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族之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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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族之星（4）
&&&& & & & & & & & & &&王安石王安石（日－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宋代诗人，汉族，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做官城市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地级市]；鄞县知县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区长舒州通判：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地级市]；江南东路刑狱：相当于一个省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人物出身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恳辞入朝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改革运动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政治活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酝酿变法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司马光向宋神宗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变法背景1、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2、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土地不断遭蚕食。3、宋朝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三冗”危机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一大背景：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3、北宋以步兵为主，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作战处于劣势。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王安石变法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变法内容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措施、军事措施、教育措施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理财措施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限制大商人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免行法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募役法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方田均税法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甲法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旧有的科举取士之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与社会实际脱节。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地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变法服务。变法影响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新法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权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变法成果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文学成就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诗词作品《桂枝香·金陵怀古》&《浣溪沙》《南乡子》&《渔家傲》&《菩萨蛮》&《桂枝香》&《千秋岁引》诗：《梅花》&《明妃曲二首》&《商鞅》&《书湖阴先生壁》&《元日》&《棋》&《登飞来峰》《泊船瓜洲》&《与薛肇明弈棋赌》&《诗输一首》&《春夜》&《北山》&《葛溪驿》&《示长安君》&《郊行》《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南乡子》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菩萨蛮》集句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明妃曲二首》其一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其二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棋》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姚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春夜》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秦》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诗歌点评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亦不免失于过分雕琢。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历史评价《宋史》评价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北宋的评价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南宋至晚清的评价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时代历史环境中。