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大臣总在皇帝面前说实话弄的皇上很没面子有一次皇上要杀他最后皇后劝他说这个大臣就是你的镜子典_百度知道
唐朝有个大臣总在皇帝面前说实话弄的皇上很没面子有一次皇上要杀他最后皇后劝他说这个大臣就是你的镜子典
这个典故叫什么名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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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兴替，郑重下跪恭贺李世民得到贤臣，做些对社稷江山不利的事。于是长孙皇后换上朝服（工作服），回宫后发火说早晚要杀了他：以铜为镜，不能图一时之快；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大臣是魏征，李世民醒悟！ 典故叫，可以知得失，不是卖弄，是劝阻李世民不要干傻事（享乐的事）。又一次太宗急了，赏赐了魏征。还说；以人为镜。魏征就是我的镜子呀：以人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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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故事啊！你想问什么？
这个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皇后长孙氏，大臣：魏征。
这个大臣是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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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601年－636年7月28日），中国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去世后谥号为“文德皇后”。
长孙皇后作为李世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居功甚伟。她利用自己对李世民的影响力，多次为朝臣、宫人化解危机，平息李世民的怒火。她因病去世以后，晋阳公主曾短暂扮演了这一角色，但随着晋阳公主的很快夭折，朝中宫中很难有人再对李世民有足够的影响以调解周旋他和臣子的关系，以至于有侯君集等人的悲剧出现。
长孙皇后曾著书《女则》共十篇，已佚。今存诗一首。她死后与唐太宗合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在位期间，积极履行皇后职务，曾两次行先蚕礼。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的陵墓，位于咸阳市礼泉县九嵕山，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昭陵开始营建于贞观十年（636年），是为埋葬临终前要求因山而葬，不起坟墓的长孙皇后而开凿。陵墓依山而建，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依山为陵的先例。
李世民即位后，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
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
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长孙皇后：被自己的蓝图内耗至死
她被称为千古第一贤后，生前是丈夫敬重的良佐，妃嫔臣子们爱戴的皇后，死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经典—史官眼里的楷模、士大夫心目中的无限憧憬、男人们眼里的理想妻子、女人们仰视的学习榜样，生荣死哀，道不尽的，是她的好。
如果说，出身世代贵族、饱读诗书、博识知礼、遵循儒教只是长孙皇后长袖善舞的预备，那么从公元614年她嫁入李家那刻开始，一个真正的长孙时代就悄悄来临。从表面上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媳妇，但谁都不知道，在这个沉默端庄、温柔守礼的小妇人内心，蕴藏着的是丝毫不亚于她丈夫的可怕魅力，不是注意不到，而是没机会注意—李世民实在太忙了。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温柔端庄的女子，在未来患难与共的岁月里，将不仅是一个女人，一种门第，一个名分—她侵入了他孤独而狂妄的世界，成为了他生命里致命的支撑。
玄武门背后的身影
无论是善待妃嫔、以德服人、制定规则、抑退外戚，还是识人卓越之才，都说明了她那刻骨的清醒和理性。如果到此为止，她也就只是历史上一般的贤妃而非长孙皇后。
玄武门之变，版本很多，不管哪个版本，新旧唐书都记载了其间她所起的作用，“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更为夸张的是：“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以存内助。”
这位平时行动必遵循礼法的贤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她如果真的“贤”，信仰那些君臣规则，按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法，这位贤妻会劝诫当时的秦王不要这么做；她如果真的“好”，按照她平时“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的孝顺，按照平日她对姐妹们“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的仁慈，这位好儿媳、好姐姐、好主子怎么会去劝勉自己丈夫做如此凶恶残忍之事？事后还建议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孙戮杀殆尽？如果她真的是遵守秩序，仅仅清醒理性以图自保，怎么会“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能“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有人推测，那是她对秦王万般深情，秦王也于千万凶险里同生共死，仿佛情深意重无若此夫妻。这是低估了李世民，更加低估了我们的长孙皇后。
长孙死的时候，李世民是这么哭的：“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一个男人居然用“良佐”这样的政治术语评价自己的老婆？
李世民病重，长孙带着毒药，宣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为什么她申明自己不会学吕后？她怕李世民想什么？
每次议论政事，“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这个男人英雄盖世，也算贤明君主，为什么要向一个妇人征求国家大事的建议？
只能说明一点，多年以来，他们就是政治伙伴，而整个玄武门之变，长孙决非勉励将士那么简单，整场阴谋政变的前后，都闪动着她的身影。
致命的补充
