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372|回复: 2
急。。。。有懂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朋友吗？
主题帖子精华
新手上路, 积分 32, 距离下一级还需 18 积分
在线时间4 小时
三相四线电力载波通信中，三相信号可以同时传输吗？我用东软的SSC1650载波芯片只有一个信号输入端和一个信号输出端，但是A相B相C相用的是同一个的耦合滤波电路、解调电路等，那怎么判别输入的是A相信号、B相信号还是C相信号？
主题帖子精华
金钱111988
在线时间794 小时
主题帖子精华
金钱111988
在线时间794 小时
Powered by在电力系统工作
时间：　来源：英大网　作者：
第七章& 丰满岁月
五 &2 号机组事故
1955 年10 月16 日，丰满发电厂2 号机组的发电机定子发生着火事故，被迫停机。经过检查，是发电机定子上端的一排线圈被烧断了。这起事故惊动了全国，因为丰满发电厂是国家156 个重点项目之一。2 号机组是苏联供应的设备，由苏联专家指导安装，竣工时间不长，只安全运行了几千个小时，就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故。
事故发生后，中央和省市都十分重视，先由吉林省、市派公安人员进驻丰满调查，随后公安部又派一位局长带队来调查。2 号机组安装发电以后，9 月份进行了检修，10 月份就发生了事故。电厂对检修工作规定很严格，检修人员在检修期间也不允许自由进入发电机内部，进出时间都要登记，携带的工具和检修材料也都要登记，一天作业完毕要集体回来。
通过查看登记簿，公安部门首先发现电气分厂的一位年轻技术人员莽发，参加了2 号机组的检修工作。检修当天他出来时在登记簿上少登记了一小卷铜片。莽发是伪满时期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曾经在丰满工作多年，他有一个舅舅在解放时逃往台湾，有海外关系。在解放初期肃清反革命运动之前，有海外关系的人，特别是有亲属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都在公安部门的监控之下。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安部门初步确定，莽发是故意破坏丰满2 号机组的嫌疑人，并且立即把他拘捕起来。但经过审讯，莽发不承认进行了故意破坏。公安机关也不能根据这种假设来定罪，于是电力部和吉林省协商，决定派遣一位苏联专家，带两个助手来调查丰满的事故。
这位专家是苏联水电检修公司的总工程师，名字是胡道巴耶夫。他身材高大，说话很直率，确实有俄罗斯汉子的风格。他到了丰满以后首先查看现场，当时也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技术人员去现场。因为我懂俄语，所以我和胡道巴耶夫很快就熟悉了。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水轮发电机的一个线圈中夹带了一块不大的铜片，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但铜片上没有任何一点烧伤痕迹。
我要说明一下，由于水轮发电机定子的直径很大，所以分为4 瓣，安装的时候在现场把4 个部分对接起来。对接的时候线圈要进行焊接，技术要求比较高，有时用银焊，可以减少接头的电阻。在这起事故中，发电机定子烧损的部位正好靠近上侧两瓣定子的对接处，烧毁的定子线圈就成为可疑之处。但烧毁的线圈只留下一些铜线、铜渣、云母和云母绝缘带等，已很难从事故点立即查出直接的原因。
以丰满发电厂厂长为首的事故调查委员会请了一些专家来共同讨论，中方的技术人员对事故发表了一些推测。因为胡道巴耶夫到现场检查过，最后请他发言，他说：“我检查过现场，接头焊接的部分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在其他完好的线圈之间发现了一块铜片。因此可能是由于铜片发热，引起了发电机定子绝缘击穿燃烧，导致事故发生。”他毕竟是苏联派来的专家，他的意见当然得到事故调查委员会的重视。电气分厂的技术员卢兆策在经过一番犹豫后，提出了不同意见：“即使铜片失落在线圈之间也不会发热，不能断定铜片就是2 号机组事故的原因。”卢兆策是福建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曾被派到苏联工厂实习过，也会一点俄语。
事故调查委员会把胡道巴耶夫、卢兆策以及其他专家、技术人员的意见报到吉林市委、市政府。市领导听了汇报以后，认为卢兆策的发言有反苏情绪，扣了一顶大帽子，并批示要对卢兆策进行审查。
我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卢兆策相识。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讲，一块铜片掉在发电机的定子中，不会产生这样的事故。我私下找他来，询问他的根据。他说：“第一，铜片很光滑，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第二，即使铜片掉到线圈中间，如果线圈的绝缘部分没有破损，也不可能产生热量，不会造成线圈烧毁。”我虽然实际经验不够，但毕竟从理论上学习过发电机构造的课程，认为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发表。卢兆策的处境非常困难。
晚上，我到专家招待所找到胡道巴耶夫，我说：“今天卢兆策的发言对你的结论提出了异议，现在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上面要对他进行审查。”胡道巴耶夫为人直爽，他听后大吃一惊：“我只是在会上谈谈我的想法，并没有对这件事下结论。”我说：“你能不能在下次会上重申一下你的想法。”果然，在第二次事故调查会上他很直率地说：“我只是根据现场发现的铜片，推测它可能与事故有关系，并没有对事故作出结论。我后来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卢兆策的意见是正确的，小铜片不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这样，事故原因迟迟不能作出结论，莽发还被关押在公安局，难以定案。这个时候，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电力部副部长王林，还有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的司局长和吉林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在丰满开了一个会。王林在会上提出，为了尽快查清事故原因，修复2 号发电机，是不是让李鹏同志早日结束见习期，来主持丰满的生产工作。
1955 年12 月10 日，我接到电力部的正式任命书，任命我为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这样，从我来丰满到结束见习期，前后不到9 个月的时间。总工程师张文彬被排除在调查事故人员之外，因为他本人是被怀疑的对象，但没有任何根据；副总工程师赵庆夫发生事故时不在现场。
不久，国家开始建设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张文彬被调到三门峡水电工程局担任副总工程师。赵庆夫认为自己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高，请求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那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正为一些工农干部和老区来的干部办速成班。他们两位走了以后，我就成为丰满发电厂主持生产建设工作的副厂长兼技术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六 修复2 号发电机
我担任生产副厂长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查明2 号机组事故的
原因，并且组织力量进行修复。
我刚大学毕业不久，缺少实际经验，自己对确定事故的原因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但我毕竟是从延安受教育出来的，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倾听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我已经在丰满工作几个月了，他们也都感觉到我的为人是正派的、诚实的，又是革命烈士后代，所以对我都有一种信任感。
我召集一些技术人员，主要是生产科和电气分厂的人员开了一个会，其中有高必道主任和许承度、卢兆策、郭立人等技术员。我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尽管说，在这个会议上谁也不会给你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些同志就大胆地发言了，大部分认为卢兆策的意见是对的。发电机着火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绝缘层损坏。发电机的定子不是转动的部分，发电机运行的时候，定子也不可能被划伤。安装发电机的时候，400 多吨重的转子要通过吊车放入定子，然后再用法兰盘把发电机和水轮机的大轴接起来。当然这是水轮发电机安装过程中一个有难度的环节，因为定子和转子之间只有20 毫米的间隙，吊装时这个间隙中安放了用木板做成的很薄的屏蔽层，以防止二者碰撞。
大家回忆当时吊装2 号发电机的时候很顺利，发电机定子的线圈没有任何损坏。而且检修完成后，又运行了1000 多个小时也没出什么问题。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发电机定子线圈接头焊接不牢，导线截面减小了，局部电流密度过大引起发热。可是被烧坏的定子的接缝处的线圈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由中国工人进行焊接的，而且也经过严密的检查，质量很好，不应该出问题。
郭立人是技术员又是高压班的班长，他是湖南人，个子不高，思维很敏捷。在散会后他找到我说：“我怀疑事故是由于定子接头焊接不良所致，已经烧毁的线圈无法检查焊接质量，是不是可以测量一下其他的线圈接头处的电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从而来判断事故的原因。”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时也征求了卢兆策的意见，他也同意。
郭立人带领电工测量线圈接头处的电阻，结果确实发现苏联进口的这些定子线圈的接头处电阻不一样，有的电阻很高，有的很低，电阻很低的表明焊接质量好，很高的表明焊接质量不好。我们把几个电阻较高的接头的绝缘层剥开，检查焊接状况，果然发现有的焊接质量确实不好，部分接头处都没有焊接上，存在漏焊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是由于定子线圈接头处焊接不良造成2 号发电机发生事故。
2 号发电机毕竟是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发电机，作出这样的结论要得到厂里和上级的同意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我向厂长作了汇报，但他不大懂技术，半信半疑。我打电话给电力部生产司副司长李岩和技术司的一位电气工程师，向他们报告了事故的调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我就作出决定，这次2 号机组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苏联设备线圈接头部分焊接不良造成的。我还把事故报告报送给有关部门，事实虽然清楚，没有人表示反对，但也没有人表示同意。
之后，我大胆地决定，把厂里所有苏联进口的发电机定子的接头都检查一遍，结果又发现若干个焊接不良的接头。我们把这些焊接不良的接头重新熔化进行焊接修复，并检查接头的电阻，确保每个接头质量都合格。在焊接接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困难。焊接定子下半部分时，工作人员要进行仰焊，身子在下，仰着脸朝上焊接，不但焊工容易被焊渣烫伤，而且焊接质量也不能保证。这时，担任安全检查员的老电工杨德玉出了一个主意。他提出，做一个和接头模样相仿的半圆形的容器，相当于一个罐子，罐子装满焊锡，挂在接头下面，让接头浸泡在焊锡之中，过一段时间再拿下来，就可以完成焊接了。通过这样一个办法，问题得以解决。每一个接头的焊接质量，还必须经过探伤检查。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修复2 号发电机的办法。经过重新焊接并修复好绝缘层，发电机安装就绪后，放水启动，机组恢复发电了。1956 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完成了2 号发电机的修复工作，电力部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高兴，认为我们消除了苏联设备的重大缺陷和隐患，同时也证明了苏联的设备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苏联的设备也要进行检查。
