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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西泠印社》、《美术参考》、《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席昱梅
被采访人：大城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平舒印社社长李会宁
采访时间：日
&席昱梅：首先，请您讲述一下您所理解的篆刻是什么？篆刻创作和理论的关系是什么？
李会宁：我认为篆刻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门艺术形式，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它集书法、绘画、诗文、雕刻于一体，以篆字为主要内容，通过作者对传统字法、章法和刀法的不同理解、审美、取舍和处理，从而创作出表现作者思想感情和别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篆刻作品不仅有它艺术的一面，还是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案头不可缺少的“信物”——盖章取信，因此又有着非常实用的一面。
关于篆刻理论和创作的关系，我的理解是：
理论是历代先贤们在精神探索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他们的深刻见解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艺术。不管哪种艺术形式，理论都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可以说是思想的另一个名称。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有没有思想决定他将成为“大师”还是“工匠”。大师与工匠的区别是，前者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作品，而后者只能按照既定模子复制相同的产品；前者是艺术家，后者只是手艺人。我认为篆刻也不例外，理论源于实践，通过对理论的学习，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摸索的时间，得以更快地进步。
席昱梅：您缘何开始学习篆刻？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是否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有人对您影响至深，谈谈您学习篆刻的历程？
李会宁：说起缘何学习篆刻，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从小爱好写字画画，八岁时跟随叔叔学写毛笔字，慢慢的就被领进了门，小学四年级开始临习《钢笔字帖》。中学时期，父亲送给我一部解放初期的《新华字典》，上面的例字都是手写楷书繁体字，我就一遍一遍一字不落的用蘸墨水的那种钢笔临写，不知写了多少遍，最后体会出了用笔的轻重缓急，竞能一笔写出笔画的粗细，很像毛笔书写的效果。同时对学校发的美术课本很感兴趣，上面有很多古今中外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的作品，我就用铅笔和毛笔一遍一遍的临摹，画了三个大本子。
1988年考上廊坊市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一年级时参加学校举办的书画大赛我的书法荣获一等奖，可是通过观看展览，发现自己的书法作品上却没有图章，而高年级的同学们作品上大都盖着红色的印章，但是他们书法没有我写得好，发现了这一问题，我就跑到大街刻字摊上花钱刻了一枚橡皮印章，再写了字就盖上章挂在宿舍的墙上自我欣赏。有一天，高一届的书友来到我们宿舍，看后直摇头，他说：“橡皮章可不行，人家专业的都是石头章，我有块石头你看看”。我看了他的石头后，才知道自己使用橡皮章真是太外行了。过了几天，那位同学带着我去了一趟北京，在王府井书店买回一本民国版的《篆刻入门》，这才对刻印章有了全新的认识，感觉篆刻太深奥了，绝不是随便刻着玩玩儿的，于是整天捧着看这本书，又到文具店里买了几块石头回来试着刻，把各科课本的封面都盖上，在一次上课时，教我们材料力学的杨子兴老师看见我书上的红色印章，很惊讶的样子说：“会宁，是你自己刻的吗？你喜欢刻印章吗？”我说“是啊，喜欢”。杨老师不上课了，跟我说：“我认识一位刻印的老先生，非常专业，我给你引荐跟他学吧。”放学后，杨老师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一起到那位老先生家中，老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位篆刻老师——同乡张正。
在我学习书画篆刻的过程中共遇到五位老师，感情深厚，五位老师对我都很好，不但在技艺上倾囊相授，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我，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地感激他们。
