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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 ①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②渗透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③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④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A．①　　B．①②C．①②③D．①②③④
题型：单选题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D试题分析：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渗透在整个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故本题选D项。点评：中华民族精神问题是一个高考频考点。本题是对民族精神的作用这一知识点的考查，是一道基础性的题目，结合教材基础知识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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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民族精神①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文..”主要考查你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的丰富和发展&&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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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的丰富和发展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增强综合国力关系： (1)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2)有无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3)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理解弘扬民族精神和经济建设没关系：学生易忽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济建设是我国当前所有工作的中心，一切活动都围绕经济建设展开，但民族精神不是可有可无的，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为什么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1)重要性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 (2)必要性 ①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要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必须更高地举起民族精神的火炬，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②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③是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⑤是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强基固本。
怎样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准确把握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1)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的过程。(2)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的具体表现
特别提示：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和体现，民族文化有一个积淀的过程，民族精神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因此，我们说民族精神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民族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我们在把握民族精神时，必须与具体时代结合起来。
全面理解民族精神的必要性： (1)民族精神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们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2)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民族的综合素质。民族精神是民族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3)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已成为综合国力强弱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4)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要顶住霸权主义的种种压力，抵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5)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强基固本。&
&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认识误区：
弘扬、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民族精神的力量。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民族精神的含义：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的具体表现：
中华民族精神基本特征：(1)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深厚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贯穿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2)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爱国主义：(1)地位和作用①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 ②无论什么时候，爱国主义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2)特点和主题 ①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3)弘扬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各方面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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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81240021233589233460127098276770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 书海拾贝 - 刘老师政治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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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观：
将政治课的理论与历史、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灵活的方法、创新的能力、全新的观念和一颗炽热真诚的心去赢得学生，而不是靠老师的权威去强迫学生学习。
我的目标是：
我的课堂永远都有最新的信息和最好的内容，带给学生理论的魅力、知识的活力、方法的潜力。
我的学生观：
“每个学生都是天使。”
“把我的真心放到你的手心。”
学生评价：
――我打心眼里佩服您渊博的知识，对事物深刻的见解，对政治课教学的独特的思考和对学生学习的远见卓识。在没有遇到您之前，很难想象古板乏味的政治课能如此生动活泼。
――在我将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的时候，必定会记得这样一位老师，一个被我列为心中偶像的老师，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一个博学多才的老师，一个时时都笑容可掬的老师，一个教我做人的朋友。
――生活在这个年代，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是上天的恩赐，感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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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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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我素不相识，虽然我只是不经意的打开你的网站，但这已经足够让我重新审视我自己，重新给我自己的人生进行定位，重新给我的事业寻找落脚点。谢谢您！陌生而又熟悉的刘旺老师。
――通过你的网站已经向你学习了很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的网站能改变很多教师。你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挚诚，你的奉献，你的才华，甚至你所得到的回报，在让我们充满敬佩的同时，是无限的羡慕，同时也让我们很多人都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你是我们的榜样，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这些都不是一声谢谢能表达的。只有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工作和生活，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刘老师，希望你的热情一如既往，希望你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是你政治网站的忠实“粉丝”哦。同样作为一名政治老师，你实在有太多地方让我佩服。每次看你的文章我都有很大触动，因为我理想中的政治教师就是像你一样的。很想很想像你一样，让学生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下学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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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点击：162　评论：0　日 12:28 作者：刘旺 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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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共识的政治哲学。本书通过对民主理论的正本清源，阐述了民主的真正价值、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民主的发展形式，对反民主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它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如何实现民主。民主是国家的体制，解决政府跟老百姓的关系。政府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产生，得到多数老百姓同意才有足够合法性和权威。国家法律和决策最后要少数服从多数，这是靠多数决的，它是民主的基础，是解决政府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制度。但这仅是民主的一个方面，民主反对集权包括多数人的集权，亚里斯多德早说过，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手里是一样的。一个人集权，会成暴君，一群人集权就成了寡头，广大民众集权就成了暴民制。阿克顿勋爵说：雅典的直接民主被基于民主本身的弊端所断送。至高无上的人民有权做任何能做的事，不受任何准则的羁束。结果，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雅典人在广场民主中以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己的罪孽加冕。所以民主不但意味横向分权，还意味着纵向分权。所以有共和，有联邦和地方自治，地方事务由地方老百姓参与决定。这些方面，不能以服从上级压下级，以全局压局部。民主还意味着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特别是二战后民主的发展，强调保障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个体的基本人权不能多数表决。如，村民大会不能表决分掉富人财产。多数决止于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有两个担心，一是美国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暴政。