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两会”：政协常委建议强制生二胎
内容摘要：据报道，在今年的山西两会上，该省政协常委、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梅志强的四个提案和一个大会发言都是有关于人口政策和
& & & & & 据报道，在今年的山西&两会&上，该省政协常委、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梅志强的四个提案和一个大会发言都是有关于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梅志强表示，只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才能推动结构调整。2014年国家陆续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在&十三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梅志强指出，&人口论&与&人手论&自古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们。只有正确面对&人口&与&人手&的关系，即人口负担与人口资源的问题，社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当前总和生育率的国际标准是2.1，只有达到2.1的标准，人口才能达到更替水平。但是我国现在老龄化现象严重，在未来三十年内必然会有一个死亡率高峰的出现，只有每对夫妇生育2.3个孩子，才有可能达到国际平衡水平。
　　&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应尽早重视人口的结构调整，从政策和机制上让我们的子女生育两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下两个孩子。&梅志强认为，生育调节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生物等因素的影响，控制人口数量手段多，较容易，调整人口结构手段单一，很难。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用的时间更长，负的代价更大。
　　为此，他建议同时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城市应采取相同的生育政策、制定并出台有利于年轻人生育二孩的政策。
&&责任编辑：中国农村网,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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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深度报道：“翻墙”生二胎
发言人: 南都周刊, on 9/7/:00 PM &&&&&&&&再生一个孩子点击看大图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点击看大图美国一家月子中心。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机构，是中国妈妈寄予梦想的“根据地”点击看大图月子中心设施一应俱全。美宝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欢说一句话：“在中国生孩子是请月嫂住你家，在美国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点击看大图美宝之家的工作人员怀抱婴儿。在美短暂停留后， 婴儿将被带回中国。点击看大图生二胎成本比较虽然因为生二胎失去了公职，但林雄至今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点击看大图2008年，哈尔滨市一所小学学生数量已经从以前1000多人的规模缩减到300人左右。长时期计划生育后生源缩减，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有学校面临调整撤并点击看大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顾宝昌教授认为，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点击看大图香港的计划生育海报，建议市民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是比较合适的点击看大图南都周刊深度报道：“翻墙”生二胎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是19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到了1980年代，这句顺口溜，已被“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覆盖。　　就在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著名的“9·25”公开信，被视为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　　一晃30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为人父母，而作为国策，计划生育仍然坚定不移在中国被执行着。　　在30年政策演变轨迹之下，放开生二胎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最新的消息来自广东，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7月10日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消息一放出，即被热议。　　事实上，在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中产阶层早已开始寻求路径生二胎，并成为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的社会现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从传宗接代观念升级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过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从特权、富裕阶层用权力、金钱获取生育指标以及到国外生育逃避处罚，转换成普通白领阶层对政策变化临界点的察觉，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这个现象背后，有着复杂幽微的社会情绪：是人性的自然选择，是对身体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寻找兄弟姐妹，寻求温暖的亲人依靠。再生一个孩子　　超生教授的抗争　　为了生二胎，大学副教授杨支柱丢了工作，吃了官司，甚至上街“卖身交罚款”。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拒绝屈服。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
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
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　　　　“翻墙”生二胎　　“政府管不了有钱人的肚子”，Male谈起在美国生子的经历，喜欢用“翻墙”来形容。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揶揄意味的概念。Male和他的妻子Joan去年在美国，也就是“墙外”，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去美国　　2009年年底，怀孕了七个多月的Joan终于站在了洛杉矶西海岸边。　　从签证到飞行，再到入境，整个过程，Joan都是严格按照中介的嘱咐进行：确定怀孕之后立刻预约面谈，避免签证官看出迹象；禁止做一切孕妇动作
