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刺的玫瑰》全文
一、点击细节
《黔之驴》新解
基层缘何不欢迎这类调查组
切莫乱造“工程”
对腐败分子不能“软”处理
从“齐恒公好服紫”说起
掀起你的“盖头”来
精简“主席台”
假如南郭先生不逃走
“信仰”打假
谁为骗子撑腰
用奴才的“好处”
干部失察与贪官苟生
刘芳被“抢”的背后
点击“细节”
“唐装热”感言
请百姓“当当”领导
二、游戏规则
写总结忌放“炮”
怎一个“霸”字了得
不可轻视另一类“洋垃圾”
商家应走出的“误区”
慎提“公仆”
由戴安娜遗嘱引起的话题
治大国若烹小鲜
透视当今“包身工”
为中国邮电一辩
大学生当“村官”质疑
少交一点学费
要发财换照牌
哪些单位不招工
都是名字惹的祸
“大米草”的教训
国情与接轨
“禁车”有感
钱用哪去了
不能与不为
三、师子开口
“师子”大开口
有感于陶行知的“四块糖果”
惩罚的艺术
两学生“反腐杀人”的教训
从毕姆小姐学校说开去
向你的孩子说声“行 ”
“海龟”的启示
“细腰蜂”的伎俩
走近棠樾牌坊群
《小脚铭》感言
少“陪”为好
陪领导看看，陪领导走走，陪领导玩玩等“陪领导”，时下已成风气。而笔者以为，这类
“陪领导”，还是少陪或不陪为好。
上级某书记要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看望机关工作人员，机关同志翘首而望，心里有许多话要对书记讲，可是当书记来临时，陪同书记的有地方各级领导、本部门负责人等一行十几人，把个小小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本来有一肚子话要讲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下傻了眼，有口难言。其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电视台、报纸宣传了上级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形象外，对基层群众的真实情况和思想反映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
这样的陪同，一是有碍于上级领导真正了解实际情况。由于地方领导在场，群众的许多意见或碍于情面，或碍于权威不好讲也不敢讲。其结果事与愿违，上级领导不能听到群众心底的呼声。二是浪费精力。许多地方领导同志本来工作很忙，可上级领导来了，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忙于陪同，疲于接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三是容易造成华而不实之风。上级领导来时，前呼后拥，电视台摄像机、报社记者团团围，轰轰烈烈，看似热闹，结果一事无成，长期下去，给群众造成一个虚假、不实、做做样子的感觉，有损党的形象和作风。
真心希望地方领导，少做陪同角色，多做实实在在的事。真心希望上级领导，要想真心了解情况，就要放下架子，沉到基层抓住一个点，蹲它几天，听听最基层群众的声音，这样你就能掌握到真正的情况，像那种一天走十几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耍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者对党对人民有害无益，必须克服。
(原载 1994年10期《工作与学习》)
《黔之驴》新解
读柳宗元的《黔之驴》一文，人们往往都会指责驴的不是。黔驴技穷、黔驴之技、外强中干、庞然大物之类的成语都是数落驴的无能。对此我却另有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必须全面考察驴子的才能。
一般人认为驴无能。其实这是一种偏见。纵观全文，此驴非病非瘸、非懒非馋，完完全全是一只普通又普通的驴。如果让它驮物，它能载上几百斤，如果让它磨面磨粉，它能磨上几昼夜，何谓无能？如果仅因被虎吃掉一点就来指责驴的无能，岂不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吗？
思考之二：为什么不指责“好事者”？
大家别忘了文中的“好事者”，他是造成驴子悲剧的元凶。他明知黔无驴，仅凭个人的爱好和一时高兴，“船载以入”，至黔又不用，放之山下，对这种无益地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好事者”不该狠狠地指责吗？
思考之三：对虎的评价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对于胜者，人们往往翘起大拇指---英雄；我则不然。是胜者，还要看其品德、动机、目的等等，无论哪方面，虎的行为都是不光彩的，它是个凶手。我们不妨看看这只虎：一、无能。说它无能有人也许会哑然失笑，但细细考究，它耕地不如牛，驮物不若马，看家不及狗，拉磨不比驴……确确实实是个无用之辈，如说有能，就只有吃“人”了。二、容不得人。虎是山中王，就怕异物占它岗，来了一只驴，就慌“以为神”，以为驴要谋它的位。三、心胸狭窄。“驴一鸣，……以为且噬已也”，驴子无意叫了一声，虎以为要吃它，神经过敏，“自己是小偷，怀疑他人三只手”。四、无德。善用毒计，心狠手辣，对善良、毫无准备的驴下毒手，“断其喉，尽其肉”。此类能称得上英雄么？
因此，对驴对虎的评价不能凭一战定乾坤，须综合考察，全面衡量；用驴要因才、量才，不可像好事者那样“把牛头上往马嘴上安”，对待专“吃人”的虎要群起而攻之。
由驴的悲剧，我想到了人，我们在考察人才的时候是否全面呢？唯成分、唯资格、唯学历这种错误我们不是都犯过吗？在用人的时候不是也有许多“好事者”随心所欲地凭个人好恶支配人才吗？过去有过教授、专家、学者扫厕所，工人“叔叔”、农民“伯伯”上讲台的典型，今天还有电子专业的去“职教”，导弹专业的造鞭炮，或者，明明是高级工程师却偏让人长年落聘，“放之山下”，“悠然见南山”。如果考察人才和使用人才没有民主的风气、科学的态度以及“无恶虎”的良好环境，我们就很难避免黔之驴式的悲剧。
(原载 1996年11期《秘书工作》)
基层缘何不欢迎这类调查组？
某调查组到基层搞调研，酒足饭饱之后，问下面工作需要什么支持？基层同志苦笑说：“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这句话似让人心寒，更发人思考。
为何这类调查组不受基层欢迎？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
一是“调查组年年来，老问题年年在”的状况，长期不得扭转，这种于基层无补的调研失去了吸引力。
二是我们一些上级领导下基层调研，要基层招待吃喝，甚至消遣玩乐，临走还要礼品，基层不堪重负。
三是有些调研组安排调研活动只顾自己方便，不考虑基层工作情况，有的对陪同的“规格”要求高，严重影响基层的正常工作秩序。
本来“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可如今却被一些人弄得走了向，变了味。造成这种现状，除了一些人贪婪成性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搞形式主义、花架子。毛泽东说过：“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调查者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杜绝官僚作风，坚持把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作为调研的一根红线贯穿始终，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尤其是当权者更要切实为群众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真正这样做了，才能赢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原载 1996年2期《同心园》)
切莫乱造“工程”
一个“希望工程”，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失学儿童，重新点燃了无数个希望之火，人们把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这项全民事业喻为“希望工程”，非常贴切、形象、生动。
然而，现如今只要你翻开报纸，冠以“某某工程”的满眼即是，大有铺天盖地而来。诸如：“五个一工程”、“一加一工程”、“文明工程”、“温饱工程”、“基础工程”、“百十千工程”、“助老工程”、“助残工程”、“百万工程”、“1234工程”（指建一座厕所，占地20平方米，投资3000元，解决40户居民“方便”问题）……
且不说，这些名为“某某工程”，够不够称得上“工程”，就说这些“工程”究竟有多少能够得到落实，恐怕很令人怀疑，有的这个工程未竣工，另一个工程又上马；有的工程喊得震天响，可几年过去不见一点动静。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第一个把花比喻成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把花比喻成美女的是庸才，第三个把花比喻成美女的是蠢才”。真切希望为官者做天才不做蠢才；干实事，不耍花架子，不要再为了追逐风雅、赶时髦乱编什么工程了。
(原载 1996年21期《盐城工作》)
《战国策》寓言：有一个人以为他家的狗很会看家，就特别喜爱它。有一次，狗在井里撒尿，邻居看见了，想进屋里去告诉主人。那狗憎恨他，挡在门口，张牙舞爪地狂吠。邻居怕狗咬着自己，终究无法进屋告发。
《伯牙琴》也讲了“越人遇狗”故事：越地有个人在路上遇见一条狗。狗对他低头摇尾说：“我会捕猎，你如肯收留我，我把猎物与你平分。”越人很高兴，把狗带回家，盛情款待。狗受到特殊优待，就一天天傲慢起来，每次捕获猎物，都吃光了事。越人受人嗤笑，清醒过来了，于是跟狗平分猎获的兽肉，而且每次都给自己多留些。那狗野性大发，便一口咬断了那越人的脖子，离开他的家跑了。
两则寓言都讲了狗的凶狠、卑鄙与下贱，是一种应当受到蔑视的动物，难怪鲁迅先生早有“痛打落水狗”的檄文。
时事变化，不可预测，没想到今天的“狗”却吃香起来，地位日隆。
在国外，有人养狗宠狗乃至于敬狗。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一只叫伯格的狗被提名为1988年总统候选人；加州辛奥市把猎犬波士高选为市长；德国有人为爱犬设汽车专座，社会竟然为狗提供保险、学校、美容所、舞厅和举行婚礼的服务。
国内情况如何？似乎在某些方面不亚于洋人。河南信阳人口90万，家犬达22万；云南邱北县一农民打死一官家的狗，被逼为狗造坟，当狗的“孝子”，给狗披麻戴孝。浙江省丽水地区“青田狗案”曾闹得沸沸扬扬；日，农民徐志张和17岁的儿子徐炳仕，发现草丛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狼狗，便牵回家，狼狗不久病死。“狗主”带人在徐家创土挖坑，扬言要徐志张为狗陪葬。慑于“狗主”淫威，老农的儿子已离家出逃两年多，至今未回……
也许是见“贤”思齐吧？由于狗的地位不断升高，一些人也不愿做人而甘愿做狗了。
四川省简阳市市长王善武，因“啃”了人家10万元的“骨头”心甘情愿地被人当狗使唤。一次，一位姓张的老板喝酒跟人打赌：“简阳谁最大？王善武最大。可我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象狗一样什么时候来。不信，现场试试。”说着，他就拨动电话，果然，不一会儿，王善武就“摇尾”赶到。
狗，凡遇到外人，不管是好人还是贼，都要“汪汪”几声，但只要扔只把“骨头”或“肉包子”之类，不管扔者是谁，它就不再吱声了。
王善武为什么甘做一条“狗”，被一个小小的“鸡鸣狗盗之徒”牵着鼻子走？还不是因为啃了人家的“骨头”。“青田狗案”明明是个简简单单的案子，可为什么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却不能伸张正义而一拖再拖？是不是也有当权者啃了人家的“骨头”？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善武之流甘愿做狗而锒铛入狱，真正成了“丧家的落水狗。”
鲁迅先生说过，“狗”是必须要打的，而且要痛打之！
(原载1997年20期《今日盐城》)
对腐败分子不能“软”处理
去年，某市抓获一批经济犯罪分子（贪污、贿赂、走私等）共七人，可目前除一名在牢之外，其他六名都是“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或缓刑）这种现象已非常严重，有的地区缓刑已占审判总数的50%以上。有个贪污收贿的厂长，被抓时，人们拍手称快，被判10年徒刑，结果是监外执行，不久他凭手中的钱照样耀武扬威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目前，对腐败分子“软”处理是较普遍的不良现象，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
一是关系网作崇。一人犯了罪，说情的打招呼的蜂涌而上，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挚友，有的是领导，你得罪了谁？不如做个老好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动荷花带动藕”。有些领导本身与腐败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私下允诺，只要你不“乱说”，保证从轻处理。
