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再平衡：“富跑跑”究竟爱中国还是爱美国？
反再平衡：“富跑跑”究竟爱中国还是爱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极度戒备”已到“神经质程度”
据环球网2014年7月14日报道，继5月起诉中国5名解放军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之后，美国司法部最近又起诉一名中国商人，指控其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进入了波音及其他美国武器商的电脑系统，盗窃“F-22战斗机图纸”。美国的指控理由不值一驳。众所周知，像F22这样的涉及国防军工的极端机密资料，根本不可能存放在联网电脑上，一定要实行物理隔离。就是内部人员打开，也需要多重密码。这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使用黑客手法窃密。就算黑客攻击，可入侵的是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的网络”，盗窃的是高度机密的军用资料与图纸，谁都知道美国的网络技术天下第一，一个小小的承包商能黑进去，你信吗？美国在棱镜计划曝光后，不惜制造一个敌人，这样才能糊弄国民相信不是监视自己。
那么，美国为何总是对中国“谍谍不休”？第一，转移世界舆论的焦点。去年斯诺登曝出美国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丑闻，引起德国强烈抗议。谁知日前德国又抓了两名美国间谋，德国一怒之下驱逐一名美国驻德情报站头子，此事成为全球舆论热点话题。于是，深陷间谍旋涡的美国，为制造新的新闻焦点转移视线，减少美国间谋事件的压力，炮制了这起“中国间谍案”，实为“下三滥的手法”。第二，栽赃陷害是惯用伎俩。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美藉华人李文和窃取核武库机密案，后证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炮制的一起冤假错案。继李文和冤案之后，又发生多起华人被控在美国“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包括美国硅谷华裔工程师李兰“窃取商业机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吴丹妮“向华裔间谍泄密”等等。这些案子最后都不了了之。在这件事的背后，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极度戒备的本性，始终认为中国是它的威胁者，甚至疑神疑鬼地到了神经质的程度。第三，“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威胁论”一直充斥着西方媒体，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自2010年初谷歌高调声称“受中国黑客攻击”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网络审查”、“黑客攻击”、“组建网络部队”等中国网络威胁论炒作不绝于耳，以“中国进步很快的原因就是偷窥了美国的科技成果”等言论抹黑中国。第四，借“网络窃密”议题向中国施压。在网络空间，美国是第一网络强国，掌控着全球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应用;中国则是第一网络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产业市场，与美国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对抗更加直接。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羡慕嫉妒恨”，戒备防范与歧视偏见始终深重。美国决意在网络空间与中国一较高低，并竭力保持绝对优势。在中美两国新一轮战略对话之后，美国借“网络窃密”议题向中国施压力度骤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美国一些媒体和网络安全公司经常抹黑中国，制造所谓中国网络威胁，他们根本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样的报道和评论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值一驳。
》》》“外资银行”受“美国重罚” 利益面前“选择屈服”
