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挣占农民集体土地补偿太底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你 好我是内蒙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菜农，现在我们这是鄂尔多斯对口扶持开发，需要征占我们菜地，但是我们这的政府出面来征地，给我们的补偿太底，现在是怨声连连，和政府冲突不断，现在中央新占地补偿条例以出台，条例上说我们菜地一亩15万，我们才给3万，我们拿出条例政府说是按当地个人收入来定的，请问是这样吗/我们这售楼价一般是3000左右，高的4000左右，而政府给我们的拆房补助才1700多，请问合理吗
辽宁营口大石桥市政府2009年修建公路 我家用地在规划内。2010年初通知修路已占有的农民不许种地，但是在2011年初给予补偿 旱田1100元水田1300元 我在自家承包地上已建多年蔬菜大棚种植，但是没有给我按照蔬菜大棚补偿标准补偿，还是按照旱田1100元补偿，想咨询补偿是否合理有没有相关补偿政策（我已去镇里咨询回答说：上面定的我们管不了）
现在新农村建设，在农民的土地上盖社区，政府有没有补偿
我是同江的，国家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修建提水工程，占用的农民土地每垧地给补11，2万元人民币，想请问律师这个的补偿合理吗，是不太低了，最近国家新出台的占用农民耕地的补偿是不增加了，麻烦律师帮助解答一下，谢谢了、
山东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谢谢
湖南省湘潭市红旗农场原来拥有数十家乡镇企业.拥有4000多亩集体性质土地.是一个副县级综合农场.曾经很红火.但现在已全部企业停产.全部工人下岗.只有几十名机关干部靠卖土地维持工资.现在因修路大量土地被征购.场部却占着安置补偿费不发给矢地农民
我是驻马店集聚区的一位农民，现在驻马店市政府征用我村农用土地用来建厂，每亩土地征用费到底应该是多少钱？对无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怎么解决？
你好，乡政府征用农民的稻田修街道，15米宽的街道政府却征用了45米，且每平方米只补偿二十五块钱，其中30米用来修商品房获利，请问：我可以不同意政府的做法吗？依据是什么？
我们农村海边的一块地，被市政府卖给了开发商。一亩才2万5，但在卖地前，我们村的人已经承包了那块地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还要补偿他，如果补偿后分到村民的钱不就没了？
征用土地时我孩子没赶上；差几天；可以得到补偿款吗；如果没有他以后如何生活
我依法接受别人转让来的土地，被政府征收后法院却将土地补偿和安置费判给了原出让人，我的要求是法院应该优先使用《物权法》法院却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作主体法。案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后立案庭以维持原判驳回。合法吗，请问我该怎么办？日村委会有出售村里土地的权力吗？我家房子东边是一个大的水塘已经有几十年了，以前是开采水晶石，石英石留下 - 口奥秘信息网 - 解开口腔护理的新理念!
村委会有出售村里土地的权力吗？我家房子东边是一个大的水塘已经有几十年了，以前是开采水晶石，石英石留下
　　龚为纲　　摘要：本文展示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价上升的背景下，一个集体共有的水塘以及农户水田被乡村混混霸占的故事，试图阐述乡村灰色暴力在农地产权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在乡村结构混乱、内生秩序能力弱化、司法保护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即便是农地产权明晰也不一定能保护农户的农地权益，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清除乡村灰黑势力是维护农户土地权益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农地产权
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产权[1]实践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有众多的学科领域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些研究揭示出，农村产权的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至少涉及到市场、法律、共同观念、传统习俗、权力以及国家法的相互作用。　　主流经济学认为，产权实践与市场、法律等因素高度相关，没有产权就没有真正的市场[2]；而没有真正的市场,产权难以界定[3]。问题是，在当前市场、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 产权如何界定? 实践中的产权又是怎样被建构?　　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社会学者倾向于从市场之外寻找影响产权实践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关于产权的研究认为，产权存在被非经济因素建构的可能，并形成“产权社会视角”。倪志伟等在研究“非正式或自发私有化”时指出,非正式私有化有赖于已经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4]。社会因素如人们的社会认知[5]、文化规则[6]等均与产权实践有关。周雪光甚至认为，产权就是交往网络中的节点，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也是“一束关系”，产权实践嵌入在社会关系中[7]。　　社会学家对产权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法律人类学的观点高度一致。黄宗智[8]对传统中国法律实践的分析、朱苏力[9]对当代法律实践的分析都认为，在国家法之外，还有习惯法甚至第三领域也能参与并影响产权实践。　　另一些研究则强调政治力量在产权实践中的作用。利贝卡普在研究美国的矿产权等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问题时,发现产权的界定过程是竞争者在政治上讨价还价和缔约的过程,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们为达成协议所做出的让步,决定了任何时代产权制度的政治面貌。奥尔斯顿等人对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权利结构的性质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10]。国内学者张静、张小军等关于产权的研究结论与此类似。张静在研究农村土地纠纷处理问题时,指出土地使用权界定并不是建立在稳定法律制度之上,而是常常随着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参与而不断变化,产权归属表现出极大弹性[11]。张小军则使用“象征地权”概念解释地权可能通过政治权力的强迫或者社会观念改变而改变的现象。　　