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凤翔（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_百度百科
?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
（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
戴凤翔（）字钟奇，号光晔，汉族，湖南（今）人，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军事教育家。他少怀大志，能文善武，目睹清廷之愚昧腐败，立志驱逐，恢复中华。
戴凤翔简介
19岁投军南京府，任勤务兵兼督府子弟陪读，1902年考入江南将弁学堂，开始接触西方军事指挥理论。1904年毕业充新军第9镇马标任排长，时晚清政府为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鼓励在职军官进新式军校继续学习。经湖南同乡两江总督举荐，同年入江南骑兵学校，1906毕业回9镇马标任队官（连长），受该镇三十三标统带（黄花岗起义总指挥）影响加入同盟会，在新军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开展武装反清活动。1908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前身），与、同期。
戴凤翔先后就学中国近代著名的三座新式军官学校，军事理论全面丰富，在新军中具有广泛人脉。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潜回湖南老家，联络在新军中任职的同学，于191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为戴凤翔将军题字。
1年10月22日发动长沙起义，长沙光复后，配合湖南军政府组织湘军援鄂，并亲临前线督战。湘军班师，经黄兴举荐任湖南军务部长、湖南陆军小学校长，1912年授陆军少将衔。1924 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受该校教练部主任、保定同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题写墓碑
学李济深邀请，赴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建校工作。后退出军界，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潜心军事学术研究，期间多次上书国民政府，积极应对日本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日军侵华期间峻拒伪职，重回陆军大学授课（1938年陆大迁长沙），鼓励学生殊死抵抗。抗战胜利后，任“辛亥革命湖南同志会”会长虚职，著有《兵要地理》、《骑兵要术》、《九一八以来之中日关系》等。
戴凤翔回忆录
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辛亥前后，我曾在江苏与闻萍浏醴起义和起义，在湖南参加长沙光复之役，继又在湖北督战，参加保卫汉阳的战役，往事历历在目，忆之倍觉亲切，兹记述如后。
萍浏醴和安庆起义
1906年初，我从江南骑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军第九镇任职，充马标队官（相当于连长），驻防南京内。其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目标的资产阶段革命党人的势力发展很快，并深入到清王朝统治所赖以维持的支柱——新军之中，新军第九镇步兵、马队、工兵、辎重、炮队均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该镇三十三标统带赵声（镇江人，号伯先）即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赵声对我的影响很大。每逢星期天，赵声即邀我及同学袁奉明、谭礼秩等共十余人，经常在，莫愁湖等地以野炊、划船名义举行秘密会谈，纵谈天下形势，会商革命大计，认为只有选择一地首先发难，然后各地继起响应，才能将革命推向全国，走向胜利之地。
1906年冬，同盟会员刘道一联络首领、姜守旦发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南京新军步兵一营，马队、工兵、辎重、炮兵各一队，被派去前往镇压。各部负责人、戴凤翔、袁奉明、孔昭光、范嗣泽均系赵声所联络的革命同志。临出发前，赵声把我们召集到清凉山寺庙内作出了秘密交待和布置，他说此次同盟会在、、醴陵起义，安源矿工有六千多人参加，革命党领导人是、姜守旦，你们遇到他们两个，握手时用第四指勾紧，以示与他合作共抗清军。我们计划先攻下南昌作为根据地，再候各省响应。过万载、、瑞州等地时，如果没有遇到抵抗，不可妄杀一人，听完吩咐后，我们即率队从南京出发，乘船到九江上岸后，走了四天路才到达南昌。在南昌驻了两天后又出发到袁州（），这两地都有同盟会的人来和我们接洽。途经万载到萍乡时，萍浏醴起义已失败，、姜守旦等人不知去向，我们的起事计划无法实现，深为惋惜。第二年正月，我们只好率队回宁。
