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里亚建国史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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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是西非一个弹丸小国，面积仅111369平方公里，人口至今也不过350万左右，但在1899年，这个名字，以及它的国训“爱与自由带我们来到这里”，却响彻整个非洲。这是因为在那个殖民帝国将非洲瓜剖殆尽的疯狂年代，整个非洲大陆仅剩下3个独立国家，除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外，就只有利比里亚，这个当时只有短短52年历史的西非共和国。面&&&&积仅111369平方公里年代纪在那个殖民帝国将非洲瓜剖殆尽的疯狂年代
事国旗实上，即使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也曾在短暂的时间里沦为殖民地或保护国，埃及是被英国“保护”，而埃塞俄比亚则在二战期间一度沦为意大利殖民地，惟有利比里亚，才是非洲的“纯粹之国”，在其161年历史中，从未沦为任何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却对这一光辉纪录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利比里亚其实就是一块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只不过殖民者不是来自“老欧洲”的白人，而是来自美国的解放黑奴罢了。事实上，利比里亚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是一个“空降”到西非的外来国家。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从未沦为殖民地的舶来共和国，缔造者是一个美国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却非常“殖民”——美国殖民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Free People of Color of America）
要追溯利比里亚建国史，就不得不先把目光移到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国，去探究一下这个美国殖民协会的来龙去脉。众所周知，1789年正式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北方”和“蓄奴制的南方”的二元社会状态下。
在南方的种植园里，多达50万左右的黑奴（占总人口1/7）在桎梏下从事繁重的劳役，饱受种植园主的压榨欺凌，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所有权甚至生命都属于其白人主人，可以被任意转让、处置甚至虐杀。几乎与美国独立同时，废奴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北方废奴州风起云涌，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这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拥有、奴役和欺凌，是不符合美国的建国精神的。
然而废奴主义者也非铁板一块，虽然他们都主张解放黑奴，但其中一派认为，黑人和白人“天生不同”，他们不会接受美国的司法和制度，如果将他们解放并留在美国，结果对双方都没好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黑人家园”；而另一派则认为，人和人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黑人也是人，既然他们生在美国，就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留在美国，有助于改善美国的人权状况，更有助于打破美国根深蒂固的肤色和种族鸿沟。
其实两派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存在着难以启齿的实利考量：“黑人家园派”或惟恐大批自由黑奴涌入工厂，挤占白人的就业机会，或担心越来越多的自由黑人，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重大威胁；而“黑人公民派”则希望，大量刚刚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会成为最廉价、最有活力的产业工人大军。
由于包括开国总统华盛顿本人在内的许多早期美国领导人均蓄奴，因此一开始，“黑人家园派”成为废奴运动的主流，他们中包括慈善家、神职人员和废除死刑主义者等，他们认为，将解放的黑奴送去一个“不会被歧视的地方”，既可以让白人和黑人各得其所，又能利用这些“被文明熏陶过的黑人”，去感化“未被文明熏陶过的人”，实在是一举两得，而最理想的所在，莫过于黑奴昔日的家园——非洲了。早在独立战争尚未结束时，杰斐逊等人就曾提出过设想，打算将自由黑人送到“一个美国国境以外的新国家”，只是由于条件不具备而只能暂时作罢。
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黑人数量急遽增加，据统计，年，自由黑人从59467人增至108378人，增幅高达82%；年，增至186446人，增幅高达72%，这引起了包括废奴主义者和蓄奴主义者的共同恐慌，他们担心自由黑人造成大批白人工人失业，担心城市犯罪率提高，担心自由黑人在南方鼓动黑奴暴动，甚至担心“没有教养的黑人”让美国社会“贬值”……总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有利于“黑人家园派”的氛围：赶紧把这批黑人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吧，不管花多大代价，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所在。
最早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的，是保罗.库非（Paul Cuffee）。
库非是一名远洋船东，有非洲和美国原住民血统，他交际广博，和美国国会议员、黑人领袖甚至英国政府都有不少交往，他制定了一项诱人的计划：从美国南方把解放黑奴运往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塞拉利昂定居，然后用原船装运当地产品到美国销售，利润用来贴补运送黑人的费用，结余部分几家按比例分配。由于库非拥有船队，他的计划很快受到各方重视。
1816年，在英国政府的许可下，首次“库非自由船队”启航，库非亲自带队，船上载有自愿前往非洲定居的38名黑人。这次试验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规模小，塞拉利昂又缺乏美国需要的产品，库非不得不为行动自掏腰包，这还不算，由于在当地患上瘟疫，他于1817年暴毙，整个行动就此夭折。
库非虽然功亏一篑，但“非洲家园”的概念却因为他的启蒙性行为，被美国大众广泛传唱和接受，这种“殖民化”的移民方式也为后来美国殖民协会的利比里亚行动勾勒了路线图。就在库非船队出发的同一年，一位美国参议员、弗吉尼亚人迈尔斯（Charles Fenton Mercer ）开始提出在西非建立黑人居住地的设想，并得到卡尔德威尔（John Caldwell）的支持，后者说服其姐夫、苏格兰长老会部长芬利（Reverend Robert Finley）赞助，芬利和长老会认为，大批已皈依天主教的美国自由黑奴返回非洲，将大大便利于天主教在非洲的传播，因此欣然同意加入。
日，美国殖民协会在华盛顿戴维斯大酒店成立，与会者除了芬利、卡尔德威尔和迈尔斯的代表（他本人因公务无法出席）外，还有伦道夫和理查德.布朗.李和肯塔基州政治家亨利.克莱伊等，前总统华盛顿的侄子、大法官布绍尔.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 ）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美国殖民协会主张“奴役有止境”，黑奴的最终解放是不可避免的，但“黑人应该获得黑人的自由”，而不应跟美国白人混杂在一起，因此，把他们送回非洲是最好的选择，而为了确保几十万陆续遣返的黑人在非洲的生计，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最需要的当然是资金。
