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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装置艺术作品《对话》现身嘉德秋拍[图][阅读61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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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装置艺术作品《对话》现身嘉德秋拍[图]
来源:中国嘉德网等&&作者:综合整理&&加入时间: 7:24:58
0260号拍品 《对话》 装置艺术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秋季拍卖会
《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
拍卖日期:
序 号:0260
名 称:《对话》
作 者:肖鲁
类 别:当代艺术> 装置
年 代:1989年作
尺 寸:240×270×90cm
估 价:RMB 2,100,000-3,100,000
签 名:肖鲁 仅此一件
展 出:“中国现代艺术展”1989年;“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观念艺术展”纽约,1990年;“蜕变与突破:全球华人新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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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潞:《一声枪响――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的解读》
(高名潞,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史系。)
日,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对1985年以来的新美术运动的整体展示和检验。186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的艺术家展示了297件作品,展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三层楼的六个展厅。肖鲁的作品位于中国美术馆的一楼东厅的进门左侧,处于最为显眼的地方。她的两声枪响立刻震惊了中国美术馆和美术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报道了该消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谷邮报》香港《申报》以及欧洲的大报都报道了肖鲁的枪击行为①。国内的所有报纸和媒体也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在新闻传播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象肖鲁的这件作品那样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它们是小巫见大巫。我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全程感受到肖鲁打枪行为所产生的冲击。并在十几年以后再度回到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肖鲁的这件作品的创造性和挑战性。有许多当初不知道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增强了肖鲁枪击《对话》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肖鲁枪击《对话》的录像和照片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展览,比如1990年代在美国纽约举办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观念艺术展》(ThePointofOrigin:GlobalConceptualism)和《蜕变与突破:全球华人新艺术展》(InsideOut:NewChineseArt)都展出了肖鲁的这一作品。前者是当代最重要的全世界观念艺术历史的回顾展②,后者则是在西方举办的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艺术展览,它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过去30年最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③。
肖鲁的作品《对话》出现在80年代末,它是肖鲁1988年的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作品。那时中国青年艺术家正在尝试用各种媒介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新的艺术观念。肖鲁的装置作品大胆地运用生活中的原型―电话亭作为她的作品题材,它由两个电话亭和中间的一个红色电话组成。在20世纪80年代,电话亭在大城市中刚刚出现,它是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人从家庭空间走进公共空间的象征。一对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电话亭打电话,电话亭立在铺满地面的水泥方砖上,暗示这是发生在街道或者广场等公共空间中。观众从精致制作的铝合金电话亭和意气风发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中马上领悟到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然而,这件作品并不试图简单化地描述作者所看到的街头一景或者再现了一对男女青年的私人对话片断,相反,艺术家试图通过这种逼真的波普手法揭示一种对话和交流的矛盾性。它不仅仅是个人之间对话的困难和矛盾,同时也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
因为,我们在两个电话亭中间看到了一部放在台子上的红色电话,但是电话话筒并没有放在电话上,而是搭拉在那里,没人接听电话,这隐喻了“对话”的中断。在电话亭子上张贴寻人启事等也暗示了某种缺失和失落。所以,肖鲁的《对话》以其直观可视的生活形式表现了80年代的青年一代在面临急速的现代化时所产生的积极思考以及某些困惑。在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潮流中,这种表现都市人和现代都市景观的题材还很少。大多数艺术家或者表现乡土风景和人物,或者表现一种神秘和深不可测的宇宙感。这类作品,一般借助乡土自然、原始荒漠的大地和宇宙景观诉诸新一代人对现代型的追求。我们可以在很多80年代的流行作品中看到这类题材和形象。但是,在浙江美术学院,从80年代中就出现了这种描绘都市现代化的作品,比如在“85新空间”的展览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现代都市、工业化场景和现代人的思考困惑的作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前卫艺术思潮和观念。肖鲁的《对话》也代表了这一倾向,但是,不同于其它这类作品之处在于,《对话》是1980年代第一件用装置的形式(或者波普的形式)直接表现都市现代性题材的作品。
由于这件作品是浙江美术学院应届毕业创作的佼佼者,所以,它立即被发表在1988年第10期《美术》杂志的封底,因此也很快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然而,如同其它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品一样,《对话》的内在艺术观念和多重语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为,当肖鲁出人意外地在中国美术馆―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向着自己的《对话》开了两枪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引入到作为“政治”事件的“打枪事件”,而不是肖鲁的《对话》作品的内在逻辑本身。