在我的主持下，我们紧紧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一些老工人的力量，不仅查明了2 号发电机事故的原因，而且找到了消除缺陷的办法，使2 号发电机得到了修复并重新发电。通过这件事情，我在丰满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他们认为我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有胆识，敢于拍板，还能亲自到现场参加焊接工作，是一个好领导。1956 年，我当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 相识在松花江畔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这是一家由吉林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宾馆。1957 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当时苏联在吉林市援助建设的重点项目的代号是吉林101、102 厂和103 厂（现隶属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另外还有几个较大的企业，如吉林热电厂、碳素厂、军工厂、制糖厂，当然还有丰满发电厂。这些工厂基本上都请了苏联专家，所以在吉林市工作的苏联专家很多。我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应邀参加了联欢会。
联欢会由市委秘书长主持，首先是张文海市长讲话。张文海的年岁比较大一点，他讲话的时候往往要引用一些成语、古语，这是俄文翻译最担心的事情。听说他要讲话，在场的俄文翻译纷纷躲到一边。张文海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翻译在哪里？”没人答话。他又问：“小朱来了没有？”小朱就是指朱琳，那时候她的名字不叫朱琳，叫朱霁凌。张文海又提高声调喊了一遍：“小朱在哪里？”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 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张文海开始讲话。他首先感谢专家们无私帮助中国建设，接着讲了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中间夹了古语，这给朱霁凌翻译带来了困难。朱霁凌当时在102 厂专家翻译室工作，专门为一位安装方面的苏联老专家做专随翻译。她还抽空给全厂技术人员讲俄文课，大家都叫她朱老师。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 岁了，我的生日小，实际上是28 岁。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市长讲话结束后，大家开始会餐，碰巧我和朱霁凌坐在一桌。我先主动向她敬酒，而她礼貌地对我说：“请先给专家敬酒吧。”
晚餐后，大厅里奏起了音乐，大家纷纷寻找舞伴开始跳舞。两场舞过去了，我始终盯着朱霁凌，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我心里又激动又紧张：不如与她翩翩起舞？当音乐再次响起时，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我说：“我叫李鹏，在丰满发电厂工作。”她说：“我叫朱霁凌，在102 厂工作，在专家翻译室当翻译。”
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我在苏联时间很长，不敢说跳得很好，也还过得去。上一次我比较紧张，动作有些生硬，这次就自然多了。我们用俄语交谈，我问她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她告诉我她在重庆住过4 年多，在南下工作队参加土改运动，因年龄小，由川东土改工作队介绍到北京，参加解放后第一次大学统考，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毕业时间是1955 年，后来分配到吉林102 厂工作。我也告诉她我的情况，我说：“我在丰满发电厂工作，是一位工程师，我在苏联念的大学，专业是水力发电，毕业后就到了丰满发电厂。”她看了看我说：“我陪苏联专家到过丰满发电厂几次，没有见过你，不过我听说有一个留学苏联的学生，是你吗？”我说：“是的，我是丰满发电厂的副总工程师。”话还没说完，这场舞就结束了。我再不好意思去找她跳第三次舞了，因为我们毕竟刚刚相识，再去找她就显得过分了。
曲终人散的时候，苏联专家开始退场。我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之前和她握手告别，然后才和相识的几位苏联专家握手告别。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叫孙丽君，已经结婚了，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再和她见面，介绍一下彼此的情况，问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位搞电气开关的苏联专家正在吉林102 厂调试开关，同时又在丰满发电厂搞老旧开关的技术改造，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就熟悉了。我向他问起：“你们那里有个叫朱霁凌的翻译，你认识吗？”他想了想说：“是不是叫卓娅？”卓娅是苏联的著名女英雄，在当年影响着我国的一大批爱国女青年为国献身。我说：“我还不知道她的俄文名字。”他说：“她是个不错的翻译，非常勤奋，我们合作得很好。她对我们的家属也很热情，我们的家属去看病或到街上购物，都是请卓娅一起去。大家对她都很夸奖，翻译工作难不倒她。在专家家属的要求下，她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我的。我在信中还写道，“这是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我的，我现在转送给你。”苏联专家很热情，他说，“没问题，等好消息吧。”
我心里一直急切地等待着她的答复，猜想，她也许不会给我答复，也许会把礼物退回来。等过了两三周后，这位苏联专家再次到丰满来工作，我问他：“礼物交到了吗？”他说：“交到了。”我又问：“她没给你什么答复吗？”他笑着说：“没有答复。”看到我急切的样子，他马上补充说，“她没有拒绝你的礼物就是答复了。”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时候，他又建议我：“你应该主动地到专家招待所去看望她，要大胆一点，不要犹豫嘛。”他还鼓励我说，“按照你们的条件，我看是很合适的一对。”幸福牌钢笔和纪念章朱琳后来一直保存着。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的时候，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是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这次谈话的内容比上次跳舞的时候更多一些。
我主动介绍，我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1931 年牺牲了，母亲做地下工作。我12 岁的时候到延安学习，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了一段时间，1948 年到苏联学习，学的是水力发电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到丰满发电厂，开始是见习厂长，见习期满以后，因工作需要，担任了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我还讲，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是一位老革命，在化工部教育司任副司长，为人非常和善。我还有一个妹妹叫李琼，也是学俄文的，在你们外国语学院学习过，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朱霁凌也讲了她的情况。抗战胜利后，她和父亲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重庆北碚，先在北碚兼善中学学习，曾是学生会副主席。由于她思想进步，引起北碚警方的注意。为了对她进行保护，经组织介绍转到重庆市巴蜀中学高中部学习。她追求进步，在重庆市巴蜀中学第一批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团组织。她说，曾看到第一面红旗在学校升起，非常激动。解放后，她又转回北碚兼善中学高中部学习。抗美援朝开始后，她参加了川东区土改工作队。1951 年土改队的负责人问她，“你年纪小，愿意上大学的话，组织上可以开证明，介绍你去北京参加解放后全国第一次高考。”还有人说她有表演方面的才能，建议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于是，她就拿着川东区土改工作队的证明材料到北京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人真不少，但能考取的人不多，竞争很激烈。发榜之后，她果然被录取了，但这时她却犹豫了，虽然在学校里也演过话剧，但想到要以此为终身的职业，还是感觉别扭。在团中央转组织关系时，工作人员衣同志建议：“你想不想到苏联去学习？哈尔滨有一个外国语学院，可以到那里学习俄文，然后再去苏联学习。”当时的青年学生都很向往到苏联去学习，她就又报考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朱霁凌考外语是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填的是医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是半军事化管理，要面试，没想到很顺利就考取了，通知她第二天出发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位从西南川东土改委员会来的姑娘。当时她像男同学一样梳短发，穿了特制的列宁服，自觉很棒。学院根据她的情况，指定她为学生会的康乐部长。她入学一年后在滑冰时不小心把腿膝弄伤了，在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季愚和副校长赵洵的直接关怀下，级部主任王忍、支部书记张延龄与学院医务室联系去辽阳医院动手术。辽阳医院医生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手术前，要本人签字，因为有可能手术后会“强直”，不能再做伸直打弯的动作。朱霁凌听了，不肯签字也不想动手术，要求保守治疗。医院和学校商定，每年寒暑假就把她送到鞍山汤岗子治疗。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建于日伪时期，浴池四周是日本式石头图案。此处的水含硫磺，橙黄色，出口水温很高，可以煮熟鸡蛋，对关节炎有疗效，喝了还可以治胃病等。此处的泥是灰黑色，很黏，涂抹在身上，可治关节病。各地干部和家属闻名前来医治，数北京的最多。汤岗子名声远扬，来人络绎不绝，人数逐年增加，特快列车在汤岗子火车站也得停一分钟。汤岗子的泥，据说卫生部在苏联测试检验，里面含有100 多种特殊矿物质，对关节风湿病、外科手术后的恢复治疗很有效。在汤岗子疗养院治疗期间，朱霁凌在巴蜀中学的同班同学杨居敬去看过她两次，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也去看她。在那里她还认识了萧劲光大将的夫人朱仲芷。鞍山的千山离汤岗子很近，是旅游胜地，治疗中不宜爬山，所以朱霁凌没有去亲眼目睹千山。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朱霁凌被分配到吉林102 厂做翻译工作。