第一位恩师是1988年10月份结识张正先生，他是我们大城县人，早年毕业于本县师范，抗战时期参加了贺龙元帅的120师，后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追随贺龙二十多年。解放后转业到天津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文革蹲过牛棚，后被调至天津农学院担任院长，离休后定居廊坊。张正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写得一手漂亮的文征明小楷，青年时期深研元明时期朱文印章，这正是贺龙要带他到延安的真正原因，“贺老总爱才啊”。我认识张先生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每次去他家请教篆刻，他总是给我讲述跟随贺龙打仗和延安生活的故事，讲述延安凡是团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有“关防”（印章，）包括中央领导人，这项工作就落在了张先生的肩上，他说那时候没有石头印材，就在农村选择枣木和梨木，找到木匠师傅，大批量的加工成章料，自己整天整天地刻。在延安他经常跟领导人接触，他总提起常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余秋里，尤其跟余秋里感情极深，直到老两人也没有断过联系。另外还有120师的四位首长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及其夫人李贞将军。解放后张先生在工作之余仍临池不辍，刻印章也改为岫玉和石头了，找他刻印的大都是昔日的老战友和京津廊的书画家们。先生最擅长的是刻岫玉，岫玉是很硬的，一般的金属刀是刻不了玉的，他自己特制了各种刀角的硬质合金工具钢和锋钢刻刀，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刻玉方法，风格自然是细朱文印和汉印，如果不看原印，谁也不会相信刻的是玉。自然，先生传授了我制刀及刻玉的秘法。因为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毕业前在廊坊市内燃机厂实习，对车铣刨磨各种机床都能操作，对各种刀具的性能特点也非常熟悉，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使用自己用合金、碳素、高速三种工具钢加工制作的刻刀，不用市场上卖的篆刻刀，凡是比玉软比寿山石硬的各种石头我都能用钢刀轻松对付。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王厚祥先生，他也是我们大城县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北京书画艺术院副院长、河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协理事、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廊坊市青年书画家协会主席。我从1989年（十七岁）就跟随王老师学习书法和篆刻，我的第一对姓名章就是王老师所刻，如今我还保留着爱不释手。在廊坊上学的四年间，几乎每周都要到王老师家中学习书法，王老师总是耐心细致地给我指导，并把他自己刻的印章和别的篆刻名家给他刻的印章钤盖在宣纸上送给我研习。当时王老师在廊坊市委工作，已经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同时担任河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廊坊市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四年之中，我的书法篆刻进步飞速，并且多次在全国性书法大赛中获奖，当时廊坊市几乎所有高等院校的书画爱好者都来找我刻印。
1992年7月毕业，我没有进入工厂上班，而是凭借自己的书法篆刻特长顺利地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正式成为馆内美术书法创作组成员，经常参与组织大型书画展览活动。1993年3月，我又调到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练习书法非常刻苦，无论春夏秋冬，每次到他家，总是看见他在挥毫练字，只要我一到，他才放下手中的毛笔，给我指导。王老师读书也很刻苦，他家当时只有不到一百平米的空间，小小的客厅却有一面墙大的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当时王老师已经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硬笔书法教程》，这本书曾再版十多次，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发行100多万册。后来王老师又陆续编著出版了多部硬笔书法专著。
自我毕业至今，一直与王老师保持着联系，书法创作继续请教，王老师不断的进步，在全国不断地获大奖，我也感到万分的自豪，同时王老师也把成功的经验继续传授给我，使我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双丰收。1997年，我的第一本专集《李会宁书法篆刻集》正式出版发行，2003年，我被廊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聘为理事，2005年被推选为廊坊市青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被河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聘为对外交流委员会委员，2010年选为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理事，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一不是王老师教导的结果。