(类似于挺或摸肚子)；最晚临产两个月前动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的话，还得提前)；入关时最好穿深色宽松款的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挡……　　在真正踏上美国国土之前，“生孩子”还是妈妈“不能说的秘密”。一旦入境之后，便像步入了天堂。星星月子中心的专车已经在机场等候，到达目的地后，Joan甚至还获得了一场小型的欢迎会。　　所谓的“月子中心”，
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矶地区最为集中。“这是一项已经存在了20年的生意。”美宝之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向南都周刊记者介绍，他是这个行业中，资历最深的人之一。　　最早的月子中心，是为移居美国的台湾人服务的。因为美国人并不需要坐月子，而很多台湾移民，可能父母亲也不在身边，生下小孩后，缺乏照顾。于是有三三两两的台湾家庭，纷纷开展起了这样一项让当地美国人难以理解的业务。　　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月子中心，后来竟会成为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妈妈寄予梦想的“根据地”。　　“鼎盛时期洛杉矶曾涌现出30多家月子中心。”J先生告诉《南都周刊》，其中满意宝(创立于2003年)、美以美(1999年)、星星
(1999年)这三家月子中心累计接待过4000多名东方孕妇，累积客户量占全美月子中心总量50%以上。“一直到三年前，去美国生孩子的人还是以生第二胎居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正在减少。”　　Joan在星星月子中心发现，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妈妈，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此前，Joan从未想过“一胎制”有什么不妥，她是受着“计划生育”的教育长大的，她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也知道凡事一提到“人均”，中国总是世界倒数。　　但当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事情却不一样了。她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希望有两个孩子，“想看到两个小家伙在家打闹，想看到他们长大后相互扶持。”　　“反正要罚款，不如拿了这笔钱去美国生。”Male的这个建议，Joan并没有抵触，对孩子的渴望给了她去美国的勇气。　　当然，美国的魅力不仅于此。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美国一家月子中心。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机构，是中国妈妈寄予梦想的“根据地”　　美宝之家的首席咨询师Martin算过一笔账：一个美国宝宝，价值980万！　　“美国高中以下免费教育，省30到60万元；美国大学名额多，录取率高，学费省60到100万元；小孩21岁，全家可办移民，省350万元以上；美国学费可申请低利率助学贷款；跨国企业优先录用双国籍；美国人均工资是中国的12倍……”　　在成都人秦炜(化名)看来，拥有美国国籍还意味着、各项社会福利、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所以当他的妻子Cindy怀孕，并向他转述了曾有同事赴美生子的故事之后，秦炜像着了魔一样，一定要Cindy去美国。　　在上海工作的秦炜，为这个城市纳税已经十年了，但是在这个城市，他依然是暂住人口。“我的小孩也不可能有上海户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都没有太大的归属感。”秦炜说，外地人和外国人，同样是一个“外”字，在上海的待遇天差地别。那么，为什么我不去做外国人呢？　　当妈妈的Cindy却反对，她考虑的问题更加现实：路程那么远，环境好不好？护士贴不贴心？这些都是未知数。更何况“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怎么知道他想去美国？”　　尽管秦炜的父亲、母亲、丈人、丈母娘全都站在老婆这一边，但他却是一副没得商量的样子。夫妻之间一度因此陷入了婚姻危机。　　百般无奈的Cindy后来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爱问连岳”专栏，向专栏作家连岳求助。　　“抛开钱不说，美国身份真的那么重要么？我老公是个对中国现有的制度非常失望的人。他常说中国没希望，这个社会迟早要完蛋之类的话，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从来懒得和他争论，没想到他的这些看法都成了把孩子生在美国的理由。”　　连岳回复她九条意见，其中第三条是：“如果你老公认为中国没希望，迟早要完蛋，那么，这个理由很充分。真的如他所想，完蛋之时你的孩子想去美国就难了。按照我这种乐观派的猜想，中国还是有希望，完不了蛋的，不过，那样的中国也不会减少你的孩子将来的福祉”。　　遂，Cindy和秦炜的赴美产子之旅成行。　　产子之旅　　美宝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欢说一句话：“在中国生孩子是请月嫂住你家，在美国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Joan刚到星星月子中心时的惴惴不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这里，每周一、五产检，二、四、六外出购物，日子简单而规律，一群妈妈住在一起，感觉像“回到大学时期的宿舍里”。Joan还交了两个很谈得来的朋友。　　星星月子中心的上海联系人杨女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这些妈妈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大多来自商人、外企主管、政商名流、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等家庭。”　　“哪天吃早饭，发现少了谁，哦，肯定昨晚去医院生了。”与一群待产妈妈住在一起，Joan发现生孩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Cindy到了美国后，首先选定了自己的产检和生产医生。其实选择并不多，在一个城市符合“条件”的妇产科医生也就八九个。这些医生多为华人移民，平时呆在各自的私人诊所，只在生产等需要运用大型医疗设备时才到固定合作的医院里去。　　秦炜全程陪同自己的妻子，这位很快就要做爸爸的成都人，说不了几句英语。但他发现到美国生孩子，根本不用会说英语。所能接触到的产业链上的人，清一色全是华裔。月子中心设施一应俱全。美宝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欢说一句话：“在中国生孩子是请月嫂住你家，在美国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秦炜一家的经济状况只能算是赴美产子这个群体的“下限”。所以Cindy对于每一笔花销，都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本，从头到尾算下来，她花了大概两万美金。　　“月子中心是一项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美宝之家的J先生解释道：“经过20年的充分竞争，彼此之间唯一有效的揽客手段，就是价格战。”J先生还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月子中心的房间，日租价便宜6美金就会亏损。　　因为在中国生过第一胎，Joan对于中美两地医疗条件的对比有很直观的感受。“我老公一开始还纳闷，为什么这里的医院闻不到药味？”　　在中国医院的床位紧张，只有临近待产状态的孕妇才会被送到待产室。有些时候，脱光了的孕妇，只盖床被单，甚至都没有盖被单，就直接从很多家属面前推车过去，让人感觉很没尊严。　　星星月子中心上海联系人杨女士一个朋友，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叫得太大声，还被护士骂。“中国很多方面是不人性化的，经常要对护士说好话，甚至要给红包。”杨女士说。　　Cindy也时常跟她的朋友聊起生孩子的经历来，“我听很多朋友说生孩子很受罪，对比她们，我觉得我自己的生产过程还是挺不错的。”　　？