我听她介绍完情况后说：“我们已经彼此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朋友，有机会多来往，增加了解。”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可以理解为她已答应我做朋友的请求。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看天色已晚，就和她告别。她说：“我以后有机会，到丰满你那里去看看。”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又来了一个机会。国家156 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 厂竣工了，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各部委一些领导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朱霁凌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代表团随后到丰满来，因为大家都想去看看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一到丰满，薄一波就问：“李鹏在哪里？”我和薄一波在延安就相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到周恩来家拜年，周恩来还特别介绍了我的情况。听说我在丰满工作，他就点名要见我，厂长和党委书记把我叫上一起陪同他参观。参观结束后，朱霁凌向她的负责人请了一个假，说这里有个认识的同志，想去见一下，晚一点再回来。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丰满招待所是由原来厂部办公用的二层楼改建的，厕所和浴室都是公共的，还有一个饭堂。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朱霁凌给我讲了她小时候的事。她出生在上海，家住曹家渡西面北新泾的一个大院。她曾在北新泾小学上学。朱霁凌的父亲叫朱己训，曾是纺织厂的技术人员，因为聪明能干，技术很好，后来成为总工程师。朱霁凌的母亲是童养媳，年龄比她的父亲大，名字她也不大说得出来，后来听别人说叫侯阿珍。朱霁凌的父亲是在奶奶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回家和她的母亲完婚的，婚后就离家回到工厂去了，再也没回来过，也不顾她们母女的生活。朱霁凌的母亲生下她以后，用自己的力量抚养女儿，生活非常艰苦。她记得在9 岁的时候，母亲带她到上海一个手套工厂做童工。后来母亲由于心情忧郁，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因为贫困请不起医生，又没有药吃，只能靠喝童子尿的偏方医治。1943 年，在朱霁凌不满10 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朱霁凌的奶奶惦记她这个孙女，日夜思念，想把她早点接到身边来。在奶奶的坚持下，朱己训从上海郊区北新泾把女儿接到自己在上海市马浪路338 弄的家里。
朱己训和查济民先生曾经是师兄弟。查济民后来被常州的一位叫刘国钧的纺织企业家招为女婿，和刘璧如结婚。刘国钧是一位进步民主人士，解放后曾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查济民有了自己的纺织厂后，朱霁凌的父亲就在查济民所属的上海大明纺织厂当了总工程师，生活也逐渐好转。
抗日战争时期，考虑到工厂的安全，查济民把属于他的大明纺织染厂迁移到重庆北碚。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上海大发国难财，接收大员满天飞，上海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查济民决定把工厂留在重庆北碚。重庆快解放的时候，查济民全家面临选择，是留在重庆北碚还是到香港去，最后，他选择到香港去。走之前，查济民把厂子委托给朱己训管理，朱己训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但产权还是查济民的。查济民后来成为香港有名的爱国人士，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香港一位拥护共产党的企业家。
朱己训在重庆北碚管理大明纺织染厂的时候，有过比较大的发明贡献，生产出阴丹士林布和灯芯绒。阴丹士林布是一般女学生用的淡蓝色的细布。朱霁凌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中学的课程，成绩优良。1946 年到1948 年，她在兼善中学办黑板报，开学习会，排演革命话剧，是学校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她作为进步青年，被选为兼善中学学生会的副主席，参加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大规模“反饥饿、争温饱”的群众运动。
有一天，朱霁凌的父亲把她叫到办公室，很严厉地和她讲：“我们家没有搞政治的，你要是参加政治活动，很危险啊。”不久后，地下党组织也发现国民党已经注意到朱霁凌了，让朱霁凌从北碚的兼善中学转移到重庆巴蜀中学，这是重庆最有名的一所中学。朱霁凌在巴蜀中学入了团并参加了市委组织的团干部学习班。
在帮助朱霁凌转学的同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还给了朱霁凌一个任务。兼善中学有一位进步青年同学，叫叶云彤，被其母亲关押在家不让上学，要把她卖给国民党军官带到台湾去。当时，地下党组织让朱霁凌利用自己的家庭背景，解救叶云彤，把她带出家，返回北碚兼善中学。朱霁凌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把叶云彤从家中解救出来。之后，叶云彤的母亲还曾多次到北碚大明纺织染厂朱霁凌的家里吵闹滋事，索要女儿叶云彤。
我后来了解到，朱己训在全国解放后表现很好，参加了工商联组织，担任过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曾经代表重庆市参加过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朝鲜的慰问团，一直都是进步的。1957 年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在一次工商界的座谈会上，谈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什么意见，朱己训讲了一句话，叫“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估计是在实际工作中，他懂技术，而党委书记不懂业务，有时指挥不当。这句话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但在反右斗争中，就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右派言论。虽然当时还是让他继续工作，但解除了他的厂长、总工程师的职务，只做一般的技术工作。后来在三年“大跃进”和十年动乱中，朱己训吃的苦头就更多了，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昭雪。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 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我对她说：“你就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吧，丰满还有工作等着我，我得先回去。”她在我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我母亲说，她对朱霁凌的父亲朱己训有印象。抗战时期，我母亲也在重庆北碚工作，是第三保育院的院长，大明纺织染厂还给第三保育院捐过款。我母亲的一个老战友叫罗叔章，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厅副主任，和我母亲来往很密切。她告诉我母亲，“朱己训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是一位进步民主人士。”我母亲对朱霁凌更加疼爱了，这说明她对朱己训被误定为右派并不介意。
朱霁凌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她真切地告诉我，在和我母亲相处的那段时间里，真正感受到了母爱。我的母亲和她同床长谈，给她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比如母亲讲她在做地下工作时，当住处暴露后，我的五舅母夏之栩推婴儿车等待我母亲，通知她马上转移的故事。这让朱霁凌觉得既惊险又佩服。母亲还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还给她讲些诗词。特别令朱霁凌感动的是，母亲在父亲牺牲时才28 岁，她一直坚持对爱情的忠贞和对丈夫的思念，终身未再嫁。在母亲的枕头旁边总是放着一本叫《红旗飘飘》的书，这是一本专门讲革命烈士事迹的书，其中有一章是介绍我父亲的。母亲把书放到枕头下，不时地拿出来看看。总之，她感到我母亲对她很亲近，我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温暖的家庭。有一次，我母亲带她到我三姨赵世兰家里，三姨见到朱霁凌也大加称赞。三姨说：这才是我们的好儿媳。
朱霁凌回到吉林后，我们商量在1958 年6 月或7 月的时候在北京结婚。1958 年6 月底，我们一起到了北京，考虑到当时正是“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各方面工作都很紧张，我们决定只请少数人参加，举行一个简朴的婚礼。婚礼虽然简朴，但不等于就不会成为好夫妻。婚期定在1958 年7 月10 日，当天上午，我们到北京婚姻登记所进行了登记，领了结婚证，正式结为夫妻。晚饭时由我母亲出面，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包了两桌酒席，主要邀请赵家在京的亲友参加。我记得参加的人除了我的母亲和妹妹李琼外，还有我的三姨赵世兰，和我母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李沐英，我的三舅赵世炯和三舅母。还有我的表哥赵石英夫妇，赵石英也是在延安学习过，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科委一个局当局长，他的妻子叫刘丽霞，在煤炭部机关党委工作。还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她是我五舅赵世炎烈士的妻子。赵世炎之子赵施格和甲媛夫妇也参加了。大家坐了两桌，都对我们表示亲切祝贺。
转眼间50 年过去了，2008 年7 月10 日，我们已经儿孙满堂，全家由2 口人变成11 口人，只是母亲和妹妹已经去世了。我们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参加的人除了我的三个子女和儿媳、女婿、孙女之外，还有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家对我们50 年金婚纪念表示祝贺。50 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也开展了友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说的是，我们的政治信念始终高度一致，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很合得来，这成为我们50 年夫妻生活坚实的感情基础。50 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第八章& 东北电网
五 和睦的家庭
我和朱琳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她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同样地爱护她、照顾她。我们当时的收入不高，但为了不影响工作，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孩子，所以每月的工资支出都要提前做计划，至今大琳还保存着那时每月发工资的信封。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大琳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当时电力系统有调度电话，但是要公私分明，我不好用调度电话和家人通话，只好写信交流。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结婚后，我母亲特别盼望大孙子早点降临。1959年6月7日，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李小鹏。两年以后，1961年6月1日，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李小琳。这样一来，我和朱琳之间就不直接喊名字了，我叫她大琳，和女儿小琳区分开，她叫我大鹏，和儿子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体现了我和大琳之间纯真无瑕而又真挚的感情。
我们当时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叫东电后院，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前面就是我的办公楼，是同一个院子，在沈阳市中心区以北的方形广场附近，靠近南湖公园。给我分配的房子在二层，是一套两居室，带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过道，使用面积34平方米。房子很新，公配家具除了双人床外，还有写字台、一个衣柜、一个沙发，把一间卧室兼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房子地面铺了木地板，还用油漆刷了墙围。按照当时的条件看，应该算是相当好的住房。我们在丰满的时候没有房子，一直住在招待所，到了沈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0年下半年，大琳第二次怀孕，预产期在1961年6月初。当时东北电管局在沈阳没有自己的医院，铁路局有医院，铁路局局长叫王树恩，是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同学，他年纪比我大，是华北联合大学从前方回来的那一批学员之一。我找到他，请老同学帮忙，请他设法安排大琳到铁路医院生孩子。铁路医院不大，妇产科在一幢日式的二层小楼上，大琳就住进去了。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大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大琳心里有些酸楚。小鹏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们想念儿子的时候，就把小鹏接回沈阳住一段时间。
