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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鱼主播冯提莫 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小新 如果给斗鱼一瓶后悔药，它一定毫不犹豫吃下，然后抢在虎牙之前赴美上市。 当初本觉得自己的用户数据和综合实力都摆在桌面上，任虎牙再抢先，也并不能掀起什么大风浪。 但是谁料到市场一系列的变化实在太快，上市抢跑成功的虎牙，在美国牢牢占据了中国游戏直播第一股甚至是第一游戏直播平台的身位，股价扶摇直上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眼看着直播行业又要开始变天，抢跑上市的虎牙真的要靠着上市的领先身位甩开斗鱼到终点吗？ 从港股到美股，斗鱼在犹豫什么？ 最近对于斗鱼来说，实在有点憋屈。距离上次腾讯爸爸给两家砸钱才过去4个月的时间，当时斗鱼获得了6.3亿美元腾讯对其估值25亿美元左右，而虎牙才4.616亿美元估值约为13.3亿，这足以说明两家的地位不同――斗鱼肯定要更重要一些。 毕竟一直以来无论用户数据和融资规模，相比于虎牙，斗鱼都有着领先优势。 而在融资方面，成立4年半的斗鱼6轮共计融了超过70亿的资金，虎牙从YY分出来之后不过在去年由融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领投的A轮7500万美元的A轮，以及今年腾讯4.16亿的B轮，合计30亿元，两者融资差距较为明显。 转机在于虎牙的抢跑上市。 在以12美元的价格上市后，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虎牙的股价最高拉升到50.82美元，涨了323%，虽然随后大幅滑落，但是截止到7月23日，其股价为35.71美元，总市值依旧有70亿美元，足足比刚上市时的价格高了3倍。 相比于高光的虎牙，犹豫徘徊的斗鱼就没那么走运了。 虽然早就传出要上市，但是斗鱼迟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甚至连上市地点都游移不定，此前的信息是，斗鱼计划于第三季度在港进行7亿美元IPO，但是昨天金融时报有消息称，斗鱼欲赴美，拟筹资6~7亿美元。 商业信息提供Crunchbase认为，根据此次的筹资总额来看，斗鱼估值为11亿美元。CBInsights的分析师对它的估值为15.1亿美元。 这个价格说实话并不能令人觉得满意，虽然跟虎牙的上市价格相差无几，但是斗鱼的融资估值价可是要远高于虎牙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 ①斗鱼自身对于上市地点和时间的犹豫和观望给虎牙创造了抢跑的机会。 ②美股市场对于中国内容企业和直播平台的看好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因为涨的不仅是虎牙，今年扎堆赴美上市的爱奇艺、B站都涨幅巨大。 到底是香港还是美国此前斗鱼一直游移不定，但如果当初想要和虎牙比拼上市速度，美股是斗鱼唯一的选择。 因为斗鱼在股权结构上很可能也采取了AB股形式的同股不同权。 回溯斗鱼其融资历史，我们会发现腾讯共参投了斗鱼B、C、E三轮近50亿的资金，而斗鱼的最新估值最高不过200亿，几乎不用怎么分析就可以想到，腾讯拥有的斗鱼内部股份数额庞大，有消息称甚至超过了斗鱼CEO陈少杰所拥有的股份。 所以如果是在港交所改革之前，斗鱼根本就不会考虑港股，毕竟同股同权的方式很可能使斗鱼管理层丧失控制权。 但在港交所上市的好处也很明显，一边背靠内地，企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都不必担心会因投资人不熟悉而受到影响。有腾讯的背书在港股也更吃的开，以腾讯、阅文集团、车贷平台易鑫为首的腾讯系公司在港交所总市值占比高达12%。 斗鱼的故事在香港能讲的更精彩，这对于堆高估值是最佳选择。 但是港交所改制之后，市场的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先是联想集团被踢除除了恒生指数，接着平安好医生上市即破发，一路跌到现在都没有上扬的迹象。 而小米开启的今年港股最大融资金额,吸引了市场投资者的极大关注度，但是估值一路从最高的1500亿甚至2000亿美元，到真正上市只有500多亿美元，虽然市场对于小米模式的质疑是拉低股价的主要原因，但也很难说不是因为股票市场环境恶劣，投资者普遍呈观望态势。 随后涌现的诸如“一日敲八次钟”的上市潮，更不断蚕食着港股市场的资金。 所以即使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改革已经实施，但此时斗鱼若还要想在香港上市，那面临的融资窘境，恐怕要比小米更恶劣。 看起来这次徘徊良久的斗鱼，最终还是不得不赴美正面与虎牙交锋了。 别以为美国人不懂直播 恐怕就连虎牙自己都不会想到自己能在美股有这么高光的表现。 虽然在上市招股书上极力把自己包装成为中国第一的游戏直播，但是到底老美买不买账虎牙心里没底，毕竟中国的直播行业和国外的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但如果稍微了解下美国的直播行业概况，就会发现，美国人对直播的理解很深。