1907年夏。会员决定在安庆刺杀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后发动起义，时我的同学充任安庆步兵营长，充步兵队官，他们已与徐锡麟相约一起发动安庆起义。派专人送信来与我联络，要我在他们刺杀恩铭成功后，在南京负责发动军队响应，说是马标三营的连排长都是我骑兵学校的同学，不应有什么问题。还要我约同谭礼秩、袁奉明分别负责三十三标和工兵营的起义发动工作。我当即回信表示一定按照所说办理。来人走后，我们一边做着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一边等着安庆起义成功消息的到来，结果却是死难的噩耗。当时，对着恩铭连开七枪将其刺杀后，即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了军械所，扼守，在后门堵截，急望、率新军前来应援。谁知城门已经关闭，送信人出不了城，而已将军械所包围，终以寡不敌众起义失败。、陈柏平、、壮烈牺牲，逃到哈尔滨亦被捉住杀害。噩耗传来，令人痛心疾首。起义失败，革命同志牺牲，真是可惜。同时也担心当日的信件被发觉而遭受生命之虞，于是谭礼秩、袁奉明和我便同时请假一月回湖南奔母丧。一个月后，看看无事，才回去任职。
萍浏醴起义和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和资产阶段革命派领导其他武装起义一样，都不同程序地打击了清朝的腐败统治，清王朝不久便寿终正寝了。
长沙光复之役
日，四川的保路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发动起义成功，其时我正在苏州马队任营长。消息传来，令人兴奋不已，革命党人多次起义都流产了，这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激动兴奋之余，思谋湖南若能起义响应，则湖北方面便可解除后顾之忧，对全国的影响亦将是极为重大，乃以奔母丧为名（实为图谋湖南起义）请假星夜兼程回湘。
其时，湖南革命形势甚好，同盟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等在和新军中的活动卓有成效，并与湖北党人商议好一方发难，另一方响应，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后，焦、陈等革命同志即加紧了进行起义的工作的准备。我于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抵达长沙，当晚寓大吉祥旅馆，第二天早上即往会在四十九标任职的同学同事，见到了林益简、、、潘夫雄等人。他们见到我很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明天星期日我们在天心阁有一个秘密会议，你也来参加。”
次日开会，参加者有四五十人，都是新军连排长，营长没有到一个（营长都是日本士官学生，他们此时有做官的想法）。在会上发言说，抚台（指）下令要我们开常德，这招很辣。一开常德，则大事去矣，我们应趁早动手。林益简接着说，已通电各省响应，尤其希望湖南尽快举义旗。说清廷已派率
日，义军占领长沙城头大炮台
一师建制的部队攻汉阳甚急，要湖南即日响应增援。林也认为应早动手，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如不抓住，稍纵即逝。会上也有人认为武昌独立已一星期还未见其他的省份响应，正在攻打武昌，形势尚未明朗，主张再等等，俟有一两省响应，再行继起，以图万全，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说湖南应首先响应，担心湖南袭其后方，顾虑必多，不能专心前方作战，若是湖南响应，革命的声威益壮，我看不要十天，一定会有不少的省份继起响应，如此则大局可望稳定，我主张湖南尽早独立。举手表态
长沙光复后起义新军官佐合影
时，反对者只有三四个人。我又说反正时，我建议四十九标派兵城厢内外，十字路口，遇有巡防营队伍即不准其通过，反抗就开枪镇压，五十标围攻抚署，不准有伤百姓及抚署僚属的事情发生。这一建议又得到全体到会者的赞同。
农历九月初一（10月22日）早晨八时左右，新军分别由北门和进城向抚署衙门发起进攻，进展极为顺利，巡抚在起义军进辕门时，急急忙忙在衙门后面围墙靠近四堆子处挖一个洞溜走了，其它文
长沙起义示意图
武官员也都学着抚台的样子开了小差。只有那姓沈的长沙知县不识时务，不降不走，自寻死路。巡防营统领在起义新军冲进抚台衙门后故示镇静，在花厅里踞坐床上一动不动，起义战士向他走近，他的随丁进行保护，双方发生冲突，起义士兵驱逐了他的随丁，将黄忠浩执住，黄厉声怒斥，起义士兵更加恼怒，人丛中有人大喊：“杀满奴！把他拖到浏阳门（旧刑场）去。”但还只到，就被一阵乱刀砍死。起义军占领抚署后，即将抚署改为“湖南军政府”（次日又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宣布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这就是辛亥长沙光复之役。
焦陈二督被杀之内幕