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年10月间，相关文章共发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制造舆论，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社会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又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国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编辑本段个人恩怨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3]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自然保护区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人物年表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一岁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十岁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明道二年癸酉(1033)&十三岁王益回临川母报丧，王安石随行。景祐三年丙子(1036)&十六岁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景祐四年丁丑(1037)&十七岁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宝元二年己卯(1039)&十九岁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庆历二年壬午(1042)&二十二岁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庆历六年丙戌(1046)&二十六岁自临川赴京，不求官职，知鄞县。皇祐三年辛卯(1051)&三十一岁&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至和元年甲午(1054)&三十四岁&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丁酉(1057)&三十七岁&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嘉祐三年戊戌(1058)&三十八岁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嘉祐六年辛丑(1061)&四十一岁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嘉祐八年癸卯(1063)&四十三岁三月仁宗崩，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逝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治平四年丁未(1067)&四十七岁正月，英宗崩，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四十八岁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熙宁二年己酉(1069)&四十九岁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熙宁三年庚戌(1070)&五十岁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熙宁五年壬子(1072)&五十二岁行市易法、保马法。熙宁六年癸丑(1073)&五十三岁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熙宁七年甲寅(1074)&五十四岁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熙宁八年乙卯(1075)&五十五岁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熙宁九年丙辰(1076)&五十六岁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元丰元年戊午(1078)&五十八岁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元丰三年庚申(1080)&六十岁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元丰七年甲子(1084)&六十四岁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元丰八年乙丑(1085)&六十五岁三月，神宗崩，宋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六十六岁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王安石与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韩愈、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王诜王诜（后），北宋画家。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后徙开封（今属河南）。熙宁二年（1069年）娶英宗女蜀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元丰二年，因受苏轼牵连贬官。元祐元年（1086）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擅画山水，学王维、李成，喜作烟江云山、寒林幽谷，水墨清润明洁，青绿设色高古绝俗。亦能书，善属文。其词语言清丽，情致缠绵，音调谐美。存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溪山秋霁图》等。人物简介(1036年-1093年后，一作1048年-1104年后)〔北宋〕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娶英宗赵曙之女蜀国公主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观察使、利州防御使。元丰二年（1079年）坐罪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移颍州。元祐元年（1086年），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卒諡荣安。