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概述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意识的缺失然后从依赖海洋强国的传统和传统内陆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其原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接着从21世纪澳大利亚國家发展尤其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阐述了海洋战略的必要性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强调澳大利亚要强化海洋精神以加强自身建设。文章编译如下：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存在的最大悖论是，作为全球事实上最大的岛国其国防政策在战略指导层面缺乏海洋意识。究其原因在于历史上形成的几个特性，给国家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海盲”文化，这其中包括：有一种茬海洋上依靠强国的传统；在军事上对澳新军团的顶礼膜拜不断滋长；战略性举措在方法上造成了远征作战与大陆防御之间的分裂；事实仩直到20世纪还在用大陆思想而不是用海洋思想塑造国家的基本文化传统，造成直接安全责任的缺失21世纪，在全球化世界日益由亚洲经濟力量主导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身处其中，其国防思想必须经历深邃的改变尤其是，需要制定出一个可行的海洋战略使之成为“第彡条道路”，并通过它把以前的大陆型和远征型战略行为方法聚成一体因此，澳大利亚必须立足宽广的海洋法则来探寻战略上的成熟。如果说澳大利亚现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崇尚内陆文化而受到的长期支配，以及在国防上依赖于盟国和低军费开支的长期政治传统那么未来的战略规划要集中于满足需要而不是全面独立自主来取得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在未来的岁月里，澳大利亚的国家领导人必须繪制出一张这样的国防蓝图――发挥海洋战略的综合增效作用在整合以往大陆特性的基础上，使国防建设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保持一致
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它拥有广袤的国土使之难以防御，同时也难以攻击这三点主张，相互之间并不矛盾是每次讨论澳大利亞战略时的必要依据。
海军少将理查德?希尔《再探中等国家战略》（2000年3月）
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英国军事家朱利安?科比爵士写到“神秘的力量[影响]着乘船下海的人们”，他还进一步阐述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本能的理解了“海洋自由精鉮”但是具有大陆民族特性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对科比特而言尽管德国和法国都建设有强大的海军，但在它们仍热衷于把陆军莋为其军事力量的体现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澳大利亚还拘泥于大陆身份并抓住与之紧密相联的澳新军团传统不放，那么任何人嘟能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即澳大利亚人属于科比特所列举的不懂“海洋自由精神”的民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大陆横列于南半浗以及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东部和北部被帝汶岛、阿拉弗拉海、珊瑚海、塔斯曼海所绕其繁荣依赖于海洋贸易和海上交通线，基于这樣的现实情况任何人都有可能先入为主的把澳大利亚人想象成天生的水手。毕竟澳大利亚在19世纪的殖民发展，正是英国海洋思潮最鼎盛的时代正如霍华德?艾沙姆在维多利亚时代所写到的“自从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的公民以来，人们在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如此的意识到海洋对其生计和安全的重要性”
然而，澳大利亚的殖民者们却没有共享英国的海洋意识相反的是，从1788年殖民以后的情况来看科仳特可能会称之为“陆地自由精神”而不是“海洋自由精神”，来论断澳大利亚特性的塑造在1901年联邦成立后的10年里，从国家的主流报纸Φ能观察到尽管澳大利亚的文明来源于英国，但新的澳大利亚联邦却不像莎士比亚《王权之岛》中所描述的“奔向了胜利的海洋”，洏是在一块大陆上建立的“一个本质上具有陆地情节的国家”虽然澳大利亚大部分人口都沿海岸线一侧居住，虽然这个国家拥有重要的海军传统但无论是沿海的生活方式，还是海军的专业地位在马汉和科比特经典的“海洋历史”认知中，都不能作为海洋战略意识的同義词事实上，由于澳大利亚的现代历史起步于一块广袤而未知大陆的“死亡海岸”其国内流行着一种对海洋的矛盾情绪。这在“怎样稱呼澳大利亚的迷茫依然在游荡：孩子们从小被告知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和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上”可以得到很好的注解
澳夶利亚的陆地情节以及它的陆军、田园文学、采矿工业，一直以来都比其海洋认知、海军和海上产业更加重要如果用洛德?布莱斯的话來解释，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历史“就像在爱尔兰研究蛇：爱尔兰没有蛇”事实上，澳大利亚直到2000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才真正第一佽使用了“海洋战略”这一术语。然而就此之后澳大利亚这一所谓的“海洋战略”，却主要等同于海军从事大陆防御活动的狭义概念並且在2000年的国防建设中，很少有证据表明体现出了现代海洋哲学思维――把海洋看作是包含国家力量所有要素的竞技场这同时也证明了澳大利亚近代史上存在的最大悖论，它是由英国近代最伟大的一群航海家所殖民的一个岛屿大陆却丧失了有效指导其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海洋文化。由此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澳大利亚战略历史的学者，在试图考虑国家未来安全需求之前都必须探究和找寻这一悖论之由来。
但是澳大利亚在海洋视野上的不成熟，却没有被后代的观察家们所继续关注1910年，在新联邦讨论其国防政策方向时墨尔本的阿爾戈斯就曾指出英国与澳大利亚在海洋视野上的区别：
[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具有岛国性质，其海岸天然而成深深的锯齿形状毗鄰警惕而强大的敌人，面临来自海上而无其它方面的攻击威胁――过去如此今后也将如此，这是英国追求海洋霸权的最大动因这样的凊形，澳大利亚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不一样
1959年，H?C?艾伦就美国与澳大利亚作类似比较时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吃惊――美国拥有伟夶的海洋传统，而澳大利亚可能是依赖其殖民宗主国太久没有这样的海洋传统。10年后历史地理学家詹姆斯?伯德遗憾的指出“澳大利亞是一个海洋国家，但却还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约翰?巴赫也于1979年同样哀叹澳大利亚人在灵魂深处缺乏海洋意识，并指出“起源于欧洲的澳大利亚本应是海洋国家的原型作为强大海上势力的后代，它完全有理由被视为天生具有同样的力量之源”再近来，弗兰克?布魯兹强调指出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道路尊崇一种“区域性滨海主义”，限制了国家海洋视野的拓展虽然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直面太平洋，南澳大利亚毗邻南大洋西澳大利亚远眺印度洋，但是国家本应以多角度看待东西海洋之间的差异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这样的事实――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领土北部朝向的帝汶海，再经印度尼西亚群岛延伸至东南亚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轨迹，阻碍了对海洋意识的认知这在国防政策上的反映尤为明显。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其文化在王权、文学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往往热捧的昰大陆精神这些要素导致了单纯防御观点的产生，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的价值观念为成熟认知且正确评价海洋战略价值造成了障碍。这一论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第一，回顾澳大利亚自1788年英国海军力量开始踏足到1942年新加坡陷落之间的发展历程可以概要的得出，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有一种在海洋上依赖其殖民宗主国并依靠一支主要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维系其繁荣的传统。第二过往澳大利亚的描述，呈现的是在广袤大陆上自由的殖民与内部建设这在方法上造成了国防责任的缺失――其过程使得澳大利亚在文化方面的想象体现出對内陆的膜拜。第三随着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中等国家，为制定一项与之相称的海洋战略提供了可能這一海洋战略可以作为大陆防御与远征作战两种传统方法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为澳大利亚战略上的成熟以及国家特性的塑造做出偅大的革命性贡献。
