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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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0后小伙开火箭公司 促进国内航天产业向民营化发展（图）
　　胡振宇(左)、清华大学博士严丞翊(中)、有六年机械工作经验的吴晓飞(右)，创立了国内首家提供探空火箭发射服务的私人企业。受访者供图
　　胡振宇，1993年出生，江西九江人，今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注册成立了“翎客航天”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提供探空火箭发射服务的私人企业，目前公司已获得第一份订单。胡振宇也被媒体称为“火箭小子”。
　　发射高度4公里，2013年7月，在内蒙古科左后旗的一处荒漠，胡振宇成功发射第一枚由大学生自制的探空火箭，引起媒体和科研院所的关注。
　　从“炸弹少年”到“执行董事”，胡振宇的一次“意气用事”，无意间成了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航天业的“革命”。
　　在“翎客航天”出现前，国内火箭领域始终处于被国企垄断状态。“市场垄断、开发成本高、政策态度模糊”，有意者不愿探步向前。
　　但胡振宇并不畏惧，这个“90后”闯进了火箭垄断的市场，当然，“闯入”也意味着寻找出路。
　　穿着牛仔短裤在车间里拧螺丝的胡振宇，不太像一个“执行董事”，更像是创业草根。尽管他给公司的估值是一个亿。
　　晚上，他会和伙伴用液氧尝试制作“冻葡萄”吃，零下180摄氏度的超低温，让葡萄黏在了舌头上。
　　这构成了胡振宇的两面：勤恳的创业者与冒险的年轻人。
　　高中偏科 只爱玩炸药
　　记者：大家印象里，火箭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你的火箭和我们印象里的火箭有什么不同?
　　胡振宇：平时大家看到的火箭多是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运到轨道内，而我们做的是探空火箭。简单来说，一个不会掉下来，一个会掉下来。
　　记者：探空火箭的定义和用途一般是什么?
　　胡振宇：探空火箭是30至200公里高空的有效探测工具。与运载火箭相比，它体型更小，通常长度不超过10米，是在近地空间探测和科学试验的火箭。
　　记者：很多人都在想，一个20岁出头的大男孩，怎么会和“火箭”、“企业创始人”的字眼捆绑在一起。
　　胡振宇：上了大学，我还是很喜欢化学，包括炸药和航天，后来通过其他爱好者接触了火箭，火箭的燃料和炸药有相通性。
　　记者：你中学时代就喜欢“玩炸药”?
　　胡振宇：嗯，我偏科，化学之外的课经常睡觉。业余时间都在家做炸药实验，还因此被炸伤过手。
　　记者：恐怕没有父母喜欢让读高中的孩子整天做炸药实验。
　　胡振宇：我爸只要见到化学原料就扔出去。那时零花钱少，试剂品又贵，我爸妈老扔，怎么办呢?我就找几个一起玩的同学，问谁家管得松，把药品都放他家，周末都去那儿做实验。
　　记者：从学工商管理到做火箭，跨度还是很大的。
　　胡振宇：是的，大二时，通过论坛我参加了科创航天(国内最大的航天爱好者组织)，我做过三次实验，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安全问题被叫停，第二次差太远，直接爆炸了。
　　记者：你在2013年7月终于发射成功了?
　　胡振宇：去年7月发射之前，科创航天开会讨论过，有成员说我技术不过关、设计不合理，飞上去一定会掉头、爆炸等等。说实话，发射前我压力特别大。
(责编：杜燕飞、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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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
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姚 洋X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国有企业改制是中央意识形态演变和地方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可通过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构造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来讨论意识形态演变如何决定企业改制的步伐。在模型中,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拟参数,地方政府在给定意识形态下形成的优势策略均衡会导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在各期之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是为系统带来动力的变量。该模型的特点是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动态调整和民营化的多重均衡,这不仅是对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且是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相吻合的。关键词 意识形态 制度变迁 国企改制研究和讨论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多数力图解释为何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功,并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这些研究不但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还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做出了贡献。譬如,对于乡镇企业的研究突出展示了产权的复杂性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对于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为激励在决定代理人经济行为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激励和承诺在政府关系及制度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制度变迁速度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移植中时机和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是,鲜有研究尝试对中国改革的发生过程及其成功给出一个实证性的理论解释。