196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
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
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小琳的哭声吵醒，我对老奶奶说：“也许是饿了，拿牛奶喂她吧。”但奇怪的是，小琳一碰奶嘴就左右摇头，并大哭，只喝妈妈的奶。我们才知道，每天的牛奶都被我们请来照顾孩子的老奶奶独自喝了。
1962年，大琳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失眠，有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身体日渐消瘦。大琳还病休了一段时间，工资调级受了影响，20年后才调上。我们到医院看过几次。在当时沈阳最好的医科大学医院，经过大夫的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能加强锻炼，补充营养。
我每年都要到北京去一两次，参加各种会议，就住在母亲家里。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的姓李的女按摩师，手法高明，给我母亲按摩很有效果。我看到她按摩的样子，偷偷学了几手。大琳有失眠的毛病，我回去后就模仿李师傅的手法，给大琳提背筋、按摩，居然有效果，没等我按完，她就睡着了。
小鹏三岁时，奶奶设法把他送到了北京西郊青龙桥的六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前身就是延安保育院，对孩子德、智、体几方面的教育都很重视，全国领先。幼儿园的协理员我们也认识。赵世炎的大孙子、小鹏的表哥赵新之也在那个幼儿园的大班。大琳送儿子去六一幼儿园的当天，儿子吃完饭和妈妈再见。大琳和儿子说再见，儿子大哭喊叫：再见错了，妈妈回来。老师用眼神示意：走吧！你一走，他就不哭了。小鹏在六一幼儿园三年的时间，都是住在园里，两个礼拜才接回家一次。按照幼儿园的传统，进园孩子的袖口、裤腿口都要求开口有扣眼。洗手、洗脚尽量由孩子自理。开始进园时，手巾自己洗，慢慢地一些内衣也让孩子自己动手洗，不用老师的帮助自己洗澡。幼儿园的老师教孩子识字，还经常讲一些革命故事给孩子听。孩子生了小病，可以住在幼儿园的医务室治疗。应该说，小鹏在六一幼儿园养成了爱集体、爱劳动、爱同伴的良好习惯。
到了1963年，我国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我在东北电管局的工作也比较顺利。那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们意外的事情。小琳出生一年半后，大琳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后来，大琳到铁路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巴主任说得不无道理，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形象地说明他的论断。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决定到医院做X 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并把这个想法用电报告诉了在北京的妈妈。那天晴空万里，我陪大琳到医院照X 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从医院出来，我们在门口买了两斤莱阳梨，我看着大琳一口气全吃完了。当天回家以后，才看到妈妈从北京发来的急电：“千万不要照X 光。”但是已经照过了，没办法了。
为了保证大琳坐月子的时候把身体调养好，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我想到了两个办法给大琳增加营养：首先，我经常到农贸市场买蔬菜、鸡蛋等营养品；其次，就是自力更生。那个时候在沈阳，差不多家家户户挖地窖储存白菜和萝卜和在阳台上搭鸡棚养鸡。我在宿舍对面也搭了一个鸡棚，到了春天，我买了40多只雏鸡，每天把菜叶切碎，掺一点玉米米查或玉米面，给鸡喂食，小鸡逐渐地长大了。大琳生完孩子以后，在月子里每天炖一只母鸡，她只喝汤，吃一个鸡腿，其他的鸡肉归我吃。
1963年9月6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我们在他5个月大的时候，照了一张照片，至今仍然保存着。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以纪念他的爷爷。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我们到阜新发电厂后，把小琳、小勇一块送到了阜新幼儿园。那个幼儿园就在我们宿舍的对门，相距不过50多米，打开窗子就能看到我们家。阜新发电厂的党委书记黄伯权一家住在我们家楼上，他们经常听到幼儿园那边传来阵阵啼哭的声音，那就是小琳、小勇在哭闹。姐弟俩站在幼儿园阳台上，望着家，拼命叫喊：“我要回家！”黄伯权的妻子看到了心里很不好受，就对大琳讲：“我现在没什么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务，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你们就把小琳、小勇接回来，由我来看管吧。”我们谢绝了她的一番好意。后来，我们在同事的帮助下请了一个保姆，这样，小琳、小勇就再没有住过幼儿园。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隔两年要一个孩子，这是家里的喜事，但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和生活上的困难。当时，党和政府还没有号召实行计划生育，生三胎、四胎的情况很普遍。所以，也不能排除大琳有再次怀孕的可能。如果真的发生了，对大琳的健康是极为不利的。于是，1965年初我主动采取了一项绝育措施，到沈阳南湖医院做了输精管结扎的手术。这在当时特别是在干部中是不多见的。
七 周总理会见烈士子弟
1962 年6 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李平局长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推开他的房门，看到里面有一位我不认识的40 多岁的中年男子。李平介绍我说：“这就是李鹏。”那个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我是焦若愚。”焦若愚当时大名鼎鼎，担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后来调任驻朝大使。焦若愚问我：“你现在身体还好吗，工作是不是满意，还有什么困难吗？”他又说：“现在电力供应比过去有好转，市民非常满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之后他就告辞了。我感到莫明其妙，就问李平：“他这次来和我谈话为什么事？”李平说：“他问了你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似乎对中苏论战中你的态度很重视。”我说：“我的立场很坚定，完全拥护党的决策。”李平又说：“可能是中央某位领导同志要见你。”具体是谁，他没说，我也没问。其实，我思想上早有准备。我已经得到消息，周总理、邓妈妈到了沈阳，可能要会见我们。
事情是这样的。6 月份，周总理、邓妈妈到东北视察工作，去了吉林，也去了丰满发电厂。在参观丰满发电厂的时候，由厂长及工程师卢兆策等陪同。在坝上的时候，周总理问：“李鹏怎么没来？”厂长回答：“他现在已经调到沈阳东北电管局工作了。”周总理点点头，然后问大坝上游的洪水情况。他提出一个问题：“丰满发电厂在几天之内能把水库的水全部放完？准确地说，一旦发生战争，按照丰满的放流设施情况，能在几天之内把水放下去?”卢兆策把水库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周总理思维敏捷，粗略计算了一下说：“现有的放流措施还不能符合战备的要求，丰满还要增加放流措施，比如在大坝上再打一个放流洞，增加放流量。”周总理走后，丰满发电厂马上派人到东北电管局汇报这件事，我们研究了增加放流量的实施方案。所以，我知道周总理和邓妈妈已经到了沈阳。
过了两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和大琳到北陵宾馆去。周总理、邓妈妈要会见4 位烈士子弟及其配偶，其中有我和大琳、邹家华和叶楚梅、叶正大和任岳、谢绍明等四家人。北陵坐落在沈阳北部，是清朝第二位皇帝的皇陵，保护得比较好。解放后，建了7 座别墅，还有一座工作人员使用的三层楼，是供中央领导同志来沈阳视察和休息，或者中央在沈阳召开重要会议时用的。
接待人员把我们领到北陵宾馆9 号楼，到会客室里坐下。不一会儿，我们看到周总理和邓妈妈走进来。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们坐下来。陪同会见的还有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都是熟人。
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市的领导，于1960 年9 月作出了成立中央局的决定。中央东北局代表中央领导东北三省的工作。东北局的机关人员不多，比较精干，办公地点设在北陵宾馆的工作楼。东北局的领导有宋任穷，以后还有顾卓新等同志。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一一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谢绍明首先发言，他是革命先烈、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的长子，在我们四人中最年长，也是我在延安和留苏的同学。当时，他在沈阳一个保密的航空企业担任厂长。谢绍明主要讲：“现在工人的情绪好多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知识不够，领导不力，有乱指挥的现象。”周总理听了以后说“：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你可以写一个材料，交给童小鹏带回去。”
接着，周总理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执行‘八字方针’以来，生产有所压缩，电力比过去充足了一些，东北供电的情况比过去也有所好转。”周总理听后点点头。我接着说：“如果以后经济发展、用电增加，还可能发生煤炭供应不足的情况。”他也点点头，然后问：“我到丰满的时候，要求打一个放流洞的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丰满已经派人到东北电管局汇报了你的指示。丰满大坝是一座病坝，如果在大坝中间再打一个放水洞，可能会影响到大坝的安全。所以，我们准备在大坝西侧的山头下打一个放流洞，增加放流量。那里的岩石情况比较好。我们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了研究，初步方案已经制订，还要细化。准备明年春季开始施工。”周总理听了很满意，说：“你们行动很快啊。”我又对他说：“过几天，我要到朝鲜去，参加中朝鸭绿江水电开发公司的会议。按照中朝的协定，水丰发电厂的电是按照中朝两家各一半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去年，朝鲜方面多用了一些电。这次会谈，朝方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方不再追回这部分多用的电，因为朝鲜的用电非常紧张。”周总理对我说：“中朝两国是用鲜血凝成友谊的友好国家。他们的困难还比较多。你们会谈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一些。特别是在会谈的时候要热情一些，不要以大国的代表自居。”
叶正大讲，他在航空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主持歼C6飞机的设计。邹家华讲，他担任沈阳第二机床厂，就是中捷人民友谊厂的厂长，厂里生产已经有所恢复，订货比过去有了增加，职工的生活比较稳定。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当时我们肚子里都没有什么油水，本来想这次周总理请我们吃饭，可能有机会“打打牙祭”。可是端上来的饭菜主要是一盘豆腐，几种蔬菜，荤菜只有一条红烧鲤鱼，吃的是小米饭。这时，邓妈妈说：“你们大多是在延安长大的，今天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让你们不要忘记过去。”周总理又补充说：“今天这顿饭的粮票不用你们出，由我出。”那个时候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因此粮票非常宝贵。邓妈妈把红烧鲤鱼分给大家。周总理看到谢绍明吃鱼，就笑着说：“你们陕北人也开始吃鱼了。”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回想起来，我们四家是老同学，又同在沈阳工作，平时都有来往。三年困难时期，彼此之间都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记得大约在1961 年夏季，我母亲给大琳捎来几盒猪肉罐头，补养身体。那时我们的女儿小琳出生后不久，大琳身体虚弱，又要喂奶，几盒罐头在当时条件下，真是视为珍品。但大琳不愿独享，那年冬天硬是把四家同学请来，聚在我家，吃了一顿猪肉炖土豆。记得叶楚梅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好香啊！”