三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些执法人员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对犯罪分子往往心慈手软，拿了人家的钱，只好替人家办事，应判十年判五年，应判死刑，判死缓，对犯罪分子从轻发落。
四是兔死狐悲心理。有的领导本身就是腐败分子，认为被抓的已是政治前途一辈子完了，判那么重干吗？有的还为犯罪分子开脱说：“这与刑事犯罪不同，他们下台了就不可能再贪污、收贿了，就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了，判个刑，让他监外执行就不容易了。”
对腐败分子从轻处理，这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可低估：一是使广大公安纪检等办案同志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使他们对办案失去信心，严重挫伤他们办案的积极性。二是使犯罪分子存有绕幸心理，他们算个这笔帐，只要在位弄个几十万、几百万，即使被发现了，花个几万或几十万“疏通”“疏通”，就是判几年弄个监外执行还是照样还有钱逍遥快活？值！何况被抓住的究竟占犯罪分子几百分之几？这就促使腐败分子犯罪更加猖獗，造成今天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三是在群众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危害改革开放，败坏党的声誉，使老百姓误认为，共产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这类对腐败分子“软”处理现象，其实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一种表现，这也是一种腐败，这是要坚决杜绝的。党中央从1980年作出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战略部署起，就一直强调要从重从严处理。李鹏总理讲：“对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爱贿的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都要绳之以法，决不姑息。”希望各级领导从我做起，从严做起，做知法、执法的带头人，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不为金钱、权力、亲情所动，坚决刹住对腐败分子“软”处理的这股歪风。
(原载 1997年《半月谈》内部版)
健全监督机构&
还权力于人民
电视连续剧《反贪风暴》观后，令人感慨万千，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现实生活，剧中老谋深算、营私舞弊的花市市长华知尚，暴怒无常的花花公子华扬，狡诈凶狠的总经理汤晓德，沉稳倔强的检察长肖雄，机智刚正的冯勇等等观众留下的深刻的影响。
剧中令我最钦佩的还是检察长肖雄，因他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才使得汤晓德一类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他很使人联想到泰安市的检察长-----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公丕汉。然而剧中最令人担心的也是肖雄：假如肖雄是个“听话型”干部，是个惟命是从的干部，在花市长的淫威之下，我想深海公司的大案，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腐败分子就会逍遥法外，现实生活不是没有这种现象，串案、窝案、官官相护我们见得还少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腐败分子赵抓越多？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1996年1---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件，比1995年同期增长10.9%，处分11.6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同比增长19.81%，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同比增长5.94%。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让腐败分子在共产党内无藏身之地。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几个肖雄、公丕汉是不行的，必须健全监督机构，还权力于人民。
查处案件的压力，往往来之上面，如何有效地遏制权力的干预，我觉得：首先权力要接受监督，无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改革和健全目前的监督制度、用人制度，使每个权力者都受到监督和管制。记得儿时玩的一只游戏：老虎吃小孩，小孩抱公鸡，公鸡啄蜜蜂，蜜蜂蜇秃子，秃子扛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假如“老虎”无人管制它，这只游戏就玩不下去，同样，权力者之间，也必须是一个循环链，人人都得受管制，哪怕你官再大，你监督别人同进也必须受到他人的监督，否则，必然产生腐败；其二监督必须赋予权力，无权的监督，这是对监督者的嘲弄，如果我们把“民意测验”改为“民意考试”，凡60%以上的群众不欢迎的干部，就让他下台，杜绝腐败分子公然升官现象，尊重人民，还权力于人民，腐败分子就会无藏身之地。当然反腐败是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原载 日《盐城广播电视报》）
从“齐桓公好服紫”说起
《韩非子》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上下尽穿紫衣。这时，五件纯色衣抵不上一件紫衣的价值。桓公为此事发愁，对管仲说：“我好穿紫衣，紫衣就贵得很，举国上下好穿紫衣的风气有增无减，我怎么办好呢？”管仲说：“您想制止它，何不试试不穿紫衣呢？你对左右说：‘我很讨厌紫衣的臭气。’如果有人穿紫衣进来，您就说：‘请稍退后一些，我讨厌紫衣的臭气。’”齐桓公真的这样做了。当天侍卫近臣没有谁再穿紫衣了。第二天，整个京城没有再穿紫衣了，第三天，全国境内，没有谁再穿紫衣了。
由桓公制止穿紫衣，我想到当今我们整治国家、治理社会也应学学齐桓公的做法。
现如今，群众深恶痛绝的诸如：公款吃喝、贪污腐败、浮夸堕落、奢侈浪费、讲求排场、制假造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金钱至上、乱集资乱摊派等等不正之风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到七令八申而这些风却愈演愈烈？当然有诸多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原因，但“上梁不正”恐怕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虽然，狠刹歪风的红头文件层层印发，报上、会上也大讲特讲，但受效甚微。一个地方，只要领导同志带头用公款吃喝，下面的人又何乐不吃不喝之？你上面来个“一桌饭一头牛”的“黄金宴”，我下面弄个“值老百姓苦一年”的“豪门宴”；你上面坐车坐“林肯”，我下面坐车坐“皇冠”；你上面拍胸口说：“一年解决温饱”，我下面瞪瞪眼说：“两年达小康”；你上面集资办个运动会，我下面集资造座桥；你陈希同能把腐败分子王宝森弄个副市长当当，我下面也敢把个贪污堕落者提个副县长干干；你大报上登个广告说某某药能治癌，我小报上也能登个广告说某某药能包治百病、起死回生……
古人说：“是故下高其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老百姓总是跟着上面走，“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做官的人爱好仁义，官风正，民风也正。“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做官的贪财，官风坏，民风也坏。上行下效，象齐桓公好服紫，以致全国境内尽穿紫衣，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必须为人表率，处处带头，放好样子。
众所周知，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走万里长征，历经艰险，打败了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直至夺取全国胜利，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了楷模。1949年毛泽东给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写信：“杨开智（杨开慧之兄）等不要来京，在湖南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自觉带头不搞特殊化，把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不吃肉、穿补丁衣服，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使我党能顺利度过难关。周恩来对亲戚要求十分严格，为此还给亲属们规定了“十条家规”。刘少奇到基层蹲点，轻装简行、骑自行车，自带碗筷，还亲自订下“四不准”规矩。董必武不仅严谨自律，而且与自己的亲属及其身边工作的同志“约法三章”。……现在为什么有许多人都怀念我国解放初期民风纯、风气正，这与我国当时领导人做得正，行得端有很大关系。
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愚认为，要彻底根治当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公道正派、求真务实，以法办事，严格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不做的事首先自己不做。当然，这种做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不是放在嘴上。如果领导干部能率先垂范，做好榜样，我想，古代的齐桓公能制止国民穿紫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也一定能遏制当今社会上的各种歪风邪气。
（原载1998年第1期《前进论坛》）
掀起你的“盖头”来
维吾尔族有首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其歌词是这样的：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眉毛，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象那树梢的弯月亮。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象那秋波一般样。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脸儿，你的脸儿红又圆啊，好象那苹果到秋天。
每当我听到或唱起这首歌时，就有许多思考：这“盖头”还真妙，不论是啥姑娘只要红盖头一戴，准保你满意，准保你怜爱三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凡姑娘并非个个眉毛细又长、个个眼睛明又亮，个个脸儿红又圆的大美人，也有横眉竖目，也有黄面獠牙的丑鬼，但一旦带上红盖头，那风情万种就来了，此时你也分不清是美是丑了。
凡读过《岳阳楼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藤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功绩”所折服，岳阳楼流芳百世，藤子京也名垂千古。但只要你再看一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不由得你大吃一惊，大名鼎鼎的藤子京郡守，居然是一个为政不廉、贪污收贿的能手。就是他，在任泾州知府时，就有贪的前科；东窗事发职徙巴陵后，他又乘重修岳阳楼之机，一手包揽，钻空子、造假帐，瞒天过海，中饱私囊。但巨贪之后又做贼心虚，绞尽脑汁，便在岳阳楼上描金披彩、雕龙刻凤，以其“功绩”来转移官民的视线。竣工后，又请文坛巨匠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这一千古文章，为他高唱颂歌，粉饰太平，藤子京的这一用“盖头”遮丑法果有奇效，当世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无独有偶，曾几何时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被称为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朋友，曾亲笔提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可结果却在背后谋害伟大领袖，真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他的红“盖头”欺骗了许多人啊！