这是他作为贵族后裔的担心。第二个担心是社会的平庸化，精英、贵族气质的人被消蚀掉，被边缘化。从理论上说，一个好的民主应平衡平民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多数与少数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关系等。民主制度设计时应注重避免完全平民化，保留精英的设置。如下议院与上议院的设计，前者是平民的，后者是精英化的。对一般人而言，眼前利益会妨碍长远的判断。对民主导致的平庸化，在制度设计时早有预防。如果你读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就能找到答案。密尔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他说代议制是人类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他谈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民主是由多数人来选举的，多数人水平一般，眼光比较短浅。但是，治理国家需要精英，需要能力比较高的人。这个矛盾怎么避免？他说民主选举政府是必要的。但选举出来的人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凭他的智力和理性决策，而不要唯民命是从。制度上怎么办？民众可以选举他，但不能随便罢免他，否则，选出来的人只能追随平庸。中西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别，儒家相信圣主统治，它不要民主选举，要伯乐相马，推荐人才。后来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虽然古希腊柏拉图也讲圣人治国，但现代西方文化不信圣人治国，选举也可能出错，没办法，好在还有机会。尼克松是帝王式总统，他任上总统权力扩张很厉害。但尼克松就被记者捅出的“水门事件”弄下来了，总有办法可以把自我扩张的权力打回去。西方人骨子里害怕太强的人上来。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英国二战以后的丘吉尔，丰功伟绩，战后民众把他选掉了。就是怕这个人太强，今后什么命运都攥在他手里了。这就是民主，有时会把好人淘汰，但更重要的是能防止坏人上台，能防止继续做坏事。内容节选1：究竟什么是民主？何为民主？这是让反民主论者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他们说民主就是选举，民主就是“多数决”，民主就是精英决策，等等。为了澄清对民主有意无意的曲解，有必要对民主制和民主理论的发展史做一些梳理。我们知道，民主制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Democracy）意指人民的权力。古希腊实行直接民主制，当时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18岁的全体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政策有最终决定权，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雅典的500人会议中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召开公民大会，一般定期举行，如有需要，也可以召开不定期的特别会议。会议日程由500人会议讨论。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通常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作出决定。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政治学》中从统治者人数多寡的角度对政体进行了分析，把一人执政的制度称为君主制政体，少数人执政的制度称为贵族制政体，多数人执政的制度称为民主制政体。可见，在古希腊，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指的是一种多数人统治的政权，（当然这个“多数”是相当有限的，它排除了广大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它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民主形式，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雅典的历史提供了民主具有危险性的经典例证。雅典的直接民主被民主本身的弊端断送。至高无上的人民有权做任何他能做到的事，他不受任何准则的羁束。结果，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雅典人在广场民主中以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己的罪孽加冕。（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3页。）雅典直接、绝对的民主死亡，给人类文明社会留下了永久的痛，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由全体人民掌管的政府，如果成为人数最多、最有力量的阶级的政府，便是与纯粹的君主制性质相同的一种邪恶。民主制需要制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危害，保持法律制度的持续性，不为公众意见反复无常的激情所左右。（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4页。）现代民主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已经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简单的“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而是把民主制建立在一种复杂的政治权力构架上。代议制民主以平等、自由选举为基础，遵循以下原则：人民主权、多数人的统治（如英国洛克沿袭古希腊的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人民的统治是通过人民对于政府组成、政府权力行使的同意来实现的，而人民的同意是根据多数决定规则进行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民的同意是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据此，他提出人民主权原则，并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民主需要精英治理，以防止多数人的平庸（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体现的思想。），因而对多数人权力实行分权和制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体现的精神。）；民主必须是权力分散和多元化的（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有集中阐述。）。这些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的重要出发点。如果对资产阶级创建时期的代议制民主进行定义的话，那就是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属于人民主权的政府，政府实行分权统治、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多数人或任何个人专断的政体。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把古希腊简单多数人的直接民主制，转变成一套多数人选举、少数人统治、实行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即使还有多数统治，也要保护少数，以法律约束多数的权力，多数人的意志，也不能侵犯个人的基本人权。根据这些理论构建的典型民主制度就是英国的议会主权和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体。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一种彻底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试图冲破当时的国家制度，创造比资产阶级更为广泛和高级的民主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渊源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特别来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强调人民的绝对意志和权利至上。马克思主义还特别主张建立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主要是以生产资料平等为基础，建立由人民更加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议行合一）、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政府的制度（人民的监督罢免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总结近代民主制发展的历史时指出，民主制发展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始于19世纪20年代，以美国选举权扩大到大部分（白人）男性为标志。这一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约有29个民主国家出现。第一波的退潮或逆潮始于1922年，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登台直到1942年为止。民主的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并在1962年达到高峰，民主政权增加到36个。1962年至1970年代为第二波的低潮，民主政权的数目减少到30个。然而，自1974年以来，民主的第三波已使民主政权又增加了约30个，把原来的数目扩大了一倍――还没有包括苏联及非洲一些地方发生政治革命而导致的结果在内。（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第358页。亨廷顿的书写于1990年，没有包括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变革。）民主制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两次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世界大战使民主制遭受了严重挫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第三帝国纳粹的兴起，多数人的暴政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民主”显现出它的危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深刻反思。这些反思使人们对代议制民主有了新的认识，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和国际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它们在制度上大大完善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制度措施。对民主反思的另一原因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对民权运动的压制、越战的失败，以及冷战时期的对抗，使世界民主发展处于低潮，选民参与投票率下降，人们对选举代议制民主普遍存在相当严重的悲观情绪。鉴于上述原因和二战的教训，欧美民主派对权利理论和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欧洲的反思是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改良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为什么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没有发生，而社会都走上议会民主制的道路，所谓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工人阶级支持的德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把希特勒选上了台？民主也会缺少理性，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是资产阶级发明的用来自我保护的神话，但权利概念在２０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它迫使理论家们反思如何重新定义权利，并给予它一个进步的基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派也对权利进行了反思。他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解说。这方面的思想领袖立场殊异，反思主要是对权利、公正、正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重新定义和解释。（这场反思运动在欧洲的领袖是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波曼、罗兹和德鲁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袖是罗尔斯、哈耶克、沃泽、达尔、德沃金、丹尼尔•贝尔、本•史华慈、理查德•罗蒂、阿玛迪亚•森等人。上述反思的结果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民主理论。这就是参与式民主制、自由民主理论和协商性民主制产生的理论背景。――法国巴黎美国大学Bearworth教授于日下午与作者的谈话）所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都有许多新的、重大的发展。80年代以后，东亚等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威权体制也纷纷向民主制度转型，这催发了西方国家以外的民主制度的扩张。