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最早的佛教道场古“潘崇道场”

据民国七年重修《高淳县志》载“净行寺县东北十二里,周末有黎姓结庐其地,汉明帝时有僧构室诵经,名潘城道场,唐中和三年建寺.”从这里可以说明高淳是国内佛教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江南佛教活动最早的文字记载.

一、关于潘城道场的来历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刚传入我国,只有大都名邑才兴建寺庙供西域僧侣参拜,汉族出家为僧者.均无寺庙居宿.这些所谓苦行僧,大都依山傍石,结庐而据.据史料记载,公元58年,汉明帝刘庄登位,梦金甲神现于西方,纪元61年派使臣出使印度,纪元67年印度佛教正式引入中国,而在这个时候,我们高淳就有了古“潘城道场”,这是大有来头的. “潘城道场”,又名“潘崇道场”.俗称净行寺,或称寺墩头,唐代称“潘城寺”，周约近百亩面积,位于淳溪镇浦头村周家村后,现遗址保存完好,关于潘城的来历,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诸子百家,各家学派,其中楚国有一个大名士叫潘崇,位至楚国太傅.生于东周周惠王年代（公元前676年）,这位先生博学好道,多才多艺.楚成王时,立商臣为太子,并拜潘崇为太子傅,后来由于商臣得罪了父王,楚成王有废长立幼之意,但又怕商臣造反,故欲寻过除去商臣和潘崇,议立次子职为太子.这个消息被商臣知道了,便跑去和老师潘崇商量,他们为了自救,密谋决定杀楚成王.当晚商臣控制了御林军,包围了内宫,成王正在睡觉,他们抓住了楚成王,潘崇仗剑曰：“王在位四十七年矣,成功者退,今国人思得新王,请传位于世子！”王曰：“我当让位,不知能活否？”潘崇曰：“一君死,一君立,国岂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达也”王曰：“吾令疱人治熊掌,其熟而食之？”潘崇曰：“熊掌难熟！”以带挽颈而之,即立商臣为楚王,即历史上的楚穆王.时在周襄王26年冬十月（公元前651年）.十年动乱时,林彪也悉心研究过潘崇杀君之历史事件,而后大谈其政变经,想不到这位政变老祖宗却落在高淳净行寺近3000年之久！

   楚穆王登位后,加封潘崇为太师,令其为令尹（掌丞相之职）并将太子之室赐之,潘崇推而不受,带着楚三公子壮,请于荆山之下,丹阳大泽之滨,现淳溪浦头周家后的寺墩头上,兴教办学,授徒讲学由于潘崇在此兴教,故古代的双塔、淳溪、薛城、古柏的部分,统称崇教乡,由于潘崇在此讲道,故又称“潘崇道场”或“潘城道场”.

   又因我国古代风水学中,北方以山为龙,南方以水为龙.“潘城道场”四周有南塘港、沙子港、唐梨港、河城港、风溪港等九条溪,港水归高家滩.故潘城道场又称九龙山.旧佛教协会会长吴侠曾收藏一手抄本的“九龙山志”,其中记载了东汉学官在此,还记载了校官碑文,晋代和唐代修建净行寺的碑文,晋碑和唐碑在50年代还有不少人看到过.“潘崇道场”自春秋潘崇在办学起,一直连绵到东汉,学舍已经败坏,这时潘崇的后代溧阳长潘乾,重振教育,修复扩建学宫,并立“校官碑”铭记其事. “校官碑”是江苏省现存的唯一的一块完整的汉碑,汉代王莽之乱,为消除汉代影响,大毁碑记,就是全国也难见一块完整的汉碑,故显得它的珍贵. “校官碑”据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对研究汉代溧阳县的位置、溧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碑可称国宝,现存藏于南京博物馆, “校官碑”又名“潘乾碑”,但这块碑不是在固城,应在“潘崇道场”.碑文说到“构修学官”,说明这里原有学校,潘乾进行了扩建整修；第二个历史信息：“潘崇道场”是潘乾祖宗办学兴教的地方,更有理由把学校建在这里,这里已打上了潘氏的记号.唐时,学校更名“别业书院”,其别业出处,唐碑净行寺碑记中有“史氏别业”之句,统称“别业书院”.第三个历史信息：“潘崇道场”周围数十里,古代称崇教乡,说明这里是潘家办学的教育区.第四个历史讯息：这座学校,西侧是一条小溪叫凤溪,当面有一水塘,也就是魏进士请县令吃起水鲜的河塘,现还存在.因学生在内洗笔砚,故又叫砚池,到宋时,这所学校更名为“凤池别业书院”.（取凤溪,砚池首尾二字）.后来人们认为“凤”有些女儿气,改成“鹏池别业书院”.据湖滨中学魏云龙老师考证,此书院在北宋还相当兴盛.魏良臣是宋政和3年进士,年少时就在此上学,他在《太子太傅退尺翁行录》中云“其祖父魏觉,一日过鹏池别业书院,良臣执笔,疏渚子孙名字…”说明此学校在魏良臣爷爷之前,就已存在.而“校官碑”也在此书院内.据记载,此碑发现于宋代,南宋绍兴13年(公元1143年)溧水尉喻仲远(字居中)得之于固城湖滨,并把它运到溧水县署内.说明此碑是在固城附近得到.在北宋时,高家滩经南塘港是和固城河连在一起,“潘崇道场”前边的高家滩,就是固城湖滨.我认为,喻仲远是个品行不端的官员,他到高淳来,游览潘崇道场,发现此碑,由于他是个识货的行家,看到是一个宝贝,凭他的县尉官阶,硬把此碑拖到他的官衙去了,后来传说此碑有神气,又不是银子,行带不方便,便留在了溧水城里,“潘崇道场”是一个教育博物馆,此碑应归还高淳.