美国一直被称为小孩子的天堂，因为美国信念“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些人中将会产生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会产生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军队的士兵和将领。所以每个医护人员都会认为，孩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有很多中国准妈妈，即使没有计划专程到美国坐月子，也时常会“灵机一动”，寻找政策的空间。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国商务出差，或是赴美求学、培训交流，趁机生下一个孩子。根据上海的计生政策，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只要在国外怀孕超过6个月，不管是第几胎，都可以回上海生，生下来后给一个计生违法通知书，但不处罚，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照样上上海户口。在回国之前，月子中心给了Cindy一个调查表格，她在每一项都选择了满分。　　如今，Cindy和秦炜的第二个孩子马上要降临了。　　这回在哪里生？　　Cindy想都没想，美国。美宝之家的工作人员怀抱婴儿。在美短暂停留后，
婴儿将被带回中国。　　灰色地带　　“最早，月子中心是台湾人的天下。”据J先生所述，每年大概有三四千台湾人到美国生孩子。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在月子中心的人看来，大陆妈妈有很多不良习惯：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还有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再也没有底气挑选客源。而陆续回国的大陆妈妈开设博客，或者直接做了美国月子中心在中国的“推销”代表。于是，到美国生孩子的中国妈妈逐年增多。　　真正出现转机是在2008年6月，美国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赴美旅游签证。“这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一个很大契机，以前中国大陆客户要拿到美国签证很难。”J先生感叹：“随后，中国大陆用一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台湾六七年的路。”　　美国月子中心就像一条庞大的章鱼，在中国遍布的是它的触角。“全国加起来大约有100家代理公司，很多是两三个人就开公司了，真正大型的只有10家左右。各个中介之间良莠不齐。”　　J先生坦言在整个产业链中，处处都有“尔虞我诈”。激烈竞争中，美国月子中心也出现过互相拆台的乱象。比如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报警，引来警察搜查。　　月子中心的服务质量实际上直接取决于老板个人的人品。因为月子中心的开张和关门都非常的简单，一个人，只要有House，有空余的房间，在报纸上登个广告，招几个人，就可以开业。环境怎样，饭菜做得好不好，真的就像在赌博。　　一些小月子中心，因为要多赚钱，将婴儿房就设在客厅里，腾出房间来再住一个妈妈。在美国待着的那段时间里，Joan也听说了不少妈妈，住了一半跑出来，临时换地方。有的甚至换了三四家。　　因为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没有在美国注册，一旦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和解决之道。　　而之所以月子中心无法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婴儿房”。在美国，要想在医院之外设“婴儿房”照顾美国公民，就必须要达到美国政府的标准。包括要有新生儿的急救设备，要满足消防等应急标准，这样一来，开一间月子中心的成本，可能就会增长4到5倍左右。　　“所以现在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没有注册，处于一个‘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J先生目前正在酝酿让月子中心完全合法化的手段，“如果让妈妈自己去雇用月嫂，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月子中心的功能应该退化成一个度假村的状态。”　　美宝之家甚至还为凌乱的月子中心市场制定一个Smart2000行业标准，希望能够让自己成为月子中心的监管机构。　　而另一方面，从2005年以来，美国保守派议员每年都会联合署名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限制甚至废除落地公民权。这对于寄生于这一宪法修正案的月子产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也许明年奥巴马一个新政策出台，这个行业就消失了。”　　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接受CNN采访时提到：“中国富人拿着旅游签证来美国度假村，生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转身就回中国去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想要给予公民的方式。公民身份必须去争取，必须受到尊重。那就是我试图要做的事情。”　　在其他曾实行落地公民权的国家中，新西兰已经从日开始实施新的法案，规定如果父母中有一人没有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公民权，即使在新西兰生育也不会获得公民权。除美国外，国内也有人将目光投向加拿大等极少数仍实行落地国籍政策的国家。　　“建国300年来，美国宪法只修改了17小条，这么大的一条宪法，不会说改就改。”J先生相对比较乐观，“中国到美国生孩子的妈妈一般都是精英人群，在合法居留期生完孩子就回来。并且她们的消费能力还能刺激美国的经济。”　　美国媒体喜欢将这个人群称为“抛锚族”，他们就是在美国抛了一个“锚”，然后就回去了。生二胎成本比较　　美国籍还是中国籍　　生下第二胎的Joan，目前她的美国宝宝还不到两岁，尚未在中国遇到麻烦。“以后上学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也不知道。”　　因为具有美国社会安全号(新移民抵达美国后，首先要向所属城市或邻近地区的社会安全局申请一张社会安全卡，俗称“工卡”。卡上登记着社会安全卡持有人的姓名及一个九位数的“社会安全号码”)、美国护照，所以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美国人。然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父母双方为中国公民，本人虽出生在外国，仍具有中国国籍。所以，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也是“自己人”。难办的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有的父母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让回国的孩子上了户口，成为事实上的双重国籍。不过Joan和Male还没有这么做，因为担心罚款，也担心今后一旦查出，美国政府会认为孩子已经放弃美国国籍。　　不过如此一来，到后期，美国宝宝光借读费用就要很大一笔，之前付出的20万，只是眼前成本。至于成为美国人的真正好处，尤其是成为美国人父母的好处，要等到21年后才能兑现。“如果最后发现教育、医疗麻烦，大不了回中国籍，这是最坏的打算。”Joan告诉记者。　　刚回国的时候，Joan还打算开一个博客，介绍一下自己在美国生下第二胎的经验，但是她的博客还没开多久，就被一帮愤青谩骂，说她炫富、叛国……气得Joan没两天就把博客关了。　　“我们都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多子才会多福，一个小孩确实很孤单，他的性格可能会不是那么健全。小时候众星拱月，当他长大了，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秦炜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非常的抵触。小时候，秦炜住在偏僻的镇上，他的母亲经常要做些计划生育的工作。　　秦炜一直觉得，把小孩生在美国，是自己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都有危机感，但是我给我孩子多了一种选择，给了他一个安全感，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最大的欣慰。”　　Cindy和秦炜的第二个宝宝马上要降生了，这位准妈妈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美国之旅。　　赴美生子花费明细　　假定妈妈于怀孕32周赴美，待产2个月，坐月子1个月，房间取中间价，待产时每周产检1次，产后回诊2次。　　其中待产2个月房费：5600美元　　坐月子1个月房费：4800美元　　产检及产后回诊车费：25x10=250美元　　小儿科车费及检查费：50+60=110美元　　自然产：1500(医生)+2000(医院)+400(麻醉)+260(小儿科)=4160美元　　剖腹产：自然产+美元　　证件费：280(代办费)+142(美国护照)+75(出生纸)+25(中国旅行证)=522美元　　备用金：1000美元　　合计
