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第一家族出了200多官员
常州庄氏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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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占据半个城市、横跨历史400余年的庞大城市宗族，长期默默无闻于历史的&忽视&，却因为近期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才得以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州庄氏家族，这个被称为中国科举第一家族
庄存与故居是喧闹都市中的传统建筑毗陵庄氏族谱庄存与画像一个曾经占据半个城市、横跨历史400余年的庞大城市宗族，长期默默无闻于历史的&忽视&，却因为近期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才得以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州庄氏家族，这个被称为中国科举第一家族的家族，在常州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化景观，还有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老外&书中出现常州望族近日，上海一家媒体刊发的一篇书评引发了学界关注。这篇书评题为《常州历史上空前绝会的时期：评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作者郑子宁。艾尔曼先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常州清代庄氏家族为依托，他撰写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以下简称《经学》）等多部著作，在海内外学术圈影响至广。他的处女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获得了汉学界至高荣誉&费正清奖&，被《亚洲研究学刊》评价为：&中国的思想交流活动从来没有像这本著作被探究得如此详尽明晰。&艾尔曼对常州产生兴趣，源于对经学的研究。他从康梁变法开始，追寻其维新变法的思想源头，于是找到了魏源和龚自珍，又找到魏、龚的老师刘逢禄、宋翔凤，最终找到了刘、宋的长辈、清代大学者庄存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舟介绍，庄氏家族为学界所关注的是庄存与开创的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而常州学派与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有着思想史上的渊源。龚自珍和魏源是常州学派的传承和弘扬者。再往后，康梁维新变法，康梁二人的思想就是将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与西方民主思想等相结合，以此为理论纲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运动。可以说，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是维新变法思想运动的引子。叶舟介绍，此前对常州学派的研究，基本上都限于文化学术，很多时候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艾尔曼的《经学》，是运用社会史的方法，从城市宗族入手，将庄氏宗族与常州学派联系在一起，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曾有学界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艾尔曼的发现与大声疾呼，庄氏家族的荣耀将长久被封存在历史的桎梏中。人们论及常州学派，只会自觉地引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评价，&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却无暇思量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庄氏家族曾占据常州半个城毗陵庄氏是明清时期常州地区知名的文化家族，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多数江南大家出自（至少是自称）本地或北来士族高门不同，毗陵庄氏本是普通百姓，从安徽流寓金坛，随后入常州经商。经过数百年发展，毗陵庄氏通过巧妙的通婚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完成向上的阶层流动，成功跻身江南顶级书香世家。毗陵庄氏明清时期共中举79人，中进士35人，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其匹，更有兄弟鼎甲、兄弟会魁、兄弟三进士、兄弟二进士、三代八进士、七世十九进士、同榜三进士等诸多盛事。甚至直到当代，毗陵庄氏仍然家风不坠，如庄逢甘、庄逢辰、庄逢源三兄弟并为院士。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在常州还留下多少遗存？记者进行了探访。常州当地知名文史专家季全保介绍，庄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的常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庄氏家族的房子，从城西到城东，几乎占据了常州半个。单单祠堂，就有20多个之多。以庄存与故居为例，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由庄氏后人扩建。乾隆十九年（1754年），庄存与弟弟庄培因考中状元，遂成&状元第&，原有仪门、旧有水码头、照壁及宝砚堂、启裕堂等房屋百间之多。毗陵庄氏家族，以从金坛迁入常州的庄秀九为一世始祖。叶舟介绍，纵观庄氏家族，以中进士而发达，比如第四代中了进士，后到第八代有庄起元、庄廷臣同祖兄弟双双考中进士，分别搬到常州城内西门织机坊和东门太平仓，人称&西庄&和&东庄&。此后庄氏在科举中取得成功，基本都是这两个分支。