艺无止境，我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与王老师比，差之天地，王老师是一座大山，一座不断升高得大山，我永远站在山脚下仰视着，却无法达到高度，今生今世达不到，原因是资质鲁钝，功夫不足，也不具备王老师的乐观激荡胸怀。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郑壬和先生，关于跟他学国画的过程下面详谈。
我的第四位恩师王增军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廊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燕山印社社长。他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由王厚祥先生牵线介绍并拜师的篆刻恩师，王老师在《廊坊日报》社工作，我在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自然也就常向先生请教了，只要我去报社办事或送新闻稿件，就到王老师办公室坐坐，他总是热情鼓励，对我的作品耐心点评，要求我一定走对路子，从传统入手，在秦汉印上下功夫。2009年我担任县文联主席后，王老师曾郑重对我说：“会宁，文联主席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你不光是一位艺术家，你还要带头努力，在提高自己水平的同时，带动其他人，争取带出一支高水平的书法、美术、篆刻队伍，为大城县争光，为廊坊市争光。”我明白王老师的意思，这位恩师拜得真值。
我的第五位恩师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西泠印社理事崔志强先生。2006年，大城县成立了河北省第一家县级篆刻专业组织——平舒印社，我特意邀请崔先生担任高级艺术顾问，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对印社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同时对我的篆刻作品进行了“很苛刻”的批评，线条缺乏书法的韵味，章法布局过于单一，过于机巧，刀法有些琐碎不畅拖泥带水，针对这些不足，要求我多在篆书上下功夫，多看古人的布局谋篇，在字法、刀法、章法和边款的刻制上给予了诠释和秘授，并亲自演示给我看，使我茅塞顿开，同时给我规定了临习书法和古印章的任务量。自此，我不敢怠慢，沉下心来，扑下身子，认真临习《毛公鼎》、《散氏盘》、《秦诏版》等碑帖，经过一年的努力，再把作品拿给先生看时，“有进步”！崔先生很高兴了。五年来，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对字法、章法、刀法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才明白只是单单的“印内求印”还远远达不到艺术高境界，这只不过是积累技法的必由之路，就如同学习国画要下工夫临摹名家作品一样，只有掌握了用笔用墨的法则，再融合自己在生活中、大自然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出来的作品才算得上有个性的创作，这样，在传统的基础上出新了，有了自己的风格，也就是创新了，蹬大雅之堂了，因此，我现在非常重视研读古代印论和当代篆刻名家的理论文章，在理论上提高自己，在“印外”下功夫，兼顾武术、中医、书画、哲学、诗词、音乐、摄影、建筑、平面设计等其它姊妹艺术的研究，因为艺术是相通的。
另外，我还要感谢河北电视台书画院院长、《美术广角》总编辑张占锁先生多年来在篆刻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以及对大城文艺工作提出的很多指导性建议。2007年大城县举办“缅怀孙毅将军”书画展，张先生与史国良、刘进安等大城籍画家都回来参加开幕式，此前我曾给张先生刻过一枚印章，见面后我把自己的《篆刻集》和《八极拳文化论》赠与先生，看后先生更高兴了，鼓励我在篆刻上多下工夫。2009年6月，我担任县文联主席后，先生跟我商量给大城书画界做一期专题片，尤其是加入我的篆刻和武术镜头，我跟他说愿意把镜头让给别人，自己就不录了，张先生却严肃地说：会宁，你不要太谦虚了，这不是你个人的事，这是全大城县的事，大城县文化底蕴很深，尤其是书画艺术在全省影响非常大，你作为文联主席，有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宣传好大城县的文化更是你的工作，我恍然大悟，觉得先生的话非常有道理，我是大城县书画家中的一员，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光，为打造大城“书画之乡”作出应有的贡献。后来我跟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当得知我准备出版个人篆刻集后，先生非常热心，并请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旭宇先生为我的集子题写了书名，还有省内外著名的书画家题词祝贺。所以说，我忘不了张先生的鞭策、鼓励和帮助，他大公无私，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我学习的楷模。
席昱梅：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您对现在热爱篆刻的或者说也正在学习篆刻的人有什么建议（篆刻应该怎样学）？
