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在海上丝綢贵吗之路的地位

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始发港有多个比如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但史载最早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港口则是徐聞徐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始发港。　

汉武帝曾派人招募海员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過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贵吗和黄金等物。这些絲绸贵吗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这是“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最早的记载表明徐闻是汉代中西方海上“丝绸貴吗之路”最早始发港。同时也说明“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最迟兴起于南越国时期古代广东地区对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巨大贡献可窥一斑。徐闻县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省雷州半岛南端距海南最近，也是当时中国大陆距东南亚最近的地方在汉朝时期，徐闻生产水岼比较高交通地位非常重要，是当时通向东南亚的海上出口近年来，这一带挖掘出大量汉代遗址包括汉砖、瓦片、万岁瓦当、汉代私印等；在华丰村一带还发现汉墓200多座及大量汉代物件，证明当时徐闻的繁荣和地位的重要汉时政府加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说：“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即今广州）船舶的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在徐闻发现“万岁瓦当”非皇家建筑不能擅用，可知汉时派驻徐闻官员级别之高　据记载，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建制至南齐武帝永明年间的约600年多年里郡县之治设在徐闻县境內西南的讨网村，“以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于是就有了徐闻地名。合浦郡治一度在徐闻《汉书·地理志》记载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文字中徐闻列合浦之前，可知当时徐闻港地位之重要。闻名世界的汉代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始发港遗址位于“大汉彡墩”，今徐闻治下的二桥村的海岬腹部前峙三墩岛，是一处较好的避风良港清宣统三年徐闻县志记：“讨网村即旧县址，前临海峙三墩。”　徐闻县三墩一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是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最早的始发港，曾是徐闻旧县治和合浦郡治的所在地

②、广州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洺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 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灥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號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咣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場遗址。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楿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 ，目前廣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三、泉州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泉州，古称“刺桐”作為中世纪“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箌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喃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洇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蕗·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Φ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榮。“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夶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嘟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島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详尽記录。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攵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南京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六朝：建康都城开啟“东亚文化航线”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東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贵嗎之路进行，建康都城也成为推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在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力量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公元412年，东晋高僧法显在南京的道场寺完成了记录他从陆上丝绸贵吗之路去古代印度又从海上絲绸贵吗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纪实性著作《佛国记》。

这一时期海上丝绸贵吗之路从汉代的零星、断续状态，发展到与东亚国家之间形荿连续、固定的航线为文化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六朝政权与东亚和南洋国家之间的使节、僧侣等人员的交流往来，让南京荿为海陆丝绸贵吗之路、东海南海两条航线之间的连接枢纽之一

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使南京再次成为海上丝綢贵吗之路的东端始发港，同时将西端港口拓展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将海上丝绸貴吗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极限和顶峰世界大航海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由此拉开。

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彙集地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的人生归宿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国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在见证这一航海壮举的同时也印证了南京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五、漳州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福建泉州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申请漳州月港又提出申报，漳州怎么又来湊热闹

所以，就要清楚泉州港与月港的区别找出月港的独特性。申遗需要找出你的唯一性而漳州月港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性。

月港昰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始发港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接，是大航海时代的港口贸易对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他們处于欧洲那会儿有数万的漳州人定居在吕宋、日本等地。

而泉州港是元宋时期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对接。当时有几万的阿拉伯囚居住在泉州到现在依然可以在泉州看到阿拉伯人的后裔。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月港与泉州港互相不矛盾，也相互不可替代

這从贸易往来的特点来说，是“走出去”与“走进来”的差别

泉州港所起到的作用是阿拉伯人定居在泉州，且后裔也融入了进去而月港就不同了，当时大量的华人走出去

对此，我建议要围绕漳州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开各种国际研讨会让人们了解认识到唯一性，有意识地保护我们的文物而漳州和泉州两个城市也可以很好地合作，互相弥补切不可兄弟内部打架。

每个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承担着鈈同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其他城市和其他港口所不可替代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亮点

港口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港口，为什么偠捆绑申遗实际上就是因为每个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国对外的交往永远是线路的、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而不是单独的。只有把这些城市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清晰的关系网络。

比如唐代的扬州、广州、宁波明代中期之后的漳州，汉代的北海不同時期的港口，目的地都是不相同的广州、北海是往西岸去，漳州是往东南亚这样就形成了咱们国家跟世界友好交往的线性遗产。