作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肖鲁的打枪行为与她的装置《对话》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打枪是肖鲁对装置部分的《对话》的补充和完成。没有枪击的破坏,就没有《对话》的终结。然而也正是肖鲁“枪击”的行为引发的轰动事件使人们忘掉了肖鲁个人以及她创作的初衷,也正是这个轰动的事件随即在肖鲁个人和时代精神之间立即划上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肖鲁在做完她的《对话》装置之后,就曾经产生了在它的光洁的表面打一枪“破坏”一下的想法。当肖鲁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的开幕式后开枪时,人们立刻想到的是行为的暴力感和对法律的挑战。因为,中国公民不允许携带枪支,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开枪。哪怕是做艺术或者游戏。所以,很自然,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会立即想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肖鲁的打枪冲动一是来源于一种她对现代性的质疑态度,即,用打枪的暴力破坏现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质感(具体而言就是电话亭的光洁表面和铝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对个人的悲剧遭遇发出的怒吼,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这处女的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无论是幸福还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笼罩在这个最初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在肖鲁的内心深处隐藏了近20年,正是这个阴影,使肖鲁在中国美术馆枪击自己作品之后,在“打枪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轰动之时,她无法面对自己的作品初衷而失语,并且在一直沉默了15年后再次爆发。
因此,可以说,《对话》不仅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破坏,也是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这个爆发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情绪相吻合。所以,没有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也就没有肖鲁枪击《对话》所引发的“时代情感”的联想。反之,没有时代性的启发,也就不会有肖鲁个人情感的爆发。这两种爆发之间的对话或许就是肖鲁枪击《对话》这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尽管它可能是肖鲁无意的或者是直觉地感受到的。
但是,肖鲁的这件作品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事件性,同时还在于它对当代艺术的挑战性。它使艺术、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在面对它的时候顿时变得肤浅无知,任何解释和评判都显得简单无力。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远远超出了有关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讨论,也不是任何简单的社会学解读可以容纳的,这件作品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最初判断和想象。
这是一件真正的偶发性作品,因为在发生之前,作者没有公开宣称。这种偶发性的原初作者是肖鲁,但是后续的解读并不是肖鲁。在打枪的一霎那之前,肖鲁有权掌控她创作作品的顺序和过程,以及它的形式结构。但是,在枪击之后,《对话》的解释权就不再属于她,而属于社会。枪击之后的事件也就不再是偶发。这事件不以肖鲁的意志为转移,是由艺术家群体、批评家、社会媒体(包括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甚至中国政府部门(包括警方)所共同制造的。虽然,这不是一个社会共谋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各种因素所组成的“解读系统”使肖鲁的枪击《对话》被引导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性解读之中。比如,在现代艺术展之后,有人说,现代艺术展和中国美术馆是小天安门广场,而肖鲁的枪声则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先声。虽然,这一解释有其简单、肤浅的一面,但是从命运的角度,肖鲁的《对话》,确实把19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美术事件之一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连在了一起。
显然,肖鲁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来自于活生生的中国的现实,这个作品也活生生地再现了在一个老一辈传统艺术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后代,如何走上了叛逆的当代艺术之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肖鲁又品尝到了作为社会的艺术和作为感情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故事本身不但是特定的、极为个人化的感情叙事,同时她也是一部悲剧性的社会叙事。但是,在不了解肖鲁的个人经历和打枪的全部原因时,贸然地解释肖鲁枪击的社会性具有简单对号入座的危险性。肖鲁的矛盾、困惑、伤感和愤怒是通过打在《对话》装置上的那两枪揭示出来的。两枪都打在了电话亭子之间的那块镜子上,通过镜子肖鲁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肖鲁是向着自己打枪的,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杀”。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对话的障碍,在艺术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对话的沟壑。通过对肖鲁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始末和十几年来她的生活经历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肖鲁不是在做一件通常的艺术作品,比如一件装置或者一个行为,肖鲁是通过《对话》在述说她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的专挚态度促使肖鲁创作了枪击《对话》这件作品。而且在我看来,肖鲁迄今实际上只做了《对话》这一件作品,这是用她的全部心血和情感做的作品。这件作品从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18年。在“打枪事件”发生了15个年头时,她又打了15枪,因为她和男友从结合、生活15年到最后分手都和那最初的“打枪事件”有关,特别是和这件作品的初衷有关。所以,《对话》这件作品是肖鲁的前半生的写照。但是,我感到,它似乎还没有完成。肖鲁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它,人们也会以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它。
