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的阶级觉醒：工作和权威(第三章)(连载) | 劳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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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具海根（韩国）
　　老板，我们的活儿太累了。车间太冷了。机器转得太快，我们怕自己会受伤。请把我们像人一样对待，不要监视我们。我们吃的饭团是凉的。我们要睡一会儿了。星期天我们要休息。要按时去教堂。我们要读书。灰尘太大，呛得我们从嗓子里咳出了污血。胳膊累得好像要折断了。稀料的气味让我们头疼，让我们脚肿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Kim Kyǒng-sook et al.4）
一 容易适应。——工友诗作
　　由前工业工作环境向工业工作环境的过渡，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变化。正如汤普森写道，它“需要对工作习惯进行严格的调整——需要新的纪律、新的激励因素和这些激励因素能有效地产生作用的新人性”（1967,57;另见Bendix 1956）。尽管欧洲、美国以及日本早期的工业家在向第一代工厂工人灌输新的工作习惯时遇到巨大困难，但战后时代韩国工业家经历的问题却很少（有关美国和日本第一代工厂工人当中的适应性问题的卓越研究，见Gutman 1977;Gordon 1985;Tsurumi 1990）。到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对城市工资性就业有过某种接触或者直接体验。另外，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人口高度地理流动性和社会错位，极大地改变了韩国人口的社会取向。因此尽管直到20世纪50年代韩国劳动队伍主要仍是农业性的，但韩国工人远远不是一支单纯前工业性的、深深浸泡在传统文化中的劳动队伍。相反，他们是一支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具有流动取向的劳动队伍，已经对城市生活方式有过大量接触。
　　另外，两种现代制度在准备韩国工业劳动队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教育体系。由于儒家文化遗产及其非常重视教育，同时由于李承晚统治期间对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资，韩国人口的普遍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衡量是高的。因此，到60年代初，实际上韩国制造业录用的每一个新工人都接受过小学或小学以上的教育。毫无疑问，现代西方教育体系是准备产业工人的最强大有力、最有效的动因。在这里，工人获得了在一种科层等级环境下工作的本质性行为取向，包括服从形式权威、守时取向、军事化工作时间安排和接受经常性的评价。
　　第二种重要的制度是军队。按法律规定，每一个韩国男人都要到军队中服役。对很多农村长大的男子来说，服兵役使他们第一次对现代生活方式有了持续性的接触。三年的军队经历有效地将男子社会化，使他们进入到高度军事化的组织生活中，定时性的日常工作程式、服从形式权威、对未遵守上级命令的惩罚、对个人自由的严厉限制等，是军事生活的共同特征。而且80年代以前的韩国军队的特点是具有异常强烈的军事化、独裁主义和暴力色彩。因此，在养成性格的年龄段长期服兵役，使韩国男子实现了切实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是他们后来在一种同样军事化和等级制的工业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
　　不过，在韩国为产业劳动大军做准备方面，也许甚至比这两种现代制度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当然不是一种现代制度，它也不只是一种传统制度，家庭这种结构与现代工作组织互相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工厂中的权威结构和产业关系常常体现并再生产出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在韩国，就像在很多其他新兴工业化社会中一样，资本家有意识地谋求在他们的企业中再生产出家长制的权威关系，并通过诉诸家庭式价值确保工人的服从和忠诚（Salaff 1981;Kung 1983;Heyzer 1988;Wolf 1992；Ching Kwan Lee 1998）。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在将妇女社会化、使之成为劳动密集性低工资出口行业所需要的那种劳动力类型——那种温顺、服从、勤勉、任劳任怨、不在乎工人公民权利的类型——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为出口行业生产和再生产一支合乎需要的劳动队伍的关键机制，传统家庭制度在这方面不仅不是一种障碍，而且发挥了其功能。
　　由于有这些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的帮助，韩国工业家在从农村地区录用大批年轻人并把他们转变成一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劳动队伍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每一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子女从农村直接进入工厂，而且他们相当顺利地适应了工业工作世界，对新的工业工作制度没有表现出抵制或不适应等持殊问题。韩国雇主则与他们在西方的同行不同，很少抱怨他们的雇员有纪律问题或前工业工作习惯。同样，韩国工人当中很少有有关难以调整适应其工作组织结构的记载，尽管他们就工作的长工时和极差的工作条件写了很多东西[1] 。总体来说，韩国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异常顺利与平和的过程。
二 长工时和辛苦的工厂工作
　　尽管韩国工人顺利实现了向工业环境的过渡，但他们在工厂中遇到的工作生活仍是很辛苦和非人化的。甚至对那些对辛苦工作并不新鲜的人来说，工厂工作的强度和长工时都超出了他们的意料，痛苦得难以忍受。工作条件极差且充满危险，而工作关系则是高度权威主义和等级主义的。
　　韩国制造业的工作工时曾经很长，而且国家没有实行管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编写的劳工统计数据，在整个80年代，韩国的工作周在世界上是最长的，例如，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为39.7小时，日本为38.8小时，台湾为51小时（见图3-1）。直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工时的缩短，而是实际上造成了工时的稳步加长。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周从1970年的52.5小时提高到1980年的53.1小时，1986年提高到54.5小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工时才开始缩短。