李会宁：相对于书法来说，篆刻是一门综合艺术，篆字、肖形、雕刻、边款、拓片、钤盖等，程序较多，是一件苦差事。能爱好篆刻的朋友说明他有很高的艺术追求，我很愿意跟大家交流，学好篆刻，我认为首先要先找一个好老师指导，路子要对，要懂法；其次要学习研究不同风格篆字的笔法和结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如同制造各种机器的零件，看怎么合理的处理安装了；三是学习研究印面的章法布局，这方面要通过长期的临摹历代印章和当今名家印谱，从中得到启示；四是多看秦汉印谱和历代名家印谱印论，提高鉴赏能力，取法乎上，同时在其他姊妹艺术上下点儿功夫，以丰富自己的学养；五是选择好的篆刻器具和印材，最好镌刻较软且没有沙钉的的寿山、青田和巴林石。最后一点，自己的努力更重要，“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坚持就是胜利。
席昱梅：您如何理解书法功底与篆刻的关系？
李会宁：从广义上说，篆刻也是书法的一种,是用铁笔在各种印材上书写的书法，众所周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刻出来的书法作品。
前面讲了，我的两位老师都指出过我的书法欠火候，必须下功夫以字养印。篆刻必须先篆后刻，前人曾有“七分篆三分刻”之说。因此，篆刻应该具备一定的书法功底,尤其是写篆字,不管是金文、甲骨、陶文、砖文、摩崖等，都必须有一定的研究。由于篆刻本身是一门与书法密切结合的艺术，篆刻家的作品与刻字匠刻出的印章有着本质的区别，篆刻家是“写”的，讲究章法篆法，是艺术。刻字匠是“描”的，并不计较章法篆法，是技术。所以学习篆刻的同时一定要十分认真地选择篆书碑贴临写，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就会明显觉得篆印时的便利，很多初学者重刻轻写，往往事倍功半。
席昱梅：通过资料也了解到您是文武双全，习武与篆刻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据了解，您在武术方面也颇有成就，您怎么看待综合与专精的问题？
李会宁：文武双全谈不上，都只是兴趣爱好而已。书法画画篆刻习武都是在1988年我在廊坊上学时开始的。
谈到习武和篆刻的联系，我觉得篆刻和武术都是我国的文化瑰宝。首先二者都被称为“中国功夫”，民国时期武术称“国术”，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篆刻称“中国印”，地位可见一斑，修习武术和篆刻都要求拜明师得窍要，修习者惜时如金，循序渐进，通过终生的努力由量到质的变化才能达到至高的境界。其次，二者都讲究气势贯通，静时平心静气，凝神静思，动时行云流水，起伏跌宕，篆刻运刀时而一刀直入，时而转折顿挫。如果观看篆刻家现场创作，更可感受到作者运刀如笔，很有节奏感。而打一路拳法，时而静如泰山，时而动如脱兔，刚柔相济、快慢相间，也有很强的节奏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二者都强调精气神修炼，注重通气血，炼精神，调性情，坚筋骨，壮气力的锻炼。刻印与练武都注重将气功与技艺紧密结合，追求内外合一，使意、气、劲三者合一。所以，一个武术家或篆刻家，如果能将气功融入技艺之中，做到精满气足神完会，他的作品一定不落俗套，神采飞扬。　　
　　另外，大家都知道篆刻在内容上可以充分表达篆刻者的思想情感和心境，在形式上则以点、线、面、黑、白、红、刚、柔、方、圆、奇、正等构成元素表现艺术美。练习篆书可以调气、调心、调身，练习时的运腕、落笔、挥洒，依笔势而呼吸，随意境而律动，不正是太极拳的气运丹田，以意行气，以气摧力之法吗?而且练习篆字一般都是站立，悬腕进行练习，对腰、肩、肘、腕的要求很高，有着利关节调气血的功效。这与武术中的站桩效果完全相同。
所以说，武术与篆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通合一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武术与篆刻在技理和表现形式乃至风格特点等方面是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互为启悟，互相借鉴，进而达到释疑解惑，提高技艺的目的。
&&&汝果欲学诗，对书画篆刻艺术而言，成就一个大师，不仅仅是要有支撑本专业必备的一般修养，还必须要有本专业之外的综合素养。以书法为例。书法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书法能与诗文、国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往往能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做到书法同诗文的完美统一，所以诗、词、文、赋能表达出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因此，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加强文学修养。
再以国画为例，吴昌硕不仅是一位大画家，还是一位大诗人、篆刻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文学家。他曾在自己一幅《梅花图》上的题跋“梅之状不一，秀丽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强如诤臣，离奇如侠，清逸如仙，似兴酣落笔，物我两忘。”让人读了觉得题跋文气饱满，意境深远，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可以看出，一个从事书画创作的人，如果没有文学功底，格调就不会高，更谈不上大雅了。
