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同仁论著：“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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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同仁论著：“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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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包茂宏
内容提要：环境史60年代崛起于美国，迅速成为国际史学两大新趋势之一。本文从全球视野简要分析环境史兴起的原因、发展进程、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特点；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理解；指出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将促使人类历史观向生态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并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基本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和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设想。
&&&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七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两大趋势之一。[1]我国早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其他学科研究环境问题的成果层出不穷，历史学的反应却相当迟缓。[2]本文将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 环境史的定义及其兴起的原因
“人猿揖别”标志着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开始。然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直到本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的出版。[3]前者注重环境保护的政治史；后者超越了游牧理想，把荒野理想当成美国精神形成的关键。
什么是环境史？ 不同的环境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R. 纳什第一次使用了环境史这个术语。他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因而，环境史“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4]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但该领域目前还没有对学科范围进行精确界定。[5]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6]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7]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它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8]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9]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10]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11]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我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环境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分界点是1492年和1969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两大半球汇合，地球连为一体，人类和其他物种实现跨洲交流，造成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之巨大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把人与环境完全割裂开来，形成二元对立、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在基督教文明圈，宗教改革强化了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传统思想。。。。。。这种种变化凑合在一起促成了以工业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促成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也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几乎把人类文明逼入难以为继的绝境。《增长的极限》就是工业主义时代的盛世危言。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意味着人类跳出地球本体，从太空俯视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而能够超脱于人类中心主义。差不多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理论上彻底摧垮了二元论、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反动、然后通过科学的返魅来重建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这种种因素一起促成人类文明正在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即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要扩大和深化对所有环境因素的关注。[12]
为什么环境史于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到本世纪20年代。欧洲人以“世界是为人创造”的理性精神和“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价值观为指导，对北美进行疯狂征服。与此同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论影响的H.索罗主张人要尊重其他生命体。1890年，边疆的消失预示着国家权力指导的征服完全击败了索罗倡导的人与自然同一和谐的田园梦想。以G.平托为代表的一批官僚知识分子提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聪明利用和科学管理”的功利主义环境保护思想（Conservation）。这一主张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受并发起了资源保护运动。然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J.缪尔的把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的超功利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第二阶段从经济大萧条和尘暴开始。尘暴和旱灾迫使美国人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反思主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开始改变传统的价值观。生态学是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但在它的美国化过程中，F.克莱门茨1916年出版的《植物演替：对植被发展的探讨》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地球上每个区域的植被都经历了从幼小不稳定状态发展到复杂平衡的“顶极”、形成“顶极群落”的生态演替过程，生态学正是研究这个过程，因而生态学家也是自然史学家。大平原的顶极群落是原始草原，但在19世纪末完全被外来群落破坏，那是因为美国人输入了由随意开发自然的价值观指导的、大草原不能适应的农业系统。因此生态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A.利奥泊德揭露了纯粹由政府包办或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环保体制的片面性，从生态学出发构建了内部结构是生物区系金字塔的土地共同体，强调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人类只是其中一员、必须尊重其他成员和共同体，倡导用审美道德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以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1962年，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在我们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DDT不仅能杀死害虫，还危害那些食用了经过食物链染上DDT的食品的人类。核试验和核战争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还会渗透到遗传细胞中，造成发育的变异。卡逊的著作激起了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生态学的普及客观上要求研究环境史，环保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学不再只对挖掘文化遗存感兴趣，还开始使用环境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古人怎么生活、如何利用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的形成给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向可能论的转变和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给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13]。