近30年来，民主在全世界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民主理论大大完善，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和信念愈加深化，现代民主制度的形式更为丰富。尽管传统的民主制继续受到强烈的批判，（到70～80年代，对民主的怀疑和认识上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民主的扩展，在南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民主都有相当不成功的案例。人们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三方面：怀疑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民主为什么也带来腐败和秩序的混乱？到底什么是民主制度？）但民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国家的原则和政治制度。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代议民主制度的建立，到今天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普遍的发展，民主制度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版图上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有了根本变化。总结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其经历了从议会民主到街头民主，（议会民主不能充分代表社会各种利益诉求，不能反映新的、突发性利益要求，从而导致了街头民主。街头民主反映了议会制民主的局限。）进而发展到公众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民主形式。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这些都已经超出选举议会式的民主模式。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在对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及理论做了十分简练精要的描述以后，我们需要对民主理论也来做一历史叙述和分析。古希腊的“民主是指大多数人的统治，这在古希腊所有的政治学著作中是一个公认的标准”。（荣剑、杨逢春：《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7页。）它是一种直接的、“多数决”的民主制。但正是古希腊这种简单“多数决”的民主制，导致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矛盾――名义上的多数实际上的少数在决定问题，即少数社会精英和多数公民之间的冲突。古希腊的“民主制”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民主的内在矛盾，导致城邦的崩溃。（荣剑、杨逢春：《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9页。）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发展到现代民主，民主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民主经历了从代议制民主到“选举民主”，再发展到“自由民主”和“法治民主”的过程。从民主的形式上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理论核心是代议制民主，它试图通过选举建立不仅代表多数，而且代表全体公民的“真正的民主制”。在代议制民主理论大师约翰•密尔看来，“为了保证多数人在国家有发言权，而完全剥夺了少数人的选举权。按一般见解，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但不能由此认为多数人在战胜少数人以后，就可以完全取代少数人的代表权，无视少数人的意志。相反，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里，每一部分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少数人和多数人一样将得到充分的代表权，虽然是按比例分配的”。否则，就不是平等、公正的政府。“违反一切公正的政府，首先是违反民主制的。”（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u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02页。）所以，早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主旨可以简单概括为：多数人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民主的发展，拓展了其广度和深度，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透视民主的视角和思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的理论（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是二战背景下对民主非常悲观的反映，他认为民主只在公民选举投票时才体现，选举以后选民就不能制约政府，选民的制约只能是在下次选举时不投令他不高兴的领导人的票。）是这方面开拓性的代表。他提出选举民主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民主理论。他第一次以选举界定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形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下，个人通过竞争性的方式争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决策的权力”。（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395～396页。）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制度时，主要看其强有力的决策者是否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选举产生，而且还要看这种选举是否以候选人自由竞争选票、每个成年公民是否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为前提。熊彼特“选举民主”理论的贡献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从选举的角度理解民主的思维，把选举定义为民主的本质。公平、自由、竞争的选举是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制最重要的标志，从而使人们能从选举程序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但是，他的理论只不过是传统“代议制民主”理论的一种新解释，是当时对民主制度极度悲观的反映。他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下，公民只有在选举的那一刻才行使权利，才是统治者，其他时间都是被统治者。今天看来，他的民主理论是相当片面和狭隘的。我们的一些学者正是利用“选举民主”理论的缺陷来大肆攻击民主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20世纪70年代后有了巨大的发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他指出，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民主的核心，“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1页。）民主不仅是在国家层面上，而且是在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上多元化的参与，民主最基本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是社区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社区集体决策的权利。他的重要贡献，是把个人权利和自由引入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不仅有广泛的竞争和参与，而且有真正的自由，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自由与其说是民主的政治生活要实现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实现平等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Robert&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and&Oppositi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1，p.3.）在同一方向上为完善民主理论作出贡献的是卡尔•科恩，他提出“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他说：“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卡尔•科恩（Carl&Cohen）：《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0页。）他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对民主的性质，实现民主的前提、手段和条件做了系统的阐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取决于公民参与的深度、广度和范围。这种参与不仅是投票选举，还包括立法和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卡尔•科恩（Carl&Cohen）：《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章。）民主理论发展到20世纪后期是“自由民主”理论。乔•萨托利（Giovanni&Sartori）在他的《民主新论》中系统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新理论。他说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民主的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由于他对代议制民主缺乏信心，所以他提出，实现民主的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确保公民的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在他看来，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他的自由民主理论从分析古典民主理论出发，就如何防止古典民主制中多数人的暴政的弊端做了补救。所以，他提出了以个人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理论，从而解决了过去民主制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如何保护少数人的问题。新近20年来，民主的发展呈多元化趋势，兴起并流行于欧美的协商性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理论就是民主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协商性民主认为，公共事务的决策应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金钱和权力进行，而且协商决策的参与度应该尽可能平等和广泛。协商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传统和语言实现社会协调的媒介，以市民社会为制度核心。（马克•华伦：《协商性民主》，孙亮译，《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它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协商性民主是对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和以社会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发展。（哈贝马斯为这一理论奠基，阿玛迪亚•森也在朝这一方向试图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参见黄万盛《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中文本序》。）如果我们对当今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做一总结归纳的话，对什么是民主可以做以下回答。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这种负责是建立在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开和公正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制避免使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手里，也避免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实行一定的分权和自治，地方政府也必须是对人民开放和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充分尊重人民的选择，并在各个政府和非政府的层面上，只要涉及人民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由人民进行充分协商后再作出决定。民主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民主政府首要的职能是依合法程序及平等的法律保护基本人权，保护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政府遵循法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公民权利受司法的有效保护，为此需实行司法独立，独立的、职业化的法官可以自主地依法作出裁决。