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档案：从原子弹到核电站
作者：张琦
秦山核电站
　　随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一座座核电站的拔地而起和成功并网发电，使得核能渐渐摆脱了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原子弹”的“刻板印象”，而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日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纳
　　日，祖国西部的茫茫戈壁上空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美丽的蘑菇云仿佛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掌握了原子弹尖端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一刻，连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瞬间，都深深烙在了共和国和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
　　在之后的岁月里，随着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我国和更多的国家一样，逐渐把目光转向了核能的和平利用。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一座座核电站的拔地而起和成功并网发电，使得核能渐渐摆脱了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原子弹”的“刻板印象”，而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日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纳……
　　原子城的光荣与梦想
　　“整个城市仿佛是一个很大很大军工厂，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厂房，它对外开放没多久，一切依旧是当年的样子，只是仿佛一夜之间人都走了，只留下了空荡荡的街道、宿舍、厂房……”
　　翻开旅游手册的青海篇，一则带着神秘色彩的景点介绍引人注目，它所描述的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原子城。
　　这里，曾经是个处处都能感受到震撼、感动、浪漫和豪情的地方
　　有一则故事广为流传：当年隔绝到这里工作的人对外联络从来不用真实的姓名，而代之以代号。据说有一对夫妇在北京结婚后，都被调去了221厂，但互相都对对方保密，直到有一天，他们在矿区的大街上看到了对方，才发现原来他们工作的地方才相差几十米。
　　“最多的时候原子城得有1万多人。房间里摆满了床，连厨房里放着一个上下铺，夫妻两个都在那儿工作的，也没法团聚……那里的海拔高，水最高只能烧到80摄氏度，馒头都蒸不熟……”从81岁的中科院院士王方定老人描述的画面中，当时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
　　“与家人隔绝，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会不会有顾虑？”没有那样的经历，也许很难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境。
　　“到西北去会害怕？不会啊，那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这代人没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机会就是光荣啊，机会来了，就要上啊！”回忆起当年，王方定的记忆里没有畏惧，只有激动和兴奋，“你想想，你是在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啊！”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主要是基于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做出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核科技人员只有10来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一年后，也仅聚集了30多人。1955年1月，当中央做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人才。
　　为解决人才难题，当时国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吸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二是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改行加入核科学研究；三是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这些年轻人加上近代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的科技队伍。
　　原本学习化学的王方定即是其中的一员。作为1953年来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大学生，王方定被抽调到北大去学习核物理知识、稀有元素化学以及俄语，并做好了去苏联学习原子弹制造知识的准备。
　　然而日苏共一封来信，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了全部专家。困境中，周总理却淡然处之：“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1960年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26―35岁者占25.5%，两项之和超过九成。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加入核工业时也都不过30岁出头。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在中国核工业几乎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
　　当时年仅30多岁的王方定在从事了5年铀资源分析之后，也接手了一项艰巨的新任务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没有它，原子弹就点不着火。”
　　“那时候实验条件非常差，但我们科研人员的热情都很高，生怕自己耽误了进度，如果人家靶场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的中子源，那样肯定就会很被动……因此我们的口号就是‘决不让实验被我们这个环节卡住’！”王方定如是回忆当年的豪情。
　　“我们当时接触的东西既有放射性，又有化学毒性，放在空气中一不小心就红了，拿出来就像煤球一样……”当时从反应堆里拿出来的东西没办法机械切割，都是用人力切割，一不小心变形了壳子打不开就只有当废物处理了，但有一次王方定竟然不顾危险，直接用手去打开壳子。“那时候思想很简单，也没有时间做什么思想斗争，只想着快点把实验做出来……”
　　凭着简单朴实的科研理想，以及“生命都是放在第二位的”爱国热情，王方定和几十万核科技工作者一起，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健康和宝贵的生命，终于迎来了日激动人心的一刻。
　　解决华东用电，要靠核电站
　　时隔3年之后，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腾空而起的刹那，一群年轻的研究设计者激动得热泪盈眶，其中就有刚刚年满40岁的欧阳予。