据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14 日报道，据路透社14日报道，外资银行在别国从事业务却遭到美国重罚，金融业者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也许怨言颇多，但碍于美元的全球地位，他们最后更有可能向华盛顿屈服，而不是与之对抗。7月初，法国政商领袖要求终结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进而颠覆美国银行体系的地位。此前纽约州法庭向法国巴黎银行开出90亿美元的罚单，因其与苏丹、伊朗和古巴有业务往来。虽然对美国的制裁规定感到愤慨，但多数银行家认为法国的提议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在美国接二连三开出罚单的情况下，欧洲和亚洲主要银行反而表现得更乖，努力去适应和遵守美国法律，主动切断与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的业务往来，而不愿冒激怒美国、甚至被踢出美元系统的风险。其它国家的监管当局也开始寻找防止国内银行和市场免受美国惩罚的办法。但目前来说，各家银行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华盛顿的红线。“银行被要求去了解自己客户的客户，哪怕在没有这个业务习惯的国家也要这么去做，意味着银行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终止可能招致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的巨额罚金的业务，”英国银行业者协会执行长安东尼说。英国银行业者协会估计，西方银行已经停止了与新兴市场银行的数百项业务往来，损及贫穷国家的企业、政府和民众。
》》》揭秘国内“富跑跑”跑路常用的七条“洗钱密道”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7月10日报道，“我想把这1000万元人民币弄去境外，怎么办？”“富跑跑”一族G先生找了一大圈朋友秘密打探，最后得出了四条“路子”，可是他显然疑虑深重，对这四种办法都不满意。G先生看了昨天央视所谓中行“洗钱”的报道，会不会茅塞顿开，当即订一张南下的机票。怕只怕G先生真的坐进中行业务洽谈室，才发现中行能办的也只是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当地试点政策“业务创新”，余下的都是黄牛和客户经理的自吹自擂。G先生不是个案，洗钱出境，这一桩非法的事情，却是很多“富跑跑”的当务之需。也正因为非法性质，G先生面临的选项，要么高成本，要么高风险，要么极其麻烦。否则，在缺乏合规的资金用途前提下，外管局规定，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只有5万美元。在开始说四个选项之前，必须提醒，“野路子”必然通往巨大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地下钱庄”的“搬钱法”
G先生听到的最惯常的办法是找“地下钱庄”。当然“地下钱庄”自己并不会这么称呼自己，它们通常躲在诸如“XX商行”、“投资公司”甚至“移民服务机构”这样的名头之下。一家浙江的类似机构，竟然在名片上自称“民间私人银行”。这些公司往往没有对外广告，都靠人际口口相传和介绍，或是私下找些规模小、管理不严的移民中介人士来搭上路子。只是，这背后的风险和“换汇费用”，还要金主自行承担。G先生找到的“地下钱庄”要收他0.6%的手续费用。这个费用是高了还是低了？问了一圈，发现很难估算。由于“地下钱庄”本身是非法行业，各自操作方式也不同，谁也不会把资金运作通道和盈利模式向外人透露，这就很难测算出行业均价。经过一番询问后发现，“地下钱庄”从免手续费（猜测可能是循环占用资金去放高利贷）到收取1～2个点的都有人在。所不同的是背后的利润模式、资金到账时间、兑换货币和境外去处。那么地下的业务怎么做呢？几个自称“懂行的”人士发现，至少有三种玩法。第一种是“两头资金池”，“懂行的”管这个叫“哈瓦那”。说白了，这种模式下，钱并没有真的在跨境流动，“富跑跑”只是把钱交给地下钱庄境内资金池，并在“钱庄”本来就有的境外资金池里得到相应外汇。操作办法是，“钱庄”会首先把资金（或一部分资金）打到海外的指定账户上，秀一下“钱庄”确有兑换资金，但是账户和密码都不在“富跑跑”手上；接下去，“富跑跑”需要把本金和手续费打给“钱庄”，“钱庄”收款后告知账户密码。接下去的问题是，“地下钱庄”的“两头资金池”怎么平衡？相对的，境外也有钱想进境内：一来，有些外贸公司为了避税，在海外成立离岸的贸易平台，可这些离岸公司赚了钱要弄回来呀，有的就找“地下钱庄”的当地“分支”；二来，境外也有想来套取人民币资产升值好处的“热钱”，也可以通过“哈瓦那”到国内账上取现。
