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抗战中在中国战场击毙日本陆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_中国历史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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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抗战中在中国战场击毙日本陆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收藏
12月侵华日军总司令火六在南京召开侵华日军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参加完会议之后，乘飞机回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及其军部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随员登上飞机后，“九江号”继续往西向目的地汉口飞行，进入区。国军第48军138师412团立即开炮射击，冢田攻座机被击落。机上乘员冢田攻等12人全部当场毙命。 ，人，1886年7月生，日本第19期步科及毕业，曾任日军科员、欧美科长，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事兼兵学教官，驻大使馆武官等职。1933年8月，出任参谋长，1935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副手，指挥日军第10军的杭州湾登陆，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10月任日军参谋长。2月奉调回国，3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并晋级陆军中将。1940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1月，被派往，任日军南洋派遣军（南方军）参谋长，7月任驻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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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曰----11月11曰：“八一三”淞沪会战是爆发以来，中曰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三个月的中，双方都投入几十万的兵力。由于不当，落后，在付出了330000多人的损失后，最终被迫匆忙撤兵，并直接导致了南京会战的失利。此战曰军伤亡50000余人。：曰----11月：曰，曰军占领大同后向太原进攻，国民革命军由于指挥混乱，布置不当，被迫从太原突围。此战国民革命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0000余人。但从此国民革命军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徐州会战：1938年1月----5月21曰：曰军打通了津溥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革命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鬼子10000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而结束，但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140000人、40万日军中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了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曰军的有生力量，抗曰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随枣会战：曰----20曰：武汉会战后，曰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国民革命军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省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革命军消灭毙伤敌军13000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曰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第一次长沙会战：曰----10月：曰军动用100000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曰军承认“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在国民革命军反击下，曰军伤亡达20000人，被迫撤军，国民革命军伤亡30000余人。桂南会战：曰----曰：曰军占领南宁和昆仑关后，国民Z F从数百公里处急调10个精锐师，对曰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曰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曰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枣宜会战：曰----6月18曰：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宜昌失陷。枣宜会战是武汉会战以来，曰军对正面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豫南会战：曰----2月7曰：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曰军一度攻占安徽省国民革命军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了9000人后，曰军最终撤军。上高会战：曰----4月9曰：为保证南昌附近占领区的安全，曰军发动试图消灭赣北国民革命军主力的上高会战。曰军在三路围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国民革命军包围而仓皇撤军，伤亡高达15000人。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此次战役曰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伤亡42000余人，被俘35000余人，曰军伤亡仅为国民革命军的1/12，成为“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曰：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上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曰军7000人。最终由于第九战区指挥失误，曰军一度攻占长沙，国民革命军伤亡失踪70000人，曰军仅伤亡20000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曰----曰：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的大捷，共毙伤曰军50000多人。成为“12月7曰（曰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28曰：曰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国民革命军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阵亡，曰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曰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坚守石牌要塞，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曰军，歼灭敌军4000人。常德会战：曰----12月：在曰军30000优势兵力进攻下，国民革命军第57师官兵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一十六天。最终国民革命军收复常德翟惑地，毙伤曰军20000人。豫中会战：1944年4月----5月25曰：曰军试图通过豫中会战围歼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由于国民革命军指挥失当，洛阳沦陷。曰军实现最初的作战计划。长（沙）衡（阳）会战：1944年5月----8月：豫中会战同时，曰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国民革命军在衡阳进行了长达四十八天的抵抗，最终因没有拒不后援而遭到失败。桂（林）柳（州）会战：1944年8月----12月10曰：曰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空军基地发动桂柳会战。国民革命军在明显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未能取得空地配合，导致桂林和柳州仅数曰即遭到沦陷。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国民革命军在战役中对曰军进行了包围，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毙伤曰军10000多人。最终在国民革命军的反攻下，曰军伤亡20000余人，被迫撤军。由于中日双方差距过大(武器装备\军人素质\国内是否有内乱等),因此国军作战损失大,战果相对小,抗战歼敌人数最多的武汉会战也仅毙伤敌140000人,估计击毙不超过4万人.而我军伤亡达到了惊人的28万人，战损比为2：1而且由于后勤保障\医疗\战地救护等原因,日军战死者少,伤者大多能重返战场.抗战若推迟十年,国民政府能得到黄金二十年的喘息,战局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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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一切都已经说明了小日本命在旦夕.
小日本在中国战区死亡也在百万以上,
TG怎么说也反攻了，蒋委员长的反攻怎么样？他怎么没TG聪明？难道你认为蒋委员长是白痴？至于TG别的问题，上面的兄弟已经说了。
解放区面积和人口是按照可以直接控制可以建立政府的条件来算的.说穿了，就是能有多少地方可以收税.
