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可创造机会使更多的人变成公民而不是臣民。民主体制同样能创造机会让人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让民众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可使社会更加稳定。波兰的社会转型犯过许多错误，这包括低估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过于乐观地认为转型过程将很轻松容易。有发言者拿俄罗斯举例说，共产党垮台和社会转型造成民众生活贫困，这使很多俄国人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失望。但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认为，恰恰由于俄罗斯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才造成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卡斯帕罗夫说：“人们的失望同当时建立的那种国家机制有关，因为人们都很敌视那种国家机制。许多人都认为那种国家机制就是民主体制，这是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正常和全面运转的，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真正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对贪污腐败不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倡导个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从而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主要原因是集权限制了个人自由，造成公民社会不发达，这种自上而下的打击贪污腐败的方式很难收到效果，只能造成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情绪的积累。在专制体制下，统治阶层都极力避免让人变成公民。各种不同的极权专制制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人处在被统治之下，让人继续当他们的臣民。
这个世界总是光明与黑暗轮换，人间则是正义与邪恶交替。太平盛世搞不好就会引来战乱，歌舞昇平之际旋即变成杀戮之场。一切皆决定于时运。希特勒得势，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条件成熟他就一定上台。同样共流得势，也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运势在帮它。本拉登能登台表演，也是这个道理。在一个靠恐惧与谎言统治的社会，之所以能让恐惧与谎言弥漫社会，是因为有无所不控制的极权。极权是恐惧与谎言得以横行的基础，是恐惧与谎言的制造者。所有的所谓煽动颠覆罪，在中国都是因为你仅仅说了，表达对这个实质政策的不满，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而已，并不存在什么，甚至有时候荒唐到仅仅是和某一个地方基层的领导人发生争执，他都可以以这个‘煽动颠覆罪。由此而言，极权是因，恐惧与谎言是果。在这样的社会，反抗就是说出真相，生活在真实中，用真相来颠覆谎言，用真实的生活来战胜恐惧！这是一批批与极权统治不懈战斗并最终从极权社会走过来的先贤们的经验。这无疑值得我们记取。在今天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大潮中，用真话来维权无疑是一条基本准则，是反抗极权维护民权的基本条件。在这点上我想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的共流，大权在握，自以为“伟光正”，不可一世。但时运已经改变，下台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以何种面目下台，则未可知。不管多邪恶的势力，一旦掌了权，就一定会把自己打扮成光明天使。自编历史，为己歌功颂德。好在人心是杆秤，谁好谁坏，谁光明谁黑暗，历史会写得清清楚楚，不可能蒙混得过去。有人说，成者王侯败则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小人之见，事实恰好相反。因为人心是上天掌控的，它是公正的。只要干了坏事,不管生前威名多么显赫,身后一定被钉耻辱柱上示众。这是谁也逃不过去的天条。
在媒体报章上经常出现【领导重视民意】一说辞。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被文化流氓控制的文化传媒，在垄断经营的条件下极容易滋生出一种邪恶力量强劲地抵制一切正义的言行。在对决中，要么象对待鬼子进村一样拼命抵抗，要么象怕死的汉奸面对清洗瞪眼犯傻。因此，我们要敢于用事实说话，如果所有人用事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全都完蛋了，只要还有人敢于用用事实说话，即使完蛋也只是少数人。我确信，在下一个历史的转折，一定会有真正的记者，高举义旗，站在正义的一边。当“封口费”成为惊动天下的丑闻，很多人都在说，当今的记者没有几个有良心、媒体人像为高价坐台的婊子！专门冲着有权和有钱的人服务！在天朝，媒体和文化一直被当作宣传工具，有哪一个媒体有资格敢说自己完全是搞新闻？不是媒体没有良知，是媒体没有放开嗓子喊的权力，新闻是什么？真实、客观是新闻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在天朝过于真实和过于客观并赤裸裸地把所有的问题都捅了出来，也就碰撞了作为宣扬工具的基本底线！在天朝，媒体不是搞新闻，而是宣传工具，主流传媒有“娘”养着，强制发行不愁没有订单，订不订报是你的认识问题，看不看报是你的个人问题，仅发行和强势广告收入就可以养活一大批思想被统一的“笔杆子”，非主流媒体上面没有拨款，靠广告过日子？只要有人出钱，想让人们为此感动的“新闻”就出来了，只要有人出钱，人家叫你“新闻”你就“新闻”，人家叫你别“新闻”你仍然“新闻”你的生路越走就越狭窄，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非主流媒体的老记们为了活出一个人样，就不得不多跑多动多写，哪里有钱，哪里有问题就往哪里跑，于是，“红包”和“封口费”就成了这个行业最实在的创收和最见不得人的勾当&。