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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亚洲：历史·区域·民族
柄谷行人：当亚洲经济成为一种威胁，并且明白了没有与亚洲经济的联系将无法生存时，他们才第一次不情愿地承认亚洲也是“人类”。
王赓武：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们希望学习他们西边的宗教、政治和艺术，尤其是向印度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世界学习。这些人知道中国的财富和壮美，但是他们没有去学习它的文明中包含的价值体系。
阿玛蒂亚·森：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
米尔斯海默：全球支配是个麻烦不断的处方，特别是其新保守主义变体奥巴马政府从上到下充满了自由帝国主义者，尽管很少突出大棒外交，并更强调与国际组织合作，但仍试图主宰世界。
白永瑞：东亚内外的“二重性周边视角”即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之路的东亚代表的周边视角，以及被东亚内部等级秩序所压抑的东亚代表的另一个周边视角。
人文学者分析区域问题
汪晖：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汪晖：在有关东北亚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中，琉球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琉球问题甚至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的集中的一个展现。
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汪晖 "亚洲想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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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流失文物： 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年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先后闻讯赴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1910年罗振玉等学者呼吁下，清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残卷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惟经办官员塞责，遗书留在当地也不在少数，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1914年英国斯坦因各有所获。
Marc Riboud 中国摄影作品：马克·吕布1956年访问中国5个月，57年和65年再度访华。大概因为他和中国的关系，越战爆发后，他是唯一获许进入越南拍摄的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1979年他退出MAGNUM，9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访问中国。
"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强制力”是指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尤其在近现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阐释法律基本特征的主导意识。但是，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有时甚至是消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承认在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换言之，它们主张，“强制力”的运用不是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的本质特征。这种弱化，明示着西方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制度的概念变化更新的机制，标志着西方法理学诸多观念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笔者以为，为探究西方法理学的演变并为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对这种弱化予以关注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双重压力下, 欧洲社会模式呈现了不同的应对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仅实现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共同发展, 而且还有效应对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保守或者合作主义类型的社会模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境。《里斯本议程》展现了欧盟社会发展的蓝图, 但在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盟, 实现的前景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 结合欧洲运作良好的国家的经验, 本文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
自从达盖尔以拍头像开始发明了摄影术之后，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被拍成了照片，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照片传授给我们一种新的直观的符号，它改变并拓展了我们脑中哪些值得一看以及哪些我们有权观看的概念。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片集。
吕留良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