但同时中美的直播行业发展又有其明显的差异性。 说到海外市场的直播 App，不能不提的是一款叫 Meerkat 的 App，他是社交直播 App 的鼻祖。它因直播美国西南偏南音乐会而一夜成名，2015 年 3 月疯狂传播，一时成为了 2015 年第一季度的现象级 App。其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和实时世界直播地图，成为了后来美国直播平台普遍仿效的功能。 但是 Meerkat死于巨头的侵袭。 Facebook 用内嵌 Live 功的形式加入直播竞争。内嵌功能的好处是：只要安装了原来 App 的人，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直播功能，无须再下载安装一个新的 App。 在全球企业家峰会上，Facebook 创始人马克 ? 扎克伯格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 FacebookLive 进行了直播。 而在儿童节，小扎还与国际空间站三名宇航员进行了20多分钟的天地连线，吸引了100万的观众，视频播放量很快突破了630万。 接着Snapchat、Google、Twitter 、亚马逊纷纷踏入了直播领域。 美国的直播行业现在是几家巨头之间的游戏，Facebook Live背靠社交巨无霸,Snapchat靠着特色功能吸引年轻用户的心，谷歌靠着YouTube的网红直播，亚马逊则是靠着收购Twitch独霸游戏直播平台。市场研究公司Statista先前的数据显示，美国直播行业还没有诞生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在细分的游戏直播类型上，确是Twitch一家独大的局面。2017年美国游戏直播平台数据 可以发现，美国直播市场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所有的直播平台都背靠巨头，靠着已经拥有巨大流量的平台进行导流。 无论是社交平台、搜索平台、还是电商平台，海量的廉价的流量导入，使得想要在直播的创业门槛极高。 所以美国的直播平台，早早就就进入了依据自身平台定位的内容差异竞争，而不是像中国一样会经历早期的烧钱大战，抢占市场。 在变现方式上，由于美国用户早就有内容付费的习惯，所以主播变现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播放平台的广告进行分成，另一个就是内容付费，平台的盈利环境也要比国内轻松很多。 国外的主播与国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国内的主播以女主播为主，观众以男性观众占大多数。 国外平台的主播则以20到33岁的年轻男性为主,观众是游戏直播平台是个例外，主播画像和用户画像上中美都差距不大，也都是两个市场最为重要的流量聚集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虎牙在率先夺得中国游戏直播第一股的称号之后，能够在美股节节高升。虎牙的业务在结构形式上，非常符合美国市场对于直播平台的一贯认知。 虎牙靠PC互联网时代直播的老大YY进行导流和输血，所以虎牙并非是一家创业公司，而是在一开始就有巨头支撑的延伸平台。这符合美国市场主流的直播平台的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业务结构。 事实也的确如此，虎牙作为最早成立的游戏直播平台，在前几年几乎没有进行融资烧钱大战，靠着YY的导流就很好的进行了前期过度。 再者，经过BAT的教育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国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的信心在快速增加，所以“XX领域中国第一”这个称号还是很好用的一个概念，并且虎牙内容形式还是美国熟悉的游戏直播。 其实无论是爱奇艺的“中国用户付费第一”和B站的最大的二次元基地，都用了这个套路，现在看效果还都不错。 斗鱼的强大在于综合实力和强大的造星能力。 如果单论游戏直播这一个垂直领域，斗鱼并不比虎牙强，甚至是弱势。绝地求生板块，虎牙在大主播人气和数量上牢牢占优。英雄联盟板块，实力最强的韩国LCK赛区转播权也是虎牙独占。 内忧外患的斗鱼已不能再等 斗鱼很烦躁。 讲游戏，已被虎牙捷足先登，讲造星，好像成绩还不够，难道告诉美国人，我们有四个在游戏板块唱歌最好的主播？（指冯提莫、阿冷、陈一发、周二珂）讲综合实力，其实与游戏直播相比，也不怎么够看。 一切皆因自己的徘徊不定而使得现在处处被动，最终很可能就只有15亿美元的票价，这让对斗鱼以25亿美元估值进行投资的腾讯无比尴尬。 但是斗鱼还能再等吗？小新觉得大概率是不能了，如果斗鱼还不上市，内忧外患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一方面直播的用户增长率已经快速下降，第一波市场红利瓜分殆尽，直播的下半场是打破同质化，比拼各平台内容实力的战场，下半场的故事更难讲好。 再者，直播显然已经不是风口，加上二级市场的钱荒，斗鱼除了卖身，短期内根本不能再从二级市场融到资金。两个因素叠加，斗鱼上市的脚步迫切。 但上市的估值形式不太乐观，不代表长期就没有发展潜力。 