像上述这样有出有进，两头“资金池”就完成了轧差。“地下钱庄”主要赚取的就是“提点”（手续费用）。不过，听起来容易的模式，最大的风险来自境内外对大额进出账户的监控。为了逃避资金监控，“地下钱庄”的技术活就是控制许多个账户，倒进倒出。除了“哈瓦那”，也有一些南方口岸地区的“地下钱庄”是真的有活生生的钱进出境的。比较原始的办法就是通过“水客”将钱分批带过境，“先进”一些的办法是靠假的单证和贸易合同来汇钱，“最先进”的办法则是做真实信用证下的虚假贸易。面对这一选项，G先生考虑再三还是不敢操作。他说并非因为心疼几万块钱的手续费用，而是犹如把钱扔进了一个“黑洞”。他一是怕钱被“黑”掉，自己的资金一旦被骗到对方账上以后，对方违约不在境外付现了，而这种非法交易致使G先生毫无法律保障，诉诸法律无门。其次，G先生还担心在交易的过程中，“地下钱庄”本身因洗钱被查处。千万别以为这种概率微乎其微，在一些法律求助类网站，就有类似的求助案例。
“换汇中介”的“搬钱法”
除了“地下钱庄”，也有一些移民公司为G先生介绍另外一种“换汇中介”，这种机构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换汇，且收取费用比“地下钱庄”低廉。这又是怎么回事？有一种换汇中介采用的是“笨”办法，即化整为零：中介机构会依据金额大小找几十甚至上百个个人账户进行划转，利用掉每张身份证的5万美元换汇额度。这种办法，很可能耽搁上好几天甚至几周。虽然不能肯定对方的模式，但G先生说：“好几家注册在澳大利亚的换汇公司就可以把国内的钱换到澳洲账上‘趴’着，不过转个几百万都需要一两周时间。”据他“调研”，在澳大利亚注册一家换汇公司本身在当地是合法的，但业务实质违反了中国的资本管制。但在中国，这样的机构业务是要通过央行等监管机构准许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合法的民营换汇机构。所有私人机构对类似业务的经营，都是“地下”的。对G先生来说，这种办法由于拉长了资金到账的时间，在他看来更加不安全。“我宁愿自己去求几十个亲戚朋友帮我把钱带出去。”G先生半开玩笑地说。
去趟澳门都搞定？
G先生的第三个办法是去朋友介绍的贸易公司，而这也是让他最心动的一个选项。据G先生的朋友介绍，这家贸易公司“是真的在做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做点倒钱业务”，相当于“帮忙在贸易里带了一笔资金”。但是有两个缺点，第一，资金不是一步到位，只能帮忙转到香港，反正境外没有资本管制，G先生自己再处理后续汇款便是；第二，也是G先生的焦虑所在，资金要先打给贸易公司。G先生猜测，贸易公司在境外购置商品，本有资金申请，也许是对某单贸易进行的价格变造，也许是为他的1000万进行一笔“虚假贸易”，也许是通过贸易公司自己境内外主体腾挪。只是这些再详细的问题，G先生得不到解答。由于资金不肯脱手，G先生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偏方”：去趟澳门都搞定。据G先生自己口述，办法一是把钱打到银行卡（借记卡）里参加赌场VIP客户的换筹，然后再通过掮客帮助安排筹码从“死筹”变成“活筹”换回资金，但不原路返回银行卡中；办法二是在赌场配套的店铺和当铺刷卡购买名牌手表或首饰后当场典当套现；办法三是找找看是否还有过去那种去澳门的汽艇偷渡（据说一次8000元人民币，但被抓到会很惨），自己把现金带到境外。只是近期澳门金管局出了一系列截杀赌场洗钱的监管措施，似乎隐约透露了G先生所述的前两条在监管趋严前行得通。
除了上述相对常用的四条“路子”，G先生在广求门路的过程中还听说了一些操作性弱但颇为另类“有趣”的办法。第一，是在巴拿马等地注册一家BVI结构的离岸公司，通过第三方把账面资金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搬出去；第二，是购买在本地募集的美国房地产基金，可要求投资期满后以美元形式留在国外。更有“意思”的一个办法是，据一名在内地的外资银行工作的香港员工说，早年曾有朋友来内地推销过一种在港发售的保险产品，价格很高，且一可退保、二可更换受益人。换句话说，当投保人或更换后的受益人到了香港并按合约退保，就可以在境外把保费“洗出”。
》》》“联合国骗子”专骗“中国土豪”：陈光标揭“黑幕一角”
据《环球时报》2014年7月14日报道，陈光标在纽约领到假冒“世界首善”的联合国证书，事件的关键人物周璐璐玩起了人间蒸发，《环球时报》记者在纽约多方寻找，也无法联系上她。据知情人透露，周璐璐只是众多“联合国骗子”中的一个，像她这样打着联合国旗号骗钱的人还有不少，目标专门针对中国土豪。记者打电话到瑞士银行，找到所谓“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唐纳修。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随后在基金会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假证书是陈光标自己打印出来的，基金会始终向陈光标表明与联合国没有关系。陈光标随后公布了周璐璐微信谈话截屏和交钱的收据。谈话记录显示，周璐璐自称是联合国人员。证书上有联合国标志和名称。 事发后，“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网站上周璐璐等人的资料已被全部删除。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一张周璐璐以前散发的名片，试打电话，显示号码已被注销；按名片上的邮箱发了采访提纲，反馈信息是邮箱已停止工作。