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公民有法律保障的平等表达意愿的机会，多元主义，政治过程是建立在众多交互重叠、自愿组织起来的、自治的私人团体之上的。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即使是时常无法达成共识。（菲利普•施米特等：《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第21～33页。）可见，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日臻完善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不是反对者所简单化的“多数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选举式民主”，它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生活方式。反民主论者把民主片面和狭隘地解释为“多数决定论”和“选举式民主”（潘维的民主定义是：现代民主制指的是全体成年公民自由、定期地选举本国最高领导人的制度。见潘维著《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8页。他说他的定义与熊彼特的定义相通。就是说他对民主的理解停留在熊彼特时代。），否定人民参与决策和保障自由等一系列的民主基本原则，如果不是对民主的无知，就是对民主的有意歪曲。内容节选2：对民主功能的辩正回应对民主的批判，除了要澄清被他们搞浑的水，还要清流，就是要对反对者对民主功能和作用的各种指责加以驳斥。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康晓光教授的“民主祸国殃民论”（知名学者康晓光教授断言：在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因此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并不值得推崇。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阶级分权”的“合作主义国家”，推行“仁政”。见康晓光著《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载《中国的道路》，第116～169页。）和潘维教授的破除“民主迷信”。我认真分析了两位教授否定民主的论据，他们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在理论上，把民主狭隘和片面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康教授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并不值得推崇。潘教授则干脆把民主简单化为“多数决”。由于“多数决”曾给人类带来灾难，（他最有力的例子是希特勒上台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民主“多数决”的结果。希特勒上台有选举的因素，他上台执行的是不是民主政策就难说了，至于把“文化大革命”也扯上民主，就与我们谈的民主制度差得太远了。）所以民主是不可取的。二是从实践上，他们认为在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康教授认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是：在群体关系方面，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见康晓光著《中国的道路》，第296页。）前者是理论问题，需要做些理论阐释，后者则是实践问题，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1.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与“少数”民主无论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的统治决策方式，还是作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手段，它都涉及公众事务的处理，都离不开多数与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问题――它是实现民主的一对基本的、永恒的矛盾。民主制在决定问题时的原则是简单的：遵循多数人的意志，这是普遍公认的原理。对民主的指责主要来自两方面：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主的多数决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实际上都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论是虚假的。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制最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新的学术发现。古希腊就出现过处死苏格拉底的民主暴政，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民主政体的腐败就是有变成暴民政治的危险。阿克顿勋爵在总结古希腊民主的教训时指出，雅典人是古代唯一靠民主制强大起来的民族。然而，拥有无限的权力也同样在败坏著名的民主政体。受少数人压迫是糟糕的，而受多数人的压迫则更糟糕。因为群众中积聚着潜在的力量，一旦发挥作用，少数人则难以抵挡。（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页。）近代以来，民主的暴政也曾多次造成人类的灾难。问题是，历史上的民主制有与专制制度同样的危害，但为什么没有阻止人类社会对民主的追求和向民主制发展呢？人类社会在古希腊民主制自我毁灭后，经过几百年的专制黑暗统治后又坚定地选择了民主制。现代民主制也不断地遭到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批评，但也不能阻挡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民为民主而牺牲。显然，民主的价值大大优于它的危险性，专制暴政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甚于多数人的暴政。况且，现代民主制的完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已能有效地克服多数人暴政的危险。现代民主制以它全新的机制根本改变了过去简单的多数决定论。现代民主理论是：遵循多数人的决定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是民主政体的支柱。遵循多数决定原则是组织政府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不是压制少数人的途径。多数派，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不应剥夺少数群体或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少数人，无论是以种族、宗教信仰、地域还是以财产状况而论，都享有基本人权保障，这些权利不得被政府或任何多数派剥夺。至于对民主多数是虚假的指责，反民主论者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所以多数民主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干脆就不要去追求这种假民主。（潘维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民作主”的体制，都是由领袖们作主的体制。康晓光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并不值得推崇。所以他们提倡应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来统治。）的确，我们确实不能断定现在的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因为，现有的各种投票和表决制都没有要求投票决定一项内容必须要所有公民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样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下你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强迫所有人去投票。民主表决制一般只是按参加表决的人的相对或绝对多数决定问题。对参加投票或表决的有效性是否有最低参加人数的限制也并不一定。对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的大多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制度上设置一种可以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反民主论者不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民主制与专制制度同样也许是少数人在统治，但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民意产生的，他们作出决定不是个人恣意独断，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采集民意，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多数人有效的监督。民主就在于有一套由民意影响决定的程序保障，而不在于是否真正由多数还是少数人作出决定。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于大家都公认这种程序，而不一定是它的结果。但如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结果，就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在古希腊的民主中，所谓的多数在总人口中可能是少数，那是由阶级的不平等造成的。在现代民主中，也常常采用“两个过半数”的方法决定问题。任何社会都没有办法也不能强迫所有的公民来参与投票，事实上确实没有真正的多数决定问题，民主永远只能有相对的多数，没有绝对的多数。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民主是不可取的，要选择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制度。如果这样，在逻辑上是荒唐的、事实上是有害的。精英政治的好坏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再去试验，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实践，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相结合统治的时期。精英政治理论难道还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来“发明”，加以推行吗？对多数人的民主暴政，在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二战以后对民主制最大的完善，就是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制度：一是违宪审查。像德国、日本等一系列国家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最有效制度。它由少数几个高度理性的法官来审查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以防止多数人制定暴虐的法律。二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大大加强，个人权利在对抗来自政府或其他多数人的侵害方面，得到更有效的法律特别是司法的保障。这方面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保障人权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法律和机制。三是媒体作为第四种力量，有效地发挥着保护弱者、维护正义、监督政府和强势群体的作用。四是非政府组织、法团主义等有效地发挥保护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利以及自卫的作用。二战以后60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在民主制成熟的国家，多数人的暴政在制度上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当然，我们还不敢断言民主制度永远可以抵制多数人暴政的出现。但是，民主能比专制制度带来更加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即使有多数人的暴政也比个人专制和少数人的暴政来得更少，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也相对更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发现。2.民主与社会稳定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民主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证据之一是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威廉姆逊在“为什么要民主”的演讲中指出，民主政治有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制度能持久下去。通过选举和民意的信息反馈，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的同时，修正它们的缺陷。其他政府形式由于缺乏一种使它们的领导人合法化的和平方式，缺乏使投票制度反映民意变化的约束而内在不稳定。民主国家和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政府对它的人民负责。虽然民主政府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捍卫者，但世界越民主，和平就越可能，这仍然是正确的。（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41～42页。）　　