直播这种形式最终的走向是垂直多元化的综合平台，背靠6.4亿游戏玩家的游戏直播平台天花板非常高，但是如何将6.3亿用户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只靠游戏是不够的。游戏直播是一个大众性流量平台，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秀场、综合赛事内容，PGC，都不可或缺。 所以即使一时在股价上落后，斗鱼靠着本身更强大的终合实力，如果在直播的下半场后续表现出更大的潜力，从而反映在财报上，那么超越虎牙，最终赢得直播的战争也并非难事。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上市。 今天，一家名为“脸书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公司浮出水面，这家公司注册于杭州，由Facebook Hong Kong Limited 100%控股，注册资本为3000万美元，法定人代表为张京梅。详细 为什么现在关于突发事件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为什么真正优质的调查报道得不到关注？中国深度报道的未来在哪里？这一系列的讨论会对深度报道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真的需要深度报道吗？欢迎投稿，说出你的看法。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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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互联网指北（ID：hlwzhibei） 1 “上市”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具体案例可以参考B站。毕竟如果不是今年3月份的IPO救场，公共语境中的B站几乎无限接近于标准意义上的“不健康项目”： - 2018年1月，文化部所点名的6款涉及宣扬色情、赌博、违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中，有两款隶属于B站旗下运营； - 2018年4月，《法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弹幕”粗鄙言词曝网络文化低俗之风》表示弹幕虽然是“视频内容爆红的催化剂”，但本质上是“网络低俗文化恣意横行”； - 2018年6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包括B站在内的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的ASMR内容，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 2018年7月，CCTV新闻直播间栏目以“拒绝网络低俗动漫”为题，点名批评了B站等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动漫APP……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苛责一家创业公司去完全杜绝负面的发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负面爆发频次与市场潜力呈正相关――但负面的价值需要以“负面能够被解决”为前提，而B站所暴露的问题却几乎是发展阶段中无法自愈的： 比如用户自主上传的内容低俗低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B站“UGC+兴趣社交”的产品形态。这种产品形态会将一部分运营职能让渡给用户，以此换取高粘性和高活跃度，但却不可避免地将运营路径延长到不可控的空间内，为违规操作留下了机会。 再比如ACG领域特殊的用户群像，让B站很难在当前市场中找到现成的商业化运营先例，从而不得不选择以主动探索的方式来优化策略。只是不断去“猜”就必然有“犯错”的可能，而市场从不会留下太多的“试错空间”。 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今年3月28日陈睿与高层团队们在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那次敲钟仪式，没有象征着资本市场背书和消费市场认可的IPO，带有深刻“小众文化印记”的B站在既定轨道上将最终走向什么方向。 2 准备通过“上市”来缓解不适症状的互联网公司还有映客与拼多多。 今年7月12日，映客完成了最高估值达105亿港元的IPO，成为港交所有史以来的娱乐直播行业第一股。 但与“第一股”身份稍显违和的是，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映客用户增长率为7.3%，落后于花椒、一直播等同类竞品；而在日活（DAU）方面，映客也很难进入以百万日活划分的直播行业第一梯队。 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信息出现在映客的招股书内。