记者努力寻找认识周璐璐的人。一名曾在某次会议上见过她的人说，一直以为她在联合国工作。另一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员工说，她和在联合国工作的华人都混得很熟。周璐璐国籍情况不明，她自称毕业于纽约大学，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并当过北京电视台主持人，从2007年起就在“友谊无国界”组织工作。《环球时报》记者通过查找纽约州政府的数据库，发现其真实姓名叫周璐（LuZhou），名下注册过两个公司。一家注册于2013年5月，一个月之后改名叫“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公司”。另一家叫“友谊无国界公司”，注册于2013年8月，周璐自己担任总裁。目前看来，两家都是用来骗人的皮包公司。对外活动时，她故意把注册名称的“公司”两个字隐去，给人的感觉像是国际组织。据知情人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陈光标只是揭开了黑幕一角，还有很多“联合国骗子”。骗子们常玩的手段是打擦边球。他们的名片、手册、网站上，言必称联合国，一般人一听，第一感觉他们就是联合国人员。他们通常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的写字楼租房。比如有一座名叫“联合国广场”的写字楼，在联合国对面，但和联合国没有半点关系。但骗子名片上的地址，赫然印着“UnitedNationsPlaza”，不由让人心生敬畏。这些骗子通常还会买通某些联合国内部的官员，或某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他们举办的活动，经常请这些高官出席、讲话。周璐璐的网站上就列着一些联合国高官的照片和名字。联合国机构庞大，没人去管这些假冒他们名字的“小事”。至于那个唐纳修，不过是花钱请来的道具或演员。衣冠楚楚的白人，中国人就认这个。
颁奖、评选、画展、文物展、美食展、演出等等，是骗子们常做的活动，他们在纽约有三大热门招牌：联合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林肯中心。最近中国文化部下文，禁止中国演出团体去维也纳金色大厅这样的地方装门面，其实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滥竽充数的演出可能比金色大厅还多。记者也看过骗子公司组织的演出，把国内一些中小学生骗来，演出门票通过当地学校及华人派送，连蒙带骗把观众哄来，目的主要是拉个横幅，左一张右一张照相。有的中国人被骗，是哑巴吃黄连，怕说出去丢人。还有的属于周瑜打黄盖，明知有假，是各取所需。他们交了钱，照了相，拿了证，回国再去忽悠别人，抬高自己的身价。
》》》吴英减刑背景下浙江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公务员涉案不敢申报
据《中国企业报》2014年7月14日报道，浙江民间借贷危机正向中小县城蔓延。近日，有知情者爆料，浙江武义心红制伞厂（以下简称心红伞厂）老板王玉珍欠款上亿元跑路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武义县采访发现，心红伞厂只是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早在去年12月，在全国医用敷料行业很有影响力的武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生用品公司）老板黄亚平就被警方刑拘，涉案金额达7亿元。而坊间传言，在武义县公安局“挂号”、欠款超亿元的还有十几位。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部，属金华市管辖，以温泉而著名，上世纪90年代还是浙江8个贫困县之一。如今的这座小城，道路两边停满了汽车。远在武义县城几十公里外的菜农老李，从没有想到一位企业老板的失联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一块一块攒起来”的5万元辛苦钱打了水漂。几年前，一个亲戚看老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就帮他把辛苦攒下来的5万元钱放到心红伞厂吃利息，月息1分5。这对老李来说，确实是一笔可观收入。但没想到，到了2010年，心红伞厂既不付利息也不还钱。亲戚仍然很淡定，说人家有伞厂在，还差你那几万块钱，老李想想也是。但更没想到的是，到2012年底，伞厂老板夫妇干脆失联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把老李彻底打蒙了。老李所不知的是，他只是心红伞厂诸多债主之一。知情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心红伞厂民间借款起码有上亿元，仅在县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有二三十起，涉案金额达四五千万元。