　　作为中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的总设计师，195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热工控制与自动化专业深造的欧阳予，也是在1955年的夏天因为国家需要而改行进入了“核领域”。
　　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了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他所就读的莫斯科动力学院也同时增设了核电站专业和教研室，而也许就从那时起，他结下了与核电站深深的不解之缘。
　　欧阳予回忆，1956年中央制定的原子能发展规划中就指出，“利用原子能发电在有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发，组成综合的能源电力系统。”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总理始终没忘记这件事。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曾经指示过当时的二机部，不应该只是个‘爆炸部’，也应该搞和平利用，搞原子能发电。”之后，欧阳予和更多的人就开始了对原子能发电的琢磨和设想，无奈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停顿。
　　1971年春节前，上海市领导到中央汇报：上海的许多工厂由于缺电轮流停产，而当时国民收入的53%来自上海，这种情况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
　　人口占全国30%、工业产值占全国40%，却缺煤少油。如果老是依靠华北的煤炭，运量和运力的尖锐矛盾将使铁路无法承受；如果依靠西南的水力，那更是远水不解近渴……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总理做出指示，“要解决华东地区的用电问题，还要靠核电站。”
　　此时，自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后，全世界也进入了发展核电站的高潮。而欧阳予也因为这项指示而改变了自己命运。
　　“那时候，我还正在湖北钟祥五七干校养猪。”1971年10月，欧阳予突然接到“回京待命”的紧急通知。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委派带领13名科技人员作为先遣队支援上海建设核电站，随后又被任命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全面负责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经过大量的查阅资料、刻苦钻研、调研论证，欧阳予在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关于核工业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自行设计建造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的方案。
　　苏联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是5000千瓦，美国是9万千瓦。上马30万千瓦使起步晚的我国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之上，而在获得会议批准后，欧阳予也无疑给自己的肩头加上了一副前所未有的重担。
　　中国第一座自建核电站：一座世人注目的山峦
　　可借鉴的公开资料极少，所有的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和设备制造样件几乎都要从零开始……困难多得不计其数。日，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发生了堆芯熔毁的严重事故，世界上又刮起了一股反对修建核电站的旋风，秦山工程也受到了这股旋风的冲击。
　　有人质疑建设核电站的必要性，有人提出要引进国外的核电技术，但欧阳予却坚持要自己干，“我们不仅要know why,更要know how！”
　　凭着“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白天工作，晚上攻关”的极大热情，他和自己的团队在全国几十个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的大力协同下，经过8年的埋头苦干，将关键技术问题一一攻破，完成了38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和部级奖励。
　　1982年，浙江海盐秦山作为核电站的最终选定地点获批，我国首座核电工程也进入了工程设计、设备研制和前期建设阶段。
　　“自己的30万要干，也要跟法国买两套。”面对当时核工业确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从法国引进技术的大亚湾核电站的竞争，欧阳予的承诺是“不睡觉也要干出来！”
　　历经了81个月艰苦卓绝奋战：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建设者的辛勤汗水的我国第一座装机容量3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的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在日成功并网发电。
　　至此，秦山，这座被誉为“国之光荣”的核电站，使得我国成了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瑞典之后世界第7个能够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这个浙江杭州湾畔的一座并不伟岸的山峦，也因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而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中国实验快堆∶“所产多于所耗”
　　“1公斤铀235裂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煤燃烧释放的能量，风能50平方公里才能顶得上1个核电站……从整个生产链的能量消耗包括排污后处理等来看，核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最低的，太阳能、风能等都比它高得多。” 谈到未来的能源发展，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实验快堆总工程师徐对核能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2009年盛夏，在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里，徐和他的团队正为了9月份即将临界的中国实验快堆紧张地忙碌着。
　　生于1937年的徐今年已经72岁了，但谈起快堆，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快堆中可裂变的燃料能越烧越多，也就是所产多于所耗，这在常规能源中是不可能的……”
　　“首先发展快中子堆的国家将在核能事业中得到竞争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末，徐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位美国科学家有这样一句论述，就跑去图书馆查快堆资料，结果是越看越有兴趣。