湖南光复后，焦达峰、陈作新作了正副。都督府草创未定，一盘散沙。每日两都督室内拥挤不堪，谋事的、要钱的，杂乱无章，一般人都啧有烦言，授人以口实。当时湖南在社会上的声望较为高，因革命党人的活动都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却没有揽到职权，心有不甘，于是暗中酝酿推翻焦、陈。（谘议局议长），陈炳焕（副议长）、左学谦、粟戡时等都是当时的头面人物。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五十标营长梅馨、余钦翼等发一帖子给我，请我于29日午后5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第二天到时同坐的有梅馨（营长）、余钦翼（）、危道丰（营长）、李致良（营长）、陈维城（）、经（营长）、向瑞琮（炮队营长）等人，除我是陆大学生之外，其它人都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看内地学生不起，故除我以外，无一内地学生在坐。席间，李致良说焦、陈乱用人，乱用钱，湖南会糟蹋在他们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道：“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其原因则是焦系，陈系排长是他们的部下，根本就瞧焦、陈不起。如果这做的是个士官学生或者是我这样的陆大学生，他们不一定会反对，焦陈就是资望不太够。我当时啧说，初一反正，祛逐余抚，一时没有预计，仓猝中推两个，这原是过渡的，也是个烂斗笠，可以叫他走，不必杀他。梅馨桌上拍一巴掌说：“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李致良说“杀了倒爽快”。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也就不再说话。只是暗暗忖度，报信给焦陈，叫他们走算了。陈作新在罗汉庄教书时，我曾在他那里读过一年书，我们有师生之谊。
次日早饭后，我到都督府，陈作新已外出。只见焦室内围绕三四十人，喧闹不堪，我只好欷歔而返。
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日），梅馨指使部下，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副陈作新“单骑巡视”，结果走至北门铁佛寺，便被梅馨伏兵乱刀砍死。接着，梅馨又指挥吴家铨所部军队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杀了。随后，被推为都督，焦、陈之被杀，以我揣度，事前必与新军各营长有所妥协，有所预定，乃假手于梅馨耳。听说梅馨在上海得病临死前有人问起焦陈被杀事，梅馨说“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可能就是指此事而言。
汉阳保卫战
湖南援鄂军，先有焦陈派出的由王隆中、率领的二批援鄂军抵汉，归黄兴指挥。在汉阳作战失利后，擅自潜回湖南，被派人将其拘拿正法。
1911年10月援鄂湘军整装待发
第三批援鄂湘军是由刘玉堂统率，我为督战官，共约两千多人。当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时，汉阳战事极为激烈，于是立即投入了战斗。我们的攻击目标是美娘山，前面有一个大塅，宽约两里，塅这边一些矮沓沓的山，作炮兵阵地太矮，虽有两处陡峻高山，但炮兵不便出进，没有良好的炮兵阵地，我深以为虑。25日，刘玉堂指挥民军出，进击扁担山。刘玉堂极为英勇，我军冲至山腰，刘即呼上刺刀肉搏，立杀十余人，夺取了三尊大炮，扁担山被攻克。然后向美娘山进攻，双方先是
援鄂湘军官佐合影
互相炮击，顿时炮声隆隆，继而加上枪击，子弹声啸啸而过。刘蹲在矮山的一个石碑后，我隐在水港墈下，但不幸刘中弹阵亡了，刘是山东人，行伍出身，性勇猛，血洒疆场，令人起敬。
战友的牺牲更加激起我们对敌军的仇恨。刘玉堂阵亡后，我即下令火力集中美娘山，陆续加上预备队，双方激战，敌人开始还很猛，但渐渐枪声稀少，想是
援鄂湘军官佐合影
敌人没有预备队的缘故。我在指挥军队时，身中两枪，一枪中腿缝旁，一枪中左手，伤痕现在犹在。当时年轻气盛，不当回事。鏖战至下午三时许，对方忽寂然无声，乃派一营长过塅侦探。据报敌军向蔡甸方向退却，我下令跑步通过大塅，占领了美娘山。
我料想敌军必来反攻，便召来四十九标，对他授以机宜。过几天，敌军果然来反攻，候其将近阵地，我下令山炮猛烈轰击，步兵在战壕内堵截，我军一部绕在敌军后面断其归路，敌军大溃，死尸遍地，向河南边境退却。我们又在原阵地驻了一个星期，才拨队回汉阳。一个星期后，我便率队回湘了。
（杨锡贵 整理）
选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戴凤翔历史事件
戴凤翔 杨传清 陈鹏南
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于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连续颁布了两道上谕，宣布“整顿兵制，停止武科”，并于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于同年冬开始筹备，一九○三年五月正式开学。同年又附设兵目学堂，以培养新军骨干。
湖南陆军小学旧照