①见Tyson,AnnScott《Avant―gardeBurstsontotheChineseArtScene―'Actionart'symbolizesartistsdeterminationtobrashlytakeadvantageofeasedstatecensorship》,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ChristianScienceMonitor)Tuesday,Feb.7,1989第6页;
Comez,EdwardM.《BeijingArtCondoms.‘EggsAndGunshots’―InBeijinggallerygoersmeetthechallengeOfmodernism》,美国时代周刊(Timemagazine)Mar.6,1989第44页;
《Po1iceinChinaC1oseAShowAfterArtistShootsHerWork》,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Feb.6,1989
②见GlobalConceptualism:thePointofOrigin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99)
③见InsideOut:NewChineseArte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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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鲁枪击作品“对话” 日上午11时10分(照片是从温普林提供的原始录像上抓桢下来) 
肖鲁:《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的说明》(修订稿)
(肖鲁,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l、装置作品《对话》的产生
1988年冬,我(1)(注释的编号,以下出现的数字作用相同)作为浙江美术学院(2)油画系88届毕业班的一名学生,进入紧张的毕业创作阶段。当时的毕业班指导教师是郑胜天(3)、胡振宇(4)、汪诚一(5)。
我最初提供给导师的草图是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从这个原初的构思发展到最后的装置作品《对话》,这其中与郑胜天老师和胡振宇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这里尤其要提到郑胜天老师对我的指导,记得当时我向他提出想用铝合金电话亭材质去做这件作品时,他非常鼓励我,并建议我一对男女的背影直接用黑白照片完成。
当时油画系审稿时,对系里产生一件非油画性质的装置作品有异议,为了装置作品《对话》的可行性,任课老师和我商量,用一种折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画了一张题为《红墙》的西藏题材油画。
在1988年油画系毕业展览上,油画作品《红墙》与装置作品《对话》同时展出。
为了采用与当时现实中电话亭相同的铝合金材质,我与杭州市电讯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予以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们根据我图纸的要求,免费提供了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材料,并最后参与了电话亭的组装工作。
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正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在明显地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
作品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6)去看我的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我们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
宋建明老师走了,但这个“破”字和打枪的想法,却咬住了我的神经中枢,枪声的震撼力,积压于内心的情仇相撞,心口在撕裂,人被抛出了行为的规范,我在哪里?脚下坚实的地块松动了,人深深的陷了下去,掉进一个黑森森的地洞里,往下,一直往下。地狱的气息,一股冰冷的寒气,环绕在我的周围。
我本能的拔出了枪,“砰!”的一声枪响!心为之一动,这个声音与我的心律吻合了。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浙江省射击队沙勇(7)提出借枪。在1988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直接的,手机是没有的,电话也只有少数人拥有。沙勇借枪那天并没有通知我,事后才知道,他一时没找到我。后来见面提起,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因此这个想法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却存留在我的意念中。
毕业展览之后,作品《对话》在毕业展览之后,《美术》杂志封底和《新美术》扉页,都分别刊登了这件作品。
2、“枪击事件”之前
1989年1月,得知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从所在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回杭州安排托运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8)(之前我与唐宋并不熟识),我们在酒吧攀谈起来。
我说自己有一件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他说自己有一件作品《巢》入选。
我们各自谈到自己的作品,我对他讲起自己在1988年,曾经想打枪的想法。唐宋听了说道,“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应声答道,“我北京有一个哥儿们李松松(9),不知他是否可以借枪给我,这事到北京再说吧。”
我与李松松的认识,是因为我去世的外公(10)。我外公和他爷爷(11)是战友。日,我外公在山东天福山发起武装起义。日,这支起义部队与其他抗日联军整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山东游击第五支队”,我外公和松松的爷爷都在同一个支队。1941年冬,我外公不幸病故,我妈妈(12)成了烈士的遗孤,而松松的爷爷,对我母亲格外照顾。正因为这个关系,当我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时,松松的爷爷对我特别关心,我经常去他们家,渐渐的,我开始教他小孙子松松学画,那时候,他才七、八岁,记得他给我看过一把枪。后来知道这支枪是他奶奶的战利品。
1989年2月,作品《对话》运至北京。我是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个到达的。在中国美术馆登记作品时,接待我的是殷双喜(13)。他当时是展览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有关展览的具体事务,如展品的收件登记,作者的报名等等。据他回忆,当时我参展报名时,以“肖鲁”的名字登记了作品《对话》,并交付100元人民币的报名费。由于当时的托运费很贵,我问殷双喜能不能报销一些钱,他请示后,给我报了运输费。
我布展那天,就作品地面水泥砖一事找过殷双喜,他建议我到大街上去找找看,后来我果然找到一些现成的方形井字水泥砖,在布展时,它们都用上了。
在北京期间,我去了一趟李松松家,离开他家时,他和我一起进城,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李松松谈起借枪一事,他表示同意。
唐宋到北京,我见到他,知道他没带参展作品《巢》。我问过他为什么?
