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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宪之：从流沙河看中国右翼文人的堕落
“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从流沙河看中国右翼文人的堕落
近日，各大网站纷纷贴出流沙河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的文章，标注转自日凤凰网人民网。正当美国航母接二连三在黄海东海挥戈“亲善双赢”之际，此时此地，旧稿新出大肆炒作，只能说是反映了中国买办阶层的情绪和需要。　　
观题即可知意，文章一点也不“韬光养晦”，主题十分鲜明——美国是中国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也。　　
不光“好”，而且“最”，而且“唯一”，而且是“全世界”，全称肯定话说绝了。　　
是非黑白颠倒，如此大言不惭，失去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知——袁腾飞式的信口雌黄。　　
流沙河，一个“被准确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文人耳，有点积怨和情绪本不足怪，令人惊异的是：一位耄耋老人，怎么竟变成了袁腾飞！　　
环境气候太可怕。　　
中国右翼文人的堕落到何等地步，流沙河提供了一面镜子，是个当头棒喝。　　
文章系某论坛的做客讲话，流沙河从三个方面对主题做了论证阐述：一个是讲美国的“庚子赔款”都退给我们了，帮助我们办大学；一个是讲美国人极为单纯善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是讲国民党部队的壮丁“百分之九十九是自愿的”，只有一个例外，可第二天就给放了回来。　　
本不值一驳。一方面它目前毕竟还能蒙蔽一些青年，再者，它也是一份表现当下中国右翼文人堕落的难得标本，剖析下买办文人的思维和蛊惑人的方式，花点笔墨也值。　　
文章有个“核心提示”：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论点：美国是中国在这全世界唯一的最好朋友。　　
论据：美国将庚子赔款全部退还给了中国。　　
这样一列，逻辑的荒诞马上露相。流沙河的文章12.月1 0日在中华网论坛贴出后赢来一片唾骂声，下面是一位网友的跟贴，寥寥数句足以“骂死王朗”：　　
流沙河的逻辑可以打个不文明但很形象的比方：&&　　
一群流氓抢劫了他的家，杀了他的家人并且强奸了他的姐妹，其他的流氓扬长而去，但是其中的一个流氓，还时不时来他家，继续胁迫他的姐妹，只不过经常给点小钱给他，从此，他对这个流氓感恩戴德，并且宣称这个流氓是所有流氓中对他们家最好的流氓！　　
流沙河——这个国民党兵役局长的儿子，一个老右派，就像这么一个人。　　
流沙河——中国人败类中之最败类！　　
流沙河用一个庚款办学，掩没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血腥罪行：“城破之日，洋人到处疯狂抢劫，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横遍野，被杀中国人十余万众，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整个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八国联军除洗劫皇宫紫禁城、北京各衙署以及全城各街巷民居、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珠宝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稍有反抗，即被暴虐、杀害以外；并再次纵火焚烧圆明园，致使这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再一次遭受劫略，大量财物、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各官衙、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都被掠夺殆尽……”这一切统统不见了，望厦条约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没有了，“中美商约”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出钱出枪帮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没有了，美国大兵在中国横行霸道强奸北大学生激起过全国性的反美浪潮的历史也没有了，出兵台湾阻挠我中华民族的统一将台湾变成自己的不沉航母，出兵朝鲜威胁中国、拼凑东南亚条约封锁中国、巴黎统筹禁运企图封锁窒息中国至今未曾撤销，支持西藏新疆分裂势力坚持肢解中国几十年不变，出钱豢养中国民族败类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等等等等，这一切在一个“庚款办学”面前，统统烟消云散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头号敌人，买办文人一个轻轻包装，一下子，就变成了“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　　
荒诞逻辑！中国买办阶级30年打造出的话语逻辑。　　
认贼作父。　　
一，流沙河肆意歪曲了美国退还庚款的史实。　　
美国并不是“拿到这个钱没有动”以待全部退还。日，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咨文及退还部分庚款议案都明确无误，说的是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　　
根据辛丑和约，美国应得赔款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老罗斯福的咨文：美国政府计算的所谓“确实费用”是1165万美元，所余数为1200万美元，经过8年，中国实际支付了2129万美元。　　
同一个问题台湾“自由主义者”曾经在清华大学讲过这样一番话：　　
各位，就在三年七个月以前，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统布什就站在这儿向大家说了一个谎话，大家看到布什的讲演稿没有？他说，清华大学是美国支持下建立的，等于是美国捐赠的。他说，清华大学是透过我国（美国）赞助建立的，布什总统讲了一句谎话。 　　