上述研究对于理解农村地权实践具有诸多启示，但是忽略了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日渐增多的各种混混、地痞等灰色暴力因素在农地产权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村地权为分析对象，提出“乡村灰色暴力因素”在农地产权[12]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乡村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灰色暴力因素已经成为乡村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即通过非法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来霸占资源和获取利益。陈柏峰基于对两湖地区的调研，认为村庄内外的乡村混混群体构成了乡村社会中的灰色势力，他们既不按正常的社会方式谋生，也不像黑社会那样公然通过严密组织危害社会，他们用灰色手段谋取灰色利益，深刻影响了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支配乡村社会秩序，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一种“基础”，是当前乡村治理的软肋[13]。本研究在陈柏峰关于乡村灰色暴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乡村灰色暴力与农地产权实践之间的关系。　　二、故事的梗概　　鄂东L县毛田一带在解放前是夏家的地盘，方圆几十里主要姓夏。本文研究的石塔板村是毛田村的一个自然湾，这个自然湾在解放前是夏家祠堂的所在地，交通位置比较关键。在人民公社时代这里原来是供销社所在地，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个体户来这里租门面开店，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镇，30多家个体户聚集，逐渐发展成为本地的商业一条街，村民主要的日用品都在这条街上买。但是由于街上的房屋比较旧，乡政府在2006年打算对这条街进行重新规划，搞土地开发，因此从2006年以来本地土地价格开始上涨，从2006年每平方米120元到现在的550元还很紧俏，到了2010年左右很难再买到土地，但是希望在此建房做生意的村民还不在少数，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在解放前整个毛田方圆几十里都是夏家的地盘，但是在夏家的汪洋大海中存在一个湾子全部陈姓。据老人讲，这是因为夏家在清朝时有一个房长骄奢淫逸，看上了陈家的一个有夫之妇，为了和这个女子搞暧昧关系，就许诺这户陈姓人家可以搬到夏家地盘上，并且租给田地以及给予其它相关好处。后来这户陈姓搬到石塔板，正是因为仗着房长的威望，狗仗人势，欺压村民。　　历史到了解放前的时候，陈家人基本上已经占据了石塔板。村民讲，在解放前石塔板都是坏人，在旧社会时地主恶霸、流氓地痞集中于此。在这个小小的湾子里，在土改时就枪毙了8人，其中有三户是地主，另外几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其他的都是社会上的流氓痞子，后来被国民党给利用，参加了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祖上的这种地主恶霸、流痞恶习经过了人民民主专政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泯灭。　　陈家一共分四房[14]，其中有一房在改革开放之后，房头主义又重新死灰复燃，欺负村民，现在周围的群众都很怕他们，更不敢得罪。村民认为他们家就是以“不要脸”而著称，“要是惹他了，他毒死你的鸡，毒死你的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让你永远不得安宁。”在土地开发、地价快速上涨的时候，他们看上了湾子里原来用于洗菜、浇田的一口水塘，他们六个堂兄弟联手，先是将水塘给填了，然后将其霸占用于开发宅基地，甚至强行占有水塘附近其他村民的农地。为了比较清晰地呈现案例，我们先回顾一下近百年以来这个房头的发展史。　　陈家一共分四房，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现在陈江林的六个堂兄弟所组成的房头。如下图所示，祖上陈权松、陈碧清、陈年轻在解放前是三兄弟。陈权松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陈碧清被划为富农，阶级成分都不好。陈碧清下面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陈西敏过继给了陈权松，二儿子陈延伸过继给了陈年轻。这样说来，尽管陈西敏、陈年轻的继父不一样，实质上是血缘关系非常近的三个亲兄弟。　　下图显示，陈江林在村里有六个堂兄弟，这六个堂兄弟是一个爷爷（陈碧清）下来的，他们的父亲是嫡亲的三兄弟，关系十分紧密，在湾子里他们人最多，堂兄弟关系最紧密。在村里势力非常大，在村外也有势力[15]。　　方圆几十里凡是有什么可以赚钱的地方，陈江林等必定要插手。比如说修公路承包工程、收板栗欺行霸市、垄断本地猪肉市场、赌博、押宝、放高利贷等等。　　自2006年以来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开发，石塔板所在地段价格上涨，从2006年每平方米120元迅速涨到目前550元还很紧俏。　　湾子里有个水塘面积接近3亩，水塘下面有6亩左右的水田，是石塔板五户村民的口粮田。这些口粮田主要靠水塘里的水来灌溉，如果没有水就没办法种植水稻。本地进行土地开发之后，这个水塘处在开发区的中心地段，于是陈江林等看到水塘背后的巨大利益，拉拢乡干部，勾结村干部，在完全绕开村民的情况下，私下以极低的价格买断水塘的所有股份。对于这种霸占水塘的行径，在水塘里享有股份不大的村民就算了，反正自己也捞不到多少好处，不愿意得罪人家，怕惹麻烦；在水塘里有很多股份的村民，以及水塘被破坏以后没法种田的村民也曾经和他们打过、吵过，但是都以吃亏而告终，目前基本上是无可奈何。　　三、水塘产权的历史演变　　水塘在解放前属于陈家人所有。这个水塘在解放前是陈家的私有财产，也是这个湾子里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在自来水疏通之前，村民洗衣、洗家具、牲畜、防火、生活用水等都是用那个塘的水。水塘历史非常久远，在陈家的家谱上多处有记载，这是后来陈家人宣称水塘是“我们陈家的祖业”的借口。　　陈锡隆，生于嘉庆十四年九月十三日酉时，卒于同治二年九月十四日辰时，葬石塔板住基门首岗嘴新铺后大塘右侧，壬丙兼子午；妣夏氏生于嘉庆卒未年六月六日亥时，卒于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午时，葬夫墓右侧同向。　　陈汝楷，生于道光乙亥年正月初六未时，卒于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日未时，葬石塔板住基岗嘴，父茔下层葵山丁向；妣夏氏生于道光辛丑年正月三日亥时，卒于光绪丙壬年二月初六亥时，葬于夫处新铺无后夫茔左侧壬山丙向。　　水塘在人民公社时代属于生产小队所有。而姓夏的人之所以现在有份，是因为解放以后搞合作化和人们公社，水塘以及周围地主的水田都被没收，分给合作社的农民。土改时石塔板三户姓夏的人（夏木权等三兄弟）被划到石塔板，因此确立了他们在湾子里的成员权。分田到户之后，他们继续是这个湾子里的人，对水塘继续有份。　　