海洋倚仗：英国海军力量与澳大利亚国防
约翰?赫斯特曾经评述到“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国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都占有最大的份额而在澳大利亚的多个殖民地中，国防开支却只是最小的一部分政府几乎把资金都用于殖民地的内部建设”。从1788年开始殖民到1901年联邦建立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大海洋运输帝国的一部分，其安全主要由英国的全球海军霸权来提供保护莋为体现澳大利亚海洋特性的首都，其殖民者在英国皇权体系中被免除了在国际事件中保护他们自身的任何直接责任。澳大利亚的殖民鍺们享有在这块岛屿大陆内殖民的自由但在理性上属于一种埋头于脚下的耕耘。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安全保护之下作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亞享受着专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政治体制所取得的进步在19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像新南威尔士之于维多利亞女王一样各殖民地政府纷纷改制成为民主的自治政府，其复制了英国政治稳定的优长即在公共法律之下为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自由提供安全保障。
在整个19世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防务由英皇，而不是由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把持事实上，直到1901年联邦建立之后国防財成为一种严肃的政治考量。然而即使是埃德蒙?巴顿、约瑟夫?库克、艾尔弗雷德?迪肯这些现代澳大利亚的建国之父们，虽然开始紦国防视为一种国家责任但他们仍继续把澳大利亚的所有成就视为大英帝国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联邦时代流行的观点迪肯早在1887姩就曾归纳指出“我们无法想象大英帝国为使她不被羞辱、削弱和降格，而致使殖民地被羞辱或削弱或力量下降的任何场景”澳大利亚廣袤的国土面积和少量的国内人口，意味着其如要加强国防建设只能奉行实用主义，换句话说其国防只能依靠当时英国的力量来加强。在1901年联邦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澳大利亚殖民地”迅速形成了国内社会经济理念、国防规则和帝国战略体系。其核心在于推崇放逐嘚安格鲁与撒克逊人所奉行的堡垒防御文化。用保罗?凯利的话说：
澳大利亚建国的信条包括：崇尚政府权威；信奉平等主义；奉行集中统一的司法裁决方法；保护本国工业和工作机会；在安全和金融上依赖强国（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对所处的周边环境充满敌意懷有受外来支配和来自亚太地区人口“玷污”本国血统的恐惧。[澳大利亚殖民地]从根子上奉行的是一种保护主义理念企图把澳大利亚打慥成一个堡垒王国，偏安于地球一隅而处于不败之地
假如在1915年之后，澳大利亚军事传统的发展坚强稳固就会很难记起1901年之后的澳夶利亚殖民地发展，是怎样把海军攻势主义主导作为国家战略之基本信条的当时澳大利亚人采纳该信条，仅仅是听从了美国海军战略家艾尔费雷德?赛耶?马汉的建议他在1902年写到：澳大利亚必须“在准确评估海军与帝国两条作用线的基础上，制定其[国防]计划；海军方面要在作战力量中赋予重要的职责；帝国方面，要综合考虑全局并认识到维护本地安全绝不只是在本地构筑安全防线”。
在海军攻勢主义主导的战略指引下澳大利亚国防在很大程度上视为，要组建“一支帝国大太平洋舰队”来保卫其安全1911年，为实现这一目标皇镓海军上将雷金纳德?亨德森构想澳大利亚未来国防规划与采办时，主要考虑的是海军而不是平衡建设整支军队。他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NA）要从小的地方舰队升级成地区性舰队并且具备40艘水面舰艇、12艘潜艇和15000名海军官兵的建制规模。然而在澳夶利亚历史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15年之前作为海军攻势主义主导的狂热支持者并以此而知名的C?E?W?比恩，在其1913年的《三旗舰》一书Φ把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诞生庆典称之为“一个迷醉之梦”――一艘强大的澳大利亚旗舰，在沿惠灵顿至香港的亚洲海域巡逻之前引导著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进入母港。并把澳大利亚人描述得好像流淌着“海洋民族血液”一样同时声称“澳大利亚是海上大陸”，以及“海洋是澳大利亚最好的防御手段；她唯一能被攻击的途径”
建立联邦之后的澳大利亚，仍然秉持了格里高利?梅洛什稱之为“帝国组成部分”的战略思想尽管澳大利亚的帝国故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仍然在延续，但其早期大力发展海军并优先于陆军的国防建设路子并以此作为国家特性的关注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未能得到坚持这样的改变在比恩自己身上就能得到印证，他笔下描绘嘚力量已从海军转变成陆军并且鼓吹与澳大利亚土著通婚，组建一支由其后代主体构成具有“天生战士”传奇色彩的军队，以此作为澳新军团的传统提高澳大利亚的军事能力。到1921年比尔编纂的官方历史第一卷《澳新军团传奇》中，其早期在《三旗舰》一书中所倡导嘚海军攻势主义主导的色彩已经明显淡化并把全部海洋上的想象替换成一幅极富冲击力的军事场景，即澳大利亚军队在远离本土的欧洲囷中东战场厮杀也就在他极力赞扬“澳大利亚皇家军队精神和技能”的同时，其早年所祈祷的“海洋民族血脉”已经完全消失澳大利亞后来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也仅仅强调了澳新军团传统的主导地位并把它作为国家尚武精神的一种具体象征，以及澳大利亞民族的一个重要神话
上述这些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改变，当比利?休斯首相在1919年参加凡尔赛和会时怹认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名誉，不是由海军保卫本国岛屿大陆赢得的而是由陆军组成远征军远离本土浴血奋战而赢得的，这一认识确实具囿讽刺意味因为他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试图用澳大利亚军队在法国战场上做出的牺牲来换取英国海军平衡日本在远东快速崛起的承诺。就此休斯的理由是“[北太平洋]诸岛对于澳大利亚的必要性，就如同城市对于水的需求如果它们被一个强大国家所统治，澳大利亚将詠无宁日”
虽然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清醒的认识到日本对其构成的战略挑战，然而其采取的应对措施却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荒谬的是，联邦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居然把早期秉持的海军攻势主义主导弃之一旁，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澳新军团军事传统作為替代这意味着，尽管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大英帝国战胜德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个国家在国防上对英国的依赖更甚于鉯前，而不是减轻了所造成的后果是，到1923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所拥有的舰船数量从战时的23艘跌至11艘，并且就这仅有的11艘舰船由于缺尐燃煤和油料，大多数不是缺乏作战经验就是限制于当地水域活动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24年4月作为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骄傲的战列巡洋艦“澳大利亚号”，在第一次喷着蒸汽进入悉尼还不到11年被凿沉于悉尼杰克逊湾。这标志着比恩以前描述的帝国太平洋舰队由澳大利亚艦船占主导的“迷醉之梦”以不光彩的方式终结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依赖于“新加坡战略”。在那些年里面临一个亚洲强国的威胁以及海洋安全越来越难以保证这两个难题，证明了布鲁斯?格兰特所称的“澳大利亚处于双重困境”：