今天，历史上的藤子京早已尸骨无存，林彪也早就折戟沉沙，可现实生活中，这种善用红“盖头”伎俩的人却又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原涟水县委书记陈广礼受贿案的案情败露以后，不少人为之大吃一惊，为何吃惊？因为他表面看生活朴实，上下班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为人随和谦逊，家中没有高档家俱，也没有高级装璜，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就这样一个大红人，事情败露后，经法庭认定的赃款赃物竟55万多元人民币。
广东省佛冈县原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叶广章也是一个善于戴红“盖头”的两面人，有一次晚上，他正和一位“按摩女”嫖宿时，打开电视机，荧屏上这时正是这位县委副书记在一本正经地大讲特讲领导干部要“洁身自好”，坚决消除“三陪现象”发生的画面，言行反差如此巨大，“按摩女”不禁挑逗地说：“老公，我现在是几陪呀？”
陈希同、王宝森的“红盖头”被人们掀开后，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北京市委书记，一个北京市的副市长权高位重，声名显赫的，平日道貌岸然的他们竟然也是这样一种货色，王宝森在许多场合把反贪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于还当上了国际反贪污大会的秘书长，然而一旦自杀身亡，当初鲸吞钱财、腐化堕落的丑行也随之昭然天下。
山东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人们也曾认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多次在大会上讲：这个“钱”字，左边是一个“金”，右边是两个“戈”，表示两个卫士在持枪看守，所以不能贪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胡不但会说，还会写，还写了本著作，人称之为“胡选”。其中大讲其廉洁奉公之道理。可东窗事发，原来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
这使人想到了小说《镜花缘》中讲的一个海外孤岛国家，其国民都是两面人，正面看都是“和颜悦色、满面谦虚”，但掀起他们头上所戴的盖头巾，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一张“青面獠牙、鼠鹰鼻、满脸横肉”的恶脸。
分析这些两面人的特征，就是善于伪装自己、打扮自己，表面上装成温文尔雅、谦虚温顺、廉洁奉公，以达到欺骗群众，捞取资本，实质他们心里骄横跋扈、奢侈淫逸，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将祸害一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象林彪、陈广礼、叶广章、王宝森、胡建学之流，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人们必须擦亮眼睛，不要被他们的所戴的红“盖头”所迷惑，要善于更要敢于掀开他们的盖头来，露出他们的真面目。
（原载 1998年6期《秘书工作》）
读《世说新语》影响最深的人物是有个叫刘伶的，此人纵酒放达、无拘无束，妻子劝他少饮酒，他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甚至赤身裸形在室中，朋友看见讥笑他一点不讲文明，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屋室作为内裤，诸君为何入我内裤中？”活脱脱一位放荡不羁的魏晋狂徒。《晋书.王敦传》也记载了西晋时候，有个叫王恺的，就是那个与石崇斗富的晋武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他曾设宴置酒，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有一日，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王敦、王导之处，王敦故意不肯吃，美人悲惧失色，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当丞相王导责备他时，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可见西晋王恺、王敦之类骄狂暴虐、残忍已到何等程度。
如果说狂徒刘伶之狂虽然有失风雅，但还不至于伤人害人，多少还有点可爱之处，而王恺、王敦之狂凶残狂暴以人命为游戏却令人怒目愤慨了。
时光飞逝，古代的刘伶已成了当今人的笑谈史料，王恺之类也遗臭万年，埋进坟墓。但是，纵观如今社会，狂徒刘伶似乎较难寻觅，可王恺之类的“疯狂”者却频频出现，诸君不信，有例为证：
湖南株洲金狮啤酒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赵湘杰酒后驾车，在不到900米的距离内连续肇事三起，将一人撞死后扬长而去竟然到按摩厅享受异性按摩去了！交警赶到现场，发现肇事车主正在与按摩女嬉笑、享受服务。干警出示证件，要求其到交警队接受调查时，却遭到了对方的辱骂：“你是什么人？敢来抓我？告诉你，你们局长我都认识，叫你们局长来见我！”之后依然旁若无人继续享受按摩。干警连续四次出示警官证，赵湘杰不以为然：“撞了就是赔几个钱嘛！要赔去找保险公司，你找我干嘛？”
山西省石油公司张敏，今年2月1日下午4时，在山西省原玉市新华街驾车连撞6人，被群众拦下后，尊口一张：“死了一个给50万伤一个给十万八万。”原来其父是原平市前市长，现任某开发区主任，其岳父现任原平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为张敏付受害人医疗费的是原平市政府秘书处。
都江堰市商业局局长邓评比今年7月21日晚8时许在“都福来”娱乐城大吃大喝后，酒后驾驶小车将怀抱婴儿的彩印厂职工陈红群撞飞，陈怀中的婴儿甩飞3米多远。肇事后，邓丝毫不顾受伤的婴儿和呼儿抢地的陈红群，欲驾车逃离，此时，一摩托车主十分愤怒，紧急追赶，强行拦下已逃离现场100多米的邓车，邓竟口出狂言：“你敢拦我嗦？老子捅死你！在都江堰这个地方我还能翻船？”
曾任临安市锦诚镇派出所副所长、牧家桥派出所所长的张月明，奸污卖淫女和宾馆服务员，又打伤举报他违法乱纪的村民何樟泉，案发后，临安县对张作了处分，并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但是第三天他就逃脱了。令人费解的是，张月明在脱逃半年之后，又大摇大摆回到临安，不仅毫无悔改之意，竟发狂地拿刀砍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还要求为其安排工作，发工资。更让人吃惊的是，张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一年后，临安市有关方面对省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和临安市纪委对张的处分决定于不顾，将其调入该市水利局工作，还补发了张月明脱逃期间的工资一万多元。
读者心里明白，不需要我再罗嗦，当代这样的“狂”徒举不胜举。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目中无人，目空一切，目无法纪，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视民如草芥。在他们的脑海中，满脑子是封建皇权思想，皇帝可握生杀予夺之权，他们高高在上，在他们心目中，人有等级之分的，撞死几个小老百姓不算什么，顶多花几个钱打发打发。时下，猖狂，狂妄已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而是一些人追求的目标，能“狂”起来的还有点资本，研究这个“狂”字从“犭”、从“王”，既要有兽性又要称得上王的才够格，上面举的例子赵湘杰、张敏、邓评比、张月明谁没有一官半职或者挺硬的官爷后台？否则叫你百姓拿十万八万，你不要苦几辈子？因此，要“狂”必须得做官，有权才有势，有时副职还不行，还要是一把手，君不闻报刊屡屡报载的象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了取而代之，便花钱雇杀手把溶硫酸泼在局长杨明奕脸上。河南一烟草专卖局局长遇刺，查来查去是副局长之女雇人所为。某一文联副主席为夺取正职用酒瓶自制炸药派人送到家中，后因主席不在家而谋害之事败露。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以50万元雇用杀手密谋杀害市长曾威斌，篡夺正位，后因败露未遂。……诸君想想这些“公仆”一旦谋权成功，不“狂”才怪呢？其实，他们种种谋杀已是够狂的了，不顾这类狂属暗狂。
当今，这些狂者的出现是法纪松弛的表现，为官者狂，老百姓遭殃，要治狂，首先要法纪严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要强化监督，根治用官制度，让狂人当不了官，让狂者受到应有的制裁。果如此，国之幸也，民之幸也！
（原载1999年3期《党建与经济》）
精简“主席台”
目前，我们不少会议都设有“主席台”，主席台上人员往往是大排，有时，由于主席台人数多还要在后面加上几排。坐在台上的当然是领导，最高级别的领导坐正中，以后左右依次按行政级别高低排列。许多坐在台上的领导从头至尾并不讲一句话，只是坐坐而已，大家散会，他也散会。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台上坐的有的脸色难看，象是硬撑的，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细语，有的萎靡不振打瞌睡，影响了会议严肃性和政府的形象。
笔者常常想，坐在台上不讲一句话，到底图个啥？有人会说，让领导坐在台上是对领导的尊重，那么对台下的群众就可不尊重吗？或者认为，让领导坐在台上说明会议的重要，对会议的重视，但仅靠领导在台上一坐，此会落实就一定有效果吗？我看不一定，在老百姓看来坐主席台是“官本位”封建思想的延续，台上、台下暴露出高贵尊卑的等级差别。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人分三六九等，等级不同享受待遇也不一样，即使一个“坐”也有其特殊化，苏东坡有副名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说明“坐”早就有讲究了，并不是两片屁股一放就万事大吉的。怎么坐，坐在什么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古代皇帝的座位称“宝座”，坐在上面可发号施令，可一言九鼎，可以让你升官发财，亦可让你身首分离；坐在上面可睥睨天下，显示出无限的威风。臣民则不行，即使受皇帝“赐坐”，也只能“侧身而坐”，决不可正对君主，更不可翘腿亮脚，或大叉其腿，否则被称为“坐没坐相”！皇帝身边坐的也是有讲究的，左为上，右为次。我们今天开会排主席台名单就是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坐”的传统当今仍在发扬光大，在家族中，舅太爷最为上，安排席位应坐最上位，如弄错了，舅太爷可要掀桌子的。
今天，坐主席台完全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映，它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西方国家开会，一是圆桌会议，二是台上只设一个发言席，谁发言谁就上台讲话，重要嘉宾或领导可安排前排就座，这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因此，笔者建议精简会议“主席台”，这样起码有两点好处：
一是有利于破除“官本位”思想，融洽干群关系，倡导民主会风，逐步消除等级观念。有的领导台上一坐，感觉特好，飘飘欲仙，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不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高高在上，自以为高人一等。让领导与群众坐在一起，有利于破除等级观念，与群众坐在一起，才能真正了解群众，听到群众的心声，才能为群众办实事，有利于融洽干群关系。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为什么不能与群众坐在一起？其实有些领导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本人也不太愿意去陪坐，只是身不由己。
二是精简主席台可以减轻会务工作人员的负担，节约时间，节省开支。排主席台常常是件很头疼的事，排得不好得罪人，还受领导批评，排上主席台的还要确保到位，所以，往往主席台名单迟迟定不下来，凡搞会务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排名单的酸甜苦辣。“主席台”这些徒劳无功，有害无益的落后现象为什么还要让它存在下去？