老程早在1996年就认识了王玉珍，那时他们夫妇刚刚办厂，很缺资金，就请老程帮着张罗借钱，月息1分5。虽然不高，但比银行利息还是高很多。王玉珍就连一万二万也要，老程就把自己的积蓄以及农村的兄弟姐妹及周边亲戚的钱都张罗过来，总共138万元。时间到了2010年，老程也不放心了。这一年，王玉珍远赴沈阳去搞房地产。老程觉得搞房地产有点不靠谱，“那得多大资金呀？她就一个小伞厂，还是外行”。老程开始向王玉珍追款，但终究一分钱没追到，这一年，利息干脆也不给了。让老程至今都后悔的是，2012年10月份，他追到沈阳找到王玉珍，但没想到，又搭进去5万多元。“她就是骗。”老程告诉记者，他回来后，王玉珍打电话给他，说她的项目就要开工了，接下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现在就差十几二十万元请客吃饭的钱，让老程想想办法。老程说他当时就想帮她渡过难关，又找亲戚凑了5万元，外加茶叶等特产5000元，“5.5万元又没有了”。和老程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武义某实验中学的小雨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估计就有二三十人借钱给王玉珍，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目前已经起诉的就有近二十人，差不多涉及资金上千万元。而有的老师甚至把房子抵押到银行贷款借给王玉珍。“现在她跑了，让这些人怎么办？”小雨不知是问记者还是问自己。
刘炜原来是王玉珍在沈阳公司的职工，但不幸的是，他不仅十几万的工资没发，还帮她借了几十万。“我们都有两年没见到王玉珍了。”刘炜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有部分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后就联系不上她了，今年元旦王玉珍给部分人发了一条短信之后，所有人都联系不上她了。短信说，她把大家的钱都玩砸了，对不起大家，她一定会全力以赴通过其它途径把被人骗走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拿回来还给大家，不够的她再还，直到还清。短信还自称为罪人。武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涉及心红伞厂的经济案件的确比较多，但由于涉及的金额、地域不同，这些案件都是在不同法庭审理，究竟涉及多少案件、总共多少资金他们也没有去统计过。
“好人”黄亚平
就在王玉珍失联之后，去年12月份，武义另一位大老板——卫生用品公司董事长黄亚平被武义警方从外地抓了回来。和黄亚平有业务来往、又是债权人的华铭透露，黄亚平只跑路十几天就被警方带回，涉及民间借贷及银行贷款等共计7亿多元。卫生用品公司创建于1968年，主要生产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等，是浙江省医用敷料定点生产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黄亚平收购过来。黄亚平的跑路让武义人很吃惊。因为在武义人眼里，黄亚平不仅企业做得非常成功，为人也非常低调，坊间称为“好人”。“借钱还不上就不是好人了。”在卫生用品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没有人不说黄亚平不好的，包括那些借钱给他的人，但现在企业不行了，说啥也没用。他告诉记者，目前县政府接管了企业，生产销售都不受影响。只是债务怎么办，目前还没有结论。华铭告诉记者，黄亚平的资产主要有两块，一是卫生用品公司；二是黄亚平和人合伙创办的武义亚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鑫纺织）。目前卫生用品公司还在正常生产，但亚鑫纺织早已关门。