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不需要用太多的笔墨论证。人类历史上发生无数的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对统治权的争夺主要原因不外乎：由于王权被认为缺少合法性而易受到攻击；由于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残酷压迫而引起人们的反抗。在过去的王位更替中有许多是因武力争夺、暴力逼迫、阴谋暗杀、宫廷政变引起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帝王时代王位继承规则被改变而发生紊乱的时期。王位继承合法性受质疑，常常导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君不见专制时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残酷的王权争夺的历史。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有研究说，古代皇帝有70%的人是因为王位的争夺而非正常死亡。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作出的选择。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对人民有益，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和生命也是最好的保障。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的。北欧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300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但80多年来由于社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和社会动乱。按我们的逻辑，不可思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提倡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可是在200多年的历史中，除一次因奴隶制政策（不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的“南北战争”外，没有内战发生，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对最高领导人的谋杀，但这是很偶然的，（像美国前总统林肯、肯尼迪和1986年瑞典的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是少数被暗杀的领导人，但他们在民主制度下不是被政敌，而是被政策的反对者所暗杀。）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的争夺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府下，因最高领导人的空缺而产生的任何危机（因政治丑闻导致领导人被罢免或辞职、自然死亡、被谋杀等）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政权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而专制社会里的权力角逐，常常要以死亡为赌注：政变、起义或革命，无论维系统治还是颠覆威权，皆以“铲恶务尽”为目标。（王开岭：《仇恨和恐惧让独裁者永远站在刀锋上》，/data/detail.php?id=年8月10日。）卡尔•科恩说，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更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民主政治不仅通过让参与者承担某种义务来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而且创造一种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的和战略上不明智的局面。持异议的少数派表示不满并继续追求其目标的渠道总是畅通的。不论少数派如何不满，也无须忍气吞声、噤若寒蝉，也无须诉诸革命以达到目的。从各方面来说，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暴力是自我毁灭，总是不智之举。（卡尔•科恩：《论民主》，第227、228、229页。）认为民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论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我们知道，专制国家容易产生动乱，从专制向民主制过渡的国家也是极易发生动乱的。由于专制制度的权威和秩序倒塌之后，民主制度的秩序和法治没能建立，不仅野心家，就是专制与民主势力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早期，从专制向民主制的过渡或结束殖民统治后走民主的道路不但漫长而且血腥。这在法国历史上是最明显的，法国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制不能巩固，上演了一卷社会动乱史：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这些都是专制向民主国家转变前的动乱。最高权力更迭的无规则性和没有合法性，使它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尽管历史上在选择民主道路上有这样血的代价和教训，仍不能阻挡人类坚定不移地选择民主制度。为什么？因为，不付出这些代价，社会就不会有永久的稳定和安宁。专制制度会永远重演血腥的历史。印度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民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出生于印度的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说，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Amartya&Sen,“Democracy&as&a&Universal&Value”，Journal&of&Democracy，Oct.3，1999，pp.3-17，&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and&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渊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过，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地区的国家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的发生。在迄今已经举行的13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那些攻击民主会导致社会乱象的例子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不能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做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专制向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专制向民主制发展与飞机起飞和卫星发射的原理相似，起飞和发射阶段的危险性最大，进入轨道以后才会稳定运行，一般不会出现事故。难道，我们因为惧怕发射时的危险就不发射卫星了吗？正确的态度是尽量降低发射时的危险系数。到现代，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民主制的深入人心，在非民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中人们摒弃了暴力和血腥，并大大缩短了转型的时间。很多国家都避免了转型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像苏联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除了罗马尼亚出现血腥事件外，其他都没有出现严重暴力和流血事件。还有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民主转型，都成功地实现了从军人政权到民主政府的和平转移（包括像智利的皮诺切特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也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包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我国的台湾。可见，现代社会，民主社会转型出现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将大大降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131页。）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是，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不断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和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朴正熙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斐然。在其统治的18年间，韩国经济以平均9.2%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不足90美元激增至1500美元。但是，也正是他推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后来政经勾结现象的蔓延，为韩国政坛埋下了腐败的祸根。）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有无数民众被逮捕、关押和处决，仅光州事件，就有5000多人被屠杀，1.44万多人受伤。）就连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全斗焕和卢泰愚最后被民主政府送上审判台，被判处死刑赦免。）直到1987年，卢泰愚推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到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才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新时代。现在的迹象表明，韩国的民主制度已趋于成熟。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人也能被赦免。这是民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原因。）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后不久立即遭弹劾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2004年的总统弹劾案和迁都风波都是宪法委员会化解了矛盾，宪法委员会能够在社会严重冲突的关键时期起作用，这是一个民主制成熟的重要标志。）哈佛拉里•戴蒙德说，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最难以坚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唯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122页。）3.民主与经济发展一些反民主论者一个很强有力的理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民主容易造成贫困。他们认为，穷人对面包而不是对民主感兴趣。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世界上这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被历史清楚证明了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Democracy&and&Growth,Why&Voting&is&Good&for&You?”，&The&Economist，August&27，1994，p.17.）正是因为人类看到了民主制能带来经济繁荣这一巨大的好处和实惠，人类才把民主作为不懈的目标来追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国家也不是都搞不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被认为是威权体制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例子。“拉美化”常常被中国许多学者认为是因实行民主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效率、社会贫富不均的代名词。它被认为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贫困的有力证明。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导致“拉美化”现象出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统治。这两个事例正好说明，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所以，威权统治远没有民主政府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威权统治只是在有些情况下能发展经济。但是，威权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出现倒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在1860年代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政府主导大力发展经济，到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但大致在相同的程度上。