记得他当时说,在杭州时,听到我打枪想法,突然觉得自己的作品没多大意思,所以想到北京看看机会再说。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想弄辆救护车到美术馆广场去献血。我告诉他,自己借到了枪。
布展那天,唐宋来到我布展的场地,他建议我在作品后面放一块大红布,我同意试试看,与他一同去商店买了红布。当时我的作品被安排在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个空间,唐宋帮我把那块红布挂在作品后面的背景上,大效果出来之后,我觉得背景的大红布实在太难看,与我自己的感觉不对,不由分说地将它全部撤掉。
唐宋很不悦,走了。
我按照自己的意图,安装完作品《对话》(展览时效果)。这时费大为(14)过来看作品,觉得作品效果不错,让我换到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位空间。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雕塑家余积荣(左)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帮我布置作品。(见图)
一件作品的想法,到最后真正去实施完成,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发生,最后的决定只有靠自己。因为这个“敢”字不是说出来的,是你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敢不敢去做的问题。如果没有内心的驱使,如果我自身没有这个勇气,任何人的怂恿都是没有用的。
2月4日晚,我住在北京的三姥姥家。夜深了,已经是九点多钟,那一枪的打与不打还没决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黑暗中,我把自己给圈起来,心口在慢慢放大,那历尽沧桑的点点伤痕,把自己又一次引入生与死的魔罔,积压于内心的郁闷,一股压不住的气在体内涌动,恐惧;窒息的恐惧;我喘不过气来。我本能的拔出枪。
“砰!”枪声响起,枪声带着复仇的子弹,把这天地间的一切恩怨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日晚上十点多钟,我在三姥姥家,终于最后下了这个打枪的决定,我给李松松拨通了那个借枪的电话。
日,这一天是中国人的农历大年三十。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开幕日,选择这么一个除旧迎新的日子,想必该是图个喜庆吧!
综观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是一个数子的极限,而当这个极限的年份到来时,将要发生什么,也许是一种“天意”。要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会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演绎着一些无法说清楚的历史事件。
1989年,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中国大地上又将会发生什么?“天、地、神、灵”,谁都无法预料。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心里揣着这么重要一个事儿,总觉得有些沉甸甸的。三姥姥为我准备了早餐,我胡乱扒了两口,穿上一件棕色尼大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我来到位于五四大街上的中国美术馆。
美术馆广场上,五条印有红色“不许掉头”标志和白色“中国现代艺术展”字迹的巨大黑布条幅。中国现代艺术的首次大展,是以一个绝不妥协的符号开始的。
上午9点,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15)致开幕词。
我在广场上没进去,我在等待松松的到来。时间似乎过的非常慢,松松怎么还没来?在我的意识里,对他还是信任的,我相信他会来,相信他会把枪带来,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广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待变得有些焦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上午十点半过后,松松的身影才在美术馆门口出现,不安的心绪落了地,我快步迎上前去。
在美术馆展厅正门的西侧走廊上,松松把枪交给我,并教了一下我怎么用枪。之后,我把枪揣在怀里。
枪到手了,不能这么打完就完了,总得留下个影像。我想起刚才在广场上见到附中老同学居奕(16),记得他和一个人在广场上拍录像。对了!就去找他。我跟松松说要去找个人。我在展厅里找到居奕,告诉他自己要做一个打枪的行为,让他帮我拍一下录像,他说可以,要去找一下温普林(17),我们答应在作品前见面。
拍录像的事搞定了,我还在迟疑什么?心里头总觉得自己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向展览筹委会的什么人说一声,我这么想着,在展厅里四处张望,去找谁呢?
