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文革”经历——为了忘却的记忆
热切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1月30日发了入伍通知书，象奖状一样的一张纸，我光荣入伍了，真比得了大奖还高兴。本想和同学们庆贺一下，结果他们大多都回沈阳过年去了。2月2日一早，全大队当年应征入伍的五名青年，在大队部吃了欢送饭，套马车送到公社集合，在公社招待所里进行了入伍教育，表决心，发了军装，什么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冬常服，棉大头鞋，袜子，棉帽子，军棉被，床单，挎包，水杯，一抹草绿色，人也跟着焕然一新。我高兴极了。从小我就有当兵的愿望，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看打仗的电影，什么抗日的，抗美援朝的片子我都爱看，学校组织看电影时总是先问一问打不打仗，打仗的就看，不打仗的就不看了。比如《钢铁战士》，《上甘岭》《扑不灭的火焰》，《冰山上的来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特别羡慕英雄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解放军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就暗下决心，有机会我一定要参军，保卫祖国，贡献一切。今天终于实现了。放假三天。买了一些黄米面，花生等土产，将旧行李带回了沈阳。全家都很高兴，真没想到才下乡四个多月当兵了，出息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此有了‘军属证’，就是凭入伍通知书到街道办，在《粮食供应证》和《副食品供应证》封面盖上鲜红的“军属”印章。在商品紧缺的年代，可以购物、办事优先，不用排队了（当然也是凭票），街坊邻居也都来祝贺，‘这小子变了，从小孩子一下子就长成了（解放军）叔叔辈了’。从小在一起的玩伴，也都来胡闹，‘你小子有出息了，别忘了我们，穿不了的军装给我们几件’‘栓柱，你干啥，也想混进革命队伍，没门’。‘在我排队买东西的时候把你家的军属证借我用用’，‘喜子，这还可以，不过我家有的家务活你也得帮着干，算是拥军优属吧’。有一个小名叫‘大肥’的玩伴，与我同岁，郑重地跟我说‘我也想当解放军，可是家庭成份高（富农）,哎，这辈子是没有缘分了’。2月6日，重新返回了四大公社，告别了房东和留守的蒋同学，7日在昌图县城上了专列，一路高歌，8日凌晨，来到了丹东市驻军三三二四部队，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当年全公社正式服役的有63名新兵，其中，下乡知青四人，马同学，黄同学，张同学和我，还不到10%。在我之后，还有二名我班男生，在以后的几年里陆续参军，成为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面的一员。当时在农村，社员对参军也有不同想法，多数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愿意参军的青年，是想到部队锻炼一下，学点本领，技术；少数干得好的可以直接提干，将来复员或转业后能改变命运。家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十八、九岁正是壮劳力，则怕影响家里的收入，不愿意当兵；还有的旧社会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人，不愿意孩子当兵，‘当兵是要打仗，会死人的’。即使到了部队，个别人在新兵连时对部队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训练很不适应，就想家，想未婚妻，闹情绪，尿床，只好再派人遣送回当地武装部，扒下军装，开除出基干民兵队伍（农村出身好的十八至四十五岁青年均为基干民兵），在政治上就会降低一等。参军，保卫祖国，这本来是国内青年应尽的义务（所以叫义务兵），但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却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更由于解放军在国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以及职业的优越性，也成了一些有权力的人谋私的对象，从1968年开始，一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利用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的关系，绕过正常的征兵程序，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当时被称作“不正之风”。个别的大到二十三、四岁，小到十三、四岁，初中都没毕业，甚至还有小儿麻痹后遗症，高度近视，斜视，红绿色盲等不符合征兵体检条件的也穿上了军装。我们初中班有一位胡姓女同学，父亲是部队团级干部，在复课闹革命时还见过，到要上山下乡时却不见了，下乡的同学里也没有她，后来听说当兵去了。还有的地方同学说，头一天还在和部队大院的同学、伙伴玩，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是深更半夜就被军车拉走了，有的甚至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当时，在女兵比较集中的部队医院，通讯站等单位，90%新兵是来自‘后门兵’。‘这个是某首长的孩子，那个是某首长的孩子’，是这个新兵队伍里最常议论的话题。到1976年底至1977初，最大一批‘后门兵’来到部队，对此，当时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曾多次批评‘此风不可长’，仍没能制止这种歪风。受此歪风影响，地方上也兴起‘接班潮’从1975年开始，除了专业技术岗位（干不了），饮食服务行业（不愿干）的单位外，企业、事业单位兴起了接班潮，部分事业单位招新人就从本单位出身好的员工子女当中招一个，名曰‘编外临时工’。企业老职工退休后，可以有一名子女顶替接班，为解决子女就业，逃避下乡（后门兵也是逃避下乡），有的老职工竟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没有条件的只好上山下乡。直到改革开放后，追名逐利的形势变了，这种‘不正之风’才开始改变。
刚到部队，艰苦的新兵训练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位的，每人发了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本，被称作‘红宝书’。背诵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是一项政治任务。讲传统；该部队是在辽沈战役时组建的一支高射炮兵部队，1951年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回国，1966年10月至1976年9月又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击落美军飞机100多架，牺牲84名指战员，曾受到过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是一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二宣讲内务条令，培养军人素质和仪表；宣讲纪律条令，下级服从上级，严格执行命令；宣讲保密条例，要严格保守军事秘密；演练队列条列，养成军人气质。三，军事训练，走队列，整齐划一；持枪，投手榴弹，打靶，实弹射击。最可怕的是紧急集合，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就要立刻起床，摸黑穿衣服，打背包，穿鞋、戴帽，背挎包，携带枪支弹药，要求不能出声在五分钟之内到场地集合；如果是睡梦中一声枪响，那就不打背包，摸黑穿好衣服、鞋帽，提枪就跑，三分重要到达集合地点，接着就再跑多远就看带班连长想跑多长时间了。