　　长工时并不限于特定行业，而是在所有产业中普遍存在。资本密集性重型行业工时稍稍短于轻型制造业，但不过只是稍稍短一点（见Kim Hyung-ki ）。而且，长工时也并非在小型企业才普遍存在。正如表3－l的数据所显示，工时在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也只是大型企业的工作周比小型企业的工作周稍长。例如，1983年一家现代汽车工厂的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表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12小时一班，在星期天则时常加班（Bae 1987,23）。1978年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作为男工53.2小时。女工52.7小时，而1980年则为男工52.8小时，女工53.5小时（Kore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长工时是每一种类型的韩国工人的共同命运。不管他们的性别、年龄、所在行业、雇主类型或职业地位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些劳工统计数字通常低估了韩国工厂工人的实际工时数，特别是那些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制造业部门工厂工人的工时数。在劳动密集性部门，如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工厂工人在70年代的日常工作为每12小时一班。尤其是，他们时常被迫加班工作，以赶在紧急交货截止日期之前完工。
表3-1　按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性别分类的工人每月工作时数（1977～1984）
人和人以上
　　资料来源：金炯基（Kim Hyun – ki ）（原始来源：韩国劳动部《每月劳动统计调查报告》，历年）。　
韩国工厂劳动剥削的残酷性，在很多工人的作文中有着生动的描述。这些作品是在70～80年代期间以日记和作文的形式写下的。很多情况下，这些作文是作为工人夜校写作作业的一部分或作为教会组织中的小组活动的一部分写下来的[2] 。在这一时期工人所写的抗议书和请愿书，也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来源。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第一章引用的那份抗议书，即海大（音，Haetai）工人对食品生产行业可怕的工作条件的抗议书。在出口制造行业中的工时也是一样长的，如果说不是更长的话，。例如，下面便是对国际商事[3] 的工作状况的描述。这是一家以“Prospex”为品牌的著名出口鞋类制造商。用它自己工人的话来说就是：
　　国际商事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50分到下午6点30分，但这只是正常的情况。只要我们没有达到生产指标，我们时常必须早上更早便来工作，傍晚则留下来更长的时间。一个星期我们不得不工作两到五个晚上。在从秋天到春天的高峰季节，我们必须通宵加班多达15次。管理人员谩骂和暴力性的语言令人不敢相信。他们每周让我们集中两到六次，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接受他们严厉的训诫，而且不得不发誓。如果我们因病缺勤一天，就会被叫到办公室，接受一次声色俱厉的训斥，甚至受到身体上的惩罚[4] 。
　　韩国制造商利用来使他们的工厂工人工作如此长的时间的主要手段是加班。在很多工厂，正常工时（8～10个小时）的基本报酬如此之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便增加他们的收入。在70年代和整个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从加班中得到的收入大约占工资的1/5（Kim Hyung-ki 1988）。不过，实际情况最有可能是，这些统计数字低估了加班的时间量，因为对加班时间并不总是给予准确计算并给予适当报酬的。事实上，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京城纺织会社发生的抗议说明了这一点。这是韩国一家最大、成立时间最长的服装厂商。这些工人在1973年自己组织起来，要求对他们几年来被迫工作的额外时间给予报酬。这封发给会社社长的请愿书写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被迫在正常班之前提前报到并工作30分钟，而且在正常工咋时间之后额外再工作30分钟。在星期天，我们要提早工作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星期六，我们原定从晚上10点工作到第二天6点。但我们被迫工作到7点。
　　尽管我们在正常工作时间表之外不得不额外工作了这些工时，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额外工作）获得过报酬。（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
　　严格说来，加班既是自愿的，又是强制性的。从工人的观点看，尤其是对那些受雇于低工资行业的工人来说，加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增加报酬收入的手段。在很多工厂，工人甚至自己竞相领取加班任务，在淡季尤其如此。不用说，这种局面给了工头更大权力，他们利用安排加班工作作为控制和分裂无所依靠的工人的工具。在给予适当收入的时候，在他们身体能够最承受的情况下，工人是欢迎加班的，有些工人甚至喜欢选择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
　　然而，很常见的情况是，加班不是自愿的；只要公司需要他们加班，工人就被预期应该这样做，在劳动密集性部门，正常班与加班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加班工作任务和收入通常取决于工头武断的决定，在大多数出口制造业厂商那里，加班量纯粹是由海外买主或（如果它们是分包商的话）由母公司的订单量决定的，而不管工人个人是否愿意或身体条件如何。一位工人对大多数工厂中所利用的加班方式做工很好的描述：
　　在减少或增加（工人的）数量时，经理们通常没有事先的计划，他们采取行动时是非常随便的。他们（在滞销的时候）用某种公司托词裁掉工人，但当订单大量发来时，他们就接受所有订单，根本不考虑会给工人带来多大的负担。最后，过多的订单成了抽打工人的鞭子。在那些工资低、某种程度上只靠额外加班增加收入的工人中间，加班是一种自然倾向。可是，既然我们不是机器，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有个限度。（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