总之，在我看来，艺术大师的修养，既包含着高尚的道德品质、渊博的思想学识、鲜明的艺术风格，又包含着精准巧熟的技术素质和激情灵迸的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师的修养，就是艺术家灵魂的全部力量和生气。
席昱梅：篆刻是一门与书法密切结合的传统艺术，您既习武练字又搞篆刻定与其他老师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您认为自己的篆刻作品有什么特点？
李会宁：学武的确让我的篆刻与众不同，因为学习太极、形意和八卦三大内家拳，明白养气运气增加内劲之法，平常又在师父的指导下站桩，抓铁球，拧大枪，腰力臂力腕力自然比一般人大，刻出的线条显现出雄强之势，这让我在学习齐白石、吴昌硕两位大师的印风上非常顺手，游刃有余。刻印不像拿毛笔写字，有点力量就行，石头和刻刀在一起硬碰硬，加上印材软硬程度不同，没有超常的臂力就治不了玉石一类的硬材料，更刻不出苍劲浑厚的效果来。所以别人都说我的印有力度，可我的身材又像弱不禁风的样子，见了我都很诧异。具体到我的篆刻特点，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直追秦汉，继承传统，有古意。二是研摹开派立宗大师齐白石和吴昌硕，取法乎上，兼之长期习武，有臂力和腕力，大刀阔斧，淋漓痛快，力求线条雄悍直率、苍茫朴茂，刚柔相济，方圆兼备。三是虚心向当代名家请教，如我的老师——燕山印社社长王增军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崔志强两位先生，学他们的务实创新精神，敢于突破前人，形成自己的特点，当然，这要建立在方法正确后长期下苦功夫的基础上。
席昱梅：现在您的篆刻显然已有了您自己的风格，您觉得现在的这种篆刻风格定型了吗？
李会宁：说起风格，我认为确实与各位老师都不太一样，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了，很难说像谁。但是艺无止境，中国的玺印浩如烟海，治印的大师们个个独具匠心，“精品力作”中好的营养我是一辈子也吸收不完，消化不完，永远也不会看到山的顶峰。所以说我不想过早地把自己的作品定下型来形成风格，那样就束缚了我学习探索的动力，就会停滞不前。
席昱梅：谈谈您对秦汉印风、流派印风及当下流行印风的看法？
李会宁：您说的印风，应该包含风格、风气、风尚的意思。
所谓秦汉印风，就是指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印章（包括官印、私印）的风格特点，秦代时间不长，留下的印章不多。汉代是篆刻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有大量的印章传世，其中的许多精品杰作，我们今天反复观赏仍然十分耐人寻味，不得不为之叹服。其实古代印章创造还应包括先秦（秦）和魏晋南北朝（汉），流传下来的印章不亚于汉印，后来的篆刻大家取法先秦成名者也不乏其人，如沙孟海、李骆公、黄宾虹、张大千等。
所谓流派印风是指明清民国初期治印高手的篆刻风格。魏晋南北朝之后，印章用字开始变化，开始出现隶、楷入印，明代开始大规模用石头刻印章，大批文人自己动手制印，更注重篆刻的艺术性，追求情趣美感。清代徽派崛起，代表人物是邓石如，提出“以书入印”，将小篆入印向前推进一大步，使篆刻用字倾向书写化。
清代流派印纷呈，形成印章史上第二个高峰。之后的吴昌硕用石鼓文的用笔，汉封泥的线条，开创全新一派；齐白石从《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借得篆法，从汉印中的凿印取法，名噪一时。大多篆刻名家都从汉印中汲得养分，转而化之开创自己的个人面貌，所以汉印在清代篆刻中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所谓流行印风是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篆刻领域的一种提法，实际上也有时尚的意思，流行时尚就是在特定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而后来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样式。在这个极简化的意义上，流行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面目。
日，“首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提名展”在北京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了王镛、沃兴华、何应辉、石开、陈国斌、徐正濂等八十余位书法家的二百余幅力作，是中国书坛创作成就的一次展示。展览期间还举行了座谈会及理论研究会。以后又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从展览作品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一大批富有创造才能的篆刻家，从传统中走出来，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开创自己书法创作的新道路，在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探索之后，这批人终于形成了数种各具共性特征且具有相互内通性的艺术追求。
三种印风是不断继承、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更是逐步欣赏化、理性化、艺术化的过程。
席昱梅：您所创作的哪件篆刻作品让您自己非常满意或印象深刻?