几乎每次紧急集合都能闹出点笑话，不是衣服穿错了就是鞋子穿反了，再不就是没跑多远就有的新兵背包跑散了。有的新兵为了不掉队，竟穿着衣服睡觉，被班长发现了就给训斥一顿。四，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组织新兵讲家史，吃忆苦饭，再请老工人、农民忆苦思甜。新兵营训练结束，列队、佩戴领章、帽徽，宣誓，老远一看一个个小青年的脸色映衬的红扑扑的，到此才算正式入伍。分配连队由不得个人挑选，主要是根据体能、文化程度安排吧，我被分到了46分队，就是师卫生院，有六十张床位。负责全师的伤病员收治，卫生防疫，卫生员培训，指导团卫生队业务工作等。1969年连同全师抽调的五十多人，参加为期一年的卫生员培训，学习简单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护理常识，还要学习并演练战场救护：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战），四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还有学习野外卫生防疫：两管（管水、管粪，使其符合卫生防疫要求）；五改（改炉灶、改水源、改厕所、改猪圈、改造环境卫生），成为基层连队卫生监督员。当然了，这也是基层部队医生必须掌握的技能。毕业后成为卫生科的一名卫生员。限于当时国家的财力有限部队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生活上，战士津贴费按入伍年限分别为6元，7元，8元，10元，15元，20元，服役到第八年才26元。伙食费每人每天0.42元，粮食定量每月45斤，粗粮（高粱米）占40%，细粮占60%，豆油1.5市斤。但是由于部队训练、施工、生产劳动强度大，仍觉得不够吃，休息日只吃两顿饭。副食以青菜为主，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到肉。服装是六五式军服，每三年换发两套夏装和冬装，保证每人有两套换洗，没有礼服、常服、作训服的区别，因为取消了军衔制，干部服装只比战士多两个上衣兜。为了补助伙食，每个连队都有菜地，养猪；师后勤部在东沟县（现在的东港市）窟窿山有一个小型农场，由卫生科担架排在此驻守，在海滩上开出四十多亩水田，还养猪，养鸭，养鸡。师部在黑龙江北安有大型农场（生产的粮食一半上交给国家）弥补粮食、食用油的不足，一到农忙季节部队全体成员都轮流去助农劳动。营房：除了从建国前接受的旧军队营房外，新建连队营房都是部队战士们施工建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这是一只非常特殊的军队，即是战斗队（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曾经在珍宝岛发生过武装冲突，1974年在南海西沙群岛与南越海军发生武装冲突），又是政治工作队，还是生产队，更不用说还有专业修筑国防工事的工程兵，修筑铁路的铁道兵了。连队来了文艺演出队。
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野战部队主要是正面教育，不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是必须的。‘天天读’就是在工作日每天上班前的半小时必须集中学习党中央，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习“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理论写作班子）的辅导性文章等，紧跟形势，改造思想，每年都要评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因为要求太认真有时差点出事故；1970年冬的某一天早上7:40左右，已经上班的医疗所正在‘天天读’一名值班护士跑进来说，三号病房住院患者吴参谋还在昏睡，（平时都是六点起床，七点开饭）请值班医生赶紧去看看吧，李所长严肃地说：‘天天读雷打不动’，领导说话谁还敢动？直到八点天天读结束，值班医生才去看，见已经昏迷，赶紧组织抢救，输液，吸氧，心电监护，经过一番努力抢救过来了。原来是头天晚上夜班女卫生员误把40%水合氯醛溶液10毫升喂给了患者（正常使用时应稀释到10%溶液10毫升使用，超量4倍），差点出医疗事故，可谓教训深刻。发展党、团员也是部队的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指战员来自五湖四海，基本上都是在基层精挑细选出身好、表现好的年轻人，相对封闭的生活、工作环境，老兵对新兵的传、帮、带作用，在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还有积极培养年轻人入团、入党，扩大党员队伍，使其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更有利于党指挥枪。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写入团、入党申请书，一帮一、一对红，争当五好战士，是当时年轻战士追求上进的表现。经过个人积极努力和组织培养，多数新兵都会在一年左右入团，二、三年后入党。我本人就是在1969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71年2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文革前不同的是没有为期一年以上的“党员预备期”。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传达文件到我们得知消息时已经是1971年11月底了。传达文件时气氛相当紧张，按照师以上干部、团以下干部、党员战士、普通士兵的顺序逐级传达，每次开会，都严格保密，会场外由警卫战士站岗，没传达到下一级绝对不准说。当听到林彪要谋害毛主席、背离党中央，叛逃出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时候，一个个都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了，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军队副统帅，中共九大确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呀，给人的印象总是‘万岁不离口，紧跟主席走，高举红宝书，（革命）口号天天有’的光辉形象，那个‘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吗？真的难以想象。其实，早就有人猜测了出了大事，因为自从建国后，每年十、一国庆日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游行，逢五、十周年大节日还有阅兵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以及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1971年的国庆节却突然取消了国庆游行，改为放假市民游园活动了。当时有的人就猜测是不是毛主席病了，或是林副主席病了，还有的说中、苏要开仗了，苏联要向天安门投导弹了等等瞎猜；还有几乎天天出现在报纸、广播里的林副统帅及其‘五虎上将’的消息也没了。林彪及其同伙被打倒之后，出自四野的师以上干部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有的被调离原工作岗位。作为保卫祖国的军人，要随时准备打仗，每年的军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在秋季有野营拉练，高射炮打靶，实弹射击；野战医院展开，战伤救治，野战外科等。或单独，或配属。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破旧立新的年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要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是当时一句响亮的口号。