　　订单的大量到来和雇主的贪婪，起到了鞭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挣得更多收入的机会。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韩国很多小型工厂中，加班不只是意味着多工作一两个小时，而是通常意味着彻夜工作，就是说24个小时连轴转。正如一位工人报告，“当交货截止期临近时，我们时常被迫在夏天30～40度的天气下连工作三四个通宵，所以当干完活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倒下了，不得不躺在床上”（Lee Mi-hyǒn 1984,载自Lee Tae-ho 1986b.94）在很多小工厂里，工人不得不从星期六早上连续工作到星期天早上，所以他们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整天，每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为了按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时间表工作，服装工人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吃防瞌睡药片，称为“定时”。一名服装厂工人报告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这种防瞌睡药片”（Lee and Kim 1985,77）。为了购买这些药片，工人当然是自己掏腰包，有时候也由他们的雇主提供，邦林纺织公司（Pangrim Textile Co.）70年代曾被视为样板公司，一名在该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说，“三年前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定时’药片吃一片就能防止瞌睡，而现在吃两片也不够”（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
三 再生产问题
　　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工时工作，时常彻夜完成任务，甚至在星期天也不能正常地休息，没有留下任何闲暇时间，不能与家人或朋友相聚。工厂工作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献给肮脏的工厂地面，换取的是不够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也意味着牺牲了工人“像人一样的生活”的权利，他们实际上被变成了机器或者说干农活的牲畜。工厂工人常常认为他们甚至还不如机器和耕牛，因为正如他们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
　　……甚至牛晚上还能睡觉，可是我们却要通宵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甚至还要很经常彻夜工作。早上，我们几乎累得起不来，起来后拖着身子去到烟尘弥漫、噪音震耳和经常传来辱骂声的工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简直累得连洗澡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我忍不住自己对自己说：“嗨，我还不如一台机器呢！”我担心像这样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完。（Kim Kyǒng-sook et al.）
　　一天10～12个小时都献给工厂，还得额外花时间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经常还被迫加晚班，实际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外已经不剩下什么时司了。另一名工人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我必须把不睡觉的时间大部分花在工厂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一切，比如吃饭、洗袜子，甚至睡觉，都只不过是为了明天返回工厂而做的准备……就像一头吃东西喂肥的猪，把自己的身体送给所有者，我们吃饭是为了工作，睡觉是为了工作。（Kim Kyǒng-sook et al.）
　　在工厂就业，不仅剥夺了工人的闲暇时间，而且也没有留下足够的休息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维持生计时间，让人筋疲力尽的工厂工作给工人身体带来如此大的痛苦和损害，以至于永远也没有时间来治愈这种损害。因此，1987年以前这段时期韩国工厂工作的最大残酷性，是工人身体的快速耗竭和毁坏；当时韩国工厂的状况，甚至未能确保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最低限度的条件。
　　与工厂工作长工时一样臭名昭著的是工业事故高发率，至少在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是如此。正如表3-2中的数据所显示，从工业化初期起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业事故发生率是很高的。例如，在年这一时期，每年发生12.625万起事故，涉及12.7641万名工人。在这一时期，每年有1402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这种发生率比较而言是很高的。例如，1976年韩国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为日本的15倍（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载Hanguk yǒsung yukwonja yǒnmaeng 1980,58）。这些工伤事故当中，大多数是由于强迫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和工人方面不留意的工作习惯而导致的。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可能最臭名昭著的是蔚山现代公司码头发生的情况，在其经营的头三年（）里，这个码头发生了两千多起事故，多达83名工人死亡（Donga llbo,May 3,1975,载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只要公司安装足够的安全设施，这些惨剧有很多本来可以避免。
表3-2　工作事故发生率
死亡率（每万人）
　　说明：发生频率=[事故总数÷（年工时总数×工人总人数）]×10000。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The Korean Statistical Office ）。
而且，劳动密集性产业中的工厂工作本身也对工人健康造成严重的长期性损害。很大比例的工厂工人患上了因无法忍受的噪声、灰尘、酷热和瓦斯而导致的多种职业病。1975年由高丽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进行的一顶工作条件调查发现，蔚山41家制造业工厂的250个项目当中，有一半以上（53.6%）没有达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标准（Donga llbo,December 4,1976,载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1977年由韩国劳总（FKTU 1978）进行的另一项对女工的调查揭露，健康是她们最关注的问题；当被问到“目前主要关注问题”时，回答者当中有31％提到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其他关注的问题，按关注程度递减的次序是：经济问题（30.6%），工作职位保障问题（15.1%）1983年进行的一项后续桶查，再一次确证了健康问题是韩国女工关注的主要问题（29.6%），尽管这一次调查经济问题位列第一（38.2%）（因为调查进行之前的几年里发生了经济衰退），而工作职位保障仍居第三位（19.5%）。