招股书显示，从2017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期间，平均月活用户数量大幅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期间，付费用户也出现下降的情况。 对此，不少行业媒体的解读是：随着直播风口的快速冷却，映客自己也没法保证业绩日后能继续维持大幅增长――所以寄希望于IPO能给映客一个“拓展业务”的机会。 拼多多也几乎遭遇了同样的“IPO前夜”。 就在拼多多正式赴美递交IPO申请的当月，也就是2018年6月，拼多多先后遭遇了被央视曝光的涉黄事件和613商家维权事件，引发了行业网站与社交媒体关于“拼多多模式”的一系列讨论与质疑。 而再向前回溯到2018年年初，爆火的拼多多成为了新的“行业公共对标品”，包括阿里的“淘宝特价版”、唯品会的“云品仓”、网易考拉的“拼团”在内的很多电商领域新项目，都将最终的目标锁定在被拼多多所激活的“拼团分销”市场中。 因此在7月16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更新后的IPO申请书中，拼多多明确地强调了资金的主要用途：40%用于增强和扩大公司现有业务，40%用于技术研发――而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创业公司最主要的诉求，在此前三年里共烧掉了13亿人民币的资金，几乎已经触及中国市场的“宽容极限”了。 3 不过也并不是每个创业病例，都有机会拿到这剂特效药的处方。因为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当硬核，硬核到只谈当下不看过去和未来。而这种硬核做派前不久在足球世界里进行过一次精准演绎： 6月27日，由于俱乐部所有者李勇鸿先生的财务状况被认定为“不健康”，欧足联曾宣布意甲豪门AC米兰违反“财政公平政策”（即俱乐部财政收支平衡被眼中破坏），剥夺其2018/19赛季欧罗巴联赛的参赛资格。 但到了7月20日，由于美国对冲基金埃利奥特获得了俱乐部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在完成注资的同时提供清晰可靠的建队计划，欧足联仲裁法庭决定撤回欧联杯禁令，允许米兰出战下赛季的欧联杯。 看，即便米兰曾经7次夺得象征着足坛巅峰的欧洲冠军杯，即使米兰曾经看拥有卡卡、马尔蒂尼、范巴斯滕这些有着世界影响力的顶级足球，但真正在取得“欧联杯准入证”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埃利奥特财团入主后所带来的资源支持与市场背书。 这样的硬核剧本在IPO中同样适用： 按照IPO定价的内部因素，即公司内部的盈利能力、经营能力、成长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和资产规模等因素，二次元、直播和拼团这三个仍然处在“烧钱换流量”的行业即使能够勉强完成IPO，其前景也很难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被广泛看好的小米也受制于“内部因素”的乏力，而在正式敲钟之前不断回调自己的总估值。 但另一方面，由于IPO定价也需要参考外部因素，即产业经济、公司所处行业等因素，对B站、映客和拼多多分别参股投资的腾讯，显然在这波“上市救场热”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如果我们从融资的基本意义，即上市对于公司最直接的意义是融资意义来看，“被腾讯投资”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当3Q大战后，当腾讯旗帜鲜明地将企业发展思路从“专注于流量”转变为“专注于产品”，并推出微信这款行业标杆级别的产品后，腾讯在大众语境中逐渐与“优质产品经理”这样标签绑定在一起。 而当腾讯的投资策略也慢慢带有鲜明“产品导向”，“被腾讯投资”一方面成为了创业者希望得到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资本市场寻找优秀项目的参考依据：据2018年一季度的腾讯财报显示，240亿利润中其他收益占了75亿，这部分收益就绝大部分来自投资公司IPO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化。 5 但回到主题上来，当我们把IPO还原成其本质定义上的“一家企业或公司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那么这些寻求“上市救场”的公司则很容易陷入一个悖论： 腾讯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IPO，以帮助他们换取更多的时间或资本支撑，来兑现预期计划中的市场潜力，但进入资本市场后腾讯和原有的产品团队的占股则会被相对稀释。 