李会宁：印象最深也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在日深夜创作的一方“国术大观”巨印，就在当天上午，中国武术学会委员、广州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明达先生给我打电话并寄来“2009年7月（香港）首届世界中华国术大赛”邀请函和书法作品，鼓励我好好练功，争取参加大赛取得好成绩，其实对我来说，参赛并不是什么紧张畏难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参加过多次全国性武术大赛，拳术和器械套路早已烂熟于心，倒是对马先生多年来的关心和爱护心存感激，作为中央国术馆和黄埔军校八极拳的再传弟子，弘扬中华国术的责任和担子却忽然觉得重了许多，晚上睡不着觉，突然萌生了为大赛组委会刻一枚印章的想法，一是祝贺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不能辜负马先生的期望，二是赠给组委会做纪念，为宣传弘扬中华国学文化尽微薄之力。届时把印章亲自交给马先生，因为马先生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是这次大赛的策划者和负责人。突然间好像一下子有了灵感，心中产生必须把印章刻出来的想法，于是马上穿衣服起床，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拿石头备纸，设计字形和章法，一阵叮叮当当之后，一枚印面八公分的巨印刻成了，看看表，差五分不到三点。
对于这方印的创作过程，我把它写入了我的博客，关于印面的艺术效果，写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说我印”，另外还想出了一副对联来“铁马金戈风威万里，龙吟虎啸气盖八极”。当时就觉得灵感来了必须用先秦古玺的风格，以表现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激情来了必须大刀阔斧以自己多年来累积的功力纵横冲切，以表现泱泱大国的雄浑气势。
当这方巨印展现在大赛组委会时，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并在网上广为流传。
席昱梅：谈谈您如何理解篆刻的突破与继承传统的关系？怎样看待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
李会宁：突破创新和继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都是在矛盾中实现的，在实践基础上的“继承”和“突破”就是矛盾的统一。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新的发展与以往的成果具有连续继承的特点，人类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会因社会阶级及其制度的变更而崩溃，它会被世世代代继续下来。而突破则表现为学术成果的不断创新或再创造。两者虽然不同，但它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继承是有创新或突破的继承，而突破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这种统一，科学就没有发展。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科学技术和文艺的重大发展和中心的转移，都是“继承”和“创新”辩证统一的结果。
席昱梅：古今篆刻家您最敬仰谁？他们当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李会宁：古今篆刻家，以前的我最敬仰齐白石和吴昌硕两位大师，他们都胆敢独造，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而二者对我影响都很大，我曾经长时间研究临摹他们二人的书法，琢磨篆刻的章法和刀法以及他们的思想，在我的作品中二人的影子都能看到。当代的篆刻家我最敬仰的自然是上面提到的我的五位授业恩师，没有他们的耳提面命和倾囊而授，我就不会走到今天。有一点我还应该说明，几位恩师不但技艺高超，而且都有着高尚的人格魅力，名副其实的“德艺双馨”，从做人上对我影响极大。
席昱梅：当下，艺坛都讲究“中西结合”，但篆刻是传统的，您觉得西方艺术观念对篆刻有没有冲击，有着怎样的影响？篆刻、书法、国画的风格必须统一吗？
&李会宁：中西结合是个大趋势，前辈们早就提出并付诸实施了，如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我认为西方的艺术观念对中国的篆刻没有冲击，应该互相借鉴才对，张大千就曾与毕加索接触并探讨东西方的文化，毕加索也临摹过齐白石大量的国画作品，他和张大千互相学习借鉴，张大千借鉴了油画的技法才有了后来的泼墨泼彩。在篆刻上也有不少人尝试着“中西结合”，中央美院书法篆刻教授王镛先生就曾把英文字母入印，刻了一方圆形名章，印文却是“WY”两个字母，即“王镛”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我也刻过这样的英文印章。
关于一个人书画印的关系，由于作者在执笔技法上容易形成个人的特点，自古就有“书画同源”、“印从书出”的说法，所以一个书法、国画、篆刻都十分精通的大师，他的风格应该是统一的。进一步说，一个人国画和篆刻的线条都是用的书法线条，也就是石涛讲的“一画”论，历史上的篆刻大家吴让之、赵之谦、齐白石、吴昌硕以及当代名家韩天衡、王庸、李刚田、石开、崔志强、王增军等都是书画印三位一体。现在我也在崔志强和王增军两位先生的指导下，认真临习金文甲骨碑帖，以字养印，以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
席昱梅：您如何理解边款和印面的关系？会否在印章的边款上多做文章？