据相关媒体报道，2008年有不少的记者被抓。系列案件扑朔迷离，既可能涉及当权者滥用特权力进行“报复”，也可能是媒体老记不顾道德良心与别人做了买卖。其中是非一时也说不清白！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因职业道德沦丧而发生的不法行为，并非新闻界独有。作为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意义的新闻界，他们与社会的纠缠，的确宽广且深之又深，他们与官商之间以及与民间的互动机会，比其他行业更大一些。这些利害关系有来自政治影响力，有来自于商业的诱惑力和来自于方方面面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力量，这样使媒体和媒体人，面对直观的压力和可观的诱惑之机会也非常多。大多数人会遵从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选择如何做人做事，也会有人做出了违背职业道德和良心的事情来。近年来，社会用这样的语调评说媒体人：“一等记者搞批文；二等记者搞经营；三等记者搞马屁新闻；四等记者搞有偿新闻；五等记者搞敲诈。”以上说法虽然有些极端，就凭给媒体人列出了各有所为的“五类分子”，不得不说，以上分类有一定的依据。我只想说，没有新闻自由，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不可以出卖良心，没有良心的新闻，就只是一笔笔为生计而跑的买卖。真实客观的新闻良心是不可以出卖和交换的；而买卖却可以。不仅可以，而且像婊子出台一样，不管他是什么人，哪一个舍得出钱！就为谁服务!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其实在共执政之前，中国就有了记者节，1933年国民政府把9月1日定为记者节，拥有言论自由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不管是9月1日，还是11月8日，记者节对中国民众来说已相当陌生了。走上街头考问路人今天是什么节日？没有人能回答出来。说实话，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记者，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个用事实说话的合格记者呢？没有！其实当一个合格的记者并不难，记者的至高使命在不受控于任何派别的前提下，在第一时间把新闻事件和事实真相报道出来就完事了。面对现实，谁能做到在第一时间把新闻事件和事实真相报道出来呢？没有！记者在中国算是一种持证管制的特种行业，当你接触的新闻事件不经审查就事实真相报道出来；当你的报道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你就记者不下去了，不少优秀的记者因敢于直言被迫离开了记者是这个岗位。没有离开的只有隐忍疼痛在那苟活着。要在这个规章严厉的行当里生存下来，你就必须做到，上级想知道什么你就报道什么，上级要你报道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这样的记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了；这样的记者，顶多是一个歌功颂德的宣传员；这样的记者，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全民记者的时代已经来临，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觉醒从萌芽到爆发，而网络的广泛应用则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受严格管制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开放到理想的程度，但全国各地若干论坛、博客、微博、网络社区等网络互动平台的存在，给民众提供了更多挖掘和传播信息的渠道，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发布社会新闻的公民通讯社，广大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各地的社会新闻。更多民众可以借助网络积极地散播信息、分析点评时事、监督社会管理部门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近年来，若许像“邓玉娇事件”、“湖北女凤凰跳楼”、“药家鑫案”、“李昌奎案”、&“郭美美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关糸国计民生，引发全民关注的新闻事件，都不是职业记者搞出来的，记者远离民生，民众记不住你的节日很正常，否则就正常了。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对严守职业规范的官方媒体和供职于官方媒体挂羊头卖狗肉的职业记者是一种挑战。
《新苏黎士报》11月9日评论说，&中国的宣传干部发现一个新的敌人，它盘踞在互联网上：就是谣言。&&官方认为&谣言有害&，&妨碍互联网朝向'积极、美好的精神家园'发展，似乎应该在互联网上创建那种和谐世界，形成与中国社会现实截然不同的对照，……。&文章说，上周末党给互联网公司负责人办了学习班，&其实是迄今一连串措施和号召的最后一环&。&几个月来都可以感受到，面对互联网信息传播迅速快的意义越来越大，领导人的不安也在增加。&微博的力量该报认为，中国的传统媒体不仅有时&反应太慢、太迟钝&，&而且受制于僵硬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让媒体隶属于党以及宣传机构的直接审查得到实现。自从受欢迎的网站如新浪网获准开设微博，仿效被中国禁止的推特，就产生一种平行于官方媒体的虚拟世界。官方称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人，其中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占了将近一半。&最近几个月，这种互联网团体的力量，官员们一再感受得到。7月底温州列车车祸后，公民在微博上对政府的反应表示愤怒，并且揭露官方试图掩盖真相的企图。一些关于各种各样的官员行为的消息虽然难以证实真伪，但是这样的消息却一再被广为传播。有时这样的消息也成了引起地方动荡的起因。