男人都是比较粗心的，或者叫做晚熟，在李世民这位少年英雄玩玩具一样跟各种奇情女子激情演绎的时候，她已经妥妥当当地打点好了他的后院；而当李世民盯着宫殿里的龙椅拿不下眼来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这个男人的致命补充。
平洛阳，李渊让自己的妃子们搜集战利品，结果李世民一概不给，只分封给有功之将领，于是“妃媛曹怨之”。
李世民给淮安王神通一块田地，结果张婕妤的父亲想要，李渊下了诏，而神通已经得到了这块地，不肯给，于是张婕妤在李渊面前又告了一状。
李世民的属下杜如晦骑着马过尹妃父亲的家门口，发生冲突，被其父领着家童打了一顿，还折伤了一根指头，然后恶人先告状，尹妃在李渊面前告发秦王下属欺负自己爹地。于是“帝不察，大怒”。
其实战争胜利让妃子们去搜一些战利品，也是人之常情，跟张婕妤与尹妃冲突，也是让一步就过去的事情，李世民却偏偏护着自己的将领属下，一点也不肯退让。甚至大宴的时候，守着各位宫妃，他却因怀念自己母亲哭了起来，更是大大得罪了后宫的各位贵人—一切的一切只说明一点：李世民缺少足够成熟的政治头脑。
他的脑袋恐怕还停留在一流军事家的纵横四海、兄弟情谊、赏罚分明，却在政治思维里缺失了柔韧那根弦。另外，他不了解女人，这位英雄其实情商不及格，而她却恰好弥补了他的缺陷。
玄武门政变，无论怎样的说法，玄武门的守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带着人进玄武门，要守军将领开门；跟太子东宫与齐王府兵战斗，是以守军士兵为主力的。可是，这名将领是谁？
这个人叫做常何—有人考证，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与中郎将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两位主将已双双战死。
这下我们可以清楚了：常何虽然向着李世民，但是政变之前并不知情，因而玄武门兵将匆忙之间损失惨重—而他“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那么，是谁告诉李世民，常何正在那天值班？
兵变之时，东宫与齐王府兵并不好惹，正打得难舍难分之际，尉迟敬德拿着建成、元吉的人头与李渊的诏书赶来，才逼退了敌军—当时李渊还在海池泛舟，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威吓着让李渊下了手敕。
那么，是谁告诉李世民，当时李渊身处的具体地点与情况？
某种程度上，她更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就在李世民以军人的清高蔑视那群莺莺燕燕时，长孙却通过孝顺高祖、恭顺各位宫妃，为李世民未来的政变埋下致命的伏笔。
宠妃张婕妤、尹妃们都让情商过低的丈夫得罪光了，可是要了解皇宫之内的情势，要掌握皇帝的动态，要知道宫门将领的值班表，并不一定非要巴结这些显贵，在历史的转折处，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想象不到的小人物—以长孙对人性的观察入微，以她收服人心的手腕，可以想象，在李渊的皇宫里，埋下了多少长孙的眼线。
她真的做到了“以存内助”，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相处多年的丈夫—从前也只看到她的贤德，她的内务才干，政治斗争毕竟是男人们的事情，他跟她很少说起，她似乎也很少过问，可是真正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她站出来，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与路线。
李世民突然对这个小妇人仰视了一下，他没想到，女人，也可以这么强。
嫡长子继承制，是李世民的一只拦路虎。
李世民跟它斗争了一辈子，而它狠狠地扎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每个午夜梦回的时刻，拷打着他的良心、质问着他的灵魂—那就是规则，也叫做正统。
他与那个皇位之间并不通顺，他是嫡子，但不是长子，即使再怎样贤德，“有立长不立贤”在那里摆着，那才是规则，才是正统。父亲因为这个忽略他的盖世军功而坚决挺哥哥，哥哥因为这个可以跟他理直气壮地斗法，就是因为哥哥继位，大家都觉得对，而他继位，大家都觉得别扭—那是每个人心里的价值天平，他很难过得去。
即使在危急时刻—李元吉出征，要带走他手下的几名谋臣良将，削弱他的势力，众人都劝他立刻行动的时候，他都是犹豫的—新旧唐书在这里并非美化，他的迟疑不决是真的，横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有政治人物剩余不多的亲情，还有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非常可怕的力量—正统意识。
他害怕天下人的口，后代史书的笔。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站了出来。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当时她对他说了什么，但是我们想象当她把那后宫情状告诉李世民时，她应该对李世民说了什么，而无论说了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鼓励—这个平日里的大贤人鼓励自己的男人去杀兄逆父。
她处处守礼、高度理性以求贤名，但是她的理性却不是维护理想、遵守规则的道德理性，而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简而言之，她的所有理性，都是建立在为某种功利服务的基础上的，理性不是目的，不是理想，不是用来遵守规则，而只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无为无不为……
所以，她能鼓励李世民克服心理障碍，嫡长子继承制只是一种规则而已，真正强大的是制造秩序、操纵规则而非遵守秩序、服从规则的人。
所以，李世民在那么紧急的时刻带上了一个女人。要知道，她不用做别的，仅仅站在那里，就可以给他破坏一切、杀人放火的勇气，因为，他们都属于制造秩序的人；因为，他们同样强大；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梦想；因为，他们要一起开创一个时代—秩序重建的大唐盛世。
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秩序—属于她，长孙的新秩序。
这才是长孙皇后，这才是她的强大，不仅仅限于所谓贤妻，不仅仅征服了所谓妾侍，甚至不仅仅做到齐家，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平天下。她其实比那个帮公爹改朝换代的英雄老公更有能力，因为她比他更清醒、更坚定、更具智慧。
从此，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玄武门，成了唐朝的转折点，李世民的转折点，她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们之间的转折点，李世民此时终于真正明白了她的强大，正史上大部分的贤德记录都是从长孙皇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她几乎籍籍无名。
而在这未来的日子里，她继续活了十年，而李世民却多活了13年，他们都同样建造了属于自己的蓝图，李世民实现了他的贞观盛世，而她却短暂地在36岁时寂然而逝—她比他更强大，却比他更早卒，这是因为，她所勾画的，太过沉重，她被内耗了。
蓝图的内耗