R.布朗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地理》中不但强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还着重探讨了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14]人类学发展出了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人类学。它着重探讨人及其文化通过资源分布、生产方式、繁殖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环境发生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给环境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15]新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突破了历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传统，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 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研究一改过去只注重“明显的历史”（Manifest history）[16]的风格、出现了强调环境因素的新现象。法国年鉴史学的崛起促使历史学家不但关注微观事件，更要研究长时段，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F.布劳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就强调了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作为结构性因素来分析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并预测未来。美国边疆史学派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已过F.特纳学说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着年轻的历史学家抛弃环境决定论，改用现代生态学、环境学对边疆问题和美国文明的成长进行新的解释。这是环境史之所以在美国诞生的内在基因。K.魏特夫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世人皆知；但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对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启发性，这一点也不能忽略。他认为，环境与人都在不断变化，环境通过人的活动与社会互动，促使社会结构重建，进而导致专制主义。历史学的这些变化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环境史的诞生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研究发展和深化的结果。
二 环境史的发展和理论建设
环境史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反映，一是专业团体和杂志的变化；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环境史诞生后，发展势头迅猛，成果纷纷涌现。1970年春季学期，纳什教授首次在加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课程，选课学生达450名。环境史终于挤进大学的课程目录，进而成为必修课程。1973年，当时供职于新泽西技术学院的J.欧皮开始策划筹组专业学会。1974年，一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利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开会之机，坚定地离开美国历史学会，组成“美国环境史学会”，不久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专业杂志《环境评论》和内部交流刊物《环境史通讯》[17]。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P.柯廷虽然对此不满，[18]但亦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开始从整体的“和谐”史观向“碎化”和多元化的新趋势转变的客观反映。
《环境评论》的首任主编是J.欧皮。在长达十年的任职期间，他苦心经营，设计规范和方向，在该领域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1985年，丹佛大学教授D.休斯接任主编，给杂志注入新活力，并把它改成季刊。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受政治影响较大，着重研究环境保护运动史、荒野的概念，目的是通过评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来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85年，W.罗宾斯担任第三任主编。1988年，J.欧皮再任主编，于1990年把杂志更名为《环境历史评论》，1996年与“森林史学会”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史》合并为《环境史》，由H.罗斯曼任主编。在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接纳了城市史、伦理史等领域的某些新成果；在理论上采用混沌理论、盖娅学说、种族、阶级、性别等方法；还对本领域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致力于理论整和。这反映了美国历史学80年代后转向“综合”和国际化的新变化。另外，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几本杂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太平洋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分别在1972年8月和1990年3月设专刊。法国的《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也在1974年5――6月设专刊。英国还在1995年出版了环境史的专业杂志《环境与历史》。
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从地域上看已覆盖全球，从论题上看已涉及各方面，讨论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19]美国环境史发展最快，因为与环保运动结合最紧密。在如下议题上，美国学者着力最多。[20]一是环境保护史，分为生物中心型，经济型和生态型；但也有激进派学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基本威胁是社会失序，环境问题只是借口，历史学家应抓住根本问题。二是生态学和生态思想史，如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21]。三是环境感知，研究美国人为什么、如何用绘画、文学、美学等来反映荒野、草原、景观。四是不同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分为田园主义的阿卡狄亚式和类似于扩疆拓土的帝国主义式。五是化学污染，尤其是对隐藏在杀虫剂和核污染背后的资本主义、群众健康、社会正义和政府作用的研究。六是水资源保护和国家公园；水资源保护涉及水权的历史归属、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要求和开发前景。国家公园研究主要关注其是否有经济价值、是否是对环境进行全部保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等。
欧洲历史悠久，环境史研究具有连续性。古典时代，偏重环境变迁与文明崛起与衰落的关系。中世纪，主要研究疾病、人口、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近代早期，主要分析独特的环境与欧洲崛起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论题多元化。如科学革命如何使人与环境二元对立[22]；工业革命与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生物科学和自然史在殖民主义侵略中的作用等。当代主要研究欧洲的绿党和绿色政治。对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研究马列主义环境观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和重建。
对非洲环境史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角度新。1968年，P.柯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流行病学与奴隶贸易”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研究议题涉及的时间最早是第四纪东非环境史，然后是非洲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的进化和古典文明的中断。指出非洲传统社会既不是田园诗、也不是血战成性、又不是破坏环境，而是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殖民主义入侵后，世界市场经济代替了生计经济，掠夺成性，造成森林被毁，牧场过载，土壤侵蚀，气候变异，干旱、饥荒、疾病流行。殖民者打碎了原有政治体制，破坏了传统的互助合作、共度难关的能力，加重了灾情。[23]殖民者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如用科学方法保护森林、牧场和土壤，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耕作、放牧方式以及居住模式，但终因隐含种族主义目的而引起广大非洲人的反抗斗争。[24]独立后，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对环境造成更大破坏，非洲被边缘化。环境问题与政治、民族等矛盾相互交织，出现“环境难民”；环境破坏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失去生存基础；环境压力要求非洲走生态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5]非洲环境史研究是继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现代化或发展史学后的巨大进步，意在通过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现非洲人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进而揭示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使非洲人真正成为非洲历史的主人。
