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选择去二三线城市工作体现了什么大学生就业观念论文

大学生选择二三线城市就业 无奈还是求机遇?
大学生选择二三线城市就业 无奈还是求机遇?
  不选择中小城市的理由
  记者近日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城市仍然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中小城市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一些&短板&是大学生选择留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谢丽莎提出了自己在中小城市就业的两点顾虑。首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吸引一些大学生&打拼&的原因,是这些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而在中小城市往往存在浓厚的乡缘因素制约,紧密的&关系网&造成外地大学生很难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其次,大学生一般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都有比较长远的规划,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充电&,在大城市,得到再教育的机会多,接受再教育的成本小,而中小城市在人才的再教育、再培训上很难吸引大学生。
  &我们喜欢广州,不仅因为这里资源多,工作机会多,赚钱多,有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学习和娱乐环境较好,教育、医疗、退休保障比较到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工作之余,广州有音乐厅、美术馆等艺术场所供大家去消遣去陶冶情操。&中山大学学生陈文哲说,而这些,中小城市很难满足。
  北京大学学生王琰说:&谈到二三线城市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时,我们往往会提出,硬件设施不完备、文化氛围不浓厚、社会福利不优厚等劣势。二三线城市竞争压力较小,生活比较安逸,年轻人的衣食问题似乎很好解决,但满足了他们自食其力的简单愿望后,他们更期待一种被需要的成就感。&
  专家:选择中小城市就业是青年理性化的表现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备受关注的同时,就业结构、就业地域不平衡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廉思说,大学毕业生趋向大城市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自然且正常的现象,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这个趋势,国外也有&蚁族&现象。中国社会存在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的传统观念,很多从乡村出来的大学生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所以有类似&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选择留下来做&蚁族&。
  &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青年选择一线城市工作、生活,是青年理性化的表现,当一线城市人才饱和、生存压力增大时,青年从一线城市撤离到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也是青年理性化的表现。&夏学銮说,青年就业战略转移是一件好事,没有必要赋予其更多悲情的色彩。
  夏学銮说,大学生们换一下环境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广大中小城市与老百姓的生活、与人民群众、与社会实际更加贴近,对白领阶层更有需求,大学生们在这里更容易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我价值。 &&2&史少桦是山西阳泉人,家人本希望他待在离家更近的北京,但他以“回家坐高铁两个小时,从学校到北京火车站也要两个小时”拒绝了这个提议。在向家人“科普”了游戏公司的工作内容,以及表明了“自己想做游戏”的想法后,史少桦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孙慧选择的公司是总部位于江苏宿迁的洋河酒业,而她的工作地点是南京。这份工作给她的报酬相当于现有管理类人员的待遇水准,她觉得这足够支持她的体面生活,由于一开始就比较受重视,未来的升迁也会相对轻松。
洋河酒业在2009年上市,今年主要招聘的是食品技术类和企业管理类的人才,校园招聘辗转了南京、无锡、武汉、济南、成都和北京的几个大学。洋河给新晋员工的待遇不错,但是由于地处宿迁,很多学生还是愿意去往一线城市寻找更多机会,洋河的人力资源主管李晓波说,“相对上市前,境况已经有了很多好转,我们也有来自复旦、上交乃至海外的人才。我们现在的主要招聘还是面向高素质的学生,希望把他们向管理层培养。”
和史少桦和孙慧们相比,已经工作将近一年的陈秋菊可能对“挑战”和“机遇”这回事儿感受更强烈一些。2012年,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福建女孩陈秋菊进入优衣库的门店经理储备计划,进入深圳优衣库门店工作,5个月后成为店长代行(晋升成店长的前一阶段)。之后,在一次店铺间的调动中,她加入了昆明的一家新开门店。