“潘崇道场”是一块风水明珠,历来是权家争夺的对象.唐中和三年(公元879年)重建净行寺,由唐代文学家刘欢作碑文,本地书法家陶真固书碑,此碑文收录在历代县志14卷和15卷.碑文中提到：“潘城者.淞古其名,云史氏别业,舍为伽蓝,靡覩铭记,莫知年代…”那么,潘家的祖业,又为何到了史家手里呢?在这里,我们说说高淳史氏,高淳史氏是汉宣帝刘询的外婆家,因宣帝为史氏女子所生,我这里有一册“史氏总谱”记载得很清楚,西汉时,有史丹者,字君仲,鲁国人,有一个妹妹,叫史良娣,汉武帝时,被纳入太子妃,生下一子叫皇考,后来太子卫病故,太子妃退回娘家,后皇考生下宣帝,数月其父皇考又故,外婆家痛外甥,在宣帝不满周岁时,由史家接回抚养(史称流落民间),(汉书史良娣传)后来昭帝刘弗陵在元平年间驾崩，下无太子继位，就从史家将刘询接回皇宫，登上大殿，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尊位后，将三个表兄“高、曾、元”皆以外戚旧恩，封曾为蒋陵候，元为平台候，史高在平叛大司马霍禹事件中立功被封为乐陵候。宣帝病，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尚书事（班固汉书）（武阳候传）将军国大事全部交给了史高。尔后，自宣帝刘询本始元年始至平帝刘衔元始五年止，历六帝，长达74年，史氏以外戚参政，权高炳国，嗣爵四世，传至史获、史苓，史崇。初始年间，王莽之乱，史获，史芩及史家600余口均遭害绝。唯史崇辟乱南逃溧阳（即今高淳）。看中了“潘崇道场”这块宝地，并把潘家搬到了固城湖边的潘村（潘村原名搬村，因为是在潘城搬来的，故名），这样潘家的祖业就成了史家的了。史崇，字伯勤，年幼好武，为人也有些霸道，由于报仇心切，杀心较重，高淳民间骂小孩有句口头禅，如果小孩调皮就会骂：“你这个死不尽哎！”谐音“史伯勤”，实际上也没错，他是被王莽杀了未死尽的史家唯一传人。后来，光武兴、史崇从溧阳起兵佑刘秀复国，战功显赫，成了东汉刘秀的开国功臣，被封为右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加骠骑将军，封溧阳候，食邑万户。后来佛教传入,史家为了追念王莽乱被害家人,在潘城道场大兴道场,祀典祖宗.这就是唐碑中所云：“史氏别业舍为伽蓝”的来历.而溧阳(高淳)史崇为溧阳始迁之祖、苏、浙、皖、大江南北诸省自此繁衍,也就是天下姓史的大都是从溧阳(高淳)发脉.