长孙建立了一个近似完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她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标准好：好妻子、好儿媳、好皇后、好主子，这就回到了她生活的原点—她所构造的世界，正是儒家理想里的模范标准，她终身都在利用和操纵着这些规则，到头来最后建立的，却又是这些规则的理想标本。
这就是她的江山，她的蓝图，她的理想秩序。她做到了，尽力。但是却内耗了。短短十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表面上，她是被哮喘病夺去了生命，实际是她自己把自己耗死的—她太累了。
她这幅完美蓝图的实现，是以重度压抑自我天性为代价的—她对这个男人情深意重，要同生共死，爱情是自私的，独占性的，但是她却要为他找如花美女；她临死前不肯为了自己的疾病违反国家的礼法，却为了所谓以德报怨违背法令，跪求皇帝饶恕她异母兄弟的罪；她口口声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自己死到临头却仍然劝谏人臣的任免……
更为致命的是，她要建立的，是儒家最理想的标本，但是她是以最违反儒家礼法的方式达到的—玄武门，是太宗挥之不去的噩梦，对于她呢？
她跟李世民说“义不独生”，什么意思？那是说，你如果自我谴责到自杀的地步，我们就一起下地狱！所有的罪孽，都由我来承担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成圣了，同时，也消逝了。
她的自我价值实现了，她的蓝图成就了，但是那些实现蓝图中和蓝图里，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合的矛盾，太重了，重得压死了她，因为，一切的一切，是以压抑天性为起点的—那是文化与制度上的内在顽疾，个人的力量，绝对承担不起……
她死以后，李世民的世界轰然倒塌。他突然明白了，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良佐、贤妻、皇后，还是他的生命支撑。从此，他再也没有真正立过后。
想象当李世民站在台观上，远望她的昭陵，前尘往事一起涌来，从她死的那刻起，他才真正地成熟，当他明白了自己的爱的时候，她却消逝了……
而这样一个女人，究竟，真爱过什么？
长孙皇后为何死后让唐太宗痛哭？
她是众多的后宫故事中的一个奇迹。贞观之治，盛极一时，除了唐太宗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她成就了唐太宗。自古以来后宫都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但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的后宫，却一直是风平浪静，井井有条。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为什么铁骨铮铮的唐太宗在她死后失声痛哭？她究竟有着怎样的聪慧？她作为大唐皇后到底对贞观之治有着怎样的影响？
贞观时期，唐太宗治理天下，长孙皇后掌管内廷，那也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长孙皇后自始至终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唐太宗，是太宗的贤内助和方面军。在唐代的皇后中，长孙皇后绝不是最有权力的，但却是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长孙皇后贤淑、优雅、智慧、大度，用现代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知性女人。
知性女人 皇后楷模
自古以来后宫都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但是在贞观时期，后宫在长孙皇后管理之下，一直是风平浪静，井井有条。这是因为长孙皇后掌控有力。那是一种柔性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是长孙氏的力量，也是长孙氏的智慧。
长孙氏勤奋读书，一年四季保持不变。读书使她增强智慧，积累知识，增广见闻。她生活俭朴，需求不多，树立了一个俭朴的榜样。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有一次太子的奶娘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皇后就不高兴，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我们都知道后宫关系复杂，但是她处理得很好，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像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半点嫉妒心，树立了当时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即下面的人都感怀她的仁德。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的不同凡响，但是更卓越的是她的自我定位。
长孙皇后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都是配角的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贞观之治是中国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不仅皇帝理智大度，皇后也如此，大臣们也如此。大家围绕皇帝工作，千方百计不让皇帝犯错误，所以李世民成就了中国皇帝的最高业绩，所以贞观时代就拥有了理性行政的美名。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皇后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凸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对于大赦呢？她坚决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
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纳谏的唐太宗和理性的皇后，真是一对难得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如此接近，难怪会为后世称道。长孙作为皇后，她思考的问题仅限于后宫吗？不，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是唐太宗的高参。
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得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矣。”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皇后真的没有意见吗？是在扭捏作态吗？都不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皇后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