中国在清政府被推翻后由于没有建立起民主政体，导致战乱不断，经济崩溃。而日本由于建立了民主政体，尽管出现军国主义并遭受毁灭性打击，但还是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是西方国家以外第一个实行民主最成功的国家，也是经济最成功的国家。难道这不足以说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吗？为什么威权统治对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简单的直接原因就是它的政治体制不具有可持续性。近代民主制度产生以来，只要是民主巩固了的国家，它的政权体制基本上都是持续的。最早建立的民主国家200多年来，政权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不能不富。而非民主的国家，政权在不断地动荡，即使有过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场革命或动乱，经济毁于一旦，人民陷于灾难。威权政府能创造一时的奇迹，但不会有永久的辉煌。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的太平盛世，但都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中。像这样一些历史常识，我们的学者不去温习，而是抓住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经济不成功的例子，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是没有说服力的。其实，拉丁美洲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完全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民主制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是相反，是军人独裁统治导致了经济停滞。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是在19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独立后的国家大多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而是军人文人交替统治。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势力渗入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人独裁统治，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动荡时期，频繁出现军人政变。军人统治需要财团或民众的支持，所以上台的军人政权不是与财团勾结，就是鼓动民众，社会政策要不是权钱结合掠夺性的，就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社会动乱的“拉美化”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支持那里的军人统治，相反转而支持民主化。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但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这时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有学者认为，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人民。见曾昭耀《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cn/zeng.htm，日。）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为8.6％，智利和乌拉圭为6％。Edgardo&Boeniger是拉丁美洲民主和政府治理专家（Edgardo&Boeniger曾任智利政府内阁成员和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智利太平洋基金会主席），他对拉丁美洲国家民主与威权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说，民主与威权体制在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效能问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话题。他认为，对拉美国家而言，这样的争论大体是不相干的。因为民主目前盛行于此地区并且几乎成为活的事实。比较分析表明，即使有些威权政府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转型，但仍很难证明威权政权自身会增加转型的可能性。目前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显然不支持这个理论。（Barbara&Geddes，Economic&Reform&and&Democrac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pp.63-64.）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威权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阿根廷军事统治的时候经济一团混乱，（阿根廷1983年结束军人统治，开始建立民选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到1994年才真正建立国际社会认可的民主政府。）由梅内姆领导的第二届民主政府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发展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经济在持续稳定中出现增长势头，政局保持稳定。）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见成效。秘鲁在比较民主化的制度下进行了比较激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秘鲁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民主转型，民选的藤森政府实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稳定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秘鲁民主制基本巩固、政局基本稳定，大多数民众支持改革和现行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和出现社会稳定。智利是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皮诺切特皮诺切特政权常被一些学者拿来作为威权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据。Edgardo&Boenige对此不以为然。在拉美独裁政府中，只有皮氏在经济发展中有比较好的业绩，这有它特定的因素，这个例子是不足以说明以上论点的。多数军人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见Edgardo&Boeniger著《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229～230页。）以及后来的民主政府实行激烈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以民选为基础，它的成功关键在于民主政府提供了政策的政治和社会正当性，从而能坚定和大胆地推行经济市场化政策，这是在其他状态下无法长期维持的。从拉美国家已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威权体制在实行经济改革上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见Edgardo&Boeniger著《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229～230页。）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直接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与法制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更依赖于法制。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还是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民主为条件，如地方自治、分权和决策的多元化就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集权专制的政府统治下不可能高速发展现代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不可能高速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化和权力下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越是民主、开放、放权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好。如深圳、广东和浙江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越是政府权力集中、不放权的地方，经济发展越滞后。中国中西部和东北的经济不能很好发展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传统集权的思维和体制僵化有关。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或是由专制体制造成的，而较少的例子能说明贫困是由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缓减贫困。民主制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自由市场。因为经济发展远不止民主一个因素，还有法制、管理、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能保证以和平竞争的方式组织政府、影响公共政策；它能通过固定的程序调整社会和经济冲突；它与市民社会有充分的联结，从而可以代表各自选区的选民，并为集体行动的事业作出承诺”。（菲利普•施米特等：《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37页。）在民主社会，公民政治权利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灾难，它使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要，要求适当的公共行动。政府能否对民众的疾苦作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是否给其压力，公民权利的行使就能刺激政府的行为。没有哪个独立、民主、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Amartya&Sen,“Democracy&as&a&Universal&Value”，Journal&of&Democracy，&Oct.3，1999，pp.3-17，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and&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说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制度，是反民主论者用来攻击民主的最有力武器。这是对社会发展近视的一孔之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民主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效率有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之分。从短期决策的角度看，专制是最有效率的，专制者可以一人拍板决定重大的政策，而不会“相互扯皮”。但任何专制的决策必然会受到偏见、野心、无能与私利的影响。尽管开明的专制者也常常会寻求富有智慧的人来辅佐他的决策。但是，这完全不足以阻挡专制者的自私和无知的武断。“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最可能产生从长远来说是明智的政策。”（卡尔•科恩：《论民主》，第212页。）尽管“制度化的民主在决策上效率较低。但是，一旦作出了决策，它们相对来说更可能得到贯彻落实”。（基尔摩•奥唐纳：《论委任制民主》，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64页。）专制者的草率和武断地决策，常常会忽视大多数正当的利益，而引起众多的不满，进而引起潜在的抵制，这种决策是不太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的。更何况，专制者的决策失误是很容易发生的。一旦出现了战略性决策失误，可能不仅引起社会动乱、经济停滞，而且引起社会和历史的倒退。它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中国现代史上就有无数个错误决策造成社会灾难的例子。专制政体的效率与决断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它壮观的表面可能掩饰着日益加剧的愤怒与不满和基础的不牢。（卡尔•科恩：《论民主》，第184页。）在民主制度下，决策并不一定总是正确，但一旦失误会较快地得以纠正。经验证明，民主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远高于非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虽然作出每个具体决策时没有效率，但是，由于它的决策较少失误和更容易得到执行，社会会保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效率。而专制政府的决策往往在错误与纠正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循环中来回折腾和打转。