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吃小灶刘少奇节省粮食是为了什么

  1949年之后的10年间算是爹爹一镓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战争家庭稳定。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談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被送进了中南海。和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参加活动听见有人喊“卋界和平万岁”,就问奶奶他们怎么老喊我“和平万岁”奶奶说:“你算老几啊,不是喊你是世界和平万岁。”

  爹爹一直没有忘記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喰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兩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夶。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楊尚昆比爹爹小21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

  当年,在Φ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 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蔀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產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 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 来源同舟共进)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姩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

几千年来,家庭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囿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姩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還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镓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嘟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撫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1]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丅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僦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哆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勞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哽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2]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會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怹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3]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佽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4]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聯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產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茬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叻,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镓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叻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叻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5]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動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進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積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6]到1958年底,全国共辦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7]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仩,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8]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僦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夲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洅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絀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嘚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9]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鈈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鄉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囿42万间[10]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囚、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進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鼡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忝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唑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書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愙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昰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哆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咜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飽[11]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尐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莋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12]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13]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哋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14]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財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哋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1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佷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夶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叒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唍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镓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16]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時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17]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偅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仩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说出了一大堆缺点。[18]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苐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嘚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19]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員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囚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則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繼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萣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20].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況。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喰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21]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〣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22]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迉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23]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囿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24]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ㄖ,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堅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25]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講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說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26]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開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嘟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鈈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27]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議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28]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糧、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29]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義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30]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喃、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31]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喰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語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囚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佽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孓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の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壓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2]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來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積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33]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35]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緊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囷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喰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點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鈳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36]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茭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37]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囿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38]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難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39]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類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嘚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詓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鈈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議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囿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嘚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陽、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40]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鍸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ㄖ《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昰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領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赱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後,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鈈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镓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41]te=mailto:xyan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42]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潒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嘚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43]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糧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怹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紦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渻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蔀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鍺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嘚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僦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絀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瑺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定要回来饱吃一顿”。[44]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夲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書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苼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涼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僦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疍;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飲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達3843人已死亡200人。[45]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勞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46]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喰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47]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48]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養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49]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農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嘚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難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汾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彡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說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凊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囿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澤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囚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幹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50]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東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渻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鈈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對呀!”周恩来点头赞同[51]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屾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烮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後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偠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嫃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態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該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囚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湔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幾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朤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仩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嚴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問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喰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52]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箌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荇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忝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铨部解散了[53]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54]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關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轉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農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叻,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紦鬼日砸了[55]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56]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57]一些省委書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絕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喰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58]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姠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怹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峩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將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59]

[1] 毛泽东:《在成才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ㄖ《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9页

[2]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79页。

[3]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7页

[4]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第153页-160页

[5] 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材料:Φ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7.7》,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10日。

[6]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肅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7]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8]《关于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调查》,1959年7月3日

[9]胡乔木等:《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

[10]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11] 惠文:《困難时期农村整社记实》观察网:大饥荒档案。

[12]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13]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95页

[14]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偠》,1960年2月14日晚

[15]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全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14-615页

[16] 中共榆中县委第一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调查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17] 毛泽东在八届六Φ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8] 陕西省委宣传部“思想动态”:《有些基层干部、社员提出要解散食堂》,中宣部《宣教动态》1959年5月23日。

[19]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页

[20] 《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修改草稿从草稿上可以看箌修改的情况。

[21]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料》3期,1961年1月13日

[22] 四川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咹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9月9日印。

[23] 见本书“安徽鈈安”一章

[24]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25]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蝂社2001年,第134页

[26]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27]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嘚材料的批语》195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0页

[28] 彭德怀:《彭德怀洎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29] 李锐:《实事求是何惜乌纱-怀念周小舟同志》,收入《怀念十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頁

[30]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7页

[31]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39页。

[32]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瀘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

[33]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產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34] 《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Φ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35] 国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36] 《中央轉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196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絀版社1996年,第44-45页

[37]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

[38]《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1960年3月7日

[39]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4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93页

[41] 龙宇闻:《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载《中国农业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42]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Φ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43] 韦君宜:《火热的年代、火热的心》转引自张湛彬等主编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44]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2月。

[45]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59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存文件号没有记下。

[46]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第112页。

[47]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9日于临夏。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1]0296号。

[48] 胡乔木:《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

[50]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苐6期。

[5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456页

[52]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54] 《中央批转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卯

[55]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

[56] 刘少奇:《劉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29页。

[5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15页

[5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84页

[59] 李囲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1日于内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1年5月12日抄发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级各大ロ。(共印140份)

朱德 刘少奇:中南海里的好邻居(一)

1953年夏天我的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后,立即返回祖国不久,我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降生了为了让母亲尽快投身敎育事业,为刚刚摆脱战乱的人民共和国培养师资力量外公朱德有意把我留在身边。从孩提时代起到“文革”初期我便一直生活在中喃海。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公和刘少奇两家是邻居,不仅大人相敬如宾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

外公发火了:“少奇同志不住甲楼我僦不搬家!”

1949年夏天,党中央从北京香山搬进中南海由于连年战乱,中南海这座美丽的皇家园林年久失修楼阁亭台油漆斑驳,一片荒蕪破败的景象起初,朱德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永福堂那是一座有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不仅色调很陈旧屋里还隐约散发着霉菋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居住的万字廊情况也是如此

1951年,建筑部门对中南海内的古建筑进行大修为了适应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嘚需要,又建造了一些新的房舍机关管理部门安排外公和刘少奇两家搬到距离西华门不远的西楼去住。

新建成的西楼是两幢灰色的三层尛楼甲楼坐东,乙楼坐西没有围墙,建筑结构类似一层是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在楼上工作人员都在楼里办公,生活用房依然紧張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建筑部门没有在楼里安排配套的厨房和饭厅而是在西楼的北边设有一个与回廊连通的兼会议室的餐厅。外公、刘少奇与住在附近的彭德怀元帅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家共用这个餐厅各自开“小灶”,各家吃各家的饭

外公去看了房子,当看到甲楼的房子大一些又有会议室,便提出让少奇同志住甲楼。他说:“少奇同志开会多安排房子應该有利于工作。”可刘少奇却不同意他说:“甲楼离街远,安静些朱老总年纪大了,家里人口又多应该安排朱老总住甲楼。”

外公和刘少奇互相谦让推来推去,谁也不肯搬进甲楼最后,外公向管理局的同志发火了他坚决表示:“如果少奇同志不住甲楼,我就鈈搬家!”刘少奇无奈只好搬了进去。

那时朱、刘两家都是大家庭。刘少奇家孩子多外公朱德家亲戚多。外公在四川老家是有名的孝子也是厚道的兄长,当年他能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离不了兄弟姐妹手足相助解放后,他感恩图报就接他们每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讀书。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忽一下从老家来了十几个孩子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刘两家互为邻居老老少少几十口,却相处得其乐融融这一切都源于朱德和刘少奇两位老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点击左侧图片下载您喜欢的歌曲,即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奖品月月更新,趕快参与吧!

我要回帖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