　　接受调查的韩国女工当中有1/3提到健康问题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韩国工作条件差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回答者当中绝大多数年龄为17～24岁。这些本应是人生最健康的年龄，而这些妇女当中太多数遇到了健康问题，如胸疼、消化系统问题、听觉差、视力模糊、冻伤和皮肤问题等。不管是由于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疾病还是由于缺乏休息或缺乏足够的营养，工人的健康通常在工厂工作几年后都很快恶化。在一篇自我反省的作文中，一名工厂前辈写下了他收一名很年轻的学徒时的感受，这名学徒第一天来工厂时是她母亲陪着来的：
　　我问她年龄，她说15岁了。这正好是我开始工作的年龄。现在16过去了！我想起自己现在还剩下什么时，我感到很悲伤。她母亲说，因为她有病，所以决定让她女儿开始工作，当她这样说时，脸上显示出深切的关注。这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女孩，能受得了这里的工厂生活吗？我担心这活儿对她来说太重了。另一方面，既然到现在为止家里把她健康地养大，她身体里应当有较多的营养，所以她会比我们能更好地承受。（Wonpoong hoebo,no.18.收录于Kim Kyǒng-sook et al.）
　　在这名工人悲伤的评论中，我们读到了从60～80年代韩国工厂生活的极其残酷性。工人以他们健康的身体来到工厂，但在苛酷和危险的条件下精疲力尽地工作几年后，很快造成了他们身体的耗竭和毁坏。不仅他们的身件逐渐耗竭，而且常常患上职业病或者成为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到他们离开工厂的时候，青春年华早已消逝，留下的是过早衰落的身体，身上还带有很多因工厂工作而患上的恼人疾病。正如工人经常哀叹的那样。“当我们身上的油都被榨干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废物一样被扔掉”。显然，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低工资、劳动强度高的部门中工厂的状况根本没有为工人的再生产提供足够的条件。
四 工作职位市场和工资
　　为什么韩国人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下，在承受着如此巨大身体痛苦和健康损害的同时，工作仍如此努力？为什么他们遵从雇主的不合理要求，长时间地加班工作？他们能拒绝通宵工作或在星期天工作吗？从逻辑上说，他们能，因为他们毕竟是自由契约的领工资工人，他们可以走人表示不满。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韩国工业特别是轻型制造部门中的工作职位人员变动率是很高的。（表3-3）例如，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每月离职率为5.6，相比之下日本为1.2，中国台湾为3.4，美国为4.0（Park Duk-je 1986）这意味着，在普通韩国工厂中，每年要替换掉大约2/3的劳动力。总的来说，韩国工业中这一很高的职位变动率是低工资和欺凌工人的劳动管理做法造成的结果。
表3-3　1975～1993年的就职率和离职率
非农业部门合计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研究院（Korean Labor Institute）《季度劳动评论》第7卷第3期（原始来源：韩国劳工部《每月劳动统计调查报告》，历年）。　
　　然而，对那些想通过频繁变换工作来改善经济状况的工人来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劳动力市场并不有利。农村地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储备，直到80年代初期仍源源不断地为出口制造产业提供新的工人。对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30年劳动市场的性质，目前存在一些学术上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半熟练劳动的无限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除了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之外，韩国在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真正经历过劳动力短缺（Bai Moo ki1982；Song Ho Keun1991，85）。然而，从工厂工人的观点看，工作职位市场从60年代到8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一直是紧张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厂工人写下的东西显示，工人最担心被解雇，雇主威胁工人时喜欢使用的方法是声称要除名。正如半岛服装公司工人在70年代中期写的报告中所显示，“只要一名工人表现出抱怨或者有丝毫提出要求的表示，立即导致的后果就是除名，这就像宣判了这个工人的死刑。这方面一直没有改变。要是没有被解雇的危险的话，提出要求和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工人人数将呈爆炸性增长。”（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ǒpǔihoe ）。武断地开除工人的做法，经常被用作对那些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的威胁。在这一时期，教以百计的劳工活跃分子被解雇并排除在工厂就业之外，他们的复职曾是80年代初基层劳工斗争的一个主要焦点。
　　由于半熟练工人的劳动市场紧张，雇主没有通过认真改善条件来激励工人的压力，而无依无靠的工人也没有通过谈判争取与管理方形成更好的关系的交涉力量。这种劳资之间的力量失衡，与70年代和80年代半熟练工人的低工资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经济研究文献中给韩国收入分配描绘的是一幅玫瑰色的画面——它们一致将韩国展示为快速增长与平等分配同时发生的样板，尽管确实存存在80年代后工资平均增长率很高的事实，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很大一部分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报酬处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以下。例如，在1982年，韩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每月支出为248977韩元，每个家庭平均有1.3个有收入者（Kore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l,90），而在同一年，所有制造业工人当中大约有1/4每月收入在10万韩元或10万韩元以下，男工中大约有8%，女工中大约有46％属于这一类。所有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人的收入在14万韩元或14万韩元以下，包括男工的22%和女工的87%。根据韩国劳总的计算，从70年代直到80年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50%～60%（Iltǒ ǔi sori 1985,53）。