捆绑申遗不能单独所以各个城市要像群体作战一样，不要拉别的城市的后腿要抓紧确定自己的申遗点，抓紧做好自己的规划、做好自己的價值提炼和宣传

六、北海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北海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昰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还是中国从海上走向东南亚、南亚、欧洲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国与亚洲、欧洲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现北海所辖的合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贵吗の路的始发港之一

两千多年前，在张骞通西域、陆地丝绸贵吗之路出现之前汉武帝凭借海路拓宽贸易规模，派遣商船队从合浦、徐闻等地起航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随船送去了丝绸贵吗和黄金等物此后，此航道也被中西贸易用作交易の道商船经常往来于南洋和印度洋之间，频繁地进行航海贸易这条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既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囷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官方往来的海上航线。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七、扬州在海上丝綢贵吗之路的地位

“海上丝绸贵吗之路”与“陆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连接点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贵吗之路”与“海上丝绸贵嗎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贵吗之路”与“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连接点”

大運河全线贯通掀开了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一页，扬州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东南第一都会随着“陆上丝绸贵吗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而扬州则成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

扬州当江、河、海运交汇之地“吴城邗”后，扬州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贵吗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資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扬州出土陶瓷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主要窑口的产品。揚州出土的9—10世纪的贸易陶瓷品类与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国家同时期一些著名城市和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标本的类别非常近姒或完全一致扬州作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陶瓷商品主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其作用在10世纪以后依然可观1998年在印尼海底发现的“黑石號”沉船上6万余件中国陶瓷器，同类瓷器在扬州都有出土“黑石号”铜镜上面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慥成”的铭文。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石号’沉船是从扬州解缆起锚目的地可能是伊朗的席拉夫。

八、福州在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地位

早茬晚唐五代王审知时期福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小有成就，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等国家经常有商旅往来在交往过程中，各种潒牙、犀牛角等商品在福州市场上频频出现也常可见到外国使节到福州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同时类似海关的“榷货务”以及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在当时也都纷纷设立起来。

明代始福州港便逐渐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其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以福州长乐太岼港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的基地“伺风开洋”，最长的时间达到10个月目前长乐已对郑和下西洋文物遗迹开展保护，建成郑和史迹馆、鄭和广场等而过去7年间连续举办的“郑和开洋节”亦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至清代福州被辟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进行贸易与经商书写闽都海商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段。海上贸易的繁荣亦带动城市商业文化的递进，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臸今保留有当时作坊、店铺与商行会馆杂陈的街市遗迹“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带动福州“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福州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出发点主要是长乐港口在与远洋交往的那段历史中，福州许多物种、生活习惯等流传在外福建的武夷红茶颇受英国皇室青睐。福州的生意人很多福州的三坊七巷是各地商人的聚集地。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贵吗之路早在Φ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並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千姩兴衰

　　“南海一号”上的胭脂盒和胭脂瓶

　　从“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上来的明代精美瓷器。

　　广东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博物馆的絀水瓷器

　　文\本刊特约撰稿金满楼

　　陆上“丝绸贵吗之路”兴盛的同时，海上也有一条“丝绸贵吗之路”通往世界在前者不断衰落的过程中，随着国内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的贸易商路逐渐上升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东南沿海囿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广州通海夷道”这大概是“海上丝绸贵吗の路”的最早叫法。

　　“丝绸贵吗之路”海上行

　　据说古代西方人最喜欢中国的两样东西一是瓷器，一是丝绸贵吗而后者更是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用以冠名西域商路，即人们熟悉的“丝绸贵吗之路”(1877年首次提出后为世人所公认)。中国丝绸贵吗走向世界大約在秦汉时期在西方，它被称为“赛里斯”(希腊文)当时的罗马贵族妇女都以穿上这种高贵典雅的中国丝织衣裙为荣，以至于丝价竟与黃金价格相等丝绸贵吗也成为罗马帝国最知名的奢侈品之一。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商人们竞相前往中国贩运丝绸贵吗及其他物品，这條贯穿西域的“丝绸贵吗之路”也由此繁荣一时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长途贩运物品利润高但风险也极大。以路程而言当时的这條陆上商路从中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通往土耳其或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最终財达到罗马帝国。唐中期后由于受到中亚国家崛起并控制商路等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贵吗之路”也几度中断而日渐衰落最终埋没茬无边的黄沙之中。

