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三种代表性观点_百度知道
如何认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三种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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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社会学近150余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学的产生、发展与分化，社会学各流派的出现事实上并非来自经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早期（古典和近代）的社会学实际就是社会学理论或理论社会学。以孔德创立社会学为例，他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西方古典社会学的另一位奠基者——希尔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孔德、斯宾塞的后继者，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只有迪尔凯姆是例外）的社会学著作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并无经验研究可言。然而这些社会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们的论著（西方学者往往将它们称作理论社会学）对整个西方社会学的产生、成熟和进一步发展所作的贡献乃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离开了社会学的理论这条主干线来谈社会学的发展，绝无可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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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三种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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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社会学近150余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学的产生、发展与分化，社会学各流派的出现事实上并非来自经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早期（古典和近代）的社会学实际就是社会学理论或理论社会学。以孔德创立社会学为例，他的社会学思想直接导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西方古典社会学的另一位奠基者——希尔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也是纯理论（含方法论）的探讨，并无经验研究材料的支撑。孔德、斯宾塞的后继者，近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帕累托（只有迪尔凯姆是例外）的社会学著作也只涉及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并无经验研究可言。然而这些社会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们的论著（西方学者往往将它们称作理论社会学）对整个西方社会学的产生、成熟和进一步发展所作的贡献乃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离开了社会学的理论这条主干线来谈社会学的发展，绝无可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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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人民日报人民要论：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来源：&&&&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又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今日中国的主旋律。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交融、互为机遇的历史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准确判断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更好治国理政、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为“中华号”巨轮破浪前进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实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牢牢把握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特征，实现发展战略的与时俱进
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分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要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与所处历史环境、具体实际和阶段性特征相一致，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这一普遍规律，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晰当今国内国际发展大势，明辨我国发展的方向和面临的机遇挑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导航仪和推进器。
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特征。人类社会发展是一条生生不息、波澜壮阔的长河，由若干河流、河段组成。成熟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善于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这条“长河”的规律、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这条“河流”的规律、本国本民族和世界所处历史阶段这个“河段”的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产物，是深谙“长河”“河流”“河段”规律特征的治国理政理论。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完成的任务。全面依法治国，是运用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必须把握当今时代的规律和特征，完成时代提出的任务和要求。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特征。人是历史中的人，党是历史中的党。任何政党都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只有充分认识所处历史阶段的规律特征，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达到执政目标、推动社会发展。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十八大以来一直倡导并践行的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赢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支持，是因为它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符合党心民意，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现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还有2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出发，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把其他三个“全面”作为战略举措，体现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征，是从中国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真经”，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充分认识罔顾阶段性规律特征带来的颠覆性危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河流”“河段”带给执政党一个铁律：罔顾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特征，或无原则倒退，或无根基超越，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危害。苏联东欧剧变，殷鉴不远；西亚北非动荡，就在眼前。特别是一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刻教训，充分表明罔顾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特征、选择错误发展道路的巨大危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充分吸收他国经验教训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康庄大道、人间正道，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用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我们的政治定力、发展定力、战略定力，团结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形势。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描绘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牢牢把握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是发现矛盾、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包括矛盾运动定律，包括判断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推动解决好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的内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感应时代律动，抓住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的发展高度上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统一，推动中国社会蓬勃发展。
掌握社会矛盾运动的建构力和解构力。人类社会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矛盾共存体。能不能认识矛盾、洞察矛盾运动走势，会不会解决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是执政党不容回避的“大考”。“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们党注重分析社会矛盾运动，注重总结解决矛盾的历史经验教训，注重把社会矛盾运动的积极面和建构力搞得大大的多多的、消极面和解构力变得小小的少少的。今天，我们确实发展起来了，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战略机遇期”仍在，“矛盾凸显期”也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习近平同志指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问题导向，正确认识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战略决策，把分析和解决矛盾与统揽全局、引领发展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建构战略布局，通过扩大机遇、消解矛盾、转化危机极大增强社会矛盾运动的建构力、消弭其解构力，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化解现实风险。“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样就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好了准备，必将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当前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关系。任何社会都存在主要矛盾，存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研判社会矛盾运动的“总闸门”；把握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分析和解决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的“总枢纽”。这对执政党研判矛盾、把握矛盾、解决矛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党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不同时期社会矛盾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现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把握“总闸门”，又抓住“总枢纽”：把握“总闸门”，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抓住“总枢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对写好写精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把握“总闸门”、抓住“总枢纽”的集中体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的最大矛盾；这个最大矛盾的来源、基础、依据由主要矛盾所决定，解决这个最大矛盾的目的、手段、过程都是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它们既是矛盾的统一体，又在解决矛盾中实现有机统一。现在，有人只记得“总闸门”，不注意“总枢纽”，这无异于“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抓住解决主要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人类社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实践，既看当前实践成败，也看未来实践效果；检验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唯一标准：看绩效，既看现实绩效，也看长远贡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主要矛盾，通过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明确现阶段发展的目标任务，凝聚起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法治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果、新成效体现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要求，促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造坚强领导核心。协调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党群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如期实现；与之相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一定会如期实现。真理往往具有这样的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在显示这样的力量。
牢牢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布阵筑基
发展是有目标和目的的。500年来，人类社会发展总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是顺应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现代化。“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回答什么是治国理政的现代化、怎样实现治国理政的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进行战略布局，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布阵筑基。
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人类社会已整体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具有普遍规律；各国实现现代化条件和背景不同，具有特殊规律；现代化的阶段和程度不同，具有阶段性规律。执政党在现代执政，必须推进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时实现自身现代化。这是对执政党意志、智慧和能力的考验。我们党执政后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大方向从未发生变化和动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21世纪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后提出的，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把握我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和现阶段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规律：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同时把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作为当代现代化的具体涵义，让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同时发力、同向而行，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布好阵、筑好基。当前，有些食洋不化的人只知现代化的西方发展规律，有些思想仍停留在上世纪的人只知过去的现代化涵义，不深入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特殊性、阶段性，主观臆断，结果南辕北辙。这提醒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意蕴，尤其要掌握其精神要义和认识论方法论意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来，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标杆”前进。
把握在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前瞻性。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发展的片面性、断裂性，付出了经济危机频发、阶级矛盾激化、生态环境恶化、人的精神空虚等沉重代价，消极影响流布至今。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前车之鉴。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传统、体量巨大的社会推进现代化，复杂性、艰巨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我国生产力层次多，“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现象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关联性、耦合性显著增强，发展任务又十分紧迫。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吸取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握现代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前瞻性，针对我国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面”为基本要求，以“协调推进”为基本方略，展开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布局、整体性引导、针对性突破。每一个“全面”都有一套内涵丰富的系统理论和方略，立足于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形成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解决好治理方向、制度模式、治理体系、治理路径、价值体系、治理能力诸问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拓展当今世界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新境界。今日世界，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大舞台。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西方，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伴随着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坚持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实现中国梦为旨归，将使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也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将创造一个不是通过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合作共赢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发展模式，推动一个不是内含冲突意识、而是主张“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古老文明实现伟大复兴，开辟一个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而今，在世界最广阔的大陆、海洋上，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开始谱写共同繁荣的乐章，“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正在演奏梦想的交响曲。