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有错必纠当成法治“新常态”
王琳：有错必纠当成法治“新常态” 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侦查人员认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个有罪判决的包装。
昨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暴巴图代表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在延宕9年之后，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终于进入了再审程序。
在法律上，“呼格案”的真相，仍是待证的事实。1996年，内蒙古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认定奸杀一女子，被执行死刑。9年后，身负多起命案的赵志红落网，自称他是&呼格案&的凶手。这种“真凶浮现”的桥段，本应成为平冤纠错的以戏剧化前奏。但就在2006年8月由内蒙古政法委组成的案件复核组认定“呼格案”确为冤案后，该案离奇地陷入了僵局。从“真凶”浮现到启动再审，居然耗时长达9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年前“呼格呼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却只用了62天。
9年来，“呼格案”多次被舆论聚焦，众声喧哗、群情汹涌皆有之。但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没能促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媒体介入个案报道，常被指责是媒体审判或舆论绑架。“呼格案”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媒体监督的无力。因此，预防和纠正冤假借案，主要仍靠法治建设的风向以及制度本身的改良。反思“呼格案”，媒体指向了“严打”。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本身无错，错的是“严打”对法律的逾越。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这本是宪法原则，却在事实上的“侦查中心主义”面前，形同虚设。
如我们所知，一件刑事案件从发案到执行，中间还要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主要环节。两个月办完一宗争议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都嫌太紧张。对于多了一道死刑复核程序的死刑案件来说，则近乎一件“不可能完全的任务”。但“呼格案”却做到了。
观察近年来为媒体所披露的一些典型冤案也不难看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制约、监督机制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步错、步步错”的背后看似很“和谐”，实则既伤害冤案苦主，又伤害司法本身。重新调整公权力之间的关系，还原各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已成为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推出了一个系统化的重要升级，自然也关注到了防冤纠错。《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一段论述正是要借助制度改良去实现防冤纠错。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中，我们甚至看不到辩方的影子。我们曾常见公安机关一抓获嫌疑人就立即召开“XX大案破案立功授奖大会”，问题是，谁能保证公安就真的抓对了人？而当审判并非中心，也非关键环节，公安机关已宣告“破案”的刑案，法院认为判不了，也有隐性制度协调法院按公安的意见下判。但经过1996年和2012年两次刑事诉讼法大修，中国的刑事司法模式，已从当初的“公检法流水作业”向“控辩审三角架构”大踏步迈进了。以前公安逮到了人，就称“人犯”。现在连普通人都知道，未知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并确定某人有罪之前，应视其为无罪的人来看待。换言之，在侦查阶段，哪怕真是案犯，也只能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则称为“被告人”。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侦查人员认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个有罪判决的包装。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破除法制建设初期的“以侦查为中心”；“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防止侦查环节的“破案”成了“决定性”环节。每一宗个案都关乎民生与民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权威和公信的基础。冤案或许无法完全杜绝，但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业已发生的冤案，坚持“有错必究”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重树司法公信的前提。让清白者恢复清白，让有责者承担应有之责。不但“呼格案”应如此，“聂树斌案”等都应如此。（本文本文摘自凤凰网评：凤凰评论独家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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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触即发的CRISPR专利大战
一场围绕CRISPR-Cas9的专利大战也随之打响了，两个团队分别号称自己最先发明了这项技术，双方各执一词，整个生物界莫衷一是。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史上的专利战和专利法的方方面面来告诉读者有可能解决这场纷争的最好办法。
