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子的篮球中赤司正式出场是哪一集？听说出场方式很中二真的吗→_→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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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司在很多场面都有背影和侧脸的出现，如果算正式出场的话那就是冬季赛开幕式赤司召集其他的奇迹们见面。漫画的话是在113集，动漫的话是在第二季第13集正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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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金融活动的风险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转嫁到了财政身上，这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的参与非法集资的根源所在。”1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2017金融街论坛并演讲。吴晓灵指出：我们的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由于责任…
&p&&b&资料来源：&/b&钟辉勇、陆铭，2017,《财政与金融分家——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探索与争鸣》，第9期，117-124页。&/p&&p&&br&&/p&&p&&b&摘要：&/b&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问题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则成为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所在。当下“去杠杆”的困难在于财政和金融的不分家，其让财政投资项目的低收益、地方政府融资的高成本和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这三个现象同时出现，构成了一个“最坏的组合”，也带来了影子银行高速发展、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不确定等系列问题。我们在分析上述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从财政与金融分家的视角进一步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推动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放松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限制并推进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定价、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协调这三个方面，最终实现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p&&p&&b&关键词：&/b&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融资平台 影子银行 去杠杆 &/p&&p&&br&&/p&&p&&b&一、&/b& &b&引言&/b&&/p&&p&中国经济当下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引发了各界对未来可能的债务危机以及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的担忧。实际上，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强调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p&&p&而在中国经济“高杠杆”的债务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这是“去杠杆”的关键所在。在理论上，金融的存在就是通过满足借贷双方的需求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本质有两个：第一，在时间维度上，将未来的投资回报贴现到当前，让投资在当期得以实现；第二，在资金的供求各方之间，将当前的资金配置到未来能够获得更高投资回报的地方，融资方通过竞争，使得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反映出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只要借债进行投资的回报超过利息成本，债务就能够得到偿还，也就不必担心债务可能引发的风险。&/p&&p&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所以让人感到忧心，在于财政的本质和金融不一样。由于财政支出的正外部性，其支出目的并非为了获得具体的投资收益，而是为了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其直接的财务回报率往往偏低，甚至难以准确度量。与此同时，虽然利率市场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目前已分别放开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但银行业的真实贷款利率仍然低于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再加上监管套利的原因，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将表内资金转移到表外，然后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通道向地方政府下属的融资平台按照更高的利率水平放贷，形成了中国目前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这就让地方政府面临日益升高的融资成本。在面临财政投资项目的低回报和融资高成本情况下，很多政府投资项目难以依靠项目收益来偿还债务，而为了保证这些债务不会出现违约，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包括债券、信托、银行理财产品等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刚性兑付”。由此，财政和金融的不分家导致金融体系一个最坏的组合同时出现——财政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政府融资的高成本与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也带来了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民企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不确定等系列问题。&/p&&p&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去杠杆”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这两类债务问题：前者集中在度量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前财政体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等问题，希望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调整来控制政府债务问题[1][2][3][4]；后者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钟宁桦等（2016）利用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国内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发现民营企业的融资决策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而国有企业的融资则存在大量的“非市场化”因素，其结果是大量的资金配置给了低效的国有企业，这种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5]。