结果,在昆明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下来,陈秋菊连做梦都是店内广播在呼叫自己名字的场景。“因为每天都被这么叫上好多次,而以前在深圳,广播里一星期都叫不了我几次。”出乎她原本的预想,这份在昆明的工作在一开始就给她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昆明门店多数员工都是新人,碰上不明白的问题,他们就会请示店长代行,而陈秋菊此时的职责就是立即给出指示,“比如一件衣服上架时应该是叠还是挂,如果我判断错了,同事们后面会要返工。”
每天晚上总结时,店长都会很严厉地反馈当天做得不好的地方,这让陈秋菊在一开始很不习惯,“那时很怕和店长说话”。因为在深圳时,遇到问题都会有很多高级别的同事可以随时请教,“大家在教你时也都很温和”。
神经紧张的同时,她开始改变自己的做事方法,比如把要做的事一项一项细致地列出来,每天结束后再逐项检查;遇到业务操作上的问题,她开始留心分析如何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希望自己“尽快成为同事们真正可以依赖的人”。很快,她对店长严厉的反馈不再感到排斥,甚至平时与人打交道时遇到朋友说自己做得不好,她也将之与工作上的反馈流程类比,视作自己又发现了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换做以前,我下意识的反应肯定是感到不舒服。”
陈秋菊所工作的门店是昆明的第二家优衣库门店。截至2012年10月已经在中国开设了170家店铺的优衣库,正计划着在2020年前在中国开设1000家门店,很多新增门店都将位于二三线城市。“开店速度加快,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平台。”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人事部总监李臻说,优衣库从2002年开始进入中国,当时的店长更多是由店员自发晋升而成的,而当公司从2008年开始实施优衣库经营储备计划后,公司会从毕业生中直接招聘店长储备,然后“用完善的体系来培养”,目标是成为“未来国际化的经营者”。今年,这项招聘计划涵盖的人数是500人,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零售业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整个中国零售业对于经营管理人才都很缺乏,所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晋升成为一家店铺的管理者,其中的挑战是很锻炼人的。”李臻说,相比一线城市的各种后台支持渠道都相对完善,二三线城市的店铺还承担了反馈市场第一线信息的任务,有很多信息挖掘、整理工作都需要由当地门店的员工承担,其中也有更多机会出现独立自主的营销方式。
不仅是优衣库所在的零售业,在中国,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消费品业在向更低线城市迅速渗透的过程中,市场上人才供给能力所出现的反差,都在让那些首先进入该城市的年轻人们获得更多积累经验的锻炼机会。某种程度上,这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入优势。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李晶也认为,二三线城市对工科学生可能机会更多。“现在,很多汽车行业公司都会在二三线城市上马新的项目。”2011年开始华晨宝马在沈阳建立了第二个工厂,另外又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对人才的需求面也很广,连续两年每年招聘了4000名员工,而在那之前的招聘数量是几百人,和现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们经常讲要‘赢在起跑线上’,对于应届生选择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们建议是要找准Rising Country、Rising Industry、Rising Company(快速发展的国家、快速发展的行业、快速发展的企业),如果更加聚焦来看,我还建议同学们认真地考虑Rising City(快速发展的城市),尤其是经济增速较快的二三线城市。”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金丽华说,“一线城市优秀人才集中,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激烈,而二三线城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对配套的服务有较大的直接需求,有很多业务潜力可以挖掘,人才快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毕业回二线”和“去二线”之间,存在显着的区别,前者的反面,可能是你仅仅只是能成为一个地方化的人才。
“去二三线城市后,你在一线城市获得的知识、技能、视野都是你的优势,你可以有一个更前瞻的眼光看待你的工作和发展方向,借助好的平台和空间,优秀的人也更容易涌现出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就业中心主任钱静峰认为,从这个角度说,待在大城市反而是平稳的。“整个成长过程也是渐进的,你在大城市中很难有惊喜,一份工作做着觉得不行可以很容易换另一份类似的。但反过来,好好干的人得到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因为有很多人和你差不多。”
但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已经具备了前瞻的眼光。二三线城市确实正在释放出大量的职业机会,但问题是,毕业生在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就瞄准这种机会是不是合适的?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如果先在总部历练一段时间,获得了更好的视野然后再去二三线城市工作,跟一开始就去二三线城市工作比起来,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一条职业发展路径。