　　“在铀的燃烧中，真正消耗的是铀235。天然铀中99.2%都是铀238，而真正能裂变的铀235只有0.07%。在快堆中，常用的核燃料是钚239，钚239发生裂变时放出来的快中子会被装在反应区周围的铀238吸收，又变成钚239，从而使堆中核燃料变多，反应开始循环持续下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铀资源的利用率。”在徐看来，发展能够使核燃料“越烧越多”的快堆，对于可开采量只相当于世界石油贮量的1／4的铀资源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因为相对于常规的堆型而言，快堆不仅可以将铀资源的利用率由1%提高到60%―70%，还可以嬗变长寿命放射性核素，有利于核废物的处理。资料显示，作为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中最重要的堆型之一，在美国等国提出的先进核能系统中，6种堆型有3种是快堆。
　　“快堆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可接受性，已得到国外丰富的快堆实验和应用经验的证实。”徐说，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已有美、俄、英、法、日、德、印7国建成过21座快堆。
　　在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50公斤浓缩铀用于快堆零功率建设。80年代中期，快堆项目被纳入863计划能源领域。90年代后期，中国和俄罗斯签署有关协议，合作建造和运行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堆。按照我国快堆战略设想，快堆将分实验堆、示范堆和商用堆三步走，2030年左右投入商用。
　　　　我的亲历
王方定：中国科学院院士&&& 献身于党和人民需要的科学，自豪
　　问及王方定最难忘的一件事，81岁的王老沉思半晌，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有三件事：一是日本投降的那天，二是新中国成立的那天，三是‘四人帮’解散的那天。对于科学家而言，科研工作是我们重要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出路，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但日本人、蒋介石、四人帮压着我们的时候，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有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才能有出路，科学才能发展。”
　　在做科研的26年时间里，王方定和更多的研究者们并没有论文发表，“这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我们做的都是任务，都是国家需要的东西，而往往国家需要的正是国家的秘密所在，能够献身于党和人民需要的科学，我觉得很自豪。”
欧阳予：中国科学院院士&&& 看核电站发电有意思，一辈子都没看厌
　　“我现在只要一站到秦山核电站的观望台上，心里就特别舒服。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荒滩，每当涨潮就被海水淹没了。现在我们修筑的堤坝拦出了1000亩地，而且还建起了核电站，可以给千家万户送电。你看，它本来只是你脑子里想象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现实了！这不就是人生乐趣么？人家是抱金砖高兴，我说我不要抱金砖，我还是干我的核电，看核电站发电有意思。我看了一辈子都没有看厌。”
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钻研快堆，一辈子不够要几辈子
　　1989年4月，北大的北宿舍里，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个专家聚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哪些高技术应该进入“863”项目，徐也是其中之一。
　　在经过了长达1个月的激烈讨论之后，快堆作为民口花钱最多的一个项目顺利入选，获得了专家们的认可和支持。此后，由中国原子能院牵头，西安交大、上海交大、钢铁研究总院等8个院所开始了对快堆的科研工作。
　　196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24岁的徐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涉足了快堆领域，并负责了“快堆的设计研究”课题。徐对快堆的感情很深，他打趣道：“我差不多干了一辈子快堆了。但一辈子不够，要几辈子！”对快堆的未来，他更是充满了希望，“这个堆将来对国家的作用太大了！”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大亚湾核电站
秦山二期核电站扩建工程核反应堆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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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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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制造
日　　 来源：
&&&&核 部 件&
&&&&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核武器各阶段的研制工作更加紧迫，邓稼先和北京研究所理论组的理论家们感到压力更大了。在进行了两年的理论工作准备后，到1960年，他们准备进行原子弹的实际设计和造型。1958年至1960年间，他们搜集了关于爆炸力学、中子传输、核反应和高温高压下的材料属性方面的大量数据。在此过程中，九院的两名苏联核武器专家对原子弹的设计没起任何作用，中国人嘲笑他们是"只读不说的哑巴和尚"。中国人问及机密情报时，苏联人就清清嗓子，然后就是沉默，始终竖起一堵保密的墙。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他们毁掉了所有带不回去的资料，但他们也犯了个错误，留下了一些碎片。&&&&二机部指示邓稼先把这些残缺碎片拼起来进行分析。邓从中找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包括"眉状弧"和数字，这意指向心爆炸。把碎片拼起来后，邓对分析结果作了一次报告，朱光亚向其助手解释了这个"第一号绝密文件"的意义，指出这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一次重要线索。&&&&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们让邓对极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特性进行初步计算。邓带着几个由他挑选来的国内最优秀的大学生在北京郊外的一间小屋里用旧手摇计算机计算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和其他工程科学。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因为"他们计算的误差大约是允许量的二倍"。他们努力工作，夜以继日地"计算、绘图和分析"。&&&&即使经过了4轮计算之后，仍有一个关于结构设计的未定参数十分难以处理。邓将情况报告了彭桓武，彭又请二机部的领导来分析这个问题。郭永怀也经常参加讨论，并根据他的渊博的知识，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到1960年底，根据这些新的建议，邓稼先和手下的年轻人重新拿起计算器，在计算中逐一加入新的参数，最后取得了成功。正是在这9个月的反复之后，周光召开始验证第9次的计算结果。邓稼先和手下的工程师们相信，他们已经修正了苏联专家的一个主要错误。&&&&这时，越来越要求设计部门发挥现有能力加快工作进度。这促使邓稼先建议把他领导下的理论学家们调整为3个小组。部里批准了这个建议。7位杰出的科学家加入邓的这个新组织，正是这个组织为原子弹的设计指明了方向，被中国称为原子弹设计中的转折点。