大家想想看，当年一群爱国的中国人，可是他们给我们国家闯了祸，就是义和团，闹着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到今天只有一个奥匈帝国没有了，其他七个国家还在，尤其是那个可恶的小日本都在，当时八国联军以后，叫中国人赔钱，中国人赔不起钱。我们以甲午战争做例子，中国人赔日本人，赔的是两年全国的总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的全国总收入，中国人赔垮了，所以日本小孩子用中国人的钱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国人没有钱办教育。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要赔钱，美国也开出价码来，说我很客气，你们赔我军费就好了，结果账单开出来以后被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个人叫做梁诚，是当时驻美国的公使，相当于大使。他就仔细算这笔军费，发现美国人多算了两倍半，梁诚就很聪明地向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商量说，你们既然说是要赔军费，怎么可以报出来这么多，多了两倍半，美国人又爱里子又爱面子，搞得国务卿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聪明的中国大使梁诚说，钱捐出来好不好？办一个大学好不好？后来美国人就同意了，这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钱的来源是因为美国人故意冒领钱，被我们逮到被我们追回，今天又愣又笨又凶又恨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居然说是他们送给我们的大学，当然，我要撕他的讲稿，大家觉得我做得对吗？ 　　
二，流沙河颠倒事情本质，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涂脂抹粉。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二两银子。 美国应得的是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仅隔5年，中国人民的头上有增加了近十亿两白银大山，这才是“不能承受之重”。庚子之变列强不是没有考虑过灭了中国并瓜分之，他们在侵略战争中感受清政府韬光养晦的同时，也着实领教过中国人民的反抗与骨气。彻底瓜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只有保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赔款的多少，也不是取决于“大国崛起”的善心，这与绑匪勒索一样，要看肉票能否拿得出。应该说，在这方面美国佬比日本人清醒得多。中国的破产带来的结果必然会进一步掀起人民反帝的怒潮，必将威胁到中美关系的“和谐双赢”。所以，面对“和谐”还是破产的选择中，美国人选择了将侵略包装成友谊的策略，这才有“退还”部分庚款以办学的决策。　　
退赔庚款办学的目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的十分清楚：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追随精神”比“追随军旗”的支配，的确更为可靠。毛泽东主席建国之初的“五评白皮书”，最早从战略高度揭示这一问题的本质。经过一系列的学习运动，包括对买办文化祖师爷胡适思想的批判，又经过抗美援朝胜利的事实教育，中国知识阶层才开始甩掉宠美畏美的精神枷锁，跟中国大众一起“站了起来”。这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毛泽东主席谢世，这一切都被无情唾弃，经过30年的“思想解放”，殖民地的臣民意识“人性复归”，毛泽东和鲁迅横遭践踏，胡适被重新抬上精神祖师的宝座，胡适、清华、庚款神化为自由和普世的图腾，它所培育出的一切不光被神圣化，而且变本加厉发扬光大，成了对支配中国的霸权声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民寻求解放道路所经历的曲折反复，都能看出美国以“庚款办学”为标志的思想文化侵略作用的阴影。中国的一位副总理访美时就以如下表白表现亲善：“我的老校长是一个地质界的权威，应该说他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清华学堂利用美国的‘庚子赔款’到美国来留学的。”流沙河和李锐之类，不过是这一政策孕育出的一个小丑罢了。　　
一个国家居然可以让流沙河、李锐、袁腾飞式的汉奸卖国言论放肆主流，实在不可思议！　　
“庚款办学”是“和演”的先声，应该说美国人的战略意识是成功的。　　
“庚款办学”也出了钱学森和李四光等了不起的人物，但那不是帝国主义的本意，正如时下的黄海军演，虽然给中国买办壮了声势，但同时也会使许多人清醒一样。　　
三，流沙河极力美化美国侵略者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　　
鼓吹“讲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流沙河用大半篇幅渲染“美国人的善良”，绘形绘色，具体生动，不厌其详。　　
“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讲到动情处，就及时进行对比：　　
“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后来，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菲律宾，他不顾外事纪律，单独拜谒美国二战战死将士墓园。在令人动容强烈抒情的同时，他总忘不了通过对比针砭中国：“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结论是 “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墓园的标语和塑像都令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　　
“ 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　　
最后不忘点题——“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他炫耀自己在二战胜利50周年应约写了一篇《二战我修飞机场》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上，而且“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 ”。为此，“流沙河”的名字还被刻在美国“B-29纪念馆”的墙砖上。　　
流沙河到底是诗人，与袁买办史学不同，他是现身说法用感性煽情的方式鼓吹买办意识以蛊惑青年。在流沙河笔下，美国人成了“最可爱的人”，“当兵要当美国兵”“做一夜美国人”自然是情理中事了。　　
于是，美国绅士靠贩卖黑奴起家，用种族灭绝方式抢占印第安人家园的丑恶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长时间向交战双方出卖军火大发战争财的不光彩行为，朝鲜战争中动用除了原子弹外一切杀人武器包括细菌弹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侵略越南大量投放“橙色毒液”灭绝森林造成数十万越南儿童畸形的反人类罪，发动侵略南联盟和伊拉克毁灭性战争，致使几十万无辜贫民丧生、投射数十万枚贫铀炸弹，使环境产生毁灭性破坏，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变成“平等天真和善良”了。　　