亚洲和拉美研究相对较少。古代主要涉及环境变迁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玛雅古文明的兴衰。哥伦布到美洲后，全球实现了人口、疾病和物种的跨洲交流；森林过度砍伐和经济作物种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促使殖民政府进行并不成功的环保立法和实践。独立后，都处于环境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印度学者M.加德吉尔和R.古哈的研究不仅实证地解释了印度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还具有理论意义。他们认为，生产方式是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但如果不把它与具体的生态环境如土壤、水源、动植物、矿产资源等联系起来，就不能唯物地解释历史发展。[26]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工业化，公害严重，民间抗争加强，公民政治发展。中国环境史资料和内容非常丰富，可惜研究不够而且分散。1993年台湾中研院经济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学院联合在香港召开讨论会，在亚洲和世界范围探讨中国人的环境观、环境与聚落、环境与边疆人口、生态环境与经济之互动、自然环境与水利灌溉、气候与农业生产、流行性疾病、民间和官方对环境的不同认知等。[27]澳洲主要涉及殖民者带来的人口、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入侵，以及环境管理与保护政策。对北极和南极大陆的研究刚刚起步。
环境史的理论是逐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这种普遍的、逻辑的因果关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事件中抽象出来的，否则，环境史就变成了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具体事件的堆砌。当然，在抽象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一的因果关系即环境史理论。A.克罗斯比通过分析欧洲殖民者用“生物旅行箱”代替土著人的生态体系进而征服土著人第一次把生态进程纳入历史研究。[28]W.韦伯通过分析大平原上的居民为了适应当地生态特点而改变在东部已行之有效的技术，从而把技术进步整和进环境史研究。[29]W.克罗农分析了印地安人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和殖民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用环境的不同模式，揭示了环境形成人类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反过来影响和形成了环境的思想。[30]J.玻金斯用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分析了美国农场主为什么喜欢机械化和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而不用生物化的管理方式；进而分析了介于农场主和化工厂之间以政府和议会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作用。这就把生态、经济、科学和政治有效地联系起来，发掘出环境史理论的内部动力机制。[31]C.麦茜特进一步发展了环境史理论，不但把社会和人文科学纳入知识范围，还把包括人类的生物性再生产及其社会化的人口再生产看成是环境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2]环境史学家的这些努力逐渐形成了能对色彩斑澜的历史事件进行组织分析的人们认可的历史理论，环境史学家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的认识和把握更加客观和准确。[33]基本理论建立后，各种专业理论相继出现，例如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种族主义、绿色殖民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
环境史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世界史编撰思想形成强大挑战。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34]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古代人类历史主要以神话或其他形式的故事来表现，用以天道来附会人事这种互渗律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循环史观。在欧洲表现为世界处于创生、衰亡、再创生、衰亡的不断循环的永恒过程中；在中国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循环论，史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索无往不复的循环。16世纪以后，人类与自然分离，人类把自然当成有规律的客观实在加以认识和利用，并把自然不断进步的观念逐渐应用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历史及其社会，提出进步史观。黑格尔、马克思都给出了世界历史进步的图式。这种进步史观既有目的性、又有伦理价值判断，是持续上升的单线进步。两次世界大战打碎了欧洲人的进步美梦。不过，二战后进步思想在美国重新抬头，作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美国人提出了现代化或发展史观。现代化实质上是美国化，发展是对已发展事实的模仿。当时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但不被接受，认为有贬义；后改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可以接受，因为即使排在发达国家之后，但至少表明已走上正确道路。实际上，以现代化书写历史，容易割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进而把传统看成是静止不变的。[35]以发展为主线的问题在于把不符合这个取向的历史事件统统排除在外或被认为是非典型的例外。如古典文明的断裂与消失，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恶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等。到了60、7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经修正仍不可避免的失灵了。发展理论也被不断修正并逐渐与生态学结合，重新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整和进世界史，冲破了传统发展理论中存在的发展必然造成环境恶化、保护环境必然拟制发展的困境，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中心主义理论。
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会议。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布伦特兰报告，明确给出了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全球各国意见，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进一步具体化了布伦特兰报告中的定义。指出这个概念决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要达到这一目标涉及国内合作和国际均衡，要建立一种支援性国际经济环境；要维护并提高支撑生态抗压力和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等。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广泛接受了这一解释，并写入了《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和人类共同性以及代内、代际和国家间公平性。以此为史观编撰世界史仍然在探索中。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提出历史研究应包括生态进程，但除了在序言中贯彻这一思想外，其他章节仍然没有跳出政治史的老套。布劳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第一章就阐述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当作影响长时段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待。然而，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沃勒斯坦继承了整体史的传统，创立了世界体系理论，但抛弃了重视环境的思想。到了九十年代，依附论的代表人物G.弗兰克呼吁世界史中应有环境史的内容，要把生态环境当成是理解世界体系发展动力的一个基本维度，但其基本思想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36]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要从月球上看地球上的历史发展，这个尝试实际上并不成功。但在另一本不被国内学者注意的小册子中有所突破。