长期以來对於老舍的评论，一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翼的革命立场，或者分析他的不足，或者强调他的觉醒过程；另一种则把老舍趣味化，强调他的民俗气味、北京风味和幽默语言。我认为，这都不能看出老舍的伟大。老舍首先是属於市民阶层的，他描写了他们的善良、他们的软弱和痛苦、他们的苟且偷安，以及他们的不得不觉醒。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指出，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早前指中国在美国的巨额投资助长了美国历史性的超前消费和住房泡沫的言论，是将责任推予中国。因为联储局有责任主动透过调整利率控制房产价格，避免产生经济泡沫。此外，金融海啸虽然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亦加速了中国发展内需市场的步伐。澳门可利用与广东省的各种合作，进入内地的内需市场。
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么多，只要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也会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观点的得出源于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非常狭窄，其只把是否实现竞争性选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而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发生竞争性选举，而在于是否发生权力分布的变化。如果权力分布有变化，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不存在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要往哪改的问题。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
聂绀弩诗选，较全。
008年12月26日下午，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在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新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金融界诸人士座谈。
清卞永誉纂《式古堂书画汇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汇考》）卷二十五所录明人书“王守仁”条下中收有王阳明书信四封，为王阳明佚文。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元末杨维桢的戏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元曲源流论、戏剧本体论和元剧时代特征论。其中,以《诗经》、《离骚》为元曲之源,认为戏剧便是借助“声文”表现“典故”以“警人视听”,否认元剧是“治世之音”等观点,皆有其现实针对性或理论深刻性。然因其是以“复古”为理论号召、以古乐府为创作专攻的文学家,故而使之戏剧研究时常处于一种低调论说、保守评价的状态中,这似乎可成为评价杨氏戏剧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晖文章《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属性,具有特别意义。
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虽然其中并没有文章专论社会保护运动。
科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问题。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往往要以质疑现有研究成果结论为基础，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进行文献回顾，即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文献回顾，研究人员可以避免重复研究、无意义的研究，防止选择无法回答的问题并有助于找到前沿性问题。文献回顾包括三个步骤：查阅文献、选择文献和批判文献。作者结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例分析了三个步骤的具体内容和涉及的具体方法与技巧，这些讨论有助于研究人员熟悉和掌握文献回顾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效率和水平。
闻一多欣赏浪漫、唯美的诗歌，他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令何兆武有些吃惊：这首诗有虚无颓废的味道，人生观不是很积极健康，与闻一多斗士的形象似乎不是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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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汪晖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7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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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75-2
人文天地；鲁迅在这里提到几个要点，一是文章长，简直是生凑；；）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日本的鲁迅研；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摩罗诗力说〉材源；加以对比，考订出鲁迅引用的资料来源，其中就包括木；兰兑斯对于浪漫派和易卜生等的研究；“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是这些古文论文的突出特点；如果不查辞典、字典，要完全读通显示了一种对于古文；这个文本是极难的