虽然这种相对的稀释程度，可以通过“限制股票发行规模”等方式进行一定的控制，但由于私有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责任主客体差异（即对公司内部负责以及对全体股东负责），其原本大股东或核心团队的决策、行动、计划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此时如果我们认定一家公司的“产品优秀”、“业务能力强”，归结为核心团队/投资方对品质要求的严格把控，那么在资本入局后受到限制的“把控”是否还能继续施加正向的引导，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倘若IPO的初衷只是品牌建设，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腾讯参与推动的IPO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甚至破发： - 踌躇满志的B站，在上市首日便跌破发行价； - 唯品会5月15日公布了腾讯入股后的第一份财报，低于市场预期的表现让其股价一日暴跌近20%；虽然目前股价稳定在10美元左右，但较年初跌幅近半； - 在港股登陆的众安在线、阅文集团和易鑫股份三家腾讯系公司，截止7月初，三家的股价分别较最高时跌去51.4%、30.3%和68.5%。 6 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体量上看，今年互联网行业的IPO显然过热，据说港交所还迎来了建所一百多年历史上，首次在同一天有8家公司同时敲钟上市的盛况。 然而上述的例证告诉我们，如今的IPO正越来越多地被“功能化”对待，并且这种“功能化”的转变往往脱离了IPO“增加融资”“完成行业整合或自我重组”“增加股票流动性”的初衷，转而承载了更多“释放竞争压力”“增强品牌建设”的运营职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的扎堆上市带给市场的更多是活力，还是将隐患通过IPO这个渠道向公众层面进行均摊，都成为了投资者或者创业者所必须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7年前，在一次讨论“什么是腾讯开放能力”的总办会上，马化腾和与会的 16 名高管一起，从21个他们心目中的腾讯核心能力中，敲定了两个：一个叫作资本，一个叫作流量。腾讯这几年也凭借“资本+流量”的打法，投资了600多家企业，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但幸存者偏差之外，企业巨头与创业求生之间的容错量不对等，常常是人们最容易在天文数字IPO之下被忽略的问题――即使腾讯的投资版图中，还有很多公司和项目直接走向了失败，达睿咨询创始人，首席分析师马继华曾经这样分析腾讯系公司上市的热潮： “腾讯流量红利即将终结，微信用户数增长已经非常慢，天花板将在2018年呈现，用户的使用时长也因为头条抖音等的发展而被分流，这些依靠腾讯流量的公司必须赶在流量枯竭之前上市套现，否则就真来不及了。” 市场正在形成对IPO的耐药性，就给创业公司逆境求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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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楚团长 来源：饭统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1978年11月，德国沃尔夫斯堡市，一群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人，拎着沉重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走出火车站，徒步前往几公里外的一个大型工厂。在工厂大门口，领头的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国人，认真地让翻译对警卫说：“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跟你们厂的领导聊一聊。” 这位不速之客所言非虚，他是机械工业部的时任部长周子健，而他拜访的这家工厂，隶属于德国大众公司[1]。门口的警卫显然有点儿不知所措，负责销售的大众董事施密特正好在公司，警卫就给他打电话：“施密特博士，有个人说他是中国机械部部长，他想跟你对话。” 接到电话的施密特，也差点儿惊掉下巴，赶紧让警卫把这帮陌生人放进来。于是这群风尘仆仆的中国人，鱼贯进入大众工厂，充满好奇地东看西看。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戴黑框眼镜，能讲多国语言的中年人，当时正担任机械工业部外事司司长，同时也是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 事实上，这个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大众汽车这么家公司。他们本来是来德国斯图加特考察奔驰工厂，结果发现满大街跑的都是顶着W标志的汽车。代表团打听后才知道，原来德国还有一个大众汽车公司，于是当机立断，马上坐火车去登门拜访。 这个魔幻的场景，便是中国政府和德国大众谈判的开始，历史往往比段子还要段子。 在参观完工厂后，代表团里的上海汽车厂厂长蒋涛，抓住机会跟施密特提出：希望大众公司跟上海汽车厂合资经营轿车厂。翻译还没说完，施密特就高举胳膊：我双手赞成。