因此，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能率先垂范，精简主席台，破除“坐”的特殊化，倡导一个民主简洁文明的会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原载1999年12期《工作与学习》）
假如南郭先生不逃走？
成语“滥竽充数”中的那个南郭先生是否有人考证过，有无婚配？父母高堂安在？儿女几何？只因缗王改革“好一一听之”，使个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下了岗”，“待业”后全家衣食花销有何着落？是一人溜之，还是扶老携幼而走？笔者不得而知。
假如南郭先生与常人一样，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为了饭碗，就该想个法子留下来，继续为缗王吹竽，拿点工资以养家糊口，但如何使缗王留下一个白吃饭不会吹竽的呢？根据当今社会经验，我想有这几种方法南郭你不妨试一试。
其一是“蒙”，如何蒙？“竽”不会吹？牛还不会吹吗？你可以在缗王面前讲：我从小出生于吹竽史家，我吹竽能使百鸟不鸣、星月躲避、江河断流，你可从市场花的钱买个“中华皇家民族学院”的本科文凭，只等缗王让你吹竽之时，怀里藏着一个袖珍收录机，事先准备好曲子，到时，只须对对口型，做做假动作就行了，有时假吹比真吹效果还好。
其二是“赖”，你就是赖着不走，说啥我也为你爸----宣王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岂能一脚踹之不闻不问？象我南郭，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单位常年亏损，你让我下岗，吃啥？穿啥？反正有你吃的也有我吃的，最起码也该发点养老补助或者最低生活标准费之类的，难道这么多年我白干了？
其三是“贿”，这是最好的办法，看看南郭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能与妃子沾上点亲，或者拜个干亲也行，攀的关系，走走后门，说说情，看缗王有啥爱好，比如美女呀珍奇古玩之类，献上去，只要缗王一高兴，说不定还能让你南郭弄个吹竽队“领班”干干呢？
我的建议“蒙”“赖”“贿”，南郭先生不知有没有试试，最后他还是逃走了，是何原因，笔者亦不知情，但由此看来，南郭先生逃不逃，并在于南郭会不会吹竽，也不在乎宣王和缗王的“必三百人”和“好一一听之”的习惯，而在于齐王个人的好恶，而个人的好恶，常常又被假象所“蒙”、被“赖”弄得手足无措，被“贿”弄得事非不明，因此，以此种方式选人也是不可靠的、不足取的，因此，要用人才必须有一套公开、公正、合理的制度，否则，“南郭先生”就永远不会走！
（原载1999年11期《当代老同志》）
“信仰”打假
“信仰”一词的意思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的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比如信仰宗教、信仰佛、信仰马列主义等等。从字面上看“信仰”纯属个人主观意志，自觉自愿、无人强迫、无需作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请看下面的一些事例。
浙江省仙居县杨府乡新当选的乡长吴某，他赴任时择“吉时良辰”，办公楼得选“风水宝地”，而且进门后竟让女性一律回避，以图他“上任大吉”。
原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张新民，因受贿被判刑十二年。可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他曾对办案人员讲：“我知道要出事，因为我出事之前曾算过一卦，算命的说我犯‘天罗’，必有牢狱之灾。”检察机关在他家中发现有招财进宝的“赵公元帅”，又有恭喜发财的“金童玉女”，以及金光闪闪的“元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还有算命先生给他批的生辰八字。
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请一个所谓“大师”卜算前程。“大师”算定胡有“副总理”的前程，但如要实现命运，必须建一座大桥，越大越好，胡竟想方设法把经过泰安郊区的一条国道绕到一座大水库上，然后集资摊派，在水库中间建了一座大桥，可惜桥修成不久，“副总理”梦破，案后而锒铛入狱了。
本来，“鬼神”之类封建迷信的东西纯属子虚乌有，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其的信仰的人越来赵少，如果是一般的群众信神弄鬼，还情有可原，可以上几位可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领导干部，也许他们都曾自豪地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应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者，是应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终生的，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信神、信教的，这恐怕入党宣誓时他们早就明白的，但入党又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还要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为什么入党之后他们的信仰就变了？怎么一个个变得“鬼迷心窍”了？
当前，党员干部“信仰”变质迷信成风已不是一个“少数”问题，最近，《工人日报》报道：深圳建筑工地迷信盛行，十家盖大楼，八家供菩萨。《报刊文摘》曾载，大连市一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算命先生在交待问题时，列出54名找他算命测字问官运和财运的人。记者对这54人调查时发现，竟然有53人是党员干部。笔者手头有一本市级干部电话号码薄，看看这些领导的手机号、宅电号百分之九十九的是“8866”（发发顺顺）。当前为数不少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拜神敬佛、磕头烧香、续宗谱、请端公、打斋醮、做道场、烧纸钱、建阴宅等封建迷信活动，完完全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仰。
共产党员的信仰为何有假？究其因：一是这些党员干部入党动机与自己的信仰本来不是一个道上的，是为了捞取资本，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二是这些干部从来不学习，属“三转”干部、“三不”干部，整天吃喝玩乐。因此，知识贫乏，容易受封建余孽影响；三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不合理的现象存在，有才干和水平，并不就能得到中用，而一些不学无术、二混子之类却先富起来或被中用，因此误认为人生靠运气，把希望前程放在算命先生身上。
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其危害不可低估，一是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于群众有极大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党员干部搞迷信，就可能在群众中造成封建迷信活动泛滥成灾；二是败坏社会风气，还严重影响党风民风，影响党员干部的素质、形象的威信；三是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给两个文明建设带来严重后果。很难想象一个迷信成风靠“算命先生”指路的干部，能讲求科学、正确决策，在科教兴国中带领群众奔“奔小康”？也很难想象一个满脑子神仙鬼怪、动辄看黄历吉凶的干部能够发扬民主、尊重群众，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廉洁奉公、团结人民干好一方事业？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环境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历史上遗留下来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我们干部队伍的潜移默化的侵蚀不可低估。”因此，各级领导应对当前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现象高度重视，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侵蚀。如何使党员干部的“信仰”贷真价实？我认为，首先，要严格把好入党关，对那些为了政治资本想混进队伍来的一律拒之门外；其次，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树立马列主义人生观、世界观，把破除封建迷信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神仙”、“大师”并不真能指明人的前途，封建迷信完完全全是虚假骗人的把戏，吴乡长、张新民、胡建学这些人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是给“大师”们最好的嘲弄，同时，严格党员干部的考察、监督和任用制度，对于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干部要严肃批评教育，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对那些不思悔改的应给予清退出党。只有这样共产党员的信仰才不会变假。
（原载1999年6期《盐城工作》）
谁为骗子撑腰？
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瞒和骗的历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种瞒和骗的现象在我国非但没有绝种，反而愈来愈厉害了。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南陵县鹅岭粮站原来只有压仓底的粮，在得知朱镕基总理要来这里后，县粮食部门如同备战，从别处紧急调粮，很快使1300多吨粮食被调集到一个粮站，总理所看的“粮满囤”，原来只不过是个骗局而已，可见骗子已骗到总理头上了。
事情还没有就此而已，据《报刊文摘》日日报道，江泽民总书记看望过的江西那个贫困户，当第二次去看望的时候，县里赶快吩咐这家人，见了总书记一定要说房子是自己勤劳致富盖的，千万不要说县里给了钱，那个贫困户也着实骗了江泽民总书记一回，可见骗子连江总书记都没放过！
现如今，“骗”已成国之大患，人们吃尽了骗的苦头，骗钱、骗官、骗人、骗汇、骗良心、骗感情，弄虚作假，虚报政绩，骗子越来越多，骗术越来越高明，骗子的胆量也越来越大，骗子的行为越来越猖狂，正如民谣讲的：“村骗县，县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
“骗子”何以如此猖狂？恐怕要摸摸骗子的屁股，看看谁为骗子撑腰！据报载：骗子胡万林，曾在陕西终南山医院“红极一时”，去年2月27日被西安警方端掉窝点“被迫”失踪后，又在河南商丘市卫生医院东山再起，并因至少医死两人而再次曝光现身……。胡大师之所以胆大妄为重出江湖，一个是作家柯云路著作《发现皇帝内经》无疑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二是有官在后面为他撑腰，听听某市的市委刘书记讲的话：“有人说胡万林是骗子，这样的骗子我们欢迎，有多少我们要多少。”有了这么强硬的后台，胡万林们还怕什么？
因此，骗子如今盛行与之些为之撑腰者有关，因为有人撑腰就尽情去骗，因为有人撑腰就放心大胆去骗。以至于去骗总理，骗总书记！
要根除骗子，必先除骗子的后台，这后台有二，一是舆论工具（报刊、电台、出版社等）往往是骗子施展骗局的序曲，如今假新闻、假广告、假征婚、假招聘等等无不借助于这些舆论工具，柯云路的《发现皇帝内经》正是骗子胡万林施展骗术的资本，所以必须彻底清理整顿舆论市场，不能为骗子行骗开绿灯。二是一些权力者为虎作伥助骗为虐，使得骗子更加猖獗。象为胡大师撑腰的“刘书记”，欺骗江总书记的那个贫困户幕后者“县里领导”，欺骗朱总理的粮食部门“领导”，这些官骗子不除，其他骗子就不会绝迹。这些为骗子撑腰的后台老板，往往自己本身就是个大骗子，靠弄虚作假，谎报政绩，靠瞒和骗才爬上宝座的。谚云：“年初撒个谎，年终得个奖，来年提个长”就是指的这种人。这种人当官以后，为了金钱，为了官帽，频频使用骗术，或支持或包庇或保护有益于他的骗子。因此，要除掉骗子后台，还必须根除骗子吃香，骗子受到重用、提拔的土壤，那就是改革用人机制，加强群众监督，让骗官者没有好下场。
（原载1999年3期《农村工作通讯》）
用奴才的“好处”
自从有了“人才”这个概念，“奴才”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古至今，用人才还是用奴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让人头疼。奴才像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正因如此“好吃”，奴才方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真可谓气煞人才！奴才为何十分走俏？是因为奴才好处多多，实惠多多！