其次，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皇后一改以往的习惯，不是回避而是坚持。这当然是因为她是长孙家族最有权势的人，她也自认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记录。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条，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被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
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
皇后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廷吗？
李世民当然不会让他拖累朝廷，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于是，长孙安业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了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虽然是从朝廷名声出发进行论证，但毕竟保全了安业的性命。皇后这样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长孙皇后拥有一种坚毅的理性，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保护安业问题上如此，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功劳很大。李世民当然最信任他。李世民掌权开始，长孙无忌就担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尚书仆射，就是贞观时期的宰相。但是，皇后就是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李世民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了右仆射。但是，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无忌自觉退出。无忌当然想掌权，但是敌不过皇后的坚持，只好申请退出，皇上也就同意了。皇后听后很满意。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徵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拂袖而去。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就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
史书上没有记录李世民的反应，想来一定是喜上眉梢。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
皇后不仅能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这种方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也向来如此。长乐公主要出嫁了，因为是皇后的亲生女儿出嫁，皇帝特别嘱咐要多准备嫁妆。结果朝廷准备的嫁妆十分丰盛，甚至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出来发言了，说这样于礼不合，于情未安。李世民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只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不知道理由，现在终于知道了，魏徵是能够“以义制主之情”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徵真是社稷之臣啊。然后皇后命令赏赐魏徵。
我们看到，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进行分析，得出“以义制主之情”的结论。其实，唐太宗也说过类似的话：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毋庸置疑，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徵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这个爱护不是护短，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更不是为皇帝的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
长孙皇后和皇帝情真意笃，贞观十年(636)，长孙氏三十六岁的时候去世。皇后临死之际，对皇帝说了一番话，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一是相信房玄龄，二是不要重用外戚，三是要求薄葬。除了第三个问题以外，前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唐太宗的最终名声，也关系后来的政局。
皇后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后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对于房玄龄的信任，唐太宗最后可以说是做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去世，这之前，太宗保证了房玄龄没有出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想扳倒房玄龄，都被太宗挡住了。保住了房玄龄，就是保住了唐太宗的英名，保住了贞观之治的名声。没有皇后临终前的嘱托，唐太宗是否能做到，真的不敢说。
另外一个遗嘱，唐太宗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在他的时代会出现外戚干政？对于长孙无忌，他既了解又信任。不过，太宗至死也没有忘记皇后的遗嘱。他依然重用长孙无忌，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至于最后长孙家族在高宗时的覆灭，责任不在长孙皇后，也不在唐太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孙皇后最担心的后果，后来还是可怕地出现了。
皇后怎么能够洞察到后来的局面呢？