最初的筹款富于理想色彩：协会印刷了精美的会员证，以30美元一张的价格出售给志同道合者，这一计划的倡议者为布朗.李，他热心操办，但效果令人沮丧，9年过去了，用这个方式筹到的资金仅50000美元，虽然在当时这个数目已经不少，可是如果启动“黑人家园”计划，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于是他们不得不撕下面皮，开始走上层路线。好在志同道合者的确不少，前总统杰斐逊成为他们最大的幕后推手，在他的推动下，新总统麦迪逊动用了部分公共资金（第一笔高达10万美元）予以扶植，另一些知名人士，如凯伊（Francis Scott Key）、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以及美国国会大厦的设计师托尔敦（William Thornton）都提供了不少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蓄奴者。
在这些人的推动下，许多华盛顿名流，如后来成为美国第五任总统的詹姆斯.门罗、甚至后来大名鼎鼎的亚伯拉罕.林肯，都成为“黑人家园”的积极拥护者。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拥护者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大体有3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真诚相信“黑人家园”能解决问题的，包括布绍尔.华盛顿和继任会长的亨利.克莱伊等；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蓄奴者，他们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办法让那些惹是生非的自由黑奴远离自己的种植园，以免剩下的黑奴也被波及；第三个群体，也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一方面高唱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认为，所谓平等只能是白人和白人之间，以及黑人和黑人之间的平等，而非不同肤色之间一律平等，希望用这种人为隔离的办法来实现。1820年1月，首批自由黑人88人（1/3为男人，其余为女人、孩子）在白人牧师培根（Samuel Bacon）的率领下，乘坐伊丽莎白号帆船，踏上了赴非洲定居的路程，所有费用均由美国殖民协会承担。他们携带了部分工具、小型机械、捕鱼用具，以及100支步枪、两门炮和12桶火药，他们首先到达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然后开始南下当时被称为谷物海岸的利比里亚，但后果是灾难性的：3名白人和22名黑人在3周内被黄热病夺去生命，其他人不得不退回弗里敦。
1821年，美国中将斯托克顿（Robert Stockton）实现了“黑人家园”的第一步：他护航第二艘“自由帆船”鹦鹉螺号，载着264名自由黑人抵达弗里敦，和第一批余众汇合，随即南下谷物海岸，用软硬兼施的方式“说服”谷物海岸一个土邦主皮特（Peter），将蒙塞拉多角（Cape Montserado）附近的一个荒岛谢波岛（Scherbo）租借给他，使得300多名美国黑人总算有了个落脚地，不久，他干脆用手枪顶在皮特脑门上，逼对方将100平方公里的蒙塞拉多角全部卖给协会，代价为烟草、朗姆酒、破烂枪支、镜子、床和衣物等，价值最多不过300美元，协会以此为依托，建立了第一个自由黑奴定居点——这就是后来利比里亚的首都弗里敦，时间是日。
1820年7月，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发行杂志《非洲理念》（The African Intelligencer），鼓吹移民西非，按照美国的社团化模式，在当地建立美国自由黑奴定居点的计划，该杂志主编、教师出身的阿什蒙（Jehudi Ashmun）不仅是最积极的计划倡导者，更希望成为实践者。
听闻斯托克顿成功的消息，阿什蒙大受鼓舞，并制定了在此基础上沿河流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张定居点的计划，“以收买为主，武力为辅”，年，阿什蒙和美国殖民协会在利比里亚迅速扩张，目前保留的一份“购买土地合约”中，协会从几个土邦主手里一次性购买100平方公里土地，价格为烟草500捆、朗姆酒3桶、5把雨伞、10根铁条、10双鞋和5桶火药，其贪婪可见一斑。
美国各州迅速加入了这一行列：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率先行动，于1832年在利比里亚建立了属于本州的“自由黑人家园”，即艾迪那（Edina ）和克莱松港（ Port Cresson）；1834年是马里兰州，1835年是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纳州。
美国政府在这一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总统门罗在第一次殖民濒于破产之际，命令军舰“鳄鱼”号前往护航，并指示其“帮助美国殖民协会登上陆地”，还派遣埃尔斯博士（Eli Ayers）为自己的代表陪同前往）。正因为有这一切，斯托克顿才得以诈取谢波岛；而当阿什蒙的计划因美国殖民协会无法筹措到购买土地所需资金面临搁浅之际，门罗总统又不顾国会反对，以“殖民可解决美国社会问题”为由，从公共开支中拨款10万美元予以支持，协会付给土邦主们的那点可怜的“赎金”，实际上可以说是“公款消费”。
由于1831年美国爆发了特纳领导的黑奴起义，各蓄奴制惟恐事态发展，更急迫地将大批自由黑奴运往谷物海岸，许多自由黑人是被强迫送走的，另一些人则受骗支付了费用（原本应该是全部免费的）。由于美国黑人涌入太多，原本就对失去土地耿耿于怀的当地黑人开始反抗，1835年，克莱松港自由家园被土著黑人攻破并夷为平地，家园幸存者不得不汇合新乔治亚州运来的新移民转移到巴萨湾（Bassa Cove）。克莱松港事件让各定居地深深感受到危机：人数有限的定居者被包围在成千上万敌意土著之中，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将各定居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成为定居者的共同呼声。
1837年，巴萨湾和艾迪那两定居点宣布“合并”，两年后成为“西非的新乔治亚县”；1842年，密西西比州在当地的定居地被改成“西诺县”（Sinoe County），并与新乔治亚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然而此时在美国，风气却开始变了。
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北方工业的发展，不合时宜的种族隔离和黑奴制度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抨击，美国殖民协会的工作也开始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中的激进派认为，把自由黑人运到非洲，实际上等于削弱了美国本土的黑人解放运动力量，是在帮蓄奴主义者的忙，他们的呼声形成一股强大压力，迫使联邦和各州相继取消或减少了对美国殖民协会的资助，令整个定居计划面临搁浅危险。
沉重的财务负担也让协会和联邦、各州吃不消，长距离海运、大量的定居和安置费用、庞大的军事开支，令财政不堪重负，也让社会对此越来越不满。
不仅如此，由于各定居点来源复杂，为争夺地盘、水源，彼此间已开始发生摩擦和冲突，在这样的局面下，不论美国政府还是美国殖民协会，都渴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让那些定居地合并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向那里输出黑人就不是“罪恶的殖民”，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口流动了。
日，这个“独立的黑人家园”正式宣告诞生，国名被定为“利比里亚”即“自由之国”，据说这一名字的灵感来自移民抵达西非第一站弗里敦（意即自由城），国旗是星条旗的翻版，下辖14个县。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841年、由马里兰州设立的“马里兰定居地”不愿加入，而是在1854年宣告成立独立的“马里兰共和国”，直到1857年才作为“马里兰县”加入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独立后的10多年里，美国各州仍陆续送来自由黑奴，但数量急遽下降，因为更激进的黑奴解放运动已风起云涌，原本支持美国殖民协会的一些政治家，如林肯，也迅速转变立场。1861年4月，南北战争爆发，次年9月22日，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黑奴在全美范围内获得了理论上的公民权力，美国殖民协会基于“种族内平等”和黑奴制度依旧存在而制定的移民计划，至此已完全不合时宜，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利比里亚就此无疾而终。