他从“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个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并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把生态环境作为自古至今始终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条生命线写入世界史[37]。《环境史》杂志也发表专文主张生态应成为世界史的主题。[38]《世界体系研究杂志》1997年出专集讨论世界史的深度绿化问题。虽然至今仍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融合了环境史的世界史著作，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39]来看，这一史观初显新优势。它把人类历史放回发生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以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撰写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它能正视科技和理性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对狂热的科技和理性崇拜，进而重评人类历史发展；它以人类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来组织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编史模式；它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读者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三 环境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挑战
环境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因而，其研究方法不但兼具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特点，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史本身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自然也继承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环境史不但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和生态学的知识；另外由于人类行为很复杂，环境史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给历史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使之精确化、科学化；社会科学给分析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概念系统、调查和统计资料。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达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在整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40]否则，仅从多个侧面或角度进行研究，或者把跨学科研究仅仅当成各门学科的总和来对待，虽然集中了各自专长但并不一定构成一幅统一图景，有可能得出灾难性结果。[41]如果仅从不同学科进行孤立探讨，其结果必然具有很大局限性。跨学科研究也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沟通起来难度增大。历史学家在研究环境史时往往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来选择适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家有时认为这是断章取义、文不对题，甚至嗤之以鼻。因为历史学研究人的行为，强调人的主观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不中立，历史事件也是生动和不可重复的。而自然科学不关注生命，只研究客观存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是中立的，科学现象也是可以多次重复的。因此两者的沟通非常不易。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从传统上讲也存在较大差异。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间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科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即使是环境史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行动者也很难说同一种语言，因为后者总是从现实需要和群众心理出发，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几乎不可能象历史学那样对环境问题进行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总之，我认为，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各学科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也因差异而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就认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学中的修正派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认为所谓客观科学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的理想。我们通常认为，60、7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等使生态学变成了象物理学一样的成熟科学。但是，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42],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历史研究因研究对象不中立、研究者有意识形态等背景而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同一史料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问题。语言不可能给人们传达一种固定的内容，可能会产生多种歧义和误读，也就是说，只要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复制品。换句话说，叙述本身具有自我解释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写对历史进行语言上的故事化处理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因为选择叙事语句（Narrative Sentence）受制于我们的历史概念，已有的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叙述进入历史文本。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意识把一些自认为可以编成故事的历史资料按照自己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交给读者阅读；读者会把这个故事与自己意识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对照，进而形成新的故事模式，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意义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叙述仅是个形式和载体，但在后现代主义中，这个形式具有了实际的内容和价值。环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叙述本身产生含义的强调混淆了历史和虚构的明显差别。只有把史实和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历史学的特色，又有效的发挥它的大众环境教育的功能，即用这种忠于史实的寓言或故事、而不是学院式论文或政策建议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智慧，进而与普通百姓交流蕴涵着强烈道德关怀和社会改造意图的环境史。[43]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三点叙述强制规范（Narrative constraints）。一是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义，否则就不是环境史的叙述。三是环境史学家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编写故事的，工作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纯粹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决定对史实的取舍、对语言的选择和与读者的交流。[44]环境史学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更多地来源于家庭行为、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45]总之，环境史的编写方法既要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特点，又要因应新思维的不断挑战，形成更加宽容、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形式。