饭后有两项活动，一是跳舞，一是看电影。邓妈妈说：想去看电影的和我走，想跳舞的和周伯伯走。我和大琳去跳舞。跳舞的过程中，周总理问了大琳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她的身世以及她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周总理边跳还边问我，到北京为什么不去看他和邓妈妈。我说中南海不容易进，总理就哈哈大笑起来。跳完舞，周总理继续和我们谈话，他得知我们已有一子一女，克服了三年困难，孩子都正在健康成长。也许是周总理感到大琳谈吐文雅，举止得体，和我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对孩子教育有方，很是高兴。他对我说：“李鹏，你有一个好妻子，朱琳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我在重庆和延安的时候，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回国以后，在东北工作，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两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每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往往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会见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很繁忙，见他的机会少一些，见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我记得1956年的一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大概是下午5点左右，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和周总理、邓妈妈一起吃晚饭。他们问了我一些东北电力供应的情况。邓妈妈对我说：“吃完饭，你周伯伯要去散步，你陪他去说说话。”饭后，我陪周总理在西花厅花园里散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揭发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事件。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建立了新的党中央。在我们党员中，对于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非常尊敬，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反党事件呢？”周总理说：“高饶反党事件是各种思潮在党内的反映，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当然，和高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个人品德、党性修养也有关系。你要记住，在我们党内领导人中间，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过去也有个别党的领导人在白色恐怖下，由于害怕，脱了党，甚至叛变投敌，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这个时候，我向他讲了一件和高岗有关的事情。1948 年，高岗的儿子和我们一起到苏联学习。1949 年，大部分留苏学生都选择了自己的大学，还有几位同学的文化水平不够上大学的程度。苏联学校对中国留学生很关照，特别为他们开设了补习班。我所在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就为几位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中学课程的补习班，其中就有高岗的儿子和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萧永定通过补习顺利进入大学，高岗的儿子虽然学习十分努力，但底子太差，补习结束也没有达到进入大学一年级的程度。
因为我是留苏学生总会的主席，学校向我通报了这个情况，建议他先回国补习中学的课程，达到了大学入学水平，再回到动力学院学习，为他保留学籍。学校也通报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报告了中央组织部。1951 年，经党中央批准，为了让我们这些留学生看看新中国的变化，我们回国休假。回国以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会见我们全体留苏学生。之后，安子文把我留下说：“我们接到校方和中国驻苏大使馆的电报，让高岗的儿子先回国补习功课。你到沈阳去，把这件事情当面报告高主席。”高岗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告别的时候，安子文又叮嘱我：“你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告诉高主席。”
我们到沈阳后，参加了高岗亲自主持的一次小型宴会。在饭后举行的舞会上，高岗有说有笑，对我们大家很热情。一场舞的间隙，我走过去，把莫斯科动力学院和中国大使馆以及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就是要求他的儿子先回国补习功课，保留学籍，以后再去上学的意见告诉了高岗。高岗听了以后，脸色突变，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高岗的问题由他自己负责，不应该涉及他的子女，后来他的儿子在国内学习完毕后，结了婚，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生活得也很好。周总理听了我的话后说：“你做得对，你是坚持原则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是要坚持原则。”说到这里，他说：“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去见苏联大使尤金。”周总理最后对我说：“在苏联也有各种人，社会上也存在各种矛盾，你们不能迷信苏联，也不能迷信苏联的领导人。”
第十章&十年动乱（上）
三 天安门保电
毛主席接见北京和各地串联到北京来的红卫兵一共八次。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北京。以后的七次接见，我作为北京供电局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执行保证接见活动的电力供应安全的任务，具体任务是保证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活动的供电安全。
每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两天，我们就会接到中央警卫局的通知，让我们提前作好准备。我们检查的重点，首先是通往天安门北城变电所的35千伏线路。在天安门的检查，主要是故宫的端门、天安门城楼以及天安门广场的供电点。变电所和供电线路都要试运行一下，看看是否安全。
天安门城楼有一个变电所，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台阶路旁，专门向天安门城楼供电。城楼东西两侧都有台阶可以步行上天安门城楼，大体上是中央领导同志走西侧的台阶，一般的部级干部走东边的台阶。因此，中央领导同志上下天安门城楼，我都能看到。但纪律要求很严格，我仅仅被允许在天安门变电所值班，活动地点只是在天安门城楼下和金水桥一带。虽然很多领导同志我都认识，但我还是遵守纪律，只在变电所门口看看他们，和他们的司机、警卫都不接触。
每次活动发给我们三种通行证，第一种是可以直接上城楼的，第二种可在天安门变电所和金水桥活动，第三种只能在天安门外的东西观礼台活动，不能进入天安门。到城楼上检查供电的通行证，只发给北京供电局政治用电组的负责人胡其俊和李俊林两个人，连我也没有通行证，不能上城楼。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第三次是9月15日，第四次是10月1日，第五次是10月18日，第六次是11月3日，第七次是11月10日到11日，最后一次是11月25日到26日。据统计，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有1100万人次之多。
毛主席坐车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一般不走台阶，而是从西侧的电梯直接上城楼。当然除了他以外，也有一些领导同志通过电梯上城楼，但大部分还是通过东西两侧的台阶上城楼。他们坐的都是国产的红旗牌轿车，领导同志下车后，汽车都停在变电所附近，一直排到端门。毛主席的车直接停到西侧的电梯口，林彪的车紧靠着毛主席的车，周总理的车停在西侧的楼梯口，其余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车就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所定的顺序，每一排三辆车，依次排列。因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她的车停在第二排。
下面讲一下我经历的七次接见中的几件事情。
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常委中已经排到第八位了，但他还是国家主席。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见的时候他是走台阶上城楼，在场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还给以热烈的掌声。随着时间推移，后几次接见时的掌声渐渐稀少，最后几次接见基本上没有人鼓掌了。邓小平也是这样。这明显地反映出大家对刘、邓态度的冷淡，以及他们地位的变化。
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正赶上国庆节。国庆检阅后，晚上是联欢，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红卫兵挤满了广场。毛主席那天很高兴，登上城楼后，他一开始先在城楼中间向红卫兵招手，又走到城楼东侧，向东面的红卫兵招手致意，然后走到城楼西侧，向西侧的红卫兵招手致意。估计毛主席当时看到有这么多青年支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兴奋，就执意下天安门城楼看望红卫兵。这是一件大事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说他不要下城楼，他不听。后来周总理亲自来劝说，他也不听。周恩来是很细心的人，每次接见，他很早就亲自到城楼检查，布置接见的工作。那天他可能已经估计到毛主席要下城楼，就让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穿便装在金水桥前组成一条警戒线。毛主席下城楼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就没有再向前走，但和红卫兵已经离得很近了。红卫兵万众欢呼，场面非常热烈。毛主席把军帽脱下，向人群挥动致敬。活动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毛主席下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就紧紧跟在后面。这个时候，陈毅同志看到周总理后面没有警卫，就在楼梯上大喊：你们去保卫周总理。有几个警卫人员就跟过去走在周总理后面。我感受到陈毅元帅对周总理深厚的感情。
当时，大家都很重视检阅之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布的上城楼的人员名单。因为那时很多中央领导同志被揪斗，每次谁上谁不上天安门就成了当时政治情况的晴雨表。若干年后，邓颖超亲口告诉我，每次周总理为了排这个名单都煞费苦心，既不能公开地把那些已经点名受批判的同志放上去，又要对正在接受审查的同志尽量安排。