好处一：忠心。大凡奴才对主了（上司）无不忠心耿耿，死心踏地为主子效力。主子悲他就悲主子喜他就喜，主子死个小舅子，奴才就仿佛比死了爹娘还伤心。春秋时期，易牙烹子以奉君，开方父死而不奔丧，吴起杀妻以求将，竖刀自愿阄身为宦……奴才们处处对主子卑躬屈膝，想主子所想，急主子所急，更有的时候，奴才们表现出一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模样，仿佛肝脑涂地也要誓死效忠，甚至以变态的自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就是主子贪点金、收点银，多吃多占，奴才也认为是应该的，多“劳”多“得”嘛。
好处二：顺心。奴才惟命是从，叫向东就向东，叫向西就向西，俗话说：“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无用却好用”。奴才见风使舵，察颜观色，随机应变，主子用起来顺当、省心。人才则不然，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往往会与上级顶着干。这“听话型”的奴才，则善于猜透上司的心理，心领神会，自己不好出面办的事，奴才早就替你办好了。
好处三：放心。虽有“奴才欺主”之说，但毕竟是少数。奴才，大凡十有八九既无文韬又无武略，既无“武死战”之胆量，又无“文死谏”之勇气，主要靠奴颜婢膝、阿谀谄媚求得主子欢心。若弄个人才来，智勇双全，清正廉洁，还不把你比下去？用奴才就可高枕无忧，放心睡觉去了。
好处四：开心。用奴才也是件十分开心的事。奴才并非无才，不是正才是歪才。奴才会为主子逗乐，不像人才一本正经；奴才能把主子拍得晕晕乎乎、服服帖帖。乾隆皇帝明知奴才和坤不是个东西，但就舍不得杀他，因为他能为皇帝寻开心。一次出游，乾隆出个上联“四方台上看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让和坤对下联，没想到和坤对道：“万岁面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等歪才，谁比得了！朱元璋曾垂钓无鱼，兴味索然，一奴才见状，当即赋诗：“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水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圣上一听，立时兴致大增，回朝给这奴才加官晋爵。瞧！这是何等的高级奴才！奴才们还常对主子施展绝招----诲淫诱奢。主子爱金则给金，主子贪色则献美妇。大奴才高俅劝赵佶皇上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帝嬖宠飞燕…..”在这样的循循善诱下，上司能不浑浑噩噩，沉溺声色、玩乐之中？至于奴才欺上骗下、欺压良善、徇私枉法、贪污索贿、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等，上司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原载日《江苏法制报》）
干部失察与贪官苟生
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巨额受贿案终于公开审理，在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徐其耀从1993年3月至2000年8月中旬，先后46次收受或者索取他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390多万元、美元1.5万元。按照公诉人的计算，在他担任盐城市市长、江苏省建设委员会主任、省建设厅厅长期间，平均月受贿4.5万元。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腐败市长竟然是个流氓！
今年57岁的徐其耀，个人生活极端糜烂，在检察机关逮捕他时，从他身上搜出的一个记录本上面写有100多个“情妇”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有“三陪女”、女公务员、护士、社会闲职女性等等，年龄最高者为54岁，最小的19岁。在他的眼里，只要他看中的，没有弄不到手的，可以说是“老少均有、美丑尽收”。有的母女二人同是他的玩物，盐城的“三陪女”都知道这位好色的市长，流氓成性，这些靠肉体营生的小姐们对他一脸鄙夷，她们对办案人员说：“没想到当市长的真会玩，花样多得很，可他每次‘快活’之后，从来不给钱。”更为大胆的是，他调任南京之后，竟然让人将在盐城的情妇专车定期送来供其发泄。
流氓市长露出真面目后，盐城800万人民震惊了，愤怒了，我们竟然被流氓统治了十年！
笔者也曾领略徐市长的风采，西装笔挺、油头粉面，甲鱼只吃裙边，不学无术，字写得如蟹爬，主席台上也曾慷慨激昂：“有的人就喜欢同个体户勾勾搭搭”、“两年之内盐城市区消灭平房”！可盐城到现在还有平房，说得好听一点，盐城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流氓市长有心思搞建设？
出一两个流氓市长现在看来也不算稀奇，问题是为什么他能稳稳当当统治我们十多年？
监督的失控、领导的失察、职责的互相推委等因素造就了一个个贪财好色的官痞。
说监督，我们的部门可很多：有人大，有党委，有纪委，有民主党派，有群团，还有群众，可是贪官出来谁来承担责任？没有责任者，个个逍遥快活！现行的制度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可人事选举要确保党委的意图，因此，象徐其耀这样的流氓市长就通过合法的外衣出笼了，同级党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眼皮底下出了个流氓，没关系！高官仍就当，有的早已荣升，特大套房住着，高级轿车用着，高薪拿着，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他们怎就一点不内咎？流氓市长可怕，这种现象更可怕！同级纪委你敢查吗？不是检举徐的材料如雪片吗？在徐的周围大多是党政干部，徐的行动难道他们一点不知道？拍马屁、想好处、巴结还来不及呢！徐调入南京不是还有人把美女专车送去供其淫乐？徐在医院与一护士勾搭成奸，该护士不是立刻成为医院的大红人，院领导和群众对他刮目相看，纷纷求她办事，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徐其耀不坏也难！至于民主党派、群团的监督，其作用更不用说了。徐由基层一级一级爬到厅级干部，1987年2月任盐城市副市长，1990年2月任市长，1997年12月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2000年5月任建设厅厅长，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九届人大代表。这么多头衔，上级组织部门是如何考察的呢？在任命前难道对徐的劣迹一点也不知？还是被其收买？
徐其耀在盐十年期间，盐城企业衰微，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经济倒退，民生凋敝，人才大量外流，走后门、卖官买官成风，一个硕士生在盐找工作比登天还难，可只要被徐看中与他上了床，即使没有文凭也可安排到电视台等事业单位工作。徐其耀即将绳之以法，这是罪有应得。可给盐城人民留下的灾难谁负责？用人责任追咎制是不是只说说而已？老百姓将拭目以待！
（原载2001年9期《中国政协》）
讨 好 死 人
有则笑话说，一妇人参加其夫追悼会，主持人宣读悼词，极尽溢美之词，妇人忍不住问：“死者还是不是我丈夫？”当然笑话归笑话，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向死者献媚、讨好死人的现象还真不少。
我们经常看报，大凡是稍微有一定级别的领导逝世，报上总有一段生平和评价，看多了就有一种感觉：一是雷同，二是拨高。我有意留心注意到，一般总有这几句话：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曾与“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等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谈是“伟大的”，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不谈是“杰出的”，作为共产党员，不谈是“优秀的”，就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员，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得上？我想起码有这几条：一是讲真话，不说假话，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二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不惜英勇献身的同志，象黄继光、邱少云、江姐、刘胡兰等等，我们可以称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和平年代，牺牲不容易，但起码能不讲假话、违心话，坚持真理，不畏权势。
回顾我们的建国几十年，能做到讲真话，不讲假话，坚持真理的到底有几人？寥若晨星！象彭德怀、张志新、马寅初、李九莲、林昭、吕荧、遇罗克等屈指可数！怎么现在一下子冒出那么“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再说，那么多人与“四人帮”作斗争，“四人帮”就四个人就那么厉害？成千上万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斗不过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三头六臂的哪吒还是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如果真有那么多“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话，“文革”会在我们国家发生吗？我国还会如此贫困弱后吗？我们的民主法治进程还那么缓慢吗？
讨好死人的现象其后果是深远的，它起不到表彰死者激励后人的作用，它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它助长了虚假华而不实之风，它给后人留下的是自相矛盾糊涂不清虚假历史。
讨好死者的现象为何产生？我想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安全感。马雅可夫斯基曾高喊：把面包给活人，把荣誉给活人！很多人对只把荣誉给死人感到气愤。但把荣誉给了活人，就是削弱了自己。把荣誉给了死人，就不会有任何威胁。二是老好人思想。我国古代皇帝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给他一个谥号，如“文王”、“厉王”、“幽王”等都是根据生前的表现，比较客观的评价。而当今却不如古人，为不得罪人，他好你好大家好，凡正多加个“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又不要发工资，结果是你满意他满意大家满意，落个皆大欢喜！三是攀比风。有个工会主席渴酒身亡，其妇人不依不挠，说有的干部政绩不如其夫，还有作风问题，还定个烈士，我家为什么不能定为烈士？互相攀比，争名夺利一直到死总不休。
呜呼！讨好死人现象该休了！
（原载2002年4期《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小王刚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时，政协领导对小王讲：“你学历层次高，年轻有为，作为新委员要好好干呀！要认真履行委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小王被领导语重心长的话激动了好多天。以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履行自己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一次，中央又发了关于严禁干部大吃大喝的文件，市政协领导在会上慷慨激昂，痛陈大吃大喝之危害，并希望委员们加强监督、积极举报。小王暗暗憋着一股劲，心想，履行职责就从查“吃喝风”开始。于是他不辞辛苦，利用业余时间奔走各大宾馆饭店，微服私访，把经常在各大洒店的小轿车牌号抄了一大摞，然后兴致勃勃向政协领导汇报。领导对小王的举止大为赞赏，说小王工作踏实、认真。但小王要公布车牌号码，却被领导一口拒绝。
小王没法，就将“号码”贴在办公室门外墙上。小王刚走，政协领导很生气，立即叫人把“号码”撕毁，并讲，谁推荐个如此素质差的人来当委员？今后委员人选要从严把关。不久，小王的委员资格被除名
（原载日《杂文报》）
刘芳被“抢”的背后
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而刘芳从某校旅游专业一毕业就被柳州市外贸公司总经理朱春鹤“抢”去，不到一年就安排其担任了公司企管办主任，而年后又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