能诗善画，亦工词，词风清丽，然欠丰容宛转。今有赵万里辑《王晋卿词》。其家筑“宝绘堂”，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为之记。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以纪胜，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溶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他人难状之景，将锦绣河山展现画幅中，深得好评。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兼写墨竹，学文同。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宣和画谱》著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35件。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烟江叠嶂图》卷，藏上海博物馆。[3]王诜妻宝安公主（1051年－1080年），宋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1063年），封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诜。王诜母卢氏寡居，公主住在近处，每天给婆婆进献美食。卢氏生病，公主亲自调和汤剂奉上。皇帝厚待姊妹，因此公主府第池花园服饰珍玩极其华丽。公主因不能每天在宝慈宫服侍宣仁皇后，常常郁郁不乐。有时干热不雨，宋神宗减少享受以祈祷，公主也是如此，说：“我的俸禄皆出于朝廷，固应同同喜同悲。”宋神宗为慈圣光献皇后居丧，哀伤过度，公主说：“吾与皇上同母所生，视此亦复保聊！”马上遣散歌舞三十人。元丰三年（1080年），公主病笃。公主性不妒忌，王诜以是放纵自己，曾经被贬官。高太后亲临探病，公主已不省人事，太后大哭，公主很久后稍能说话，说自己必定好不起来了，握着母亲的手哭泣。宋神宗随后到达，亲自为公主诊脉，端着粥喂公主，公主勉强为皇帝都吃了。皇帝赐公主金帛六千，再问有什么要求，公主只是请恢复王诜官职而已。这时，宋神宗命王诜官复原职，来安慰公主。第二天，公主薨逝，年三十岁。宋神宗未没有吃饭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大长公主。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周济亲属，朝野内外称贤。王诜不拘小节，和小在公主身边为非作歹，小妾常常触犯公主。公主去世后，乳母告发，宋神宗命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并把她们婚配兵卒。公主既葬，贬谪王诜到均州。子王彦弼，三岁去世。[4]词作鉴赏&《忆故人》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沉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这首《忆故人》词意与调名相仿佛，为代言体形式，写的是一个痴情女子对故人的忆念。全词深情谴绻，感人至深。首四句写女主人公深夜酒醒时的情景。“烛影摇红”，写的是夜间洞房深处的静态：当时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女主人公刚刚酒醒，睁开惺忪的醉眼看看室内，只觉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唯有一枝孤零零的蜡烛摇着红色的光焰。“长”字状静定空气中之麝烟，似目前：“摇”字形容微风中之烛光，亦分明可睹。后来汤显祖《牡丹亭》烛影摇红，意趣盎然引人遐想。“向夜阑”，是说临近天晓。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说：“向，犹临也。”“夜阑，是说夜将残尽。更深夜阑之际，女主人公宿酒初醒，神思慵怠。着一”懒“字，写出了她心情之失意落拓。虽未言”忆“，而回忆之意已隐然逗出。”尊前“二句，才开始落到忆字上。这里的倒叙不是平铺直叙地回忆，而是人物抒情时将往事自然而然地带出来，这样就比客观地描述要生动得多，感人得多。”尊前谁为唱《阳关》“，说的是饯别故人之时，她无可奈何地唱了一曲送别之歌。至此，可知她的”酒醒“乃是饯别时喝醉了的，前呼后应，针脚绵密。”谁为“二字，饱含着幽怨。她虽然唱了《阳关》，但又是懊悔，又是怨恨，充满了自怨自艾的情绪，至于为何，又不点透，这样此句便更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离恨天涯远“，蝉联上句，意境又进一步拓开。大凡词中写离情的，常常说”魂梦绕天涯“，此处女主人公本睡中，却直接用了”离恨“，这就避免了落套。此词不主故常，刬尽华藻，直抒胸臆，纯以情语见长。离恨远至天涯，表明她的思绪也跟踪故人而去，其情之深挚，露于言表。下片起句用了一个典故，暗示幽会之后，故人音讯杳然。宋玉《高唐赋序》云：“妾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暗示楚怀王遇巫山神女，成为后世文人骚客寄迹青楼的代称。“云沉雨散”，暗示词中女主人公乃是一名青楼女子。而冠以“无奈”二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似乎可以听到这名不幸的青楼女子的叹息声。以下几句时间跨度较大，即从夜阑酒醒，到这时的倚阑远眺，再到黄昏时的庭院。这长长的过程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思量。此词意境空灵幽丽。黄庭坚云：“晋卿（王诜字）乐府，清丽幽远，工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词林纪事》卷五引）以这段评语来衡量此词，也颇为恰切。从这几句，可以想见女主人公斜倚阑干，凝神远望的神态。她那双盈盈泪眼饱含着离情别绪，饱含着怨恨和忧思。“东风”二字，勾勒出她特定的氛围中苦盼的神情，丰神独具，颇有韵味。词最后以景语作结。“海棠开后”，是说花落春残，象征女子的芳华易逝，境已惨矣：“燕子来时”，是以归燕反衬故人之未归，激发和增添女子之离思，情更凄然。此处化用晏殊《破阵子》之“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把“梨花”易为“海棠”，并压缩为一联四言偶句，以更为凝炼的词笔表现人物的伤春之感和念远之情。这两个并列的句子一写花，一写鸟，原为两景，接着“黄昏庭院”一句，便把两景融合一个统一的意境中，自然浑成，思致渺远，真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蝶恋花》小雨初晴回晚照。金翠楼台，倒影芙蓉沼。杨柳垂垂风袅袅。嫩荷无数青钿小。似此园林无限好。流落归来，到了心情少。坐到黄昏人悄悄。更应添得朱颜老。内容赏析此词借景抒怀，表达了词人流落异地之悲、老大无成之慨，以及无幸遭贬的苦闷、压抑，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惆怅和凄苦之情。