的情形并知道它们发生的概率,则完全契约就有可能实1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契约,因此,通过最优设现。计,制度可以就自然或人类的所有未来状态给出相应的最优规则,因此也就没有制度变迁的必要了。为了引入制度变迁,我们就需要引进有限理性,假设代理人无法完全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假设制度设计的代理人具有某种形式的适应理性。事实上,作为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0就符合适应理性的假设。对于一个想要从现实角度解释中国改革的理论而言,这个假设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我们视意识形态的演变为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制度构建于意识形态之上,因为正是后者决定了什么是合意的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无案可循,它们并非经由某种固定程序所得到的机械结果,而是看似杂乱的人类行为有意或无意地超越现有制度边界的结果。尽管这些行为大多数无果而终,但其中也有一些会X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带给我们关于更好的生活组织方式的惊喜。这些惊喜促使我们反思现存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而一些强烈的惊喜甚至就此改变了现存意识形态以及它所决定的制度。将制度的更迭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这种视角和主流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相当不同。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限制了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制度变迁遵循了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常规机理。多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最后都化归为外生变量的变化,致使变革的内在机理仍被锁在黑匣子中。对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研究则能够打开这个黑匣子。这种研究思路和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思路o不谋而合,也得到诺斯的推崇。人。虽然后轮运动是前轮运动的机械原因,但并非前轮运动的理由。试图以类似相对价格这样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制度变迁,就像用自行车的后轮运动来解释其前轮运动一样,这仅仅找到了制度变迁的机械原因,而不是它的理由。布罗姆利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认为应当把制度看做/约束、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0,并且,/,,如果我们致力于理解这种集体行动的理由,我们就必须放弃决定论的机械化表述,不再视公职官员为任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同时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更加诚实的研究方法,以探究当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如何产生对未来?结局以及可能带来这些结局的诸多道路的合理想像0。很大程度上,布罗姆利是正确的,我们将要建立的模型也采用了他的建议,将一种个人想像)))意识形态)))引入正式模型。然而,布罗姆利可能过度强调了个人意向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使得对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分析举步维艰。人类意向对制度变迁的确非常重要,但经济学家仍旧需要一个可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扳手,即那些可以让我们分析制度变迁机制以及至少作出一些指示性预测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布罗姆利是老制度经济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代表之一,而导致老制度经济学派没有能够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给出有预测能力的模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缺乏结构性分析。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做出预测的时候可能显得幼稚,但通过使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他们的理论更易于处理,并为进一步的改良做好了铺垫。阿维纳#格雷夫在他2006年的新书5制度和通往现代经济之路6中提出了一个更加平衡的观点。该书第六章专门围绕拟参数的概念讨论内生制度变迁。传统的博弈论模型研究的常常是一种交易或一项制度,并将制度定义为一组均衡策略;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约交易的各项参数的变化,而这些参数对模型而言是事先确定的。但这导致了/过度的稳定0,即制度已经被参数事先确定了。博弈论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仅能解释在某一组事先确定的参数集合下制度的自我实施,而对其动态变化,即长期中的自我强化或自我毁灭,则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分析却意味着/过度的不确定性0,因为许多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制度的变迁。