人文天地鲁迅在这里提到几个要点，一是文章长，简直是生凑；二是喜欢写怪句子和古字。他又提到几个被人忘却的诗人，即拜伦、雪莱、裴彖飞、密支凯维支以及易卜生、尼采等。最）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北冈正子（KitaokaMasako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通过日文和英文等资料与《摩罗加以对比，考订出鲁迅引用的资料来源，其中就包括木村鹰太郎的《拜伦传》和布诗力说》兰兑斯对于浪漫派和易卜生等的研究。晚清是启蒙和革命的时代，没有今天所说的版权问题，不需要注明材料是哪里来的，鲁迅也说这是“生凑”。但这并不是说全部文章都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根据北冈正子和伊藤虎丸的比较研究，鲁迅对于拜伦、尼采及易卜生等的研究与日本的资料来源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和鸿沟，显示着他独特的观察和见地，除了《摩罗诗力说》之外，《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也都各有自己的资料来源，但也清晰地显示着鲁迅自己的思想。“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是这些古文论文的突出特点，与1903年的文本相比，它们如果不查辞典、字典，要完全读通显示了一种对于古文形式的自觉。各位都有文本在手，这个文本是极难的，因为鲁迅用了大量的古字，有些古字在宋代以后的文言文中很少使用，其中大部分出自先秦、汉魏和隋唐时代的文献。比如说“贞虫”，古字指蜂类动物，典出《淮南子》，这里指的是细腰。为了形容现代妇女学西方的瘦腰，鲁迅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力气，把这些古字都找出来了。用鲁迅的话说，愈古愈好。我将这些论文称之为古文论文，而不是文言文论文，还有一层意思，即这是一种有意识创造的古文形式，与人们通常说的文言文、八股文或著名的桐城古文并不相同。但要说清楚这两种古文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还要回到章太炎和《民报》的国粹主义主张中理解。创刊于1905年11月，是同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其前身是华兴《民报》会成员、湖南留学生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年间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激烈论战，并列为影响最大的刊物。该刊前5期主编是张继，由胡汉民实际负责，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廖仲凯、宋教仁等为主要撰稿人。因《苏报》案被1906年6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由上海西牢获释，随即由同盟会成员从上海迎接至日本。从第6期起，章太炎出任主编，直至1908年10月刊物被日本政府查禁。在章太炎抵达日本后，同盟会立刻于锦辉馆召开欢迎大会，出席者两千人。章太炎在会上做了演说，围绕着排满复汉、革命救国的宗旨，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者面临的两个任务：“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破恶声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章太炎提出的这两个任务。关于建立宗教的问题，我们稍后在讨论鲁迅文本中有关迷信与科学的部分时还会涉及，这里先说“用国粹激励的问题，因为国粹问题与古文形式直接相关。倡导国粹不算是章太炎的独创，这个种姓”概念从日本传入，至1905年已经有《国粹学报》的创刊。《国粹学报》是1903年始创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主编邓实，这份学报为汉代古文经学派辩诬，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及今文经学派，一边以国粹、国学抵制欧风美雨，另一边用宋末明季的夷夏观□892010/10开放时代和各种国粹研究倡导和巩固民族气节，政治倾向是革命的。国学保存会不但出版刊物，还设立藏书楼，编辑中国博物教科书，自办国光印刷所，发刊神州国光集，举办国学讲习会，黄节、陈去病、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金刘师培就是这个讲习会的正讲师，而章太炎、廖平、孙诒让、黄侃等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章在狱中，但《国一、国学保存会创立时，粹学报》第1、“撰录”栏刊发了他的四封书信和狱中“漫笔”。在1906年发表的8、9期的《演说录》中，章太炎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定剿绝。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推崇富于民族气节的清初大儒，对于顾炎武及其考据学更是推崇备至。他在《中华民国解》中，综合古代五服观念和汉代制度，追根溯源，为“中华民国”勾画了历史蓝图。在《俱分进化论》中，他不但针对目的论的进化史观，提出了“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论题，而且将中国自宋以后的历史视为“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的全面退化史。如果将这个看法延伸到章太炎对语言的看法中，那么，他钻研小学、倡导复古，而对后世的（尤其是宋以后）文言不屑一顾也就很自然了。按照他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两个观点：第一，宋以后由于汉人王朝之积弱和持续的异族入侵，中国的语言早已杂糅无章，缺乏内在的生命和纯粹性，因此，研究小学、恢复古代文字的日常运用乃是民族主义使命得以实现的必要途径；第二，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正规化，文言文与科场八股文相互渗透，不但不是真正的古代语言，而且已经是一种体制化的、有文无质的语言。从这个角度说，《破恶声论》的古文形式就包含着与文言的对立，即对现有的语言体制的根本否定。对于后代以唐宋八大家为标准的古文形式，鲁迅不表尊重，但他不是以白话与文言作对，而是以宋以前的古文对抗伴随科举的正规化而形成的古文形态。文言不仅是士大夫阶级的身份标志，而且也是其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的修辞表达，因此，回到更为纯粹的古文形式也包含着对于宋代以降这一特殊阶层及其政治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怪句子”和“古字”这一形式特征不但蕴含了古文与文言的对立，也与白话或梁启超的“新文体”截然不同。