　　那种韩国收入分配总体上对劳动者有利的画面与韩国存在大量低工资工人这二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其部分原因在于非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男工与女工、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例如，1983年，制造部门的体力劳动工人和非体力劳动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76905韩元和339889韩元——因此，体力劳动工人的收入只有非体力劳动工人收入的52%（lltǒ ǔi sori ）。性别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甚至更显著。1980年，一般工厂女工的收入只有男工收入的42.9%（95692韩元与222956韩元）（174）。这一比率到1985年提高到了46.7%，1990年提高到53.4%（见图3-2）。毫无疑问，从工资结构来看，韩国是世界上性别偏向最严重的社会。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收入鸿沟一点也不小（见图3-3）。1980年，那些只受过初中和初中以下教育的人的收入只有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的30%,而高中毕业生只占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的44%（Korean Statistics Association ）
图3-2　年间妇女工资历占男人工资的百分比
图3-3　年间不同教育程度的收入差别
　　因此，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工作人口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令人印象深刻，但仍有充分的根据说明韩国工人为何对工资和收入分配深感不满。在工资低于维持基本生计的低收入者当中，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鞋类、皮革产品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就业的女工。不过，也有受雇于这些行业和其他一些低工资行业的许多男工只能得到贫困水平的工资。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低工资和害怕失去工作，使得工人在面对管理者欺凌和强加使工人身体早衰的长时间加班时毫无反抗力量。
　　由于对工人不利的劳动市场和低工资，韩国工人常见的应付做法是时常更换工作。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作职位市场是高度流动性和动态性的。这一时期很高的工作职位人员替换率，不仅显示了工人方面对公司的缺乏投入，而且显示了雇主方面对劳动队伍的缺乏投入。这是80年代中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劳动市场岗位紧张造成的结果。因此，很显然，有人草率地称赞韩国工人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的做法，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工作或对公司的深深投入。在对日本人工作伦理的研究中，罗伯特o科尔（Cole 1979）建议对三种形式的工作投入进行区分；与公司有关的投入，与工作本身有关的投入，与改善经济状况有关的投入。从日本工人有着对公司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意义上，他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将日本人的工作伦理的特征归结为与工人对公司的投入有关（另见Abegglen 1958；Lincoln and Kalleberg,1990）。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可以说韩国人的工作伦理与日本人的工作伦理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中的韩国工人的工作伦理是如此。如果说韩国工人工作起来没有日本工人刻苦，但是也同样很刻苦，韩国工人这样做并非由于他们对他们的雇主或对他们的工作的强烈投入，而是主要由于他们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愿望。
　　不过，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而不是由于他们本人的缘故，韩国工人才愿意忍受工作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和滥施权威。家庭，是确保工人投身于辛苦的工作和服从工厂中的权威结构的关键机制。工人写的日记和作文显示，年轻的工人将强烈的家庭伦理带到工厂，尤其是那些青年女工。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贫困家庭，对她们为之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着深邃的思念。工人写的作文，经常流露出将她们与农村中的家庭成员联系起来的深厚感情纽带。一位工人写道，“由于通宵工作很累，很痛苦，所以我在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时有犹豫。但是，当想起我农村家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忍受，不管这对我有多苦”（Song1982,46）。家庭也是她们在工作的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重要源泉：“当我困得受不了时，想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当我的身体实在太累，手也变得麻木时，我撅撅手，想到了我的弟弟琳妹。（接下来）我的眼睛开始直冒金星“（Lee Kyuhyun,载Kim Kyǒng-sook et al.1986,97）。从这里，我们发现了韩国工人辛苦的工作模式的真正秘密——不一定是强烈的工作伦理，也不是对工作或公司的投入，而是根深蒂固的为家庭做出自我牺牲的伦理。
五 家长制、专制的权威
　　由韩国劳总1977年对工厂女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这一结果确认了工厂工人变换工作的首要动机是工资：在变换工作的人当中，有46%的人说他们离开原来的工作是因为工资太低。其他的主要原因包括：管理人员的非人对待（12%），工厂关门（10%），工作的性质太辛苦（9%）（FKTU 197B,162）。工人变换工作显然是由经济因素促动，与此同时，他们对工作场所的产业关系性质也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当要求说出他们理想中的工作场所时，回答者对非经济同素的重视则超过了对经济因素的重视：48%的人提到他们想在能得到人道对待的地方工作，15%的人表示希望能做让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教育的工作，只有1 4％的人表示希望找到更高报酬的工作，另外11％的人则希望从事职业前途较好的工作。