李会宁：边款艺术是整个篆刻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边款,一般泛指刻于印侧或印背的文字、题记。它起源于隋唐，当时制印部门的工匠,只是在一些官印周围刻上制印年记、编号和释文等内容,虽然还称不上艺术,但已形成了边款艺术的雏形。正是有了这些简短而又草率的原始边款,后来明清乃至当今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边款艺术才得以发展起来。
边款艺术的发展与石质印材的发现、应用有极其重要的关系。隋唐宋元时期,官印边款之所以文字简短,可能所用质地坚硬的金、玉等印材有关，到了明清时代印章已发展成了一种艺术品，边款的艺术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可以这样认为，边款艺术几乎是与流派印章的出现同时起步的。明代的、何震在这一领域内是杰出的代表，清代邓石如、丁敬之后,历代篆刻家在边款创作中以用刀风格及种类的变化而各显神通。这一时期的边款风格水准之高,堪称空前,并因此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成了边款艺术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边款在形式上有阳款与阴款之分,在用刀上有单刀、冲刀、切刀及冲切兼用之别,在书体上融真草隶篆于一体,在风格上雄强与婉约并存,在内容上则由作者单刻印的年月和署名发展为或有感而发,或叙事抒情、考辨，涉及面极其广泛。这样，边款就成了一门集书法、绘画及文学、史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
我的边款主要是传统的单刀白文刻法，形势较为单一，以前对“钩”划较难掌握，没有自己的特色，后来崔志强先生传授了我一种刻“钩”的方法，觉得效果不错，以后我会在边款上形式和内涵上多下功夫的。
席昱梅：有人说“慢工出细活”，治印快慢对风格有没有影响？您觉得天分和才情哪个更重要？
李会宁：慢和快是相对而言的，快和慢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坏，在武术上，被称为内家拳的太极拳和形意拳，二者都是举世公认的名门正派，不但实用，而且养生，效果一样，太极拳练习强调“用意不用力，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如蜗牛慢行。而形意拳练习则要求“硬打硬上无遮拦，快如风，发如箭，打倒还嫌慢”，但二者都讲究刚柔相济，快慢相间，可谓殊途同归而达到至高境界。篆刻更是如此，风格决定快慢，效果反应心智，如学习黄牧甫、陈巨来、方介堪工稳整洁一路，就应该平心静气，轻慢入刀，以显阴柔之美，润物细无声；学习齐白石和吴昌硕雄浑犀利一路，就应该气沉丹田，以腰发力，采用钝刀硬入，吱吱嘎嘎痛快淋漓，彰显阳刚之气。所以说不同的风格掌握快慢轻重节奏是不一样的。
关于一个人的天分和才情，我认为都十分重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觉得勤奋更重要，曾有人称誉张大千是天才，而张大千自己却说“
我不强调什么天才，也不主张什么刻板的功课。不论学什么，最重要的是兴趣，有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赞成‘七分人事三分天’，自己下功夫最重要，尤其是在基础上下功夫最要”、“我张大千不是天才，也不信天才，这支笔下，有我几十年的功夫，我不是生来就会画画的……很少人肯像我这样下功夫罢了。”由此可见，张大千是反对天才论的，在他眼里，天分和才情是有区别的，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因素。当代的大师们哪个不是靠超凡的毅力坚守自己的信念，下苦功夫才成功的，画家史国良从小酷爱画画，而家庭条件非常差，后来千方百计找到周思聪和黄胄并拜师，他的速写用麻袋装，后来远赴西藏写生创作，最后在国际“蒙特卡洛”大赛中获奖，受文化部嘉奖。
席昱梅：您把张大千的用印全部临了一遍，可想而知，这得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但相信通过临摹，您对张大千的印章或者说张大千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没有什么更深的感悟？您觉得篆刻形式美与内涵美，相比之下哪个更重要？
李会宁：从1989年开始，我就非常熟悉张大千的名字了，因为那时候就跟随恩师郑壬和先生学习中国画了，郑先生研习张大千艺术(山水、墨荷、人物、翎毛、书法)78年，在横断山脉居住30年，研习社科70年，有中国画成套经验50年，中国画及书法全部为创新，会画西画；著有《现代山水画论》（创立科学体系）、《创新》（社科及国画创新论点）及《创新与国画》（内有《花卉翎毛讲义》等）、《新中国画》。在画理、艺韵、章法、技法、画科、发展失传、展式、教学等创新共达180项之多。现存代表作1300余幅，教学生3000多名，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琉璃厂中国书店、徐悲鸿纪念馆以及北京多所大学举办个人及师生国画展。
在跟郑先生学习的二十多年里，听的最多的是中国古典哲学、世界历史和西方哲学史，还有就是王石谷、石涛和张大千的画风与书法篆刻，尤其是张大千书法，在先生的几部著作中都专门提到“大千书法”，因为目前除何海霞外少有人学习研究，以致造成当今书法界对大千书法技法和理论认识的严重欠缺，这与书画界公认张大千书画双绝的现状及其不相符，因为郑先生研究张大千艺术，自然给我们传授的大千技法和理论知识最多，这也是我喜欢研习张大千书法的重要原因，平时只要见到张大千的书籍和作品集不管价钱多贵都要节衣缩食攒钱买下来，然后细细的观赏品读，可是“书法、书法，没有法度怎称得上书法”，张大千的书画都有秘诀的，没有师承，光靠看书是不行的，就像我们练习太极拳，没有老师言传身受，再聪明看书也领会不了意境和神韵，我们学画的时候，郑先生就手把手教我们，还要讲明白，做示范。