&&&&3个小组中的第一个由邓稼先直接负责，继续研究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特性。第二小组由周光召领导，由力学专家组成，重点解决与爆炸力学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在9次成功的计算结果基础上继续工作。第三小组又分为两个小组，分别由流体力学和数学家组成，并各由一个副主任领导，负责另一种原子弹设计的非定向流体力学计算。到1962年底，这个小组已掌握了向心力爆炸的理论规律，这包括芯内浓缩铀的使用以及原子弹内高能炸药铸件的力学状态。1963年9月，他们完成了原子弹的图纸设计。为了验证这一设计，他们还做了关键性的静态测试。他们立即将完成的设计送到加工单位进行裂变芯的制造和机加工并组装原子弹。&&&&这些加工部门包括一个原子弹组装车间和两个工厂。一个厂是把浓缩六氟化铀转换成核武器使用的金属铀，另一个是制造和机加工裂变芯。第一个工厂是核燃料处理厂，属酒泉原子能联合体，位于肃北。1964年初，该厂从兰州接收了存放六氟化铀的容器，把六氟化铀重新转化为四氟化铀。春季，他们用四氟化铀生产了一个浓缩铀金属球，并把它送到了也位于肃北的核部件制造厂。&&&&在原子能联合体中，保密是第一重要的。当亲属探亲或外人因急事来到酒泉时，必须有安全部门的人陪着，一般不准许他们了解那里的详情。最近，一位访问这个部件厂的人描绘了这个了不起的工厂。他说，他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此地，这里是位于
"祁连山脚下，通往广阔戈壁"的地方。他写到："我们下了火车，
四下看去，找不到什么工厂。"一辆日本制造的旅游车载着我们来到戈壁深处。渐渐地，我们看到了一条绿色的带子：绿色的树、草
地、小溪、鲜花……。绿草地上高楼冲天而立。主人告诉我们此时是戈壁最好的季节，要是我们风季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到处都是篮球大小的石块。有一万多人居住在这片绿洲上，这儿已经变成一个新型城市。……就在距这片居民区10公里的地方，
一座巨大的现代化核工业联合企业日夜不停地忙碌着。由于这儿多风、干燥、偏僻，因而放射到天空中的放射性粒子会很快消散，
不会危及居民健康。&&&&祝麟芳是主管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裂变部件的负责人。那年他30岁，是1959.年从四川重庆调到酒泉的。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在到肃北之前，他是一家工厂的生产技术科科长，也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到肃北后，他就负责筹建"中国唯一的核部件生产车间"。&&&&祝刚到原子能联合企业时，因为完全是一个外行，他就向帮助生产核部件的苏联专家请教，却得到了一声轻蔑的回答。这位苏联专家对他的回答是"这个嘛，你不必知道"。对他的第二个问题，专家回答："小伙子，别着急嘛！"祝鼓起勇气又提一个问题："请问产品什么样儿？"回答是："跟西瓜皮一样。"最后问："如何装呢?"回答："就像你们中国人包苹果一样。"&&&&&苏联专家撤走后，核部件厂又经过了好长时间才算完工。但在厂房的最后一块砖铺上之前，研制工作就已进入了装配阶段。
1961年春，祝麟芳和工厂的另外几个人来到北京，研究核部件的
熔炼和浇铸问题。在北京，他们找了一些专家，请求他们给予帮助。还在北京研究所建了几幢平房，以便进行一些基本试验。&&&&1962年下半年，北京催促祝加快工作进度。这年夏末，九院的专家已经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炸药组建和点火装置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兰州气体扩散厂也已经把他们的组合设备拼装起来了。9月份，总参谋长罗瑞卿召集了一个会议，提出要加快核武器研制进度。当月，二机部党组提出一个题为《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最初是在8月份拟定的，后被列为两年计划(日)。报告计划把第一次核试验定于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上半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毛泽东亲自看了这份报告，并在日指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两星期后，政治局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一个月后，该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杰部长向周恩来保证，两年的期限是足够的，刘杰的许诺被迅速传达到二机部及祝麟芳那里。&&&&1962年至1963年的冬天，视得知裂变芯即所谓的"产品"完成的最后期限是1964年7月。为了按期完成任务，祝建议改变苏联人制定的计划。苏联专家为中国人制定的计划，即建一个大型的、条件好的车间来加工具有高放射性的金属材料，这种材料可
能是铍或浓缩铀。核部件厂既没有人力，也没有物力去建造这样
一个车间，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制造原子弹的任务。视麟芳想："能否用土办法建造一个小的、实验室型的车间，然后在这个车间
里制造核部件呢？"祝明白，修改计划都要报二机部批准。他的计划在预定时间得到了批准。当兰州气体扩散厂成功地制成了武器级六氟化铀时(1963年12月底），核部件制造厂的技术人员试验了他们的计划，车间大楼(编号18）已在6个月以前即7月份落成，10月份安装设备。这样，北京督促冶金学家们尽快制造浓缩铀芯。他们很快就在铸造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技术未知数。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铸造过程中产生了气泡。在北京祝想起，"他们已经考虑到了在改变
原材料时要碰到的问题(从不纯的芯到高纯度金属）。在北京处理这个技术问题时，铸造过程中出现气泡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当时原材料中有很多杂质。"那时，祝和他的技术员并不能除去样品中的气泡，在做了1000多次试验后，他们就已经认识到问题太复杂
了。此时，祝麟芳惊奇发现气泡竟也出现在更高纯度的铀中，这成了重要问题。&&&&现在他们已经搬到新建的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有了更加现
代化的设备。他想，现在也许应该试验用在北京时所用的一些方法再做一遍。他认为，过去总觉得问题出于金属中的杂质上，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发表的历史资料，我们得知，祝等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铀中出现气泡的原因。据说祝等亲自日夜守在真空反应炉旁。&&&&当铸造组工作受阻时，副部长袁成隆和部总工程师张沛霖来到酒泉专区。他们在此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其中有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总工程师姜圣阶，他是一位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的著名核化学家。这些专家有权对祝的铸造组直接下达命令。经
过50多次试验失败后，实验的步伐加快了。在一次部召集技术会上，一位专家建议该小组放弃正在探索的方案。这个组的一位核冶金学者回答："如果我们另辟新路，那么我们以前的一切努力就都前功尽弃了"。张沛霖是最"善于总结大家的实践经验"的人，
最后还是他做了决定。他说，由于中国得不到有关核部件冶炼和铸造方面足够的国外资料，"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复试验"。