‘打破资产阶级学术、技术权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极左思潮泛滥。就医疗行业来说，缺医少药是当时的主要现实，经费不足是其主要矛盾。走‘六二六’道路，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基层，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主要手段。作为部队基层医疗单位也是在这股大潮中随波逐流。为弥补经费不足开展‘一根针，一把草’的新医药疗法。一根针就是针灸，自从部队卫生员赵普宇用针灸治疗一名聋哑患者成功之后，针灸疗法久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针刺麻醉，几乎用来治疗所有疾病。比如，在1970春，我们向丹东郊区蛤蟆塘公社黑沟大队派出了一只支农医疗队，带队的是四川籍的姓龙的卫生班长，走村串户，了解病情，主要的医疗手段就是针灸。当地百姓非常信任我们，管我们这些刚出道的卫生员叫‘军医大夫’，其实针灸治疗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对功能性疾病有一定效果，比如疼痛、痉挛，失眠，癔症等，对器质性病变就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就建议他们到医院去治疗。一次，一位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度心衰患者，家里很困难，无法去医院，我们在针灸治疗的同时给了他一些强心药配合（偶尔的），病情见好转，他见人就说‘部队大夫都是神医，扎干针就把我的老病治好了’，我们只有苦笑一下了。二个多月后，由于部队有新的战备任务（移防）而结束。还有针刺麻醉，在当时也很时髦，很多大医院麻醉科都试过。我们医疗所手术室也做过，给战士做阑尾炎切除术，针刺了足三里、三阴交、内关等穴位，采用电针刺激，但效果不满意，战士咬紧牙关，疼的直出冷汗，没办法又加上局部麻醉并肌肉注射镇静剂，才完成手术。前面说了‘一根针’，再来说说‘一把草’，就是中草药治疗。在年，为采药，单位派出一支采药组，有时是临时派出全部卫训队学员，到过凤城县的通远堡，新宾县的通沟，抚顺县，甚至派人到内蒙古去挖甘草，还派人到长白山区挖天麻，收获不多。什么茵陈、吉梗、防风、细辛、柴胡、元胡、五味子、党参、苍术、、、、、、几乎都成了李时珍了。为了制取黄连素，到林场去把黄柏树皮都扒光了（东北地区没有草本黄连）。采药在空气清新的山沟里，闻着草木的花香倒也十分惬意，附带的一个最大福利是可以吃到山上的野生果子，什么山杏、山李子、野葡萄、山核桃、榛子、山里红等，当然都是成熟了才好吃，不熟时是真不好吃，最好吃的是元枣子（野生猕猴桃），真甜，想起来都流口水。采回来后晾晒，炮制，水丸、蜜丸，合剂都干过。打过黄连素片，制过柴胡注射液，防风注射液。为治疗多发病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出了‘抱马子合剂’，‘狼毒合剂’，与抚顺郊区前甸，营盘公社合作，派出支农医疗队，送医送药，确有一定疗效，但不能根治。1971年驻军抚顺，当时的军嫂（随军家属）很多都没有工作，特别是建国前和建国后初期参军的家属，农村人，没有文化，为解决她们的就业问题，后勤部联合卫生科办了一个制药厂（没有工商执照）生产氢氧化铝凝胶（治疗胃病），自用以外，还卖给‘关系单位’，因为质量不好后来也推销不出去了。再接再厉干大的，由后勤部出钱，派一名财务助理协助，卫生院出人，生产扑热息痛片。在大礼堂间壁出来一块房间，买来几个200—300升反应缶、真空泵、高压锅炉、离心机，请来国营制药厂工程师，帮助水、电、气管路设计和安装，71年底正式投产了。从吉林化工厂买来对硝基酚钠，经过脱钠、还原、乙酰化、提纯、检验、干燥等工序，生产出‘对乙酰氨基酚’，再压成扑热息痛片，每一批次生产约五公斤。主要是自用并推销给下属团卫生队，少量卖给友邻部队。从业人员有我和五名战士，到东北第六制药厂学习、实践一个月，成为技术骨干，偶尔聘请药厂的专家来解决技术难题。解决了十七名军嫂的就业问题。不过好景不长，在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整顿军队时就下马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勇于实践也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特点。比如‘克山病’是黑龙江克山地区特有的地方病，被判为不治之症。在1968年1月，当地有人用卤水熬制成卤碱（主要成分是氯化镁），给患者服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此‘六八一’疗法就广泛地应用并推广了起来，什么气管炎、胃炎、肠炎、甚至感冒都用，治不好也治不坏，到文革后期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还有‘兔脑穴位埋藏’疗法，‘鸡血疗法’（真的打鸡血），‘0号疗法’（抽取自身血，再注射到自身淋巴结内），甩手疗法等等，层出不穷，军队和地方上的发明都有，这些非正规治疗手段曾经风行一时，直到1979年沈阳军区卫生部实行‘标准化管理’才全部结束。出现上述各种所谓的‘新生事物’，客观地说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状况，二、也是缺医少药，三、还有经费不足的原因。电影《春苗》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还应当指出，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研制‘青蒿素治疗疟疾’获得显著疗效的成果，就是以‘新医疗法’的项目在1969年开始研究的。当我成为一名部队医院医生的时候，也有过两次接兵的经历，1979年底到黑龙江省穆棱县，1981年底到吉林省舒兰县。由师一级单位组成接兵领导班子，配合各地方政府，严格的政治审查；调查、走访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现实表现等，有过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戏耍流氓等行为，甚至有过纹身的都不合格。如果是特种兵，或是选拔飞行员，要内调、外调查上祖宗三代。严格的体检；地方上每年都选最好的医生组成体检班子，严格按照体检标准操作，最后还要通过部队主检医生审查通过。都合格的兵员，要在县一级武装部和接兵部队联合讨论通过确认后，才能应征入伍，历时一个月零几天。堪称世界上最难的征兵条件。相关阅读：1979 北疆，拉响战争警报_煮酒论史_天涯论坛
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深入边远部队及当地社员演出。
其实文革好坏根本没必要讨论。经历过的就说说愿不愿意自己再过一次，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遍。没经历过的，回去问问自己的父辈或者祖辈，愿不愿意再过一遍那时的日子。看看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的多就行了。
