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平衡关系再度被打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令美国进入一个脆弱、动荡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稳定、安宁的局面。
一个“巨人”在衰落，另一个在崛起，如同大陆板块的移动，引发各种震动。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系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论战争与和平》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对当前国际形势做了细致而又深入地分析。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国，如今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成员。近15年来，我经常前往中国，和教育界、政界及商界的人士进行交流。现在将这些交流成果转达给中国读者对我而言是件自然而有意义的事。
多年来的访问让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感受到其强劲的发展力、计划执行者顽强不屈的精神，还有丰富多元的文化。中国绘画更是为我打开了领悟中国文化的大门。无论是在赵无极的私人工作室还是其他艺术家朋友的工作间，我都有心领神会的感悟。中法绘画艺术将沿袭其奠基者的风格继续发扬光大。
中国和法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两国都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心怀天下大事，注重生活艺术和文学，对外界持有开放、欢迎的态度，还有对美食的热爱，这些都为中法人民的交流、讨论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对文学和绘画有着共同的挚爱，对教育问题持有同样的想法。能长期访问中国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前进的步伐。昔日退居一旁的中国如今正在满怀信心地确立其世界地位。2017 年，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特朗普入主白宫，为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震动，其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张赢得了美国部分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西部“铁锈地带”社会地位下降的工人，在非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受到严酷的生活条件的挑战，本土人士与移民者之间关系紧张。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跌落的同时，人们对美国失去全球影响力的恐惧也与日俱增。
美国在十几年前还是超级强国，但费用高昂的境外干预行动令其昔日的雄风不再。美国在全球的财富生产和交易中的份额日益降低。在国际外交方面，反对美国的声音如今越来越有力。
美国的国家利益以世界经济为依托并紧密相连，和美国长期以来的文化魅力也密不可分。想要保护本国利益，就必须具有开放、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这也是美国的价值基础。特朗普高调宣扬的分裂和封闭主张，打破了1917年潘兴将军在法国港口布罗涅登陆后开启的国际政治格局。
如今，美国立场日趋强硬，继续对外界进行军事干预，试图将其法制体系强加于世人，保持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强势， 不愿接受国际外汇多元化，而国际市场对国际外汇多元化的呼声却越来越高。这些强硬立场表明美国如今仍恃强倨傲，而2001年以来的各场战争硝烟未散。
在美国衰落的同时，新的强国正在兴起。在新兴力量中居首的中国信心满满地担负起其世界责任。历史上的耻辱经历使得中国一度衰落：19 世纪初，鼎盛时期的清政府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近1/3，到20 世纪中叶，却降到3%。如今，中国重新找回了尊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8 年开始奠定经济繁荣的基础，如今中国文化开始广为传播。中国不靠他人，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启了新篇章。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三个支撑点：党、民族和国家。它们也分别代表了三个关键问题：维护国家统一、修复民族自豪感、确保经济繁荣。
中共十九大肯定了中国强盛、持久的发展趋势，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下达的指令切实有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家长期发展的统一目标时，制定了“五年计划”发展的重点，由此推动共识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章， 确立新目标，总结经验传统，表明中国愿担负其世界责任的信心。
中华民族是中国重振雄风的基石。我所到之处，都看到中国重拾其文化传统，支持艺术创作，推行创新的文化外交，发展有效的“软实力”。传统文化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在各个学科得到推广，并且从孩童抓起。中国作家也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可，例如鲁迅的作品最近被重新翻译成法文，还有其他现代作家也在全球拥有读者群。中国的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的艺术展也在海外获得成功，向世界传播了丰富的中国文化。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如长城和西安兵马俑，还有修复的历史古镇、冬季体育场和多条远足路线，南方则有漂亮的海滩。这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向我呈现了中国多彩多姿的面貌。
中国的文化无处不在，其典型的建筑风格，从胡同古巷、小桥流水、恢宏殿堂，到自然和谐的村落建筑，都和21 世纪令人目眩的高楼大厦比肩共存。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如今的中国融合了5
000 年的古老文明和面向未来的现代景象，线上支付开始取缔纸币。所有的这一切都以政府为核心，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带着无比坚定的意愿，通过辛勤的工作、持续稳定的政策和决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过去30 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逐步实现了工业升级，并推动了内需增长。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制造2025》纲要中指出，要推动中国在高新领域内的带头作用。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引起了一些误解和担心。在未来的数十年，毫无疑问，中国将在众多领域内占据全球首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对多个重要挑战。
首先是环境问题，这也是中国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在城市规划、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针对土壤和水污染的斗争已经展开。为了实施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已展开一项大型绿色投资计划，涵盖整个价值生产链。中国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全力减少碳排放。为此，中国自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一直大力推动气候合约的执行，同时进行能源过渡，将重心放在可再生能源上，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开始减少，成为绿色能源的最大市场。