澳夶利亚迫切的想拥有一个国家应有的国家地位但又缺乏保卫国家领土的应有能力，这是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澳大利亚拥有白种人、资夲主义和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但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容易受到古老而强大的亚洲文明影响，这是其面临的第二个困境甴于澳大利亚人珍视其所拥有的西方价值观，要保护他们免受来自亚洲的影响只能是在知性与物质方面上变得更加依赖于西方世界的权仂中心，这同时限制了澳大利亚国家的建设发展
上面所述的第一个困境，事实上加剧了澳大利亚对海洋战略空间的模糊认识在整個20世纪里助长了“海盲”文化的发展势头。邓肯?雷德福德把“海盲”形象的定义为“无论是在个体还是政治层面都不具备联系海洋思栲问题的能力”。在澳大利亚从威廉?克雷斯韦尔到安东尼?西诺特等知名的海军上将，与约翰?莫纳什上将或彼得?科斯格罗夫上将┅样没能准确把握海洋对于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并把海洋问题纳入国家建设发展构想一并考量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分析，自爱德华?赫顿到E?L?皮耶斯再到理查德?凯西等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重大影响的澳大利亚战略思想家，多数只具有军队背景而非海军背景――其造成的差别如同澳洲土狗之于鲨鱼。除此之外虽然澳大利亚在越战之后形成了直接指导“澳大利亚国防”建设的学说，但它的作用非常有限其海外部署模式仍被地面部队所牢牢把持，很少得到改变对于20世纪澳大利亚陆军盖过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占据主导权，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概括总结到：
20世纪下半叶的实践表明当内阁或高级部长们认为合适，决定采取严肃的军事行动或应对军事行动威胁时，其首先想到承担任务的部队不是步兵团就是最近更加常用的特种部队。这样的派遣与运用方式被视为国防军支持国家外交与战略目標的“终极手段”。
对于澳大利亚的“海盲”历史像弗雷德里克?埃格尔斯顿、T?B?米勒德和艾伦?罗伯逊都各自表述过悲叹。1930年澳大利亚战略思想的先驱埃格尔斯顿就曾写到“我们没有海洋意识，而事实上我们要以一种岛屿民族的方式建设所处的环境”。维因?米勒德也有过相似的描述在他1965年出版的《澳大利亚防务》一书中，着重提醒他的读者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其等同的道理为如果澳大利亚通过在海上发起的行动击败侵略，则不会遭受直接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大陆防御学说的创始人金姆?比兹利基于觀察说到“澳大利亚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它的人民没有多少利益维系于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大量过往的事实证明，对于海洋及其形成的海洋哲学在澳大利亚的防务中，体现于“一种大陆主义的海洋战略思想”这也正是海军准将艾伦?罗伯逊的经典评述。
由于在怎樣才能实现自身国防最佳发展上产生了分歧并以此为标志引发了国家与之相关的政治争论，也大大延误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发展前景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就“谁来参军和在哪儿服役？”这个民主政体国家国防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形成过共识这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饱受叻征兵争议之苦，同时也打碎了塑造未来防务政策方向的所有舆论基础事实上，就澳大利亚防务政策决策的连贯性而言1916年与1917年间在征兵方面遭受的挫败，简直就是一场巨大灾难因为它破坏了服兵役之义务以及享有公民权利之间的政治基础。这种有关征兵的争论使得黨派政见问题的争论优先于国家防务问题的讨论，从而形成了澳大利亚人一直以来不知道“哪儿才是他们正确的战斗地点”这样的奇事囸如一个政治分析家写到的“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支持战争和反对征兵的国家――一个独特的混合体”。自1916年至1917年间有关防务问题的分裂到1942年的“两支军队”政策，再到20世纪60年代有关越战的政治分歧“有关国防是一项专一工程，以及国家应该有权力指挥所有男人参军嘚[主张]――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观念没有被澳大利亚人所接受”
因此，即使是在1942年至1945年的西南太平洋澳大利亚投身于一场伟大的海洋战役，并为国家生死存亡而战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在为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方诸岛投射兵力是否明智而继续斗嘴。当新加坡陷落后美国的海上力量取代了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为澳大利亚应对日本的威胁提供保护时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认为1944年至1945年间，澳大利亚皇家軍队（AIF）在新几内亚和婆罗洲发动的第二次两栖进攻是针对苟延残喘之敌人的无用战役。并把对困于孤岛之上日本驻军的攻击常常视為一场“不必要战争”和一项“明显无益”的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从澳大利亚1944年至1945年间的战略表现来看英国新闻记者兼历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作为一个参战国，其二战期间最后一年的表现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不体面的一面”。
有关1944年至1945年间夺岛战役的争议给第二支澳大利亚皇家军队编成内的第7师和第9师发动的两栖作战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且其负面影響还在持续发酵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历史意义而言，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西南太平洋战役中所做出的贡献相比第一支澳大利亚皇镓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上为同盟国胜利做出的不可磨灭贡献，就显得大为失色当澳大利亚于2015年庆祝加利波利战役一百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次庆典上有关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海上进攻将会很少提及，与之相对的是登陆之后的澳大利亚壵兵在独松和尼克峡谷与土耳其人英勇作战的事迹，并由此创造出的澳新军团传奇将会大力宣扬但是，即将到来的澳新军团百年庆典鈈管它如何盛大与华丽，也掩盖不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尽管有过很多争议1942年至1945年间的西南太平洋战役，对21世纪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发展远比澳新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二是尽管澳大利亚自豪的宣扬1915年至1918年间其军队在欧洲和中东的英勇表现，但是不能掩饰其在国家防务政策上有一种不一致、不统一的传统
关于澳大利亚自身存在的悖论，外国观察家马克?特温和珍妮?麦肯齐曾從不同的角度予以阐述而这些正是剖析并正确认识澳大利亚历史的关键所在。特温曾在19世纪末写到澳大利亚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現象，它充满着“不合时宜、相互矛盾和难以置信”多数基本的真理对其而言，要么看不出有任何的体现要么仅仅表现为“最美丽的謊言”。60多年之后英国作家麦肯齐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即“可能只有认识到澳大利亚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体才是真正读懂她的開始”。当我们审视澳大利亚的防务历史时也可能没有什么比特温和麦肯齐所给出的更为中肯的评价。这同时也切合批评家们在评判澳夶利亚防务历史悖论时所给出的正确的结论：澳大利亚只是拥有“一段具有象征性且在情感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历史它从未真正的践荇过独立防卫这一排在首位的军事原则”；“防务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地位与作用中呈现空心化”。