刘芳是谁？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刘知炳的千金小姐！真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皇帝女儿不愁嫁”！
刘芳被“抢”当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的子女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有许多单位开始挂钩、争抢。刘知炳的儿子刘忠自幼不爱学习，初中毕业后靠人帮忙进了柳州一所中专读书，毕业后，成绩平平居然留校任教，而刘知炳时任柳州市委书记。一市委书记儿子刚毕业，就有五六个单位抢着要，而且都是老百姓不敢问津的水泼不进的单位，诸如外贸、金融、电信、供电、医疗、学校、自来水等。
争“抢”领导子女，其原因很多，有的是与上层领导拉关系，有的是为了自己的“仕”途，有的是为自己寻求靠山和保护伞等等。但“抢”者的目的招然若揭，是极其自私、卑鄙的。柳州外贸公司朱春鹤把刘芳“抢”去之后，就充分利用市委书记的女儿的特殊身份，采取欺骗手段，伪造合同，走私30辆日产小轿车，因有书记女儿作保护，所到之处如工商局、公安局车管等单位为他们一路绿灯。
刘芳被“抢”现象，其实是权力寻租的另一个表现。领导子女被“抢”，是因领导有权，并不是领导的子女个个是人才。“皇帝女儿不愁嫁”并不是公主个个长得美若天仙，而是皇帝老子有权，若做了驸马爷，那还了得！呼风唤雨，要权有权，要势得势，即使犯了法，你又敢怎的？这样，皇帝老子凭借手中的权力，再丑的女儿也能嫁个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而乘龙快婿依附皇帝的权力分到一杯羹，这叫两好共一好。当今领导子女被“抢”，一方面领导的权力得到充分利用，谋取一已私利，另一方面，“抢”者因有“功”也能得到提拔、重用、保护，这叫双赢。
刘芳被“抢”的背后，隐藏着一幕幕丑恶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他们把国家的资源、人民的财产，作为“私有田”，任意分割，随便送人，恣意侵占，凭借手中的权力，不让老百姓染指。许多国家投资垄断企事业单位的招工、利益分配，如今成了少数权力者独自享受的乐园，他们要涨价就涨价，象自来水、电、气、邮电、电信等等，容不得与你商量。
刘知炳、刘芳、刘忠、朱春鹤等均已被绳之以法，但刘芳被“抢”的现象目前仍存在，要打破刘芳被“抢”的怪现象，必须铲除当今领导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现象，加强民主监督，用好的制度选人，坚决贯彻中央最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原载2002年18期《盐城工作》）
点击“细节”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一案已尘埃落定，但值得我们研究注意的是，慕的落马最初是被一位香港记者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的：1998年正值大红大紫的慕绥新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一位香港记者盯住了慕绥新的一身“行头”：衬衫、领带、西服、皮带、鞋……全是世界名牌。一身“行头”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值几万元港币。中国一位市长月收入才1000多元，慕市长如何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这位记者在香港一家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其潜是台词不言而喻----慕市长是个贪官！就由于香港记者披露，慕市长们栽了。
衣食住行仍人生生活之细节，但从这细节中能反映出人的性格、修养、道德，折射出人的灵魂、思想、境界，透露出人的卑俗、贪婪和廉洁。俗语说：“一叶落而知秋”，“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人生的无数“细节”，组成了不同的人：高尚的、卑微的、纯朴的、庸俗的……。慕市长身着名牌，住要五星级宾馆、总统套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会，未被安排住豪华套间，立刻对其他领导大发雷霆：“你他妈怎么搞的，这个会我不参加了！”这些“细节”铸造一个贪婪、卑俗、无知的政客形象！
同样，细节也反映出小到一个组织、一支军队、一个团体，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盛衰和前途。
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到中国军舰侦察。当时，中国的军舰在吨位、数量、火力上都胜于日本，举国上下一片陶醉，以为中日海战，中方必胜无疑。可是那个日本间谍看到中国军舰的炮塔上居然横七竖八晾着短裤、袜子，就把这个细节写在情报中，并由此分析道；这是一支纪律松驰，管理混乱的军队，不会有强大战斗力。果然，海战一开，中方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先进的军舰也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到国内访问，他先到国统区，国民党用一顿800大洋的盛宴来款待他，他后到延安，毛泽东则用几元前的家常便饭为他接风，这一奢一简，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不可挽回的腐败堕落，看清了共产党上下一心艰苦抗战的无法遏止的勃勃生机。从此，他认定中国的前途就寄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就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我们常说“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其实，“我”“身边”就是“细节”，作为治党治国者，应长一双慧眼，发现“细节”，研究“细节”，了解“细节”，把握“细节”，防微杜渐。
（原载2002年4期《同舟共进》）
“唐装热”感言
马年新春，全国各地男女老少，买“唐装”穿“唐装”已成为城市街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据说，今年“唐装”救活了不少丝绸厂，仅北京今年买唐装就买出了40个亿。
“唐装”的盛行缘于去年上海APEC会，几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在电视上登台亮相，成为观众一个视角兴奋点。
由“唐装”的走俏，使我想起了《晏子春秋》“挂牛头卖马肉”故事：灵公喜欢宫妇女扮男装，很快，整个齐国蔚为风气，所有的妇女，不论老少，都穿上了男装。灵公便派官吏禁止，说：“如果再有女扮男装的，给我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不久，到处都可以看到：女人的衣服被撕破了，衣带被扯断了，可是女扮男装之风气仍然不能制止。灵公问晏子：“我派官吏禁止女扮男装，违者就撕破她们的衣服，扯断她们的衣带。撕衣断带的到处都有，可是女扮男装的风气还是制止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晏子说：“君主在宫内大肆提倡，在宫外却严加禁止，正象店外挂着牛头，店内卖的都是马肉一样啊！君王要禁止女扮男装，只要在宫内禁绝，那宫外的妇女谁还敢再扮男装呢！”灵公说：“好吧”。于是禁止宫内女扮男装。这样，不到一个月，全国上下就再没有一个妇女敢着男装的了。
“唐装热”是现实生活中一件小事，本也不值得评头品足，但从当今唐装热和古代女扮男装之事中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群众，起着导向作用。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赖，终于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领导干部同样起到导向作用，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一个地方风气正、环境好，往往这里的主要领导清正廉洁，相反，一个地区经济落后，社会环境恶劣也往往与这里的主要领导有关。比如山东泰安的胡建学案，厦门“远华”走私案，沈阳“慕马”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涉案？为什么有的地方年年反腐而成效不明显？为什么有的地区打假假越多？等等。从许多案子看，当地的主要领导参与犯罪其本身不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前，要实践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尽快适应WTO规则，各级领导如何率先垂范，应从“唐装热”中得到启示。
（原载2002年2期《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请领导“当当”老百姓
在上海今年的人代会上，有几位代表建言，请领导“当当”老百姓，全体干部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明察暗访必须做到二十个“一”。例如，每半个月中安排一天不乘坐“班车”及“专用小轿车”，而是与群众一样，排队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在一天时间里挤出时间拨打几个委办局监督电话，了解监督效果如何，是否有人接，是否在规定时间内给回复，还是徒有形式；每一个月中亲自到医院去排队就诊或配药（1—3级医院轮流去），了解群众看病配药为什么要2—3小时，医保工作还要作哪能些改进；亲自到最便宜（2.5—3.5元／人）浴室洗澡，了解最低层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谈论什么，他们期望什么；每三个月中到警署去办一次户口，了解实行的“一次受理、二次办结”能否做到，态度怎么样；亲自送小孩或第三代去幼儿园或小学校，然后再去上班一次。
上海代表提出请领导当当老百姓，为什么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话题？我想至少有二个原因：一是代表所提出话题在现在带有一定的普通性；二是说明人们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具体。
本来，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多年来，为了加强干部的教育，党一直在对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想为群众所想，急为群众所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三个代表”等学习和教育，可是现实状况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有的领导因记者不到，“下访”取消；有的领导人未行，电话先到，使基层忙于应付；有的领导官不大，僚不小，一旦动身，封锁交通，警车开道；有的领导追求形式，爱搞花架子，平时，从不与百姓接触，年终“送温暖”，为了上电视，做联系群众、关心百姓的样子，有一位孤残老人，因“送温暖”的人太多，在一周内了竟洗了十八次澡，这样的“送温暖”实在让人感慨良多！有的领导嘴上说关心百姓，心里却痛恨百姓，成克杰嘴上说广西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我怎睡得着觉啊！可私下却大贪百姓的血汗钱；有的领导对百姓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云南芒部镇党委书记宋元发，因村民游定友说话不给他面子，竞对其呵斥：“你叫什么名字，给我跪下！”还对游一番拳打脚踢；有的领导下基层，记者前呼后拥，坐在小车里，隔着玻璃看，听听“汇报”材料，调查蜻蜓点水，怎能真正了解百姓的疾苦？有的领导对百姓搞愚民政策，有的地方不是发生过对中央的“农民负担手册”进行收缴、封锁吗？
这重重现象说明，目前不少领导缺少平民意识，高高在上，睥睨苍生，不把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领导与百姓的关系疏远了。许多领导由于不能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情况，花钱大手大脚，决策一错再错，现如今不是有人提出超前消费吗？今年春节不是有领导叫“职工大胆花钱”吗？有的讲“高校高收费能拉动内需”吗？等等，这种种表现都是离老百姓太远了。
上海人大代表提出的“二十条”，可谓切中时弊，这不仅仅是上海代表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人们热切期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尽快转变工作作风，真正想为百姓所想，急为百姓所急，把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落到实处。请领导“当当”老百姓，多么尖锐、沉重而现实的话题！每一位领导应该好好思考思考！