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环境史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本土化。英国根据自己国家独特的环境变迁，提出了英国的环境史理论。法国继续了年鉴史学的传统，认为环境史仅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需要对它进行结构分析。美国因为缺乏前现代历史，有把环境史等同于环保运动史的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基本追随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路径。但在非洲和其它以前的殖民地，本土化呈现出新特点。不但深化了民族主义史学关于殖民地人民有历史创造力的观点，还把生态破坏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加深了对殖民主义的认识。总之，本土化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环境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推动它较快发展。与本土化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国际化或全球化。其最热心的倡导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它们以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为借口千方百计推广自己的环境史学模式。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这些国家的学者用自己的学术范式研究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二是通过吸引留学生、培训等方式教育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家以美、英、法模式研究自己国家的环境史。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企图形成知识话语霸权。从本质上讲，它阻碍着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史模式只是从本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并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历史理论和解释模式,即并非适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时，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是推广某些国家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不仅对这些国家的模式进行反思（Rethinking）即对总结模式的方法进行反思，更要进行“否思”（Unthinking）即对它们总结出理论的前提或经验进行检讨。[46]在客观总结全球各地区、国家经验基础上总结出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和话语。就环境史而言，就是倡导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新文明观。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削弱本土化、民族化趋势，相反，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反过来可以指导本土化。环境史研究如果没有广泛的本土化，它未来的发展就只能走上某些国家话语霸权的道路。当然，这种本土化必须以探讨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为目标，使全球化和本土化象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 关于建设中国的环境史学派的设想
研究外国的环境史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知识积累、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就现阶段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仍处于介绍和引进的起步阶段。为什么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如此落后？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进行赶超型现代化。为了发展，在受到资本和技术限制的情况下，主要推进向环境索取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即使有关部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也局限于技术层面。就历史学而言，我们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进步和现代化史观阶段，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受斯大林对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影响，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另外，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也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环境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学家有深厚的人文和社科学养，还要有丰富的自然和工程科学的知识。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和恶化。制约环境史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1998年的大洪水发生之后。最近，党中央作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客观情况改变要求历史学提供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历史学家的观念也已有所改变，不再认为后现代对中国人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谈。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了’”。[47]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我国历史学家也在努力补充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环境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是势不可挡，环境史的中国化已是刻不容缓。我认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高度学习别的国家的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即批判地、有选择性地学习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东西，扬弃那些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的东西。第二步是实证地研究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史，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实践、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国人对环境态度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成长时对环境的利用和保护等。在完成一些重要专题研究后，写出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第三步是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框架中与美国、欧洲、非洲等环境史一起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综合，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我相信，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努力工作、奋起直追，就一定能迎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春天，在世界环境史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包茂宏：1966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通信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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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西方史学界，环境史和生态史是混用的。杨豫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34页。[2]候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个真正研究和评介美国环境史学史的是我国台湾学者曾华壁教授。他1999年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上发表了论文“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3]有学者认为，J.马林1947年出版的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是环境史诞生的标志，但马林并不认为自己是环境史的创立者。R. White,Historiographical Essay,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No.3),1985, P.297.[4] R.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 new teaching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1972). Pp367-372. R. Nash,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J.Bass(ed.)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1970. Pp249-260.[5] L.J.Bilsky(ed.)