他接着说："我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对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大量技术数据，这是成功的铺路石。"&&&&&这下算解决了问题，1964年春节期间，试验仍继续进行着。技术人员设计出了各种革新方案和措施，铸造组把每个方案都收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对比分析了100多次实验的相关数据，最后形成了7个方案。在第一方案试验中，我们就成功地排出了气泡， 使生产的核部件达到了技术要求。日，该厂的技术人员便开始生产原子弹的铀芯。
&&&&核部件的机加工和最后组装
&&&&为了加工核部件，工厂的车工早在6个月前就开始模拟训练操作。其中一个工人师傅原公甫在这期间的苦练中，体重减轻15公斤。最后，他能在身着笨重防护服的条件下，极其准确熟练地操作特种车床和其它工具来加工高浓缩铀。他知道加工实际原料需要极大的耐力和勇气，因为加工时要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特制的双层乳胶手套。祝麟芳知道原最适合做这项工作，于是就授权他加工铀球。&&&&但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以后，原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普通的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10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发抖。"一位同事发现他有些害怕，就催促他开始加工。这使事情更糟了，由于双手不断加剧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这当然使他更加恐慌，浑身都被汗湿透了。祝平静地对原说："对你来说，这项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失误不是由于你缺乏技术经验，而是由于你精神紧张"。他劝原放松几分钟，喝杯牛奶，然后回去继续工作。虽然夜已深了，原还是同意了，他又回到车床旁重新开始。"这一次他更小心慎重，并偶尔停一停，把尺寸核对准确。"他一步步地加工、测量、调整，然后再进刀加工。日清晨，原子弹的核芯已准备就绪了。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造"596"原子弹的最后一步是在8月份开始的。所有部件--包括炸药铸件、中子反射层、铀芯、点火装置以及电配件，都已在李工程师的指挥下运到了装配车间。在
6月份，有关核部件临界状态的最后一批试验已经取得成功。在总装的最后阶段，上级领导包括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张爱萍都来观看组装。最后的总装用了72小时。车间里，窗子都挂了白色丝绸窗帘，以遮挡阳光。工人们在门口装上静电接地铜线，以便除去进入组装大厅人身上的静电。到场的人都先到更衣室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和布拖鞋。整个大厅极其洁静。墙上贴着一条标语："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一切都检查过了，李工程师下命令最后再检查一遍。他接到吴际霖从九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告诉吴，一切都准备好了。吴说："请向组装技术人员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
既要胆大，又要心细；不能带着问题装配，也不能带着思想包袱装配；要干净利落，做好自检、互检，保证一次成功。"吴告诉李，
张爱萍来看装配了，并指示李，等张爱萍和刘西尧一到就开始组装。当两位领导在指定安全区坐好后，装配工作开始了。&&&&这次领导的亲临既使人们增强了信心而又感到有些紧张。以后的两天里，装配工作进行得很迅速、很顺利。到最后一项了，李请张爱萍和刘西尧到安全线附近检查装配的最后一步，他们表示同意。李和工人师傅一起"将核部件装入弹中。"这样，596弹厂方任务就算完成了。张爱萍和刘西尧鼓起掌来。
&&&&寻找试验基地　
&&&&日，一列火车满载着经过精心挑选的官兵从河南的商丘向西北进展，他们从出发前接到的简短命令中得知，北京方面命令他们快速开赴西部地区，并在那里为一秘密设施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命令既没有说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也没有告诉他们完成任务时间的长短。困惑和各种猜测笼罩着所有车厢，但是没有一个战士能猜出这支部队的真正任务是什么。
这列火车到达的第一站是历史名城--甘肃西北部的敦煌。
这时部队离开河南已有10天了。部队下了火车，走向附近的一片戈壁滩，对这里进行较精确的土地测量。一个星期以后，即8月底，在敦煌的电影院里部队党委和领导召开了全体勘测人员大会，
那时人们才知道他们来西北的原因。他们的任务是为核试验基地挑选一块地方，并作为核心力量去建造它。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一些同志甚至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所有的人都下定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发展，为中国国防的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然而，当部队进入一望无边的戈壁滩后，那种激昂的探险气
氛很快沉浸下来。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他们需要建立长久性的营地，而对营地的要求常常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可是，他们仍然勇敢地接受挑战，去完成他们的使命。在以后的3个月中，他们一直对沙漠进行勘测，搜寻着可行的靶心区、生活区以及指挥所。&&&&10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蕴钰为试验基地司令员。11月，勘探队选定了可能成为基地的一些地点。于是张从北京飞到敦煌进行现场观察。分配给勘探队的苏联专家特别提出把基地定点在敦煌西北140公里远的地方。他们还详细地说明了建立一个最大爆炸当量为2万吨级的基地规划。他们声称，对于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样一个规模已足够了。&&&&经过对地质、地形、公路设施以及水源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把各个选择对象进行比较，最后张认为没有一个地点合适。考虑到美苏已经试验了百万吨级的核武器，他否定了2万吨级为极限的想法，认为这样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他还断定整个试验区缺乏足够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所有可能的候选地点都离敦煌太近，这势必由于放射性尘埃的飘散而危害到这座城市。而且从靶心区到生活区和指挥区的方向是顶风的，因此，张虽不情愿但仍然果断地否决了所有可能和选择，并将自己的意见报告给北京。&&&&12月，北京方面接受了张的意见，并命令继续向西方向寻找合适的营地。于是，张在敦煌建立了指挥部，并派遣河南勘测队沿途勘探。I958年至1959年的冬天，一支勘测分队来到黄羊沟绿洲。勘测队员们对这里地理情况进行了详细地了解，包括它的地形、水源、土壤等情况。他们对黄羊沟的发现非常高兴。这一地区依靠着北面那高耸入云的天山山脉，围绕着绿洲形成了一个大块沙漠谷地。谷地东西长100多公里，南北宽60多公里。周围的地区看来也有希望发展，所以张蕴钰司令员便于1959年3月将整个指挥部从敦煌迁至吐鲁番。&&&&与此同时，勘测队员为以后的科学中心和生活区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接着他们在盆地底部开始寻找靶心地区。对于这一有关全局、极其重要的位置的确定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的春天)。技术上的要求是：爆心应选择既离指挥所较近以便于直接观测，而又不会危及观测者的安全。按规范要求，离指挥所50公里远的地方是个最理想靶心区，但这一距离太近而不能保证避免散落的放射性物质的危害。一个勘测队在90公里远处发现一个地方，但是直接观测又出现了问题："当时他们派去两辆满载着易燃木料的卡车到那里，浇上汽油把它们点燃。然而那些留守在指挥所里的人员即使借助经纬仪也看不到烟雾。"最后，在离指挥所70公里远处找到一个地方，并定点在那里。在选择靶心区的整个过程中动用了1000多人，最后确定靶心区位于北纬41.5度，东经88.5度的地方。