自然产为16442美元　　剖腹产为19442美元　　此外，往返美国的机票另算。　　(近期美元汇率：1美元=6.3828元)　　　　顶风生子　　相比商人等游离体制者而言，那些依靠体制生存的家庭，想生育二胎意味着可能失去工作和缴纳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但即便如此，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黄莉将4岁大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后，便在丈夫陈晓安的陪同下，走进了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下午，黄莉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不同，这次黄莉轻松了许多。她早已为小儿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陈晓安，如愿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我们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长，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黄莉说，自己有五个兄弟姐妹，陈晓安有一个姐姐，“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长大”。　　现在，这对30岁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与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一家常常会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对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相比陈晓安这些游离体质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学担任教师的朋友刘小灵生育二胎，则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供职的朋友们大多不被允许生育二胎。倘若违规，他们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处罚。虽然因为生二胎失去了公职，但林雄至今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顶风生二胎　　与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展示的超生家庭为逃避惩罚而流落异乡的遭遇不同的是，现在的陈、黄夫妇没有再经历那样的尴尬。　　他们生活在阳春市的一栋中产阶层聚居的电梯楼里，尽管不时会在大楼入口处的宣传栏上看到街道办事处张贴的计划生育宣传资料，但黄莉对其从不在意。怀孕期间，黄莉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到市场买菜，但从未有人对她怀上二胎有过指指点点。　　陈晓安是阳春市一家颇具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两年前，陈晓安放弃了在广州经营的一家数码产品公司，回到阳春老家跟岳父学做地产生意。　　他将阳春这个县级城市称为“小地方”，丰富的人际关系让他在这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在他以生意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为数不少。　　现在已在阳春市从事运输业务的刘小灵开玩笑地说，“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会要两个孩子的”。刘小灵曾经是阳江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但他像父辈一样有着强烈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个男孩之后，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儿也已经呱呱落地了。　　而陈晓安的另一个朋友，在阳江经营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剑也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快满三岁了。现在已经怀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剑平一起在店里打理生意。他们希望能生下一个儿子。　　陈晓安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生二胎举动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作为“体制外”的生意人，他们并不担心这会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　　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育二胎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这类群体，却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生育两个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众多中国人的梦想。但上个世纪中期后形成的盲目增长人口的政策逐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经被刷新为10亿。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终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句话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后。从此，控制人口增长便成了中国政府在城市和乡村内都严加贯彻的重要任务。　　1981年出生的陈晓安、黄莉夫妇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前的幸运儿。4年后，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山村里出生的张军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张军现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单位从事空间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人员，但他曾差点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当他于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姐姐。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亲当年有过一段在农村亲戚家里东躲西藏的可怜经历。母亲现在很少提及那段经历，“那是她最伤心的往事”，张军说。　　