（原载《团结报》）
“箴言”是劝诫人的话。也许有人会说，贪官那有什么箴言？值得人们去诫勉、去学习、去研究？贪官确有箴言，我手头就有不少，下面随便抄录几条，以供大家探讨。
一是贪官胡长清在临刑前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一些，敢于监督我这个省委常委，我有点绯闻，他们能象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二是贪官原东台市环保局长周礼龙说：“我犯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客观上没有有效的监督，主观上也不愿接受监督”。三是山东省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至他那一级别就不会有人来监督了。”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胡长清、周礼龙和胡建学的话真是肺腑之言、金玉良言、警世箴言！说来也怪，贪官们竟然把自己犯罪怪罪于我们的监督不力，但细细想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看看我们的监督偏重于学习、教育、自律，而在制度上没有大的建树。说起来，我们的监督也不少：有党委监督，有人大监督，有纪委监督，有政协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有新闻媒体监督等等，但从当前腐败的势头来看，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为什么我们的监督那么多，而效果却不理想？这使我想到《战国策》一个故事——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逸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明明是邹忌不如徐公漂亮，而妻子、小妾、客人都有说徐公不如邹忌漂亮。邹忌很有自知之明，妻子偏爱我，小妾害怕我，客人有求于我，他们都是说奉承话，说违心话。记得有一位省委书记在大会上讲，要全省人民来监督他。用心不可说不良苦，但是实际操作却十分困难。同级纪委畏他也，老婆孩子偏爱他也，亲朋好友有求于他也，老百姓不知情也，种种监督不是等于空吗？
胡长清等贪官的话，我们不防听听，“没有有效的监督”“
官至他那一级别就不会有人来监督了”“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一些，敢于监督我这个省委常委”等贪官的话，也是一面雪亮镜子，照出了我们一些制度的不足，我们应加以改进才是！
（原载2003年1期《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写总结忌放“炮”
一年一度，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免不了写个总结，总结一年的工作成绩、存在问题，分析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来年的工作计划安排。可是，有些“秀才”们写总结时往往搞“花架子”，弄虚作假，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放“高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当今仍有很大市场，仍被某些人青睐。二是放“空炮”。就是说假话，许多只是领导的一个想法、或者年前一个计划、一个口号，就胡编乱造，无边无际去深发开去。三是放“礼炮”。只栽花、不栽刺，曲意逢迎抬轿子。四是放“重炮”。把以前的工作总结，改头换面，换换数字，照抄一遍，结果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五是放“鞭炮”。比如，“在╳╳的领导下，在╳╳的指导下，在╳╳的关心帮助下……”放鞭炮似的一串串的。
以上是我们笔杆子写总结时常出现的不良倾向，这与我党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克服。如何杜绝这些不良现象？首先是各单位领导要端正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其次是笔杆子要挺直腰杆子，秉笔直书。只有这样，写总结的目的意义才不至于走了向。
（原载1996年24期《盐城工作》）
怎一个“霸”字了得
“霸”，翻一翻字典，其意是：依靠反动势力横行无忌、迫害人民的人。它是个坏人，是个贬义词，如：“恶霸”、“霸道”、“霸王”、“车匪路霸”、“南霸天”……等等,可是,如今许多商家为商品取名却十分钟情这个“霸“字，下面随便抄录几个为证：
小霸王----电脑学习机
彩& 霸----彩色电视机
浴& 霸----浴室取暖器
霸----洗澡与治疗并用的家用桑纳浴
绿& 霸----高级烹调油
凉& 霸----空调器
歌& 霸----卡拉OK影碟机
星& 霸----686多媒体小电脑
看到这些“霸”气十足的商品名称，联想到如今充斥电视的广告诸如“酒鬼”酒，以及店名如“魔鬼舞厅”、“帝王酒家”之类，不亚于吃一只“苍蝇”。
目前，嗜“霸”成瘾现象，就如唐代《南史》中记载的嗜痂成癖的刘穆之的孙子，是当今社会上一些人心理上的变态或病态，他们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对恶趋之若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改革开放泥沙俱下，市场经济使人良莠不分，亦或许是作为善谈“温、良、恭、谦、让”的礼义之邦因为长期受压抑，突然打开窗户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后，思想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但是目前商家十分钟爱这个“霸”字，恐怕是为了个“钱”，“一切向钱看”，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垄断，可以凭权势压人、独霸一方，象资本主义初期血腥的原始积累，靠掠夺、霸占、奴役殖民地的人民而称霸于世。本来商家竞争，靠技术、能力和智慧称雄于世无可厚非，但如果想靠不正当手段强取豪夺这就会遭到世人所唾弃。当然，亦有一些商家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追赶时髦，盲目效仿，别人用霸我也用霸，管它是丑是美，管它文理通还是不通！
恶“霸”的纷至沓来，而且频频在电视、报刊上登台亮相，应引起有关方面人士的高度重视，它宣扬“暴力”，其实就是宣扬丑恶，它不仅违背人生价值道德，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它与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格格不入，“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它应与抓物质文明一样“两手都要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电视、报刊应传播文明、祛除邪恶、伸张正义。试想：满眼是“霸”“鬼”之类能算是个优良环境？象“老子用拳头打天下，现在儿子用电脑打天下”之类广告中的“老子”“拳头”这样的语言环境能培养、教育出一代讲文明、懂礼貌的“四有”新人？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对于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民族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听说，一些“魔鬼”、“帝王”之类牌匾已被摘下，“小霸王”学习机霸气得很的电视广告语也被删去，这说明这种不良现象已开始被人们重视，而且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除恶应该务尽，对目前类似“霸”的语言污染，有关部门应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工商部门在申请登记产品、商品名称时，对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律取缔；报刊、电视不允许宣传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广告词语；文化、宣传、教育等部门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只要大家齐抓共管，就能刹住这股“霸”风，创造出一个优雅、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
（1997年2期《民主与科学》）
龟，因常见黑色，亦称乌龟，现听说盐城沿海滩涂已发现世界罕见的全身白的龟，但无论黑与白，此类都属爬行动物，背有硬甲，头尾和脚能缩入甲中。龟耐饥渴，寿命长，故曹操有“神龟虽寿”诗句，龟甲是上好的中药。龟很显著的特征是遇外界攻击时，一是忍让，二是缩头，不与他人争高低，决不反抗，人常称缩头龟。
危难之时，忍与缩这动物的属性常常在这能直立行走有思想的人类中体现甚而发扬光大。
最近被国人的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孙天帅罢跪一事，就很值得研究研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珠海“瑞进”公司的一名打工仔孙天帅，在韩国女老板于去年制造的一起罚跪事件中，在120多名中国员工中，别人都下跪下，而孙天帅是唯一没有下跪的人。面对孙天帅的“罢跪”，有人认为：为了钱（月薪1300元），为了保住饭碗，跪一次有啥了不起；更有人坦言：下跪可悲但不可耻，下跪者比孙天帅更勇敢，更有勇气。当然最多议论的认为他罢跪是义举、是英雄。
我们抛开各种议论姑且不谈，就“罢跪”一事来说，孙天帅仅仅是守护了他的基本人格和尊严而已，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为什么把一个很正常的举止视为壮举？我们有没有好好想想，120多人跪下了，不跪的仅有1个，120：1是怎样的比例？可见忍让、缩头的龟性在国民中已达什么程度？
国人的龟性，大国泱泱，源远流长。先哲们的格言讲得多好呀！“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得忍且忍，得耐且耐”（《增广贤文》），“盖闻忍之为德最为上”（《诸经要集》），“宰相肚里能撑船”，“忍一时海阔天空，让三分风平浪静”…能“忍”还得能“缩”…才为上乘，所谓“不为祸殆，不为福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此类千锤百炼的俗语都谆谆告诫人们不要当先，要学龟-----缩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也是一种好品德，为国、为民，为大节而忍受个人的痛苦还常为人们所称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受吴国施于亡国奴的种种待遇，最后灭吴；韩信忍胯下之辱，终成大将军；司马迁忍宫刑之耻而著《史记》……但，凡事终有个度，倘这“忍让”超出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达到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无原则的忍让，不顾人格国格，不敢坚持正义，不能为他人在危难之时助一臂之力，见死不救，关键之时能缩头时且缩头，麻木不仁这种“境界”，这种忍便让人觉得可怜、可悲、可耻！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个学生叫阿里斯提卜，曾依附于狄奥尼索斯门下，过着寄生生活。一次，主人当众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竟若无其事地抹掉了，并厚颜无耻地说：“渔夫在大海里打鱼，就会有海水溅到脸上，我得到了主人许多好处难道就容不得脸上几滴小水珠？”
无独有偶，唐朝宰相娄师德向弟弟询问其为人之道。弟弟说：“今后即使有人朝我脸上吐唾沫，我只是擦去而已，你不必忧心。”娄师德听罢一声长叹：“这正是我担忧的地方。人家朝你吐唾沫，是恨你。你擦了，就是逆了人家的意，使得人家更恨你。所以你被人吐唾沫时应含笑承受，让它自干才对。”
这是两则中外“唾面”的故事，而我国的“唾面自干”的忍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洋鬼子们只好望尘莫及而“望华兴叹”了。
龟性发展到了今天，其深度、广度已成为空前。在假大空的年代里，《人民日报》曾登载“粮食亩产三万斤”这个真实的谎言，可有谁人与之评说？刘少奇含冤被开除党籍时，只有一位女同志举手表示反对，还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呢？现如今诸如：遇难见死不救，流氓公开强奸女子无人问津，歹徒行凶抢劫缩头救饶，公开的腐败无人过问，凡领导说的就是真理等等麻木现象，是否已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于“龟性”？一句话：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孙天帅罢跪丢掉了1300多元的工作，谁让他出头？遇上歹徒你如果挺身而出，那就有性命之忧，当时恨不得有个龟甲缩进去！不正之风、腐败分子关我啥事？但如果一旦与己有利，为了房子、票子、位子等利益，一改往日的缩头法，头伸得特别长，不碰得个头破血流死不甘休！