&&&&基地建设
&&&&正当寻找靶心区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
日，也就是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正式建立(10月16日)前4个月，
基地筹建党委召开了它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张蕴钰部下的基地领导人会聚在基地临时中心的一个地下室中。因为据推断，代表聂荣臻来视察工作的张爱萍正好住在这里，于是这个地方便成为众
所周知的将军别墅和基地领导制定几乎所有决策的场所。最后，张爱萍担任首次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他的指挥权限高于试验
基地的指挥权，并同第九研究院保持着联系。同时，张爱萍还担任首次原子弹试验委员会的主任，这一机构的级别高于前者，他可直接向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和周恩来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汇报情况。&&&&一个面积为10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大
小的地带被用来建造试验基地。几年来，随着试验计划的进展，在爆心区附近进行了地爆、近地爆(在塔上爆炸)、空爆(飞机投弹或导弹发射）平洞、竖井等爆炸试验。经过多次的试验，靠近爆炸中心的地区变成一片废墟。按照试验墓地的一位前任指挥官命令："在试验基地修筑了2000多公里的公路(截止1984年)。在
每一试验场区要配备一个指挥中心，一个通讯中心，一个控制中
心和一个永久性的观测站。在空爆试验场区，还要建造一个简易的房子、机场和铺设地下水管。在一定的距离内，还有一个飞机
场和一个工厂以配合各项试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设施在继续使用"。过去试验留下的各种密密麻麻的弹坑、散落和废弃的碎片
已成为先前爆炸中心区的见证。两名参观了这一地区的记者描述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被炸毁的汽车变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只剩下了残骸；被破坏的水泥建筑物，它们一部分表面呈现一层
熔融的玻璃状。1960年初，张蕴钰部队的目标就是朝着能产生上述核爆景象而进行试验。&&&&三年困难时期，罗布泊基地上的人们也需要付出代价。1960
年，饥饿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危害着基地的建设者们。库存的蔬菜很快被吃光了。为了不挨饿，基地大多数人员不得不依靠吃榆树
叶子和采集野菜度日。由于缺少雨水，使得基地人员想自己种粮食的希望化为泡影。在一段时间内，建设工作集中在公路的修建、水源的保护和其他公益事业上。中央军委精选了一批工程兵部队和铁道兵部队去完成基地的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同时又派出生产建设兵团下属
的几支部队去修建周围的永久性设施，用来保障基地的通讯畅通。&&&&分配到核导弹试验基地的机动工程队被编在一个师属的工程支队下。他们的组成很特别，聘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志，这是由于1962年5月发生的伊--塔事件的结果。就在那时，中苏边界上的局势相当紧张，中国政府宣称苏联人已经煽动了几万名伊犁自治州和塔城镇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逃到苏联(因此该事件称为
伊--塔事件)。这个事件的后果，使得中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留下的少数民族群众从伊--塔地区迁到自治区内部，同时，那些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集中到一起作为工程支队的后备力量。这
些伊--塔的建筑工人们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包括很高的工资以及同边防军享有同等的优惠。&&&&工程支队和其他人员共同在试验基地周围建起了城镇和通讯系统，马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已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上。王程师
们把它建在乌什塔拉和榆树沟两个新开拓区公路的汇合处。该城除了包括居民住宅和营房建筑以外，还建造了一座机场，一座医院，一家银行，一家商店，几家旅馆，一座邮局和一个接待中心。
它可作为周圄居民的一个娱乐和旅游中心。马兰已成为罗布泊核
武器基地的总部所在地（首府）。&&&&公安部队禁止参观者向马兰城外的北部(属于严格控制)的地区前进。在这个科学研究区里，来自河南的部队中的工程兵
(并非建设兵团)的特种建设部队完成了几乎全部的施工任务。位于马兰市中心西北几十公里、靶心区西北约200公里的天山脚下
的一片谷地，已经成为核武器研究和试验的现代化的科研中心。聂荣臻为这个中心里的中学和幼儿园题了词。除了这些题词，以及进入该地区内部所要受到的各种限制以外，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可以把它与中国其他新兴的城市区别开来。建设者们在这个严
格保密的地区建立了一个研究所，致力于流体力学、固体为学、光 学、物理学、放射化学、计算以及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从1963
年建立以来，该所保存了有关核爆炸、反核战争、核武器的设计等方面的大量档案资料。近千份关于核爆炸试验结果的技术资料被划为"绝密"等级，并保存在档案中。基地的全体科技人员坚信："与世界上其他有关国家一样，他们能成功地建立起一所他们自己的研究核武器的院校。"&&&&&到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铁道兵部队中抽调一些建设队伍来扩建基地的工厂和总体工程设施。到1967年初，这些部队已建成了一个供运输机、中程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以及一套基地专用的铁路系统。&&&&参加一次特定试验的人员在"几千到近万人"，科学试验区里的各单位要保持适当的稳定。来自中国的消息说，试验区内的通讯保障人员、运输队以及阳平里(音译）气象站的工作人员，面对新疆沙漠中的酷暑严寒，一次次为试验作出了贡献。几年来，随着基地的发展和完善，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同科学研究以及为下次试验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几乎同等重要的。于是，几
年后，这个边境上特殊的基地扩大了区域，超出了核武器试验这一范围。象中国古老边境上的城堡一样，这一科学试验区逐渐变
成了当地社会活动的中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它的特殊使命是把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并始终保持其强大的力量，以适应当今的政治局势。