在怀上张军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每当有风吹草动，他的母亲便会钻进亲戚家堆放红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湿的地窖中惊恐得大气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计生人员发现，她很有可能会被强行注射堕胎药物。　　临分娩前，这位顽强的母亲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儿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参与过农村计生工作的乡镇干部回忆中，从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务一样被严格地执行。类似“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样的刺眼标语曾被刷遍全国的大小乡村。　　尽管生育二胎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是冒险之举，但在类似“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些传统观念影响和社会保障机制长期缺失的状况下，多年来依然有大量中国家庭顶风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广东潮汕一带，多数居民一直有着强烈的非生个男孩不可的传统观念，他们甚至将男孩视为延续家族血脉的根基。而对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给孩子提供更为完整的成长环境的动机驱使下，有条件的家庭也不惜冒着风险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曾作过一次有关生育的网络调查，在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长期研究人口和社会学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认为，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化速度过快、劳动力数量下降，“小皇帝”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失衡”。　　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会导致孩子们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违背社会生态的。　　今年七月，广东省向国家提出了“‘单独’可生两胎”试点(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申请。郑梓桢是支持该申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现在推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条件已经“大致成熟”。　　事实上，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像城市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样，陈晓安和黄莉夫妇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长教育环境，这对年轻夫妇坚信独生子女的童年不够完整。　　尽管他们的大儿子现在才4岁大，但已经逐渐懂得去关心自己的弟弟了。黄莉说，大儿子现在会很乐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爱的玩具。　　每一个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着他们认为值得坚持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农村家庭则保留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类的传统观念。　　陈晓安的朋友刘小灵、李平剑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也都有着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剑说，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岁的女儿只能长时间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闹中长大，但在家里没人跟她玩”。　　除了给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长环境外，减少子女今后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意愿。“独生子女长大成婚后，要同时照顾一个小孩和四位老人，这压力实在太大了”，李平剑说。　　但有少数家庭会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生二胎的决定。　　在粤西经营着一间小照相馆的林雄、李华夫妇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林雄是当地一所中学的美术教师，李华则经营着照相馆的生意。这对过着平静日子的夫妇原本没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亲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强烈刺激了这对夫妇，他们对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丧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华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而当年冒着被强制堕胎风险也要生下张军的那位母亲，其最重要的动力跟大多数农村居民一样—延续香火、老有所养。　　尽管家境、动机不同，但这些二胎家庭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再生一个的成本　　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均长期对员工严加管束。这些单位一旦因违规生育而不能通过上级计划生育部门的考核，单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将被“一票否决”，失去所有表彰、奖励的机会，而单位主管领导也将面临无法评优、提拔的风险。　　即便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会因员工的违规生育而失去各类优惠政策的照顾。而所有违规生育的人员，都需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才能在户口本上给孩子争取到入户登记。否则，他们的孩子将成为没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大多数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铁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将为此付高昂的代价。　　曾在学校做教师的刘小灵为了不影响到学校的计生考核，无奈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他现在是个小型车队的老板，靠几辆卡车为建筑工地运输物资挣钱。他那被晒得浑身黝黑的肤色直观地显示这并不是门轻松的生意。但陈晓安称，这个小车队的老板有数百万的身家。　　刘小灵至今未给已出生4个月的女儿办理入户登记。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再去办理，“说不定今后政策变了，就不用交那么多社会抚养费了”。　　如果要给违规超生的二胎孩子办理入户登记，缴纳社会抚养费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笔费用的额度就越高。　　