&/p&&p&然而，已有研究主要从财政体制或微观角度考虑“去杠杆”问题，对财政部门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系列负面问题未进一步研究，而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等在内国有企业融资的“非市场化”因素正是财政与金融不分家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最后从财政与金融分家的视角提出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是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放松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的规模限制并推进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定价、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p&&p&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系统分析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困难在于财政和金融的不分家，而最重要的矛盾就是财政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政府融资的高成本与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第三部分分析财政与金融不分家带来的系列后果；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提出未来改革的相应政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p&&p&&br&&/p&&p&&b&二、&/b& &b&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困难：财政与金融不分家&/b& &/p&&p&中国目前金融体系的问题是，财政和金融混在一起了，金融承担了一部分财政融资的功能，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其中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由于中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完全自主地发行政府债券，而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和建设基础设施的冲动，同时还要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成立了各种国有的金融公司，负责为地方政府的各类项目进行融资，被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的融资既包括商业银行的表内贷款，也包括通过影子银行体系的贷款和债券形式的融资即城投债等各种渠道。因此，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就成了把财政和金融混在一起的中间机构，而其具体表现则是财政投资项目低回报率、政府融资高成本与金融体系“刚性兑付”这一“最坏组合”的出现。&/p&&p&&b&1.&/b& &b&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b&&/p&&p&由于受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国务院在2008年年底出台了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这“4万亿”的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出资1.2万亿左右，剩余的资金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而在具体刺激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又在中央“4万亿”投资计划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仅在“4万亿”刺激计划公布一个月之后，如果把当时全国18个省份各自公布的投资计划进行加总，会发现这些投资计划就已经超过了25万亿[6]。这些投资计划主要偏向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农村水、电、路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①。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理论上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但从财务上而言，很多项目都是低回报的项目，尤其当这些投资大量集中在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时，项目回报更是堪忧。&/p&&p&当然，这些政府投资项目的低收益，部分是由于财政支出的本质所决定。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是政府花钱做事，但这些事本质上不需要以挣钱为目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讲，也比较简单，能够挣钱的事交给市场去做，政府应该去做那些不以挣钱为目标的事。这个特征决定了政府花钱的项目或者不具有生产性，或者，即使有生产性，这种生产所带来的回报也通常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的回报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长期的，比如，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此类投资常常具有“正外部性”，其收益难以被市场准确估计；第二，政府投资的项目如果有直接的收益，也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 &/p&&p&与此同时，在政府投资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很多有偏的政策事实上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就又进一步降低了财政投资的回报率。比如，白重恩和张琼（2014）估算了中国年间的总体资本回报率，发现“4万亿”刺激计划是导致2008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7]。而“4万亿”刺激计划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可能也有限，Ouyang&br&and Peng（2015）的研究发现“4万亿”刺激计划的确避免了经济的衰退，让经济增长率每年提高3.2%，但这种影响只能够维持两年的时间[8]。&/p&&p&更为重要的是，有偏的政策还带来了中国日益严峻的政府债务问题。钟辉勇和陆铭（2015）对于中国欠发达地区政府债务占GDP比值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更高这一现象，认为这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的汇率制度有关系，并将其称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br&[9]。常晨和陆铭（2017）的研究表明中国在2009年之后大规模超标低效的新城建设实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负债率。该研究同时发现新城的选址很重要，在密度更高的城市和离主城区更近的地方建设新城，都会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10]。遗憾的是，大量新城建在中西部地区，并且规划密度低，距离主城区远，推升了地方政府负债率。&/p&&p&&b&2.&/b& &b&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融资的高成本&/b&&/p&&p&受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的影响，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减少，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而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只有依赖于借债投资。受到《预算法》限制，地方政府在2009年之前，并不能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进行融资。即使在2009年之后，中央开始允许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融资，但地方政府债券具体的发行方式和偿还方式都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15年之后，中央才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仍不能自主决定每年政府债券融资的规模，其受中央的严格限制，因此地方政府也就难以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来满足其融资需求。