&&&&第一枚武器的到达和最后的准备工作
&&&&1964年，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成为科学城的整个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随着炸弹在酒泉装配厂的组装完成，关于原子弹及装配人员将要到来的消息传遍了罗布泊试验基地。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加强了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以及在青海的第九研究院领导之间的联系。&&&&为了安全起见，工程师们将炸弹分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输。周恩来指示："一定要保证第一颗原子弹装配、运送和爆炸的安全。"为此，第九研究院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吴际霖竭尽全力地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完成任务。一辆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已经准备就绪，它将运送没有核爆炸装置的部分。一位主要负责人向吴保证："分配给一号特别机车的所有煤都有专门管理，以便从中挑选出在煤矿中可能混进的雷管或其他任何爆炸物。"这意味着工人们要把100多吨煤检查一遍。在沿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所有的火车都要为这趟特别列车让路，横越在线路上的高压输电线切断电力供应。"同时，吴还注意到给派去检查特别列车的工人每人发一把特殊的铜锤，用它不会产生火花。等到特别列车装上设备出发时，所有的铁路人员和安全工作人员已经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进行过多次演习。&&&&&北京当局特别关心将于8月底离开酒泉总装厂的专列的安全。一节车厢里除了装有炸弹的组装件外，还有将要参与第一次试验的第九研究院的专家。在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两省的公安局的领导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加强了对列车的保卫工作。他们提供给与王淦昌一起去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吴际霖一份详细的预定行程表和关于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具体条目。在两省交界处，吴和王"被窗外站台上移动的景象吸引住了。"当火车通过时，他们看见一行行铁路干警和安全保卫官员象"雕像一样笔直地站立着，
坚守在岗位上。"公安部队的领导说："从昨晚起他们就站在这里
了。"在甘肃和新疆的每一站，吴际霖都要参加安全部门对爆炸装置的安全检查。负责安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仔细观察各部件和专用的控制台。每当列车重新启动时，吴都要求不断向他报告关于整个路段的天气情况，列车的震动状况以及关于铁路上每一处"危险"拐弯的情况，他还亲自检查设备容器的放置稳定状况。吴同列车司机保持着直接联系，以便命令列车以较低的速度前进来减小震动。就这样，经过漫长的铁路运输，非核装置运到了试验基地，然后由卡车运到靶心区。&&&&在非核部分被运到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几天后，聂荣臻命令飞机运送核芯体。二机部一位胡助理研究员和二机部保卫部的高副部长担任押送任务。在西行的途中，当了解到所押送的货物是什么以后，保卫部的高副部长十分关心核装置是否可能会过早地发生链式反应的问题。他问胡："宇宙射线对设备会产生什么影响？"胡向他保证，不可能产生链式反应，然后又立刻继续检测仪器。这使得那位副部长变得更加紧张。整个飞行过程中，他反复提醒胡要测量宇宙射线的剂量。当飞机降落在罗布泊试验基地后，高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显得很轻松，因为他能够把核装置交给第九研究院的领导李觉(九院院长)和吴际霖了。&&&&即使飞机安全着陆在基地后，在装卸过程中，也是把安全放在首位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卸下装有铀芯的密封容器，并将它放置在一辆卡车上。当它被运到试验场后，在实验场的领导、几
名工程师和保卫部门官员的监督下，才由胡打开保险锁，取下核装置。当这些人员核查无误后，他们便代表装配队接受并承担了保管核组件的任务。&&&&在张爱萍的全面领导下，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科学家程开甲全力以赴地为整体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那年的夏季，当部件运来之前，人们已经在沙漠上竖起装有卷扬机的铁塔，卷扬机可将原子弹升到120米高的塔顶。在铁塔周围，工人们开始放置一系列探测器，铺设电缆以及安置试验用的动物和军事装备(包括飞机、坦克、大炮和舰船上的设施)。这时，各级军事领导和视
察人员开始到达。第九设计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朱光亚 和王淦昌仔细地检查了整个试验场区、铁塔和靶心区的其他设施。
准备期间，在一次试验区空中检查过程中，发现了意外的情况。图像中显示出附近有人居住。负责安全的官员马上命令进行仔细的调查。几天以后，一支小分队发现了一个露营地。搜查继续进行，直到晚上，搜索人员偶然发现了一群衣衫槛楼的国民党败兵。他们自1949年起一直逃亡在此。"他们都是男性，面容憔悴，衣服破烂，步履蹒跚。一个小孩拼命地哭喊，大人们粗鲁地咒骂着"。这些人是骑马逃跑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多时间才跑遍靶心区周围的200个隐居处。&&&&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张爱萍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对现场的试验工作负主要责任。他和刘西尧副部长(现场副总指挥)亲自视察了铁塔。在和李觉一起登上塔顶时，张问道："你能保证安全可靠地把炸弹从地面送到塔顶吗？"李作了肯定的回答，而那些"自愿参加核试验的人员早就多次空手爬到铁塔顶部了。"&&&&&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张命令用模拟弹对预定的所有程序进行最后一次演习，在8月份曾进行过这样的演习。正当演习进行之际，一场强烈的暴风忽然袭击了靶心区。少有的、异常凶猛的狂风冲击着还在铁塔上的工作人员；但是，李觉命令演习继续进行。在铁塔角下的一顶帐篷里，李觉、吴际霖以及其它人员用电话与继续工作的技术大员保持着联系，并命令他们在整个狂风之夜严密监视各种仪器。一阵无情的大风把铁塔上的卷扬机吹坏了。为了解决塔上工作人员的饮食，李觉命令从技术部队中精选出的几名战士带上食物和水爬上塔架顶部。拂晓时分，随着暴风的停息，模拟演习也结束了。张宣布除了卷扬机发生事故以外，这次
演习非常成功。这时，只有两项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检查计算数据和确定爆炸零时，前者在爆炸前一天进行。由于张爱萍十分担心点火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又给二机部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要一份最后的计算资料。他想让在北京工作的第九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保证，依据他们的计算结果试验成功的概率在99%以上。虽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送到试验基地，但刘杰部长还是立刻指派周光召和另外两位数学家来完成这项工作。数据上的差异使得以周光召为首的三人小组必须凭借记忆，对早期的工作进行重新计算核实。为