与威权主义政权不同，民主政权仍有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它们或许不能立即产生出上述益处，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菲利普•施米特等：《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37页。）在专制体制下也能有效地发展经济，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下，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而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则可以避免此种危险。经济发展与民主有关，也与法治有关。在一个没有民主，但讲规矩守秩序的法治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获得高速发展，但它缺少长久的生命力。先富后民主，民主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吗？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民主，还是民主创造了经济奇迹？从利益的角度，富人参政与穷人参政具有同样的动因。富人多趋于保守，不希望变革。他们更希望保存现有制度。穷人更希望变革，更希望投票，只在他们没有表达方式和手段的时候，才采取激进的行动。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民主不一定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有组织的利益诉求。在社会富裕程度提高后，发展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将高于贫困地区，在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对立下发展民主可能出现不稳定。民主并不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萨托利指出，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证据显示：民主以经济为前提或它的存续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繁荣。问题在于，19世纪自由国家所提供给民众的保护不具有财富方面的要求。就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而言，一种“贫困的民主”同样是可以想象的。（乔•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149页。）Amartya&Sen也说，民主在灾害面前的保护性作用对于穷人来说更加重要，对饥荒的受害者尤其如此。有经济需要的人同样有表达政治的需要。民主不是普遍富裕后的奢侈品。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印度70年代中期的例子）。（Amartya&Sen，“Democracy&as&a&Universal&Value”，Journal&of&Democracy，&Oct.3，1999，pp.3-17，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and&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中国当前的民主发展证明：民主不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搞起来的，而是经济发展很一般的地方先搞起来的。现在农村人比城里人更要求民主，对民主的参与热情更高。（见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第199～262页。）4.民主与腐败腐败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毒瘤，不论什么制度都难以根治。问题是哪一种制度更容易产生腐败，哪一种制度更容易治理腐败？反民主论者认为，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甚至荒谬地提出“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71页。康晓光也认为，民主化不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中国的道路》，第304页））他们的论据是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苏联、东欧等地区民主化以后都腐败了。这个论点从某个角度说是对的，民主选举必然会出现贿选和黑金政治。但从整体上说，这个观点是荒谬的。民主确有产生腐败的制度因素，如选举会产生金钱政治，但民主有更多抑制腐败的因素，如公共预算和议会的审查监督制度、阳光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媒体监督、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等等。所以，历史客观事实是民主制政府比不民主的政府有更少的腐败。当然，不能把向民主过渡的政府的腐败算在民主政府的头上。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无所不在的腐败；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以后就会伴随腐败被葬送，而鲜有被治理好的。各国政府腐败的情况不同，决定了反腐的方法不同。从我国腐败的具体情况分析，反腐只有从民主建设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官员的严重腐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卖官买官，这主要发生在掌握干部人事任免权的主要领导身上，这种腐败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受贿的领导后面有一群行贿的官员，少的几十个，多的数百个。（像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涉及260多个干部行贿。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接受26人贿赂。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接受98人贿赂。）另一类腐败是掌握政府财权的官员贪污受贿。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主管城建、交通建设和国土资源的部门领导，他们利用手中批钱、批地等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换。这种腐败，也是揪出一个，带出一片企业家和商人。（如深圳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王炬，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还有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河南省前后三任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和石发亮都属于此类腐败犯罪。）很明显，这两类严重腐败现象的产生都与民主制度有关，如果有一套民主的官员选举制度，当然就不会出现卖官买官。如果有一套经人大严格审查的公共预算和透明的财政制度，也难以出现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可见，当前我国这两类最严重的腐败是可以通过民主制加以克服的。没有上述民主制度的建立，靠法律和打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国家的选举型腐败（包括其他腐败）是可以通过法治加以解决的，这点已经被事实所证明，如北欧国家就是如此。非民主国家的腐败特别是涉及政治性的腐败是通过法治也解决不了的。没有人否认法治对反腐和保障民主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法治的作用只限于政治民主或政治清明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没有这样的前提，法治反腐只是学者们的梦想。他们常以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的例子来证明“缺少民主的法治政体对付政策型腐败非常有效”这样荒唐的观点。（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第13页。无论论证威权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论证威权政府有利于反腐，来回说的也就是这两个例子。而正是这两个例子是没有普遍意义的。）首先这两个廉政的例子对他们的论点根本没有什么证明力。就像历史上的专制政府也可以举出一些清廉的皇帝和朝代一样，它不能证明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防腐。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不能以根本没有什么代表性的特例作证。他们无视世界上绝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是最清廉的国家，最腐败的国家大多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而是以偏概全来证明其观点，缺少学术严肃性。下面我们以2005年出炉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榜”说明。上表非常清楚地表明，世界上最清廉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民主政府，没有一个是专制政府。世界上最腐败的20个国家和地区我不敢说都是专制政府，但至少很多公认的当今世界上最不民主的政府都在其中，如伊拉克、利比里亚、刚果、索马里、苏丹、安哥拉、海地、缅甸、孟加拉国等。到底民主制是有利于反腐还是滋生腐败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我认为，腐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性的腐败，如执政党的腐败、政治领导人的腐败、选举中的黑金等；另一种是政府性腐败，如利用行政权力贪污受贿、权力寻租等。政治性腐败需要靠民主制遏制，如选举、权力制衡、政党的监督、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政府性腐败主要靠法制、强有力的反腐机制等来遏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如果执政者能廉洁自律，能从政治层面保持清廉，再通过严格的法制治官，就能较好地解决政府层面的腐败问题。这是靠人保障而不是靠制度保障的廉政，是不可以长久的。如果政治层面上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又没有有效的自律机制，靠法制和打击是不可以遏制腐败的。一个社会防止腐败要靠很多因素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有：民主、法制、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其中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政治层面的腐败主要靠民主遏制，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时法制就可以治理。只有民主加法制才最有利于防止腐败；有民主无法制不足以防腐；无民主有法制可能解决政府层面的腐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没有民主一般情况下（只有法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完善的民主政府都必然有法制。所以不存在“法治才是反腐的，民主导致腐败”（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第11～13页。）的结论。那么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的廉政能证明“只要法制，不要民主”的政府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吗？恐怕李光耀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关于新加坡是如何保持廉政的问题，我本人于日、16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发表的《向新加坡学什么？》中有详尽的分析。）新加坡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制度的国家，但基本是民主构架下的政府，反对党总是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正是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和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警惕，使它时刻居安思危，以廉洁为执政第一理念；使党和领导层能廉洁自律，从而解决了政治层面上的腐败问题。（就像毛泽东时代主要靠党和领导人自我约束机制起作用，但不可长久代代相传。）加上良好的法治传统，使腐败得以遏制。如果人民行动党和领导人都腐败了，新加坡的法制能起作用吗？在回归前，香港政治层面的腐败是靠英国的民主制解决的，没有英国的制度对港督的约束，如果港督是个贪官，香港的法制能有效反腐吗？香港回归后，基本法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民主体制，特区政府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受到中央政府、香港居民、立法会和终审法院的有效监督，加上它完善的法制和反贪机制，政治层面上的反腐机制是有效的。在普通国家中，靠什么保证政治层面不腐败呢？只能靠民主制度。反民主论者还举出一些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腐败的例子攻击民主。这些都是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民主转型国家易产生腐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既无民主，也无法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腐败甚于专制国家，这不能证明民主国家是易滋生腐败的。