五、又红又专—工农兵学员的奋斗目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认定：建国以后的17年，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走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应该加以批判，尤其对教育的冲击是巨大的，大、中专院校都停课闹革命，不招生了。应该在66、67、68届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也不能分配，70年时纷纷集体到基层去锻炼。各大、专院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或是进‘牛棚’，或是下放到农村，边疆劳动改造，名曰‘走《五、七》道路’。医院里的医生也下放到农村改造，名曰‘走《六、二六》道路’。教学、科研、医疗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才断档。到1970年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渐趋稳定，中央决定大学还是要办的，但要按毛主席1968年视察上海机床厂办工人大学的‘七、二一指示办，与旧的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同，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再回到工作岗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电影《决裂》表现的就是这个题材。1971年，已有部分试点院校开了试办班。1972年初，当时我在沈阳军区一四0三部队卫生科任卫生员，经群众推荐，领导选拔并报师党委批准，推荐我上医科大学，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日接到录取通知书，“吉林医学院，医疗专业”。5月3日到校报到，成为当年全国十六万多工农兵大学生之一。医学院位于吉林市中心，一个教学部；两个专业，医疗和检验专业，一所附属医院，在舒兰县小城还有一个农场。吉林市也叫江城，松花江环绕城区，北山俯瞰全城，雾凇闻名全国。我们72届有六个班，240余人，60%是女生，40%是男生；年龄最小19岁，最大26岁，多数是21—24岁。我在五班，39人。学员主要来自吉林省各县市工厂、农村、矿山等基层优秀青年，有朝鲜族，蒙古族，满族。也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下乡知青，计划内的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而来的，部队学员占少数，都来自沈阳军区，也有少数是走后门来的，主要是部队学员，刚到学校就被检举了，在我校工宣队的强烈干预下辞退了七个学员。还有没被检举的就留了下来。党委书记兼校长江帆，文质彬彬，平易近人。领导班子还有军宣队马副书记，工宣队王副书记辅政，其作用超过校长。
@打死我都不喝1
21:10:11其实文革好坏根本没必要讨论。经历过的就说说愿不愿意自己再过一次，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遍。没经历过的，回去问问自己的父辈或者祖辈，愿不愿意再过一遍那时的日子。看看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的多就行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常照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真实面貌，几千年的历史都反复讲、反复演，为什么不能把文革拿出来照以照呢。
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由于66年以后大学停办，没有招生，学校干部，专业教师都下乡去走‘五七道路’，附属医院的医生的一部分去走了‘六二六道路’，现在要重新开学、招生，就又把已经扎根农村的教授、讲师再请回来，年级教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韩老师，班主任卢老师，其他科任老师也都是官复原职。为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经省教育厅同意各学校又从下乡知青中选拔一批老高三学生，在1971年春，开办了一期‘师资培训班’。回城的教师住房也很紧张，下乡前原住房已转分配给别人住了，返城后只好住在办公楼，招待所，甚至实验室间壁房，一家老小几口人挤在一间屋里，几家共用厨房，卫生间，俗称‘筒子楼’，很不方便。学生待遇，大学学费全免，而且还有补助，每人每月15元，扣除1元5角医疗费（免费医疗），伙食费12元，以饭票、菜票的形式按月领取，零花1.5元。部队学员干部工资照发，战士津贴照付。粮食标准每月35斤，粗粮多，细粮少。那时伙食很差，主食玉米面、大馇子，副食主要是青菜，鱼、肉、蛋也是按计划供应，总有有吃不饱的感觉。早期住宿条件也差，仅有的学生宿舍都间隔分给返城老师了。几十个人住一间大宿舍，一年间搬了三次家，后来甚至一百多名男同学都集中住到大礼堂里，取暖不好，冬天洗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73年底建好新四层学生宿舍大楼，八个人一个房间就好多了。5月8日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正值文革时期，课程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制定为三年。‘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我们当时指导思想。紧跟文化大革命动态，办新型大学。每周三下午是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当时有顺口溜说；‘周三就学习，学习就扯皮，扯皮哈哈笑，一笑就走题’。每周还有党小组，团支部活动时间。刚入学不久，就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接着又是‘批林批孔运动’大会、小会不断；到1974年初邓小平复出后大搞整顿，提出‘教育首先要抓教师培养’（文革时期一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农村），一些专家、教授开始陆续返回学校任教。在四人帮的鼓噪下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叫反回潮。我校在少数几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学的鼓动下，停课闹革命，贴大字报，揭批校领导，二周后，在大多数同学的强烈要求下才又复课。接着又是学马、列主义原著，学哲学，弄得人们无所适从。还有请吉林化工厂老工人做忆苦思甜报告；在浑江（现在叫白山市）实习期间，参观了伪满时期留下的埋葬死难矿工的万人坑，深入八道江煤矿矿井，了解体验矿工生产等阶级斗争教育不断，政治教育的结果是，政治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就是在毕业后，留校的同学以及部分分配到县级以上医院的同学，都被派到吉林农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工作队一年，仍未脱离思想改造。
都是基干民兵的适龄青年，军训是不可避免的。72年暑假过后开始了军训二周，第一周是在校内，主要是队列、行进训练；第二周结合生产劳动在小城农场训练，主要是射击、投弹、与现在不同的是还有刺杀（拼刺刀）训练，当年中苏关系紧张，要随时准备打仗。返程时进行长途行军，野营拉练，有夜行军，遭遇战（每人一枚纸卷手榴弹，对战），翻山越岭100多公里走了二天一宿。接着我年级又派出十二名男生参加吉林市基干民兵大比武，有基干民兵知识竞赛，歌咏比赛，队列行进，射击四项。我在56式半自动步枪卧射10颗子弹打出96环的好成绩，我校获团体总分第二名。这也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部分吧。‘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72年刚开学不久就应邀到舒兰县红旗公社杨桥大队，帮助插秧助民劳动一周，接着又转移到小城农场，部分水田改旱地劳动一周。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干点活也能适应，但是每年都有呀，72年秋结合军训劳动一周，73年暑假前，又到小城农场中耕生产一周。1975年11月在双河镇公社医院实习时还参加了当地镇政府搞的‘学大寨修梯田大会战，’把长着灌木的平缓的山地挖凸补凹，更多的是原本就是坡耕地，再用大石块简单切一下就算梯田了，结果第二年夏天下大雨都给冲垮了。