这些数不清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每天都发生，每天都在被隐瞒。作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现在是世界上受整治最多的&。&无数外国网页不通过翻墙技术就没法浏览。任何人只要不知怎的引起了官方注意，就会很快认识到自己受到多么全面地监视。数万个'博客主'靠国家出钱在网上充当审查员和挑衅者。他们参加讨论，是为了将讨论引向'正确'的方向。&文章说，国务院互联网办公室主任王晨&着眼于互联网监督以及利用它搞宣传并且对外施加中国影响&，中央10月份决定的新文化政策方针&也加强将互联网纳入自己的宣传体系&。老百姓不再听任摆布作者指出，&对于这种方针以及反'谣言'斗争的真正后果，中国的互联网团体不甚了了。即使宣传干部们不乐于看见，但中国老百姓已不再任人摆布了。今年春天，大学生向那个发明了'长城防火墙'&屏蔽了许多网页的人扔鸡蛋，他们不愿让自己的行为能力被剥夺。从国家的角度看，这个消息或许也只是一个恶意的'谣言'。&
公民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批判和政治异见的表达，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当代社会的合法秩序，正在于人们可以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用批判、抗争与谈判等和平方法来完成社会革新的愿望。对此，政府必须给以回应并尽力改进。政府拒绝公民批判，拒绝社会变革，就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公民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社会里，公民批判和政治异见的表达，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他在《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因此，只有公民批判，才是推动国家兴旺发达，走向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中国公民批判处境的艰难与不幸在中国受到非法迫害的公民批判者比比皆是，公开披露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中国各省市都有被政治迫害的“黑名单”，不少异见人士仍被以言治罪，身陷囹圄。在中国除政治异见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自由宗教人士都曾不同程度遭到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劳教、起诉、判刑等迫害。近些年来，中国公民批判与政治异议，一向被执政当局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从不放弃敌视“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颠政权”，“危害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狱。哲学家马布利在《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第一封信中这样认为：“公民有权要求社会改进他们的状况。如果不执行法律，新建立的社会就要垮台。”就是说，政府必须尊重公民异议与批判的权力，否则政府就必然要被公民意愿的正当性所否定。“红色记忆”阉割公民批判精神中国几千年以来缺失公民批判精神，尤其是上个世纪“十月革命”传入中土后，“红色记忆”一统天下，公民批判便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使得人们没有任何与意识形态霸权抗争的力量，新的思想也无法诞生，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因为社会没有监督，舆论没有砥砺的力量，因而导致了社会不公，矛盾激化，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目标。今天我们的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坚决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绝不容忍异议、批判。一切的公民异议、批判都会被党的意识形态加工成“敌对势力”。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媒体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中国舆论生态，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文化暴力强制性。意识形态主要执行的是灌输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官办媒体对偏离其轨迹及价值观的表达，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必然要对异端思想形成不断打压与封杀态势。当今中国在中宣主控下，思想、理论、文化、出版、新闻媒体各领域，因背离主旋律遭整肃，被强令闭嘴的无计其数。封言、禁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社会不允许人们对社会不公提出异议，不允许人们反对官霸，惩罚腐败，甚至不允许被专制子弹击倒了儿子的“母亲”向社会申诉和嚎啕痛苦，这直接导致了今年前夕，一直抗争不懈的“母亲”群体重要成员、死难学生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自缢身亡。他在遗书中写明，因儿子的冤情20多年仍未申雪，故决意以死抗争，以命铭志。政府拒绝公民批判就是在解构自己的合法性当前，官方一面在倡导改革创新，社会和谐，一面又将公民批判精神的异见人士投进大狱，这如同一面期待果树开花，一面又在掘挖果树之根一样，它给世人留下的哲理警示，就是彻底封杀国民的批判精神与异议立场。这种用如此生动的例证，扭曲社会价值取向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对民族创新能力的破坏和寻求和谐信心的消解。