在武义县黄龙工业区，记者找到了亚鑫纺织。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内，最里面的一幢钢结构房子的墙上写着“亚鑫纺织”四个大字，但大门紧闭。华铭告诉记者，早在2010年的时候，黄亚平和别人投资合股创办了亚鑫纺织，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整个生产厂区也就二三十个工人。他说，当时棉纱市场非常火爆，每吨4万多元，而原材料只要每吨1.8万元，每天可以生产8万吨，一天的毛利就是十几万元，所以为了抢时间，公司也是匆忙上马的，厂房都是租用别人的土地盖起的钢结构房子，5年后房子归业主所有。但好景不长，这两年，棉纱一下跌到每吨2—2.5万元，但原材料还是那个价格，尽管还有些利润，但是和以前相比差距太远了。华铭对记者分析，如果是自己的钱，应该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从民间借款，不要说高利贷，就是1分、2分也是吃不消的，没那么高的利润”。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卫生用品公司湖北的供货商，他告诉记者，他和黄亚平做了很多年的生意，非常熟悉，所以尽管黄亚平还欠他有100多万元的货款，但当黄说有困难，希望帮忙借一些钱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筹集了300万元，但没想到他会被警方抓捕。记者在一份2013年1月黄亚平出具的一张100万元的借条上看到，月息高达3分，而3分数字上有明显的改过的痕迹，此前应该是5分。华铭告诉记者，高利贷这种东西是碰不得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黄亚平最后真的是月息4分、5分也要了。
公务员被指牵扯其中
一位债权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去年他们去报案的时候，王玉珍的资产都还没有转移处置，处理起来会简单得多，他们也不会损失那么大。正是因为王玉珍跑路了的消息在武义传开了，众多的债主们纷纷去找借款企业要钱，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挤兑自然让企业吃不消的，最终迫使企业老板跑路。知情人告诉记者，去年还有某链条公司、某酒店、某印刷公司涉及民间借贷而跑路、重整或倒闭。在采访中，很多人对黄亚平被抓甚至表示同情——因为他不跑根本不会出事的：“他的企业做得很好的，是可以挺过去的”。但坊间传言，黄亚平被抓是因为涉及公务员、甚至领导的借款。有传言说，某县领导借给黄亚平1000多万元。黄亚平被抓后承认的借款数据比债权人申报的数据多出六七千万元，有人认为是因为“有的干部不敢去申报。”华铭认为，几百债权人中肯定有公务员，但是不是以家属或者其他名义参与就不好说了。武义县公安局和县外宣办以案件正在侦查当中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华铭告诉记者，县政府召集相关部门以及债权人召开了几次协调会，对于黄亚平的欠债，每次说法不一样。“最开始说是4亿多元，后来又说是5亿多元，最后一次说是7亿多元，涉及债权人六、七百人之多。”而记者在卫生用品公司采访时，一位退休工人很肯定地告诉记者，黄亚平仅民间借款就是七八亿元，这还不包括1亿多元的银行贷款，总共可能超过10亿元。
对于黄亚平欠这么多钱花到哪去了，华铭也表示不解。一方面，黄亚平本人非常低调，经常在街边吃快餐，不喜欢应酬，也不参与赌博；另一方面，他有两家企业——亚鑫纺织土地都是别人的，整个投资不会超过一亿元；卫生用品公司效益一直不错，就算技改，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华铭告诉记者，县里召开的协调会通报黄亚平的债务时，谈到期货亏损2000多万元。他分析，可能大量的债务就是炒期货亏的以及支付高额利息造成的。对于黄亚平的债务问题，目前政府有两个方案，一是对企业进行重整，二是破产。政府方面倾向对卫生用品公司进行重整，想保住这块好牌子。但黄亚平的债务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意见还不明朗。（文中债权人均为化名）
》》》方丈“慌张”：福建一古寺因高利贷崩盘多名“弟子跑路”
据《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7月14日报道，一座寺庙的投资“劫难”，福鼎昭明寺卷入高利贷多名弟子跑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在看守所的8个多月时间里，61岁的杨文德每日面西打坐，诵读佛教《心经》与《金刚经》。有兴致的时候，他还会给监室的同伴们唱唱佛歌。2013年6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家修行的“三宝”弟子（注：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是指佛、法、僧；信仰佛教的出家人和在家修行的人都称为“三宝”弟子）杨文德被福鼎警方立案调查，现已取保候审。向西的远方，是杨文德皈依的师门—福建省福鼎市昭明寺。这座始建于南朝梁大通元年、距今已近1500年的古刹，相传为昭明太子萧统所建，是闽东地区最早的寺庙之一，在当地极具声望。此前，昭明寺先后有多位在家弟子因高利贷崩盘跑路，昭明寺方丈界空大和尚亦牵涉其中。他将1430万元“三宝钱”(注：由香客捐助，专门用于修缮寺庙、寺院日常开支等所有与佛、法、僧“三宝”相关的善款)也存放到了担保公司，因高利贷崩盘，他担心这笔钱会不会也“打水漂”了。