通过采用拟参数的方法,格雷夫试图建立一个内生制度变迁的理论,以同时说明制度在短期的自我实施性质以及在长期的自我强化或者自我毁灭。他写道:[与以上两个分析方法]对照而言,本章论断在研究自我实施性质时将情境的某些方面视为具有参数性质,而在研究制度的动态演变时将它们视为可为了把研究具体化,意识形态和内生制度变迁我们的目的是给出一个关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阐明/内生0的意义究竟何在。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内生变量就是那些由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本身所决定的变量。例如,在一个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内,除了事前确定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外,价格、工资、产出、消费、需求、供给等都由模型本身导出。在这种情况中,我们称除偏好与生产技术外,其他都是内生的。依此类推,一个内生的制度变迁应当产生自研究者所探究的系统,而非系统外强加的某个力量。然而,当涉及预测时,经济学家们却经常或者说不得不求助于对于系统而言事先确定了的参数的变化。譬如,当诺斯和托马斯研究西欧土地所有制的变迁时,他们采用土地)人口比作为预测因子:当土地)人口比降低时,土地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上升,所以土地变得更加私人?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标准研究进路。化。然而,这一方法受到来自布罗姆利的挑战。对他而言,这一方法和用自行车的后轮运动来解释其前轮运动一样机械。在设计上,后轮驱动前轮,这的确无可辩驳,但驱动自行车的能量并非来自后轮,而是来自于骑车的2008.5变变量。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可处理的。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博弈均衡的制度,除了影响所研究的交易行为,是否还会内生地影响情境的某些方面?在研究短期的自我实施性质时我们应当把一些方面当成参数,而在研究长期动态时应该把它们当做内生决定的)))即变量。那些以这种方式内生演变并造成如此效果的变量即?是拟参数。尽管格雷夫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并不全然令人信服,其理论也可能存在缺陷?,但他同时为解释制度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做出了努力,经济学家因此多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使制度变迁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格雷夫围绕拟参数所发展的方法,一方面很灵活,足以使经济学家们解释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它具有相当的结构性,足以让经济学家在分析中采用标准的和新近发展出来的博弈论工具。我们将要建立的模型正是在分析现代制度变迁中应用这个方法的一个认真尝试。在我们的模型中,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拟参数。在每一期(单期博弈),意识形态是固定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一个参数。给定意识形态,地方政府对民营化水平的选择是自我实施的,因为这些选择是地方政府的最佳反应,换言之,这些选择构成了一个优势策略均衡。但它们并非终点,因为它们会导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各期之间,中央政府意识形态是为系统带来动力的变量。这正符合格雷夫对拟参数的定义。不过,我们的故事比格雷夫自我强化与自我毁灭的概念稍复杂一点。复杂性来自于一些地区民营化后可能通过劳动市场产生市场外部性,从而有利于其他地区的民营化。这种正反馈机制导致了多重均衡的存在。此时,人的意向性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央政府总是以渐进的方式调整意识形态,系统将掉入不完全民营化的陷阱;相反,如果中央政府采取一个大胆意识形态跨越,倾向更多的民营化,系统最终将收敛至完全民营化。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讲,拟参数在单期博弈中是固定的,但随着时间被博弈本身所改变。当这些参数是固定的时候,标准的博弈论可以用来解释自我实施性质,或者以更加传统的博弈论术语来说,可以解释均衡或者均衡集合在单期博弈中是如何形成并且维持的。当这些参数随着时间变化时,单期的均衡或者均衡集合可能被强化或者削弱。格雷夫与传统博弈论分析方法的主要不同在于,他假设拟参数会受到现存制度的影响,在长期强化或者摧毁现存制度。他认为:关注在一组给定参数条件下特定交易在行为上的规律性,会使人们不太注意超出这种行为之外的制度的其他衍生意义。制度影响很多因素)))譬如财富、身份、能力、知识、信仰、居民分布以及职业专长等)))那些在一般博弈研究中被当做参数的东西。尽管要证明制度在一般意义上具有这样的衍生意义大概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像出一种制度在影响所辖交易内的行为之外不具有任何其他长期影响也甚为困难。在博弈论的框架中,这样的影响意味着一些变量将进行动态调整,如果忽略这种影响,这些?变量在单期博弈中可以当成参数。模型设定和基本逻辑(一)基本设定让我们从一个有n个地方政府和一个中央政府的经济体开始。在第0期,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连续统的同质国企,分布在[0,1]区间上。这个连续统的假设只是为了下文模型叙述的方便,即便假设每个地区的企业数目是有限的,我们的中心思想也不会改变。现实中,同一地区的企业是异质的,这里假设企业同质是因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但是,我们假设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别,差别的具体形式在下文将涉及。从第0期开始,每个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将所辖企业民营化,如果是,再决定要民营化多少企业。我们假设一个企业一旦开始民营化,就由完全国有变成了完全私有,即不存在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由此,地方政府的决策就变成要决定民营化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我们以pit表示第t期地区i民营化企业的比例。民营化之前,地区i的每个企业对地区GDP的贡献是Si,而民营化之后,贡献为