基于CRISPR-Cas9 的基因组编辑技术正在给整个学术界和工业界带来革命性地变化。一场围绕CRISPR-Cas9的专利大战也随之打响了，两个团队分别号称自己最先发明了这项技术，双方各执一词，整个生物界莫衷一是。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史上的专利战和专利法的方方面面来告诉读者有可能解决这场纷争的最好办法。 1.CRISPR的专利蓝图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是基于原核生物内源性的免疫反应。当原核生物遇到外源的核酸比如病毒基因组或者质粒的时候，一些原核生物把一部分很短的外源序列整合到自己的一个或者多个CRISPR位点，接着CRISPR位点被转录加工生成CRISPR RNAs (crRNAs)。crRNA接着会引导DNA剪切酶Cas9根据序列互补的原则剪切未来入侵的外源核酸序列。此外CRISPR-Cas9还能精确地在指定位点引入外源核酸序列，综上，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一问世便大放异彩。 灵活多变的CRISPR-Cas9还被应用于体内操纵基因组，因其实用性而被&钱&景看好，却因此引发了专利大战。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ennifer Doudna教授和德国亥姆霍兹医学研究中心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教授领导的合作小组最先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利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组编辑的技术。他们正在申请一项专利，包含了该项技术在不同种类细胞中的大量应用的155项声明，同时他们声称该专利的优先日期是号。而来自麻省理工（MIT）的张锋小组也利用CRISPR-Cas9在真核生物上进行了基因组编，张峰也申请了专利，专利的优先日期是在号，更为重要的是，专利已经被批准发行了。 此后，和CRISPR-Cas9相关的专利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仅张锋这一个团队就已经获批了8项专利，都是通过&快速通道&获批，广泛涵盖了该项技术的各种应用。有些专利更是指向某些特定应用，比如有一项专利是专门针对CRISPR-Cas9技术在治疗亨廷顿舞蹈病上的应用。 2.挑战已有的专利 大量的专利给该项技术的发明者和医药界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于Doudna和Charpentier合作团队和张锋团队的专利之争。由于Doudna和Charpentier申请的专利中的优先日早于已经获批的张锋专利中的优先日，假设两家的专利内容有很多重合，Doudna和Charpentier可能会去美国的专利商标局去申诉并且通过所谓的&干预程序&来挑战张锋专利的合理性。这样做的赌注是高昂的，如果Doudna和Charpentier赢了，那么张锋已经获批的专利会失效，尽管这样也不保证他们自己的专利能够被批准；另一方面，如果张锋赢了，他就能保住专利，同时Doudna和Charpentier却落得两手空空。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当前专利的广度。迄今为止所有的相关专利都有相当大地覆盖面，如果专利局就此允许这些专利被最终执行地话，可能连最基础的科学研究都要付专利费了，一般地学术研究几乎都难逃专利侵权的法律惩罚。与此同时，保护专利的法律法规几乎也杜绝了你向FDA报批相关药物的可能性。因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商业活动都会受到专利保护的掣肘。 最后，专利要解决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些专利声称的&原创性&内容变成&显而易见&的时候，这些专利可能就能被别人免费使用了。在生物技术的范畴，一旦一些技术（比如PCR）的原理被大众知道，那么这些技术是不是就被视为显而易见的&常识&？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既然CRISPR-Cas9的原理被大家熟知，那么相关的编辑基因组的应用也是不是显而易见的呢？从法律角度回答上述问题是无比困难的，然而答案却决定了这些专利官司的最终走向。 3.历史上的专利战 如何解决CRISPR-Cas9的专利纷争最后还是要落到专利代理人的头上，包括：加州伯克利大学，维也纳大学，麻省理工和Broad研究所。历史上就有一些围绕曾经的先锋技术比如重组DNA（recombinant DNA），小RNA干扰（siRNA）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知识产权纷争，最后这些技术被授权并且广泛使用的故事为我们当下破解CRISPR-Cas9专利纷争提供了先例。斯坦福大学为解决recombinant DNA的专利授权问题的做法为我们后来类似的专利问题提供了一个金标准。首先，作为专利代理人，斯坦福大学授权给非盈利的学术机构免费使用这项技术。然后，斯坦福开发了一个分级的专利税系统来保护小公司的权益不受倾轧。最后，斯坦福抢先咨询了很多股东意见，并且尝试了不同的授权条例，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另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是MIT关于siRNA技术的专利。过度严格的专利保护会严重阻碍技术的发展和传播，MIT却通过授权的方式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MIT当前允许学术界在实验室制备siRNA相关分子用于科学研究，而有条件地授给一般商业公司售卖相关药物分子的许可证，唯独给创业公司，Alnylam，独家开发siRNA相关治疗技术的权利。 跟PCR专利有关的授权使用也给我们一些启示。这项技术是一家商业公司发明的，如果严格地实行专利保护政策，会严重影响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然而这个问题却很大程度上被两个孪生政策淡化解决了：适当延缓对专利侵权者的诉讼，同时将专利广泛地授权给公司和商业伙伴。用这样的方法，PCR技术被广泛而又迅速地传播开来。 尽管以上的例子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共同的是：专利代理人都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选择了不同的定制方案，既维护了专利的权益同时又予以适当地授权。因此选择一个合适地策略可能会帮助CRISPR-Cas9的专利代理人规避法律冲突，获得可观地经济回报同时又能促进技术的发展。 4.结论 CRISPR-Cas9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基因编辑工具。但是这项技术能否在专利保护下依旧获得发展和应用却不是科学说了算的，而是法律和历史！推荐原文自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征求药品价格放开的意见，不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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