这个世界上，长孙皇后最熟知两个人，一个是哥哥长孙无忌，一个是夫君李世民。只有妹妹才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长孙无忌如何渴望翻身，如何渴望获得权力，扬眉吐气。他的这些渴望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程度。而在现今的政治旋涡中，特别是在李世民的高度信任的前提下，长孙无忌的这些渴望真的可能实现。这在皇后看来是可怕的，渴望已久的权力一旦获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贪婪，一切恶果都可能发生。于是，皇后才在临死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长孙皇后真是用心良苦。后来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能说什么呢？皇后已经尽心了。悲剧属于长孙无忌，绝不属于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后崩于立政殿。宫中女官把皇后编撰的《女则》一书呈给唐太宗，说：皇后生前把历代妇人参政得失的历史编成此书，自觉文字尚不精练，不敢呈献，不想皇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完就……太宗打开书卷，不禁失声痛哭。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内心悲伤，放声痛哭。
想一想整日高深莫测的皇帝；想一想唐太宗这个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的马上英雄；想一想玄武门下，唐太宗一箭封喉，让他哥哥眨眼间死于马下……总之，如今唐太宗失声痛哭的样子，让人感到落差太大。不过，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皇后的去世，确实让唐太宗感到悲伤，心中空空如也，忽然之间丧失了依靠。史书记载，唐太宗说：以后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她的规谏了。
皇后六月去世，十一月埋葬于昭陵。太宗经常想念皇后，不能自已，于是在宫苑之内修建一个多层塔楼，为的是便于自己经常登临，瞭望昭陵。有一次，太宗引领魏徵同登塔楼，让魏徵看昭陵。魏徵说：在哪里啊，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啊。太宗就用手指示：那不就是昭陵吗？啊？魏徵故意打马虎眼说，啊，是昭陵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献陵呢，要是看昭陵，我早就看到了。魏徵这话，含意很隐晦。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皇后先死，所以先葬，后来太宗死后与皇后合葬于昭陵。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他在贞观九年去世，埋葬于献陵。魏徵的意思是：作为儿子，你不想念父亲，单单想念妻子，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不是一个好榜样啊。毕竟，我们是以孝治天下啊。魏徵的意思，唐太宗何尝不懂？但是他太想念皇后了。在魏徵面前，太宗大概也用不着掩饰，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这次痛哭之后，太宗下令拆毁这座塔楼。那座思念之楼虽然拆了，但在太宗的心中，思念之楼永远高耸。
武媚娘传奇文德皇后有几个孩子 文德皇后是怎么死
长孙皇后一共有七个孩子，其中三个男的，最大的就是太子李承乾，二子魏王李泰，最小的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
武媚娘传奇文德皇后有几个孩子 文德皇后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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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文德皇后是因病去世的，剧中虽然没有详细交代，但剧中的文德皇后也是因病去世，因文德皇后13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并且文德皇后处处为李世明着想，因此备受李世明宠爱。
九年（635年）皇太子李承乾纳妃苏氏，然而喜悦之后却连接着悲伤，此后接踵而来的生身母亲赵国太夫人的薨逝以及太上皇李渊的驾崩，给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这对夫妻又一次沉重打击。双重丧期的哀痛，诱发了长孙皇后早年罹患并时常发作的气疾，次年，病势加重，药石皆不见效。
早年，太宗驾幸太原，长孙皇后生病，他曾亲自到石壁寺礼谒禅师，并解众宝名珍，为妻子供养启愿。于是太宗决定再次求助于佛家。十年四月，李世民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392座为皇后祈福，着名的善寂寺，修定寺便在此列。虽然太宗期待佛家的福祉能够又一次给妻子带来好运，但是，幸运没有再次眷顾。
十年六月（636年），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三十六岁。太宗悲伤不已，遵从皇后遗愿，营山为陵，是为昭陵。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韦贵妃为什么没资格在长孙皇后死后掌管后宫
韦贵妃，根据其出土墓志铭的记载，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并不是首嫁，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属，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史书不可能不记载，陈后主的张贵妃执掌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贵妃孙氏……佐皇后以理，内治宫壼肃雍，上下咸无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按照唐制，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她的母亲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韦贵妃的母亲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为母亲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韦贵妃之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徐州都督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而已。
而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比起其他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待遇也是比较差的。
韦贵妃的长女李氏是她与前夫李珉的女儿，至于韦贵妃的三个儿女，其中长女李氏是韦贵妃与前夫李珉的女儿，与母亲一起籍没进宫，但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为继女，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如果真的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贵妃的次女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的第十二女。