学者们完全无视真正民主国家腐败较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转型国家随民主的巩固和成熟，腐败越来越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国家更容易揭露腐败的事实。（像韩国全斗焕和卢泰愚的腐败只能在国家民主化以后才得以揭露。）那些崇拜香港是只靠法制反腐的学者们，不妨听听香港反腐专家郭文纬先生（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怎么说：在中国内地反腐败最好的做法是发展民主，因为没有比贪官身边的群众对贪官实施监督更有效。必须探索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看到中国反腐败影视作品中，某个地方的首长出了问题，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不能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只能靠高一级的官员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加快民主建设。让选民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人大代表，然后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政府首长。只有这样才不会仅仅借助行政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乔新生：《反腐败：声势渐大，机制需深化》，《南风窗》2006年7月下。）我想这位资深反腐专家比我们书生更了解什么对反腐是最重要的。5.民主与公民素质民主与公民的素质有关吗？很多人都会认为公民素质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公民素质”太低来否认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太低，特别是9亿农民素质太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且近代以来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持有此种看法。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但康有为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不合实际，让普通百姓民主犹如“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窬墙飞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国会叹》下册，中华书局，1981。）康先生主张君民共主。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他也不主张立即给公民以权利，更反对给公民以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素质太低，“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了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更目无主人，胡行乱为”。（孙中山：《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第722～723页。）可见，“公民素质低”的认识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民主的重要理论障碍。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的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法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去教堂，也送子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制度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渠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是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不是老百姓没有民主素质，而是因为没有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参与民主的渠道，使他们对政治失去信心，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与政治，丧失民主素质。（2006年5月，我访问法国高等政治学院（Sciences&Po）时，Manlio&Cinalli教授与我的谈话。）公民素质论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公民素质是一种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我们怎么解释受5000年文化熏陶的、21世纪的中国公民还不如200多年前被放逐到北美大陆的那些清教徒和流浪者？中国公民受过50多年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文化的教育，他们的素质难道比那些长期受“腐朽文化”教育的国家公民还低吗？曾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推动工作的前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王振耀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他走过中国大地1000多个乡村，亲眼目睹和指导了那里土渣渣的选举。他说：民主不是由素质决定的，民主是一种利益关系。说农民素质低，难道中国人比非洲人的素质还要低吗？中国的识字率远远高于印度、非洲，印度和非洲可以选总统，我们农民难道连一个村主任还选不了？印度有60%的文盲，印度的选举是用各种符号来代替的，什么钢笔、手、茶缸之类，你选钢笔，就代表某人。50多年前，农民就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你能说农民素质低？我看倒是我们一些官员素质低。现在有许多农民研究法律，口袋里经常装着《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的农民对中央关于农民、农村的政策背得烂熟，比我们许多领导强得多。（王振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一个国家是否建立民主制度或法律制度与普通公民的素质没有直接关系，它与统治者和精英建制有关。在任何社会，民主制度确实需要统治者和精英推动和建设，作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创建民主制度，但没有人是不能享受民主的。就像普通人可能不会发明扑克，但经过简单地告知规则后，没有人不会打扑克。民主制是由具有先进文化的人建立的，但不是以全社会公民都要达到一定的教育程度为条件。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近代民主制的建立，并不是由当时社会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是利益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民主是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谈判，在制度上建立的权力框架。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人民能不能搞民主，而是很多地方自发地创造了许多民主形式，特别是自发地进行了扩大直接选举和实行竞争选举的改革探索，而得不到肯定和赞同。可见，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做的问题。说公民素质差，搞不了民主，显然只是个伪问题和托词而已。我们知道在国外民主制国家中都有不少华人，老一代华侨大多都是贫苦人，不识字，在国外也只能靠低下的体力劳动为生，他们在民主制下照样成为一个能很好行使民主权利的公民。在国内，不少人指责国人素质低，不太讲规矩、守秩序，不遵守法律。同样是华人，在新加坡，他们很守秩序、讲规矩、守法制。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对他说，我们新加坡人都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贫苦的农民和渔民的后裔，祖先都目不识丁，不是你们中原那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的后代，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能做到，中国人不能做到的。（《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第720页。）新加坡能够在华人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这说明，没有低素质的公民，只有落后的制度。人成就制度，但制度更成就人。对普通公民来说，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素养更需要靠制度培养。20多年来，中国民主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公民素质论”是没有根据的。我自己组织的一次公民选举参与的调查结果，与前面几位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调查表明，公民的民主参与要求，如选民是否参加选举投票，与经济发展水平，公民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政治身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个人利益和个人是否有效参与有关。农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等方面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要高得多。（如在一项选民参与积极性的调查中，村民表示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流动人员只有26%。在按职业分类进行统计时，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态度在12种职业中排列第3位，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3.4%），企业领导（61.1%）。农民为59.7%，高于法律工作者（59%）、教师（52.7%）、在校学生（41.2%）、离退休人员（40.7%）、个体劳动者（38.5%）、工人（36.9%）、文化科技人员（33.8%）、无职业者（22.2%）、自由职业者（14.3%）。详情可参见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第202～261页。）中国民主选举的发端地不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也不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恰恰相反，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有的还是问题比较多的“后进”村里搞起来的。（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感到很棘手时，才想到通过村民选举，一放了之。虽然，走民主选举的路出于被迫，但放手让群众发扬民主，却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典型和开创者。没想到一放手放出了真正的民主，发现“落后”的农民有高度的民主意识、民主热忱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原来他们并不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并不缺民主素质，而是我们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如村委会的海选是从那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如吉林、山西、河北等地先搞起来的。乡镇长和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改革是在四川的遂宁市、雅安市和云南的哈尼彝族自治州等这样偏远落后的地方探索出来的。在这些地方制定的直选和竞选改革办法和规则是在没有国家法律可依的情况下由自己设计的，却相当公平、合理和民主，比起大会堂里制定的法律毫不逊色，且更科学和有用。我观摩了一些选举改革的地方，看到农民风雨无阻、扶老携幼奔向投票站，看到他们不顾寒冷的冬天要在操场或礼堂一等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到出选举结果才回家吃饭的情景时，我会感到农民对民主的高度热爱和热情；当我看到农民拿到选票就像当年拿到土地证一样由衷地喜悦和感激，听他们说共产党1949年给农民发土地证是给了他们经济上的翻身，今天发给选票是给他们政治上的真正当家作主时，我会感到农民对民主选举深刻的认识和内心的渴望。一些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利，那样坚定、义无反顾地同阻挠他们的官僚们和村里既得利益者不屈地斗争，多少愤怒的农民联名要求罢免不合法选举产生的、腐败的村委会干部，不顾阻挠，不畏严寒，四处奔走，甚至进京上访。有的人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有的人被非法关押，甚至被判刑。他们追求民主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感动。当看到当前中国农村民主发展的这些生动而真实的景象，你会觉得那些指责中国人素质太差搞不了民主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对民主和农民是多么无知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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