格雷夫比较了两个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政治经济轨迹。在中世纪,这两个城邦都建立了强大的海上霸权,它们最初的政治安排也颇为类似。威尼斯受选举产生的总督领导,同时受到参议院的监督;热那亚则直接由一个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治理。然而,历史上热那亚的政治经历了种种动荡,威尼斯却维持了相对的稳定。格雷夫把热那亚的问题归结于其最初家族间权力争夺的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的不平衡增长。财富在这里被当做一个拟参数。在短期内,财富的分配达到一个平衡点,各个家族不会挑起纷争,这时,他们就达到了一个短期的自我实施的均衡。可是,当商业扩展之后,一些家族比另一些更快地积累了财富,能力增强,因此开始挑战该短期均衡,使得它在长期不可持续。而对于威尼斯,格雷夫认为它的稳定来自于下述家族信念的不断强化,即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反对任何背信弃义的家族。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Ri。这里要注意,Ri是减去改制成本后的净值。改制过程的最大成本来自于改制所释放的冗余员工的再就业和安置费用。许多地区改制的步伐缓慢,仅仅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资金为富余员工提供再就业培训或一次性对他们进行补偿。民营化的净收益是+i=Ri-Si它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我们假设Ri和Si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而言是公开的共同知识。在第0期,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国有制,即所有企业都必须国有。但是,中央政府在后面各期中会对这个意识形态进行修正,可能接受更多的民营化。我们用pt来代表中央政府意识形态在完全的国有制(此时pt等于0)与完全的私有制(此时pt等于1)之间的定位。某个地方政府可能偏离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但会遭到中央政府的惩罚。此处我们想强调的是,若某个地区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譬如小于pt的民营化比例,也会遭到惩罚。我们假设惩罚能够以货币形式来度量,这样它就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其他收益及损失相比较。我们用Ci来表示惩罚所等价的货币量,随着偏离程度的增加,这个数额一般来讲是递增的。地方政府关心各自地区GDP的总量à,即yit=pitRi+(1-pit)Si=Si+pit+i地区i的领导人的净回报就是GDP减去中央政府对他的惩罚,即Pi=yit-Ci他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民营化比例pit,最大化净回报Pi。上文提到Ci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意识形态偏离的程度而递增,所以找到pit的最优值是可能的。这里我们假设民营化是可逆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下文中我们将对这一假设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每一期开始,中央政府观察到各地迄今为止的民营化比例以及各地在上一期的GDP。中央政府关注全国的GDP,同时,对于意识形态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假设中央政府具有有限理性:它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混合状态是最优的,为了找到最优的比例,它会采取一个简单的强化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的一般规则是:如果发现民营化能够增加地区GDP,那么就调整意识形态以容许更多的民营化,即提高pt值,反之则降低pt值。图1给出该规则的具体细节。由于存在多个地区,同时每个地区或者提高或者降低民营化比例,中央政府有必要在衡量民营化的效应时确立一个规则。这里我们假设它调整意识形态时根据的是民营化进程与地区GDP增量的相关关系。在图1中,横图1 中央政府对地区民营化效果的评估(二)均衡在以上设定之下,如果一些地区在第0期开始着手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同时提高了GDP,民营化进程便开始了。这些地区可能是那些民营化收益较高的地区,因此即使被中央政府惩罚也是值得的。中央政府观察到这些地区的民营化过程和它们的最终GDP产出,就会向上调整意识形态,允许更高的民营化比例。这个意识形态的变化将放松对地区的约束,从而使那些已经开始民轴代表某个地区从第t-1期到第t期民营化比例的变动$pit,纵轴则代表这个地区从第t-1期到第t期GDP的变动$yit。图中的每一个数据点对应的是第t期一个地区的民营化比例变动与GDP变动的组合。根据所有地区的数据点,中央政府可以计算出二者的相关关系。注意,只有在t期改变了民营化水平的地区才进入中央政府的计算,我们用8t表示这些地区的集合。图中显示了一个正相关的情况(因此回归线有着正斜率),意味着地区GDP的变动与民营化的变动是正相关的。此例中,中央政府会调整意识形态使之倾向于更高的民营化程度。不过,我们假设调整的程度为随机的,即新意识形态的位置可以是pt和1之间的任意一点。如果是负相关,中央政府向下调整意识形态,在pt和0之间随机选择一个位置。最后,如果相关度为零,中央政府则保持pt不变。这个规则意味着,民营化对GDP的边际贡献的具体数值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仅仅是其符号。这是一个简单的强化学习过程,仅仅要求最低限度的理性。这一特征对于我们的论述目的相当重要。严格的理性假设具有一些良好的性质,如理性是唯一的,同时可以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表述。对照而言,有限理性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采用不同的形式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定义的简单的强化学习过程的优势在于,它对于理性只作了最低限度的限制,因此,当其他限制加入之后,我们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引入有限理性之后,可以得到更接近