视线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眼前一闪而过,是侯翰如(18)!前几天,通过浙江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万曼(19)的介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印象中他好像是筹委会的什么人。对了,就去和他打个招呼,我在广场上找到他。
据他回忆,我在广场一侧找到他,我对他说道,“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也许是他根本就没听清楚我说的话,也许是他听见了而没有反应,“现在人太多,我正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吧!”说完他就匆匆忙忙的上了美术馆台阶,往展厅里走去。
我站在美术馆广场上,抬头望望天,北京的上空总是灰蒙蒙的沉重,少见的蓝天和白云,压抑和伤感交织在一起。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一股力量,冲开了压抑的阀门,对话的困惑又一次向我袭来。
枪声响起,大地一片宁静……
我什么都不想了,向美术馆展厅的台阶上走去。无意中的一个回头,唐宋的身影晃晃悠悠地出现在美术馆广场的入口处,他穿一身军大衣,戴一条红色的围巾,正从门口往里走来。他看到我,向我招手,我停住脚步,走到广场一侧,他走过来,我得意的向他亮了亮揣在怀里的真枪。之后,我们俩边说边聊的一起走进美术馆大厅,向右一拐,走向第一展厅《对话》的作品现场。
试想一下,要是李松松早一点把枪带来,我早就打枪了,而唐宋的介入没有一点可能性。
唐宋那天根本不知道我把枪带来。
作品前,居奕正在那里等候,一台摄像机正对作品架着,一个人守候在机器旁,居奕见我到场,走过来和我搭话。唐宋正站在我左边。
唐宋走过来,指着地面说了些什么话。
居奕和唐宋凑在一起,他们在我面前互相说了些什么。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走向作品《对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低下了头,刹那间,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空气凝固了,我听到了心率的跳动声。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天堂和地狱,仇恨与困顿,胸口的窒息,最后一次冲击着我的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存在了……
我抬起了头,举起手中的枪,直视自己,枪口对准了自己。
顷刻之间,手指拌动了枪的板机,“砰”的一声枪响,我打了第一枪。
唐宋的声音,“再来一枪!”
“碰!”我打了第二枪。
日上午11点10分,枪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响起来了!
一甩头转过身,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决战,眼前的一切随着那枪声消失了,大地一片宁静……
我右手握着枪,唐宋站在一边望着我。
我快步从左侧离开枪击现场,唐宋正好站在左边,我们一起离开了现场。枪击后的作品前,人们在凝神观望着……
枪击后的作品镜子上,留下的弹孔痕迹。
3、“枪击事件”
枪声之后,引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宋被抓。
我和唐宋从左侧展厅走向展览大厅,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一把将唐宋拿下,眼前这个场面,使我一阵惊慌,赶紧回过身去,把枪还给李松松,对他大声喊道,“松松,快把枪转移!赶快把枪转移!!”然后快步跑着躲进一个名为《天命指南》的黑盒子作品里,我感到要出事儿了。
至于唐宋为什么被抓,我不能给予一个非常客观的影像事实证明,从温普林所提供的原始录像带看,没有唐宋被抓的镜头,只是我从左侧离开现场,而这时唐宋正好在左侧。因为当时的传言说;有一位公安便衣在现场看到我打枪,但仔细想来,这个传言不能成立。如果那位公安便衣真的在现场看见我打枪,按照常理,我举枪的一瞬间,公安便衣就会把我拿下,职业的本能也不可能眼看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是枪声引来公安的注意,而这时他或许看到我与唐宋一起离开现场的情景,可能在那个抓唐宋的公安意识里,打枪应该是男人干的事情,所以本能地先将他拿下。而据唐宋告诉我,他当时被抓之后,在美术馆没说一句话,所以导致被警察误抓带走的事实。
《天命指南》的黑合子作品里黑乎乎的,只有一扇敞开的门,透着一束微光,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我呆在一个角落里,有人过来和我搭话。我说自己打了一枪,可能要出事了,希望能把我护送出去。我不记得是那几个人,他们来到我面前,从黑盒子里出来,将我簇拥着,一起走出第一展厅,到大厅往右一拐,从美术馆的后门出去,绕到美术馆广场上。我顺利的出了中国美术馆大门。
来到大街上,穿过马路,我一头钻进一家“百花美术用品商店”。眼前还是那幕唐宋在大厅被抓的场面,透过商店巨大的玻璃窗,望着五四大街对面的中国美术馆,心情有些惶惶不安的。
正在这时,我看见唐宋被警察押着,从美术馆台阶上走下来,他被押上一辆警车。
唐宋被抓走了!第一个意识找人帮忙。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一位自己认识的在某部门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正好他不在家。我若有所失的回到“百花美术用品商店”。
一阵“呜!呜!”的警笛声,呼啸而来的警车径直冲进中国美术馆,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完了!这下可闯下大祸了!