分田到户之后水塘的所有权按照鱼权和水权进行产权确认。1983年分田到户的时候，水塘的产权也被分配了：当时村民将这个水塘按照鱼权和水权进行分配，鱼权按人分，每个人都有份，水权只有种田的人有份。在责任制的时候分田，当时水塘是要管水的，水塘管哪几片田，规定得非常清晰，这些种田的规矩在大集体时代都划分好了。在包产到户之后在水塘的使用和利益分配上没有什么皮扯，用水方面达成了口头协议，哪几块田有权在塘里放水规定得很明晰。现在对水塘享有水权的有五户，分别是陈江林、陈武、陈四安、夏木权、杜建村等五户。没田但有鱼权的有以下几户人家：陈南山、陈义和、陈金堂、陈宝朝、夏干操、夏先权、陈胜利、陈晓林、夏果凡等。从所有权形态上讲，水塘是共有制产权。　　简而言之，在解放前水塘属于陈家人所有，在解放后的大集体时期水塘的所有权归生产小队，既包括陈家的人，也包括几户夏家的人。分田到户之后水塘的所有权归石塔板这个湾子的村民，按照鱼权和水权来确定产权。　　四、土地开发地价上涨，灰色势力霸占水塘　　前文谈到，水塘位于开发区的中心位置，从2006年以来地价上涨迅速，在土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陈江林等就把目光盯在水塘上，趁着村里青年劳动力过年后不在家，在2011年2月份将水塘填了。填了水塘之后陈江林等勾结村干部，以极低的价格霸占水塘。水塘被填以后被开发成宅基地12，一档=4米宽*12米长，也就是说一档就是48个平方米，12档就是576个平方米。按照水塘所在地段，现在一个平方米最少要卖550元，这样这个水塘按照市场价格最少要卖30万，而村干部以3万的价格将水塘的水权和鱼权全部卖掉。水塘被填了之后，由这个水塘所灌溉的水田现在用水都没有着落，陈江林、陈武、陈四安、夏木权的水田可以开发成地基，而杜建村家的基本口粮田全部被毁，而且由于地势低洼基本无法开发宅基地，损失严重。　　（1）乡村两级进行土地开发，大兴土地财政，地价上涨。从2006年开始，乡村两级联手搞开发，大兴土地财政，把老集镇改为新的商业一条街，算是以后方圆几十里新的中心镇。从2005年开始，随着在这里买地基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地段地价快速上涨，从原来一平方米120元，到现在550元土地还很紧俏。　　（2）村霸勾结村干部霸占水塘。正是在地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陈江林等把目光盯到了水塘上。这个水塘正好处在开发区的中心地带，开发出来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陈江林、陈尧林、陈桂林、陈胜林等在2011年年2月和村委会暗中勾结村委会，写下出卖协议，在完全没有征求村民意见的情况下，村里以3万的价格将水塘的鱼权和水权卖给陈江林。卖水塘的钱，村里提出一个所谓的 “30%的鱼权、70%的水权”在石塔板这个湾子里进行分配，并要求村民在协议上签字，当时很多村民没有签字，但是水塘已经被批为宅基地。至今陈江林也没有向村委会支付卖水塘的钱[16]，村干部也没有向村民公开这方面的财务[17]。　　现在看来，陈江林等实际上是勾结村委会、借着村委会卖水塘的名义霸占水塘，理由有二。一是卖水塘根本就不通过村民，按照分田到户时的协议，这个水塘属于石塔板这个湾子里所有的村民所有，具体的产权分配规则是“全湾的村民在水塘里享有鱼权，在水塘下面有田的人按照田亩面积来分享水权”，这样卖水塘应该经过湾子里全部的村民同意。二是卖水塘的价格过低，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这个水塘开发出来要卖30万左右，但是村委会却以3万的价格出卖，而且这3万块钱归村里。因此陈江林等实际上是勾结村委会将水塘霸占。　　（3）请灰黑势力助阵，恐吓反对者。在退塘之前，陈江林等还把在黄冈市黑道上混的一些亲戚也叫回来[18]，在村里耀武扬威。在陈江林等打算毁塘时，湾子里不少村民有意见，但是这帮黑老大来村里走了一圈并放下狠话之后，大部分村民就不敢做声了。另外陈江林等在村子里一直比较赖，你跟他搞不好他就跟你打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调查时，对于毁塘之事很多村民半个字都不敢提，生怕惹出事端。现在除了夏木权[19]和杜建村还在闹之外，大部分都不敢吭声。　　（4）霸占水塘后的分赃情况。水塘总共有3亩左右，能开发出600-700个平方，目前已经开发出来宅基地12档，由陈江林等霸占，分配情况如下表：　　强行霸占村民的水田。在霸占水塘之后的分赃过程中，因为水塘的面积有限，还有些陈家兄弟没有分到好处，比如陈武。陈武是陈江林的侄子，在水塘里没有分到宅基地，为了利益均沾，在开发水塘的过程中强行霸占了水塘旁边夏木权30个平方的水田，大致可以做一间房，因为这片水田地段比较好，以后好做生意，陈武就把它卖给了村民陈居明，现在陈居明已经做了房子。陈武霸占夏木权水田的理由是说“在旧社会的时候，这块田是陈家的祖业。”这30个平方的水塘正好处在开发区的中心地段，一个平方最少600元，30个平方收益接近2万元，这是夏木权在水田被霸占后的损失。　　综上，陈江林等所谓的“买水塘”实际上就是霸占水塘。卖水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水塘的价格问题，村民认为卖水塘的价格太低，按照市场价这个水塘要卖30万以上，但实际上陈江林等借口3万从村委会买的，而村民没有见到一分钱；二是利益的分配问题，鱼权和水权各自占多大的比例没有确定，没有经过村民讨论，纯粹是陈江林和村委会制定的规则。因而陈江林他们在水塘上做屋实质上就是霸占水塘。除此之外还有村民的水田被强行霸占。　　五、村民利益受损情况　　1、开发水塘的负外部效应与村民的利益损益。因为水塘和下面的水田是一个系统，如果毁了水塘就意味着水塘下面6亩多水田因为没有水源就不能种水稻，但是如果水田可以开发成宅基地卖钱，那也能从中得到补偿，如果水田的地段不好就没办法开发成宅基地，这样水田就是被毁了而无法变现。水塘被毁之后，水田被开发的情况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5户有水田的村民的利益损益情况。　　陈江林自己有8分田，2011年2月份毁的塘，他3月份就把田卖了，一共是4档宅基地，一档4万左右，这样总共是赚16万多，他把自己的水田开发成地基卖给别人，然后用这些钱做房子。　　陈武有1亩多田，能产水稻1000斤左右，水田可以开发成7档左右，他用四档做屋，另外剩下的3档可以卖。　　陈胜安有2亩水田，现在全部都开发，总共有十几档。公路里面有5-6档，外面有10档左右，里面3档，外面2档用于自己做屋，剩下的自己卖，陈胜安现在已经卖了7档，一档2万左右，他大致赚了20万左右。陈胜安是这次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土地变现获利比较多，所以他这次没有什么意见。　　夏木权以前在水塘下面有8分田，田被毁了以后没法种庄稼，就只有自己做屋或开发地基。夏木权把一部分留着自己做屋，另外一部分地基卖给别人。因为前些年已经做了房子，现在重新建房子主要是为了做个门面以后好做生意，外面的开发地基卖给别人，已经卖了4-5万。　　杜建村，有1.3亩水田，能产1700斤左右的水稻，在2010年以前一直是种水稻，都是用塘里的水，但是塘被退了之后就没有办法种水稻了。同时他的水田因为是在坡下，没有办法开发成地基，不能得到任何补偿。这块田基本上就是他的口粮田和命根子，因为本地田少，一个人不到5分田，这一片田就是他的口粮田，把这块田给毁了，他以后吃饭就成了问题，就意味着以后要买粮食吃，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他的地卖不出去，这样水塘被毁的负外部效应让他损失惨重。　　