陈秋菊在深圳获得的经验就为她在昆明的工作提供了帮助。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冬季,陈秋菊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带领全体店员推广优衣库的HEATTECH保暖内衣。这是优衣库在10年前就推出、如今已经累计销售超过3亿件的明星商品。陈秋菊和同事们卖力地在店内介绍这件“会发热的衣服”,在顾客们将信将疑的目光中热情地陈述“面料很舒服、性价比也高”这些当地顾客看重的因素。而深圳的顾客留给陈秋菊的印象是几乎都有很高的品牌忠诚度,对商品也很熟悉,有新款出现常常会自动来买。而对比昆明的情况,不要说HEATTECH保暖内衣这种明星商品,就是“优衣库”本身对这个城市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而同类的很多快时尚品牌也都在强劲地扩大规模。
对比深圳,陈秋菊知道昆明店可以有怎样的成长性。“我常常这么对同事鼓劲说,我们现在这么努力是在为以后做准备。今天你对一位稍微表现出兴趣的顾客认真地做介绍,他今年购买了觉得体验好,明年后年我们在业绩上也一定会出现回报,”陈秋菊说,“这是一件做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却很困难的工作。”
而且,机会的另一面还有风险。目前在一家日企的浙江分部担任IT技术担当的张雅晨就对在嘉兴工作的这一年挺后悔的。他在北京念大四那年,这家日企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项目,在签订工作协议时,这个项目要迁到嘉兴。考虑到这份工作正好是感兴趣的领域,而这又是一个刚成立的公司,还没有领导,以后的提升空间会很大,他没太犹豫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甚至在面对同学诸如“南方没有暖气,冬天会难受死”的提醒时,他还以“别人的经验始终是别人的,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来为自己打气。
可是在正式工作一个月后,张雅晨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了不适应。嘉兴的公司上下班时间要比北京总部的“朝九晚六”都提前半小时,因为“嘉兴这边的公交车在下午六点就没有了”,而在北京时习惯去学校附近的KTV唱歌的他,发现“在嘉兴去一次KTV要坐公交车经过好几站才能到”。公司附近倒是有一家和北京的规格差不多的金逸影城,但他“去了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因为他发现在里面很多人喜欢一边看电影一边大声说话,“而且是当地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挺让人心烦的。” 张雅晨在嘉兴的一年里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因为之前在北京都习惯买优衣库、H&M这类品牌,但这里只有国内品牌的一些专卖店,根本没有我想要的牌子。”
但真正让张雅晨决定离开嘉兴回到北京重新寻找机会的,是他意识到在这里长时间待下去只会让生活“变得很可怕”。现在,周围的同事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应届毕业生,大家白天上班,晚上六点半回到宿舍,除了玩电脑、看美剧就没其他的事情可以干,“感觉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对于在二三线城市工作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如果他们想跳槽,会发现在同一个城市里没多少可供选择的公司。比如对于一个IT从业者来讲,在珠海如果想跳槽,可能就只有西山居和魅族可以选了。
小城市的人情世故和相比一线城市规则意识和公平竞争意识的淡薄也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张文莹本来打算留在一线城市的,她说,“我以前看《蚁族》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你在一线城市还有机会去拼搏一把,但是在三线城市,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一个小县长的儿子就是比你牛,这我真的是受不了的。”
当然,她最终确认的是宝洁客户生意发展部位于江浙沪的Offer,这固然是因为“公司在上海的招聘名额很少很少”,也是因为这位重庆姑娘现在觉得能趁着工作机会多待几个城市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自己本身就是小地方出来的,这些地方生活很单纯很简单,这样也很好。”
对于有些毕业生来说,现在选择二三线城市工作也并不意味着自己就甘于在那里安身立命。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研究生石苑为自己选择了一份龙湖地产在杭州的工作。他是河北人,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在上海读书时,他曾经和同学去杭州玩,想到以后或许可以到杭州来养老,却从未想到未来会有那么一天,他会搭乘这个城市的早高峰公交车去上班。杭州在石苑眼中是一个环境优美、有生活情调、节奏较慢、但消费水平不亚于北上广的地方。但他最心仪的工作地点还是北京。他曾经拿到中海地产在青岛、恒大地产在广州的Offer,但他最后选择龙湖,除了龙湖给他提供的个人发展空间和对员工的培养力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龙湖会争取给这批新人解决北京户口,“这点太加分了!”