临川公主的人生完全可以说是慢半拍，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多则三百户，少则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避暑九成宫，身在长安的临川曾上表请安，唐太宗看了后颇为赞赏，并为其取字“孟姜”，还“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十五年。“寻”是不久的意思，但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五年，整整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唐太宗对这个女儿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又为何会事隔十几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要给她一个封号？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十八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十五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十五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五日受到册封的，十四日便匆匆出嫁了；比如十八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十七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十七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十六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贵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同样是庶出，而且生母身份更加卑微，但这些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
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在《旧唐书》中鲜有提及，《新唐书》中也不过寥寥数语，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虽然他的儿子周道务是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在皇宫中长大，但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是因为“功臣子”的身份，而不是因为周孝范个人的原因。再加上贞观年间比周孝范功劳更大的功臣大有人在，所以可知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中，不过是各位功臣之子都有的待遇罢了。
同时，周孝范的墓志上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好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二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墓志上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这些经营逢迎之道。
韦贵妃的独子纪王李慎可以说是唐太宗诸子中比较有才干的一个，而且与某些空有溢美之词的皇子不同，李慎的才干可是有实打实的史料做证明的。因为在襄州刺史的任上干出了一番政绩，当地的百姓都为这位父母官立碑纪念。
然而李慎虽有才华，却并不得唐太宗的偏爱。李慎好不容易才在襄州干出了如此出色的政绩，但直到唐太宗驾崩，也没能得到父亲只言片语的表扬，直到唐高宗登基后，这才下诏赞扬了他。
所以韦氏纵然身为贵妃，但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能算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究竟得宠与否，从她本人以及三个子女所得到的待遇便可见一斑了。
在长孙无垢（李世民发妻）死后，李世民一度还想立元吉老婆杨氏为皇后，不过马上被魏征阻止。另外韦妃的堂妹也同为李世民后宫的女人——韦昭容（从这一点看，入洛阳后娶韦妃的政治意味很是浓重，毕竟韦氏是隋代名门）。结合韦妃和杨氏这两件事来看，李唐时期的婚姻观念确实要比后世更开明
她和李世民的感情如何？
从生卒年来看，韦贵妃比李世民要大两岁，就连身体素质也都比李世民要好（李世民才活了五十岁，而韦贵妃活了69岁）
在李世民夺位当皇帝之前，韦妃生了一个女儿，时间是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在东都洛阳城破后的三年。这时候韦妃27岁，李世民25岁，两年后他就夺位当了太子，禅位当天子。这个女儿在17岁时，才被加封为临川公主（贞观15年，公元641年），下降周道务。太宗死后的高宗李治初年，李治加封她为长公主（比李治大4岁）。
再往后来，她给李世民生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儿子——纪王李慎，是李世民的第10个儿子，在他之前是高宗李治，所以我估计着也就是小一两年最多。此君聪明好学，却是个老实人。武mm即位后，对李氏宗族大开杀戒，老八越王李贞劝他一起反武mm，他硬是不愿意，但也没告发老八。不过即使这样，后来武mm还是把他给灭了。
这时候太宗14子已经所剩不多：
太宗死后，韦贵妃被李治按传统礼法，封为纪国太妃，随儿子纪王李慎迁居藩地。唐高宗麟德年间，韦贵妃和燕太妃陪同高宗往泰山封禅。不幸于麟德二年（公元665）九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随高宗登泰山封禅的途中，卒于洛阳，这也是他遇到李世民的地方。享年69岁，次年十二月陪葬昭陵，她的陪葬墓是昭陵诸多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由此足可见其在后宫、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韦贵妃的墓志是初唐文学家令狐棻给写的，写完后这家伙同年也挂了，活了84岁。在墓碑中，只字未提韦妃嫁李珉一事，只说她“以良家入选”。而对韦妃的品性是这样说的：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絺紘，肃事言容。……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反正墓碑上就是写了一大堆的马屁话。但韦妃的贤能肯定是跑不了的事：在长孙皇后死后的13年里，韦妃虽然没有真正册立为皇后，但是由于贵妃在众妃中地位最尊，她完全是代行皇后之责。可以想象——这个身高190、身体健康、好运动的女人在后宫管着皇帝的家事是何等威严情形……虽说立她为贵妃有可能是看重她“威风能镇住其它女人”这一点，但如果对她没有浓厚的感情的话，小李同学怎么也不可能太违着自己的意愿吧……再往深一点想象——李世民的老娘在李渊即位前就死掉了，太宗对这位比自己年长、身材“伟岸”的女性有那么点恋母情结。最新发布的日志散文网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