一九○五年夏，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结业，宣告停办，即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侧武备学堂原址（五栋两层楼房）设立湖南陆军小学堂，仍委前武备学堂总会俞明颐为总办（俞字寿丞，浙江青田人，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当时以兵备道兼总办）。总办综理全堂事务，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照例由充任。俞明颐于一九○八年去职，继任者为汤鲁璠（善化人，号稚庵）。一九一○年汤去职后，由张鸿年（广西人）继任。总办之下设监督、提调各一员，监督相当于教育长的性质，提调相当于总务主任。先后任监督者有、谢西园、三人；任提调者有束日路、王东卢、夏国桢三人。实际上负责的是监督，总办仅挂名义，坐观其成，很少过问学堂事务。据回忆：第一期学生在校三年半，仅于开学典礼及中途闹风潮时见过俞明颐两次，平日不见其踪迹。除了监督、提调以外，陆小每期设学长三人（但第一期则设有六人，如杨传清、曾君典、易谷、范介标、项致庄、李某等，均系兵目堂毕业生），专任管理；各科教员若干人，其中兵学教员是专职的，普通学科教员则多由省会各文学堂教员兼任，第一期教生理卫生科的系日本人佐久间（长沙同仁医院院长）。
开办陆军小学的目的，是为了长期造就军事人才。其时仿日本军制，在各省会设立陆军小学（相当于日本的地方幼年学校），招收年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授以基本的军事学术科和普通学科，修业三年期满后，升入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当时全国设有陆军中学四所（北京近郊清河镇、南京马标、武昌南湖、陕西西安），湖南陆小毕业生，多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陆军中学毕业后，再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相当于日本士官学校）。也有直接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如程潜自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六期毕业，贺耀祖在陆小一期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一期，中途送往日本士官十一期。
湖南陆军小学于一九○五年八月成立，招收第一期学生。当时一切规章，完全依照清廷的规定。但因创办较早，事无前例，有些地方结合本省具体情况，稍有变更。如部章规定学生来源，应由各县高小毕业生考送，当时属十二县，虽设有高小，而无毕业生可挑，于是改为由省自行招收。从第二期起，则系由全省六十三州县考送，报考者极为踊跃。据陈鹏南回忆：一九○九年夏第四期招生时，武冈县报考者五百余人，高小学生占十之八九，经过体格检查及学科考试，取录十名送省里复试；到省后，又经过体格检查及两场学科考试，仅取录陈鹏南一名。当时学科考试内容，主要是试国文，题目多出自《论语》、《孟子》，如第四期省会复试，头场试题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论》，二场试题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论》。
湖南陆小学生名额，原规定：正额生九十名，由各州县考送；附课生三十名，凡宦游子弟、本省官吏子弟及新军优秀士兵（如贺耀组系由二十五混成协保送）均可保送，自备学费附课，每期缴纳学杂膳费银三十两。但是实际上新军优秀士兵入学的并不多，而达官显要的子弟则得到通融入学的机会，因此，实际入学的名额往往超过规定人数。据回忆：第一期学生达二百余人。入校后，严加剔选，每月经过月考甄别，分为优、上、中、下、劣五等。按部章规定，陆小学生待遇，每月每人平均四两五钱纹银。学堂为鼓励学生计，除伙食费一律开支三两外，优等给津贴二两四钱，上等二两，中等一两六钱，下等不给津贴，劣等立即开缺。这样，逐月淘汰，最后参加陆军中学升学考试的仅有七十二人。又如第三期学生中，邵阳县即有刘重威、谢焘、魏彪、魏均、等五人，其中魏姓三人，是当时魏光焘的子侄（魏彪是近视眼，本来不宜于习陆军的，结果也取录了）。
学生年龄，部章虽规定十五岁至十八岁，实际上超龄学生很多，个别的将近三十岁。
陆小的课程，分学科、术科两部门。术科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操为辅，主要在野外演习。武器以日本村田步枪居多，也有汉阳七九步枪及其他杂牌枪枝。学科方面，分军事学科与普通学科两种。普通学科有国文、外文（英、法、德、日文均有，由学生选习其一，中以选习日文者多，选习德文者少）、修身、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三角、几何、代数等；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野外勤务、测绘学等。学堂对学生管束极严，月终考试成绩列劣等的开缺，操行不及格的也一律开缺。正额学生出缺时，有时即以优秀附课生递补。
湖南陆军小学前后共办五期。第一期于一九○五年秋季入学，照部章应在一九○八年秋季毕业，因陆军中学校舍建筑未竣工，延至一九○九年（宣统元年）春毕业，是年秋升入中学；第二期一九○七年入学，一九一○年毕业，第三期一九○八年入学，一九一一年毕业。辛亥长沙光复前夕，第四、五两期在校学生二百余人。每期毕业学生，一般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小学毕业后，如考陆军中学落第时，可转入军需、军医、兽医三校学习。湖南陆军小学历届毕业生中：唐生智、贺耀组、系陆小第一期学生，（原名戴哲人）、陈浴新系第二期学生；陶峙岳、曹伯闻（原名曹政典）、（原名）、周斓系第三期学生；胡达、罗藩瀛系第四期学生；毛炳文系第五期学生。刘峙也是湖南陆小第三期学生，当时名叫“黄谊本”（随母下堂改姓），后来经陆中而升入保定第二期。