从1820年到1867年，47年间从美国出发去利比里亚的自由黑人不过1.3万多，仅占美国黑人总数的2.6%，占利比里亚总人口2.5%，美国殖民协会希望借此隔绝黑白人种的设想可谓完全失败。不仅如此，“自由国”既未给美国自由黑奴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又人为造成他们和土著黑人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此后100多年里一直困扰着利比里亚，美国黑人后裔顽固把持政权，对土著采取一系列歧视和不平等政策，直到日，占总人口95%以上的土著黑人才第一次掌权，此时上距利比里亚独立，已有将近132年的历史，而通过血腥政变上台的土著多伊政权随即对前政府展开残酷报复，其中又何尝没有族际仇恨的影子？如今的利比里亚，战火已经平息，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饱受战乱之苦的昔日自由黑奴后裔惊魂甫定，看见国徽上的国训，不知作何感想？
“爱与自由带我们来到这里”，100多年前，“爱与自由”把这些肤色和当地人相同、但习惯已完全不同的黑人带到这片土地，但他们带给当地人的，却并非是“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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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种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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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用大量的史实、数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各个种族在美国的奋斗史、文化史，包括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犹太人、华人、墨西哥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各个种族无论在基因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其本国固有的特质。和其他种族比起来，这些固有的性质也使其在众多种族共存的环境中凸显出来。
托马斯·索威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一书的作者。托马斯·索威尔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阿默斯特学院及其他学术机构讲授经济学课程，他所写的《基础经济学》一书被译成6种语言。他还广泛著书立说讨论其他社会问题。索威尔博士曾在政府部门、私有产业和独立的研究机构中担任经济学家。他获得的荣誉包括全美人文学科奖牌、布莱德雷基金奖以及各种学术机构颁发给他的荣誉学位。
　　尽管你嘴上永远不会承认，但见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你会觉得自己矮人一等；尽管你永远不会公开表示，但私下里你和朋友们经常使用殴辱性的字眼称呼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如果你骨子里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歧视者或地域歧视者，你一定要偷偷读一读这本书。　　——罗永浩
引论第一章
美国百衲衣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第二部分
来自欧洲的美国人第二章
爱尔兰人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使他们在收入、从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是缓慢的，而且这种接受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第三章
德国人美籍德国人的真正历史，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美国工业、科学、文化、军事实力和娱乐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四章
犹太人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第五章
意大利人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用他们的双手获得了新生，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双手说“美国就在这儿，这就是美国”时，他们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总结。第三部分
来自亚洲的美国人第六章
华人中国人常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海外华人从事的职业和犹太人极为类似；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度里，过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和社会的生活。第七章
日本人“如果你想看大正时代的日本（年），请去巴西；如果想见识明治时代的日本（年），请去美国。”第四部分
来自非洲的美国人第八章
黑人整个黑人种族，已经在谋求生存的伟大斗争中从极端贫困的境况以财富、知识和权利三者而论上升到与其他种族群体并驾齐驱的地位。无论是哪个种族都不像黑人那样不得不从如此低下的起点赶上来，以便和他们的美国同胞携手并进。第五部分
来自拉丁美洲的美国人第九章
波多黎各人波多黎各人既是新的美国人，又是老的美国人。他们是首次乘飞机而来的迁徙者，他们又是肤色混杂的迁徙者，是在一整套福利国家设施全部建立起来之后到达的首批迁徙者。第十章
墨西哥人从墨西哥来的大量移民并不是到美国来安家落户的。许多人只是到美国来待上一个季节或干上几年，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带着美好的憧憬返回墨西哥。也有人来时就有回去的打算，但却在那儿落地生根，终老未归。第六部分
综论第十一章
内涵在一个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种族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此点不可忘记。
美国百衲衣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
美国各种族的通话过程，并非一种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有4
5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大洲来到美国。他们操着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美国的爱尔兰后裔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要多；犹太后裔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美国黑人的数目超过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波兰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赶不上美国底特律一地的波兰后裔，而纽约市的意大利后裔则是威尼斯人口的两倍。
美国的各种族社区，就其规模之大而言，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这些文化群既不是某种“主流”模式的翻版，亦非某个国家文化的海外分支。炒面、爱尔兰后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绝非听命于外国的美国各种族社区，反而为其祖籍国培养了领导人。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出生在密尔沃基。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比里亚一直由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后裔统领着。