而其他在科举上没有成绩的，基本上就湮没无闻。今年63岁的庄锡连是庄氏后人，他曾在常州市文广新局、文化馆任职，现已退休。庄锡连说，小时候生活过的庞大家族房屋、大量牌匾、先人画像等让他至今记忆深刻。记者探访发现，如今庄氏家族房屋遗存，一处位于常州市中心的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庄存与故居。故居位于医院西南一处角落，掩映在周边高楼大厦之中，要不是经人指引，别人很难找到。庄存与故居是典型的江南院落，有着两进两间大院，目前已经修葺一新。另外一处庄氏家族房屋则是位于市区杨柳巷和早科坊之间被称为&西庄&的&民元里1号&。经过修葺的&民元里1号&也是一座大型院落。进门处则是&庄氏塾馆&。记者看到，现存的&西庄&院落里面，有修葺好的济美堂、传胪第（维祺堂）。这些修葺后的古建，有的在里面开设有书店等，成为文化产业的运营场所。一个家族塑造了当地的文化景观和生态庄锡连告诉记者，从家谱上来看，他属于&传胪第&这个分支的后人。&庄氏家族，学问成就、学以致用的精神、做人的家风，让我们后人印象深刻。&庄锡连说，他兄弟姐妹里面有4个人从事教育工作，他的母亲也是民国时期的教师，这与家族的渊源有很大关系。据他了解，庄氏后人，从事教育的人也很多。&用常州话讲，庄家人很多在当地是&大先生&。&季全保说，小时候除了父母教育孩子读书要向庄家学习，平时邻里间遇到纠纷，总是找庄家的&大先生&来调解，而大先生的调解结果双方都很服气。季全保介绍，庄氏族人在家乡先后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有常州私立中学、正衡中学、芳晖女中、粹化女学、冠英小学堂、幼幼女学、涤氛蒙养院等学校，为常州早期新式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在外地，许多在官的庄氏子弟重教兴学，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人才，赢得极好的口碑。比如现在常州当地著名的觅渡桥小学，其前身就是庄家创办的冠英小学堂。庄氏家族与常州当地其他家族很多都是姻亲。在毗陵庄氏族谱上，姻亲栏目里列出的名人有一长串：唐荆川、洪亮吉、恽南田、盛宣怀、吕思勉、赵翼、瞿秋白&&&可以说，庄氏家族塑造了常州的文化景观和生态。&季全保说，常州号称千载读书地，明清庄氏家族为这个称号奠定了基础。庄锡连告诉记者，由他的族人庄小虎发起、历时6年的毗陵庄氏族谱，于2008年编撰而成。担任该部族谱顾问的季全保告诉记者，这部族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家谱，还为研究庄氏家族提供了很多不可多得的资料。中国科举第一家族，基本无贪官《经学》的作者艾尔曼先生，亲自为这部族谱作序。在序言中，艾尔曼这样写道：明清时期，富饶的江南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主要的粮仓，那里的文人学者成为日后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艺术、文字和学术变革的主要发动者。宗族组织在长江三角洲引人瞩目的学术、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常州庄氏家族的崛起便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叶舟告诉记者，艾尔曼在书中分析，庄存与是因为与和珅的政治斗争而最终转向学术。&在我看来，庄氏家族从庄存与开始逐渐从政治方面的追求转向学术，并发展出常州学派，政治斗争是一方面原因，应该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因素。&叶舟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里面也体现出庄氏家族的一大特点，即他们家族通过科举考取进士数量之多，称之为&中国科举第一家族&毫不为过。叶舟认为，庄氏家族另外一个特点是，明清时期庄氏出了200多位中上级官员，但是基本上无贪官，这也很少见。这与庄氏重视家风、家学渊源分不开。叶舟说，常州周边市镇并不发达，因此庄氏家族中进士开始发达后，就迁居到常州城内，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宗族&。叶舟说，庄氏家族的核心是&读书&，同时他们又是与时俱进的。在科举时代，读书是为入仕、做官，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科举的取消和时代社会的变迁发展，读书后的选择更多。特别是从民国开始，庄氏后人迁居上海、北京乃至海外都很多，取得更大的发展。叶舟告诉记者，对常州学派的研究，近来在学界也有&变热&的趋势。63岁的庄氏后人庄锡连说，小时候生活过的庞大家族房屋、大量牌匾、先人画像等让他至今记忆深刻。毗陵庄氏明清时期共中举79人，中进士35人，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其匹专家说，庄氏家族的核心是&读书&，明清时期的庄氏出了200多位中上级官员，但基本上无贪官。
[责任编辑：胥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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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官员家族”是怎样炼成的？
“房媳”张彦1月底已被运城市纪委停止工作接受调查。张彦生活在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庞大的“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有运城当地人说。（6月24日《新京报》）
兄弟、姐妹、儿女、儿媳、女婿、侄女、外甥等，一人不落地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这么个庞大的“官员家族”，不说是让普通老百姓们仰止，别的些“官员家族”恐怕也自叹弗如。
&&&&诚然，在中国古来就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但这孙家却兄弟、姐妹、儿女、儿媳、女婿、侄女、外甥齐上阵，甚至“亲戚的亲戚”都成了当地官员、公务员，难道是这个孙家大家族有当官、当公务员的基因？自然不是。比如，原运城市原夏县公安局长孙宏军（“房媳”的老公），当初成为正式警察，即是其父孙太平违规运作而来。