“借得东风好行船”。所有这些，将为各种不同人类文明探索和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中国经验，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增添中国动力，为丰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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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几个标志性时代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 原创体系大师辈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 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 是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 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 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　　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 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 K.Marx) 的资本主义理论, 韦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论, 迪尔凯姆( 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 斯宾塞(H. Spencer) 的社会类型理论, 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会理论,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环理论,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区与社会理论, 齐美尔( G.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说① 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宏观取向, 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 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 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 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 然而, 从总体上看, 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② 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 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 二是, 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的辈出, 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 因此, 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着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 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 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 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　　基本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 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 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 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学科发源地之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 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 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 库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伦(T. B. 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 世纪30～50 年代, 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 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 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 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 有　　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 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统的渗透, 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 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 即“模式变量”, 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专一性与扩散性.尽管这些　　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 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 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 、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 ① 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帕森斯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们似乎又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 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② 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劲影响力, 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 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 以至于“结构功　　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型.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 那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　　会学家, 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墨顿(R. K. Merton) 、斯梅尔瑟(N. Smelser) 、戴维斯( K. Davis) 、莫尔(W. E. Moore)等等,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　　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 即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 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 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 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意识, 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 与米尔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 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 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　　来,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 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 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 更准确地说, 是反帕森斯时代, ①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 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 达伦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创立了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劳( P. Blau)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 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　　织.　　米德(G. H. Mead) 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布鲁默(H. Blumer)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 并与库恩(M.Kuhn) 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 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 E. Goff2man) 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 Schutz) 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 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卢克曼( T. Luck2mann) 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 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 Garfinkel ) 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 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 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　　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 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 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 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的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 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 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 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 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 而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 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 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应地, 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 其结果是, 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 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　　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 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 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　　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 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整合起来, 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 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 二是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 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 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 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 使实践成为　　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冲突理论, 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 但研究内容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 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 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 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的基础, 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 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卢曼(N. Luhmann) 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吸取着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 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 卢曼进行了创新, 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 在这个时代, 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 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 人们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 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 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 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 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尔(M.Heidegger) 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 世纪70 年代, 并在80 年代达到其顶峰, 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 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 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 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 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 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特征,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 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 如鲍德里亚(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 如鲍曼( Z.Bauman) ; 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 如哈贝马斯;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 如吉登斯、贝克(U. Beck) .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他认为, 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 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 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 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 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 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 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　　被誉为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 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展开了论战, 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 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 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虽然自启蒙起即设定方案, 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 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 不过, 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现代性(late - modernity) 状态.同时他指出, 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之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 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此后就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 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 对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 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不论是后现代性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 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 世纪晚期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波澜, 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对这种症候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 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 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 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 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 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 一是,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建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 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 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 当然, 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也是学科发展的逻辑结果.就其主题而言, 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现代性? 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 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 一是, 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 二是, 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 三是, 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 而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 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　　意义上的社会学家; 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 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 即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 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