会议一结束，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就跟蒋涛说：此事极为重要，千万不能放过这一机遇，回去赶紧跟领导汇报，争取支持。 中国人知道“合资经营”这个词，其实也才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在1978年10月份，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墨菲，率了17个人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就引进重型卡车生产技术跟李岚清谈判，期间问：“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呢？” 对面的翻译知道joint是“共担”的意思，venture是“风险”的意思，两个单词连在一起就直接抓瞎了。最后在美国人解释下，李岚清才明白，joint venture就是合资经营的意思。他在心里嘀咕：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搞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得到李岚清汇报的邓公马上批示：“合资企业可以办”。主管民用工业的一机部领导立即决定，重汽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项目，都采用合资经营的模式，这才有了在德国，蒋涛主动跟提出要合资经营，否则，在刚刚结束动乱的70年代末，谁又敢主动跨这一步呢。 总设计师后来总结“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有了汽车行业做试点，国务院在1983年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这种用市场来换技术，也是无奈之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引进技术和设备，而经过十年动乱的折腾，汇率和储蓄双缺，裤腰带勒到牙膏细，也拿不出钱来买设备了。1979年，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1980年稍有下降，也有12.8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技术引进新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换技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但这项国策却誉谤满身。 吴敬琏说它是中国产业崛起的捷径，《光变》作者路风说它是中国产业空心化的陷阱。它诞生于一穷二白的改革开放初期，它逐渐被冷落在中国制造2025的旋风里；它培育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第一笔有生力量，又让中国航空业原地踏步了20年，最后却在让中国高铁化身成了大国速度。 这些故事，就是中国产业扶持政策的缩影，沿着那些历史脉络，我们一直甚至可以追溯到当前贸易和产业纠纷的源头。 1 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落地在长春，陈云看上的是松花江的水电资源和东北完备的工业基础，汽车工业人们骨子里还真都带着点东北的彪。1953年刚放下锄头的东北老铁们跟着苏联专家，3年时间就在一片荒地上建成了宏伟的一汽。 1958年铁匠王子开17天就仿造了一辆嘎斯69吉普车，打开了中国重汽前身济南汽车制造厂的局面。1969年文革的全国一锅乱粥中，几十万建设大军在崇山峻岭的十堰，让中国自己设计的二汽拔地而起。二汽开工典礼，十堰，1969年 这种建设祖国的热情遇到了大跃进疾风劲吹，就成了全国“放卫星”大戏下的插曲。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没有汽车怎么行，全国各地的汽修师父们用榔头敲驾驶室，用组合千斤顶代替千吨压床制大梁，甚至用竹子代替钢板弹簧，造出了我国第一批小汽车。 总设计师听说红旗车比苏联吉母车还高级，很高兴地说："那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但领导人对产业细节的理解，没法全部准确。事实上，榔头是敲不出好车的，当时红旗车去机场接外国领导，都要多备几辆，防止抛锚。万里很喜欢内饰富丽华贵的红旗车，但有一次被红旗车丢在出差路上，还是坐公交才回的家，为了不耽误工作，就换回外国小汽车了。 因此，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那会儿都疯狂diss国产车：“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 在文革期间，二汽的厂长、中国汽车之父饶斌被造反派揪回长春批斗，建厂工作一筹莫展，二汽员工想出个主意，让职工带着公函去长春要人，公函是上的理由颇具时代特色：“饶斌即使是走资派，也是二汽的走资派，二汽员工坚决要求带回来批斗”。 东风导弹造出来了，济南汽车厂闹文革，拖导弹的车造不出来，钱学森调侃一机部的部长周子健：“老弟啊，运导弹的车再搞不出来，东风只能扛着走了，我抗前头，你抗后头。”