&&&&这个庞大的“官员家族”形成，首先是有一个核心人物——官至运城市财政局局长的孙太平。正是有了这个核心人物，才有了这个孙家之后的发达。而现实中，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或横加干涉、或暗箱操作，或上下串通，把自己家人、亲戚通过各种关系在党政部门中谋位谋利。不难看出，这个庞大“官员家族”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版本。
&&&&一个庞大“官员家族”能够形成，虽然有孙太平个人公权滥用、权力腐败等在作祟，也与监管不力，甚至为“官员家族”开绿灯不无关系。试想，如果在实际运行中，人事监管与制度执行是严格的，就算孙太平想利用手中公权力把“七姑八姨”弄进政府，又如何能顺利实现？只有部门监管无为无力，公众又监管不到，制度规定形同虚设，才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庞大“官员家族”才会形成。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有的领导干部甚至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了全家”的观念为官。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残余，对社会危害巨大。要防止这种现象，就必须健全制度规定，扩大民主参与，还权于民，使官员的任前、任中实现全过程群众监督，绝不能搞个别人说了算。只有清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土壤，“官员家族”才能有效遏制。
发6月25日三秦都市报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十年砍柴 ： 一个家族的聚会 _ 腾讯 ? 大家
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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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聚会
尹仲容（中）
3月10日，我有幸应邀参加湖南邵阳太平洞霞尹仲容家族（今属邵东县流光岭）在北京的亲人聚会，坐在数位满头银发的老兄弟姐妹之间，听他们讲悠远的往事，感慨良多。尹氏家族像一棵大树，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了由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带来的风雨，依然根深叶茂，全赖文脉不断。
作为一个同乡晚辈，获得邀请参加聚会，缘起于我发表在《文史参考》上的一篇文章《被故乡遗忘的名人》，文中介绍了被称为“台湾工业化之父”、在国际经济界享有大名的尹仲容。他在故乡邵阳却鲜为人知，我曾碰到一位邵东流光岭长大的尹姓女研究生，互道乡谊后，我问她是否知道知道尹仲容，她茫然地摇头。
尹仲容先生的侄孙女尹文女士看到这篇文章后，致电《文史参考》编辑部，然后和我联系上了。春节后，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家族在京亲人的聚会，我当然欣然从命。
聚会在新街口外的同春园，三代二十余人摆了两桌，第二代、第三代坐一桌，我被拉到第一代所坐的那一桌，坐在尹仲容的女儿尹仪芝旁边。这一桌除我而外，年最长的89岁，最年轻的也78岁了。
尹仲容的祖父尹锡纶是光绪二年（1876）的进士，分发户部陕西司任主事，后署理过广西镇安府知府，致仕回乡后主持过府学。这应当是尹氏家族发达之始。尹仲容的父亲尹光勋，民国初年历任过江西数县的县长，生子三，分别是北洋大学、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科毕业生，长子名尹伯平，次子名尹仲容。
尹仪芝在1948年夏天18岁时，由上海中西女中报送到燕京大学，当时华北已是炮声喧天，父母及祖母坚决反对她北上求学，但她十分向往燕大，长辈只得尊重她的意愿。此一别，便是和父亲的永别。1949年春天，北平易手，她也积极要求进步，和一些燕大同学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队，其中有日后蜚声中外的法学家江平先生。江平在回忆录《岁月与枯荣》中提及尹仪芝多才多艺，什么乐器都能玩，而自己对乐器一窍不通，颇有钦羡之意。但这两人都没有南下，江平后被派到苏联学法学，尹仪芝一直在北京的机电工业系统工作，曾在我大学毕业后栖身的第一家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今京东方）任职。提起这一段渊源，因此和仪芝老人交谈起来，更觉得亲切。她说她只是在燕京大学里“涮了一下”，日后填学历都是“大一肄业”。和她一起滞留大陆的还有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二弟，后娶章乃器的女儿为妻。他的长兄和幼弟随父母、祖母去了台湾。直到1983年她在香港见到了母亲，才得知父母兄弟在台湾的状况。此时，其父已辞世二十年了。
除仪芝老人外，我此次见到的多是尹仪芝大伯伯平公的后人。其中最年长的老先生胡甫臣，曾担任过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他是尹伯平长女尹慧珉（原名仪南）的先生。两人在重庆就读中央大学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组织上派胡与尹单线联系，两人产生感情，于1949年结婚。尹慧珉已于2010年突发心脏病而去世。另外两位老先生分别是尹伯平的儿子尹宏、尹定。尹宏今年86岁，抗战时期考入西南联大，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大气物理专业的教授，现在还担任“北京耄耋冬泳队”队长，看上去精神矍铄，根本不像一个耄耋老人。他和其大姐尹慧珉一样，大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都在1949年前入党。正是因为儿女都“左倾”的原因，国民党撤离大陆前，他谢绝了弟弟尹仲容帮助他去台湾的好意，留在了武汉。我问尹宏先生，是否回过老家邵阳？他说1937年底，他读小学时，因逃避战火随家人回家邵阳呆过短暂的半年。
和这些老人交谈最大的感受是：善于学习的人永远年轻。他们的信息一点也不闭塞，都在70岁左右学会了使用电脑和上网。席间他们谈论的许多话题和网络上是同步的，比如王立军逃馆事件，比如“毛左”。尹定先生（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提到说网上有个“2012年十大恶心网络人物”，把方舟子和孔三妈、韩德强放在一起，非常不理解。他说他看过方舟子的《批评中医》，说得很有道理呀。我说，网络上的评选和现在体制内评先进、选官员一样，都是可以认为操纵的，不必太当真。