假如能拿到北京的户口,意味着以后能随时回归北京。“而且我将来总会在北京有家的,父母不可能跟我来南方,户口也意味着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他觉得在北京生活没有那么难:“北京压力大更多体现在房价高上,但我是要进入房地产行业的,买不起房子未免也混得太惨了。”
“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去了哪里工作,而是你做了什么,成为了怎样的人。”喜达屋集团大中华区人力资源副总裁Michael Pross说。他以自己部门曾经的两个管理培训生举例,“其中一个女孩更青睐工作生活平衡,也希望自己尽快结婚生子,于是她5年里待在上海的一家酒店里努力工作,成了那家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另一个女孩希望能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于是她先后经历了6个城市的酒店工作,5年后也通过优异的表现晋升成为了一家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人事部总监李臻也强调,虽然会加大在各级城市的开店力度,但优衣库并不看重所谓的“区域经验”,“我们希望员工成为真正‘国际化通用的经营人才’,因此他对市场的把握能力才是关键,只有这样,他未来去往任何一个新市场都能胜任。”
“面试中学生问到最多的问题是我的专业不对口的话,那和专业对口的学生比有什么竞争优势,还有就是未来3到5年内IBM怎么来提升我的职业竞争力。”IBM大中华区及全球主要市场人力资源总监周际红说。这让IBM特别为销售岗位的新员工制定了名为蓝色种子(Blue Seeds)的培养计划,最初的两年时间里,通过岗位和工作地点的变化,让这些新人去接触不同的行业和客户。
“我们也很注意招了这些人以后,组织有没有相应的培养能力。”龙湖集团招聘及人才发展中心总监卢睿锋说,这是龙湖近年来坚持精英招聘、并且控制招聘人数的原因。
换句话说,能否受到良好的职业化培养,以及是否有机会在工作中接触新技术、新理念其实更为重要,这些都是获得职业提升的重要前提。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李晶也强调,工作地点并不是和职业成长空间完全相关的因素。在刚刚结束的华晨宝马上海招聘会现场,她和学生谈及最多的问题不是工资待遇,也不是工作地,而是华晨宝马的产品是不是最新的,你是怎么看待Made in China 和Made in German这样的问题。“我们从浙江大学招聘过来一个来沈阳工作的博士生,学习的是机械专业的,用了差不多7年时间成为华晨宝马沈阳生产质量部的高级经理,这类人才也是我们的重点培养对象,接下来一两年时间内,还会让他到其它国际市场去锻炼。”
Michael Pross本人15年前从澳大利亚一家顶尖的度假酒店来到中国,当时整个喜达屋集团在中国只有4家酒店,而截至2012年6月,喜达屋集团在中国已经开设了100家酒店,另外还有100家酒店在建。目前,在喜达屋中国的4万名员工中,约30%的酒店总经理为中国人。
“在不断扩充新员工的同时,喜达屋对新开酒店的规划是有60%至70%的高级管理层通过内部转岗实现。”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何国祥(Stephen Ho)说,在这样的机制下,更多高潜力的员工获得了提拔。“随着酒店数量的不断新增,原本在成熟城市没机会向上晋升的员工,如今有了机会带着经验去往新兴城市的新开业酒店,承担更大的职责。一部分人是回到自己家乡,还有很多人—你甚至想象不到,是过去离职现在重新加入公司的,因为我们在他们过去想要工作的地方新开了酒店。”
“我还记得我当时的上司打电话给我说,‘你不是一直问我要个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嘛,你在这里很难再有升职了,不过派你去中国怎么样?’我立刻答应下来,然后挂掉电话的第一件事是冲出门外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嘿!你们谁知道关于中国的哪怕一丁点儿情况吗?我就要去那里了!’”Michael Pross说自己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在得知自己的工作目的地无锡是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时,他甚至决定在上海下了飞机以后从机场打车过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有出租车司机听懂我要去无锡—即使听懂也不会愿意去—即使同意去也会因为我是个老外而满口要价—即使没有满口要价,他们就算开到无锡也找不到我要去的那个酒店!”