原词之墨迹保留至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中。起笔“小雨初晴回晚照。”富于象征意味：雨后初晴，夕阳返照的景象，暗寓作者久遭迁谪始得召还的人生。终见天晴固然可喜，可是夕阳黄昏，亦复可悲。这亦喜亦悲之情，全融于这初晴晚照之中。接下来“金翠楼台，倒影芙蓉沼。”二句更需玩味。楼台本已巍峨壮观，叠下“金翠”二字状之，气象更加富丽堂皇。如此金碧辉煌的楼台，沐浴于晚照霞辉之中，其倒影又映现于荷池之水面，楼台本身与其倒影，遂构为一亦实亦幻的庄严景观。难怪《宣和画谱》称王诜“风流蕴藉，真有王谢家风气”。“杨柳垂垂风袅袅。”词人更以如画之笔，渲染出池塘上一片春色。杨柳垂垂，原是静态；风袅袅，则化静态为动态，姿态具动静相生之妙。“袅袅”二字极美。从其手迹可见，此二字真是姿媚无限，笔意之美，与词情相得益彰。“嫩荷无数青钿小。”歇拍承上文芙蓉沼而来。时值春天，初出水面之嫩荷，宛如无数青钿。至此，盎然春意触目萦怀。过片“似此园林无限好。”将上片作一绾结。园林如此富丽，春色复如此迷人，确乎可说无限之好。应知此园林非指别处，就这位驸马之府邸。王诜词中曾一再对之加以描绘。句首“似此”二字，已暗将此美好之园林与自己之间推开一段距离。“流落归来，到了心情少。”“流落”二字，写尽七年的迁谪生涯，所包蕴的无穷辛酸，又岂是“归来”二字所可去之以尽。重到了旧时园林，已物是人非，经此重谴，词人临老，妻子下世，园林纵好，也只能是“心情少”了。韵脚之“少”字，极含婉厚重，有千钩之力。词情至此，由极写富丽之景一变而为极写悲哀之情，真有一落千丈之势。“坐到黄昏人悄悄。”黄昏遥承起句晚照而来，使全幅词有绾合圆满之妙。更重要的，还于以时间之绵延，增加意境之深度。坐到黄昏，极言其凄寂况味。更应添得朱颜老。结句纯为返观自己一身之省察，词情更为内向，悲感尤为深沉。园林依旧，朱颜已改，人生到此，复何可言。初晴晚照，金翠楼台，杨柳袅袅，嫩荷无数，皆可喜之景，亦皆可慰人心。然而词人却只是“心情少”，无法摆脱悲哀。而写景设色愈富丽，则愈反衬出其伤心怀抱之黯淡。中间具一大跌宕、大顿挫，笔势变化有力，是此词又一特色。抒情结构的巨大转折，与情景之间的强烈反衬，都是表现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足可玩味。苏轼《与子由论书》诗云：“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此词以流丽之景伤心怀抱，以婉约之笔寓硬转之势，正是具有东坡所论之一种特美。艺术鉴赏以乐境写哀感，倍增其哀，是此词特色之一。初晴晚照，金翠楼台，杨柳袅袅，嫩荷无数，皆可喜之景，亦皆可慰人心。然而词人对之只是“心情少”而已，决不能乐，则其悲哀之牢不可破可知。而写景设色愈富丽，则愈反衬出其内心之黯淡。《蝶恋花》钟送黄昏鸡报晓。昏晓相催，世事何时了。万恨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几个人知道。独上高楼云渺渺，天涯一点青山小。据《词苑粹编》引《西清诗话》知此则此篇当为忆旧怀人之作。不过全词意蕴较为空灵宏阔，与一般忆旧欢的情词不同。上片从大处着笔，写时序更替、世事变迁、人生多愁易老，且以自然宇宙的无限性衬跌，人生感喟充溢行间。下片推进到个人寥落处境。以忙处反衬闲处，失位投闲，门庭冷落，知音难逢。以独望寰宇收结，大有所思不见，人海茫茫，天遥地远，抚躬怆然之慨。韵致苍凉沉厚，似不当局囿于怀思丽人。书画成就概述王诜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尤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画墨竹，师法文同。王诜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及《瀛山图》。《渔村小雪图》（故宫博物院）为水墨山水，生动地描绘了初冬雪后山峦溪岸的景色，渔夫冒雪垂钓捕鱼，文人雅士兴冲冲地出游，远处山峦重叠，两岸虬松盘屈，江面开阔。技法上以水墨渲染并施金粉以加强雪后的效果，用笔尖俏爽利，体现了李成画派的特色。《烟江叠嶂图》亦为王诜名作，开卷烟波浩渺，后段则奇嶂叠起，笔墨细润，青绿设色典雅。《渔村小雪图》手卷，绢本设色，纵44.4厘米，横219.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绘冬日小雪初霁的山光水色。渔村被置于画的右端，开卷便见白雪覆盖的远山和近岸，疏苇寒塘，有众渔夫在忙碌，或张网，或钓鱼，或拉罾，或抬网，柳枝掩映之间渔村隐现。左边的长卷则描绘白雪皑皑的峰峦岩岫以及苍苍茫茫的水色。山中有瀑布飞溅，近处则勾画数株巨松，或挺直，或偃仰，或舒展，松针依然是李成的“攒针”法，线条遒劲刚强，极见功力。而山中有二行人，一隐士策杖而一小童携琴；江边篷舟中有士人对酌，可知王诜无论画什么，总也忘不了抒其志。山石兼用卷云皴、刮铁皴，显然取法于郭熙。而用“破墨法”烘染：先沿勾线向内用稍淡于勾的墨色加染，然后用清水向内化开过渡，墨色淡雅而鲜亮，层次感强。苏轼称赞他“得破墨三昧”。尤其是他独创的在峰顶、岚尖、树头、沙脚敷以白粉，又在树顶、苇尖略勾金线，一改唐以来金碧山水之恒以金线勾山廓、石纹、坡脚以及宫室、楼阁等物的方法，似乎更适合表达雪后的阳光感。后人赞美此图：“刻画严谨，笔墨精练，气象浑成，韵致深远。”《烟江叠嶂图》手卷，绢本，设色。纵：45．2厘米，横：166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图绘崇峦叠嶂陡起于烟雾迷漫浩渺空旷的大江之上，空灵的江面和雄伟的山峦形成巧妙的虚实对比。奇峰耸秀，溪瀑争流，云气吞吐，草木丰茂，显得蓬勃富有生气。画家以墨笔皴山画树，用青绿重彩渲染，既有李成之清雅，又兼李思训之富丽，邓椿《画继》谓王诜“所画山水学李成皴法，以金绿为之，似古”，于此可见。《烟江叠嶂图》背面是苏轼行书诗并跋和王诜唱和诗二章并跋，诗、书、画三绝，是中国画难得的境界，这幅濡满历史烟云的《烟江叠嶂图》恰恰是“三绝”的最好诠释。作品欣赏《溪山秋霁图》北宋&王诜&绢本淡设色&纵45.2厘米&横206厘米&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此图以长卷形式表现秋日雨过天晴后郊野的清丽风光。卷中忽而两山夹峙，野水逶迤，忽而重岩叠嶂，连绵而起，忽而江水横陈，浩淼空阔，其中点缀高人逸士、渔夫钓者，表现其悠闲生活情趣。宋人论画山水谓需写出可游可居之景，此图布置有序，意境优美，正体现了这一要求。画上无作者款识，元时曾经倪瓒、柯九思等人收藏，定为郭熙之作，但此画画风清润素雅，用笔尖利，与传世的郭熙雄健浑厚之画风颇不相同，谢稚柳更定为王诜之作。　&王恂&王恂是元代数学家、文学家。幼小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天文、后与郭守敬一道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和天文历法，精通历算之学，王恂任太史令期间，分掌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遍考历书四十余家。