帅孟奇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曾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很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对她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刑罚，包括坐老虎凳、烧烙铁、灌辣椒水，但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国共合作以后，在周总理的营救下，他们一批在苏州反省院和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共产党员得到自由。帅孟奇就回到了延安，她在我们党内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大姐。我和我的家人与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帅妈妈当时身体不好，视力很差。在检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身体不支，一个人慢慢地顺着城楼西侧的楼梯走下来。当她快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赶忙过去搀扶她。她没认出我，我也没有自我介绍。把她搀到车上时，我在车门口对她说：我是李鹏。她非常惊讶，定定神，用微弱的目光望着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已经调到北京供电局工作了，我在这里保证供电的安全。当时她已经被揪斗，身体也很不好，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位与她亲如母子的人帮了她一把，很受感动。以后，她一直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帅妈妈平反释放，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和大琳去看望她，她非常高兴，又回忆起当年天安门城楼下的那一幕。她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李鹏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对帅妈妈很尊敬，我们这一辈留苏的同学经常去看她，我的儿女们每逢过年过节也都要去看她。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说：你今天过来吧，我这里有腊肉。她是湖南人，特别爱吃腊肉。她虽然几经摧残，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受到关押，但一直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还很不错。在她100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大琳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她，和她亲吻致意。她躺在病榻上、我们弯腰亲吻她的照片，我还一直保存着。
还有一次检阅时，李富春和蔡畅都上了城楼。检阅还没结束，蔡畅就一个人从城楼上走了下来，估计是体力不支了。她还没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就跑上前去接她。她没问我是谁，我也没有说。她和李富春是坐一辆车来的。我送她上车，走到车旁时，我才告诉她我是李鹏。她定神一看，说：你真是李鹏啊。她让我坐到车上，简单地谈了几句话。她说：你知道吗？你李伯伯犯了错误。我想大概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刘、邓的时候说中央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密切。在这次会议上，他可能受到批评。蔡妈妈讲了这个话之后，我说：这算什么错误，我们这些人也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蔡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富春同志于1975年突然去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会，中央领导同志大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到场了。我到休息室去和蔡妈妈见了一面。当时，蔡妈妈看到周总理过来很激动，说：你这么忙，还来了。周总理说：富春是我的老战友，我能不来吗！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蔡妈妈身体一直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记得在她85岁生日那一天，中央决定由胡启立、我和郝建秀等几位比较年轻的同志给蔡妈妈拜寿。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北京医院，见到蔡妈妈之后，由带队的胡启立介绍，他介绍到我的时候，蔡妈妈望着我，她当时神智已经有些迟钝了，好像努力想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说：“哦，你是李鹏啊，现在都当副总理了。”
接见红卫兵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的工作也从在天安门值班，转到供电局的日常工作上来了。
六 周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
周总理于1970 年6 月18 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了全国电力工业增产节约会议、治淮规划会议、“四五”计划期间电力设备规划会议等三个会议的代表，具体时间是在18 日的零点15 分至2 时35 分。陪同接见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国家计委革命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家计委军管会主任苏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工交工作的杨寿山。李德生原来是解放军第十二军的军长，“文革”中“三结合”后，他在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9 年7 月22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北京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1970 年1 月11 日，国务院决定把水电部所属的各大电网下放到所在的地方管理。1970 年5 月29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十条要求。这些都是当时会议召开的背景，周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就是在十条要求发出之后，水电部做了一些工作，写了一个全国电力工业增产节约的报告。
周总理进入国务院小礼堂后，在主席台上落座，与会代表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因为许多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面对面地和周总理见面了。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方式很奇特，他拿出水电部写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增产节约的报告，一边看，一边问，一边发表评论。会议显得十分生动活泼，这与“文革”以来开起会来那种紧张的气氛截然不同。
周总理首先翻阅到鞍山电业局带电作业的情况。郑代雨是带电作业的带头人，他一边在高压线上进行带电作业，一边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在高压线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竟然能够这样做，真是不可思议。其实，北京供电局已经学习了鞍山电业局带电作业的经验。就在两周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和李德生、余秋里同志在我的陪同下，到北京供电局南苑变电站，观看了北京供电局的工人进行带电作业的实况。
当周总理翻阅到报告中关于打破“洋教条”的句子时，他说：这句话写得好，我们许多企业都是按照苏联企业的方式照搬照套出来的，妨碍了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出席会议的名单，点了我的名，我马上站起来。他问我：李鹏同志，你有没有“洋教条”呢？我回答：我在苏联学习了那么多年，我所工作过的电力企业也都受到苏式教条的影响。接着他又问：你对工人是不是有管卡压呢？我回答说：有，这主要是用一些繁琐的规章制度对工人进行管卡压，妨碍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我又说：通过最近进行的斗私批修，我自己正在反思和改正中。周总理插话说：规章制度还是要的。比如说，带电作业那么危险，没有严格的作业规定那是要出人命的，我们反对的应该是规章制度中那些过于繁琐的部分。
斗私批修的背景是：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斗、批、改”当然是政治批判，是从对上层建筑的批判开始的，随后涉及经济领域。比如把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说成是对工人的“管卡压”，把生产管理必不可少的经济核算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说成是“洋奴哲学”。当然，“斗、批、改”是一种自发的干部反思，写出来的文章是自己批判自己的，这就比以前那种斗“走资派”的运动文明一些了。
周总理在看到出席人员名单的时候，还注意到北京的电力机构。他说，为什么北京设立那么多电力的管理单位，又是电业管理局，又是电力建设局，还有供电局，能不能合起来，机构精简些才好。北京市的杨寿山站起来回话说：回去后，北京市要和水电部一起认真研究总理的指示，共同提出精简方案。杨寿山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不久前，中央下达文件，把水电部所属的各大电网、各省市级电力局一律下放到地方管理。我们所在的北京电管局也划归北京市管理。
周总理又向我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坐的飞机，启动的时候还要用外部的电源呢？我回答说：我对航空工业不太了解。总理说：李鹏同志，那你转告你那位搞飞机设计专业的同学，让他想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指的是叶正大同志，叶正大在沈阳某航空设计院主持一种新型号的战斗机的设计。我就回答：我一定把总理的指示转告叶正大。后来叶正大告诉我，总理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这已经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机型了，设计上就没有安装自动启动装置，因此现在无法新装电源上去。
与会代表欢送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离开会场以后，代表们也陆续散去，只有李德生、余秋里、杨寿山等同志留下，在会议室研究如何贯彻总理指示的问题，我也被留了下来。对话中有一个插曲。我说：我今天受到总理的批评了。李德生说：哪里是批评呢，是总理对你的关心。余秋里说：你不懂，批评你就是让你出来工作。余秋里这个话，是他自己切身的体会，因为在“文革”初期余秋里确实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以后才解放出来继续工作。
不久以后，余秋里的这句话果然得到验证了。
第十一章&十年动乱（下）
七 为三姨赵世兰平反
我们党内把一些德高望重的女革命家都尊称为“大姐”，这不是按照普通的辈分说的，通称“大姐”是党内的习惯，比如说蔡畅蔡大姐、邓颖超邓大姐、康克清康大姐，等等。我的三姨赵世兰，也是党内知名的大姐之一。
三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到1974年已经快6年了。在那个年头，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我的母亲赵君陶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与她患难与共的姐姐的平反问题。她也曾经给周总理、邓颖超写过信。我也曾经托周总理的秘书把赵世兰的遗嘱送到总理那里去，但仍然得不到回复。我的母亲也对此深表理解。那时候，周总理不但重病在身，并且处理这样的案件，他自己也十分困难。