&/p&&p&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只有绕过《预算法》限制，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形式来进行融资，这也是在2008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快速扩张的原因。根据银监会在2010年的一个数据统计，当时全国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超过一万家，也就是平均每个地级市达到300家左右的规模。而在地方融资平台发展的初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由于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此时地方政府融资的成本并不高。在2010年之后，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快速增长，银监会有意识地限制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这让融资平台再从银行进行大规模融资变得困难。&/p&&p&作为对此的应对，地方融资平台纷纷通过影子银行进行融资。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不同，中国式影子银行更多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具体方式是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将资金从表内转移到表外，然后通过银信、银证、银保以及银行同业业务等各种合作方式，最后实现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而商业银行之所以通过影子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贷款，其激励主要有监管套利和寻求更高收益两个方面，监管套利是指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表内贷款有诸如风险资本计提、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要求，而通过影子银行的表外贷款则没有这些监管要求。寻求更高收益则是在商业银行表内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场化利率回报。&/p&&p&由于影子银行体系中的资金价格更加真实地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客观上推高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成本。比如，通过银信合作发行信托产品的融资成本来看，最近几年的平均成本就在8%以上②。而根据相关案例，甚至有地方融资平台通过P2P平台的形式进行融资，其融资成本则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表内贷款利率③。&/p&&p&&b&3.&/b& &b&地方政府融资和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b&&/p&&p&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刚性兑付”一般是指作为投资者购买投资性产品，尤其是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债券等各种金融产品，相当于获得一种期权来保护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不需要承担投资的风险[11]。然而，任何金融产品都存在违约的风险，只是不同类型金融产品，其违约风险的高低不同而已。如果某种金融产品存在“刚性兑付”，那必然是相关的融资方对这种金融产品的兑付提供了“刚性保证”。&/p&&p&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但从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导致其融资成本又不断升高，如果某个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出现实质违约，这不仅会影响当地融资平台的后续融资，还会影响到整个财政系统融资的可持续性。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其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并降低其融资成本，就需要以“刚性兑付”为保证。事实上也是如此，截止到目前为止，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也都还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违约④。&/p&&p&总结起来，地方融资平台的“刚性兑付”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来源于监管部门的要求，比如，对城投债的偿还问题，作为监管部门的发改委就曾在2015年发文，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强调“绝不允许发生资本市场违约事件”⑤；第二层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来保证本地融资的零违约，甚至在借债的时候，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会出具相应的“承诺函”，以此来保证债务的偿还；第三层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由于中国所特有的中央与地方间关系，地方政府不可能破产，即使地方政府面临违约时，中央政府也可能进行救助。钟辉勇和陆铭（2015）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发行城投债的规模也越多，背后的原因就是地方对中央救助预期的存在而导致地方政府借债的道德风险问题[12]。&/p&&p&本来在低回报、高利率和刚性兑付这个组合里，拿掉任何一个都可以。如果投资回报高，可以还本付息，不用担心违约风险，也就不存在“刚性兑付”的问题。如果低回报的项目融资成本（利率）低也没问题，市场竞争的结果是这些低回报的项目融不到资金。不存在“刚性兑付”的时候，如果低回报的项目融资成本高，其必然会走向破产清算，在长期里，市场只能剩下融资成本反映其回报率的项目。但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这一中介的存在导致财政和金融不分家，使得财政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政府融资的高成本与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这一最坏组合出现。&/p&&p&&br&&/p&&p&&b&三、&/b& &b&财政与金融不分家的后果&/b&&/p&&p&&b&1.&/b& &b&影子银行体系的高速扩张&/b&&/p&&p&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快速扩张，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p&&p&高度关注[13][14][15]。根据金荦、刘淳和周颖辉（2017）的研究估计，截止到2013年年末，中国影子银行业规模为46.4万亿，远高于同期银行的8.9万亿信贷规模[16]。&/p&&p&而Chen, He and Liu（2017）研究发现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就是由“4万亿”投资计划导致[17]。由于中国信贷市场上的利率一直并未完全市场化，在2009年“4万亿”计划之后银行面临融资需求突然迅速增加，通过传统信贷渠道发放贷款的利率偏低。再加上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动机，银行就通过各种方式的金融创新，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通过影子银行体系最后贷款给地方融资平台。&/p&&p&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之间合作的形式来实现[18]。具体而言，在影子银行发展的初期，银行主要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然而与信托机构合作，将发行理财产品获得的资金通过信托机构流向地方融资平台。