中国的人口过渡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因此，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下，人口趋于老龄化。开放“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并无明显提高，想要孩子的夫妻需面临职场和经济双重压力。虽然这带动了某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银发经济”的发展，但也给社会补助和新老两代人的互助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不但如此，这也涉及中国城市建设的重新规划，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住房，改善生活质量，促进各类人员融入社会，包括农民工。
在中国，经济和金融挑战确实存在。中国发展很快，面临经济失衡的危险。首先，各个经济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私营集团和小型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很不相同，不同地区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长业务，如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和南方大都市的高新科技产业。在金融业，中国存在经济泡沫和放缓的危险。在所有领域，中国企业都在踏上全球舞台的前沿。在工业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在短短数年内就实现了惊人的技术升级。面对全球科技革命潮流，中国企业不甘落后，打造了许多本土产品和知名企业，如微信、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科技巨头不再仅仅是美国的GAFA（谷歌、苹果、Facebook和亚马逊），同时存在于北京、上海、香港和杭州。当然还有空间科学，中国在这一领域也越来越成功，其空间项目的发射数量达到新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倡导者，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例证。这是一个重要项目，
不仅可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且可以促进多边合作关系和包含各方的多个项目。“一带一路”涉及的各个国家可受益于中国的众多投资，并得到新型国际机构体系的支持，这一体系较现有机构可更好地满足新兴国家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在于和每个合作方建立良好的互动平台。为此，必须通过恰当的多边机构来联合“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才能保证中国的倡议在互赢的精神下满足所有参与方的需求。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借此缩小发展差距，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容纳各地区人民，不仅是在商业领域，还有政治领域。中国外交为新的国际机构形式带来合作精神，促进创新项目的诞生。
欧洲经历了15年的政治、金融和文化危机。《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遭法国否决，如今面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移民危机及英国脱欧，我希望2017年为欧盟重建带来新的动力。欧洲如今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是政治转折点。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掌权，民粹主义至少在目前阶段得以控制。民粹主义的主因是公民对政治制度失去信心、迷失政治方向。在有排外倾向的国民党派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和法国都曾一度得以发展，如今有所后退。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和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是新一代欧洲领导人，决心推动欧洲发展，改变各自国家的政党体系，标志着一个政治幻想周期的告终。
欧洲曾以为不需政治努力，以自然联合的方式来建设即可。英国脱欧让人担心欧盟力量的削弱，事实上，从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条件来看，这一抉择对英国人来说后果沉重。欧盟的建设屡遭政治壁垒。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欧盟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步的调整，已做好征服新欧洲的准备。在这个重要的政治时刻，欧洲的火车头——法德两国再次起到决定性作用。
欧盟的建设曾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2004年、2007年和2013年的扩建令机构更为臃肿，如今欧盟的重心又回到法德引擎上。法国如今具备重振法德联盟的能力。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执政12年后地位变得脆弱。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下决心推动欧盟的建设。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他强调欧洲在安全、文化、环境、创新和外交上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法国必须抓住这一机会来发挥主导作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条件中提出在中期内向“欧洲合众国”过渡的要求。
这将是一个充满规划的欧洲。自1951年，以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欧盟成功完成了众多大项目。欧洲如今拥有共同的市场、共同的货币，取消过境关卡，逐渐协调各国的立法和法律，这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欧洲的下一个大目标将是法律、税收和社会制度的调和。欧洲需要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不仅需要调和税收政策，以统一的姿态面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并减少各成员之间的竞争，同时也需在中期内制定共同的社会权利和服务措施。所有欧洲国家在社会模式上都有相同的地方。尽管劳动法不尽相同，但都为年老残弱人士提供保障。欧洲也有新的主张，各地的众多呼声希望超越国家范畴，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推动政治讨论。
如今的欧洲人较50年前更具有欧洲附属感，因为年轻人有更多机会通过旅行来相识相知，去发现和了解他人。这些经验将逐渐促进新理念和针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倡议的诞生，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公民。不但如此，欧洲同时面临经济转折点。在2008年危机以来施行的紧缩策略告终，重新进入发展和就业期。当然，欧洲经济有时仍呈疲软之势，但欧洲仍是创新和品质出众之地。欧洲的经济增长缓慢，这是发达经济的必然趋势。虽然西欧经济疲软，但中、东欧相对活跃。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提议在2019年创立欧洲货币基金。此外，欧洲拥有全球技术先锋，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如空中客车、道达尔、西门子，都是国际知名企业。