而在援越抗美时，援助越南的汽车都开不动，越方最后都拒绝接受中国的汽车。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汽车工业的家底可以总结为技术落后、结构不合理，质量差。全国有实力的汽车厂只有5家：一汽、二汽、南汽、北汽、上汽，由于经营利润都要上缴，这些企业也无力进行规模扩张和技术更新，到1978年汽车全行业的研究费用只有753万，不到营业额的0.31%。 1979年二汽厂长黄正夏给副总理李先念写信，受到改革春风鼓舞，想留存点利润，扩建厂房。李先念托财政部带了纸条：“黄正夏，你鼓舞个屁，目前国家财政这么困难，决不允许你乱开口。”汽车工业只能把求发展的目光投向了海外。 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去欧洲访问期间，受到了欧洲政府们的热情接待，德国巴伐利亚州长饭桌上就要给中国50亿美元的贷款。叶剑英了解情况后给了结论：“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叶帅判断精准。虽然通用汽车最早跟李岚清提出要“合资经营”，提案却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美国还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历史上最大的商机之一。而德国大众则身段灵活，周子健登门拜访后，大众果断的中止了当时正在与韩国进行的谈判，向上海汽车厂敞开了怀抱。 但双方的结婚证虽然领了，办实事还得再等，中国政府和德国大众的谈判足足花了6年时间。 中国基础工业底子太差，是谈判艰难的重要原因。福特、日产、雷诺等世界知名汽车公司来中国参观后，得出统一结论：中国汽车工业还属于原始社会阶段。日本丰田的代表在上海汽车厂师父们震耳欲聋的榔头敲击声中，充满优越感告诉中国人：“这是我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而中外合资的法律、制度、管理方面的空白，更让德国人感到困惑。于是，上海这边和德国人谈判，北京那边在修订合资法。德国人送了上海16个专利，中方却根本不明白专利是干啥的。外经贸、机械工业部、地方政府……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常常是一个部门否决，整个谈判推 倒重来。德国大众和上汽签字仪式，人民大会堂，1984年 德国工程师们在1985年的冬天入驻上海汽车制造厂，湿冷的空气和中国独有的蹲坑厕所给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更大的痛苦则来自桀骜不驯的员工和总是被伤害的中国人民感情。当时德国员工的工资是中国员工的200倍，中方总经理张昌谋回忆起那几年，也很痛苦“我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 中方用老厂房入了股，桑塔纳生产线的电子控制设备运进来的时候，另一边中国钣金工还在用榔头敲着中国自己的上海牌轿车：两个水平差距超过半个世纪的产业链，在同一个厂房共存了整整一年。首台桑塔纳下线，上海，1983年 德国人为改善国企懒散的工作作风，推行了绩效挂钩工资。德方惊喜地发现，原来把孩子带到车间来上班的员工们，突然组装质量和速度就成了世界领先水平。伴随着桑塔纳在国内的畅销，上海大众的效益越来越好，而用料考究、带着大众logo的工作服也成了上汽小伙子去见丈母娘的首选。 1986年胡耀邦来上海大众视察，一位普通工人骄傲的告诉总书记“上海大众要成为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这自发的觉悟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1987年中国男足在奥运会预选赛上客场2:0击败日本时隔40年重返奥运会，那个时候中德男足之间水平的差距，要比汽车工业的差距小得多。还举着榔头的中国师父，无论工匠精神如何出色，也敲不出符合大众标准的零部件，零部件不能国产化，上海大众就成了组装厂，中国汽车工业的现代化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上海大众一开始只能生产天线、标牌等零碎件，真正涉及轿车生产的零部件，发动机、底盘、车身等一个也不能生产，国产化率长期低于5%。外形大方、性能靠谱的桑塔纳很快风靡全国，而进口零部件需要外汇，原本以为是创汇项目的上海大众反而成了外汇黑洞。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上海大众好像是被扔在一座孤岛生产。 本来计划7年实现90%国产化，干了两年才只有2%，零部件国产化缓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心病，当时的总书记亲自向德国总理告状，说德国大众有意拖延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朋为了给进口零部件压价，跟大众董事长哈恩抱怨桑塔纳其实毛病挺多，车门把手容易锈。 两位领导的关心让上海和德方都坐不住了。还在国家经贸委当副主任的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