　　韩国女工视“人道对待”为理想工作中如此重要的方面，这一事实要比再多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20世纪70年代韩国工业中的产业关系状况。对人道对待的诉求，并不仅仅限于由女工占多数的行业或小型公司。它在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里也绝不是种短期性的现象。
　　那么，“人道对待”指的是什么呢？这指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反过来说，受到像人一样的对待，意味着应被尊重为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休息和休闲时间的自然人。同时，也意味着得到像自由和自主的人一样对待，并被作为有权利享有最低限度的人类尊严和受他人尊重的人对待。然而，在当时韩国工厂生活的现实中，一系列违反这种得到像自由、自尊的人一样对待的基本需求的做法是家常便饭。
　　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鲜明区隔。尽管这种分隔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但在韩国，体力劳动者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之间的身份区别要比大多数工业社会鲜明得多，甚至比其他有着同样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也要鲜明得多。例如，1985年，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工资的比率在韩国是55.6%，而日本为67.4%。在中国台湾则为64.0%[5] 。
　　韩国在工资方面对蓝领工人的这种严重歧视，反映了社会对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深层态度。韩国传统文化对体力劳动有着深深的歧视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前现代的韩国曾利用奴隶从事很多形式的非农业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着长期影响的手工业阵统，这种传统在其他社会曾确保工人阶级得到某种较受尊重的地位[6] 。纵贯韩国出口带动工业化的头二三十年，工厂工作被人们普遍视为地位低、肮脏和不体面。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厂工人被称为”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两个标签反映出社会的鄙视态度，赋予了工人与以前时代的仆役一样低的地位。
　　这种对体力劳动极其鄙视的态度和体力劳动者的不体面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了这种在工人当中产生很大痛苦和愤怒的不人道对待做法的基础。在工作场所，工厂工人经常被上司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和用粗话咒骂。他们最经常的称呼是“蠢货”，甚至被年轻得多的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以带着优越感的语气对待，工人说，在进入工厂大门之前，他们必须“将自尊扔在外面”，直到离开可恶的厂区才能捡回来。
　　这里，我们观察韩国工业中的权威关系主导模式的最佳方式，也是通过韩国工人留给我们的很多带有感想性质的写作。自然，他们所写的作文中的主要主题是辛苦的工作、长工时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体验到的很糟糕的产业关系。工人对他们日常事务的描述，生动地揭露了雇主行使的家长制权力以及工人对这种权力结构的无助感和愤恨。
　　一名工人记下她在一家小工厂的一个工作日，这可能是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韩国小工厂中发生的典型情况：
　　今天我们能早一点下班吗？我不时地看看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但我们的工作没有一点结束的迹象，我猜想我们今天又得加班了。最近，我们一连好几天通宵工作。下班时间快到时，我听到老板重复着同样的话：为了你们和为了公司，我得让你们在晚上也工作。所以即使你们可能有一些抱怨，但请你们努力工作。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载Kim Kyǒng-sook et al.）
　　既不用征求工人同意，也没有做出特殊的激励和补偿。雇主就是认为，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什么时候让工人工作。他预期工人要服从，不管他们身体条件和个人状况如何。像传统社会的家长一样，他对下属行使着绝对权力，并预期他们将完全服从并得到他们的忠诚。
　　通常，韩国企业特别是较小企业中的管理者权力是比较专制、比较具有家长制色彩的。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所在的服装厂中的权威模式。正常的工作日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并在晚上八点半结束。然而，在工厂宿舍住的工人很少能在晚上八点半下班。有一天，一名工人特地请求允许晚上八点半离开去办一些个人的事情，但从雇王那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喂！你！你以为就你有私事要办吗？他们（其他工人）都有同样的事要做。你知遭吗？回去，做完你的事，然后再办你自己的事，要不就睡觉，随你便。懂了吗？”（Kim Chum-sook 1984，载Lee Tae-ho 1986b,98）
　　对工人的专制控制并不限于他们的工作和工作时间。归根到底，这还涉及控制个人空间和工人的身体。富科（Foucault1979）关于社会控制的概念显然在韩国工厂制度中发挥作用。工厂工人，不管他们是在小作坊工作还是在大的集团企业那里工作，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包括穿着、发型、人际关系甚至上厕所等都时刻处在控制之下。下面是又一个工人对工厂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带有感想性的描述。当她那间服装厂的工人聚集起来参加每天早上的训话会时，经理助理官称：“姑娘们，从现在开始不准打电话。至于信嘛，可以收，但是只准在我面前当面拆开看。你们要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难道她们不理解？）”。工人们当然很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让她们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当工人有时候小声发牢骚时，经理助理厉声说：“喂！姑娘们，为什么没有谁作为代表站出来说？”但是，谁也不敢站出来（Kim Chum-sook,载Lee Tae-ho ）。