欧洲的弱势在于其多元性，但这也是优势。欧洲融合了多个国家、多种文化传统和特色，但它也是有着共同历史的大熔炉，寻找着共同的记忆。在欧洲，我们过于掩饰相似之处，来强调我们的不同。由此衍生出身份认同主义、分裂主义和相互怨恨，这一切都将欧洲推向噩梦的边缘，执迷于对宗源的怀念和幻想中，是欧洲梦令人痛心的反面。欧洲的精神梦想应以简单、切实的项目为依托，继续促进大学生的交流，推动国外工作经验，推广欧洲不同语言的学习，这些语言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欧洲，建立共同的政治思想将令各国联合起来，推动立法和社会互助措施。欧洲精神在自由主义和统制主义、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寻求平衡。也许欧洲是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质量，它将人放在共同计划的核心。
欧洲处于战略的转折点，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欧洲。面对安全危机和移民危机，欧洲意识到在目前形势下，自己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支撑。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在疏远，
又不愿向非洲伸出双手，它排斥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时拒绝承担起在中东的责任。欧洲应重新站稳脚跟，接受自我：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众人向往的富饶之地、维护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5亿欧洲人， 包括我本人，都有义务为共同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尊重共同的外交遗承，从建立各强国间平衡的需要出发。
欧洲有能力成为欧亚的支柱，应更好地欢迎来自他国的倡议。“一带一路”在欧洲仍面临过多的担忧和误解。法国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可帮助推动这一倡议。自1964年以来，两国间的交流从未间断。这一良好关系后在全球两极化、强国对立的局面中遭到破坏。法国是第一个和中国确立战略关系的西方国家，2004年达成全面伙伴关系，其实两国的共同道路开始得更早。
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中国领导人曾留学法国，如邓小平、周恩来。如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来到中国这所贸易全球化的大课堂。中法两国对世界平衡有着共同的看法，可在联合国携手合作，推动多边主义。中国在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现突出，积极推动了气候谈判进程。
欧洲的使命在于促进世界各强国间的平衡。它曾参与全球各地区的众多调停任务和危机化解工作，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保持独立，如今，欧洲与其合作伙伴为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而努力，因此欧洲必须联手非洲，这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某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削减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振兴当地经济必不可少，却迟迟得不到实施。非洲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积极。我希望，欧洲有勇气一起携手非洲和中国，在全面合作的精神下共同前进。没有实现共同经济目标的前景，我们将面临现有紧张局面的恶化以及非洲大陆局面失衡的危险。
如果主要强国无法创造并维持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那么整个地区将付出沉重代价，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明证。中东局势不断恶化，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当地各国处于分裂的边缘。
“伊斯兰国”虽有所退缩，但仍有在整个地区肆虐的危险。尽管在叙利亚，恐怖组织只剩下几个据点，可以很快将其攻陷，但在利比亚、萨赫尔地区直至孟加拉国，恐怖主义活动仍在威胁着当地安全。“伊斯兰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终结。分散在各地的恐怖分子残余力量会采取惩罚性的自杀式行动，正如2017年11月在埃及北西奈省一处清真寺发生的大规模血腥屠杀事件。对于欧洲国家，那些跑到“伊斯兰国”麾下作战人员的归国问题依然十分尖锐。在持续不断的威胁面前，中东各国必须摒弃前嫌，结成统一战线。恐怖组织没有任何长远计划，只是在肆意表达其愤懑和怨恨的情绪。
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战火一触即发。目前，两国在波斯湾不断发生摩擦，并实施有威胁性的军事行动。伊朗被曾经承诺将其重新纳入国际舞台的国家逼到绝境。尽管伊朗总统鲁哈尼遵守了“伊核全面协议”的所有相关条款，但美国仍恢复了曾一度解除的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以色列由此加入美沙联盟，进一步巩固了盟友关系。美国的这一举动有可能导致伊朗在各方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最终向土耳其和俄罗斯靠拢。此外，沙特阿拉伯正处于政权交接后的转型期，增加了危机升级的风险。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自2017年夏季执掌大权以来，为巩固地位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反腐肃清运动，展示了自身实力。在对外政策上，他加强了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以及对抗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于2017年11月4 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一个月后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式宣布撤回辞呈，显示出沙特阿拉伯在当地的影响力。在本·萨勒曼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进入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期。萨勒曼希望实现国家现代化改造。为此，他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三国边境交会处开展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项目“Neom”（即“Neo-Mostaqbal”，意为“新未来”）。对内，他鼓励开放，允许沙特阿拉伯妇女持有驾照，并放宽女性对其男性监护人的义务。对外，他以好战派的姿态加强了在也门内战中的军事干预力量。此外，他在2017年11月下令抓捕了一批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工商业人士，显示出专制强权的一面。