辛亥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湖南以后，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的进步官兵和陆军小学的进步师生，大都跃跃欲试。新军与陆小方面，平日素通声气，在起义前夕，彼此之间是有些联系的。如学长李鸿钧，学生向忠勇、陈图南、包凯、李昌杰、王大桢等，与焦达峰、陈作新都是暗中有联络的，因为李鸿钧、向忠勇等多是湘西人，与会党有渊源。陈作新在离开四十九标以后，住在国家（即李培心堂），还经常秘密到陆小访问联系。当时陆小的主持人非常顽固，对学生的思想采取禁锢办法，不许阅读有关宣传排满革命的报刊书籍。但是一些进步学生还是想尽了方法从外间找到这类书刊，秘密阅读，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曾记一九○六年六年，、等发动长沙各学校男女青年学生，不顾官方当局的阻碍，开追悼会公葬、两烈士于，陆小第一期学生大部分参加了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长沙起义前夕——八月三十日晚间，陆小学生中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积极分子，暗中通知各同学，睡觉时莫脱鞋子，把枪支靠在枕头边，以便应付紧急事变。大多数同学都照此作了准备，但也有一小部分胆怯的人，连夜请假外宿。
九月初一是星期日，陆小学生例假休息，大部分人进入市区，后来看到新军起义，分路进城，于是陆续回校集合，各自荷枪进城，与新军配合巡查市区。翌日下午，市面陡起谣风，说的旧部黄东旭将举兵攻城，为黄报仇。陆小学生闻讯，就在学堂附近校场坪紧急集合，全体荷枪实弹，整队进城。大家跑到小吴门外一带，就地散开，准备抗击叛兵。这时，的守城新军，要我们率队进城，以免妨碍射击目标，乃进城暂驻曾祠（今长沙市第十四中学）待命。后经侦察，始知攻城之说全属谣言，遂于初三上午返回学堂。陆小学生中过去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络或者思想比较激进的，则在光复时参加了实际革命工作，担任新军中的下级军官或其他职务。如向忠勇随西路招讨使赴，担任招讨员，九月十三在常德与杨同时遇害。
长沙光复后，湖南陆军小学部分参战学员合影
长沙光复前，陆小监督调职广西，早已离湘，校务由提调夏国桢（湖北人）负责。起义几天之后，有人向督署名告发，说夏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被逮捕，拘押于督署，并由督署将陆军小学堂改为陆军小学校，委派刘鸿逵为校长。随后，又改委戴凤翔接充，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校视事。
四月上旬，南京留守黄兴通令南方各省，陆军小学一律停办，所有学生全部送南京进入伍生队受训。其时陆小在校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系第四、五两期生。湖南督署将停办陆小的命令转发到校后，校长戴凤翔即赶办结束事宜，随即率领学生一百六七十人，乘“快利”轮船由长沙出发。到南京下关时，适赣军俞应麓部在城内哗变，不能进城，宿于下关海宁寺。第三天始率队进城，住南京碑亭巷南洋第一楼。次日，戴凤翔往留守府见黄兴，黄面嘱戴与入伍生队队长沈靖（浙江人）接洽编入该队事宜。当时学生在途中闹疮的很多，在入伍生队检查身体的时候，凡生闹疮比较厉害的，都被军医剔除，不予取录。后经留守府军务厅长张孝准决定，将未取录的二三十个学生，全部编入复城桥军需学校第一期受训。编入入伍生队的学生，后来则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办七年的湖南陆军小学，至此全部结束。
编者注：本文字成后，曾经曹伯闻、两先生校阅，并在个别地方作了补充订正。
选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为戴凤翔将军题字。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题写墓碑
戴凤翔将军回忆录《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戴风翔将军回忆录《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戴凤翔将军回忆录《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戴风翔将军回忆录《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汉阳保卫战