综上，在水塘下面有田的农户中，陈江林、陈武、陈胜安是获益者，他们的土地被开发变现。而利益受损的是夏木权和杜建村，夏木权的水田被陈武霸占30个平方，直接的利益损失在2万左右。　　而杜建村因为自己的水田在下面，没有办法开发成为宅基地，土地不能变现，但是因为水塘被毁，以后就没有办法种水稻，利益受损比较严重。在分田到户时，土地是属于村民小组所有，土地按照水源远近进行分配，从种田的角度来讲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和土地开发相比，水田的地段就更加重要，杜建村的水田因为离水塘是最远的，所以在水田开发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说土地是属于村民小组所有的话，土地开发的收益应该在村民小组内分配，但是在进行土地开发过程中土地开发收益由地段优越者享有，“谁家的土地由谁去卖，谁卖地收益归谁”，这样土地开发的负外部效应由地段较差者全部承担，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2、从水塘的占有权方面看村民损益情况。前文谈到，水塘的占有权分为鱼权和水权。我们先看看村民享有鱼权和水权的具体情况。　　鱼权。石塔板湾总共有70多人，塘的鱼权人人有份。退塘之前一般上半年放鱼，下半年取鱼的时候要给湾子里所有的村民分鱼，全湾子里总共70多人每人一份。陈江林自分田到户以来一直在承包这个鱼塘，到目前一共分了五次鱼。　　水权。塘外面有5户人家有田，就是上面谈到的五户有水田的人家，分别是陈江林、陈武、陈四安、夏木权、杜建村，只有这5户人家在塘里有水权，这五家在塘下面得了田，田从这个水塘引水灌溉。水权按照田亩的面积来计算。因为鱼权是人人有份，所以这五户人家在塘里同时享有鱼权和水权。　　因此水塘被毁之后，从鱼权的角度来看，除了陈江林、陈武他们自己霸占水塘之外，其他村民都是利益受损者；而从水权的角度来看，除了陈江林和陈武之外，陈四安、杜建村、夏木权也是利益受损者，他们同时在水权和鱼权上受损。　　陈江林等在霸占鱼权和水权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策略分化村民。在退塘的时候，村干部提出：退塘以后将其开发成宅基地，并将宅基地作价，五家有水权的得70%，份额多少根据田亩来确定；另外30%为鱼权，全湾子里的人都有份。那么为什么“水权要占70%，而鱼权只有30%”？这个主意是陈江林提出来的，是一套分化瓦解村民的策略。这个划分方法无疑是将五家有水权的农户在水塘中的权益扩大，而把湾子里其他的没有水权只有鱼权的农户的权益缩小，而有水权的人家比较少，其中有两家是陈江林和陈武，他们是霸占水塘的受益者，剩下的三户都是“弱势者”。“水权”有很大的利益，但是有水权的几户博弈能力非常弱其中夏木权只有1个兄弟，人少肯定要吃亏[20]；杜建村和陈四安都是从外面来上门的，在湾子里说不上话。杜建村是外面过来的上门女婿，在湾子里是经常受欺负的对象，手下没有儿子，吃亏是必定的。现在有意见的主要是夏木权和杜建村，但是在湾子里势单力孤，非常不利。　　现在的结果是：有鱼权的家庭比较多，但是鱼权能分到的钱比较少，利益比较少[21]，同时还比较分散，也不愿意去得罪陈江林等，他们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去和陈江林等扯皮。有意见的主要是在塘下面有田，同时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弱势村民，比如说夏木权和杜建村，他们两个人在塘下面都有田，在塘里都有水权；特别是杜建村的田在坡下，没法开发成宅基地，塘被退了之后，就没办法插秧，退塘的过程中他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22]。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你没搞清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即使土地集中到大的乡或村的集体，土地的权属仍然属于每个农户．集体是由当地所有农户组成．你不能想当然的用一个虚幻的集体来取代所有的农
楼主正文显示宽度
跟帖显示为
本帖只代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联系。举报
图文编辑模式
09:46:06&)
( 09:57:57)
( 16:44:33)
( 13:05:00)
91字(12/0)
( 11:14:02)
( 15:37:15)
( 14:23:27)
( 14:15:10)
( 13:47:57)
( 11:40:13)
( 23:07:07)
( 21:11:01)
( 11:19:57)
( 07:45:40)
153字(13/0)
( 22:21:55)
( 20:06:09)
( 05:57:50)
( 22:30:37)
( 16:17:29)
( 13:00:29)
( 10:29:47)
185字(23/0)
( 21:39:50)
( 21:30:41)
( 21:26:25)
( 16:02:30)
( 11:32:41)
( 15:50:30)
( 15:22:09)
( 02:21:07)
( 22:02:20)
215字(20/0)
( 15:02:25)
( 09:57:35)
( 09:19:11)
109字(20/0)
( 09:11:18)
( 08:50:47)
79字(11/0)
( 08:10:17)
( 01:39:00)
( 21:39:14)
154字(27/0)
( 18:10:28)
( 14:22:05)
88字(26/0)
( 13:32:44)
169字(10/0)
( 13:26:56)
34字(14/0)
( 12:02:23)
( 11:47:12)
170字(7/0)
( 11:35:55)
( 11:35:21)
( 11:34:26)
( 11:15:38)
20字(12/1)
( 17:47:41)
50字(14/0)
( 11:01:37)
( 10:50:45)
( 10:13:28)
( 07:21:55)
270字(17/1)
( 10:45:08)
192字(13/0)
( 05:55:59)
( 02:56:42)
( 23:32:57)
( 22:59:20)
( 22:45:38)
( 22:45:24)
( 22:39:48)
( 22:04:30)
( 21:59:41)
157字(23/1)
( 22:10:31)
( 20:56:44)
( 20:15:08)
( 22:08:18)
( 20:05:21)
( 22:05:32)
( 17:33:24)
25字(13/2)
( 22:27:40)
( 20:51:39)
( 16:58:42)
160字(5/0)
( 16:41:22)
( 16:37:52)
( 16:28:04)
( 16:38:07)
( 16:28:23)
( 16:27:35)
56字(15/0)
( 16:05:22)
( 16:02:05)
( 15:39:09)
( 15:34:47)
( 15:33:01)
( 14:39:03)
68字(33/1)
( 17:25:18)
( 14:05:27)
1042字(19/0)
( 13:58:08)
( 11:22:23)
126字(0/0)
( 11:22:06)
189字(24/0)
( 11:13:23)
92字(37/0)
( 11:01:31)
( 08:09:08)
( 06:49:42)
( 22:34:33)
( 16:37:48)
113字(6/0)
( 12:33:19)
121字(14/0)
( 08:04:28)
( 22:34:10)
( 21:53:41)
请登录后继续操作....