眼前的场面,已经完全不是唐宋被抓这么简单,而是整个中国美术馆在发生变化。美术馆门前一片混乱,入口处的大门被关闭,人们只出不进,里面的人流开始往外涌,警察和人群在广场上交织在一起。美术馆外的大街上,隔着一道栅栏,站满了往里观望的人群,里外连成了一片。
我的思维好像断路了,被眼前这个突发事件给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慌了。
我想打枪,仅仅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念想,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枪会引发出这么个结果。在我意识里,要打枪,完全是那个折磨于自己的心魔在作怪。而眼前所发生的,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果关系,让当时才26岁的我,彻底地抓瞎了。
我茫茫然的上了一辆能经过美术馆门口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在来回经过中国美术馆的途中,我看到广场左边出现了四辆闪着警笛的军用吉普车和两辆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了一些带钢盔的防暴警察。人群从美术馆里被赶出来,聚集在美术馆广场上。
一些个体户,通过美术馆栅栏,向广场上的人群投递食物和饮料,人群中一片哗然。
汽车启动了,眼前那一幕,似巨大的冲击波,使自己原本就有些慌乱的心,没有任何的依托。汽车在继续往前开,身心的分离,时空的错乱,剩下的只有一片空白。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在汽车上坐了多少个来回,记忆中在汽车上度过的三个多小时,仅仅是一瞬之间。
公共汽车又一次经过中国美术馆,广场上“不许掉头”的黑色展览标志横幅已经不见了,人们从广场上被赶到大街上,空旷的中国美术馆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影,一种无声的肃穆。
就在我一个人躲在汽车上的同时,在杭州,我父亲(20)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需要一张我的标准照片,将要用在颁发的全国通缉令上。他回家向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母亲要照片。母亲翻开我的影集,一张又一张的仔细挑选。父亲在一旁看的极不耐烦,随手抓起一张照片,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还没等这张通缉令在全国发出来,我就已经去自首了。
在不断逃离的状态中,枪声又一次把我唤醒,把我从一个遥远的天边,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中国美术馆所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与我打的那一枪有关,而自己;却像一个胆小鬼,躲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不敢去面对。这算个什么?我得去说清楚,我必须要去说清楚。意识带动我的脚步下了那辆公共汽车。
我来到美术馆边上的小花园里,遇见我的大姨和大姨夫,还有李松松,他们都劝我进去自首。松松把我的一个照相机还给我,告诉我,里面有一卷他拍的我打枪的照片(后来这个照相机被公安没收了)。松松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美术馆门口的大街上。
我径直朝中国美术馆门口走去。
是下午四点多钟,美术馆外的大街上站满了许多人。一块“《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暂停。”的告示牌挂在美术馆的栅栏外面。后来知道这块牌子是栗宪庭(21)写的。
我来到美术馆门口,对守门的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到里面去自首。”他把我哄了出来。好不容易下决心来自首,可到了门口,竟然不让我进去,急的我不知该怎么办是好。突然看到里面一个有点面熟的人“侯翰如!”(这点我有点记不清楚,可能喊的是别人),我大声的叫着。里面步话机把命令传到门口,看门的警卫放我进去了。
一个人独自走过空无一人的美术馆广场,心里空荡荡的。走上美术馆台阶,在展厅的入口处,看见一些人正站在那里,他们看着我,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展览筹委会的人,我望着他们,想说些什么,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一大批警察向我涌来,我被带进美术馆左侧的一间房间里。进了门,满屋的警察都望着我。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男人走到我身旁,把我拉到一张沙发上,他坐在我旁边,和蔼的对我说道,“姑娘,我认识你爸爸,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你别害怕!”这样的开场白,让我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一点。但是望着满屋子的警察,我还是有些紧张,我凑上去对他说,“你能不能把屋里的警察全都赶到外面去”。
他摆摆手,“你们全都出去吧。”房间里顿时的空了。看来这个便衣是个不小的官儿,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打枪的情况,我做了回答。之后他说让我跟他走一趟。我和他走出房间,一起上了一辆停在广场上的小汽车。车子从美术馆门口驶出,到了一个地方,我下了车,那位便衣没下来,汽车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掉头开走了。
一名女警官把我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搜身,按手印,拍照等等。
这就叫进“局子”了,我在想,我必须接受这个处境。反正是自己要求进来的,一切就只能认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位警官推门进来,我跟她上了一辆警车。
夜幕中,车子驶进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一位中年男子正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方凳子。
警官开始对我审讯,一位年轻人在一旁低头记录,我随警官的提问,一一作着回答。都是些与打枪有关的问题,具体的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审讯结束时,那位警官站起身,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儿子现在正在学画,我真怕他将来学出来,也去干你这种事。姑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学画怎么学出个打枪来。”我“噗吱”的笑出声来。
他向一位站立在一旁的警察摆摆手,“把她带进去吧。”我起身走出审讯室的门,心里头酸酸的滋味,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真的被关进“局子”了。
一条长长的通道里,我在往前走着。走廊的另一头,一个人正从一扇门里走出来,我一下子认出来;是唐宋!