因为我喜欢大千书法，就经常请教先生，先生也毫不保留地给我讲授秘诀，包括张大千的师承，所临过的字帖，写好线条的要领，独特的执笔方法、起笔到收笔的笔路、毛笔的选择、笔锋的运转、方笔和圆笔的讲究，比如《麻姑仙坛记》人们认为最简单的一个“点”都要靠七个动作来完成，更不用说横竖撇捺了（即便很快，意念也要存在，绝不一抹而过），而且大千书法的结构更是别具一格。因为喜欢练习大千书法，也就喜欢上了张大千的用印，他一生所用的印章达千方以上，既有自己刻的，还有方介堪、陈巨来，简经纶等多位名家刻的，与自己的书画风格非常协调，由于大千印章都是高手刻制，其艺术高度自然是不言而喻，所以我就决定遍临大千印章，大到八公分巨印，小到半公分古玺，既有工整清秀一路，也有粗犷豪放一路。刻得多了，对大师们的字法、章法和刀法也逐渐领略并观察到了他们细微的不同之处，想象出他们创作时的心态和语境，对我启发很大。
篆刻艺术的形式美，主要是指印面的形式构成美。跟书法一样，点和线是印章在字法上形式美的构成要素，章法和刀法的表现是依附于印面的点、线、面、朱、白、黑等形式因素，按照美的形式法则来组织构成的，如点、线的大小、长短、粗细，方圆等，加之点线是印人的刀笔所产生的结果，这就使点线有了不同的个性特点，如动静、刚柔、雄强、秀雅等，点和线在篆刻家刀笔的运使下，经过不同位置的排列组合，产生了松紧、疏密、跳跃、参差等。这些都属于形式的美。另外，篆刻的形式美还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不同，审美观、治印材料和手段也不同，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大开大合、大疏大密，变化多端。秦代的印章规范工整、生动协调、遒劲有力。汉代的印章删繁就简、篆字方折、圆转流畅。魏晋南北朝、宋唐元印章更是各有特色、异彩纷呈。到了明清，我们才可以讲印章从实用功能逐渐转化为纯审美艺术的篆刻作品，追求意境和个性美。民国至今，篆刻大师层出不穷，造诣极深，令人叹服。
篆刻艺术的内涵美，主要是指篆刻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元素，首先是《说文解字》中所讲的“印，执政所持，信也。”这种“信”被人们理解为信誉、信任、信仰等，是印章的基本文化内涵，也是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原因。其次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一般概括为儒释道精神。三是文人精神，文人大都知书达理，追求真善美，文人精神表现为骨气、勇气、智慧等，反映在作品上则是文气。四是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仅自己追求真善美，还要忧虑让天下的人追求真善美。所以，高雅的艺术追求的不是漂亮，而是关怀人类和社会，这也是传统文化艺术的最高境界。许多以文化报国的人，其透出的士大夫精神让我们对他们高尚的人格肃然起敬。
在形式与内涵上，我觉得内涵要重要一些。
席昱梅：谈谈您对待生活的态度？
李会宁：我对生活的态度，可能是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书并练习太极拳的缘故，喜欢掌握平衡，中正安舒，不偏不倚，意念中总是“中和”思想，生活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不爱出风头，喜欢到大自然走走，珍惜时间和生命，不愿虚度光阴，在有限的人生中不断学习，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工作之余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
席昱梅：谈谈您对您艺术生涯的规划？
李会宁：今年我刚好四十岁，对我来说，在艺术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谈不上什么艺术生涯，艺无止境，跟先贤和前辈们相比仅一小学生而已，不过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思考：
一是客观认识自己。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才能对自己的目标做出最佳选择。
二是确定好奋斗目标。制定自己的目标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清晰的判断,对外部环境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素质要求有客观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与符合实际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目标的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生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职业确定后，向哪一条路线发展，此时要做出选择。即由于发展路线不同，对发展的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在目标规划中应做出抉择，以便使自己的学习、工作以及各种行动措施沿着自己的生涯路线或预定的方向前进。
三是高效行动、终生学习。在确定了目标后，行动便成了关键的环节。没有达成目标的行动，目标就难以实现，也就谈不上事业的成功。当然，事在人为，再优秀、再动人的规划也取代不了个人的主观努力。规划的目的是建立目标、树立信心，目标规划只是走向成功的辅助手段，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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