但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裘廷梁倡导“白话为维新1898年，之本”，白话问题提上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的议事日程，各种白话报刊应运而生。这里略举几例。1901年《杭州白话报》创办于杭州，经理为项兰生，主笔为胡修庐，撰稿者包括陈叔通、孙翼中、林獬等人，共出版82期，在该报影响下，《苏州白话报》也于同1904年停刊；□90人文天地年10月刊行；松隼、戚弄、幼渔（马裕藻）等创办《宁波白话报》，出版计91903年11月，册，至1904年6月停刊；蔡元培、章太严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1902年秋冬之际，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教育会的成员、《杭州白话报》的撰稿人之一林獬于1903年《中国白话报》，出版计24期，于1904年10月停刊；《扬子江12月创办了1904年12月，白话报》在镇江创刊，后因编者杜课园“以文字获过，被收法庭”，于1905年8月停刊；著名的绍兴女杰秋瑾也于1904年秋天在日本创办月刊《白话》杂志，共出6期，可见在日本留学生群中白话问题也日渐流行。江西留日学生也创办了《新白话》。就是在1903年末，这一时期，黄遵宪以“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相标榜，倡导“诗界革命”，王照、劳乃宣等在日本文字改革的启发下，综合切韵和西方拼音的方式，研究汉字拼音和语音统一问题，严复等人介绍西方逻辑学和各种概念，梁启超则以他的所谓“新文体”独领风骚。在这场变革与革命的潮流中，语言和写作风格上的新与旧、白话与文言的对峙格局正在形成，为十多年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前提。为什么在这个正在孕育语言革命的时代，后来成为“五四”白话文学的代表人物、甚至激烈地主张废除汉字的鲁迅却“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里的核心在于鲁迅对古文的理解：古文是古人的口语，是与宋以后的古文与口语化文言截然不同的语言。从这一古文形式与古人日常口语的关系的角度看，的白话之间反而有着某种一致性―――它们都是对体制化的文言的拒绝。但古文与白话的差异在这里不能忽视，因为古文与追根寻源的国粹观有着密切的关系。《破恶声论》没有提及反满问题，对于民族主义或“兽性爱国”表达了尖锐的批判，但从古文形式所蕴含的反满民族主义内容来看，它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文本，小学潮流因为这一形式是与反满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倡导反满革命而产生的国学、联系在一起的。国学、国粹、古文等有双重针对性，一重是针对所谓“胡学”，即为包括满洲在内的“异族”变乱的文化谱系和语言形态，而另一重则是针对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凌乱不堪的“西学”。“本根剥丧，神气旁皇”，鲁迅要去寻根。但《破恶声论》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文本，而是一个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文本；《破恶声论》也不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文本，而是一个反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文本；它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有某种张力。用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或者用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是不同派别的人的对立主张，但不是鲁迅的主张。我们下面从具体文本的分析来展开这个论点。三、“声发自心”与中国之“寂漠”《破恶声论》共有四个主要的自然段，分了三个部分，伊藤虎丸将之归纳为序论、总论和分论是准确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自然段，是全文的一个序论。关于这个序论的主要内容，我们要问：为什么在民族主义的潮流里，在排满革命的潮流里，在倡导共和主义的潮流里，鲁迅提出了他的以“心声”“内曜”、“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思想纲领？这个思想纲领看起来既不是民族主义的和排满革命的，也不是共和政治的；但在另一个层□912010/10开放时代面上又的确就是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和共和政治的。第二个自然段是文章的总纲领，提出批判的对象及其主要观点。鲁迅批判的对象第一个叫做“国民”，第二个叫做“世界人”。在晚清的氛围里面，民族主义知识也被正面地表“国民主义”的论题包含了主要的分论题，即“破迷信”、“崇侵略”和达为启蒙知识，因此“尽义务”。“世界人”的主题也包括了三个方面，即“同文字”，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第二个是“弃祖国”，即现在是全球化了，不需要祖国了，国界和主权都不重要了，所有“国”有关的东西都应该抛弃。这是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第三个是“尚齐一”，即推崇大跟同，不但废除国家，而且也要废除一切传统。按照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应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世界按照经纬线上的“度”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单位，每个单位里面推出“度长”，每个度里面又分出“支度”，由支度长来掌管，就像村子有村长―――村子是自然的、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而度是科学的，这是人为的但合乎规律或公理的划分。但种族差异怎么办呢？康有为提出在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间进行“配种”，而配种又要以白种作为它的最高等级，即大家都要往白种转变的方向去配。