此，我们加班加点地工作，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把数据送到靶心区。周和他的组员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证明试验成功的概率能够达到99%的要求。从那时起，-爆炸零时也就确定了。&&&&九天后，中央委员会审查了长期的天气预报后宣布了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零时：10月16日15点整。
&&&&起爆最初的代号是"投篮"的密码命令是15日发出的。这一代号是基地的篮球运动员们提议的。它的意思是：把铀部件和点火装置放进爆炸装置中。在此之前，从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运来的部件已经放在试验基地的装配车间里。在开始装配时，只有5个人被允许呆在这个地下车间里。李觉认为他应当是这5个人中的
一个。"以便使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员心里更踏实一些。"两天前，技术人员已经把爆炸装置装配起来。现在，他们中的4个正把核部件安放进去，用螺栓把整个装置联结起来。李觉称赞他们的工作做得完美无缺。&&&&现在，炸弹已经部分组装完毕。中国方面声称他们并不着急引爆，事实上，的确如此。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明，他们已经为试验做了全面的准备，并对工作人员也采取了保护措施。在首次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最大可能地保证安全是很值得称赞的。当技术人员把炸弹部分准备就绪后，不必要的人员都撤进了掩蔽部。几千名参与试验工作的人员只有一少部分继续留在靶心区。&&&&在16日那一天，当爆炸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曹机师很平静地监视着圆桶状容器(高约2米，直径约1.5米)里的弹体从地下车间移到地面，然后由他的助手把炸弹放到手推车上，由两名技术人员把它送往铁塔。几天以前，周恩来总理就同基地的领导通了话，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且"询问了一些其它人容易忽视的
每一个细节。"据说，在两名技术人员把车推到塔梯前，想起了周总理的嘱咐。&&&&此外，还有两位专家密切监视着路上每一时刻可能发生的情况，记录着炸弹运到塔架过程中的情况。李觉、吴际霖、王淦昌和朱光亚站在一旁默默地观看着运送过程。铁塔和弹体周围的工作人员听到他们的指挥员陈能宽发出的命令："升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也随即转动起来。试验塔高120米，塔顶上的技术人员接到炸弹后就开始将它装在铁塔上，几个小时后，他们检查了塔上所有仪器显示的数据，
然后把爆炸装置的顶盖盖好。这些天来，李觉、朱光亚和他们的助手们一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现在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答道："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接着，这些人就撤离到离试验塔23公里的试验控制室内。李觉把塔的电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引爆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这时，15点前的秒数显示开始：
10、9、………，在准确的时刻，指挥员发出了命令："起爆！"&&&&&随着起爆的命令，现场的指挥员还发出了几道别的命令。在试验区上空，一架专用飞机直接从正在上升的云雾中穿过;另一架由一名妇女驾驶的飞机开始进行一次36小时的飞行；以便收集将来进行放射性沉降物分析用的空气样品。70公里外，负责观察
和指挥的工程技术人员们通过有防护的玻璃观察到爆炸和产生的烟云的情况。炮兵部队发射了火箭用来从蘑菇云中收集样品。另
一些人准备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穿上防化服、驾车进入试 验区，收集同核辐射有关的数据以及冲击波造成的影响。特种装
备的部队直接冲进试验地区来检验他们的车辆在核爆炸条件下的
作战能力。李觉和吴际霖始终一言不发。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和陈能宽等人为经过多年试验终于成功而激动得不能自控，都默默地哭了。&&&&整个指挥所里的人们都欣喜若狂。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
都激动得浑身颤动。张爱萍要求人们科学地证实发生在眼前的奇观。"这是一次核爆炸吗？"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然后，张
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挂了电话，下面是通话记录："我是张爱萍，请刘杰同志(部长)"。&&&&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高级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一名干部(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电话筒掉到了桌上，刘杰一把捡起来，"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再说一遍。"&&&&&"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
总理讲话!"&&&&&"我是周恩来!""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给刘杰回了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刘杰立刻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但他又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他告诉周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这以后的几分钟里，刘杰一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在第九研究院时就开始规划，历经千辛万苦，现在爆炸终于成功了。这副担子也终于放下了。&&&&这天下午，欢乐情绪笼罩着北京城。几千名男女文艺工作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在进行了一场《东方红》大型歌舞表演后，等待着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下午4点钟，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大家。总理做手势请大家安静，然后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了！"起初人群依然沉默着，甚至有些发愣。接着，欢呼声响遍整个大会堂。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几小时后，北京的广播电台向世界播送了这一消息。
&&&&（〔美〕约翰?刘易斯 薛理泰）
&&&&(原载《神圣禁区:共和国武库揭秘》)团结出版社1993年7月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第三卷 1964年 历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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