　　这些专制权威在主要雇用年轻女工的小企业中最容易看到。不过，较大的、由男工主导的产业部门企业中的权力关系的基本性质也与这种模式大同小异——工业权威同样是独裁、家长制和专职的。就像服装和纺织行业中的女工一样，重化工业中的男工也受到专横的独裁管理人员以深深的鄙视志度对待。在大多数大型制造厂，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在空间和身份上被与白领工人鲜明地区分开来。他们必须使用不同的门口进出，在食堂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用具就餐。坐公司车辆上下班的特权也仅限于白领工人才能享受，机器操作人员要以恭敬的态度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打交道，不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有多大。对工人个人空间和身体的控制，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比小型企业更严格。由于对人们认为属于私人范围的事务存在很多限制，工人积累了很大的愤慨，当1987年夏政治自由化使工人有了难得的公开反抗机会时，这种愤怒爆发出来了。在蔚山的现代集团工厂，怒气冲冲的工人终于站起来反对管理人员的专制主义，他们的主要要求之就是废除公司对工人头发长度的限制。在大宇和其他大型企业工厂发生的部分工人抗议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业企业是以军事模式为样板的——这种军事组织和军事文化的普遍影响可能容易被人们低估。在个国家统治者30年来均为前军方将领、工业企业当中很多高层管理人员从军队录用的国度，这一点当然可以很容易理解。而且实际上，所有工头和监管人员在作为成年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是在军队里完成的3年强制兵役期。在发展中国家，军队代表最现代化和合理化的组织，因而通常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样板。因此，韩国工业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军事组织的结构和权威模式，使他们的组织同样是军事化、独裁和等级性的。
　　事实上，工业组织与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似性很令人震惊，因此不管研究人员研究的是哪个国家和哪家集团性企业，他们都能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韩国社会学家裴圭汉1983年曾研究过现代公司在蔚山的工厂，他说：“当我到工厂时，很多事情让我想起了服兵役时的体验”（Bae 1987,37）。他这样描述：
　　雇员的日常生活与工厂工作密不可分。工人们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他们穿着现代公司的制服。公司要求他们遵守严格的公司规章制度。例如，头发要剪短。他们的等级地位，从别在胸前左兜外的姓名标志牌的形状可以看出来。早上八点前，在剌耳的扩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声中他们来到了工厂。在工厂大门，门卫控制着工人和来客的进出。工人们工作两个小时后休息十分钟。他们在公司食堂吃午饭，食堂被划分为供不同等级人员就餐的区域。（37）
　　美国人种学家罗杰o简纳利十年后在描述另一家集团企业的情况时同样注意到这一点。像裴圭汉一样，简纳利说，“在很多方面，与我对美国式官僚制度或韩国村落和大学的了解相比，我在军队的经历能为应该在办公室里如何行为提供更好的指导”（Janelli ）根据他对这家企业的实地观察，他对那种类似军队里才能看到的组织特征做了极好的描述：
　　每一个分部的通告板都贴着一张责任人名单，上面注明了每天应由谁锁上该分部办公室大门和明天早上由谁开门等日常职责安排。过道上的通告板上贴着一张显示头发适当长度的草图。夏天制服要在特定日期穿上，不管当天天气如何。在泰成公司总部全体人员的每月例会上，就在会长讲话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后，人们才同时松口气。在行敬旗礼时，所有人被命令以同样的方式立正，将手置于胸前，然后同时放下。在一次计算机系统的演示中，一名男子右手拿着一根很大的教鞭，在不使用教鞭时站在一旁密切地注视着。公司歌曲是4/4拍的。在很多分部，各个小部门是以代码（如：第2班，第3排等等）而不是按职能和产品线标示的。（225~226）
　　另外一名美国观察家罗伯特o基尔尼也强调韩国企业的军事化管理风格，并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生活中如此多的方面取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或者说取决于大多数是军人的领导者）的社会里，经济、劳动关系和公司生活又怎么能与此无关呢？”（Kearney 1991,8）。正如他指出，军队对韩国产业组织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外部形式的层次上，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塑造着权威关系和组织文化的主导模式。
　　我们还必须指出，尽管韩国军队以美国军队的模式为样板，但其公司文化是由另外两种影响很大的历史因素塑造的：日本军队的遗产，韩国很多军队领导人曾经在殖民时期在日本军队里服过役；朝鲜战争的影响，韩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成型。在我看来，这两种历史因素将韩国军队塑造成独裁、纪律苛刻、内部暴力倾向比美国军队远远要强烈的组织。日常对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强加不合理的要求和苛刻的纪律，要求对上司命令的绝对无条件顺从，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责罚等。似乎都是韩国军队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很多韩国企业所仿效。“按吩咐去做”，不得有任何怀疑和借口，是军事组织和工业企业中都普遍盛行的决定性组织规范。
　　因此，韩国工业权威的专制主义和人治色彩要比技术主义和官僚主义色彩更浓烈。韩国管理人员不是依照长期形成的规则和合理的程序行使权威，而是倾向于以武断的人治方式使用权力，并经常实施语言和身体暴力[7] 。由于实际上所有的韩国企业都是由单个的家族所有或控制，这种权威结构更易于实施了。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和所有者，这些现代工业家长在建立现代官僚主义形式的权威关系方面的步伐是缓慢的，指出以下一点具有启示意义 即使是在最大的韩国工业企业那里，也是到了80年代初才建立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更系统地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Song Ho Keun ）。显然，韩国工业家在建立与他们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发展相应的现代产业关系制度方面，迈出的步伐是很缓慢的。与此同时，韩国产业工人在工作场所也饱受滥施权威实行身体惩罚和符号歧视之苦。