平时也时常被安排下午劳动半天，春天义务植树，冬天上街除雪。还有72年秋建学生宿舍楼挖地基，74年春建教工住宅楼挖地基等，当然，新、老届年级也是这么干的，哪像现在的大学生什么劳动都不用参加。专业基础课： 开学典礼后，针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进行摸底考试，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的成绩及格，有的农村来的学员成绩太差，还是小学水平，拟劝其退学，在工宣队干预下作罢，要求边上课边补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专业基础课；有政治.英语.体育.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微生物.寄生虫等。每天六节课，每周上课六天。许多课都是自己动手实验。附带补助文化课程。学术活动没有现在这么多。每科结束时，开卷考试。出一些综合题让你查教材和其它资料，时间有限也不一定能答全，或写实验报告，临床课写病历。老师不给打分，评优.良.可。没有补考。当时因教育改革，学制缩短了，教材因此精简，免费发放，更注重实践。有教师形容为‘电报式教材’，上课时同学们只好多作笔记，几乎要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生活近乎军事化，早六点起床出早操，我（时任体育委员）带队跑步到松花江边（有1500米），夏天，清澈的江水印映着绿树蓝天，空气清新令人神清气爽；冬天，江两岸铺满洁白的雾凇（当地人叫树挂），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出早操可以使人头脑清醒，有利于一天的学习。雾凇与蓬莱的海市蜃楼，泰山的云海，峨眉山的佛光并称为中国四大气象奇观之一。其实气象奇观并非这几家独有，在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都会出现。有的媒体曾报道（其中就包括央视二套）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吉林雾凇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奇观，这是错误的观点，前三项是地质奇观，是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的，而雾凇与它们不具可比性，雾凇是受气象因素变化的。这里我向网友们科普一下吉林雾凇的成因，距吉林市上游50多公里有小丰满水电站，常年放水发电，即使是滴水成冰的冬季湖面结冰，坝下流水，流经吉林市区的江水（水温2—4度）仍不会结冰，蒸腾的水汽遇到寒冷的空气，在无风的天气里就会凝结在江两岸树枝上，出了吉林市，江表面泠却后又结冰，没了水蒸气雾凇也就不见了。其他符合同样气象条件的地方也会形成雾凇，只不过吉林市已经常态化了而已。如果长江三峡水电站冬季气温常在—10度以下，也会出现雾凇。就是在通化矿务局医院实习期间，也坚持出操，初冬季节的早上有时在浑河沿岸就会出现雾凇。
1973年 第二学年上临床课，有内.外.五官.妇产.小儿.口腔.传染.皮肤.中医中药等科，还有放射线，检验和药理学.医学统计学，英语贯穿始终。学校授课，附属医院见习两头跑。也到市中心医院，铁路医院，市中医院去实践，参观手术（上外科时），旁听病例讨论等。带教老师一般都比较放手。1974年暑期开学后，为第三学年，实习课。为便于实习，将原六个班合并为四个班，每班六十个人，我们四班一半去了舒兰县，蛟河县，一半去了通化地区。在通化矿务局总医院（在浑江）十五人，另十五人在下属矿医院，轮流。带队的是校武装部张部长。该医院是当时浑江市最大，最好的医院，有床位三百多张。院长周涛为人很有能力，对我们也很热情。实习就是跟着带教老师转，值白班，值夜班，写病历，看手术。有的老师比较放手，手术台上可以当助手，我曾经在妇科实习时亲手做过五列输卵管结扎术（带教的李老师是我的沈阳老乡）。休息时周院长带我们到郊区去游玩，摄影。75年五.四青年节还拉着我们到通化市凤凰山旅游，作为回报，五、一期间我们到因工负伤的矿工休养病房演小节目以示慰问。还有一次组织我们下八道江矿井，穿上工作服，带上头灯帽 ，到井下七百多米深的巷道，体会矿工的工作，有的地方支护塌落只能爬着过去，到采煤掌子面参观，真像进了地狱。还供给一顿午餐。还到石人矿参观日伪时期的万人坑，算政治课吧。1975年寒假后开学，我们这一组换到了矿医院，我和其他三同学来到弯沟矿医院实习，在这里更放手，手术台上都是第一助手，睡在矿工住的热炕上三个多月，把我这因玩单杠摔伤的右侧腰痛病也基本治好了。在此期间还到临江（就是辽沈战役中四保临江时的小镇）林业局医院实习同学处去玩。临江是中朝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风景优美，整洁安静，我在这里游过了鸭绿江，站在接近朝鲜岸边的土地上，引起了边境居民的紧张（那时中朝因文革关系不太好），朝方江边洗衣服的妇女吓得捡起衣服就跑，我们这边有人高喊‘带红帽（游泳帽）那小子快回来’，可能是怕我偷渡吧。当时中、朝关系紧张，边界有民兵巡逻。，75年暑假过后，为实践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们十名同学又来到永吉县双河镇公社卫生院实习，并深入农村开展合作医疗促进工作，刘老师（七一届师培班毕业）带队。我是组长。卫生院有二栋平房，一个小院，宋院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介绍说，不太正规，条件也差，有十二张床位，还住不满，阑尾炎手术都做不了，要担负全公社的医疗、卫生防疫、计划免疫、赤脚医生培训的任务，也挺忙。医生学历都不高也不太安心，都想到条件较好的大医院工作。农民们也不太信任他们，稍大一点疾病就到县医院或吉林市里的医院去了(都不太远)。听说城里的大学生来了，社员们都来打探。院长通知各大队赤脚医生来卫生院集中，让我们给培训一个月，我们能培训什么？就是照本宣科呗。接着我们分出五名同学（另五名同学去了别的大队）又来到距公社八里地外的桦皮河大队帮助创建合作医疗。该大队是双河镇公社最贫困的大队之一，村子不大，除大队部是砖墙草顶的三间房外，都是土坯房。一个诊所缺医少药。一个马大夫，弯腰驼背的，据自己说年轻时患肺结核，治病带修养二.三年，打链霉素把耳膜打穿孔了，聋了（实际上是链霉素的听神经毒副作用，鼓膜穿孔是中耳炎引起，两码事）。边看病边自己看书学医，病好了就成了医生了。 暗笑。既无学历又无医师证就敢行医，在那个年代还真不少。一个颜大夫（都叫大夫）管拿药和收款。虽是村医，也是挣工分，按大队干部的标准，以各小队平均值分配收入，所以家里也很穷。我们到马大夫家里去拜访，发现也是家徒四壁，房顶的一角都露天了，老婆、孩子都穿的破衣烂衫。我们住在知青集体户，每人每天交四角钱，一斤粮票。年轻人在一起很是快活，常喝酒唱歌，还去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三线制片洗印厂（875厂）。工作是走访社员，敦促大队领导办合作医疗，健全诊所设施，上山采集中草药。经过我们的努力，全大队每户出一元钱，以一年为限，登记为合作医疗户，在诊所看病收一角钱一次，用药免费，就这样还有的社员就是不交这一元钱。全大队共集资120多元钱，为了节省医药费，我们到吉林市医疗器械公司和我校有关教研室或买或要来一些制药器材，帮他们建药物制剂室，教针灸。当自制的中药柴胡注射液蒸馏、灌装.封瓶.印字、使用后社员们都惊呆了。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基础差些，学制又很短，同学们非常刻苦、努力，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每天就是阶梯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有的同学自习到晚上十点，星期天也不休息（当时每周休一天）。完全没有‘逃课’呀、‘挂科’呀的事情。有的女同学胆子很小，在家时怕走夜路，怕进坟地，怕见老鼠，可是上解剖课时，面对狰狞的尸体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却毫不畏惧。有的男同学，吃午饭时也不离开实验室。