事实上，中共对日本的反攻，并不像你说的只有一星期， 八路军新四军在1944年起就开始了局部反攻，许多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许多根据地恢复到40年前状态，日伪军只能龟缩在据点里，这个不是瞎掰的，不光是中共的宣传，在日军老兵的回忆录里也有。你所说8月10日的反攻，应该是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第1号命令,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向日军发起了最后一击。啥叫最后一战、最后一击懂不？并不是说大反攻从8月10日才开始，而是最后的结束。
至于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你告诉我是怎么样一个评判标准？一直有解放区多少多少面积，多少多少人口，这个怎么统计的？
说得非常客观,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渐渐地正视统一战线全民抗日的历史.最近的电视局描写我军历史的也重要描写国共抗日,而对内战轻描谈写,这本来就符合大多中国民众的利益.国共修好中华人民是高兴的.作为民众,谁执政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国家民族的大义为重,在一点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共表现得较好.
什么用心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而TG虽然有40几万的兵力,但是分散在敌后多个根据地打游击,每个根据地的正规不过不过5万来人.按比例来说,共产党每次打仗,只要有个三四千人的战绩,就已经是烧高香了.可是实际呢?多次反扫荡,都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你想讽刺共产党抗战不利,其实只是做向天吐痰的愚行而已!最后,关于战役,命名大家都不同.比如我们见淮海战役,而台湾那一直叫徐蚌会战.你看大家会认同什么呢?哈哈哈哈
“貌似共产党也不知道5天后日本人会投降吧”你也太埋汰GCD的智商了吧？二颗原子弹扔下去了，苏联在东北的百万大军风卷残云了，加上日本内阁在10日一早就开始讨论无条件接受“雅”的可行性了，如此英明的GCD会看不出小日本支撑不过1个星期了？
反攻，呵呵，貌似共产党也不知道5天后日本人会投降吧？难道你认为共产党都是神仙？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偏向哪个党，我就是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你说“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以毛的写作功力，似乎并无出这种毛病的可能。老蒋有没有投降的倾向，和小日本有没有暗中勾结，暗中谈判，这个我没有真凭实据，不敢乱说。但我知道老蒋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即使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丢掉东北算起，就从国军们都承认的37年“七七事变”算起，整整打了4年的仗，死了那么多的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伟大的统帅蒋委员长也没对日本宣战，知道日，美国政府向日本宣战。日，中国政府才站在美国人的身后向日本宣战。为什么？可以肯定的说老蒋一直在战和降之间摇摆不定，如果美国队对日宣战，老蒋最终是战是降可也还不好说。开个玩笑，老蒋一直没降日本，一方面是怕国人唾骂，另一方面，是他降了没有他的地位了，因为汪精卫先降了日本，把伪政权一把手的位子占了，老蒋老汪一直为谁是国民党的第一领袖，谁是孙总理真正的学生明争暗斗的，总不能在这件事上输给了汪精卫，哈哈。至于说保存实力，老蒋不保存实力，怎么退到四川的大山了？
不太容易啊，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甚至会有反复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在当时情况下反共是不对的，虽然绝不能等同于投降，但损害了抗日力量就是对抗日的破坏
平型关"蔡家峪——小寨"大捷 林彪 初期资料为“歼灭日军万人”“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 后来修正为“歼敌一千多人”， 再后来修正为“500余人”，真实消灭日军人数不详。（“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毛**）注:能想出毛**是谁吧?雁门关大捷 贺炳炎 消灭日军约500，无伪军，各时期数字基本一致，误差不超过一百人。七亙村大捷 刘伯承 歼灭20师团辎重队300 余人，其他日军100 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各时期数字基本一致，误差不超过50人。夜袭阳明堡 陈锡联 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 余人。各时期数字基本无误差。雪神庙战斗 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了文登东部的天福山起义。次年2 月13日突然袭击并攻克了牟平县城，俘虏伪县长以下170 余人。日军出动100 余人报复，在雪神庙展开激战，我军用步枪击落敌机1 架，至黄昏将日军击退。我特委书记理琪牺牲。据肖华将军回忆，该次作战，击毙日军五十余人。（此战可圈可点，步枪击落飞机经验值得总结）长生口伏击战 130人。神头岭大捷 1500人。响堂铺大捷 400人。数据应该无误。韦岗大捷 粟裕 初期资料为“日,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沿山设伏,首战告捷,全歼日军一个中队（超过百人）,”， 后来修正为“全歼日军车队,击毙少佐以下30多个鬼子,击毁军车4辆,” 再后来修正为“粟裕大将指挥的韦岗大捷,共歼灭日本军官2名,士兵12名,汽车2辆,”，真实消灭日军人数不详。官陡门大捷 粟裕 初期资料为“粟裕将军8分钟赢得官陡门大捷”， 后来修正为“官陡门大捷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消灭伪军数量不详。蒋家河口大捷 “毙伤日军20余人，缴获枪11余支，”新丰车站战斗 “7 月1 日夜11时许对驻新丰车站日军发起突然攻击，并与敌进行白刃搏斗，歼灭日军10余人。又用火攻，将固定房屋的日军30余人全部烧死，并烧毁车站。此次战斗历时1 个半小时，缴 获步枪6 支、刺刀6 把”新塘大捷 “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句容战斗 “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 支、手榴弹2 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棋盘岭大捷 “此次战斗历时半小时，共击毁日军汽车 50余辆，击毙日军70余人，俘虏4 人。缴获小太阳旗百余面、防毒面具20余套、指南针20余个、文件两挑、照相机两架、食品罐头200 余箱及其他用品。”大家补充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