现实同时也更有意义的结论。2008.5营化的地区进一步民营化,同时将更多地区带进民营化进程。然而,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会一致收敛到完全民营化,因为有些地区的民营化净收益为负。为展开讨论,我们需要对均衡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称:如果中央政府不再改变其意识形态立场,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改变其民营化水平,则民营化进程达到了均衡。需要注意,达到均衡时,一个地区的民营化水平并不一定与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完全吻合。除了一致收敛到完全私有制或完全国有制的情况外,那些从民营化中可以获得正收益的地区,其民营化程度会超出中央政府意识形态所允许的量,而那些从民营化中获得负收益的地区,其民营化程度将低于中央政府意识形态所允许
的量。于0和1之间。这一点决定了均衡时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它意味着一个不完全的民营化状态。而且,这个均衡是稳定的,即一个小扰动不足以让系统离开这个均衡。当扰动让pt小于p*时,+t为正,中央政府将提高其意识形态的位置;相反,当扰动让pt大于p*时,+t为负,中央政府将降低其意识形态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合意的结果,也不符合中国发生的情况,原因在于我们的模型太简单,没有考虑真实经济中各个地区之间的互动。在下文的正式模型里,我们将考虑这个因素。正式模型上文已经给出了我们模型的设定及基本逻辑,所以本节直接进入主题,讨论模型本身。为了方便数学描述,我们再作两个技术性假设。与上文中假设有n个地区不同,这里我们假设地区是[0,1]区间上的一个连续统,其中每一个地区的独特标志是民营化净收益+i。第二个假设是,+i分布的密度函数为f(+i)。(一)基本模型首先,处理每一期地方政府是如何选择民营化水平的。为此我们需要中央政府对意识形态偏离之惩罚的显式表达。这里,我们将惩罚定义为偏离程度的二次函数:1(pit-pt)22图2 均衡的决定我们可以借助图2来理解模型的均衡。根据前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各地区每一期对民营化水平的选择是当期中央政府所宣布的意识形态的函数,所以系统的动态过程可以简化为中央政府意识形态这一个变量的动态过程。在图2中,我们用横轴代表第t期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pt,纵轴则代表8t集合中各地区从民营化中所得收益之和+t。我们讨论的关键在于说明+t是pt的递减函数。我们首先注意到,当pt很小时,只有那些民营化净收益为正的地区才会开展民营化试验,而那些会从民营化中蒙受净损失的地区不会有任何举动,因此,+t为一个较高的正值。当pt逐渐增大,两件事情会发生:一方面,越来越多净收益为负的地区被迫开始民营化,它们的损失对+t的贡献为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净收益很高的地区将完成所有企业的民营化(我们称之为完全民营化),由于它们不再改变民营化的选择,所以就不再属于8t集合。这样,在8t集合中有正收益的地区的数量逐渐减少,使得+t的值渐渐减小。当pt达到1时,所有具有正收益的地区都已达到完全民营化,这时8t集合中的地区都只有负的净收益,所以+t也转为负数。作为pt的函数,+t一定会在某一点穿过水平轴一次,图中我们用p*表示,其值位为:(1)Cit=其中R是一个正的系数。在第t期,地区i选择pit以最大化yit-Cit。由于yit=Si+pit+i,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1(pit-pt)2]2(2)Maxpit[Si+pit+i-该问题的一阶条件是:(3)Ri-Si-R(pit-Pt)[0pit[Ri-Si-R(pit-Pt)]=0Ri-Si-R(pit-Pt)\0(1-pit)[Ri-Si-R(pit-Pt)]=0+i+pt&0,pit=0;+i+i+pt[1,pit=+它意味着:(4a)若(
4b)若0[(4c)若+i+pt&1,pit=1。这些条件可以定义任一时期的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由(4a)定义,它们从民营化中获得的净收益小于-Rpt,所以在t期不会民营化任何国有企业。不过,随着pt的增加,它们中有一些地区会开始民营化。这类地区中包括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一些特别的地区,它们的民营化净损失大于R,即便当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处于完全民营化的立场时,它们也仍旧会维持完全国有制的状态。第二类地区由(4b)定义,包括的是一些不完全民营化的地区,它们的民营化选择总是与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有+iPR的差距。对于民营化收益+i为正的地区,其民营化程度总是领先于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民营化收益+i为负的地区,其民营化程度总是落后于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第三类地区由(4c)定义,包括那些民营化收益大于R(1-pt)的地区,它们会对所有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的特殊情况是那些净收益大于R的地区,即便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处于完全国有化的立场,它们仍旧会将所有国有企业民营化。接下来我们定义中央政府更新其意识形态的规则。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这个规则进行了大致的定义,即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更新与民营化变动和地区GDP变动之间的相关度有关。这里我们把这个定义形式化。