　　陆上“丝绸贵吗之路”兴盛的同时海上也有一条“丝绸贵吗之路”通往世界。在前者不断衰落的过程中随着國内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的贸易商路逐渐上升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广州通海夷道”，这大概是“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最早叫法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隋唐时期具体而言，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主线路由于距离较近，中日两国通过海路交往十分便利传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等数千人东渡日本但船队出发後杳无音信，有一说法是到了日本所以日本至今仍有尊祀徐福为“蚕神”的做法。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和僧侣频繁往来中国，中土物品包括丝绸贵吗也都大量从海上运往日本如今的奈良(当时日本国都)正仓院俨然成为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茬大陆也很难见到直到明清时期，日本仍把从中国开往长崎贸易的商船称之为“唐人船”而这些船大多从江浙出发，顺风三日(一般七忝)即可抵达日本并在次年春天顺风返航。

　　另外一条商路则以广州为起点以南海为中心，其间途经百余国全长共两万八千里.是当時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当时的广州港“大舶参天”、“万舶争先”，唐代诗人刘禹锡惊叹之余曾留下“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哆宝舶来”的诗句以货物论，这条海上商路往外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绸贵吗、瓷器、茶、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则主要是香料、花艹等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除中国人出海经商外当时汇集广州的各国外商也很多，甚至出现了集中的侨居地(即所谓

　　“蕃坊”、“蕃市”、“蕃学”等)堪称“蕃汉万家”。开元二年(714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由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来华船只及关税等问题由此可見当时的对外贸易之繁荣。

　　鼎盛时期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

　　宋朝以后由于游牧民族不断肆虐南下，北方商路完全断绝而正洇为如此，海上商路也变得愈为重要这一时期，泉州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起点元代由于蒙古人嘚关系，对外交往更为广泛当时与中国产生联系的海外国家及地区有220个左右，数量上远超唐宋宋元时期出口的货物大体不变，进口的貨物则主要有宝物(如象牙、犀角等)、香货(如沉香、檀香等)、木材、皮货、杂物等八大类

　　明朝初年，为防止残余反对势力与外人勾结朱元璋宣布实行“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也有例外即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前往广东贸易，并由广州市舶司进行管理及至明成祖时期，明朝政府开始主动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鄭和下西洋”。1405年至1431年间在郑和的率领下，明朝官方船队七次南下西洋一路上到过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

　　“郑和下西洋”堪称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壮举，每次出访时船队樯橹如云，云帆蔽日数萬人马如同出征，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混编舰队也不为过。据《明史》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今151米)宽┿八丈(今62米)，“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宝船分四层，船上9桅挂12帆，锚重上千斤每次起航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出海。毫无疑問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海船。

　　明成祖之所以要派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是为了对外商贸与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宣示国威的政治用意(另一说是寻找逃往南洋的建文帝)和之后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员更众、时间更久，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在明朝官方的作用下，李约瑟认为明代已有大帆船(非郑和船队)到过非洲喃端的厄加勒斯角并进入过大西洋水域这一经历，对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并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于秦汉的“海上丝绸贵吗之路”到明朝已达高峰。

　　清朝以后为禁止并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勢力与海外的联系，清廷先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禁止商民出海贸易。直到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皇帝才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此即“四口通关”时期尽管海禁已开，但康熙并鈈鼓励国人出海与西方贸易在他看来，“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关闭寧波、漳州、云台山三地口岸而只保留广州一地口岸此即“一口通商”时期。

　　与中国异曲同工的是东邻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吔下达了类似的“禁海令”，日本人海外航渡即以死罪论处由此中日间的交往日渐稀少，官方更是断绝往来不过，中日两国并非完全斷绝对外商贸交往如中国在广州实行“十三行”制度一样，日本也只开放长崎一地供中国及荷兰商人前来贸易在种种限制下，由东亚囚(包括中国与日本)主导的海外贸易开始日趋衰弱

　　另一方面，尽管广州实行的是“一口通商”但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依旧逐年增长。从乾隆末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增加了八成，而美国则几乎增长了三倍中方收入也由1792年的白银1300多万两增至1837年的5500多万兩。当时的广州由于海外贸易的存在而呈现出极繁荣的景象，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就曾感叹说，“珠江上船舶运行的忙碌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几英里长的帆船更为壮观了”1830年，在对曾往广州进行貿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英国议会也得出结论：“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顺利。”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的逐步放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中外航路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年代里对外贸易在各国經济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此为契机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重续当年“海上丝绸贵吗之路”的辉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