1974年12月下旬，我母亲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秘书张元的电话。她说，大姐请你和M儿明天到西花厅会面。我的原名是李远M，周总理和邓妈妈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所以一直叫我M儿。我们母子二人应约前往，见到邓妈妈后，不免都流下了眼泪。邓妈妈对我母亲说：君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恩来，所以不得已为自己定下三不的规定，就是一不接信，二不会客，三不见外宾，今天为了姐的事要破例了。我三姨在党内几位老大姐中年龄最长，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姐。接着邓妈妈又说：君陶，你放心，姐的事交给我去办。不过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她又说：关于康生对赵世兰批的“此人是何时何地又被何人拉入党内”，最近经过复查，查清了，康生也认可了。但是并没有为三姨彻底平反，还留了一些尾巴。
邓妈妈又说：我们虽然没住过“牛棚”，不过在中南海里面也不安宁。造反派在我们几个人的院子前，发动群众喊话批判，几十个高音喇叭对着我们，要我们支持造反。恩来经常为一些老战友被陷害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感到心痛。邓妈妈说：恩来昨天还对我说，君陶这位女同志几十年都活过来了，不容易。还说，君陶的个性比较开朗，说话慢腾腾的、乐呵呵的，和她谈话很有趣。又说：在沈阳，我们还会见了几家烈士的后代。这是指我、邹家华、谢绍明、叶正大等。邓妈妈又对我母亲说：你有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孙子和孙女，你家是“品种齐全”。她又开玩笑说：你是否有些偏爱呢？她可能是对我母亲偏爱儿子和大孙子有所耳闻。我妈妈也打趣道：我的三孙儿问，消灭老三是谁说的？邓妈妈听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她又说：我和恩来命中注定没有后代，好在我们也有无数的后辈。蔡大姐最近视力不好，身体也不好，我们不能见面，只能带些东西问候她。
这时，我实在忍不住说：我有一个要求。话还没说完，邓妈妈就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一定是想去看你周伯伯。这件事我做不了主，连我去看他，都要经过中央医疗小组的批准。当时王洪文是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邓妈妈说：恩来身体不好，各种疾病缠身，血管早就硬化了，膀胱动了几次手术，现在还在拼命。毛主席最近说，总理还是总理。他现在正在忙着审阅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报告。
邓妈妈又关心地问我：你的肩膀治好了吧，到了冬天可能复发。以后骑车要注意，不要自以为技术高。邓妈妈对妈妈说：君陶有三好，事业有成，教子有方，儿有出息，还有一个好媳妇。我们每次上天安门城楼，恩来对名单都要研究到深夜。谁上谁不上是件大事情，是关系到每个同志的大事，很让他为难。她又对我说：我们在楼上，你在下面值班。我们看到你，也不便和你说话。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上城楼的事情免了，但这次国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也还是反复研究了好几次。
时间不早了，我们主动向邓妈妈告辞回家。虽然邓妈妈给我们这样的希望，但我三姨赵世兰的平反还是久拖不决。1976 年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后，由于“左”的思想和派性干扰，没能给赵世兰做出公正结论。1984年整党开始后，煤炭部党组才为赵世兰彻底平反，把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骨灰重新安放仪式的消息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同时配发了照片。
煤炭工业部高扬文部长在赵世兰同志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讲话。他说：
今天是1985年1月8日，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举行赵世兰同志骨灰重新安放仪式。赵世兰是党的五大、八大代表，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原煤炭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1969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赵世兰同志于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入党，1927年至1930 年在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至1939年在上海和四川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参加中央妇委工作，1946年任中共中央重庆分局候补委员、妇委书记。
赵世兰同志是中共优秀党员，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一贯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坚决贯彻党的革命路线，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勤俭朴素，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赵世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老同志。我们无不感到悲痛和怀念。我们悼念赵世兰同志，就要学习她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八 泪洒长安街
每年1月8日是我三姨的忌日。她的平反一直没有音信，我母亲悲痛不已。每年的这一天，我和大琳都要去陪陪她，给她一些安慰。1976年1月8日，因为大琳要去上班，我们商量好了，由我独自前往。
我妈妈到北京工作以后，一直住在东城区后门桥帽儿胡同13号，是化工部的宿舍。她住在正院的西厢房，一共有两间。住我妈妈对面东厢房的是公安部的老郝，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是回民，他的几个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只有他和老伴一起居住。那时我妈妈家里还没有电话，如果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就会把电话打给老郝，他就会找我妈妈去接电话。在东厢房的北头还有一间房屋与他们相邻，是原来化工部技术司司长林华的书库。林华已经下放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就把这间房借给我居住。我们初来北京时，一家5口就挤在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一直到1969年才搬到西城区北新华街新壁街41号水电部宿舍。住在帽儿胡同时，小鹏、小勇兄弟玩耍，小勇被石头绊倒后骨折，先到位于宽街的中医医院治疗，接骨不彻底，晚上抱他小便时痛苦大喊。后来又去积水潭医院骨科，重新打石膏纠正骨位。
大家都知道，那时周总理重病在身，在医院里治疗。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在1975年9月7日，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伊利耶?维尔德茨。当时全国许多人都在为周总理的病而担忧。这一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8日，是我三姨赵世兰的忌日，我陪妈妈吃过晚饭后，母子间谈谈心。正在我们母子谈话的时候，突然听到对门的老郝急匆匆的脚步声。进了门，他对我说：夏大姐来电话，要你接。夏大姐就是夏之栩，赵世炎的夫人，我的五舅母。我连忙披上大衣，向对门走过去。这时我已经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五舅母没有这么晚来过电话，而且她与我母亲姑嫂之间情谊极深，但这次却指名道姓要我去接电话。
电话在老郝卧室的书桌上，我拿起听筒，只听舅母用极其沉重嘶哑的声音说道：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总理已在今天上午去世了。你要把这个消息慢慢地告诉你妈妈，不要让她伤心过度，发生意外。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也要沉住气，冷静地对待这件谁也无法挽回的事情。我哪里稳得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已经控制不住流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不禁失声哭起来。老郝夫妇连忙推开房门走进卧室，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我已无法隐瞒，就告诉他们总理逝世了。他们先是惊呆了，然后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我回到妈妈的房里，只见她情绪十分紧张，等着我说话。我停顿了片刻，缓缓地向她说道：舅母的电话是说，总理已经去世了。我母亲青年丧夫，是一位饱经苦难的坚强的革命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显得十分沉静，一言不发，只是愣愣地发呆。过了一阵，她才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哭声渐渐停顿下来，对我几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父亲牺牲后，几十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帮助，总理就是我最亲的兄长。接着，她倒在床上，几乎是昏迷过去。当晚，我没有回家，一直陪着妈妈。她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在寒冷的早晨，北京电管局①来车接我到局机关。一路之上，已没有昔日的喧闹声，只有几辆小轿车驶过，偶尔有几个骑车和走路的人，有的袖子上戴了黑纱，有的胸前插了小白花。原来，早上大家已经从广播中得知了总理逝世的消息。
我回到局机关，马上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含着泪发表了沉痛悼念周总理的讲话。在场的职工有的掉泪，有的放声大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报刊和广播电视里，很少听到悼念周总理的消息。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时的舆论工具已经被“四人帮”所控制，不让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消息。群众的不满越来越深、越来越大。终于在清明节前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周总理去世后，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小礼堂，有控制地举行了告别仪式。我接到北京市委的通知，要我去参加告别活动。我们一行都是市委的干部和大企业的干部，集体乘车前往北京医院。看到了总理的遗容，大家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开始，我的母亲没有接到参加告别仪式的通知，焦急的心情难以言表。后来，她通过五舅母的关系，好不容易向治丧小组要到了两张通行证。大概在第三天，也就是告别仪式的最后一天，我陪伴我的母亲到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在灵堂外面，我们遇到童小鹏和罗青长，他们对我和我母亲说：你们都是总理和大姐最亲的人，参加告别仪式是理所当然的。
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的遗体被几位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员抬上了灵车，在邓妈妈和治丧委员会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北京医院，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那天早上，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百万群众含着泪水，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不顾天寒地冻，眼含泪水，默哀送灵。这一感人的场面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个场面大家从晚间的电视新闻报道中都看到了。从12日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吊唁仪式。前往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但秩序井然。北京电管局有维护文化宫供电的责任，所以，中央警卫局给我们发了几张特别通行证，让我们执行保证供电安全的任务。我也有一张通行证，使我看到了三天里群众吊唁总理的场面。到第三天深夜，还有不少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等候，眼见东方欲晓，活动的主持者宣布，奏最后一场哀乐。我听到这场哀乐是特别的沉重，看见乐队里每一个成员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哀乐奏毕，吊唁仪式结束。