上临床课和实习时，跟随带教老师值夜班，上手术台当助手或观摩，旁听病案讨论。好在医学教育主要是客观现实加逻辑推理的实践技术，需要的是依据医学理论缜密的思考和经验的积累，就像俗话说的‘医生越老越吃香’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多少公式、定理、计算科目。只是在医学统计学用到一些概率论，微积分，到毕业时，经过努力，都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书。学制缩短了，假期也相应的缩短了，每年暑假二周，寒假三周，全年五周假日，仅相当于现在一个假期的时间。处在文革时期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平等，学生都是有过社会阅历，又是经过基层选拔的优秀青年，比较成熟；教师也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不敢得罪红色子弟，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比如教英语的高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我上初中时学的也是俄语），仅在一年前突击班学的英语，差不多同我们都是从A.B.C开始，人也比较随和，课上、课下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教解剖的蔡老师是福建人，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就手把手地指导理解慢的同学。教微生物的杨老师，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就两只粉笔，把课讲得明明白白。在那个极左时代，个人功利心都比较少，反正也没奖金，只要不出事故，就放手让你上。在通化矿务局医院实习时，矿上下来伤员一时忙不过来，同学们上，锯胳膊、卸腿，在带教老师指导下进步很快。我在妇产科实习时，正赶上计划生育大会战，对三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劝其“自愿”结扎。在运动时期，每天都有被拉来的十多名妇女做输卵管结扎术，有矿上的也有当地农村的。我们实习学生每人都在老师指导下做过几例。作为医疗专业的学生，从一开始，就难免和生、死打交道。开始上解剖课时，有的女同学胆小，躲得老远，闻到福尔马林味道就恶心，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到了局部解剖室，每个小组一具尸体，要自己动手制作标本，胆子也就练大了。到了临床实习课，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患者，都是学习的机会。在附属医院上临床课时，遇到一位44岁的女患者，怀孕三个多月，已有四名子女，来妇产科要求做人流，值班医生检查后认为年龄大，妊娠月份大，已做不了人流了，让其再等几个月做中期引产。患者找到先前认识的孙老大夫（主治医、将近六十岁要退休了），软磨硬泡，说自己是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还说大女儿五一节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我怎么能上手术台呢。老实厚道、好说话的孙大夫经不住磨叨，就同意给做人流了。叫上两名同学当助手，做了一个多小时胚胎还没下来，患者流血不止，此时，患者以处于瞻妄状态，立刻停止人流手术，送到急救室已昏迷，输血输液，吸氧，止血，维持血压，通知家属来，下病危通知。家属来院后，见母亲病危很不理解，要追究责任。医务科领导和科主任出面同患者家属讲大道理，要患者和家属放心，我们会全力抢救病人，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打好这一仗。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出血不止，在维持血压的基础上，尽快做子宫切除手术，才能止血，保住性命。都上升到毛泽东思想哲学高度了，家属们还能说什么呢？和生命相比缺个子宫算什么呢，就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了字。当天下午，立刻手术，术后一周恢复良好，出院。在通化矿务局总医院骨科实习时，常遇到矿上事故受伤的患者，一次掌子面塌方，埋了四名矿工，救护队抢救两天，救出伤员，立刻送到骨科，两名较轻的经治疗几天出院，一名腰椎骨折，造成截瘫，将终生坐轮椅。还有一名年轻的伤员，刚结婚不久，两条腿被压迫时间过长，高度肿胀，血尿，诊断为‘挤压综合征’，须立即截掉双下肢，才能保住性命。新婚妻子哭成了泪人，无奈只得在通知书上签字。骨科是该医院最大的科室，长期压床板的患者也最多。每到有矿难就会送来一批伤员，我们实习学生就要和护士一起上‘特护’，这也是学习的机会吗。1974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急诊室抬来一位汽车肇事患者，小姑娘，十几岁，进来就骂骂咧咧的，说售票员把她推下了车，被车压了，送她来的人是浑江市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有热心乘客。值班医生边检查边了解病情，原来是当天是周六，小姑娘中午放学后，背着个小提琴去学习班，车到通江路站，人多，小姑娘下车时稍晚，车已经启动了，说不清楚是售票员拉了一把还是推了一把，小姑娘下车时被绊倒了，车后轮压到了身上，在众人的叫喊声中，司机停了车，把其他乘客赶紧疏散下了车，拉着她直接来到医院，时间距离不超过十分钟。接诊医生检查是，血压低，腹部有压痛，腹肌紧张，腹部穿刺见不凝血，大腿及臀部有皮外伤，以骨盆及腹部外伤、内出血，休克前期。请有关科室会诊，同时口头医嘱咐护士备血，开放静脉通道，输液；为快速提升血压，预备输血，同时颈外静脉和大隐静脉穿刺，医生们到办公室作术前讨论去了，此时患者还在絮絮叨叨，二十几分钟后便没了动静，呼吸困难，口吐白沫，又赶紧通知耳鼻喉科医生来做气管插管，耳鼻喉科医生来后插气管镜一看，气管内充满泡沫，开放呼吸道已无望，半个多小时后因呼吸循环衰竭患者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连父母都没来得及见面。又一次，1975年夏，在临江林业局医院实习，一天下午，急诊室接到电话，据此地三十多公里外的蚂蚁河公社卫生院有几名伤员，急需抢救。当时值班医、护人员人手不够，一名医生带了我们三名同学坐上救护车赶往出事地点。出了城就上盘山公路，上面是悬崖峭壁，下面是深涧河流，公路又湾又窄，快到地点了，就看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翻扣在沟底，人已经被救出来，赶到公社卫生院，只见有四名伤员，两男两女，两名躺在床上，两名躺在担架上，其中一名女生嘴里不停的絮叨，‘大夫，我不要紧，我能挺住，先救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死得其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不言语了。经了解，原来是下乡知青集体户拉砖盖房子，四名知青坐在车厢顶上，在一转弯处，不慎翻车掉到了沟里，司机及时跳车，副司机受轻伤，说话的是知青户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卫生院条件有限，无法就地抢救，经急诊检查，两名伤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中之一就有说话的知青户长，另两名骨折的患者，抬上救护车，连夜拉回临江林业局医院，开车的老司机说我们这儿的山区公路，在晚间或冬天冰雪路面，外地或年轻司机根本不敢开，每年都有车翻到沟里，说得我们毛骨悚然。