实质上,中央政府所要做的是确定下式的符号:(5)$Yt=Q$pit$yitdi如果$Yt为正,中央政府将随机从区间(pt,1]中选择一个点,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如果$Yt为负,中央政府将随机从区间[0,pt)中选择一个点,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如果$Yt等于零,中央政府将保持意识形态在pt的位置上。在式(5)中,以Si+pit+i代替yit,我们可以得到(6)$Yt=Q($pit)2+idi注意,如果地区i没有开展民营化试验(即不增加或减少民营化的国企比例),$pit等于零。同时,对于满足条件(4a)或(4c)的地区,它也为零。所以我们仅需要考虑满足条件(4b)且在第t期民营化程度有变化的地区,即集合8t中的地区。将这种情况下pit的解代入式(6)中我们可得(7)$Yt=($pt)2+t其中+t=QiI8t+idi是在第t期开展了民营化试验的地区的净收益之和,这使我们能方便地找到系统的长期均衡,即中央政府不再改变意识形态立场的时候。一旦中央政府不再改变,地方政府也就停止调整民营化比例。所以,均衡可以完全由以下条件给出(8)+t=0集合8t由+iI[-Rpt,R(1-pt)]的地区组成。进一步,这些地区可以划分为两组,一组中地区的+i位于区间[0,R(1-pt)]上,其值为正,而另一组中地区的+i位于区间[-Rpt,0]上,其值为负。具体而言,(1-p)(9)+t=QR-Rpt+idit很显然,+t是关于pt的单调递减函数。同时,当pt为0时,+t为正;当pt为1时,+t为负。所以,方程(8)存在ptI(0,1)上的唯一解。根据函数中值定理,我们得到以下命题:命题1:系统必有且只有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上,民营化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均衡上,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介于完全国有制与完全私有制之间,同时一些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了民营化。当然也可能存在没有开展任何民营化的地区(那些民营化净收益显著为负的地区)以及进行了完全民营化的地区(那些民营化净收益显著为正的地区)。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个均衡是一个李雅普诺夫稳态。要证明这一点,首先请注意当+t为正时中央政府将提高pt,但同时+t会降低,因为更多的地区完成了完全民营化,从而离开了集合8t;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t为负时会减小pt,但这又会提高+t。所以,这个均衡是李雅普诺夫稳态。但是,它不是渐进稳定的,因为中央政府很可能在+t为负时过度调低pt,以至于+t转为正。关于稳定性的结论由以下命题概括。命题2:命题1所定义的均衡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命题1和命题2说明,单纯的务实主义意识形态演进并不足以确保系统收敛到完全民营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模型还非常简单,不够现实,特别地,模型里并不存在地区间的经济互动。在现实世界里,互动却是存在的。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显示的,其中某些互动在民营化进程中会创造正向溢出效应。接下来我们考虑一种情况,即由地区间就业互补性所造成的正向溢出效应。(二)就业正向溢出效应与民营化的收敛在现实中,通过实体经济的互动,地区之间还存在其他正向溢出效应。譬如,李少敏、栗树和、张维迎构建了一个地区间由于对资本的竞争导致民营化扩散的模á化的最大约束在于民营化过程导致大量冗余员工流入社会。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乎党的合法性,所以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在资金和新就业机会有限的地区,民营化开展得较慢;而在某些地区国有企业冗员问题没有其他地区那么严重,因为它们的经济和地理环境更加优越,或者勃兴的私人部门已经吸收了大量的冗余工人。广东、浙江以及其他一些沿海省份正是如此。在这些地区,民营化提高了企业效率,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这种2008.5超额需求可以缓解其他地区所面临的就业约束,因为现在它们的工人可以迁移至这些更为繁荣的地区。要讨论地区间的就业溢出效应,我们需要在模型中直接引入就业决策。为此,我们假设每一个企业仅仅使用劳动来生产一种同质产品。起初不管在哪一个地区,每个国有企业雇用工人的数量总是L0,产出在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常数g0。每个企业都存在冗员,但工资总额为一个常数,因此每个企业的利润也是一个常数,令其为S0,每个工人的工资为工资总额除以本企业的就业人数。国有企业不能解雇工人,但工人可以选择离开,工人的工资随就业人数的下降而上升。国企可能为工人提供某些非市场化或者非货币化的收益,譬如,它们可能比私企有更好的就业保障,同时工人们相互间存在的一些人际关系对于工厂外的生活有帮助。这意味着,工人的保留工资高于他们在国企所获得的货币工资,且随着自动离职人数的上升而上升。所以,选择离开的工人数量,比方说LR,是每一期外部市场工资wt的递增函数。民营化之后,企业的效率得到提升,但在不同的地区却是不同的。对于地区i,一个代表性的民营化企业具有以下生产函数(10)git=Aig(Lit)&g0这里Ai为每个地区的效率因子,因地区而不同;Lit是t期所雇用的工人数量。现在,工厂可以自主决定要雇用多少工人。Lit可以大于或小于L0,这取决于当时的工资水平wt以及效率因子AiI(A0,Am)。在第t期,地区i的民营化企业可以获得利润(11)Rit=Aig(Lit)-wtLit我们假设企业是短视的,它们选择Lit仅求最大化当期的利润Rit。这个假设与中央政府决定意识形态时的随机性是一致的:既然未来不可预见,企业不得不将行为短期化。根据当期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Lit是关于Ai的递增函数,同时是关于wt的递减函数。民营化之后,企业让所有的冗余员工下岗,数量为L0-LR(wt)-Lit。地方政府必须给每个下岗工人数量为W0的补偿金。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资。在现实中,中央政府为工人再就业提供一些补助,但各省承担了筹资的主要责任。民营化的净收益+i在每期都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用+it来代替,可表示为(12)+it=Aig[Lit(Ai,wt)]-wtLit(Ai,wt)-[L0-LR(wt)-Lit(Ai,wt)]W0-A0L0(A0,w0)显然,+it是关于Ai的单调增函数。