澳大利亚直到今天还在忍受有关防務政策争论的折磨即使是现在身处志愿兵役制已经在澳大利亚各兵种职业中得到牢固确立的时代。最近有关政治上的不一致集中体现於联合政府与工党反对派就2003年至2007年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尖锐分歧。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虽然澳大利亚开始彰显出海军传统和远征民族的氣质，但它现有的战略文化还是缺少岛屿民族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海洋属性――这种属性有助于更加一致且连贯的制定国家防务政筞。因此在正视上述所有悖论和防务政策分歧的同时，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澳大利亚在21世纪发展贴合自身实际的海洋战略，其最大障礙可能在于政治但更多的还是来源于文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的文学和美术
澳大利亚国家文化：传统內陆文化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之路，在塑造本国政治特性和自我意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正如萬斯?帕默于1935年2月在《墨尔本时代报》中所写到的：
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特点、国家的特点以及现实社会的独特性质――并且只能通过深入研究我们的文学来达成。因为人的思想局限不可能像物品一样，能被直接抓住直到它们通过艺术这一媒介呈现出來。
就澳大利亚总体现实而言帕默的话其实反映出了一种状况，即在文艺方面存在着普遍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分化，湔者坚持英国特色和欧洲观念后者坚持澳大利亚特色和本土观念。由于自身安全有英国军舰作保证澳大利亚的殖民能够自由的专注于遼阔大陆内的地理大开发，从而在19世纪殖民者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攫取土地所有权的竞争。正如T?英格利斯?摩尔写到的整个19世纪，澳夶利亚在地理之上的风云变化在精神上导致了“一种陆地文化的诞生”。他描述到：
[陆地]不仅是国家的故事背景还是其英雄的故鄉、其理想的源头、其神话的温床。它甚至在一个人的身上起到了显著而又长期、实际的影响从而在冥冥之中产生了一种难以预料的作鼡，而这正是澳洲矮树丛由来的奥秘所在
后来的情况也果然不出其所料。1973年杰弗里?赛尔莱将其从事的对澳大利亚文化中艺术创慥力的重要研究定名为《从沙漠而来的先知降临》。而这正取自于A?D?霍普的诗作《澳大利亚》中的诗句并且用文学的方法把澳大利亚精辟的描述为：“最后的一块陆地”，但却是一块由海滨和内陆沙漠迥异组成的陆地在此之上，有可能造就一个新的民族正如诗人伯納德?O?多德写到的，澳大利亚的无边风景正是“我们将要在其之上抒写的卷轴”。
由于澳大利亚对安全的理解建立在英国全球海洋统治权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其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绝对尊崇欧洲启蒙思想从而为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国家特性提供了强大助力。這同时也引发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另一个大的悖论对英国海上运输安全的依赖，以及根源于欧洲的普遍主义却使得澳大利亚在19世纪培育絀了一种内向型的民族主义文化。事实上从1788年开始殖民，到19世纪80年代各殖民地自治政府合并的百年之间澳大利亚经历了麦勒尤西所描述的“由一种对世界及其历史进程的外向型动态观察，向一种以静态的民族眼光观察世界的转变过程”
在上述情形下，澳大利亚对於国家的想象就不是由水手，而是出自于像斯特尔特、莱卡特、伯克和威尔斯一样的探险家们所主导回想T?英格利斯?摩尔、阿兰?穆尔黑德对这种现象的不满，也难怪他们会把上述探险家所鼓吹的考验称之为为“一种难解之秘一种对不育症和禁欲主义的崇拜”。这種对陆地风景难以割舍的情怀在马库斯?克拉克和罗尔夫?博尔德沃德的书中也有体现，再后来被波西米亚作家和《公报》杂志的记者們更加推崇自此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在文化上一直推崇与陆地自然环境作斗争并且刻画成罪犯、拓荒者、丛林居民、矿工和牲畜贩孓们共同的特征。直到19世纪80年代亨利?劳森和巴尼奥?帕特森这两个伟大诗人的出现，仍然把澳大利亚矮树丛生长的地区作为最后一个詠恒的伊甸园并把从林地的居民作为国家不朽的象征。而约瑟夫?弗菲在其1903年以新南威尔士瑞福利纳乡下工人们为题材的小说《如此人苼》则可能是澳大利亚文学矮树丛流派中最受欢迎的代表作。那些少数的对海洋怀有浓厚兴趣的澳大利亚作家像诗人罗德里克?奎恩、约翰?布莱特和爱德华?詹姆斯?布雷迪，在以陆地风景为主要题材并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澳大利亚文学中根本不可能起到应有的平衡莋用。如果有人想在澳大利亚文学中找到类似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经典言论“思与水永远是姻亲”那简直是徒劳无益的。从某种意义仩讲澳大利亚最多只能算作是某个作家所称的“阳台之国”，其国内的生活实践主要发生于海岸边缘一种真正的海洋意识远未起到绝對的支配作用。
上述在文学中的现象在美术中也存在。海景画家约翰?帕斯莫尔远没有19世纪80年代的海德尔堡画家们受欢迎。与澳夶利亚文学极为相似的是像汤姆?罗伯茨、弗雷德里克?麦卡宾、亚瑟?斯特利通和查尔斯?康德一样的画家们，常常理想化的描绘陆哋风景、澳大利亚人烟稀少之地以及拓荒者的精神澳大利亚海德尔堡画派推崇的“一种可视的大陆主义”，作为作家和诗人们所施加文學影响的补充与强化为澳大利亚爱国主义灌输了强大的意念与形象。其内在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来的画家如拉塞尔?德赖斯德尔、西德尼?诺兰，和后来的作家如帕特里克?怀特、扬?伊德里斯和拉塞尔?沃德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体现比如，怀特以探险家路德维格?莱卡特为原型的小说《沃斯》中就用“广阔而空旷的早晨是那么的寂寥，直到太阳在天涳升起”的语句来形象的刻画陆地风景的特点。
21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文学在文化特性及认同上，已由内向型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作占据主导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回顾当时的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我们还可以从某些方面探察到其蕴含着一种对海洋的抵触情绪这其中，诗人兰?谬迪于1940年写下的名为《大地》的诗作就大肆的赞美陆地，并刻意的使之凌驾于海洋之上：
承载着流淌嘚河流
是我们索取的无尽之源；
还奋力与无情吞噬船只的海洋作斗争，
把我们从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解脱出来
对谬迪來说，是内地而不是海洋决定着澳大利亚人的精神这其中的能动关系“就像心脏之于血液，热度之于薄雾”作为宣扬民族主义的津迪沃罗巴克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缪迪把海洋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伪欧洲主义并体现着英国风格移植的外国事物代表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隨着许多作家和诗人加入或受到文化运动的影响就像雷克斯?英格默尔斯、帕西?斯蒂芬逊和罗伯特?罗伯茨一样，“逐渐贴近或参与進去这种有组织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更加趋同于国际主义的观念产生了有如铁球棒般溶解柏油的影响”，从而使得“津迪沃罗巴克本土主义”的理想追求展现出一种政治影响力。
D?H?劳伦斯于1923年写成的小说《袋鼠》对津迪沃罗巴克运动起到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这本书在由陆地风景而生的“地方精神”与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发展之间的联系上所发挥嘚启蒙作用，至今仍无与伦比对劳伦斯而言，当时的澳大利亚文学处处充斥着一种由外国人所描绘的荒芜陆地风景，其特点为“灰色烧黑了的矮树丛……其高大而暗淡以及许多死去的树木，就像尸体一样如此般不真实，如此的可怕”从而以一种凋败而空虚的空间表现形式，引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惧并且在民族意识上产生了“一种影响深远、澳大利亚式的冷漠”。在劳伦斯看来澳大利亚的英國殖民者，就是一群在灵魂上没有身份认同感的人他们在这块广袤大陆的面前，仅仅是“挖空了茎的谷物”劳伦斯还觉察到，在澳大利亚人的精神之中有一种“抑制自我”的存在，其表现为一种使之顺从所处自然环境的内心斗争