使用“少数民族”这个字眼，是难以充分描绘构成美国社会百衲衣的这些巨大种族社区的，因为没有“多数民族”。可以辨别的最大单一种族是英裔人，可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由于世世代代杂居混住，千百万美国人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美国人民历史演进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数量之众和种族之多一样令人赞叹。美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文化–语言群体之一。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其距离之遥等于马德里到莫斯科。然而，这里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套法律，而欧洲却分成许许多多的国家，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人民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这个社会的规模和凝合力就显得更加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还要悠久。就面积而言，得克萨斯州比法国还大，科罗拉多州比英国还大，而意大利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2/3。美国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广阔。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穿今日的美国社会，也贯穿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反映出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和地区的演变。甚至连美国各种族群的年龄都彼此相差很大。美籍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而美籍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平均年龄为30岁开外，犹太人的平均年龄则超过了40岁。此种年龄上的差距不但反映了目前的生育率模式—有些种族群的儿童比例额外高—也反映了生育率模式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造成某些种族连续几代人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各种族之间，收入、职业和失业率的差别相当大，犯罪率、生育率和经营企业的比率也是如此。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复杂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惊人的。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都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挣的钱，就比来自波多黎各岛的以白人为主的群体挣的钱要多，日本人挣的钱也比一般白人挣的钱要多。一个种族刚到美国时的本钱和到达时间的长短，显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像许多“古老的家族”所显现出的那样，但也不尽然。犹太人来得晚，19世纪他们到达美国时一文不名，但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都要阔绰。
美国各种族在收入、职业和失业率诸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进行笼统的描述。更何况在经济领域也如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认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处于“多数民族”之下或者说处在全美平均水准之下的“少数民族”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的。有不少种族群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准。
造成上述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别的因素有许多。年龄是一个时常被忽视的重大因素。平均年龄不同的种族—某些种族之间的差距可达10~20岁—其年龄偏高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而年龄偏高的人往往集中在有专业技能及其他高收入的行业里。譬如，美国印第安人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人，占其总人口的20%，而美籍波兰人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却占其总人数的40%。收入较高的行业通常要求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受教育的时间长，要么有长期的经验，或二者兼具。所以，年龄偏高的种族群比年龄偏低的种族群挣的钱要多，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倒是将这些差距归咎为某种程度上的雇主歧视或种族“无能”。若把30岁的各种族男性的收入所得加以比较，差距就小得多；而如果把年龄在30岁而受过同等教育的各种族男子的收入相比较一下，差距就更小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所以某一种族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成员的地区分布。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族的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全美平均收入水准与该种族全部成员平均收入水准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也同样表现在诸如生育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等方面。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所有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种族歧视有违于道义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是种族歧视与低收入是否存在同等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鉴别目前的雇主歧视与受雇者过去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也是困难的，教育上受到歧视的后果在多少年之后仍会存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将会在本书后面各章中予以阐释。
教育也显然会影响到收入。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受过大学教育就意味着收入超过全美平均水准。近年来，在家境特点相似又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甚至过去长期存在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消失了。各种族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教育质量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那些受过大量教育的种族—犹太人和东方人—往往能就学于教学质量更好的高校、就业于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领域。他们跻身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等。