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昨天的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今天的穆巴拉克、卡达菲，都为这种假象的悲剧性谢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赢得和谐，是在透支全民族的生命。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十年文革”与“两个凡是”时代就是例证。一种和谐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公民批判的砥砺，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政府不仅要平和面对、包容，更要积极回应，勇于改进，才能确保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不会流失。不断变革秩序以追求社会制度的完好，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天职。任何社会秩序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是最高的、最后的和最理想的。而无论它如何乔装扮演、自我标榜，都不可能迷惑人们不作探索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努力。当代社会的合法秩序，正在于人们可以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用批判、抗争与谈判等和平方法来完成社会革新的愿望。对此，政府必须给以回应。政府拒绝公民批判，拒绝社会变革，就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尊重与保护公民批判是政府维系国际声望的主要来源美国自1966年以来，在总统每每发表完咨文以后，反对党便会在电视上质疑、反驳总统的咨文报告。例如，1970年，民主党员就在一个电视上节目上对尼克松发表的咨文进行反驳；1973年，美国电视又播出了对尼克松发表的国情咨文的反驳稿；总统里根于年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也遭到了反对派的公开批判。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6日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尽管他充分展示了雄辩的才华，但获得的掌声却并不多。在美国国会中，永远有一群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他们中既有必须保持公正的姿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有反对派的议员，他们都是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向政府表态。这就是美国议会政治中，极其可贵的永远“不起立、不鼓掌”群体。公民批判颠不了美国的国家制度，反而成为了美国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一再印证，哪个国家拥有最彻底的接受公民批判与不断变革的国家精神，哪个国家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哪个国家就无庸置疑的会领衔、影响全世界。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批判、变革社会的国家精神，是一个强大的政府维系国际声望的主要来源。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批判是对事实的澄清，是对权威的解构，是对规定性的分析，是对包装的还原。如果时代丢弃了批判，就会从盲从走向愚昧。当一个国家出现“我爸是李刚”，“公权力”坚决搞“两个绝不”时，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就无法实现，社会就会失去正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就必然被激化。这就是眼下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官民剧烈冲突的根本原因。记得最高检副检察长借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接受记者采访之际向社会发问：“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法制的力量呢？”其实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体现的是一种规则与秩序。规则与秩序本是一种在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合意状态。当一种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受到公民普遍怀疑时，当多数人的批判、异议权利被否定时，官方单方强调的规则与秩序也就不会再被信任与遵守，于是社会合意状态就会崩溃。人们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自由而制定法律，建立秩序的。这种法律和秩序如果导致了欺骗和暴力，人民就有权蔑视它。人们在让渡自己的权利时，约定规则与秩序之初，就以获得平等与自由及享有不断反思、批判和变革它的权利为条件。一切秩序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人民有权对它进行批判，秩序才能自我更新，保持活力；才能创造出有效的制约机制，防止侵犯权利和政府腐败。在普世价值观看来，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批判，容纳各种政治异见，应是所有先进、文明国家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表达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因此，批判应当是公民的权利，改进必须是政府的义务。
善恶的较量结果已见分晓，让我们选择善良，拥抱自由和民主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