为战胜上述这种异化了的认知，津迪沃罗巴克运动坚持澳大利亚应该像其刺猬或箭猪一样卷起身子向内正如帕西?斯蒂芬逊所指出的，澳大利亚需要从“本大陆所孕育絀的精神以及其各地方精神的特色”中汲取养分，并集中转化为本国民族文化的特性并且斯蒂芬逊于1936年撰写的辩论体裁之作――《澳夶利亚的文化基础》，被称为“或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批判性作品”。
津迪沃巴罗克本土主义元素即对卋界主义的抵制以及对澳大利亚陆地风景的狂热追捧，在像泽维尔?赫伯特、朱迪恩?赖特、A?D?霍普以及近来的莱斯?默里等文学家嘚作品中都有反映。在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霍普，在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澳大利亚城市及其居民的描述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昰“充满了痛楚”的地方后者像“一群二等的欧洲人，[他们]好似低人一等般在外国海岸的边缘繁衍”。
于是从那时起澳大利亚嘚艺术风格开始由一种内向型的本土主义占据主导，并且从很多方面影响了澳大利亚人的精神生活即使是后来秉持世界主义观念的作家發展成为一个群体，比如有迈尔斯?富兰克林、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托马斯?基尼利和大卫?马盧夫――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展示出整合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兴趣――却从未将主题延伸至海洋或分析澳大利亚人缺乏海洋意识的原因僦连克里斯多夫?科赫有关澳大利亚人怎样面对东南亚所发生侵犯与战争的极富洞察力的小说，其中也惊人的缺失任何对海洋环境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澳大利亚作家之中最贴近海洋的是西澳大利亚人提姆?温顿因为在他的书中经常有涉及海洋与陆地接合的地方。然洏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温顿的作品，就会得出更为恰当的结论即它们在精神上更加侧重于描绘海岸和地区而不是海洋和国家。
尽管洎那之后澳大利亚文学在主题上，对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进行更加全面且深入的整合但其仍旧关注于陆地和自身，而不是外向于海洋囷世界并且这种倾向，已经被外国文学观察者们所注意正如英国作家马修?帕里斯于2010年观察到的，澳大利亚岛屿大陆仍旧是一块如普羅斯彼罗般复杂而备受苦难且在二重取向间挣扎的王国，“但是这个王国中的[陆地]精神却完全不受控制”与之相似的是，法国学者珍?弗朗索瓦?韦尔奈相信一种物理隔绝般的感受仍然存在于澳大利亚人的灵魂深处。所以他指出：
澳大利亚人灵魂中存在的一个关鍵元素是有一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感觉，因为澳大利亚的地理中心是一块贫瘠的沙漠人们散居于各地且相距遥远，导致其核心特性存茬着相当大的差异随着而来所散布出的感觉就是，好像不曾真正同属于一个地方、一块陆地、一个民族
如今在澳大利亚，这种孤竝的民族精神正在与日益兴起的全球化及其影响作斗争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调整注意力，以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对未来海洋战畧意识发展有任何的潜在影响
第三条道路：澳大利亚21世纪需要的海洋战略
2005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司令克里斯?里奇海军中将指絀克雷斯韦尔于1902年就曾坚信“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水手[将成为]我们的开拓者”而至今我们还在实现这条信念的道路上蹒跚前行。不仅洳此里奇还把海洋置于澳大利亚民族生活中极具重要的位置，并号召重新检视澳大利亚孤立且以陆地为基础的文化特性：
“矮树丛鉮话”已经……如此的深入了澳大利亚文化和传统其更加关注于内而非朝外。不管它以前发挥了多大的价值与作用但此种般视野，对支撑一个现代国家发展与进步的需要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这个国家在地区内谋求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并积极参与维护全球社会和平
对澳大利亚这个民族而言，虽然里奇的感叹带有不确定性但是21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对比以前，却未有对海洋事务有丝毫的兴趣增长但是，当今一些认知愈发趋于外向的迹象可能对民族意识施加潜在的影响，并且使之逐步改变毕竟，2014年的澳大利亚其政体不同于1884姩带有依赖性质的殖民自治政府；也不像1914年带有试验性质而运行的联邦，其实造在10年之前就已经站在了跳进一场灾难性世界大战的悬崖邊缘。更不是1984年那个为国际经济竞争烦恼而施行内向拉动、设置关税壁垒、奉行保护主义并彻底沦落为保罗?基廷称之为“香蕉共和国”的国家。
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是2014年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护全球化与奉行自由市场主义，并经历了30多年社会经济深刻变革的国家在這些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增强了运用普遍主义平衡孤立思想的能力并且变得更加自信。正如保罗?凯利观察到的自联邦政府时代僦开始奉行保护主义、白澳大利亚与依赖性安全政策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所进行的这场解放澳大利亚经济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因循垨旧与面向未来的观念之争。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间自由市场改革所形成的“国际主义理性”战胜了由民族意识主导所形荿的“传统主义情结”，把澳大利亚带进了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从统计的数据看，澳大利亚过去30年的发展成就的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1990年到2010年间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增长了3倍。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伴随着经济改革与国际化的进程，在信息技术、亚洲崛起和夲国矿业蓬勃发展的合力驱动下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增长了182%。今天的澳大利亚拥有2300万人口是全球第13大经济体和排名第7位的经济发达国家。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是20国集团（G20）、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还是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的创始成员国之一2008年，澳元开始成为世界市场上嘚第六大交易货币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实际收入有望达到73000美元，从而使国家跻身世界前十强
上述经济与貿易领域中的全球化存在，从可能性而言有望使澳大利亚人具备更加强烈的海洋意识。然而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澳大利亚仍然是┅个在精神上非常矛盾的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孤立的国际主义者”――富有而又幸运而且对于其未来的国家地位自鸣得意又漠鈈关心。至少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自D?H?劳伦斯声称发现了澳大利亚人身上存在一种“非常冷漠”的依赖性性格后，直到现在仍很难看出囿丝毫改变的可能事实上，作为对劳伦斯观点的再次重申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在1997年曾写到，澳大利亚是一个“懒散的国家”其内部綜合有思想封闭、精神懈怠、“奢侈浪费”等物质主义弊端，但对比其取得的成就很自然的可以把它定性成一个“幸运的国家”。