而这“潘崇道场”,谁有权,谁都想要,到了东汉末年,潘崇的后人潘乾当了溧阳长,在此,构修了学校,并立碑铭记,出现了学校和庙宇同在的现象.而潘家的基业,又回到了潘姓名下,高淳有俗称叫“潘史不姓刁”,说明了潘姓、史姓都有坚强的信念.

三、“潘崇道场”是国内最早的佛教道场之一

 我县统战部退休干部邢光鉴老先生说过“世界佛教中心应在中国,中国的佛教中心应在南京地区,而汉传佛教之根应在我们高淳”.特别是去年南京建初寺阿育塔出土佛顶头盖真骨面世,震惊世界,更巩固了南京佛教中心的地位,那么为何说汉传佛教之根在高淳呢？我们来看一下东汉的初期社会,东汉初期是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时期,民间有“刘秀登记,麦秀双枝,稻熟二季”的说话.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光武帝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他沿袭了西汉以来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的技术转型,在光武帝以后的几代帝王中有的从经学和谶纬之术中求长生不老之方,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又加之谶纬之术的虚幻不实,有的王候便转而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但是佛教初入时,人们只是把他着为一种方式来对待,并是不象虔诚的佛教徒那样作为一种真正的敬仰,而是把佛教作为祭祀的一种”(佛学家释远尘),汉校官碑中有“笾豆用陈”、“钟磐垂矣”.

 “即此龟艾”等句说明这里有供佛的祭品、和尚用的钟磐法器.还有占卜吉凶的龟艾,有东汉佛事活动的全部内容,可证明当时在“潘崇道场”学佛的人群规模很大,因为佛教也是一种教育,当时寺庙和学校同时存在.因为构成“道场”,必须有三个条件:①何人的道场,答:潘崇道场.②群众学道、学佛的教育区.③有学校、有寺庙.潘崇道场这个三个要件都能存在,故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道场.

古代寺庙是研究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高淳旧时有个说法.叫“要知丹阳史,一寺担二观”.一寺是指潘崇道场之净行寺,二观是指古柏的寻真观和沧溪的三元观.

在高淳的历史中丹阳占重要的位置,高淳属丹阳中心,如果我们就高淳讲高淳,不过500年历史,如果从丹阳说高淳,其空间就大了,丹阳设郡县从公元前121年(西汉武帝)至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高淳属丹阳728年之久,而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正生活在这个时期内.他们在史记、汉书以及后朝历代所说的丹阳,都是指我们这一带地方,后期的名人雅士好古,他们都以为古丹阳人作为自豪,在他们的文字中,经常出现“古丹阳xx,丹阳xx”，说明丹阳人们在他们头脑中生了根。为什么说，汉传佛教之根在高淳呢？因为汉代造佛像，建寺庙的老祖宗出在我们高淳，国内最早的佛教道场，又在我们这里。起因还得从春秋说起，春秋吴越之争，吴国灭了越国，并把越王抓到吴国做奴，越王假装老实，取得吴王的信任，后来吴王生病，越王去探病，这时吴王正在拉屎，满屋的人都臭得掩鼻，越王进房时说：“满屋异香”，问了吴王的病后，把马桶拿开，用手抓了点吴王的屎吃了说：“大王便甘，恭喜大王，你这病指日可好了。”更取得了吴王的信任，吴王病好后，就把越王放了，越王回国后，精而图治，卧薪尝胆，任用大臣文中，范蠡的计策，使用美人计进西施，终于消灭了吴国，吴国灭亡后，上大夫范蠡携带西施从太湖，泛舟而去，到了丹阳的宜兴（也有说到了山东的定陶）看到这里的土黏，就开始烧陶，成功后，在全国各地设点，同时做粮食和珍宝生意，发了大财，富可敌国，生意还作到海外，有付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涌进达三江”。就是指的范蠡，后来生意人和企业家均把他拜为鼻祖。这里讲的三江，就是下江、中江、上江，我们高淳位于中江，范就坐居中江，分顾三头生意。并隐居埋名，以陶为姓，自号陶朱公，后代子孙兴旺，留下一支陶姓在高淳（陶氏宗谱），到了东汉，姓陶的出了一位名人，任彭城刺史，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让徐州给刘备的陶谦，陶是我们这边人，丹阳人纷纷去投奔。这样引出一位造佛建寺的鼻祖来。