胡甫臣、尹慧珉属于典型的“两头真”，年轻时受共产党的影响参加革命，那真是因为痛恨现实的腐败，相信共产党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经过一生的风雨，目睹被异化的权力和人性，痛定思痛，晚年又开始说真话。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从心底里尊重。胡甫臣年逾八十时于香港出版了著作《毛怎样操弄政治运动》，对老毛执国柄后的52场运动一一进行剖析。李锐老在序言中评价：“作者在书里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引经据典地大讲理论，可贵之处就是把一个自认为最具有天才、最为聪明的大人物，如此热心干的连普通人都会认为的蠢事，摆在读者面前。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革命成功后走过三十年的一段历史。”
聚会结束时，胡甫臣先生惠赠我一本将尹慧珉先生遗作结集的非公开出版物《青果集》。书中有一篇文章《我和舅舅赌脑袋》。1947年作者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受到追捕，逃到江苏一个小镇的中学里避难，校长沈先生是其舅舅。舅舅对外甥女参与这类政治运动很不满意，外甥女则对舅舅说因为国民党腐败她才反对国民党。她舅舅则说，有了权力难免会腐败，应该对执政者多一些理解。――晚年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感慨，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她舅舅说的确有几分道理。
在送尹仪芝老人回她家的路上，我问她：你家三叔的后代在哪呢？她说她三叔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美国人，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家族的人没什么联系。
尹仪芝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这也是他们家族的风气。尹氏家族这些老先生们，经过那么多人生的磨难，如此低调而有尊严地活着，不断学习新东西。这应当是教育给他们打下的人生底色使然。
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作者其它文章：转过路角忽然发现，3岁的儿子已在路口等着自己回来。
在0℃的江苏无锡街头，环卫工用双手疏通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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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引关注，四年后再热议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2011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时隔四年，此文再次吸引网友眼球。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一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
　　1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款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为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 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中县干部》作者简介
　　冯军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挂职基层两年多，研究县级基层政治生态，在《南方周末》发表《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随后其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来到河南省北山市中县挂职锻炼，计划乡镇1年（挂职副乡长），县政府1年（挂职县长助理），主要任务是田野调查，写作博士论文。出发的时候，导师一再要求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就是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挂职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发现论文主题。
　　中县位于河南省，全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80万人，设8镇5乡，2个街道办事处。中县境内，八水竞流，地势平坦，号称“百里平川”；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少，中县人称自己家乡为“贵地”。
　　中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现正在向工业县转型。农业形成了蔬菜、畜牧、棉花三个支柱产业，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工业形成了棉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建材等四个优势行业。截至2009年，中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3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个多亿，支出为8个多亿，农民人均收入5000多元。
　　――摘自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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