最近一次从上海去无锡,Michael Pross在高铁上花了40分钟。这些年里他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工作过,也亲自负责过6个酒店的开业,不仅懂得了新的文化,还获得了很多工作、生活的经验。“这些所谓的适应能力,最终都会体现在你如何与自己及他人的相处上,而我认为这是做好一件事最重要的前提。”
籍贯:湖南张家界
毕业院校及专业: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
学历:本科
Offer:厦门航空
工作地点:福建厦门
李鑫收到的厦门航空和恒大地产的Offer是他通过“霸面”得到的,而他最终选择了厦航。他考虑工作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薪酬,厦航给出的薪水和福利都很好,他便满意了。他觉得自己英语很差,不适合在上海这种英语要求很高的环境中工作。他家里条件不好,自小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母亲长年卧病,弟弟在上湖南一所警察学校,全家的经济来源来自于爸爸种的茶叶。他有点悲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几近停滞了,你在大城市里拼,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厦航的条件又让他乐观了起来,厦航为员工安排了员工宿舍,不用他担心租房问题,而厦门的生活成本也远比上海低得多。他的打算是,帮弟弟一把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他觉得自己是很重家庭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家庭。
籍贯:江苏无锡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
学历:本科
工作单位: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工作地点:江苏无锡
周予雪的老家是江苏无锡,一个经济还算发达的城市,而她拿到的Offer就是中国银行无锡分行。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她一开始是想在毕业后做一名记者的,但实习过后觉得记者的工作弹性太大,而她更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她也曾经对外企的Marketing产生了兴趣,她觉得做Marketing不论做哪一个环节都能或多或少影响到消费者,而且这是一个很锻炼人的行业。但是找这方面工作的结果却不理想。中行的面试,她本来是以打酱油的心态去的,结果竟然通过了。很多了解她的学长学姐都劝她在春招时再找找机会,因为回去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这也是她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害怕自己会被环境改变,变成困于世俗生活中的“妇女”,但她最终还是要屈服于现实的无奈,“我觉得,人在什么阶段就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回去头一两年的时候会经常回上海找朋友们聚会聊聊,但可能过了三四年我就没有这种激情了。”而且,工作毕竟也不是人生的全部。
籍贯:河北保定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学历:硕士
Offer:龙湖地产仕官生
工作地点:浙江杭州
石苑在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念了4年土木工程,又跑去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而他的家乡是河北。但找工作时,他“鬼使神差”地选择了龙湖地产提供的一个杭州的职位,在石苑眼中,杭州是一个环境优美、有生活情调、节奏较慢、但消费水平不亚于北上广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以后会回到北京,他更热爱北方的氛围。也有一两家公司给了他北京的职位,但权衡了一下又觉得个人发展空间有限。
他开始觉得,北京虽好,但也只是在有合适公司合适职位的情况下。对于1986年出生的他来说,个人发展大于一切。而龙湖的条件符合石苑的期待—工程岗位、公司会重点培养“仕官生”、经济发达且还算熟悉的城市、人脉链条也不会断,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龙湖会争取给这批新人解决北京户口。假如能拿到北京的户口,意味着以后能随时回归北京。“而且我将来总会在北京有家的,父母不可能跟我来南方生活。户口也意味着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籍贯:福建福鼎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专业
学历:硕士
Offer:华润置地
工作地点:福建福州
“我是福建人,总有一天我要回家的,”叶旭的这个想法在临近毕业时被突然放大了。去年11月,这位来自人大国际新闻专业的研二学生刚开始找工作,28天后他接到一个福州区号的电话,对方是华润置地福建省公司的HR,“你被录取了。” 这是他拿到的第一个Offer。没有犹豫,他很快和这家公司签了就业协议。他曾经在中粮集团实习,以实习单位为标准,他给自己设定了十分明确的求职目标:工作地点离家近、央企、房地产行业、宣传策划岗位。而华润置地的Offer满足了他的所有这些条件,工作地点是老家的省会福州市,待遇跟他预期相符。他成长在福建一个传统的大家庭,跟亲戚的感情也很亲密,所以对于未来的工作地点,他的排行榜依次是厦门、福州、北京。如果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北京工作,他也愿意暂时留在北方,但只是暂时。接到录用电话后,他很快就决定不再找其他工作,一切都挺完美,他将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发展,“我是个很有目标的人,不是我想要的我根本不会去找,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