强国社区-人民网阎连科：有一个村庄 是世界的中心
[摘要]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在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心。中国的河南省原来叫中原，那是因为中原是中国的中心。我们县恰好在河南的中心。我们村，又恰在我们县的中心。如此这个村就是世界中心。当地时间10月23日晚6点，在卡夫卡协会的安排下，阎连科来到位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最繁华的巴黎大街上的图书俱乐部举行了文学座谈会。这也是此次阎连科赴捷克领奖的最后一场文学活动。这所俱乐部，夹在lv和布拉格最奢华的商场间，倒是像极了卡夫卡的处境，他活着时，一生只离开过布拉格两次，在日常生活的逼仄中，内心却一直是那个孤独而挣扎的艺术家。在阎连科的捷克语翻译李素女士的介绍下，两位《男性时尚》杂志的记者首先对他进行了专访。（注：海外的时尚杂志，不仅是时尚的代名词，更是当地的主流时政、文艺杂志）图注：捷克的十岁女孩听到《四书》的故事后送给阎连科的石头感人的是，聊到《四书》时，40多岁的男性记者拿出一块石头告诉阎连科，他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了《四书》，这是他读过的书中最意外也是最沉重的。他给十岁的女儿讲了书中的故事。后来，她找到这块石头，问他：“我能用石头和你（阎连科）通信吗？这是一块人形的石头，这是人的肌肉、骨头，这上面还有一只鸟。人应该像石头一样好好的活着。当你想捷克了，想我的话，你就拿出这块石头看一眼，我就会像石头上的鸟儿飞到你身边。”在这样的气氛下，面对台下的捷克及从欧洲其他国家赶来的读者，阎连科开始了今天的文学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全文：图注：应捷克记者要求，阎连科来到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馆，拍摄了一张正在阅读卡夫卡书的照片一个村庄的地理有一个村庄，那儿住着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哥嫂和姐姐们，一如荒原的哪儿，生长着一片和其它野草毫无二致的草，也如沙漠的瀚海里，有几粒一片和其它沙粒毫无二致的沙。我记事的时候，那儿是个大村庄，接近两千人，现在那儿是个特大级的村庄，五千多口人。村庄的膨胀，不仅是人口的出生，还有移民的汹涌。如同全中国的人都想涌向北京和上海，全世界的人都想涌向美国和欧洲，而那个村庄四边的村落、山丘间的人，都渴望涌向我家乡的那个村。因为，这个村庄几十年前有条街是商业街，方圆几十里的人，五日一赶集，都要到这条街上买买和卖卖。而现在，这条街成了一个乡间最为繁华的商业大道了，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中环，纽约的百老汇，经济、文化、政治与民间艺术，都要在这条大道和我们的村落酝酿、展开和实施。这个村在中国狂飙式的城镇建设中，已经成为一个镇——这个村，是镇的首府所在地，相当于中国的首都在北京，日本的首都在东京，英国的首都在伦敦，法国的首都在巴黎。所以，那个村庄的繁华、膨胀和现代，也就不难理解了。我多次写过、谈到过，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在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心——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才叫了中国的。而中国的河南省，原来不叫河南，而叫中原，那是因为中原是中国的中心才叫中原的。而我们县，也恰好正在河南的中心位置上。而我们村，又恰在我们县的中心位置上。如此看来，我家乡的这个村，也就是河南、中国，乃至于世界的中心了。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最大的礼物，如同上帝给了我一把开启世界大门的钥匙。使我坚信，我只要认识了这个村庄，我就认识了中国，乃至于认识了整个世界。我少年的时候，某一天的夜里，我意识到我们村就是中国的中心、而中国又是世界的中心时，我内心有种天真而实在的激动——因为我清晰、明确地感到，我是生活在世界最中心的那个坐标上，也因此，我想要找到这个村庄的最中心，如同想要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圆的圆心点，也就借着月光，独自在村庄走来走去，从傍晚走到深夜，一遍一遍去核算村庄东西南北彼此的距离与远近。而那时，我家是住在哪个村的最西端，可因为村落膨胀，有很多人家划宅基地，盖房都又在我家更西的村外盖，如此一思想，一计算，原来我们村的中心就是在我家院落里，就在我家门口上。原来，我们村就是世界的最中心，而我家院落、门前又是村落的最中心，这不就等于我们的家、我们村就是世界的最最中心吗？不就是世界这个巨圆的圆心座标吗？意识到我们家、我家门前和邻居以及只有我熟悉而外人完全不知的村落就是世界的中心时，我的内心激动而不安，兴奋而悲凉。我激动，是因为我发现了世界的中心在那儿；我不安，是我隐隐的感觉到，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人，他们冥冥之中会因为是中心而比全世界的人有更多的承担、责任与经历，可能会是一种苦难、黑暗与荣誉，如同火山焰浆的中心必然有更为热烈的煮沸样，大海最深处的中心，也最为冷寒和寂寞样，而我家这个世界之中心，也必将有更为不凡的经历和担当。说到兴奋，那是因为我那时太为年幼无知，当我这个孩子发现了世界的中心在哪时，无法承受、也不敢相信世界的中心是我发现的。我担心人们不仅不相信还会藐视、嘲讽我的发现与秘密。说到悲凉，是因为除了我，全世界还没人知道我们村就是世界之中心。我为我们村庄而悲哀，一如皇帝沦落民间而无人知晓样；我为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和人种而悲哀，他们生活、工作、孕育、世袭了数千年，却不知道他们生活的世界的中心在那儿，就如他们每天从他们家的屋门、大门进进和出出，却不知道他们家的大门、屋门是朝东还是朝西样。那一夜，我大约十几岁，夜深人静，月光如水，我站在空寂的我家门口——世界的最中心，望着满天星斗、宇宙辰光，一如《小王子》中的小王子，站在他的星球上，望着星系的天宇般。为不知该怎样向世界宣布，并使世人相信我家的那个村庄就是世界的中心而苦恼、而孤独，而有一种无法扼制的要保守秘密的悲苦与悲凉。村庄里的百姓日常当我发现并认定，我家乡那个村庄就是世界的中心后，有一串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们村庄的任何事情都充满着日常的奇特和异常，连它周围小村庄里的事，都变得神奇、传奇和神话。比如说，善良与质朴，这本是中国所有乡村共有的美德和品质，可在我们村，它就到了一种极致和经典——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吧，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饥饿和革命，是真正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山。可这时，我们村去了一个逃荒要饭的年轻女人，因为她是哑巴，也多少有点智障，因此，她到谁家要饭，大家都把最好吃的端给她。因为她是个讨荒者，走过千村万户，哪里的人最善良和质朴，她最可以体会和感受。当她发现我们村对她最好时，她就在我们村——我们那个生产队——今天叫村民小组的打麦场上的屋里住下了。这时候，我们村就把她视为同村人或者邻居乃至亲戚了，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不忘给她留一晚肉菜、拿一个很大很大的白馒头。到了下雪天，谁家改善生活，还会把好吃的端到村外，送到她住的麦场屋。天冷有人给她送被子，天热有人给她送布衫，还有人洗衣服时会顺便把她的衣服洗一洗。不知道她怎样感受我们村——这个世界中心的人们的质朴与善良——但是我觉得，我们村人的美德，可以成为全世界人的镜子或教课书。她就这样在这个村落住下来，一住好几年，直到某一天，人们发现她怀孕了。人们不知那个男的是谁，有一群叔叔、伯伯和婶婶们，拿着棍棒、铁镐在村街上大喊大骂，要寻找和打死那个十恶不赦的奸夫。当然，寻找奸夫的结局是失败的。可从此，村人对她就更呵护了，完全像照顾自己家的孕妇一样照顾她，送鸡蛋，送白面，快产时帮他找产婆，一直到她顺利产下一个小姑娘，把这个她亲生的骨肉养到一岁多，有一天她突然不辞而别，半个村人都围着那两间空房子，感叹和唏嘘，像自己的亲人丢了样。这是个世界上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是人类最质朴的情感和善良。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村人忘记了她那时还年轻，她也需要爱、情感和男性。