对于wt,情况就比较复杂。+it关于wt的偏导是:5+it5Lit5LR=-Lit+(+)W0ttt由于Lit随wt递减,而LR随wt递增,因此当wt增加时,我们并不能马上确定+it变动的方向。但是,当wt较小时,Lit和5LitP5wt会较大。对于5LRP5wt,在wt较小时它也比较小,当wt增加时它同时也会增大。譬如,当工人的保留工资的分布比较集中时,一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wt小于它时,5LRP5wt会比较小,而当wt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会变得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推论,存在一个临界市场工资率,比方说w*,当wt小于它时,+it随wt增加而递减;当wt大于它时,+it随wt增加而递增。地方政府仍根据公式(4a)、(4b)、(4c)决定pit,不过此时+i换成了+it,+i的两个临界值-Rpt和R(1-pt),也转换为Ai的两个临界值:A1=A(-Rpt,wt),A2=A(R(1-pt),wt)我们容易证明,这两个值都是关于各自第一个自变量的增函数。对于wt的情况,则要取决于wt是小于还是大于w*。当wt小于w*时,A1和A2随着wt增加而递增;当wt大于w*时,A1和A2随wt增加而递减。对于一个给定的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立场pt,现在我们需要确定的关键变量是wt。为此,我们需要推导出每一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由于国企工人得到的是一个固定工资,要确定wt,我们仅需考虑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及供给。劳动力需求来自于两类民营化之后的企业。一类是完成了完全民营化的地区的企业,它们当中的每个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为Lit。因为一个地区的企业总量是1,这意味着完全民营化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总和就是Lit。另一类民营化企业则来自不完全民营化的地区,每个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总和便是pitLit。将不完全民营化地区所得到的结果pit=+itPR代入,就可以得到劳动力的市场总需求:2(13)LD=QAA(1+it+pt)Lit(Ai,wt)dAimL(A,w)d+QAAiAitit2当wt[w*时,对任意给定的pt,LD随wt递减。当wt&w*时,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时+it随wt递增而A2随wt递减,两种情况都会导致LD的增加。然而,它们仅仅在边际上影响劳动力需求,因为+it的增加和A2的减少只会增加不完全民营化地区中进行民营化的国有企业的比例。工资率对Lit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规范性假设,即劳动力需求是工资率wt的递减函
意识形态演变和制度变迁: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数。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推导出,对于给定的wt,LD随pt递增,这可以从LD对pt的偏导数看出来:(14)5L2Lit(Ai,wt)d=QAAiA1t+RLit(A1,wt)[+it(A1)+pt]效应的核心所在:由于民营化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其本身的职工数量,因此抬高了市场工资,吸引其他地区的国有企业的冗余员工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其他地区民营化的成本。给定存在这种正向溢出效应,工资随中央政府意识形态位置的上移而增加;又由于工资增加导致+it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中央政府意识形态位置的上移也导致+it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这样,我们就可以描述系统的动态过程了。民营化试验首先出现在那些民营化收益为正的地区,对于它们而言,即便LR为零,+i0仍是正的。接着,中央政府调整意识形态立场,调高民营化的比例,其结果是,市场工资率提高,所有地区的民营化净收益下降。这时,从民营化中可获得正收益的地区数目成为一个关键变量。如果这个数量降低得过快,以至于主导试验集合8t的是一些净收益为负的地区,即集合中地区民营化净收益之和+t在工资率到达w*之前就变为了负数,民营化因此将退步到一个不完全民营化的均衡,此时的工资率小于w*。相反,若维持正收益的地区的数目在工资率达到w*之前减少得不够快,8t集合中占主导的还是这些地区,即+t一直为正,那么,便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民营化中获得正收益,因为高水平的市场工资带来了正向溢出效应。最终,
系统将收敛至完全民营化。+it(A2)+RLit(A2,wt)[1--pt]劳动力供给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尚未进行任何民营化改造的地区所释放的冗余员工,在每一个这样的地区,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数量是LR(wt)。第二部分来自于不完全民营化地区中还未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所释放的冗余员工,在这样的一个地区,进入市场的工人数量是(1-pit)LR(wt)。第三部分则是由不完全民营化地区中进行了民营化的国企所释放的工人,在每个这样的地区,其数量为pitL0。第四部分是已完全民营化的地区所释放的工人,在每个这样的地区,其数目是L0。因此劳动力的总供给为1(15)LS=QAAi0LR(wt)d+it2+QA-pt)LR(wt)dAiA(1-12+QAA(1+itm+pt)L0dAi+QAAiAL0d2正如对劳动力需求的分析,对于给定的pt,我们并不能轻松证明LS随wt递增。但是,由于我们在分析劳动力需求时所提到的原因,我们给出一个规范性假设,即劳动力供给随wt递增。与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推导出,对于给定的wt,LS随pt增加而增加,这可以从下面的偏导数看出来:(16)5LS2(L-L)d=QAAiA0R1t+R(L0-LR)[+it(A1)+pt]+it(A2)-pt]图3 存在就业正向溢出效应时的多重均衡以上的讨论可以通过图3得到更加清晰的说明。