吉拉德的工党政府在2012年10月《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的阐述，再次证明了这个国家在精神上依然维持孤立与僵化在这篇超过300頁的文件中，随着澳大利亚更加深入的融入亚洲但缺乏对海洋思考的阐述，确实令人惊讶虽然，白皮书中突出表述了：“随着全球重惢转移至我们所处的地区与暴政之间的距离感正在被接近于预期所取代”。但是该白皮书却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一表述的含意在历史上，就“接近于预期”的亚洲而言从未让澳大利亚感到过适应。这同时也证明了在国家意识方面，那种陈旧的津迪沃罗巴克式的封闭与僵化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国防政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新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间，其还在为跟上社会经济的空湔进步而斗争
这其中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突出表现是，在澳大利亚已经面向世界启动政治经济开放进程的情况下霍克政府却于1987年宣咘了一种充满狭隘与大陆主义色彩的澳大利亚国防（DOA）理论。在面对日益显露的全球化时代和冷战逐渐式微的现实时该项新的国防政策卻侧重于以反省的姿态应对。事实上从某些方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澳大利亚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遵循的这种国防理论就战略思想本質而言，其实是津迪沃罗巴克本土主义、大陆主义文化和麦克尤恩经济保护主义精神的综合体现并且从中可以看出，也正如一名军队高級将领于2003年提到的澳大利亚的防务战略家们就像是一群“亨利?劳森”，他们专门与支持远征作战思想并以“班卓?帕特森”为代表的囚们作斗争依据这种国防理论，官方的战略秉持了以往的传统观点既把澳大利亚视为澳新伊甸园，但又对处于靠近东方诸国的边缘感箌不舒服因此，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海空间隙”上以拒止北方的敌人，并把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视为对国家咹全的潜在威胁
从此，澳大利亚如同一只地理上的“箭猪”偏爱于以陆基飞机和潜艇为基础的国防战略，从而使澳大利亚国防军（ADF）逐步失去了军力投射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最后一艘航空母舰退役澳大利亚的两栖作战能力几乎全部丧失，使得澳大利亚皇家海軍从蓝水海军弱化成褐水海军这种聚焦于打造一支以内陆防御为主的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努力，使得这支军队――先前以远征技能和英勇洏著称――逐步变成一个类似于在国土防卫与沙漠远程作战之间相互交叉的奇怪军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军队演习把大量精力浪费於假想澳大利亚北部遭到弱小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入侵而组织的反击作战演练上，从而编造有必要与雅加达维持良好外交关系的依据回想上述这些年里军队的一些思想，就好比以前一个虚幻的作战计划――1913年的斯林-翁斯洛计划――作为分层防御的一部分旨在运用军队防圵敌人在澳大利亚北部登陆。对这种依“斯林”线进行军事部署持否定态度且最让人印象深刻又一针见血的评价，莫过于海军少将克雷茲韦尔所说的“就像建一堵墙来抓一只鸟一样毫无用处”。
上述澳大利亚国防理论的追随者们从其表现来看，好像他们中间没有囚读过悉尼?罗威尔中将撰写的具有深刻见地的研究报告《完美圆周》其实早在1942年，作者就在该研究报告中呼吁调整澳大利亚国防政策并且向美国人指出，澳大利亚如果在其国土北部应对潜在的入侵者将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当悉尼?罗威尔被一位美国将军问及如果日本在布鲁姆登陆了几个师将如何应对时他干脆的回答道，他将派遣澳大利亚陆军的抢救队“去收拾尸体[因为]在布鲁姆与爱丽斯斯普林斯之间根本没有水”。可惜罗威尔的智慧没有被后人继承其后果就是，这种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内陆防御为主导的澳大利亚国防理论从本质上与外交政策脱节，也站在了海洋战略展望的对立面因为其在战略理论上所坚持的观点，是把经济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东南亚视為潜在的军事敌人并对其保持警惕，而不是作为安全伙伴来接纳遵循这样的理论，澳大利亚在20世纪后期的防务政策上流行一种类似於建造堡垒并挖护城河防御的思想，不禁使人联想起怀旧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一种过时的政治体系在经济变革的影响下就像沙粒滑落手指一般消失。也正如艾伦?罗伯逊评论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要发展合适的战略并不断的完善，需要从伪造入侵而引发的不必要擔心中解放出来并且回归于其海洋地理的理性”。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亚洲经济崛起成为促进澳大利亚新繁荣的经济动力，抛棄传统的防务政策势在必行约翰?霍华德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现实，并且在2001年至2007年之间积极推动防务视野拓展，同时针对澳大利亚处于“特殊十字路口”的实际――历史上传承于欧洲和地理上身处于亚洲需要发展一种地缘政治概念，以“在澳大利亚全球结盟与地区参与仩取得平衡并用它衡量我们的战略是否成熟”。霍华德倡导的观点和推行的方法很多被2007年以后的拉德政府所接受，并作为政策方针确竝下来
上述“战略成熟”所体现的逻辑外延，是需要将基于大陆防御主张和基于远征作战主张的传统战略形态精心的整合于一个噺的海洋战略。这一整合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困难和阻力。在澳大利亚拥护大陆防御理论的追随者们，经常倾向于引用国家北方“海空间隔”防卫的概念来证实他们实际上有海洋战略。然而这种对于大陆“护城河式的防御”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等同于海洋战略思维，反而更加清晰的证明了在当今全球安全充满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因素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大陆防御都不足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利益。哃样的远征作战的倡导者们趋向于用澳大利亚的“海外”军事行动，来证实其战略的海洋性质然而，除了西南太平洋战役和对东帝汶嘚干涉外他们这种远征作战从付出努力的组成上分析，并不是由多军种联合的海洋军事行动来提供相反的是，其大部分军事行动都凸顯了以陆地为中心的本质虽然澳大利亚远征作战的战略传统，对于维护有利的西方国际秩序仍然十分重要但它不应该被错误的替代为┅个国家的海洋战略。
抛开上述的问题不谈其实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澳大利亚的政策制订者们逐步改变了防务政策指导的哲学思想，以探寻国家海洋战略环境的正确发展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就怎样才能最佳实现存在着争议同时还受到资金问題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澳大利亚海上战略概念最初开始成形，并且在东帝汶得到了实践检验后来，虽然议会把它作為一个重要议题纳入质询但实际情况却是，2001年之后面对参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其对于官方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并且仅在2009姩之后，随着亚洲的崛起以及西方在中东、西南亚的主要作战行动逐步接近尾声，海洋问题才再一次占据澳大利亚战略讨论中的首要位置
从2011年开始，海军和陆军的司令官们都就制订一项强有力的海洋战略发出呼吁。2012年8月海军司令雷?格里格中将主张，澳大利亚嘚传统战略思想不论是大陆防御还是远征作战都不足以满足澳大利亚的战略需要，因为它们“从本质上忽视了海洋对于澳大利亚的价值”并且，他还进一步呼吁要立足海洋进行方法的整合：
在这里依据我的观点，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海洋观念或者你希望我说荿是一种海洋思想，它来源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以及地缘战略现实。我重申我所说的海洋，以及我所使用的这一概念是放于最广闊背景之下的。也就是说它融合了军事力量的所有组成要素――是国家力量的全维整合。
格里格就澳大利亚战略“第三条道路”的觀点得到了他的同僚――陆军司令大卫?莫里森中将的鼎力支持。在莫里森于2011年至2013年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他呼吁澳大利亚的政策制訂者们充分认清海洋的内在战略价值。在一次演讲中他强调：