在广州某中产阶层聚居的花园式小区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委会负责人称，目前广州违规超生一个小孩所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能会高达30余万元。　　根据广东省日年施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将分别按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2010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在2000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林雄、李华夫妇付出了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这笔社会抚养费几乎耗去了他们此前的大半积蓄。更糟糕的是，林雄还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公职。　　这对夫妻现在正努力地经营着就是小照相馆，这是他们家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林雄说，照相馆现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们在当地过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随着两个孩子年龄的增长，子女未来的教育开支让夫妻俩感觉到压力正在袭来。一旦大儿子数年后考上大学，动辄成千上万的高昂学费将会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产生明显冲击。林雄和妻子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去应对。他们的共同心态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对夫妻从不后悔当年生二胎的举动。林雄说，只要孩子们不用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比什么都重要。2008年，哈尔滨市一所小学学生数量已经从以前1000多人的规模缩减到300人左右。长时期计划生育后生源缩减，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有学校面临调整撤并　　30年是时候改变了　　30年前，《人民日报》的一封公开信，宣告了计生国策的到来。现在，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数据都在表明，这个已经实施了30年的国策，或许到了亟需调整的新时刻。　　基层干部杨子实发现，他所在的乡镇，农村小学的在校生人数减少得十分厉害，年级越低，人数越少。　　“五六年级两个班，二三十人；三四年级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一二年级不足10人。”与1980年代初相比，杨子实说现在农村的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一次下乡，杨子实为一所村级小学三年级的全体同学拍合影：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摆着两张书桌—因为这个年级只有4个学生。直觉告诉他，是计生政策出了问题。　　人口学者顾宝昌到农村调研，走访当地的养老院时，发现有的养老院墙壁是粉红色的，他感到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养老院是由停办的小学教室改建而成。　　顾宝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10年的研究和调查也坚定了他的判断：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　　不仅是民间，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官方层面上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消息也频频传出，最新的一条是在南方的广东。今年7月，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对媒体透露，广东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试点的申请。　　据张枫披露，广东提出这一申请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综合生育率为1.7左右，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一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这些官方和民间的观点似乎都在证明，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到了需要调整的新关口。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顾宝昌教授认为，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　　逆转　　杨子实是吉林梨树县的基层干部。这位曾经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副书记，屡屡参加电视辩论节目，在公开场合阐述其自主生育的观点。他越来越觉得施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正在凸显。　　1980年代前后，杨子实上小学时，每个年级有五六十人，要分成两个班，而现在，每个年级多的也仅有十几个人，少的只能招到三四个人。有的村级小学，一年甚至都招不到一个学生，学校之间只能进行合并。停课的校园转租出去做养猪场、养鸡场，朗朗的读书声被猪哼鸡鸣所取代，这让杨子实心里难受。　　“虽说有孩子跟随父母到外地的情况，但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减少是事实。”
杨子实很担心，“将来农村的后备人力资源在哪里”，一个例证是由于适龄青年剧减，农村征兵越发艰难。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则是另一个较为严重的危机。杨子实所在县的部分农村地区，近五年的新生儿性别比在150：100以上，小学一个班里学生男女比例超过200：100的也不少见。“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班级，绝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只有一两个。”杨子实甚至见过更极端的例子，整个班没有一个女娃。　　分管计划生育期间，杨子实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组织过一次近5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调查。调查显示，在那5年期间，其乡镇的新生儿有1206人，其中男孩746人，女孩460人，性别比为162.2：100。　　这种性别比例失衡在“计划内二胎”地区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像中国的不少省市一样，吉林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这也被称为“计划内二胎”。杨子实在调查中发现，在“计划内二胎”里，男女孩性别比例高达292.9：100。“‘一孩半’政策对性别选择的误导作用很大。怀孕期间，如果发现第二胎仍是女孩，不少家长就会采取一些办法。”杨说。　　同1980年代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相比，如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逆转，不仅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而且生育率持续走低，性别比例失衡，人口老化严重。　　生育率是观察人口形势的一个风向标。“平均每对夫妇要生出2.1个孩子，下一代才能更替上一代，实现世代更替。高于2.1，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多，人口就会不断膨胀；假如比2.1低，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人口就会萎缩。”