也许她的孩子，也正是情感和爱的结晶呢。在我长大后，我常常很遗憾，那时的村人们，为什么没有想起给她介绍一个男人让她在村里彻底落户，成为我们村人真正的一员呢？善、美、爱，这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最大的根本，可这种高楼地基般的根本，在世界中心的那个村庄，比比皆是，遍地开花，普遍、普通到如家常便饭，每每回忆起来，我都会从梦中笑醒，仿佛我轻易就碰到了我人生中最中意、漂亮、贤淑、慧心的姑娘样。当然，那个村庄——那一片土地，它是世界的中心，它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能、也不会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事情一样的，一如来自一个星外的人，他的举止、言行，决然不会和我们一模样。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了，乡村富裕了，在那块土地上，最先富起来的人，想要拥有一辆小轿车，就去中国的上海买了一辆桑塔纳，一天一夜从上海开到了我们家——要知道，那时县长才有轿车坐，而这农民就有了。他把轿车开回来，停在他家院落里，全村人、邻村人，都到他家参观看热闹，宛若村人们那时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可在那一天，我们那儿下了一场雨。雨似乎有些大。下了一夜后，这轿车的主人第二天起床一看，他家门前的路被冲垮了，桥被雨水冲到了沟底去。从此后，这辆桑塔那，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村落和院子，永远停在了那家院落内，成了时代和生活长久不变的展品、纪念品。时代总是发展的，一如河流总是日夜不息的流。在那片土地上——我们村边上的另外一个村，不知为什么就富裕起来了，成了省里扶贫致富的典型。省长、省委书记还隔三差五去视察、关心和讲话，因此银行的贷款也就源源不断地来。为了富上加富，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这个村庄，自己出钱拍电视剧，还上了中央一套的黄金档（顺便说一下，我是编剧）。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富，为我们县和全省乃至全国争了光，这个村贷款买了两个小飞机——飞机的俗名叫做小蜜蜂，准备让去村庄参观的人都坐在飞机上绕着天空飞一圈，看看伟大的社会主义就是好。而那想坐飞机的老百姓，只要交上一百元，就可以实现一生坐过飞机遨游天空的中国梦——多么美好的愿景和生活，可那两只小蜜蜂，用汽车运到我们那儿后，组装、试飞，一上天，有一架飞机的翅膀断下来，从此那两架飞机就用帆布永远遮盖起来了。从此那个村庄，从此就又变得贫穷了。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超现实的事情发生着。而最庸俗的日常中，总是有最为惊人的深刻与人性。村人们终归是那世界中心的中心。人心和人性巨大的变化，才真正如山火岩浆最深处的沸腾。几年前，我回到了那个村，回到了我们家，我有一个弟弟去看我，他非常悲伤地告诉我说，村人都在致富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了，而他的命运之路总是那么不平坦，多灾多难，有崖无路，有河无桥。他说他好不容易赚钱买了一个大卡车，跑运输刚刚挣了一些钱，却一不小心开车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这骑车的人是妇女，车后边还有个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从车上掉下来，未及送到医院就死了。我这个弟弟说，没有谁比他更为倒霉和苦闷，因为在那片土地上，这些年发生这样死人的事情时，一般是赔几千元或者一万元，事故也就了结了——毕竟出事故谁都不是故意的，毕竟都是那一片土地上的人，都善良，都理解，还有撞死了人不仅不赔钱，两家反而成了亲戚，成了好朋友。可是他，撞到的这妇女——那个五岁的孩子——一个鲜活生命的母亲，没有那么善良和讲理，硬生生让他赔了三万元。一个生命的消失，三万元的私议赔偿，我弟弟为此的感叹和伤悲，这让我无言到几年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那儿的日常发生和变化。我知道，那个世界的中心，已经不是昨日的那个中心了。它随着中国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进，人心不古，人们为了钱、欲望而正在快速地丢失着美好的伦理、道德与理性。人们往日纯朴的精神正在被快速地掏空和瓦解。而这样的变化，却又在牢固的巩固着它——一个村落乃中国的中心，世界之中心的地位。因为，整个中国也和我们村一样，都已经没有精神生活，正在被疯狂的物欲、金钱所左右。似乎全世界也都是这样子，物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等同于一切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精神沦丧和流失，已经成为了那儿人们生活的新日常。成为了最日常中的日出和日落。成为了习俗、习惯和血液般的地域文化了。比如说，为了致富，那儿村落丰富的树木都被偷盗砍光了。而为此，林业部门又培育了一种转基因的新树种——二年时间就可以长成材料的新杨树。当原来数十种乡村树种都被这一种树木取代时，如同世界上成千上万种的动物都已不存在，只还有只需两个月就可以长成出栏的转基因的猪——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日常啊！比如说，为了金钱和欲望，现在人们又喜欢偷盗了。有一年——因为我是作家，人家以为我家里有钱，一年内我们家的门被撬过四次。在那个村，被撬门偷盗的不是我一家，而是几乎所有被认为富裕的家庭，门锁大都被人撬开过——这也许是中国的一种打富济贫吧。总之说，过去被人们最为不齿的偷盗，也多少成为那儿的新日常。日常的巨变，才是一种最深刻的变化，也才最有中国中心的代表性。图注：腾讯文化随行人员与阎连科于卡夫卡协会俱乐部内合影村庄里的中国如果一个村庄里的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还不能说它最为中国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村庄里的大事情。什么是国家之大事？无非是政治、权利、外交、战争等等吧。先说政治和民主。早些年，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实行民主选举了。老百姓可以投票选村长。有一年，这个中国的中心村落选村长，两个竞选者，一个挨家串户去拜票，到哪一家都提着礼品问寒问暖，许下许多愿。另一个就索性早上在大街上包了两家专做牛肉、羊肉汤的饭店——我们那儿的村人早上爱吃牛羊肉——他包了这两家牛、羊肉馆，让村人到街上随便吃、随便喝，还随便往家里端。结果是，后者比前者更大方，花钱更多，他就当上村长了。情况和我在《炸裂志》中写的一模样。现在，村里的村支书也要村里党员选举了。我哥哥是党员，每到选举的时候，他都吓得不敢回家，因为想当村支书的都要找他、缠他，请他喝酒吃饭，希望他投一票。结果他只要投票选举了，就要躲到外边不回家，躲开这场民主的事。而有事不得不回家，就半夜偷偷溜回家里去。我哥对我说：“要民主干啥呀，民主把我变成了一个贼，让我人都不敢再见了。”说说政治学习吧。政治学习是中国的大事情，目的不仅是让你有政治觉醒，更重要的是让你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不久前，我回了我们家，走在村街上，我们村长老远跑过来，我以为是迎接我，谁知他见了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回来了？ 回来回家吧——我得抓紧去学习总书记联系群众路线的文件哪，要抓紧和中央保持一致呢，一天都不能和中央分开来。”我愕然。我想笑。我也深深的有一种惊惧感。知道政治学习这件大事情，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几乎从来都没放松过——哪怕是偏远之乡村。第三，看看我们村庄的战争观——战争是一个国家权力、政治与外交最极端的形式。从我们村庄对战争的大略认识，正可以体味许多国之大事、重事与核心。我们那个村，从我记事起，见过世面的人，最关心的国家大事就是战争了：一是关心什么时候解放台湾；二是关心中国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国。我大伯、我叔叔，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也就几年前，每年我回家提着补养品坐在他们的病床边，他们都拉着我的手，让我替他们分析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问我到底什么时候解放台湾，能不能打败美国。