1月15日，追悼总理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15 日夜至次日凌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乘上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把总理的骨灰抛撒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清明节来临之前，北京的许多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悼念总理。在南京梅园新村，在许多城市标志性的建筑前，都摆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贴满了诗词，群众自发地开展了悼念活动。我们家新壁街41号，离天安门广场不远。我和大琳带着三个子女也几次到广场悼念，并留下了几张我们全家在天安门背靠纪念碑的地方的照片。那时候，在纪念碑周围已经有了一些花圈，至今这几张照片还在家里珍藏着。
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悼念活动进入高潮。因为我有责任保证天安门供电的安全，上午9时左右，我和北京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和电管局计划处处长陈寿文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由司机刘继宗驾驶，开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变电所。我们仔细地检查了表盘所显示的各种数据和值班记录，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乘车返回局里。当天吃过晚饭后，我又和大琳一起步行到天安门。这时花圈越来越多，把纪念碑围了好几层。纪念碑的台基和栏杆上，又贴满了大字书写的诗词。我记得有这样的诗词：
星陨光犹在，花落香更浓。撒尽周身血，只为旗更红。
长安街头百万人，屹立寒夜月西沉。只为等待灵车过，满捧热泪酬谢君。
红旗半下悼英雄，百世流芳建大功。风景宛然人不在，几回垂泪拜青松。
人民孺子牛，私利毫不求。立目千夫指，战斗永不休。
长安大街送英灵，男女老少恸失声，记住遗体告别人，不肯脱帽是谁人。
有些诗里明显影射了“四人帮”一伙。我们注意到纪念碑的东栏杆上挂了一幅白纸黑字的条幅，有人在大声朗读，更多的人在观看。诗的内容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几个穿着中山装的人，过来想撕掉这个条幅。有人喊：不要撕，我们要看。我眼观四方，发现有人在挤动，将人群赶向纪念碑。凭我的政治嗅觉，我知道这是在准备清场，我立刻带大琳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果然不久清场开始了，只听四周的高音喇叭在播放：同志们，你们赶快离开广场，不要受坏人利用。接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抓人事件。
第二天，人们发现，众多的花圈都被清除干净了，悼念活动中止了。但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第二天一早，我就按原定的安排，乘车经过一条险要的山间公路，向门头沟珠窝电厂驶去，检查了电厂并和工作人员谈了话。
又过了一天，4月6日，我一上班，张桂楠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让我坐下。他说：昨天下午公安局来了两个同志，拿出介绍信，说是来调查一位梳着平头的青年的事。这件事发生在清明节的上午，有一个留着平头的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邮局前放了一把火，烧毁了邮局。他们说这位留平头的青年就坐在我们局的一辆黑色轿车里，还报了车牌号，确实是局里的车。张桂楠对来调查的人说：昨天确实是李鹏同志乘坐局里的车到天安门检查供电安全的，同去的还有三位，一位是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坐在前座，坐在后排的是李鹏同志和计划处处长陈寿文，司机是刘继宗。张桂楠又说：他们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没有一个是留平头的。我和张绍贤都是北京市熟悉的人，他们听了这几个名字就不作声了，告辞而去。但他们并不甘心，过了一天，又到局里向司机刘继宗问话，仔细问了轿车出发的时间，到达天安门的行车路线，在变电所逗留的时间。他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什么破绽，就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大琳接到邓妈妈秘书张元的电话。张元说：如果李鹏不见了，你必须追问和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带走了李鹏。大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但是她又不能告诉任何人，连我也没告诉，自己一个人把事闷在心里，独自承受，双眼突然得病，眼压很高，超过30多，先后到小庄医院和同仁医院眼科做了多项检查，大夫说：若有头疼，立即到医院就诊。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看我安然无事，才逐渐平静下来。
① 1975 年11 月，北京电力工业局改称北京电业管理局。
十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震中在丰南县，里氏7.8级，北京、天津等地都有震感。那天地震发生时，我和大琳都在家里熟睡，突然感到窗子的玻璃框响、床有些晃动。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天花板上的吊灯在晃动，而且越晃越厉害。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发生地震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电力工作会议，曾经亲身感受过地震的情况，于是我马上判断出这是地震。我推醒大琳，立即起床到南屋套间敲门，小鹏和小勇住在外间，小琳住在里间，我们使劲敲门，他们才起来开门，随我们下楼。这时院子里挤满了人，楼上全部的住户都已经站立在院子里，我们一家人是最后下来的。经过了半小时，晃动基本停止了。我马上打电话叫局里值班的司机来接我，到电网调度所检查电网情况。
我到达电网调度所的时候大概是凌晨5 时。调度所的显示屏上显示，唐山地区已经停电，唐山发电厂和陡河发电厂都停止发电，天津所有电厂也都停止发电。北京热电厂还在运行，不过也有2台机组停电，供热量还没有减少，北京西部地区高井6台10万千瓦的机组发电也是正常的。根据调度所屏幕的显示，可以判断地震的中心在唐山。
我立即指示值班员，通过电力专用通信线路呼叫唐山供电局调度所值班员接电话。这时才发现，电力调度使用的邮电系统的通信线路已经中断，电力系统自己的载波电话还能够使用。我让唐山的值班员赶快通知陈本善副书记听电话。过了一会儿，值班员说陈书记不在局里，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又说，在电力通信铁塔下面，看到了唐山市委毕新文副书记。当时通信铁塔没有倒塌。不一会毕新文赶到调度所跟我通电话。我问：“唐山的情况怎么样了？”只听毕新文以嘶哑的声音回答道：“李鹏同志，唐山平了，都完了。”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这时，我和张桂楠商量，决定立刻成立唐山电力抢修队，我担任指挥部的总指挥。当天，北京下着小雨，第一批抢修人员是由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带领的供电局300多名干部和检修工人，分乘几辆大汽车，带了供电检修的工具，还带了1台小型柴油发电机。随同我前往的本局工作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我坐的是刘继宗开的车，同行的还有宣传处长李世忠、计划处长陈寿文、办公室的薛正军。另外，电管局副局长潘燕生和输变电处副处长陈芝涛也与我们同行。
我们出发的时候，张桂楠和局里的几位局长都来为我送行。桂楠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祝我一路平安，还掉下了眼泪，好像我要上战场似的，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我们是由通县到蓟县，再经玉田到唐山的。由通县到蓟县的柏油公路原来比较好，我们经常走。我们一路行车一路仔细观察，发现柏油公路上有好几处都裂开了纵向的口子，裂口有一米多深，两米多长，大小不等。路很难走，我们两辆汽车避开裂口继续前行。不久，车到了蓟县。我们到了蓟县变电站，那里的电灯还亮着。值班人员说，北京到这里的高压输电线路是通的，只有几条向蓟县县城地区供电的线路跳闸断电了。
离开了蓟县以后，我们沿着砂石公路到了玉田变电站，在那里停留了一下。站里的同志给我们煮了面条，填饱了肚子。站长告诉我，玉田变电站是220千伏高压变电站，变电站有两条线路，一路是通北京的，另外一路是通唐山的。现在通北京的线路仍然有电，而另外一条接唐山方向贾庵子变电站的断了电。
我们离开玉田，东方已经破晓。因为天亮了，所以路上的情景就分外明显。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遇到这样大的地震，圆形水泥电线杆并没有完全倒塌，有的有些倾斜，有的电线杆完好如初。水泥杆之间的电线，有的断了，有的还挂在上面。因此我得出结论，首先修复输变电线路是可能的。
我让潘燕生副局长先行一步，直奔唐山电厂和陡河电厂，看看那里的损坏情况。我们约定，到贾庵子变电站会合。贾庵子变电站是唐山地区220千伏的中心变电站，联结北京和秦皇岛，还有几条110千伏和35千伏的供电线路通往唐山地区各个变电站。我们到达贾庵子变电站的时候，看到这个变电站已经停电，两层楼的控制室虽然没有倒塌，但也已经有不少的裂缝。我们首先搭起两顶帐篷安顿下来。
记得当时变电站的值班员姓董，他在地震时从二楼跳下来，没受什么伤。我们进入唐山市区以后，看到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尸横遍野，幸存者也大都受了伤，躺在马路旁边，几乎都是神情麻木、欲哭无泪。地震发生以后的惨状，让他们忘记了什么叫痛，什么叫伤心。这些情景惨不忍睹。我和张绍贤约定，尽快开动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首先向市中心的和平路路灯送电，给受灾群众一个鼓舞。大约在72小时以后，北京供电局抢修队首先检查修复了这段路灯线路。和平路上的路灯点亮了，这对受灾的群众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大家见到了光明，不禁欢呼起来：“北京来电了！”
地震发生的当天，开滦矿的李玉林就赶往北京，报告灾情。当时除了我们电力系统的通信系统还能用，中央和唐山的通信已经中断了，只知道发生了地震，具体情况不知道。李玉林赶到北京报告灾情途中，我们在蓟县的路上还遇见了他。30年后，2006年7月28日，我回到了唐山，与他在抗震纪念广场上见了面。李玉林到了北京以后，向华国锋总理、纪登奎副总理等人作了汇报。中央大致了解了唐山的地震情况，立刻派解放军前往唐山抗震救灾。解放军到达后，首先做了几件事，一是救人，二是收尸，三是防疫。当时天气很热，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这三件事是当务之急。极少数犯罪分子在地震后有打砸抢的行为，解放军到了以后，还做了整顿社会秩序的工作。
不久，河北省委刘子厚率领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到了唐山。他们在唐山机场安顿下来，成立了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我们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我记得有一位指挥部成员叫王英，负责和我联络。
我们在贾庵子变电站成立了电力抗震抢修指挥部。我制订的计划是第一步把北京的电送到唐山贾庵子变电站，再考虑电厂的修复问题。因为潘燕生报告唐山电厂和陡河电厂的厂房都已经倒塌，不是一时可以修复得了的。
由于北京供电抢修队的努力，由玉田到唐山贾庵子的输电线路，经过七天七夜终于修通了，载波电话也开通了。我们在指挥部分析，已经有可能实现由贾庵子变电站和北京连接，也就是说，可以把北京的电送到唐山。我前面已经说过，玉田变电站到北京的220千伏输电线路是带电的。贾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