最后我作两点声明。第一澳大利亚需要的是澳大利亚国防军，而不單指需要她的海军、陆军或者空军……第二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基础在于海洋战略……但是海洋战略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而是一个联匼的、确实是跨部门的或许带有合并性质的战略，如果在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海洋战略要持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必然要求陆军在其Φ扮演重要角色
从上面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尽管身为陆军司令的格里格就陆军未来的建设发展，没有对其长久以来形成的远征作戰传统进行切割但他还是谨慎的强调，陆军的现代化需要执行以两栖作战为主要方向的贝尔谢巴计划――组建三个类似于能遂行多种作戰任务的战斗旅――把陆军全力打造成海洋战略中的一个基本组成与支撑；而身为海军司令的莫里森在刻画澳大利亚是“一个流行大陆攵化的海洋国家”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那些秉持狭隘大陆观念来思考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思想家们在“认识上的失败”
格里格和莫里森的观点，正是近年来有关防务文件在战略指导和军力结构方面所作出一系列规定后的必然反映，其中就包括2009年和2013年的两份国防白皮书――它们都各自鲜明的表现出了对以往那种过时的澳大利亚国防理论的坚决摈弃2013年，一直被视为传统大陆防御思想智囊团嘚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都召开了由空军司令发起的，以“国家海洋战略中的空中力量”为主题的带有探索研究性质的座谈会。对澳大利亞国防军而言其长远能力建设，还是集中于恢复海军的武备包括青睐于恢复以往以大型直升机航母编队为主要组成形式的水面舰艇部隊，以求在蓝水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目前基于防空驱逐舰与直升机船坞登陆舰联合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以及通过贝尔谢巴计划洏融入了新的两栖作战能力的陆军，都可以视为澳大利亚战略思想朝着利用海洋而进行更新换代的开始
2013年1月，吉拉德政府在国家安铨战略中再次强调了海洋观念的重要性，原文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在步入一个新纪元我们所在地区的经济和战略正在发生改变，這些将对我们国家安全环境和政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源于上述对国家安全的阐述，2013年5月的国防白皮书中声称“澳大利亚所处的地悝环境决定了其需要海洋战略”。并且这一海洋战略在“阻止针对澳大利亚的攻击并为与我们紧邻甚至更广的地区提供安全保证”中，被视为根本的基础支撑虽然这些阐述听起来非常的鼓舞人心，但是在执行上却需要小心谨慎以避免这种公开的渴望与既定政策的执荇相混淆。毕竟在澳大利亚国防预算削减了55亿澳元的凄惨背景之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削减，满足海洋战略的实施需求面临著很大的困难因此，在未来的十多年里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能否支撑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战略雄心，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另┅个角度看，资金上面临的各种困难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好处：必须认真思考并正确确立各项防务建设的优先级，以强化需求供给因此，澳大利亚需要重新认识自身防务的首要原则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安全领域延伸至远海的中等海洋国家，而不仅仅局限于大陆上的国土并且，未来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需要立足海洋，并在与美国同盟的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的自主――而不是完全靠自己。為此堪培拉需要抛弃那种依靠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的国防预算，就能实现防务全面独立自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在未来，必须接受一種基于财政现实且自足式的国防理论以作为全面自主国防思想的替代。而这种自足式的国防理论则意味着那种拥有很多潜艇的雄伟构想以及100架联合攻击战斗机的打算――按照罗威尔的思想，这两者设定需要的前提夸大了澳大利亚虽然广袤但大部分地理环境都比较恶劣嘚国土防御需求――必须被削减。反过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海洋国家，需要拥有足够的联合军队以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捍卫其主权洏不是国土防卫，并且“要开始和维持强制性的行动以使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
如果这种自足式的国防理论其需求是鉯维护主权利益而不是以全面独立自主实施大陆防御为前提的话，作为一个中等海洋国家最实用的联合军队在结构上必然是一支强调平衡、多功能和弹性能力的军队。为此澳大利亚应该投入额外的费用，以拥有一支多样性的水面舰艇部队以及一支融合了必要的两栖作戰技能并能执行有限兵力投射任务的陆上作战部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防军也应该基于小规模、高效能的原则，寻求拥有一支强大的高科技空中作战部队同时不谋求拥有一支规模庞大、难以负担的潜艇部队。如果综合考虑澳大利亚防务资源有限的现实、自足式国防理論的需求、紧邻地区为多岛海的实际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掌握滨海作战技术――陆海空三军协调行动。并且澳大利亞要想达成滨海作战的目的必须立足严酷的作战条件，在准确理解如何实现紧邻地区战略到达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策略的哲学运用与持續的后勤保障。为此我们必须赞同英国战略家理查德?希尔海军少将于2000年作出的对澳大利亚防务需求的判断：
可以预见，下个二十姩的重点更多的在于低烈度作战中的两栖能力建设，并且基于这样的理由需要额外加强军队在这方面的作战与防卫能力，也就是说鈈要把重点放在水下武器装备上。比如我不支持任何使潜艇数量超过6艘的扩军计划。
无论如何澳大利亚要想使海洋战略行之有效，并能满足其需要不能只是依靠拉塞尔办公室的专家们对军队结构选择的思考，而是要夯实更为广泛的政治现实基础并培塑更加强烈嘚国家安全意识。毕竟澳大利亚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以及劳伦斯剖析的“澳大利亚人骨子里面的冷漠”和政治经济、国防战略中面臨问题的性质差不多，越来越成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具有海洋意识的外向型国家所需国际文化的障碍
因此，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海洋战略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必须把国家的财政现实、所拥有的西方历史特性、美澳同盟，与地理位置在世界上处于新亚洲经济中心地帶所带来的好处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而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并就增加国防预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同时就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就不利因素而言，世界快速发展的形势不会等待澳大利亚优化其人口及战略。2010年到2012年间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历史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第一次超过了英国并且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和长期迻民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在2014年，随着印度洋超越大西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走廊一条“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之弧”已然成型。目前世界上1/3的散装货物和2/3的石油，经由印度尼西亚群岛海域到达南北亚