而在银监会2010年加强对银信合作的监管之后，银行又转而与证券机构合作（银证合作），通过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继续放贷。之后，随着金融监管的调整，银行又继续采取和基金公司（银基合作）、保险公司（银保合作）、同业合作等方式将资金转移到表外，最终再流向地方融资平台。&/p&&p&总体而言，资金采取什么样的通道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并不重要，这里的关键是只要地方政府继续存在强烈的融资需求，而已有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不能满足其需求，地方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扩张其债务。而对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只要地方政府存在强烈融资需求，利润驱动和规避监管的激励就会让其通过各种渠道向地方政府贷款，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高速扩张。&/p&&p&2. &b&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b&&/p&&p&尽管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在不断扩张，在影子银行体系里面的利率定价机制也更加市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就能够从影子银行体系中更为便利地得到资金。实际上，影子银行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加剧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p&&p&其原因是在商业银行表内贷款这部分，虽然利率偏低，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融资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民营企业被排在了后面。而到了影子银行体系，利率又被地方政府抬高，最后还是会挤出民营企业融资。举例来说，当影子银行融资的成本高到年化利率10%以上的时候，这意味着那些投资回报率低于10%的民营企业在通常的商业银行体系里被挤出了，在影子银行里又支付不起更高的利率。并且，影子银行体系很多资金的分配采取譬如委托贷款的方式配置给地方融资平台，简单来说就是说银行的资金在事先已经有指定的去向，因此除了大型房地产企业之外，其它民营企业并不占有优势。&/p&&p&而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同时，大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其中不乏僵尸企业）却实际上得到了优惠。当商业银行表内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影子银行的贷款利率时，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在银行体系里得到贷款，然后再通过相关渠道进入影子银行，而其贷款利率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这时，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贷款利率差额就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对僵尸企业而言，这种利率差额成了一种补贴和“活下去的理由”。&/p&&p&上述问题在本质上又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不反映投资回报，金融市场的功能被严重地扭曲。也恰恰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即使是在信贷放松的时期，只要在影子银行里存在更高的利率，银行信贷资源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被导入到影子银行里去。而只要地方政府存在几乎无限弹性的融资冲动，其支付的利率又偏离其投资回报，那么，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不会在信贷放松的时期得以缓解。实际情况甚至是相反的，经济越不景气，贷款给民营企业越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这时，信贷放松，反而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融资变得相对更容易了。Huang, Pagano and Panizza（2017）的研究利用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投资数据发现地方政府的融资的确挤出了民营企业投资，但并不影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19]⑥。因此，在影子银行利率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不能把影子银行视作为金融市场化的表现。&/p&&p&&b&3.&/b& &b&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的不确定性&/b&&/p&&p&财政与金融的不分家，不仅会带来影子银行体系的高速扩张和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p&&p&同时还会带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的不确定性。国务院在2014年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即“43号文”），这是目前为止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最为权威的指导性意见，其中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融资平台举债。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债务都不再属于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不再承担偿还或者救助的责任。对于未来的地方政府融资，该意见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今后举债只能采取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p&&p&那地方政府是否就真的只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融资？我们发现，即使在2015年之后，很多地方政府依然继续通过融资平台来借债。比如，从2015年1月到2016年12月，全国范围内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规模就达到4.25万亿元，而2016年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才8.71万亿元⑦。也就是说，从“43号文”之后的2015年到2016年年底为止，城投债的发行总规模占到2016年全国各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48.9%，更不要说地方融资平台还有大量来自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贷款。&/p&&p&如果按照新《预算法》要求，这些债务都不再是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不用承担救助责任，那这些债务只能由地方融资平台来偿还。但地方融资平台本身的负债率普遍都很高，又缺乏足够的经营性收入来源，基本上很难依靠自有财力来偿还这些债务。虽然目前为止，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都是“刚性兑付”，但如果严格按照《预算法》执行，导致的结果就是未来国内金融市场上债务违约率就会大大升高。&/p&&p&更为重要的是，从地方融资平台2015年之后这些举债的投向来看，大部分仍然是投向本应属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基建支出。这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融资平台举债，但从融资平台举债的投向来看，融资平台事实上仍然承担了部分财政支出的责任。因此，这部分新增融资平台债务的偿还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钟辉勇、钟宁桦和朱小能（2016）以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数据进行研究，就发现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债务的“隐性担保”并不真的存在[20]。