美国种族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与在生育、寿命、犯罪、智商及酗酒这些社会特征同样明显。
在整个社会里，最贫困的阶层总是具有最高的生育率，所谓“富人发财，穷人养孩”。一般来说，那些收入最低的种族和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和美籍墨西哥人，其生育率最高，而犹太人和东方人所生的孩子是如此之少，以致难以维系后代。另一个惊人的情况是，低收入种族当中那些较为富有的成员所生的子女，甚至比全体人口中同样富有的人家所生的子女还要少。也即是说，收入较高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民族的生育率都低得出奇。譬如，读完中学的美籍墨西哥妇女，比具有同等学力的任何别的种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都要少，尽管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种族，其生育率比任何别的种族的生育率都要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没有这种现象的后果那样显而易见。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在数量上足以代替自己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就的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被白白葬送掉了，使得该种族的向上流动因缺乏现金、经验、人际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越性而更加困难，较为富有的成员本来是可以把这些有利条件传给他们的后代的。
由于高生育率，当固定的收入在家庭成员中分摊时，就会僧多粥少，越分越少，从而直接降低一个种族的生活水准。美籍墨西哥人的人均收入甚至还赶不上挣钱更少的黑人，就是因为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成员太多。这导致了美籍墨西哥人的住房条件和教育水平不如黑人，当然也就更赶不上美国人口的总体标准了。高生育率还和儿童智力测试得分较低有关，因为这些儿童和父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较少。在参军时没能通过智力测试这一关的黑人男性青年中，一半来自于有6个或6个以上兄弟姊妹的家庭。不管这种智力测试带有何种偏见，此种偏见照例也适用于来自家庭人口少的黑人青年，可见智力测试所显示出的差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的看来，生育率近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各种族的相对地位因之也有所调整。在1910年，35~40岁这一档的犹太妇女平均有5.3个孩子，与美籍墨西哥同年龄的妇女持平，高于黑人妇女（平均有4.2个孩子）、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3个孩子），也高于全美平均数（3.4个孩子）。但是到1969年，该年龄段的犹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降了大半（2.4个孩子），但美籍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却下降有限（平均有4.4个孩子）。黑人妇女（平均有3.6个孩子）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1个孩子）的生育率的下降幅度都不大。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年龄分布发生了一个“V”字形的变化，即老一代的犹太人处在曲线一段的顶部，接着便是由年龄逐渐变小的犹太青年人构成的低曲线，而后又是整体犹太人平均年龄的上升曲线。
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都受到年龄的强烈影响。年龄因素造成的失业状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尽管黑人在总体上的失业率大大超过白人，但20岁以下的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却从来都高出25~44岁这一档年富力强的黑人的失业率。同样，大部分暴力犯罪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干的，所以，25岁以下这一档人占很大比例的那个种族的犯罪率，也就因此而偏高，即使不把其他起作用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下述事实颇能说明年龄因素的重大影响：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相同的黑人和白人的犯罪率相差无几，尽管总体上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犯罪率的好几倍。
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大，从而使得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得分都相当低，以致当时一位大“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新近才到达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来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差不多。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就随之节节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也已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20世纪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得分差（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排除在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外，后来超比例的犹太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于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也让黑人运动员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因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后裔、德国后裔和波兰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离一半不远，日裔在这方面紧紧跟上。态度调查和选举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的日趋相互接受，其程度也大体相仿。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繁地导致暴力对抗，其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期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19世纪50年代取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当上州长，并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后来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歧视美国的法律，以及对黑人执行死刑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之间的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而且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茅厕，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虽然当时浴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是遍地污秽，臭气难闻，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公共教育开展滞迟，而且，它甚至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加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也出现过矛头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的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许多分歧了。