　　通过很多韩国工厂工人给我们留下的记述，我们可看清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最初几十年里他们忍受了多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尽管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各国都是与高度的劳动剥削联系在一起的，但韩国工厂工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经历的剥削和压迫程度确实极其沉重。在韩国，劳动剥削和在工作场所滥用权威的做法因以下若干种因素而加重了：社会上对体力劳动的深度鄙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半熟练工人相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市场，家长制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韩国产业组织浸透着的军事化公司文化，尤其是韩国的政冶经济体系本身的性质，即强大的资产阶级级国家为了推动快速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采取了亲资本反劳工的立场。这些不利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使韩国产业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处于极其孱弱的地位。并在长时期里阻碍着韩国企业形成更先进的产业关系体系。
　　我们在大大小小的韩国工业和商业公司中看到的主要权威形态是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的。像传统社会中的家长一样，韩国工业家和管理人员并不是依照法律或契约关系行使权威，而是很大程度上依照文化传统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的合同权利的劳动力卖主，而是被视为孩子或传统社会的仆役。不过，与传统的家长制权威不同，韩国工业家长的权力并不是植根于以互惠文化为基础的普遍的规范性共识：人们预期传统的家长要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保护和关照，以换取服从和忠诚，而这种互惠要素在大多数韩国工业企业中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工人被预期要完全服从和尊重管理者，但管理者却并不一定有给予工人足够关照和个人关怀的相应义务。因此，韩国工业中的家长制权威的本质更多的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家族主义。尽管韩国企业中经常使用家族主义的言辞，但很少有证据显示资本家或政府做出认真的努力来赋予这些言辞以实质性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劳工骚动，起因于这种高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工业生产制度。尽管韩国工人的挫折感和愤怒不断增长，但他们却被堵住了悲愤的合法出气孔，而且没有对此采取补救措施，由于国家在保持劳工纪律方面的主导作用，由于长期有利的劳动市场条件，韩国雇主感觉不到有很大的必要来培育一支有满足感、投入的劳动队伍。在“像家族一样的工厂制度”的门面下，韩国工业中行使着高度专制和被滥用的权威，形成了一支极度愤怒的劳工力量。正是劳动者在韩国工厂中的这种辛酸体验，为后来劳工的好战性提供了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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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孝宣（音）将其工厂生活的头一天描写如下：“我按吩咐努力工作，因为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这实际上挺有意思的。在勤奋工作的同时，好像6点钟即一天工作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Song Hyo-soon 1982,36）。其他工人也写下了同样的情况，见全点锡（Chun Chum-suk 1985,94）
[2]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广泛地利用了工人的作文。这可能引发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因为这些作文也许并没有体现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普通工人的意识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可以预期参加夜校或教会资助的小组活动的工人比普通工人有更大的教育渴望，有更强的社会意识（这最有可能是参加这些活动的结果，甚至也可能在此前就是这样）。因此，这些作文也许体现出某种程度上比普通工人更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敏感性。有鉴于此，我没有试图利用工人的作文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状况进行囊括。不过我相信，在这些工人对他们日常事务、工作条件的描述中，在他们有关他们对管理者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的感觉的描述中，存在着某种偏向。我利用工人写的东西，主要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体验，而不是测量他们的阶级意识水平。当我引用他们对阶级感觉的表达时，我的兴趣在于揭示话语的类型，而不是阶级对抗的范围和强度
[3] “国际商事”是有着2.5万名左右工人的大雇主，是“国际”企业集团的部分。
[4] 《民主劳动》（《民主劳动》是韩国劳工福祉协议会的一份工会简报），1984年，载李泰昊（音）的著作Lee Tae-ho
[5] 直到80年代中期，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韩国是很大的，不过此后开始很快缩小。因此，在90年代中期，韩国的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工资差距比日本和中国台湾小了（参见Lee Kyong-hee 1994）
[6] 在朝鲜王朝（）后期，很多手工业工人以前是奴隶，他们被政府雇佣来生产宫廷和贵族消费的奢侈品（Song 1973）。相比之下，佩里（Perry 1993）的研究显示，手工业者在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7] 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 1989）对印度工人阶级做过类似分析。他强调，在20世纪初的印度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平等和个人主义文化。同时，他指出了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持续存在塑造印度劳工抗议和劳工组织模式的方式。在这方面，后发性非西方社会的工业权威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当中形成的那种工业权威有着很大的不同（参见Bendix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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