我们面对面的走着,在一个拐弯处,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唐宋望着我,我望着唐宋,他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就在那一瞬间,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一个简单的微笑,把我的紧张情绪融化了。
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女囚室,同屋有两位女犯。由于我被允许带东西进去,她们很吃惊,其中一位问我带钱进来没有,她说想看看,我问她为什么要看钱,她说自己是犯了贪污罪进来的,很久没见到钱了,所以很想见钱。我给了她一些钱。
那天是除夕之夜,拘留所晚上吃饺子。同囚室的两名女犯觉得我刚进来,没饿过,和我商量,能不能将我的那份饺子分给她们吃。在我刚点头表示同意之后,我那份饺子就被她们抢光了。她们说在里面从来没有吃饱过。
1989年的大年三十之夜,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牢房里,一盏瓦数很低的黄灯泡在头顶上晃动着。两名女犯人在铺位上玩牌,我有些累了,一头钻进被子里。
也不知是几点钟,我被人推醒,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牢房铁门上的小门洞被打开,看见一张老人的脸正从那扇小窗口往里面张望,我用手梳理了几下蓬松的头发,望着那扇小窗口,一张又一张老人的脸在我眼前过去,他们在说着什么,又对我指指点点。我直愣愣的望着他们,就像被关在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被隔窗观望着。
印象最深的话,“姑娘,就是你打的枪,害的我们整个年都没过好。”
事后我问看守,那些人是谁,她告诉我,全是些大官。
那天晚上,我和同牢房的两名女犯人一起玩扑克牌,我们消磨着那一年最后的时光。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我和唐宋被释放了。
关于我们被释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作为我,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总之是这件事情捅的太大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能决定的。1989年的国家整体开明形象,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国内外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这件事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这一切的一切,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一个人走火入魔到了那个点的时候,该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由于需要有人在释放单上签字,我想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好朋友那东燕,我给她打电话,她来到拘留所,我和她紧紧的拥抱,她在一张单子上,签下了一个朋友的信任与关爱的名字。
我、那东燕、唐宋三个人一起走出“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那东燕说我们在里面一定没什么好吃的,请我和唐宋去一家餐馆吃了一顿。
这是我和那东燕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听说她由于情感问题,自杀身亡了。这是我们中央美院附中同学中第一个,也是最早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在我的记忆里,那东燕却永远的活着。
2月10日,中国美术馆在经过四天半停展之后,那天重新开展,我和唐宋一起来到美术馆。在经过那一枪之后,美术馆的人流似乎比以往更多了。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位展览筹委会的费大为,他笑着对我说道,“告诉你们,‘美国之音’当天晚上就广播了这条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枪。当心点!记者们可要把你们给压扁了。”
事后知道,世界上许多新闻机构: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都对此事做了报道。我手上仅有的几份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22)”华盛顿邮报(23)”,“时代周刊(24),日本的“美术手帖(25),香港的“亚洲周刊(26)”,这些媒体对这件作品的作者报道都没有错,没有一份报纸上有唐宋的名字。
国内的报刊也争相报道此事,但大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一男一女被抓被放成了新闻的焦点。
我和唐宋一起走进美术馆,一些记者拦住我问话,许多问题好像都集中在: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枪?
由于自己做这件作品的动机太个人化,而对所造成的后果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要面对这么大的局面,思维好像卡住了。慌乱中的我,似乎在寻找什么救命稻草,唐宋看出了我的慌张。
高名潞在中国美术馆西侧的回廊里见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记得他当时建议我们,面对记者好好说说这件作品。
高名潞和唐宋聊了一会儿,我站在一边没有说话。
我和唐宋继续在美术馆里到处逛,一些熟悉的人时不时的和我们打招呼。这时,栗宪庭见到我们,让我和唐宋晚上到他哪儿去坐坐。
夜深了,我们来到《中国美术报》编辑部,栗宪庭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他看上去对这一枪的发生非常激动。他说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是学国画的,和唐宋是同一专业,他们俩似乎一见如故。
也许是几天来所经历的事情太多,我头痛的老毛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犯了,栗宪庭安排我在隔壁房间睡觉。
栗宪庭和唐宋谈了一夜。
第二天一觉醒来,脑袋好像清醒了许多,栗宪庭已经不在了,只见唐宋还在酣睡,我叫醒他,说要去中央美术学院找居奕要录像带的拷贝盘,我们一起来到美院,在美院老师杨君的宿舍里,我们被一帮人缠住,大家都要和我们聊聊那一枪。我和唐宋坐在一张床上,面对那么多人,我的心又一次被什么东西给拌住了,嘴巴怎么也张不开,我低下了头。唐宋在一边侃侃而谈地说这件作品,什么政治、法律,计谋、策划等等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汇,使在场的人听的是津津乐道。我听着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语,满脑子的羞辱,只想有个地洞钻进去,彻底地消失掉。在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中,我似乎都忘了这件作品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在中国人眼里,情感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禁区,在全世界的媒体之下,我下意识的把自己给保护了起来,而在这个时候,唐宋的“误抓”,唐宋的“解读”,在我当时来看,真是帮我解了围。
一种时空与心理的错位,使这个还不太成熟的果子,被一种潜在的力量给彻底地曲解了。
我彻底的失语了。
天色已晚,我和唐宋想找个地方过夜。我找到附中老同学王友身(27),要借两间宿舍。记得他说,“干嘛要两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你还跟我装什么蒜?这里是在美术学院。”说着;他不由分说地给我一把钥匙。