时间和地点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美国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大致在19世纪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在此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又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躲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墨西哥人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口岸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其特点，所在地区的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美的经济条件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遇到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到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其家庭平均收入比得克萨斯州拉列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来得大。因此，地区差别至关紧要。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人，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安人家庭生育的孩子多出两个。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为所在街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格局，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突然以压倒的多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极具重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仓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而返程所载的进口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仓位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仓位里临时拼凑起来的座位上，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时间可能需要1~3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一旦有人染上疾病即一发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口岸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里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的是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河谷，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的德裔人开创的，巴德威泽牌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所处的经济状况是格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该市对工人阶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市，但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一下船恰恰就是波士顿，为此他们后来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年）抵美并聚居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里的爱尔兰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加上其中多数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非熟练劳工）里，这就给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开始从事这些吃力而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就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定居下来。爱尔兰人今天的地理分布依稀反映了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不等缩短到最多不超过10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有能力买得起客船票，用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模式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又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的人数在南北战争前总共为500万人，南北战争后20年中即增加到1
000万人，而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
500万人。移民来源的变化同样也是惊人的：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成为美国人口的重要成分。
黑人当然是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黑人积聚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美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地理分布而难以提高。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祖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航和海航的四通八达。
《美国种族简史》相关资料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
　　尽管你嘴上永远不会承认，但见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你会觉得自己矮人一等；尽管你永远不会公开表示，但私下里你和朋友们经常使用殴辱性的字眼称呼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如果你骨子里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歧视者或地域歧视者，你一定要偷偷读一读这本书。　　——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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