戴风翔将军回忆录《湖南陆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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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ypooi张振中编撰钟松字常青，民前十一年(1900年)彽农历八月初一生于松阳古市樟村，祖应泉，父时光，皆以务农为业．民国十一年，毕业于浙江十一师范学校，国民革命军兴，于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以后因各阶段革命工作需要，先后入庐山训练班，陆军将官班一期，美国驻中、印、缅陆军军官战术学校三期，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及国防大学联战系三期。接受军事深造成教育。　　黄埔军校毕业初，钟松患伤寒，医院判已死亡，送太平间，幸好被同乡人张树青发现尚有气息，领出治疗，得以不死，但落下严重残疾，无法正常行走。时任连长，行军却需坐轿，十分尴尬与不便。钟松心想，自己是立志从事军事工作的人，不能行走，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坚持每日步行40里，半年后竟恢复了正常行走的能力，只有极了解的人，才能看出尚留一丝的“瘸”。　　坚韧的浙东山区农村人性格，造就了日后战场上的一名悍将。1925年9月至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迄克复北京为统一全国之间；历任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连连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炮兵连连长，炮兵第三营营长，陆军第二十一师，第三师中校营长，在校长蒋公，炮兵团长蔡忠笏，师长陈诚，及毛炳文麾下，先后参与南昌、蚌埠、徐州、济南等战役。　　1929年7月在剿共期间，因北伐迭建功绩，提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六旅十二团上校团长继升第六旅副旅长，在第二师先后任师长顾祝同、黄杰麾下，率部参加河南兰封、新郑、潢　川、豫鄂皖、川陕甘，务次剿共之役。　　1932年8月中旬豫鄂皖国军与共产党徐向前、邝继勋、李先念部约四万人在黄安七里坪决战，双方伤亡惨重，国军所有部队均吃了败仗，唯钟松团2000余人在白马河顶住并阻击了共军相当大部分兵力，共军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并追击至四姑墩，双方展开白刃肉搏战，徐向前部伤亡惨重，残部退败向平汉路以西。因此立大功破格在团长任上晋升少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亲赐书翰嘉勉并召见。　　1933年3月随第二师参加长城抗战，血战南天门六日，日军伤亡惨重，但始终无法突破12团的阵地，因阵地修建有方，在所有参战部队中伤亡最轻而战果最大，受国内外战地参观记者团好评，立功晋升补充旅旅长。　　1937年任独立20旅旅长，该旅8月9日驻守虹桥机场的张应安营果断击毙擅闯中国军事禁区进行挑衅的二名日本士兵，打响了8.13淞沪抗战的第一枪，而后钟松断然拒绝了陆军总长何应钦枪毙张应安营长的要求，而设计拖延侵华日军。在蒋委员长下令“扫荡上海日军”后，独立20旅、87师、88师非常迅速地开进上海，部队集中于上海真如。　　8月10日晚，在上海真如战前军事会议上，与会者有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保定三期）、87师师长王敬久（黄埔一期）、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一期）、独立20旅旅长钟松（黄埔二期），会上钟松极力主张先下手为强，但被张治中将军否决，张治中竟坚持“日军先开枪，方可开枪；日军先开炮，方可开炮”，由此造成开战初中国军队极为不利的被动之局面。战场上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黄埔一期）指挥不力、处置不当，使六十一师刚开上军工路阵地未及放一枪，一个上午就被日军猛烈的炮火几乎完全消灭；8月20日在上海近郊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杨步飞被撤职查办，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十分不满，指示张治中往后需服从顾祝同的指挥，指挥权被蒋介石实际上撤消了。钟松的表现却受到白崇禧、蒋介石的关注；8月23日在淞沪战场前沿独立旅旅部蒋委员长亲自将六十一师番号交给了钟松；8月25日钟松被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为整编第六十一师师长，该师辖两旅有一万七千余人(原61师缩编为一个团，劳冠英任团长），成为中国战力最强的骨干部队，后转战浙北山区。　　1938年2月，61师奉命调防至武汉担任卫戍部队，就在向陈诚报到时，突然被缴枪扣押，以吃空缺为由，撤职下狱，囚于卓刀泉陆军监狱，钟松斥责陈诚是“绑架”。幸蒋委员长及时得知后，立即命令监狱长释放，并召见钟松，接替61师师长职位的陈诚系黄埔一期生李树森走到半路被撤回，钟松复职，61师官兵欢声雷动。陈诚实有泄私愤、吃队伍之嫌，钟松因此坐牢六日，从此也与这个丽水同乡、十一师范的校友结下了仇。　　1938年4月参加陇海战役（即兰封战役），编入第27军（61师钟松、88师龙慕韩、106师沈克），军长桂永清，出战敌酋土肥原第14师团，土肥原几乎击溃了所有与之交战的国军部队，唯独始终无法突破61师的防线，后桂永清命令61师、106师撤退。撤退中钟松遇到薛岳，薛岳命令其回头攻击兰封城，钟松立即率部攻击土肥原，61师对溃退土肥原师团展开追击，钟松号召部队要活捉土肥原，据传土肥原对部下说：这是最硬的中国陆军，以后再碰到要特别小心。战役后，桂永清（黄埔一期）因指挥不当被撤职，88师师长龙慕韩（黄埔一期）因怯战、擅自弃守兰封被枪决，而钟松却因表现最为突出获华胄纪念勋章。　　