方丈的“慌张”
福鼎市城西约4公里的鳌峰山顶上，千年古刹昭明寺古朴庄严、静谧祥和。6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昭明寺看到，通往寺院的一段山路，路基已近尾声，正在等待铺设路面；一尊长约7米的汉白玉卧佛放置在山路一侧的土坡上，包装佛像的木箱尚未启封；寺门正对面，数年前挖开的观音造像地基仍是一个偌大的深坑……当地佛教界人士称，由于资金等诸多原因，昭明寺近年来上马的工程多数成了“半拉子”。而这样的局面令出家近40年的界空大和尚非常难堪与惶恐。“我现在不是方丈，是‘慌张’！”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昭明寺方丈界空大和尚讪笑道。记者了解到，数年前，为了香客上山便利，昭明寺决定将最后一公里山路拓宽。由于对道路施工缺乏认识，界空大和尚预估180万元即可完成的工程远远超出了预算，仅征地就支出200余万元，导致寺院背上沉重债务。“端午节或是年底，一拨一拨的要账人到寺庙讨债，作为出家人，那种感受你们是无法体会的。”界空大和尚摇头叹息。虽然自称是寺庙的“三不管”方丈—不管钱、人和事，甚至于从不主动去碰钱，“摸过钱的手都要反复用水冲洗”，但界空大和尚还是惹上了钱的麻烦。上述佛教界人士透露，除了修路的欠账，一笔数目逾千万的“三宝钱”的“投资失误”成为界空大和尚最大的难言之隐与心病。
据悉，早在1998年，昭明寺就决定在寺院外建造大型露天观音像，并于当年3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此后，由于报批手续迟迟未获上级通过，昭明寺的观音造像工程便停顿下来，且一拖就是16年。而当年由信众捐助、用于建造观音像的“三宝钱”的保管却成为一个难题。“造像成本在逐年攀升，钱存到银行利率太低，就是为了资金的增值才放到了周问斌的担保公司。也是为了弥补以后造像资金的不足。”界空大和尚如此解释当初“三宝钱”投资的苦衷。事实上，除了每月2.5分的高息，最终促使界空大和尚做出决定的是，借款人周问斌不仅是福鼎市著名企业家、百川药业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还是一名“三宝”弟子，皈依师正是界空大和尚。基于这种师父与弟子的信任，界空大和尚先后数次直接或间接将1430万元“三宝钱”存放到了周问斌的担保公司。直到2011年春节前的一次“失联”，界空大和尚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
“我在广州看中了一尊卧佛，想请回来。对方让先付20万元，我就打电话给周问斌，结果不接。当时我就预感不妙！”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电话，界空大和尚至今难忘，“后来，终于接电话了，周问斌说自己的企业已破产，但‘三宝钱’一定会还上。”大约在2012年底、2013年初，周问斌因高利贷崩盘而出走。这起外界传言规模超过4亿元的民间借贷并未走司法程序，而是由债权人自发组织对其名下资产进行了清算处置。其间，周问斌致电界空大和尚，希望他不要参与清算，怕传出去影响佛门的声誉。福鼎市佛教协会会长、资国寺住持贤志法师表示，国家相关部门与佛教协会并没有对“三宝钱”的使用与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可放到担保公司显然不太妥当，有违佛教精神。但他同时认为，界空大和尚的本意与出发点是好的，外界应该宽容一些。三年里，界空大和尚备受煎熬，许多弟子说他这3年至少苍老了10岁。界空大和尚也向记者坦言，有好几次，他想纵身一跃，从楼上跳下去寻求解脱。
“跑路”的俗家弟子
在界空大和尚宽敞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大德高僧的合影与各类书画作品，一份名为《昭明慈观》的期刊放在案头。这份由福鼎市昭明文化研究会主办、界空大和尚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期刊，先后于2011年9月1日、2013年10月1日出版过两期。翻阅这两期杂志，记者发现，刊登于第二期的昭明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名单与第一期登载的名单有较大调整。第一期中署名为副会长的周问斌、张华以及副秘书长周明升，在第二期中都已被替换。前述佛教界知情人士表示，上述三人均为在家修行的“三宝”弟子，属同门师兄弟， 皈依师都是界空大和尚。其中，周明升还是界空大和尚的外甥。在多数知情人看来，理事会名单的调整属无奈之举。2011年起，周问斌等三人均深陷高利贷而跑路，在福鼎这并不是秘密。早前，周问斌等三人均系福鼎市知名企业人士。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