&/p&&p&&br&&/p&&p&&b&四、&/b& &b&应该如何推进财政与金融的分家？&/b& &/p&&p&这种财政与金融的不分家，不仅带来了地方财政体系的紊乱和严重的金融风险，也制约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那具体应该如何来推进财政与金融的分家？&/p&&p&&b&1. 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b&&/p&&p&推进财政和金融分家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应该如何来推进地方融资平台这个财政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市场化转型？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不仅数量多，其中也不乏资产规模超过千亿的集团性质公司，甚至部分已经是上市公司。除此之外，平台公司也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员，如果一刀切地关闭融资平台，这不仅不合理，也不切实际。在当前状况下，一种可行的方案应该更多地根据地方融资平台性质采取分类转型方案。 &/p&&p&首先，对于乡镇一级政府和部分县级政府小型融资平台，这类公司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缺乏实质性经营业务。根据一些研究者调研发现，很多这类融资平台甚至和当地财政部门合用一个账目，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政府把平台公司的融资当作财政收入使用。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借债缺乏约束，助长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长，也损害了公共财政的严肃性。对这类地方融资平台，在做好相关后续清偿工作之后，应该关闭。&/p&&p&其次，对县级及以上地方融资平台，除了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责任之外，一般都还承担着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分为有稳定经营性收入来源和没有稳定经营性收入来源两类，前者包括医院、轨道交通、污水处理、供水、供电等，后者包括城市道路、桥梁、照明设施、公园等。对前者，比较合适的处理方法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股权投资，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这类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可以利用这个契机剥离平台公司的融资功能，将平台公司向一般企业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地方政府还能借此获得比较稳定的长期收益。&/p&&p&最后，对于缺乏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后者，很难找到合适投资者，也是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的难点所在。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短期里面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维持这类平台公司的运转，长期里面也将这些平台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市场化招标，通过招标的方式引入一些潜在的竞争者，达到提高这类平台公司服务效率的目的。&/p&&p&&b&2.放松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的规模限制并推进其发行的市场化定价&/b&&/p&&p&从2015年开始，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其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地方政府的存量政府债务，这能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举债成本。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巨额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年化利率在3%左右，要远低于地方政府其它渠道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也能够让地方政府举债规范化。因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都是以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名义，如果置换计划成功执行，未来地方政府债务都将是显性债务，不再是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名义存在的隐性债务。&/p&&p&因此，可以看出，在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成功是推动财政与金融的分家的另一个关键。从数据上来看，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推进的速度也非常快，截止到2017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券的存量规模已经达到12.4万亿元。然而，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还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p&&p&第一个是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时，每年发行的债券规模总量仍然受到中央控制。虽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的规模，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以政府债券形式大规模举债，但这并不能阻止地方政府以其它融资渠道，尤其是继续通过影子银行举债。当地方政府强烈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必然还会采取各种方式的融资，这就让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难以实质性地推进。因此，在推进债务置换计划的同时，需要尽快放开对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限制。&/p&&p&其次，放开地方债券融资规模的行政限制，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上限的融资，同时还应该做的是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的市场化，通过市场机制来限制地方政府的债券融资规模。在2009年开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之后，国内出现了部分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相同期限国债利率的不合理事件，这背后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干预了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过程，从而让其利率定价过程并非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因此，真正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即使行政上对地方政府债券融资规模没有限制，市场机制也会让那些债务规模过高的地区，其债券发行利率必然会上升，进而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来限制地方政府的债券融资规模。&/p&&p&&b&3. 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协调&/b&&/p&&p&在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的同时，另一个推进财政与&/p&&p&金融分家的重点就是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从而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目前金融体系的监管架构由“一行三会”组成，但从影子银行体系由最初的银信、银证、银保等合作模式等发展到最近的银行同业合作业务来看，单纯的分业监管架构已经不能满足金融体系发展的最新状况。