横轴代表中央政府在第t期意识形态的位置,纵轴代表集合8t中地区收益之和+t。上文中讨论的第二种情况比较简单,所以图中没有描述。第一种情况则更为有趣。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将+t描绘成关于pt的一个凸函数。此时存在三个均衡,图中分别以p1、p2和p3表示。头两个均衡在+t等于零时获得,第三个均衡在系统移动至完全民营化的极限时获得。在三个均衡中,p1和p3是(局部)稳定的。在p1附近,当pt小于p1,+t为正,所以这时pt会变大;当pt大于p1,+t为负,所以pt会变小。因此,p1是一个(局部)稳定均衡。p3是局部稳定的原因显而易见:+R(L0-LR)[1-劳动市场的出清条件是LD=LS此条件可以确定wt的唯一解,它是关于pt的函数。根据隐函数定理,可以知道wt随pt的变化取决于5LDP5pt和5LsP5pt的大小,而参考式(14)和式(16)可知,这又取决于在[A1,A2]区间上,Lit是大于还是小于L0-LR。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wt是pt的增函数,反之,wt是pt的减函数。事实上,Lit\L0-LR意味着当一部分职工分流之后,民营化企业的就业需求至少足以雇用所有剩余的职工,换句话说,这些企业有超额需求。这正是民营化正向溢出2008.5对于大于p2的pt,+t一定是正的。p2这个均衡不稳定的原因是,当pt小于p2而大于p1时,+t为负,所以这时pt会变小;当pt大于p2时,+t为正,所以pt会增加。图3说明,为了达到完全民营化,大胆的意识形态跳跃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意识形态转变是渐进的,系统会停滞在p1这个稳定均衡上。然而,如果中央政府采取一个大胆的举动,将意识形态立场从p1之下移至p2之上,那么完全民营化就可以实现。考虑图3所显示的情况,可将这一部分的结论概括为如下命题。命题3:当存在就业溢出效应时,系统存在一个不完全民营化的稳定均衡和一个完全民营化的稳定均衡。如果中央政府对意识形态转变采取的是某种渐进策略,系统将到达不完全民营化的均衡。如果中央政府在某个阶段进行大胆的意识形态跳跃,完全民营化的均衡就可以达到。1Maskin,Eric,andJeanTirole.UnforeseenContingenciesandIncom-pleteContracts.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66,1999,pp.83~114.oNorth,Douglass.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Under-standingtheProcessofEconomicChang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5.?North,Douglass,andRobertThomas.TheRiseoftheWesternWorl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Bromley,Daniel.SufficientReas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p.84.??Greif,Avner.InstitutionsandthePathtotheModernEconomy:LessonsfromMedievalTrad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160,p.164.?参见格里高利#克拉克对他的严厉批评:Clark,Gregory.ARe-viewofAvnerGreif.sInstitutionsandthePathtotheModernEcono-my:LessonsfromMedievalTrade.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LV,2007,pp.727~743.à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假设理解为地方政府关心它们所获得的税收。税收和GDP之间一般具有固定的比例,因此关心税收等于关心GDP。áShaominLi,ShuheLi,WeiyingZhang.TheRoadtoCapitalism:CompetitionandInstitutionalChangeinChina.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28,2000(2),pp.269~292.?详细讨论参见姚洋5中性政府和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6,5二十一世纪评论62008年第6期。民营化的意识形态,系统一夜之间就能够收敛到完全民营化。但我们引入意识形态并非为了玩一些技术把戏,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转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的确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两次意识形态大转变,一次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次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没有改革的开始;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没有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结 语?态度,敢于进行大胆调整。在学术层面上,我们的模型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是吻合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质疑,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的模型中引入意识形态)))的确,如果中央政府从最开始就持有完全作者简介:姚洋,1964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责任编辑:战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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