&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1980. P8,p4.[6] T.W.Tat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1981),Pp8―10.[7] D.Worster,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1984).P16.[8] D.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Worster(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92-293.[9] K.E.Bail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1985. P4.[10] W.Cronon, 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No.4) 1990. Pp.[11] C. Merchant(ed.),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1993,P4.[12]A. Naess, Politics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in G. Sessions(ed.) Deep Ecology for the 21th century,Boston,1995,Pp445-453.[13]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区别与联系，可参看M.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1994),Pp3-21.[14]参看R.H.布朗著，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15]参看R.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 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7年第3期。[16] B.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9页。[17] C. Miller&H.Rothman, Out of& the Woods: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 University Press,1997,PpⅩⅣ.&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76年。A.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1995, P.1188.[18]柯廷说，“战后几十年，历史学有很大发展，但历史学家数量并未扩大，从历史学家协会分裂出去成立更专业的学会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行动。”P.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新挑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第440页。[19]参看D.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 一书的参考书目。[20]参看R.White,Historiographical essay,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Pp297-335.[21] D.沃斯特著，候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22] C.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23] H.Kjekshus, Ecology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n History，London, First edition,1979;second edition,1996.& J.Giblin,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in northeastern Tanzania ,& Philadelphia,1992.[24] J. Giblin&I. Kimabo (ed.) The Custodians of the Land, London,1996.&&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15,No.2,1989. Special issue on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Africa.[25] V. James(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ilemma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in the 21th century, Westpoint,1994.& A.Ahmed(ed.),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26] M.Gadgil and R.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Berkeley, 1992. P.12.[27]尹懋可、刘翠溶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28] A.Crosby,&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s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9] W.P.Webb& Great Plains, New york,1973.[30] W.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1983[31] J.Perkins, Insects,experts and the insecticide crisis, New york,1982.[32] C. Merchant,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s, in C.Miller&H. Rothman(ed.), Out of the Woods, Pp18-27.[33] B.Leibhardt, Interpretation and causal analysis: the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Spring 1988, Pp28-33.[34] W.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1993), P.18.[3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8页。[36] A. Frank&B.Gills(ed.), The World system, 500 years or 5000 ? London,1993. Frank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中对这一观点有所深化和修正，认为世界经济和体系并非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二者确实有互动关系，有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但可惜的是尚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 A.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37]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吴象婴等译，《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8] J.Hughes,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s narrative themes of World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Spring 1995,& Pp1-14.[39]例如，I. Simmons,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ulture, Environment, History, oxford, 1989.& C.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1991.[40] J. Petulla,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a Methodology, Environmental Review, 2(1977),P36.[41] D.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42] D. Demeritt, Ecology, objectivity and 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1994), P23.&& D.Worster,The Ecology of order and chaos, in C. Miller&H. Rothman(ed.), Out of the woods, Pp3-17.[43] D. Worster,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76(1990), P1089.[44] W.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1992), Pp1372-3.[45] J.Petulla, Environmental Values:the problem of metho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K. Bailes(ed.),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36.[46]沃勒斯坦等，《开放的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7] D.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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