因此，要增加国人的钙质，培养敢说敢闯的勇士，减少龟性，还必须去掉一个私字。
（原载日《人民政协报》）
不可轻视另一类“洋垃圾”
“洋垃圾”进口，一时间闹得国人沸沸扬扬。近年来，“洋垃圾”屡犯国境，国人为之愤概。去年，国家环保局积极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果断行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外交、舆论等手段，对进口的200多只装“洋垃圾”的船只予以严厉打击，有效地遏制了“洋垃圾”进口，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环境权益，国人为之大快。（此消息见于日《人民日报》）
抵御此类“洋垃圾”，因大家看得清，闻之臭，国人立场也鲜明，措施也干脆，办法是：退回去，追求法律责任！
可今天，我要说的是另一类“洋垃圾”，这是一种外来的精神垃圾品。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这几年来，我们学到了西方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但是，鱼龙混杂，泥沙俱至，同时也飞进了苍蝇和蚊子，比如：吸毒犯毒、艾滋病、性病、卖淫嫖娼、暴力色情、贩黄嗜黄等等，这一类“洋垃圾”，给国人造成的危害在一天比一天加重。
几年前，“艾滋病”对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空白，纯粹是个洋玩意，可到日，亦即第九届“世界艾滋病日”这天有消息说，到1996年10月，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5157例，专家估计实际感染者可能已10万之众。在80年代前我国一度灭绝的毒品犯罪，近几年来，由于海外走私、黑社会影响，又死灰复燃。截止去年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有52万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的到1994年底有1400多人。据统计，仅1991年至1995年9月，全国共破获毒品案件12.8万起、查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129万人，缴获海洛因15.8吨,鸦片10.6吨,大麻3.4吨,冰毒2.3吨。1991年至1994年共逮捕毒品犯罪分子33216人，依法判处刑罚的25893人，其中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5349人。据日《人民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8.7万起，查获涉案违法犯罪人犯罪11万多人。缴获海洛因4000多公斤，鸦片1700多公斤，“冰”毒1000多公斤。另外，从外国进口的黄色书刊、录像带、激光盘等，单从电视上看到的被我国公安部门缴获销毁的就不计其数；还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洋思想：诸如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金钱至上、人情冷漠、性自由、性解放等等严重地冲击着国人的思想、世界观和信念，以至卖淫嫖娼、性犯罪、性病、拦路抢动等等丑恶现象已成为国内之大患，它极其严重地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对待第一类“洋垃圾”，方法比较简单，大家态度也很鲜明，来了，退回去。可是，要对付后一类“洋垃圾”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得了艾滋病，你总不能把他赶出国门、开除国籍，或者把他活埋了？尤其是精神上的颓废、道德上堕落、思想上的腐朽、伦理上的败坏这些渗透到灵魂深处的病毒，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解决问题的，它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既要灭毒更要堵源，要标本兼治。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只要大家高度重视，行动起来，遏制这类“洋垃圾”还是有希望的。
（原载《西安法制报》）
商家应走出的“误区”
误区之一：名牌≠高价。
现如今，只要你走进金碧辉煌的商厦，各式名牌产品数不胜数，可是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就是价格贵得吓人，如一件“兽王”皮衣卖3000多元，一件“雪豹”皮衣也卖到3000元，一件“杉杉”西服，近2000元，一件高档的裘皮大衣要16000元，一块名牌手表价格近10000元，一双名牌皮鞋价格要1500元。商家普遍认为，名牌即高价，不高价显示不出名牌，因此，价格一涨再涨，以至许多“名牌”无人问津，成了样品、观摩品。长期下去，这些“名牌”就失去了消费者，就被人们遗忘，名牌不名。其实，名牌，并不是以高价衡量的。所谓名牌，就是质量过硬，用户放心，价格适中，拥有广大的客户，成为用户所信赖的商品。“可口可乐”饮料是名牌，但它的价格并不贵，“春兰”空调亦是名牌，它的价格也能让一般的用户所接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名牌，才能长久的保持下去。一些商家为创名牌耗尽心血、费尽心机，可当有一点名气之后，就在价格上做文章，满足一些人“高价”即“名牌”的心里，不追求产品的质量、信誉，可结果却失去了大多数消费者，其后果是产品名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误区之二：广告≠吹牛。
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企业、商家做广告是宣传产品、扩大其知名度、促进销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如今电视、报刊上的广告语故意夸大、言辞不实、弄虚作假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人们看着广告上的吹嘘，往往情不自禁地说：“又在吹牛了”。一些商家，误把做广告就当成吹牛，认为“不吹白不吹，吹了不犯罪”。例如：╳╳口服液，能治疗胃病、肝病、心脏病、肾病、妇女病，等还能治癌，几乎是包医百病，凡有脑子的人一想就知道是在吹牛，许多病目前世界上医学界还没有攻破，一个小小的口服液，能有如此大的功效？其实，产品但靠广告吹嘘，其生命力是不强的，如今人们也学得精了，也不容易上当了，商家单靠吹牛来赢得市场是不可靠的。
误区之三：“洋名” ≠“扬名”。
由于某些国人喜欢“洋潇洒”，喝洋酒，穿洋装，用洋货等等，商家看中这些人的心态，在为产品命名时，往往也来个“假洋鬼子”，用洋名，港、台名，或把中文写成洋文，或运用洋文结构。比如：“面酱”称为“葱伴侣”，“办公楼”称为“写字楼”，“房地产”叫“物业”，“小轿车”称“的士”，“套头杉”称“T恤衫”，还有什么“英克莱”自行车，“东方威尼斯”游泳馆，“中华MTV”音响商店等等。弄得不伦不类，故意让人看不懂、听不惯，这种以“洋名”来“扬名”往往其效果适得其反，拗口、生涩的怪名既难记又容易忘。要使自己的产品扬起来，还是要狠抓产品质量，忠于消费者，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单靠一些花花肠肠、歪点字，是行不通的。
（原载日《新光报》）
慎提“公仆”
时下，“公仆”一词使用频率颇高，人们把领导干部比喻成公仆，许多报刊还专门开辟了“公仆赞”、“公仆颂”之类的专题，愚以为不妥，应慎提“公仆”为好。
其一，“仆”字含义是奴隶、奴仆、仆人的意思，它是指被雇到家里做杂事，供役使的人。因此，“仆”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有力佐证，它与“姨太太”、“妾”、“太监”等词一样，见到这些字眼，就会让人联想起不平等的社会历史，还不如“父母官”，称“父母官”还有一种亲切感，而“仆”则与主人完全是主子和奴才极端对立的关系。
其二，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分工不同，无高贵卑贱之分。要说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工农商等凡纳税人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不能说就是干部的工作才叫为人民服务，而工人做工、商人经商、教师教书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不管让谁做仆人，都不应该，也不必要，西方把领导干部称“公务员”，它也是一种职业，这很好，名副其实，我国目前也正在效仿，作为公务员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尽其职，至于我国目前正为效仿，作为公务员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尽其职，至于多为人民做一些事，那是品德、修养高尚，不一定非要说成是“公仆”不可。也许，始作俑者用心是善的，但并不是否用心善的就值得称道、值得传颂，如果现今还有人为了忠贞而愿当“妾”或“二房”，为了忠心愿做“太监”，这岂不成了笑话？而称“公仆”其理也如此一样！
其三，从当前事实来看让干部都成为老百姓的“仆人”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君不见“公仆”住的、吃的、行的、穿的平心而论要比“主人”好得多，“主人”受苦了“公仆”们来慰问“主人”，“主人下岗了，还要”公仆“来安置，有人分析这个“仆”字，就是主人在旁边，仆人手叉在腰上训斥主人，极形象，如今，一个地区谁的话说了有用？显然是领导，明明是主人，偏人说成了“公仆”，这不是公然说谎？不说反罢，说了反而使人会产生逆反心理，即使有几个“仆人”式的干部也是廖落星辰。君不闻民谣：“考古考出孔繁森，培养培出的王宝森”？话虽过分，但睁眼看看现实，读者自有明察是非的能力，无须我来赘述。
因此，愚建议少用、慎用“公仆”一词，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原载1998年8期《民主》）
由戴安娜遗嘱引起的话题
英国皇妃戴安娜弥留时用极微弱的声音作出了捐出器官的决定，结果戴妃的肺脏、肝脏、两个肾、胰脏、眼角膜和部分皮肤，已成功地移植于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荷兰等8名病人。23岁的法国教师路易.迷米尔接受戴妃一个肺脏；12岁的巴黎姑娘查两丝6岁起失明，她接受了戴妃一只眼角膜；8岁的里昂小孩加比莉拉接受了戴妃另一个眼角膜；英格兰17岁的凯文移植了戴妃的肝脏；25岁的英格兰黑池市民布兰登移植了戴妃的肾脏；24岁的法国姑娘多米丽移植了戴妃的另一个肾脏；阿姆斯特家庭主妇莉纳塔移植了戴妃的部分皮肤；25岁的布鲁塞尔人多莉移植了戴妃的胰脏。
人类从1954年历史上第一例器官移植成功至今，全球已有50余万曾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病人，重新感受生命的阳光。器官捐赠分为活体捐赠和遗体捐赠，而器官其来源紧缺，供体严重不足制约了无数病人享用这项科研成果。健康地享受生活是生命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人类共沐生命阳光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破除迷信，呼唤爱心，提倡器官捐赠，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一个有效载体。戴安娜的遗体捐赠，使8名患者受惠，她的行为为人们所敬仰。其实捐赠器官在发达国家渐成趋势，去年美国进行肾移植达11937例，其中家属供肾3274例，香港特区的范徐丽泰女士捐肾给女儿多年，对健康并无影响。但是我国此类情况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的患者家属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向自己开刀”，许多较大的医院竟无法搞人体解剖，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仅在于医生的努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在于人们对捐献器官的认识、理解和支持。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们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身体是爹妈给的，宁愿地下腐烂，或化为灰烬，也不愿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