1938年8月编入71军（36师陈瑞河、61师钟松、88师钟彬），军长宋希濂，参加武汉外围富贵山、息县、小界岭血战，日寇始终无法突破71军防线，被誉为第二台儿庄，歼敌4000余。特别是息县，钟松接到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亲自打来的电话，要求派一个团坚守息县三天，以掩护张自忠兵团，钟松派黄定五（黄埔三期）团硬是坚守了息县三天，完成任务，战毕该团三个营长阵亡二个，一个负伤，中校副团长负伤，政治部主任负伤，二千多人的团仅剩下几百人，一场名符其实的血战，当时有民谣传曰：中央军钟松大战黎集，史水为赤。　　1939年初先编入16军，军长董钊，但不久即编入90军（53师曹日辉、61师钟松、109师胡松林），军长李文（黄埔一期），负责黄河西岸防卫，多次与日寇交锋。　　1939年夏，61师又部署在山西稷山、河津一带和日寇发生激烈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方天戟营长阵亡。当时，有部分官兵退到黄河东沿固守，事前在悬崖上做好工事，敌人即使想在禹门口渡河，也一定要遭到我军的阻击。因此，日寇一直不敢冒险渡河。钟松为了纪念与日寇作战阵亡的数千将士，在河津黄河东侧的悬崖上刻“陆军第六十一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流芳千古。每字有6平方尺大，5里外就可以看见。字是由副官处长宫伯毅书写的。此崖刻目前仍在，不少字迹清晰可辩，但七十年代曾遭严重破坏。　　1940年参加侯马战役，承受了很大的伤亡，力克侯马成功解救陷入日寇重围的刘茂恩将军的第十五军。　　1941年钟松任76军代军长，1942年蒋委员会亲任钟松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个特种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十四军）之一的第二军军长，但原军长李延年不肯交权，钟松好言相劝了一个月，李延年也不肯到34集团军任司令，加上陈诚作梗，最后由陈诚派的王凌云为二军军长，李延年后觉对不起钟松，请钟松到34集团军内当军长，钟松却宁可当二军副军长也不肯到李延年的下面当军长。　　　1943年秋蒋委员长亲自点名指定，军事委员会撇开军长王云凌命令副军长钟松带领第二军两个师(第9师张金廷、新编第33师杨宝毂）参加滇西反攻，钟松指挥部队仅六天就以极小的牺牲攻克日军平戛据点，全歼日寇千余，无一活口，缴获大量日军装备，继而克芒市，肃清了松山的后方日军，使何绍周将军最终攻克松山，全歼顽敌。因此于日获国民政府军人最高荣誉第137号青天白日勋章。　　日本败局已定，中共成了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1944年蒋委员长任命钟松为新七军军长，回陕北进入胡宗南集团。1945年新七军与三十六军合并，新七军番号取消，任三十六军军长，辖五个师六万余人。1946年任整编三十六师中将师长，辖三个整编旅三万三千人，是西北国军最重要的部队。　　此后二年多，钟松作为国军最重要的部队的指挥官,执行的是最危险的任务，在西北战场与共军彭德怀、徐向前等部队展开空前激烈的交量，屡挫共军，取得不少战绩，被共军将领称为最反动、最狡猾、最善于声东击西、最喜欢擅自发挥的国军将领，据传彭德怀称其为“打不死的钟松”。　　整编三十六师也被对手称为胡宗南部三大主力之主力。战例有：援马继援1946年8月共军精锐骨干部队王震加强的359旅7000余人，从宝鸡回撤延安，与马继援整编82师激战于泾川、河谷之间，钟松36军奉命驰援，359旅在甘肃省西峰镇以南被钟松36军成功包围歼灭，在搜捕旅长王震时因突发异常天气，王震及百余人侥幸逃脱（已无长枪），团级及以下近7000余人被全歼。36师伤亡轻微，系内战中精典歼灭战。　　援榆林1947年8月，彭德怀部五个纵队围攻重镇榆林，国军邓宝珊将军率近两万人顽强坚守，彭德怀部猛攻月余不克，钟松奉命率二个旅一万七千余人驰援榆林，共军分兵打援，钟松出彭德怀不意，突然出长城走沙漠，绕过共军阻击，成功逼退彭德怀数万攻城部队并陷于被动，榆林解围，使共军白白付出八千余伤亡，一无所得。后长官部命令攻击沙家店，钟松提出不同意见，长官部仍坚持命令不变，钟松只能服从命令，指挥部队迅速南下，8月17日在沙家店一线双方激战一整天，共军伤亡很大。但因刘子奇违令擅自侧击失利，损失了123旅二个团，钟松部一万二千余人果断在深夜成功撤退，几乎没有再遭受任何损失，使彭德怀数万人的合围设想顿成泡影。此战钟松认为是“败仗中的胜仗”。　　援运城1948年四月，共军徐向前部三万余众，围攻运城，国军万余守军顽强抵抗四十余日，徐向前部久攻不克，不断加大军力，达五、六万人之多，运城这个军事重镇危急。钟松奉命率四个旅三万余人驰援，徐向前得知钟松来援，即由攻城转为重点打援，将主力埋伏于钟松必经之地。而钟松却是共军打援战法的克星，放出空气正常出击，以麻痹徐向前及内部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由陕州渡黄河，既而突然转入中条山区，数万大军无声无息地绕过了伏击的共军。徐向前部主力，数万人干等七天，正在躁急、疑惑之时，钟松前锋已象“幽灵”一般出现在运城城下，徐向前部顿时陷入被动，但与彭德怀在榆林不同的是，这个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却心存侥幸心理，想挽回败局，竟仓促移兵于不利地形下攻击钟松部，在平陆北七里坡与国军激战，钟松高居临下，运城守军也在欢呼声中出击，在优势的火力下，横扫徐向前几个纵队，共军全线动摇溃败，溃不成军，共激战十一昼夜，最终毙、伤、俘共军一万九千余人。