他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王恂死后，他创造的历律计算法，由郭守敬等人整理成《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注释》十二卷留传后世。简介王恂（）是元代数学家、文学家。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生于元太宗七年，卒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幼小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天文、后与郭守敬一道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和天文历法，精通历算之学。1253年，荐于忽必烈，命辅导皇太子真金。中统二年（1261年），擢太子赞善。真金任中书令，凡有咨禀，必令他与闻。后领国子祭酒。至元十三年（1276年）奉命改历，议修金《大明历》，和郭守敬一道组织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分掌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推步于下，遍考历书四十余家。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授时历》编制后，至元十八年，王恂的父亲去世。王恂悲伤过度，每日只能喝一小勺水，不久去世，时年四十六岁。王恂死后，他的推算方法没有定稿，由郭守敬加以整理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由于王恂书生出身，家里没有什么储蓄，皇帝重赏他家。延佑二年(1315年)，赠他为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从一品)、司徒、上柱国(从一品)、定国公，谥号文肃。王恂为我国天文、历法、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长经历王恂生于金朝末年，父王良曾任金朝中山府吏，因故辞职回乡，潜心研究数学和伊、洛之学(即程朱理学)，尤其对数学的研究颇有造诣。其母亦有文化，是位旧时才女。这样的书香门第，良好的家教环境，再加上王恂自幼聪颖好学，为他后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恂三岁时，其母授以《千字文》，王恂即过目成诵，十三岁学《九数》(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商功)演算题二四六则达顶峰。当时其父与元朝太保刘秉忠交往甚密，秉忠拜会王良时，发现王恂聪明绝顶，才思过人，堪称神童。征得其父母同意，遂将王恂带到磁州(今磁县)天文台培育深造，这年王恂十四岁。王恂到磁州后，在刘秉忠精心培育下，十八岁时被秉忠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任太子伴读。元中统二年任太子赞善。翌年裕宗被封为燕王、中枢令兼领枢密院事，他对王恂非常器重，口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向王恂得知。此时王恂已兼管太子起居，常为裕宗讲解尧舜善政、治国安邦之道，并将辽金兴亡之事编成故事讲给裕宗听，让其区别善恶。王恂精通算数，深得太子赞赏，说王恂学识渊博，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召令大臣子弟随王恂学习。后拜为国子祭酒，掌管国子监所属各学校。世祖忽必烈时代，所用前朝历法，因年代久远，常出现时差，意欲修订。知王恂精通天文、算数，遂令王恂组班修历。王恂受命后，举荐已告老还乡的许衡，并由郭守敬、杨恭懿等人组成精干的改历班子，开始修改历法。成才之路王恂的父亲叫王良，是金代末年中山府中的幕僚，曾救出离乱后无辜入狱的百姓数百人。不久辞职，广泛研究佛学、理学和天文律历，活了九十二岁。王恂六岁上学，十三岁开始学习算术，钻研精深。十四岁时，学者刘秉忠北上经过中山，十分欣赏他，回来时收他为弟子。十八岁，刘秉忠把他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让他辅导太子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1261年)，升为太子赞善(太子的老师)。中统三年，裕宗被封为燕王，中书令，兼管枢密院的事务，对王恂极为倚重，对两府的官员说：“凡有事咨禀，都必须让王恂听奏”。起初，王恂给元世祖讲释尧舜的善政，世祖让裕宗一块听讲。后来，就叫王恂管理裕宗的起居饮食。王恂兢兢业业，竭力辅佐，使不应该接触太子裕宗的人，都不得靠近左右。还常常给太子讲治国理政的道理。他精通算术，曾经循循善诱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元史·王恂传》)又把裕宗耳闻目睹的辽金兴亡的事实编成故事，帮助裕宗区分善恶，使他牢记在心。说：“许衡讲过，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再摹印千万张也不差。板本差了，印出来就没有不差的。”很得裕宗的赞成。裕宗认为王恂学识渊博，难得一位良师，就诏令大臣的子弟都随王恂学习，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后许衡接任了一段时间，告老回家后，就再由王恂教授，拜为主管学校等事的国子祭酒。当初，刘秉忠在世，根据天文学的发展，认为《大明历》承用了二百多年，渐渐暴露出它的不周密性，企图加以修正。刘秉忠死后，皇帝根据他的设想，知道王恂精通历算之学，就命他创制新历。于是王恂举荐了已经告老的许衡，同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四十多家历书，从西汉的《三统历》到唐代的《纪元历》，总结了一千多年间历经七十改、创法者十三家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进行了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王恂等人通考前代四十部历法，从汉代的《三统历》，到宋代的《大明历》，他们昼夜测验，参考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极为精密准确，研究总结了1280年以前、七十次改历经验，考察了十三家历律推算方法，前后三年派专人分赴全国四方，定点做日晷实地测量，精心计算，大胆创新，计算出一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一月为二十九点五三0五九三天，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作为一个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至元十七年(1280年)改历成功，以古语“敬授人时”之意赐名《授时历》，是年颁行天下。明朝实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如果把这两部历法看成一部，《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年代最久的历法，历时长达三百六十四年。