顾宝昌对记者说。　　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时，中国的生育率为2.5；到19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至今已近20年。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称，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8，但今年4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发布后，有专家据此分析称，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已低至1.5，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远高于正常的范围。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媒体称，根据“六普”初步汇总的情况，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又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博弈　　计划生育，这项实施了30年的重大国策，其实是从一封公开信开始的。　　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公开信写得非常好，好像是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国家有困难，希望党员、团员能够响应号召，少生孩子。”顾宝昌说。　　后来当上乡镇干部的杨子实，那时刚刚在农村读完了小学。当时的村级小学，虽然课室陈旧，但比现在的农村小学热闹得多，且男女同学比例基本均衡。　　事实上，早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山东等地就出现了类似的倡议书。　　比如1979年3月，山东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我们这136对夫妻，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听党的话，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二胎。我们少生一个孩子，就是为四化多作一份贡献。”　　在当时，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刚刚经历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等发展阶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当时中国人的生育观念是一个巨大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后组织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讨论是否可行。人口学者田雪原就参加过当时的座谈会，据其回忆，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卫生部的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列举了民间的一种说法，叫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最聪明、最机灵的要数老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都没有了，会不会引起儿童以及整个人口的智商下降呢？”田雪原在相关书籍中描述过座谈会的场景。　　针对这种质疑，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当时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国飞行员中约有40%都是“老大”的相关数据，以此证明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座谈会上，也有一些问题后来证明了提问者的远见。比如有人就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诸多社会问题。　　五次座谈会之后，“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并以公开信的形式率先传递出来。　　农村对这个政策的抵抗最为严重。因为公开信下达之时，恰逢农村经济改革萌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实施，家庭劳动力多，更能实现快速致富，但计划生育势必减少家庭人丁的数量。　　为缓和紧张形势，1984年，中央出台7号文件，要求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家庭，可以再生一胎，是为“一孩半政策”。　　“这是开小口，堵大口。开小口，就是允许生二胎；堵大口，就是三孩以上不能生。”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称，“这其实是一种妥协，是国家希望严格控制人口和群众实际困难之间的博弈。”　　不过，计生干部不干了，“昨天还让群众结扎，今天又开口子，叫我怎么做工作啊。”有些地方干脆撂挑子不管了，出生率随即上升，计生工作陷入微妙的僵局。香港的计划生育海报，建议市民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是比较合适的　　试点　　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当时也在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一些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社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在文章中建议可采取晚婚晚育以及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既能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他的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接纳，并有意先在山西翼城做试点。　　冯才山第一次见到梁中堂，正是耕牛下地的春天。在乡村里最繁忙的时节，山西翼城县里却要张罗着开次大会。前来通知的人还说，地点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算起来有近百人，一个都不允许缺席。　　翼城是个位于晋中南的农业县，同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多少联系。正因如此，这次会议内容的“大胆出位”越发令与会者震惊。会上，省里来的学者梁中堂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放出“风声”：中央考虑在翼城进行“二胎”试点。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厉实行“一胎化”，在与会者看来，梁的这个说法就和报纸上说美国人