战役完胜，解除了运城之危。这是钟松比较得意的一战，此战离沙家店之战仅七个多月。　　援六十五军1948年8月彭德怀部全力进攻永丰南国军第一军、第六十五军，激战中第六十五军被包围甚危，钟松奉命驰援。钟松留部分兵力固守大荔，主力向大荔以北彭德怀部攻击，经五昼夜之激战，彭德怀部不支溃败，被歼万余人，退向陕北。日在大荔36军军部澄城战役军事检讨会上钟松与胡宗南发生激烈意见分歧，以后有人有意将澄城战役失利责任推向钟松，开脱已叛变的28师师长李规。不久钟松从自己的渠道得知共产党在国军部队的渗透远比他能想象的要严重，多个重要将领有通共叛变的可能，其中涉及裴昌会（裴昌会1948春就开始与彭德怀总部秘密联络），这使其异常震撼，从而对一些将领的态度及西北战场上很多蹊跷的事情晃然大悟，对这些人的军人道德之恶劣感到十分心寒，也对自己身边阵亡的许多优秀军人感到十分心痛，经过深思熟虑后遂发电报向军事委员会以“人地不宜”提出辞呈，并将家眷送往香港。但军事委员会却以缺少能作战的军事指挥人员不准，顾祝同出面以“免为其难”复电。胡宗南得知后，立刻亲自赶往大荔挽留，请钟松任第五兵团总司令，钟松对胡宗南说：你要我当共产党的俘虏我是不当的，我是不会再打仗了。最后两人约定，钟松以后不指挥打仗，负责非战事宜，任第五兵团副总司令。共产党从此在战场上少了个最可畏的劲敌。西安失守前，钟松以治病为由断然离职前往香港。　　国民政府大陆失败后，钟松51年由胡宗南推荐任江浙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军事处处长，继而任浙江省省政府代主席，在东南沿海岛屿与共军进行了大小三十余役战斗，其中以洞头、白沙、黄礁、金镇卫、沙埕、麂羊、积谷山等战役为大。为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55年任国防部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964年出国考察回台湾路过香港，钟松拒绝了中共特务机关“海外工作组”专门派遣的人员的策反与金钱收买，并向中共人员开诚布公地阐述国民党人的政治观点，一口气讲了数小时，保持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气节。1965年钟松以陆军中将退役。晚年出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　　1966年毛泽东挑起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了中国近代最黑暗的一页，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十年大浩劫，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在大陆的政策均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者对大陆的政策作了相当规模的改变，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大陆的政治、经济有了起色和转变。中共方面派有关人员多次拜访已旅居荷兰的钟松将军，表示希望他能回大陆看看。鉴于中共对国民政府抗战历史宣传的一些改变，加上想最后与久病不起的唯一胞弟见面，以及回故乡看看祖坟等多种因素，1988年3月钟松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大陆，他是大陆开放后首位回大陆的但又与中共始终完全对立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大陆钟松受到了礼遇，在松阳面对古市镇的大陆基层年青干部说：你们知道是谁打了8.13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吗？是我！这是历史。钟松又说：抗战是反抗外族侵略，民族之争；内战是主义之争，兄弟之争。并在松阳中学题字：困学出真知。但大陆农村极度贫困和落后的现状仍超出了钟松的想象，因此钟松多次表述，中华民族应走真正的共和国的道路，这也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所追求的真正初衷。1995年在荷兰去世，享年95岁，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李焕送花圈吊唁。来源：新浪博客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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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移性指出的概念：是指政府按照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收益者的支出，主要有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它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型再分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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