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那时每到重大节庆日都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汇报演出，不外乎是唱歌，诗朗诵，快板等，所以每周一、四下午三点到五点为文艺活动时间，由文艺委员王同学组织学唱歌，跳舞，排节目，我就是在此过程中学会了识简谱；每周二、五为三点到五点为体育活动时间，由我组织，或爬北山公园，或到松花江游泳，冬天学校操场浇冰场就练滑冰。或组织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等，就是在实习期间也尽量安排，活跃了在校生活。恋爱，是大学校园一项不公开的选修课，可我们那时候有明确规定‘在校期间不准恋爱结婚，一经发现劝其退学’，确实也是照规执行的，第一学年的下学期，我班的刘同学，他是吉林梨树县人，在入学前就已经和一名上海下乡知青结婚，入学后又恋上了女军官，被妻子发现告到了校领导，杀一儆百，刘同学因违反校规第一个被退学了。在75年最后一学期，六班的何同学也被退学了，他是吉林市军分区勤务连的一名战士，因表现好被送到我校，在永吉县老家有一未婚妻，对他父母照顾得很周到，家里准备在他毕业后结婚。何同学大学生了，地位也高了，见异思迁，想甩掉未婚妻，他老父亲带着准儿媳告到了军分区，反映到学校。退学后，军分区以战士复原处理回家。更严重的还有自杀殉情的。一班的李同学，原通化地区少年乒乓球队教练，很有才华，人长得也很帅。在四平地区实习期间与同班康同学恋爱，被其他女同学（竞争对手）告到了校领导，被召回软禁在附属医院病房隔离审查，由六班的贾同学看管，写检查。一不留神他找病友借来果皮刀，在厕所里割断颈动脉自杀身亡，真的是‘士可杀，不可辱’令人震惊，可惜用错了地方，多大点事呀，何必呢。自决于党，自决于人民，在当时可是大罪。他父母来学校后，只能痛苦又无奈地处理了后事。改革开放后，他父母曾来学校，以儿子遭受政治迫害讨说法，被告知当时是军宣队和工宣队办的，现在他们已撤走，无人能负责。而刘同学.何同学却讨回来肄业证书。尽管如此严厉，仍有暗中交往的同学，毕业后结婚才见分晓，全年级有六对同学成婚，除了一位林同学去世，其他至今过得很幸福。1975年12月，到了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难舍难分，互赠礼物，合影留念，嘴起泡.尿黄尿，不睡觉，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纷纷表示十年二十年再相聚。学校开大会，毕业典礼，照毕业相。感谢母校给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感谢班主任卢老师象父亲一般对我们的呵护，感谢各科任老师和带教老师为我们起步引航。12月18日发毕业证，离校。在校期间三年零八个月。毕业留念。
在我之后还有一名下乡杨同学被选送上大学，在北京航空学院。还有的上了工人大学。在由于文化大革命招生制度改革，是原本在小时学习比较好的同学，或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因群众基础差，在文革中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比如我初中同学亢永强，学习挺好，是辽宁省实验中学的漏子，父母都是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随同父母一起下乡（走五七道路），后被招工到辽阳化纤厂（法国援建的厂）建厂施工，在1975年一次高空作业时坠落身亡，同学中有揣测可能与上大学无望有关。1992年5月,七二届同学二十年后再聚校园；2012年7月，四十年后我们班同学再聚吉林，人到中年,各自抒发感慨，激动万分。出类拔萃的有我们班的祝同学,她毕业后考入吉林医科大学读硕士，读博士，留学并移民瑞典,成为旅居瑞典华人的名人.在小儿神经内科领域颇有建树。后来又在研究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常回国内讲学。留校的同学有的当了副校长，处长，或教学主任。我班的王同学当大安县医院院长。更多的同学也都在各个医疗岗位经过多次进修、培训积累经验成了科主任或技术带头人。也有的改行做了卫生行政工作,国同学（女）任吉林省桦甸市副市长；我班领了肄业证的刘同学任四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白山市中心医院的刘同学（女）当上了吉林省人大代表；有的下海经商，郭同学先是开了出租车公司,后来又在农村建起了休闲度假山庄,成了商界人才、、、、、、我们还游览了市容，松花湖,北山公园，民俗公园，真的是今非昔比呀。随着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我校和吉林师范学院,吉林林业学院，吉林电气化高等专科学校等合并成立"北华大学"，校址迁往松花江南岸，医学院系、专业也由原来的二个增加到六个，医学检验系、医学微生物检验系为全国重点院系。校园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师资队伍，招生人数，配套设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祝愿我们的母校更加辉煌。新的综合性大学-北华大学。四十年后再聚首。
参考阅读：看牙防忽悠_天涯医院_天涯论坛
@打死我都不喝1
21:10:11其实文革好坏根本没必要讨论。经历过的就说说愿不愿意自己再过一次，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遍。没经历过的，回去问问自己的父辈或者祖辈，愿不愿意再过一遍那时的日子。看看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的多就行了。-----------------------------@数码广场老白兔
13:11:10历史
是一面镜子，常照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真实面貌，几千年的
都反复讲、反复演，为什么不能把文革拿出来照以照呢。-----------------------------别游移，我就问你：愿不愿意再过那样的日子，或者让自己的孩子再过那样的日子。现在76年生的都40了，太多想当然的胡说八道的了。现在的孩子们没经历过，还他妈的心向往之。
历史是前行的，文革和改革的对比验证了雷洁琼老人在韶山写的“私者一时，公者千古”
六．文化大革命的前缀与后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影响和破坏是巨大的，其实，建国后就不断地出现政治运动，在我的记忆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有印象，我家邻居刘大娘，原籍铁岭人，因在闲聊中说过‘当年大鼻子打进中国时强奸妇女’（指二战时苏联军队打进伪满洲国），被人举报到街道居委会，因当时中苏友好时期，立即被冠以“右派”的帽子在街道、居委会加以批斗，在沈阳机车车辆厂工作的老公也受到牵连告诫。后来中苏分裂了，才不了了之。还有我的中学语文女老师，（姓什么忘了），其丈夫是沈阳某研究所的工程师，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文革时又受到批斗，十分痛苦。继反右斗争之后，1958年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分别是1总路线，2大跃进，3人民公社，总的路线方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各地墙上都写满标语口号，大幅漫画，要十年赶英（国），十五年超美（国）；就是在‘文革’时期也经常讲‘在八十年代末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在本世纪末（二十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跃进时，每到星期天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扭秧歌，踩高跷的队伍，敲锣打鼓，广播喇叭到处宣传，还真像宋丹丹小品里说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万众欢腾’，似乎一步就要跨过发达国家上百年达到的成果，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就在不远的地平线上招手。