四、笮融，中国造佛建庙第一人

在古丹阳时的高淳,有个古地名叫“笮家湾”,约在沧溪谷家后的桂家村,又叫鬼门关,这个地方是个恐怖区,连年水旱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有的全家死都死光,就连过路人经过,回家也会死亡.同时,到了笮家湾抓人做和尚,故高淳有句俗话,每碰到倒霉的事,就说:“真倒霉,动到笮家湾去了”.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叫笮融, 笮融本是东汉时高淳地区的一个小军阀,他的家在漆桥笮家,有座桥叫笮家桥, 笮融号称“笮百万”.也就这个人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弘扬是推动东汉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村子上发瘟疫都死光了, 笮融就到潘崇道场做了和尚.汉末时,黄巾起义爆发,他又带着几百信徒和僧人到徐州投奔陶谦,陶谦因镇压起义有功,受到朝庭重视.此时, 笮融率人来投陶谦,被任命为管理广陵(今扬州),下邳、彭城丹阳等地的粮食运输官员.他以奉佛为号,吸引群众,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个时候战乱纷纷和人们生活比较困难的形式下,响应者如云.后来在曹操攻打陶谦时, 笮融率领三万多民众逃往广陵,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信徒,但其中的佛教徒也一定不在少数.

笮融在掌握了粮食管理大权之后,就大事举办佛教活动,有关笮融的佛事活动,《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中有详细的记载:“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投陶谦.谦使督丹阳、广陵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似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溶三千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其他伇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从上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 笮融得权之后,擅自将公款用来制造寺院,塑造佛像.而且还通过免除徭伇的方式来招募佛教信徒.通过这一措施笮融先后招五千多户.因为前方在打仗,几十万大军要吃粮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陶就派笮融回到家乡,以“潘崇道场”为据点,以学佛招来信徒,并在笮家湾(鬼门关)常年设粥棚,广招无家可归的破产农民,四乡难民纷纷奔“鬼门关吃粥去”.同时在丹阳湖中围恳造田,并把田以优惠政策分给信徒,由于兵荒马乱,高淳境内抛下无数荒田,他把荒田也分给信徒耕种,因此丹阳湖成了天然粮仓, 笮融的做法不但解决了军粮供给,还对东汉时期国内的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可以想, 笮融当时举行集体诵经和浴佛的宏大场面,这段文字还可以证明潘城道城在东汉时有寺院和佛寺的存在. 笮融造寺的规模可谓宏大,能容纳三千多人,同时做佛事,其建筑格式,有重楼、楼阁道.故也证实潘城道场可容三千僧道讲经的事实.同时,对塑造佛像的工艺,即以铜为原料,外涂金粉,披以锦彩袈裟.可见,当时佛像塑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笮融一方面利用职权将漕运粮款挪来大建佛寺,祀佛招来民众,从而壮大自己的军阀势力;另一方面又通过设以酒饭,免除徭役和举行大型法会活动的办法,鼓励广大下层民众信仰佛教. 笮融通过这两种方式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而且还在客观上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笮融就在扬州、徐州、安徽、福建、浙江等全国各地造分庙,就现在办公司一样,大公司以下有子公司,高淳古代潘崇道场办法会,各地分庙都来参加,人员多达数万人.高淳有句俗话“一出东门十里屎,都是和尚放出来的子.”因为和尚没后代,拉屎叫放子,和尚拉屎十里,可见和尚多啊！由于笮融的推崇佛教,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天下名山大刹诸多开山宗祖,大多出于此.直到唐宋朝不少名山大刹做法会,须请净行寺和尚普度法会,在高淳佛门中有个说法叫:不到西天拜雷音不成佛,不到江南朝净行不算僧,可见“潘崇道场”在佛门中地位之高.这也是高淳为何称“江南圣地”…之真正来源.

从笮融专崇佛教,排拆黄老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江南江北普通群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从佛教在高淳的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信奉群体已经从宫庭王室逐渐普及到平民百姓了.而笮融的支持和弘扬佛教则成为国内民众有正式佛教信仰的开始,故邢老先生说:“汉传佛教之根在高淳”,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高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传入中国后不久就能在江南北逐渐传播开来,是由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相互融合的结果.