王恂在《授时历》中，提出了招差法(即三次内插公式)，并运用招差法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度数；又创造了“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来处理黄经和赤经、赤纬之间的换算，准确率大大提高。至元十六年(1279年)，王恂升为嘉议大夫、太史令，主管太史院，负责推算历法，观测天象。十七年新历法完成，根据古语“敬授人时”的说法，赐名《授时历》，当年冬天就颁行天下。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丧父，去官守孝。守孝期间，因悲伤过度，不思饮食，饥馁染病而亡，享年四十六岁。王恂为国操劳一生，家无积蓄。他患病期间，朝廷曾派专人探望，死后拨钱二千贯办理丧事，又念其改历有功，拨帑银五千贯赐补家用。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赐王恂“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从一品)、“司徒上柱国”，谥号“文肃公”。人物贡献王恂对于算学钻研精深。他十四岁时，刘秉忠北上经过中山，十分欣赏他，回来时收他为弟子。十八岁，刘秉忠把他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刘秉忠死后，皇帝根据他的设想，知道王恂精通历算之学，就命他创制新历。于是王恂举荐了已经告老的许衡，同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四十多家历书，从西汉的《三统历》到唐代的《纪元历》，总结了一千多年间历经七十改、创法者十三家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进行了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他们昼夜测验，参考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极为精密准确，如算出了一年为365．2425日，一月为29．530593日，将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作为一个节气，等等。王恂死后，他的推算方法没有定稿，由郭守敬加以整理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延佑二年(1315年)，皇帝赠他为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从一品)、司徒、上柱国(从一品)、定国公，谥号文肃。中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要推王恂、郭守敬、许衡等编制的《授时历》，长达三百六十四年。《授时历》，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王恂与郭守敬创立招差术，用高间距三次差内插法计算日、月、五星的运动和位置。在黄赤道差和黄赤道内外度的计算中，又创用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王恂、郭守敬在所编制的《授时历》中，为精确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和位置，根据“平、定、立”三差，创用三次差内插公式，这在数学上是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把天文历法的计算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人物评价&王恂在改历工作中的数学贡献是：多次使用三次内插法，并造了三次差分表；第一次研究了球面上弧与弧的关系；把高次方程用于历法研究。这些成就当时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王恂自己没有著作流传，但世人对他的评价甚高，称他为“算术冠一时”的数学家。王恂是中国古代天文家、数学家和历法计算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历代所推崇。一九八七年邢台市人民政府建郭守敬纪念馆时，也为王恂制作了陶瓷壁像，同郭守敬壁像镶于该馆正厅，以事纪念。魏晋时期人物王恂（？-278），字良夫。东海郡郯&（音tán，今山东郯城西南）&人。王朗之孙，王肃之子，王元姬之弟。史书记载《晋书&列传第六十三&外戚&王恂传》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肃，魏兰陵侯。恂文义通博，在朝忠正，累迁河南尹，建立二学，崇明《五经》。鬲令袁毅尝馈以骏马，恂不受。及毅败，受货者皆被废黜焉。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宁四年卒，赠车骑将军。恂弟虔、恺。虔字恭祖。以功干见称，累迁卫尉，封安寿亭侯，拜平东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征为光禄勋，转尚书，卒。子士文嗣，历右卫将军、南中郎将，镇许昌，为刘聪所害。恺字君夫。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以讨杨骏勋，封山都县公，邑千八百户。迁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坐事免官。起为射声校尉，久之，转后将军。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论正重罪，诏特原之。由是众人佥畏恺，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及卒，谥曰丑。&&王实甫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生平简介王实甫（1260年－1316年），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河北定兴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年）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人物概述王实甫（），名德信，元代杂剧作家，河北定兴县究室村人。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在称赞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一新制作”的同时，也称赞了《西厢记》的曲文，并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由此可以推知，王实甫活动的年代可能与关汉卿等相去不远。