那天我们好了。
第二天,唐宋提出要立即离开北京,我说高名潞不是希望我们留下来见记者,唐宋坚决不同意,说要写一份什么文字说明,我说自己脑子很乱,一时写不清楚,唐宋说帮我写,然后让我签名。我当时真是有点晕,也没仔细看,就随手签上“肖鲁”的名字。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将这份文字说明交给了高名潞。
当天,我和唐宋离开了北京。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报》第11期上,刊登了栗宪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作者的署名是“唐宋、肖鲁”。这是那天晚上栗宪庭和唐宋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谈话的结果。
在栗宪庭的文章中写道: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远。这个所谓的作者显然说的是唐宋,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在场。
由于一些个人的情感原因,我对这个作者权的错误没有及时澄清。从此以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一件“肖鲁、唐宋”的合作作品。而作品的解说也只能被说成是一件唐宋策划的作品。
直到2003年,我才说出一些为什么做这件作品的真正动机。
日,我写了第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并开始给高名潞和栗宪庭分别写了信。
作为“枪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以上陈述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与我自身相关的。由于牵扯到作者权的错误,所以我需要将事实澄清一下。
我再重申一下,是作品引发了事件,而作品是从装置作品《对话》到打枪行为那一点为止,构成了作品。而事后的事件,是由这件作品而引发的。由于这个事件太大,牵扯到的人很多,唐宋只是事件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在突发事件之后,看见我恐慌,投机做了这件作品的解说者,但他不是作者。
我今天要争的不是对作品的阐述问题,而是作者权的问题。
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促成的,但构成“枪击事件”的重要因素,是装置作品和打枪行为这两部分。而正是内心那个点推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最后举枪的一刻。
如果说“枪击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是被策划的,这可信吗?
日于杭州下满觉陇(28)
日修改于北京呼家楼(29)
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30)
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
(转载说明:原文附有多幅图片,限于篇幅故省略。)
1、肖鲁,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2、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3、郑胜天,从美国考察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现居住加拿大,为国际独立策展人。
4、胡振宇,从比利时留学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5、汪诚一,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6、宋建明,从法国留学回来,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7、沙勇,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沙志迪之子,当时为浙江省射击队队员。现居住杭州。
8、唐宋,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父亲为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
9、李松松,职业艺术家,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10、我外公,宋澄,1941年去世。
11、李松松爷爷,李耀文,当年任海军政委。现已离休,居住北京。
12、我妈妈,宋韧,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现已离休,居住杭州。
13、殷双喜,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现居住北京。
14、费大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独立国际策展人,居住于法国。
15、高名潞,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负责人。当年《美术》杂志编辑。现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现居住美国。
16、居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17、温普林,当时正拍摄记录中国前卫艺术影片《大地震》,担任该片的导演。现居住于北京。
18、侯翰如,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国际独立策展人,居住法国。
19、万曼(MarynVarbanov),保加利亚人,后移居巴黎。1986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所长,1989年在北京逝世。
20、我父亲,肖峰,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现居住杭州。
21、栗宪庭,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当年《中国美术报》编辑。现居住北京。
22、“TheNewYorkTimes”(“纽约时报”),Titil(题目):“PoliceinChinaCloseArtShowAfterArtistShootsHerWork”,作者(Writer):DanielSoutherland-WashingtonPostForeignService。Monday,February6,年2月6日星期一),A3版。
23、“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题目(Titil):“China’sDadaShock”。Monday,February13,年2月13日星期一),B2版。
24、“时代周刊”(“Time”),题目(Titil):“Condoms,EggsAndGunshots”,作者(Writer):EdwardM.Gomez.,ReportedbyJaimeA.FlorCruz/Beijing。March6,年3月6日),第44页。
25、“美术手帖”(日本),题目:“FromPeking”作者:蔡国强,第131页。
26、“亚洲周刊”(香港),题目:“现代艺术展枪声下停停开开”,第24页。
27、王友身,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28、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
29、2004年10月,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缉。山东人民出版社。
30、2005年5月,刊登于《天涯》杂志。海南省报刊发行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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