具体来说,中国当时的民俗思想就是信奉黄老之术,因为佛教的一些思想内容与黄老之术有相通之处,笮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感到黄老之术中有太多的虚妄成分,于是诋毁黄老之术,在民众中大力弘传佛教思想.东汉江南大规模的信佛,与当时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东汉中后期,由于朝政不稳,战乱频繁,又加之黄巾起义、诸王之争,弄得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动乱的局势下,很多老百姓将自身的命运寄托在以祈祷鬼神的方式来保佑平安.也是因缘凑合, 笮融在掌管三郡粮食之权后.建寺奉佛.通过设以酒饭,免除劳役等方式,使大批迫于生计的老百姓看到改革命运的希望,他们纷纷携妻带子归依佛教,所以高淳的佛教与其他地方不同,他可僧俗同佛,拖家带子都可以住寺庙,高淳佛门还有“全佛生”和“应佛生”之分,“全佛生”指清修念佛想成佛的和尚,而“应佛生”除了给人家做佛事,唱目莲戏时吃素外,平时均可吃肉喝酒,有的还可以有家小,他们大多是靠菩萨吃菩萨的破产农民.

虽然普通民众当时信奉佛教动机是为了全身远祸,维持生机,但其中也不乏接受佛教思想后,转而成为虔诚佛教徒的人,有的还成为了各地的高僧大德.在笮融之后,正是这些正信佛教的传播,使得佛教在江南北诸省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成为全民的宗教信仰.高淳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南圣地”.

五、唐宋以后的“潘崇道场”

到了唐代,东汉建的古道场,已经破毁.唐中和三年由江南名士顾矜、唐和、孙浦、赵志、顾左、顾中、顾表、唐琚、李绍、廉察大夫裴乾珍等发起,重修净行寺.并由当时文学家刘欢做文,陶谦的后人,当地书法家陶真固书碑,此碑文收录历代县志中.宋时参知政事魏良臣议和有功,高宗皇帝将道场封于魏氏作香火院.寺庙西侧为魏良臣祠,四府八县,岁岁礼供,南宋诗人范成大,也就是魏良臣弟弟的女婿范成大长住此寺,并写下了大量的诗歌.由于道场被魏家占了,香火就少了,佛教地位也就逐渐冷谈了.明代南塘名士吴国乘成化间登进士,被选县令.但他不顾出仕,并隐居此寺,教书讲学,结社谈经,在此著有“慎齐野史”、“笔花集”等,宋明二代县设僧官一名驻此,但此寺如何到魏的手中,宋高宗封寺给魏良臣的诏书至今还没有发现,只是净行寺门上一副对联写道:“前朝香火院,终古焚王家”,意思是认承是魏家香火院,但是“人王”大不过“法王”,魏良臣再大,也大不过焚王(释迦牟尼佛).资源共享,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所有,这倒是比较公平,符合现代思想.

到了康熙35年,为净行寺的归属,吴姓、周姓、姜姓认为魏家是“赖祠堂”、“祠堂是魏家的寺庙应是大家的”与魏氏打下了数年官司,最后还是看在魏良臣的面子,将祠庙判归魏氏管理,到了清光绪9年,寺庙多处毁坏,魏姓重建大佛殿.

1939年高淳成立佛教会,会址设此,会长僧山林、秘书长吴侠.

1945年日本鬼子烧毁部分建筑,余下大佛殿和厢房.其中木戒台、钟楼、藏经阁及历来宫廷御赏佛宝及大量佛经典籍全毁于兵火.194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南京重建,高淳恢复佛教支会,由吴侠任会长,修复了部分建筑,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老先生送来“魏氏总祠”、“楚韵汉风”、“江南圣地”匾三块.

1965年.双塔公社党委拆魏氏总祠、净行寺大佛殿,其砖木用于建公社办公室和双塔中学之用.

2007年,在全县文化遗产普查中,我们挖掘到了这块宝地.县文化局张永年局长、原局长汪士延先生、县文联赵小亢主席非常重视,他们数次来潘崇道场遗址现场考察,他们认为这块遗址文化推积深厚,非常值得保护和挖掘.而且值得庆贺的浦头村的群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精神十分可贵,他们把这块遗址保护的很好,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已深入人心,这项工作走在了兄弟市、县的前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