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当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西厢记》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不过它是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相差无几，但在每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工、发展和提高，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为鲜明，特别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精确，引人入胜。《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西厢记》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词曲作品《山坡羊·春睡》云松螺髻，香温鸳被，掩香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片声雪下呈祥瑞。把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却是你！&《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行到水穷是离人泪。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正宫·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迟迟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越调·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闲对着绿树青山，消遣我烦心倦目。潜入那水国渔乡，早跳出龙潭虎窟。披着领箬笠蓑衣，堤防他斜风细雨。长则是琴一张酒一壶。自饮自斟，自歌自舞。《越调·小桃红》水声山色两模糊，闲看云来去。则我怨结愁肠对谁诉？自踌躇，想这场烦恼都也由咱取。感今怀古，旧荣新辱，都装入酒葫芦。《越调·紫花儿序》也不学刘伶荷锸，也不学屈子投江，且做个范蠡归湖。绕一滩红蓼，过两岸青蒲。渔夫，将我这小小船儿棹将过去。惊起那几行鸥鹭。似这等乐以忘忧，胡必归欤。《越调·拙鲁速》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零，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中吕·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生平轶事《西厢记》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剧作，在元代就被誉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她诞生七百年来，被全国多个剧种演唱至今，久演不衰。可关于《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的生平史料却极为少见。元末钟嗣成所编纂的元杂剧作家传《录鬼簿》，也只说他“名德言，大都人”，列“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等，寥寥数语。也难怪，元杂剧作家大多是混迹于倡优之间，纵情风月的市井文人，无权无势无地位，谁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哪！王实甫虽然生平史料留下的不多，但他的老子和儿子却都是元代显赫的官场人物，留下了一些翔实的史料，从中倒可以了解王实甫的一些形状。据《元史》记载，王实甫的祖籍是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他的父亲王逖勋从质子军，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阿噜浑人在元代为色目人之一种，亦称回回人。这样，王实甫应该有一半回族血统。如果按现在的不同民族配偶所生子女，可自由选择族别的政策，王实甫可以选择汉族，也可以选择回族。至于元代的政策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元代色目人的地位是高于汉族人的。王实甫是回族，还是汉族？现在也只能是一个谜了。王实甫的父亲，曾“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太原郡侯。”母亲阿噜浑氏，“赠太原郡夫人”。王实甫不仅出身官宦名门之家，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官的。先以县官入仕，因治县有声，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但总因“与台臣议不合，40岁即弃官不复仕。”王实甫40岁就当了省级领导干部，本来前途无量，却弃官不仕。回到大都后，他一头扎进关汉卿的“玉京书会”，出入于歌台舞榭之中，厮混于勾栏瓦舍之间，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生涯。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元史》中有传，“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地位显赫。”王结对自己有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大概觉得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他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了。王结也无可奈何。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王实甫一生共创作了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元杂剧的一个高峰，成为最具舞台生命力的一部佳作。《西厢记》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式，长达五本21折，不因篇幅限制而造成剧情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点。这一形式上的大胆革新，对后来的戏剧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西厢记》不仅是一部戏剧，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谁不为这华彩的词章而拍案叫绝哪！作品赏析《西厢记》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