籍贯:山东济南
毕业院校及专业:北京大学传播学专业
学历:硕士
Offer: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管培生
工作地点:江苏南京
孙慧学了四年广告,两年传播学,辗转济南、深圳和北京三个城市,到哪里都能开心快活。在去洋河酒业之前,孙慧投了好多感兴趣的单位,从中国移动设计院到私人银行,都在北京。后来洋河来北京招人,为了去面试,孙慧赶火车去了江苏两次,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宿迁。洋河要招10名管培生,其中一部分是市场营销类,一部分是经营管理类,孙慧是后者,负责营销策划,媒介沟通等工作。孙慧喜欢洋河在招聘时表现出的人情味儿,“说以后有了更好的平台,给你自由,不会要什么毁约金的。瞬间觉得有点感动了。”另外,这份工作给她的报酬相当于现有管理类人员的待遇水准,足够支持她的体面生活,由于一开始就比较受重视,未来的升迁也会相对轻松。孙慧觉得,对于北京,她看重的是文化氛围,是演唱会小剧场还有她的欢乐谷,但是北京户口太难拿,工作竞争也实在激烈,实在留不了就算了。
籍贯:四川巴中
毕业院校:武汉大学金融学专业
学历:本科
Offer:中国建设银行四川分行
工作地点:四川成都
1月,赵弋把三方协议递给了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的HR。“我把自己卖了。”他报告给四川的家人。电话一挂,赵弋突然觉得后悔死了。他决定毁约,开始寻找回家的工作机会。春节前,他选择了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工作地点在成都城区,他相信这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决定。一线城市机会多,这几乎是所有选择去北上广工作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理由。但是在北京实习的经历让赵弋开始怀疑这个说法,这里的竞争太激烈了。 “机会再多,我也只能把握一个。何况人那么多,竞争那么大,我根本抓不住。”他说。他计算了一下,五险一金、房租、水电费和生活开销,一年下来啥也剩不下。 除了待遇,综合考虑衣食住行、亲戚、朋友关系,赵弋觉得还是回四川更好。从小跟着的爷爷奶奶已经70多岁了,如果去一线城市,和亲人团聚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何况成都各方面的条件还不错,发展又很快,好多大公司其实都在成都有分公司。“而且银行这种工作,好像要在家比较有优势,需要资源,不管是拉存款还是做贷款。”
籍贯:山西阳泉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学历:硕士
Offer:西山居游戏工作室
工作地点:广东珠海
史少桦接受了金山旗下西山居游戏工作室的Offer,这个公司在业界很有名,但是位于珠海,家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放弃北京的机会,被他拒掉的Offer中,有的甚至是提供北京户口、待遇还不错的国企。但是他热爱游戏,西山居游戏工作室也有多年的技术积淀,非常有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相对于北京的人才过于集中,来到这里的毕业生也更容易被公司重视。而且,作为沿海城市的珠海更代表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生活方式,人少、安静。珠海靠近广州、深圳,可以直通澳门,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籍贯:湖北武汉
毕业院校:上海财经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计量专业
学历:硕士
工作单位:宁波银行总行培训生
工作地点:浙江宁波
去年12月初,张昕先后拿到了上海银行业务培训生和宁波银行总行培训生的Offer,。刚开始她还是比较倾向于上海银行的Offer,父亲还是希望她留在上海,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她正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来到了上海。但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可以说,最终还是岗位的差异决定了我去宁波银行。如果是相同的岗位,我会留在上海。”张昕说。宁波银行提供给张昕的岗位总行培训生会经历一年的轮岗,期间张昕会到支行工作,从柜面、银行零售业务、对公业务和中后台的职能部门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工作,一年以后根据培训和考核打分的结果会回到总行工作并安排岗位。而这为期一年的轮岗,也是最吸引张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岗位在最起步的阶段让我和别人有了一个区分,考核和打分也能变成让自己了解这个行业的一种动力,会成长得更快。”宁波市中心的房价每平方米大概在1.5万元左右,和上海的差距也并不是太大,但她觉得,“宁波生活成本更低,幸福指数也比较高。” 其实她也考虑过留在上海先拿个户口这个现实问题,毕竟如果拿了上海银行的Offer,就基本等同于拿到了很多人都向往的上海户口。但是,她又觉得户口和工资不是第一位的,“我就想踏踏实实地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宁波银行是个不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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