一次我家邻居在房山头上搭的一间土坯小房，工厂高跷队的一排人坐在墙头休息，人多，把小房压塌了。教育也要“大跃进”，准备实行九年一贯制，也就是用九年时间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参加高考的学生再总复习一年高考，不参加高考的学生或进技术学校，或直接分配工作。我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就学‘代数’，课本封面是北京天安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以及正在升起的一颗人造卫星，（当时还是中苏友好时期）书本发下来没多久就收回了，换了原来的课本，小学生根本跟不上（当时的要求是七周岁上小学）。接着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大饥荒（参见第三章）。党、内外一些人出现了对形势的不满，认为大跃进是“冒进”，还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做起了小商贩，这在公有制当家几乎所有商品都‘统购统销’的时期，自由买卖被称作“投机倒把”，因此在1962年经济刚所好转就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亦即“四清运动”。打击否定大跃进的思潮，制止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我家的一位农村亲戚，因生活困难，倒卖点‘黄烟’，就被以投机倒把罪拘留十五天。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真的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时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左倾思想占据了大多数人们的头脑，把党中央、毛主席当作神一样来崇拜，斗私批修、反修防修（中、苏决裂后称苏联为修正主义制度国家）是常说的口头禅；多年的政治宣传加上对外封锁，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盲目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要开展世界革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等待我们去解放’，‘打倒美帝，打到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当时天天念年年讲的口号。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对世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美国、法国都成立有左派组织，发行刊物支持中国文革。毛主席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成立了左派军事组织“赤军”，在发动武装暴动被破获后转到山区打游击，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缅甸，都有中国政府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更加活跃，甚至有红卫兵自愿直接参与其中，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这些反政府游击队就都销声匿迹了。为支持亚、非、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运动，我们提供了很多援助。虽然极左思潮不大受世界各国政府待见，但也显示出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世界不能没有新中国。正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1964年中、法建交时，有记者提问为什么要承认红色中国时说：‘因为它存在，我们不能无视它’。1971年9月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1973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到文革结束时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国人由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精神高度紧张一下子松弛了许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真的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时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左倾思想占据了大多数人们的头脑，把党中央、毛主席当作神一样来崇拜，斗私批修、反修防修（中、苏决裂后称苏联为修正主义制度国家）是常说的口头禅；多年的政治宣传加上对外封锁，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盲目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要开展世界革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等待我们去解放’，‘打倒美帝，打到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当时天天念年年讲的口号。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对世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美国、法国都成立有左派组织，发行刊物支持中国文革。毛主席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成立了左派军事组织“赤军”，在发动武装暴动被破获后转到山区打游击，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缅甸，都有中国政府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更加活跃，甚至有红卫兵自愿直接参与其中，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这些反政府游击队就都销声匿迹了。为支持亚、非、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运动，我们提供了很多援助。虽然极左思潮不大受世界各国政府待见，但也显示出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世界不能没有新中国。正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1964年中、法建交时，有记者提问为什么要承认红色中国时说：‘因为它存在，我们不能无视它’。1971年9月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1973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到文革结束时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国人由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精神高度紧张一下子松弛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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