我当然告诉他们，很快就要解放台湾了，也一定能够打败美国。我解释说，很快解放台湾而没有去解放，是因为台湾人毕竟是同胞，真打过去得打死多少同胞啊，所以迟迟未解放，还是以为和平解放好。说对付美国也不难，中国有原子弹，打不过、逼急了，就发射几枚原子弹，也就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我伯伯、叔叔、村人们，他们都相信我的话。我这样说完他们就对民族、国家更充满信心了。现在，我们那个村，全村人都关心钓鱼岛。都骂中国领导人胆小、笨蛋、腰不硬。他们说：“日本人算什么，往他们日本放两颗原子弹，不就一了百了，一清百清了。”这就是我们村的政治观、战争观、权力观、外交观和民主自由、人权观。所以，把我们村庄的事情放大一点点，它就是整个中国的；把中国的事情缩小一点点，它就变成我们村庄的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村庄就是最现实的中国；而最当下的中国，也就是最当下的我们的村落。村庄里的文学这样一个居于世界中心，又近乎等于中国的村庄里，他有没有文学存在呢？有。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它的文学，无与伦比、经典伟大，艺术价值之高，堪为空前绝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轻微、渺小，不值一提。世界上多么现代、前沿、探索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陈腐，旧败、传统和落伍。而世界上古老、经典如《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神曲》、《唐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等，这些伟大的传统精华，放在这个村庄，却不仅不显得传统和落后，反而会显得现代和超前。比如说，现代之父卡夫卡让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感叹和敬重。可在那个村庄里，上千年前就传说人生转世、脱胎换骨，如果你应该变为猪、变为狗，但因为走错了门，结果成了人；有一天你正睡着时，神还会把你从人变为猪，变为马。这比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变为甲虫早了一千年。在那个村庄里，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个村人有一双“猫鹰眼”，白天什么都看不清，可晚上什么都能看得到。天色愈黑，他看得愈远。所以谁家的秘密，男人女人的龌龊事，村里的贼又偷村里谁家什么东西了，他心里一清二楚，那双眼宛若村里黑暗秘密的探照灯，这神奇、这魔幻，比马尔克斯的神奇、魔幻不知真实了多少倍。但丁的地狱、炼狱够传统经典吧，可我们村庄流传的地狱篇、炼狱篇，比但丁的还早两千年，比《神曲》中的描绘的情节、细节更为惊心动魄，有教化意义。《唐吉诃德》中的风车大战，形象生动，是西班牙最为形象的精神象征。可在我们那个村庄里，传说中推磨人与磨盘的战斗——他要用他的力气、韧性和毅力，推着石磨不停地走，不歇地转，直到把石磨的牙子磨平，把石磨的石头磨得消失，让石磨和又粗又大的磨棍一起说话，唤着认输才肯停下推磨走动的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神父布道的情节，在那个情节中，耶稣本人就假扮成最普通的教民在那儿听神父布道，看信徒忏悔。我读这本书时，到这儿有一种颤栗感。可后来，我看见我们村的人，他们最微不足道的宗教行为，都比这伟大的文学情节更为动人和震撼——我们村，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奶奶，她不识字，从未去过教堂，也从未去过什么神庙烧香或磕头。她一生未婚无子，一生默默无闻，种地、拔草、养鸡、种菜、扫院子、打秋果。她活着就如在世界上不曾存在样；她一生最惊天动地的事，人们也不曾记住过。可是她，一生中无论是在中国绝对“无神论”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开始物欲横流的改革开放时期，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门，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台前——那窗台上永远摆着用两根筷子绑起来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绑的十字架前默默的祈祷和“阿门”。两根筷子捆绑的十字架，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每天的祈祷和祝福，一生未见过教堂是什么样的人——这位老人，她的虔诚心、朴素心，远比《卡拉马诺夫兄弟》、《红字》等经典作品中有关信仰的情节、场景更为动人和震撼，我每每想起来，心里都止不住的跳动和哆嗦。一切伟大、丰富、悲痛和欢乐的文学故事和情节，凡我从书上看到的，仔细一回忆，那个村庄都有过、发生过，都比我小说中的描写更为真实和震撼。只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从那个村庄发现和感知。我太多的看到了那个村庄的街道、房舍、庄稼、四季和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我被那个村庄日常的、中国的物质、物理、生理的生活所淹没，疏忽了那个村庄的超越物质、物理的精神和艺术。直到现在，我写作三十余年，才逐渐感悟到，原来我家乡的那个村庄，本身就是一部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作品。是世界上自有文学以来，所有作品的成就加在一起，都无法超越的作品。中国的伟大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那建筑、那奢糜，我们村庄是没有，可《红楼梦》中的人物我们村里全都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刘姥姥，全都活在我们村庄里。《山海经》的传说和《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就是不在我们村庄，也与我们那儿那块土地相联系。李白坐在我家门口的山上写过好多诗。白居易和范仲淹，觉得我家那儿山水好，风水好，就埋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那儿实在是一块文学天堂的百花园，天下文学人物与故事的大观园，可是我，不仅没有能力把它们写出来，甚至没有能去发现、去感觉、去想象。我一切的无知，都源于对那个村庄和那片土地认识的不足，如同我们看到一切沙漠的干旱，都在于我们内心没有绿洲。而现在，当我意识到，我的村庄正是沙漠中的一片文学的绿洲时，我的年龄、我的生命和力不从心的命定的限度和烦恼，也正在限制着我穿越沙漠走进这片绿洲的脚步。但我在，我已经知道那个村庄，正是一部最伟大的作品，是一片瀚海中的岛屿，沙漠间的草原，而我，也正跋涉在朝那儿行进的途道上。图注：卡夫卡协会俱乐部内陈列着的卡夫卡世界各国版本的书村庄里的读者们有文学，必然就有读者。有艺术，必然就有欣赏者，这个村庄因为他们的日常和超日常，行为的个人性和国家性，日常所思和灵魂所虑，不仅都是文学的，而且还是严肃文学和阳春白雪的纯文学，决然不是外来者走马观花看到的大众文学和俗文学。只有那些庸俗的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大众、滑稽与无意义。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是从这样的村庄看到和感悟最多、也最为深刻的。沈从文和萧红，也是对这样的村庄最有感悟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村庄的人，做为读者时，也就懒得去看鲁迅、沈从文和萧红了。你们说《阿Q正传》好，他们觉得这有什么好？我的邻居不就和阿Q一模一样嘛。你们觉得祥林嫂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觉得我家对门那大嫂，比祥林嫂更为祥林嫂，更为值得可怜、帮助与同情。华老栓、孔乙己，在我们村庄，百年来就没少过绝断过。小翠和那条澈清的河流是美的。那我们村头的河流与洗衣捶布的姑娘就不美了吗？《呼兰河传》里的街道、水塘、花园和芸芸众生的人，那有什么值得去看呢？哪个村、哪户人家不是世世代代、年年月月都是这样吗？一切报怨农民或说那个村庄没文化、不读书的声音都是错的偏颇的。他们不是不读书，而是不读我们说的阳春白雪纯文学。