20年前就登上了月球一样令人震惊。　　冯才山当时是翼城隆化镇的镇长，计生工作的重要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其他日常事务。他走过的马路，经过的农家院墙，甚至当他蹲在乡间厕所里，都能看到尽心尽力的干部们刷上诸如“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这类的标语。　　一手是宣传，一手是手术刀。冯才山时常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四处逮人，一个村一个村地抓人做绝育手术。但是超生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就像农民不会放弃庄稼一样，女人们似乎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　　在1985年春天翼城县召开的这次大会上，梁中堂第一次向基层干部们解释了他设计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农民家庭，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就可以生育第二胎。　　同年7月，在胡耀邦的批示和协调下，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正式开始实行“二胎”试点工作，但这场试验有一个要求，不许声张。　　因为“二胎”试点，计生工作有了商量余地，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唯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比如好几次，村民因为违规生育，家里的桌子、柜子和电视机被搬到乡镇的办公室，瞅着机会他们又蹭蹭蹭跑过去悄悄地搬回来。这与往常大不相同。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而又低调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试点25年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只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并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未能实现。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国家计生委，最初的试点构想提出时该机构即表示反对，后来在多方协调争取之后，翼城试点才能实现。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除山西翼城，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山东长岛等地也都先后实行过“二胎”试点政策。此外，还有40个地方以不同方式保留允许生二胎。　　1988年，大多数“开小口”的试验被取消，“整个省都是一个政策，试点县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有些省份统一了政策，许多试点县没能坚持。”
梁中堂说，最终只有山西翼城等少数地方坚持下来。　　考核　　在整个1990年代，人口计划都是按照保证2000年控制在13亿以内进行的。“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分解到省市县，一级一级分下去，实行出生配额制。”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称。　　每逢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就会召集一次各省市一把手参加的计生工作座谈会。“会议内容是检查工作。怎么检查？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给各省出生率排队，弄得省委书记们很紧张。计生工作要求一把手负总责，党政领导齐抓共管，一把手负责是这样来的，其意图在于确保2000年人口不突破13亿。”
民间人口研究者何亚福说。　　每年，国家计生部门还会召集两次形势座谈会，“每省市轮流汇报人口形势，决不能突破既定指标，就像这两年经济上‘保八’一样。”　　后来用出生率排名，出了问题。上海的出生率总是低，贵州的出生率总是高，这和人口结构有关。上海计生委就是整天不上班，出生率也不会高，贵州的计生委就是晚上不睡觉，它也低不下来。既然不合适，后来就改，不用出生率，用配额，只要完成人口配额就行。　　但人口配额也出了问题。比如，某个省份一年分了2万的配额，分解到村里，是三个指标。但这个村有5对夫妇结婚，他们结婚生了第一胎，按照配额，3个孩子有指标，是合法的，另外两个是计划外。但这明显有问题，他们都只是生了一个孩子。　　指标跟政策打架，怎么办？后来再改，只要符合一孩政策就行，不管配额。计划生育的大方向不变，但具体执行的政策总是变来变去，这也让负责计生工作的人员很为难。　　除了GDP等经济数据，计划生育考核往往是对地方官员颇具震慑力的另一个指标。在不少地方，计生工作都是“一票否决”制度：“如果被一票否决，整个乡镇没有受表彰的机会，领导干部也失去了受表彰的机会，其升迁、提拔和调动都会受到影响。”
杨子实说。　　因为有政绩压力，基层的计生人员与超生户之间往往会有矛盾。1990年代初，是二者矛盾最尖锐的时刻。1995年5月，国家计生委下发“七不准”通知，提出“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财产、庄稼、房屋”等七个不准，矛盾才有所缓和。　　在“七不准”之外，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还提出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两个转变”，不能靠单纯的行政手段，要靠服务，靠宣传教育，并在浙江德清、上海卢湾、江苏盐城、吉林农安等6个地区，开展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　　“从准孕证、准生证到计划生育服务证，从‘一环二扎’到知情选择，这是一个不断还权于民的过程。把权利还到群众手里去，但不是一下子归还，而是小步前进，先点后面。”顾宝昌评论说。　　还权　　在顾宝昌看来，计划生育的改革有三步曲：第一步改革服务，第二步改革管理，第三步调整政策，继续还权于民，生育数量也应该还。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2.95亿，完成了“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　　当时，实施计生政策20年，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0多位人口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首次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进行调整。　　这份报告引起了诸多质疑，“有人说不能放开，放开以后就生三孩，生育反弹，人口失控。”顾宝昌说。　　为回应这些质疑，课题组专家转而调查已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比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这些地区实践了20多年，涉及840多万人口。同时，他们还曾先后两次到实行“一独二胎”政策的江苏农村做调查。　　这些地区的调研都表明，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事实上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失控。上述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生育水平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也没有出现多孩生育增加。”　　2009年
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媒体撰文，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同年12月，曾参与30年前“只生一个”座谈会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2010年3月，多位“两会”代表和委员呼吁放开“二胎”生育，而有关分三批实施“一独二胎”政策的消息去年开始从媒体传出。今年7月，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而据民间人口学者何亚福透露，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原计划在2011年首批试行，但因第六次人口普查被推迟，广东有望与这五省一起进入“一独二胎”试点的第一梯队。　　30年前《人民日报》上刊发的那个公开信在提倡“一对夫妇的只生一个好”的新国策的同时，也明确提了这么一句：“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现在，实施了30年的计生国策，是否已到了该调整的时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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