美国兵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曾经轰动世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虐待中朝战俘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　　
毛泽东主席从创建工农红军之日起就为之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包括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他一直是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无产阶级武装的最优秀典范，即使是苏联红军也相形逊色。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对待战俘的人道，即使在他们战俘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由五洲传播中心与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合作拍摄的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为这段史实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朝鲜战争结束时２１名美军和１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选择留在中国，曾经震惊世界。纪录片主人公霍金斯是２２人中年龄最小的，他留在中国后，在北京进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毕业后到武汉汽车配件厂工作。１９５７年返回美国，现居洛杉矶，仍能凭记忆讲很多中文。霍金斯是幸存者中唯一一位不顾家庭的阻力和美国社会的压力，勇敢站出来为这段历史做见证的人。他说如果再让他做一次选择，他还会像５０年前那样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热爱和平。他相信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　　
四，流沙河肆无忌惮宣泄宠美情结，对历史信口雌黄。　　
“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赫德其人， 就在戈登出任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常胜军”统领的1863年，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直至1911年，主持清政府的海关长达48年之久。　　
改开以后，随着史学的“拨乱反正”， 洋务运动被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赫德也被戴上“引进西方先进制度和观念，促进中国进步和近代化”的桂冠。尽管赫德成了被引进的国家级高管的先驱，可是他的国籍从来都是大英帝国。这位赫德先生不光掌控中国税权，而且还想控制中国海军，在列强争夺中，这位“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的“美国人”，就曾竭力阻挠美、法等国染指新建的海军领导权。这都是于史有征的，不知怎么到了流沙河嘴里，就转换国籍，变成“世所公认”的美国公民了呢？　　
肆无忌惮，信口雌黄！　　
五，即使在国民党当政时代也没有人像流沙河那样无视事实为之无耻吹捧。　　
颂美从颂蒋开篇，流沙河的“美国最好朋友”交响乐的第一部是“壮丁颂”。　　
“抓壮丁”是国民党的弊政之一，是这个依恃武力维持统治的新军阀政权摆脱不了的恶政，也是其八百万美式武装最终败于大刀梭镖和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原因之一。流沙河从这个哥德巴赫难题入手翻“抓壮丁”的案，企图借此“创新”国民党统治的全新形象，其志固然可嘉，但如此无视史实的颂扬，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御用文人也不敢如此厚颜无耻。　　
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　　
流沙河的“壮丁颂”，四川作家高戈里有一篇驳斥文章，资料翔实，极富说服力。可在霸权媒体的遭遇，却与流沙河迥异，这也是“自由派”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证。　　
高戈里同志的文章附后，看看小标题就足够了，流沙河的壮丁礼赞除了大胆和厚颜，实在没有可以称道之处。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流沙河对国民党的无耻颂扬无情地告诉我们：反共必媚美，恨毛必颂蒋——这是一个为生活所证实的铁律！　　
流沙河以“壮丁”为题抒写对国民党的礼赞，这个切入点的选择很有意思：据网友揭露，“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国民党金堂县政府兵役科长，主要负责抓壮丁喝兵血，手上人命无数”。可见，他的大作应该不是缺乏生活基础的面壁虚构，只是他感受生活的立场与广大“壮丁”异趣罢了。流沙河可谓六十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忠臣孝子了。虽然出身并不就决定一个人的立场，但“出身”所打下的阶级烙印，确实是不可忽视的。“误入歧途”几十年，一旦形势有变，流沙河马上得意忘形地露出“兵役局长儿子”的本色。30年来，“变天账”一直是右翼精英嘲笑奚落共产党的笑柄，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变天账”的确有，问题在于“算”的时机是否成熟。刘文彩的热捧，不也是四川的一大景观吗？东欧国家“转型”后，地主资本家被剥夺的财产，不是都要“落实政策”吗？　　
流沙河的得意忘形大放厥词，也是环境气候的车产物。比较一下“一枝清荷”与袁腾飞的不同遭遇吧。除了那些顾念国家人民、坚守信仰的傻瓜，只要你想“与时俱进”，方向是明明白白的。　　
焦国标、余杰、袁腾飞和流沙河们领着潮流的时代也该过去了。　　
附文：　　
高戈里：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 － 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不容否认，但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了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代言人”，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新课文]《〈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探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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