“尚齐一”的理论其实是对种族主义和等级制的另一种确证，即在一个最高的尺度下，把不同的人按照现行的等级标准变成同一种人，上升为同一种人。第三、四个自然段就是分论部分。《破恶声论》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文本，对“国民”说，亦即民族主义的批判没有完结，只完成了对“破迷信”和“崇侵略”两个论题（其实第二个论题尚未充分展开）的批判，“尽义务”这一主题尚未触及就中断了。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部分，对“世界人”的批判那一部分完全没有。但鲁迅在总论中的提示使得我们对它的第二个主题有所理解，即对“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批评。至少我们对《破恶声论》的古文形式的分析已经大致解释了他对“同文字”的看法。不但如此，这个叙述形式本身就是对“世界人”的一个批判，对差异和自主性的表达。现在我们看文本的第一段，即序论。这个第一段的文本里面有一些关键词，而了解这些关键词和核心思想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在文本的脉络里面，在历史的脉络里面，在互文的脉络里面，解释它们。什么叫互文的脉络？就是鲁迅的文本和他自己其他的文本，以及他的文本与其他人的文本的对话关系。在这个脉络里面去把握他的一些关键的用词。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解读，来了解他的核心思想。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这些词的话，我们就《破恶声论》的开头：抓不住它的核心思想。我们来看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也。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也。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l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其□92人文天地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盖惟声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则正一寂漠境哉。寂漠愈甚矣。而今之中国，这段文字行文古奥，富于音乐性，有《庄子》的魅力，又有骚体或汉赋的韵味，提示着整篇文章的出发点和价值观，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就是“寂漠”、“心声”、“内曜”和“一二士”。“寂漠”一语，典出屈原《离骚?远游》“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句，鲁迅这一“寂漠”与“萧条”并用也是与此一致的。《远游》一篇“悲时俗之迫额i兮，愿时期的古文中轻举而远游”，朱熹《楚辞集注》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载营魂”等，本于老子，而其中言及“寂漠”的叙述则与庄子“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万物之本”对应。按朱熹的说法，“老有关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这其所谓营者，字与荧同，而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谓魄，……杨子以日月之光明论之，则固以月之体质为魄，而日之光耀为魂也。”魂魄是一种内在的光辉，可能就是鲁迅文中“内曜”的根据了。鲁迅对“寂漠”的叙述化用了庄子的观点，但又反其意而行之，将“寂漠”界定为缺乏“心声”和“内曜”―――中国的维新日新月异，中国的士夫争相与国际接轨，中国民俗弃绝“旧念”而趋“新绝”，但“种姓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这一切恰恰证明中国是一个寂漠之境。鲁迅在这段话中用复沓的方法重复了两次“寂漠为政，天地闭也”，即在寂漠的主宰“天地闭”一语，源出《周易?坤》：“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下，整个宇宙都消失了。这里的闭，贤人隐。”“此一节明六四爻辞。‘天地变化’，谓二气交通，生养万物，孔颖达正义曰：故草木蕃滋。‘天地闭，贤人隐’者，谓二气不相交通，天地否闭，贤人潜隐。天地通则草木蕃，明天地闭草木不蕃；‘天地闭，贤人隐’，明天地通则贤人出，互而相通。”“天地闭，贤人隐”也常被引申为世间无道而贤人隐退之意。鲁迅用“寂漠为政”界定“天地闭”，也就暗示人的世界得以展开的前提，就是打破无声的状态。我们在《摩罗诗力说》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在那篇文章中，他除了使用“寂漠”之外，还用了“萧条”，是从屈原《离骚》中来的。整个世界被大的寂漠主宰着，但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是寂漠的世界呢？他把寂漠同时也表达为“人界之荒凉”。“寂漠”和“荒凉”相匹配的，不是无声，而是“扰攘”和跟这个“恶浊”，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因此，鲁迅说的“寂漠”不是指没有声音，恰恰相反，寂漠是一个扰攘的、嘈杂的世界。这个扰攘的、嘈杂的世界为什么是寂漠的世界？因为在这扰攘里面，听不到心声和内曜。那么，鲁迅说的“人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鲁迅提到了“一二士”。这个“一二士”并不是指那些“唱者万千，和者亿兆”的维新人物、启蒙学者，而是“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即能够忠诚于自己的“心声”和“内曜”的少数英哲。在这里，“心声”这一概念至关重□93包含各类专业文献、文学作品欣赏、中学教育、生活休闲娱乐、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专业论文、汪晖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75等内容。　
　 声之善恶: 什么是启蒙?* ―― ―重读鲁迅的 《破恶声论》■汪晖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鲁迅早期文章 《破恶声论》 的重新解读。在作者看来, 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