之所以不读纯文学，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日常、行为，无不都是纯文学。他们为什么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因为这两部小说和他们的生活、精神正相反，故事有很大的庸俗性和通俗性。为什么爱看《西游记》？因为《西游记》中的情节、细节离他们遥远和永远的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村庄里。正如绝多的读者喜欢阅读他们陌生的或在陌生中似曾相识的，再或是阅读一种熟悉的陌生——如我们阅读福克纳、加缪、海明威、罗布格里耶、卡尔维诺、克鲁亚克等，还有昆德拉、罗斯、《米格尔大街》、《雪》、《亡军的将领》等，之所以要阅读，是因为熟悉而陌生。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村的人，他们识字、有文化，但他们不读鲁迅、沈从文和萧红的书。因为他们太熟悉那些人物和情节了。他们读古典武侠和金庸，是因为他们身边和生活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故事和情节。他们看《还珠格格》和宫廷电影与电视剧，是因为他们做梦都梦不出那样的场景和情节，熟悉与陌生的阅读效应，在这个村庄和他们身上起着决定作用了。除此之外，最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是，他们不读鲁迅、沈从文，却很热爱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我们村，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当兵离开村庄几年后，回去发现我们村庄有两本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巴黎圣母院》。那两本书在村庄中的年轻人手里传来传去，被看得陈旧破烂，后来他们用牛皮纸把小说的封面完全包起来。他们看完这两本书后感叹说：“啊——原来外国人都是这样活着啊！”对于这个村庄的读者言，真正直接写了他们和他们灵魂的，他们是不肖去看的。从这个层面说，每一个伟大而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和一个（一片）村庄的写作者，想让那个村庄和土地上的人普遍阅读你的小说都是枉然和不可能。美国南部“邮票之乡”的乡民没有必要去读《喧哗与骚动》，他们宁可去读《飘》和观看西部牛仔片。加勒比海岸的人，也无须知道有个作家叫马尔克斯，无须知道有个叫格雷厄姆▪格林的英国作家早就把他们写入很严肃的故事了。中国的作家赵树理，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希望他家乡那块土地上的人都来读他的小说——他要为他们而写作——而赵树理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那块土地上的人，不愿看赵树理的小说，才是赵树理的成功之处，一如鲁镇——今日绍兴的百姓，只为鲁迅骄傲，而不阅读、理解鲁迅样。被剖了灵魂的人，不会去看自己的灵魂血——这是文学最基本的规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文艺去写工农兵，还要工农兵去阅读写了他们的书，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烟云的运动和声息浪止的口号，真实发生和文学，并无真正的关系。所以，土地上的村人不读赵树理，才是对赵树理的奖赏和爱戴。那个村里的人，那个村里的读者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读者和真正文学的试金石——因为他们是最明白文学的本质与他们是何样关系的人。这个村庄与我的关系在那个村庄里，我是很有名的人，可谓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吧。我有名不是因为我写了什么小说和散文，而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作家，能挣稿费，这稿费能让我母亲和生活在那个村庄的两个姐姐过得较为体面而有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我有名，我们县里的县长、书记和镇上的镇长和书记，他们都是大学生和硕士及博士，他们是非常明白的读书人，觉得我给家乡争了光，我回家时会去我家看我或请我吃顿饭，并且在我家和我告别时，会当着我们村人唤：“连科，有什么事要办了说一声!”这样我就在我们村成为了大名人，连县长、镇长都去我们家看望的人。而就我们村，你写过什么作品，哪些好，哪些不太好，这对他们不重要。但这对我很重要。这就把我和这个村庄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我源源不断地去那个村庄索取和偷盗，而那个村庄对此近乎一无所知，从来不知道。那儿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一眼泉，我从那井泉中挑走一担水、十担水、百担水，对那眼泉来说都无所谓，因为它常流不息、日夜流淌，你不挑走那些水，那泉水也会自然漫溢，流走而消失。我成了那个村庄无尽无尽的索取者。成了那块土地不需要给它们有任何回报的儿子和后人。那么，那块土地究竟要让我做些什么呢？父母把我出生在那儿，养育在那儿，让我少年时和他们一样经受了太多的苦难、记忆和欢乐。直到现在，为了让我写作，它们还日复一日地供给养着我的心灵、头脑，笔端所需要的一切情感、烦恼、痛苦、欢乐和忧愁。他们供给我所需的一切故事、情节、细节和呀呀学语的语言和感觉，乃至我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连所谓演讲、讨论的题目和内容，都要从那个村庄去无偿的领取和挑选。那么，他们究竟要我为他们做些什么、回报一些什么呢？千百年来，他们有无数的苦难，家家人人，都历经沧桑，可他们不需要有一个人替他们代言写出来，因为他们认为，经历苦难，是人生之必然，不经历苦难，那怎么还叫人生与活着呢？他们有无数的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欢乐，也不需要有人替他们描绘与表达，因为他们知道，那欢乐是苦难的回报，是他们战胜苦难的必然，如桃李走春，到了秋天或多或少都会有果实样。如此，我不断地写作、写作、再写作，从这个村庄讲述、讲述、再讲述，就真的是为了名、利和成为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些名声的作家吗？如果是这样，那个村庄供给我了三十余年的故事、情节与细节，它到底要我做些什么呢？而且这些不一样的故事、情节、细节，历史与现实、生老与病死、时间与土地，一切的一切，它像只朝我一人敞开大门的文学的库藏，像只朝我一人敞开胸怀，供我奶汁的母亲，甚至是经过很多年、很多年，很多思虑和波折——如藏传佛教，千年万年，千里万里，最终选定那个转世活佛样，来选定我成为那个村庄和那片土地上的一个写作者，让我经历、感受、感悟、思考，以我最个人的方式，去讲述永远也无法离开那村庄和那片土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人物和人们内心的喜悦与痛苦，他们——那个村庄和那一片土地，到底、到底是为了什么、图报什么呢？到现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写作，我才知道那村庄、土地、人们是为了什么、图报什么了。它们其实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不图报，仅仅是选定我来写作后，要求我以证明那个村庄、那片土地是中国和世界之中心这个道理与存在。选定我为它们才一文学的名誉，来作他们是世界中心的证明人。我的全部写作，都是一种文学的证据和见证材料与资料。我写得越好，这种见证就越有力、越有个人性和艺术性，这种见证就越有历史性和永恒性。如此而已吧——因为它们为如此一件小事，都历尽苦难来选定我，那么，我也将用毕生精力的写作，来一再、一再证明这一点。腾讯文化于布拉格当地独家报道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arronyao]
Copyright & 1998 - 2014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说的太好了，我顶！
Copyright & 2014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ocessed in 0.0494 second(s), 3 db_queries,
0 rpc_qu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