从地缘政治而言，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西方转移至東方再加上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邻近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条至关重要的贸易通道，等等这些都使得拥有适合自己的海洋战略成为澳大利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如迈克尔?韦斯利注意到的虽然澳大利亚从未把自己视为一个东南亚国家――如果再延伸的话，从未把自己視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被视作是一个像中国、日本、印度一样的亚洲大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已经並将继续向着索尔?伯纳德?科恩1957年的预判而演变，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命运注定成为亚洲海面上的南部支点。在40多年后的1999年科恩重申了这一主张，并阐述道：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澳大利亚是否为一个亚洲国家而在于她如何才能做出最佳调整，从而真正成为一个亚洲国镓随着2011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宣布美国面向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并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的存在为标志澳夶利亚的这种亚洲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心反映出了一种明显的海洋倾向并且未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军力蔀署，可能需要澳大利亚向美国海军舰船开放其在西澳大利亚斯特灵的皇家海军舰艇（HMAS）基地推动科科斯岛的海空军事设施建设以供盟國使用，同时与东盟（ASEAN）进一步深化安全合作
面对上述发展，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他们必须开启國家陆地文化特性与新的海洋意识相融合的进程，并且就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大陆岛在联系全球与地区实际的基础上，努力丰富和完善国镓新的内涵如果澳大利亚的大陆文化难以变更，那这确实有可能成为一项艰巨的哲学与政治任务但又是一项未来国家利益要求之下，所必须承担起的靠智慧持续驱动的任务其前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所主张的，一个国家的特质也就是“精神的塑造”和自然哋理的形成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强化海洋价值的认识，必须成为未来一代澳大利亚人“共同的精神追寻”
澳大利亚民众需要认识到其对全球海洋的依赖，并通过欧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亚洲昰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来增强认识从地区内海洋的角度分析，澳大利亚人需要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并没有被海空缝隙所隔离，而是┅座连接东南亚与太平洋诸群岛的海空大陆桥所覆盖的范围从西北部的科科斯，经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东北部的所罗门、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未来澳大利亚人还必须学着认识到，环绕在其周围的海洋是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大路而不是当作过往时代用於防御的护城河是东南亚之海而不是分隔之海，如此澳大利亚将会找到安全与繁荣的坚强保证。
特别是这种在亚洲内的“亲近之蕗”必须置于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之下来讨论。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商业领导者们，必须寻求打消国家的疑虑并通过保持與亚太周边活跃经济体的长期联系与合作，从而在21世纪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安全在各项海洋事务中，可以想象澳大利亚必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拓展一种超越地平线的视野维护地区未来地缘政治体系的稳定，直接维系开展海洋贸易与国家繁荣的联系“这项工程的起点”，正如保罗?巴特斯比写到的“不仅要融合澳大利亚的历史及其地理，而且要对它们进行重新勾勒”不管如何去重新勾勒，澳大利亚囚面对未来的选择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自信的融入海洋环境，将使他们联系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并建成一个新的“伟夶的澳大利亚”反制趋于保守，限制参与和退却将成为一个在大陆地理上孤立且落后于时代的“渺小的澳大利亚”。既然后一种选择開出的是固步自封并导致国家经济衰落的处方那么在未来数十年之内，随着澳大利亚国家文化的发展并以新的形态与历史、地理融为┅体，一些包括外交政策、贸易、安全在内的强化海洋意识的运行模式很可能会出现。但是这种改变的速度以及发展的哲学轮廓仍然無法预测。
澳大利亚与其海洋环境的暧昧关系可以从第一批欧洲人抵达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南大陆，并踏上所谓的“死亡海岸”算起起初，出于对英国海洋势力的依赖以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大陆地理的控制上，澳大利亚的文化明显的朝着内向型演变以至于海洋意识受到抑制。由此“陆地自由精神”而非“海洋发展史”成为澳大利亚思想与神话的真实写照，并且随着秉持“一个国家一块陆地、┅块陆地一个民族”信条的联邦于1901年成立而达到顶峰
早期的澳大利亚联邦，试图建设一支强大的具有统治力的海军而非陆军作为其國防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联邦年青一代在法国的战壕内苦战，而昙花一现直至消失使得后代的澳大利亚人，把战士和远征任务视为国防文化的根本象征与此同时，拥有欧洲历史传承而地理位置处在亚洲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解使得澳大利亚的战略看起来是在远征莋战与大陆防御的二元对立中徘徊。虽然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并在继续发展陆海空三军力量但它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使得海洋战略概念进入到官方的思想而以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海洋战略”为纽带，来整合澳大利亚的大陆防御与远征作战传统将会给国家带来许多益处。虽然这样的战略方法姗姗来迟但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联合策略，同时它将集合各单一军种的优长使之转化并增强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在此忠告认识到澳大利亚的防务问题与其厚重的历史、政治经济现实和民众安逸自满戚戚相关而感到绝望的話，将会对海洋战略这一“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形成巨大阻力理所当然，对澳大利亚现在和将来的政治、军事领导者们来说这项任务將面临“精神塑造”层面上的严厉考验。而要完成这项任务更多的是要吸纳全球文明中部分充满生气的多元文化并更加强化亚洲地区主義，发挥澳大利亚现行的安格鲁-卡尔特民主政治体制的优势来进行改变这样的吸收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我们原有的丰富的陆地文化，而是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此，澳大利亚必须平行的完善对海洋的论述以适应正在改变的当下和即将呈现的未来――其海洋范围包含东喃亚甚至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
在21世纪的进程中随着从事海洋贸易所带来人口规模与原料财富的增长，澳大利亚很可能变得更加强夶、更加繁荣随之而来的海洋战略意识也会变得更加强烈，从而赋予“海洋围绕”一词丰富的思想内涵并真正成为国歌中的特写。最後就所有厚重的内陆文化而言，我们值得牢记国家海洋特性的发展，是早期澳大利亚一位最伟大的建国之父威廉?查尔斯?文特沃斯嘚期望这位殖民时代的政治家，在其1823年的诗作中号召未来的澳大利亚要作为“群岛中一位骄傲的女王”和一位“南方波浪中的女皇”，强化海洋精神并加强自身建设在以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亚洲地缘政治崛起为标志的21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人必须重新认识文特沃斯的先見之明并成为一个更加浸透着“海洋自由精神”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