中东国家的内乱仍未平息。在阿富汗，中央政府依然未能掌握实权。在伊拉克，哈伊德·阿巴迪政府正面临库尔德分裂主义的威胁。尽管在埃尔比勒省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的独立公投被中央政府取消，但不排除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该地区，有关国家未来走向的对峙十分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必须停止连锁军事行动，谋求政治解决方案。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等国正在重整军备，但在这一地区，其实应避免开展新一轮军备竞赛。俄罗斯需要维护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自2011 年以来通过军事介入行动，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其外交节奏在叙利亚内战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先是影响日内瓦会谈，随后推动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一系列和平会谈，并在俄罗斯索契组织多国领导人峰会。而联合国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在政治协商还是在人道主义问题上都显得无能为力。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Nlistura）多次在日内瓦召集叙利亚冲突双方代表，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2017年1月和2 月举行的阿斯塔纳会谈期间，叙利亚敌对双方终于坐到同一张谈判桌上。阿斯塔纳会谈虽未能取得实质成果，但在会议过程中，与会方逐步确定了必要的军事降级区域。2017年11月举行的索契峰会将谈判推至国家领导人参与的最高级别。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必要行动是，建立可长期维护和平的机构以及可围绕广泛共识进行谈判的机构。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战场，上演了所有危机，汇集了每一支武装力量。冲突各方采用类似的残酷手段，力图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因此，只有开展区域级谈判才能解决叙利亚危机。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2003年，
我身为法国外交部部长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施仲宏和德国外交部部长菲舍尔一起，共同发起了伊朗核问题谈判。2015年签订的“伊核全面协议”为这一系列谈判画上圆满的句号。自2016年1月起，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开始重返国际舞台。联合国需要重新树立威信。只有重建一个获得全体认可的共同平台，才能走出“人人为己”的陷阱，避免重演在阿富汗和伊朗发生的失误。为了全面停止武装冲突，需要做好上游准备，制定行动规范并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恢复巴以和谈也应遵循同样的模式。如果所有危机当事方未能聚集在一起开展广泛谈判，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其他各方也有必要参与其中，以确保和谈进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事实表明，中国积极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并已成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主要供应商和最大客户，
从而对该地区的国家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宗教的清规戒律、身份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以及裹足不前、闭关自守等思想蒙蔽了大众，就像当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深信不疑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但不再是20
世纪由东西方理论对立所引发的思想热潮。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政治词汇里不再包含理智这个词。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会在世界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在这些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前，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一个新的集体力量，不是建立在破坏性的激情之上，而是建立在和解与开放的意愿之上。
中国在过去30 年走过的历程，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与文化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日益重大的责任。然而，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荆棘密布。中国的抉择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陷阱主要有三个。
首先，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形成了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在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地位转换总是通过武力冲突来解决。美国因自身霸权衰落而产生挫败感和恐惧心理。这一点目前反映在其僵化、封闭的政策上，而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激进。中国在民族自豪感高涨之时，应适当控制崛起的步伐，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否则可能会带来全球性风险。
其次，一些近期实现经济腾飞的强国因国家经济还有欠成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合格劳动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面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劳动力成本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为避免发展停滞，这些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
再次，同其他新兴大国一样，中国面临“不平衡增长陷阱”。中国国家领导人普遍意识到，财富高度集中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大国内部，有限的经济增长空间往往以加剧贫富不均、危害国家政治统一为代价。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中产阶层将在未来几十年里与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为伍。贫富不均造成移民潮及各种相关问题，为移民本身、接待国及原籍国都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无论在一年前还是在今天，本书旨在通过历史阐明现状，借助经验与信念憧憬未来。它超越了短期内发生的事件，涉及更广的范畴。
本书涉及漫长的人类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类生息繁衍，陆续形成的语言、文化和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消亡或重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我在40
多年里见证并参与了当代危机。如今在这个马不停蹄的世界里，这一经历仍在续写。它以新的形式出现，迎接新的挑战。我继续奔走于世界各地，并在每次行程中都不忘初心，强调对话和相互理解，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试图去了解，而不是一味打压。在2003 年2 月14
日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我就是怀着这份信念，代表法国反对违背国际法的草率行动。这一天，法国拒绝战争的态度未被接受，反而遭到很多指责。这个决定尽管未能阻止战争，但维护了联合国行动的合法性，避免了“文明冲击”。
在这个全球局势严重失衡的时刻，我们必须摆脱错觉，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历史、有思想、有信念的。我们需要共享一个愿景，创造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世界。中欧关系，尤其是中法关系， 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最佳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