&/p&&p&比如，在影子银行发展的初期，商业银行最初选择信托机构来作为通道，进行银信合作。其规模迅速发展受到银监会关注之后，银监会2010年开始要求银信合作表外资产入表、票据保证金缴纳存款准备金等措施，银信合作立即受到限制。而同时，证监会为了促进券商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在2012年10月出台相关文件，开始放宽对券商资产管理业务的限制⑧。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开始纷纷从信托机构的合作转向与证券机构合作，利用券商的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通道，又导致了银证合作的快速发展[21]。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对金融机构来说，总是希望利用监管漏洞来进行监管套利，而当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忽视了监管部门的跨部门协调，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p&&p&同时，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而言，不仅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还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协调。因为只要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融资需求，而已有融资渠道不能满足其需求时，地方政府总能够进行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从而完成其举债行为。比如，虽然PPP模式作为最近几年国内大规模推广的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本意是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和提高项目的支出和管理效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地方政府将PPP项目作为变相融资的渠道，而并非真的是与社会资本进行项目合作。&/p&&p&对目前已经建立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来协调“一行三会”，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同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缺乏协调的权威性，需要建立一个更高层级的跨部门协调部门；其次，目前的金融监管只强调具体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财政部门的参与不足，而财经与金融不分家的重点却在财政部门，这是未来还需要改进的地方⑨。&/p&&p&&br&&/p&&p&&b&五、结论&/b& &/p&&p&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去杠杆”的关键时期，而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实质是财政与金融混在了一起，其核心的机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时介入了财政与金融两个部门，把金融市场借来的钱用在了财政支出该做的事，并让财政投资项目的低收益、地方政府融资的高成本和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这个最坏的组合同时出现，同时带来了影子银行体系高速扩张、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归属不确定等系列负面问题。&/p&&p&因此，从源头上梳理这个问题，让财政和金融分家的关键在于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放松地方政府债券的规模限制并推进政府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定价、以及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协调，最终让金融体系被扭曲的严重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让资金价格真实反映投资回报的功能，从而实现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p&&p&如果进一步思考当前财政与金融不分家的问题，其实本质上还是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成功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逐渐清晰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金融体系却成为了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的领域，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仍然受到扭曲。在这个意义上，财政与金融的不分家只不过是这种扭曲的具体表现，但同时也是金融体系接下来改革的关键所在，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改革是不是真的能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p&&p&&br&&/p&&p&&b&注释：&/b&&/p&&p&&b&①&/b& “4万亿”的具体投向，可见人民网：&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finance.people.com.cn/GB/.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finance.people.com.cn/G&/span&&span class=&invisible&&B/.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p&&p&&b&②&/b& 信托产品收益率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p&&p&&b&③&/b&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通过P2P进行融资的案例，可参见财新网的报道：&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finance.caixin.com//.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finance.caixin.com/2014&/span&&span class=&invisible&&-11-18/.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p&&p&&b&④&/b&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以后不会出现问题，具体原因将在下一章阐述。&/p&&p&&b&⑤&/b& 具体报道可见：&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m.21jingji.com/article//herald/b05cdb645ae04d0ed8fc64f892f6d86f.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m.21jingji.com/article/&/span&&span class=&invisible&&/herald/b05cdb645ae04d0ed8fc64f892f6d86f.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p&&p&&b&⑥&/b& 外资企业不受到影响是因为外资企业除了从国内金融市场融资之外，还可以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而民营企业一般并不具备从国际市场融资的条件。&/p&&p&&b&⑦&/b& 相关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p&&p&&b&⑧&/b& 这三个具体的文件是证监会在2012年10月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p&&p&&b&⑨&/b& 在2017年7月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以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协调部门。但委员会如果没有财政部门的实质参与，作为财政与金融分家的关键，这可能会影响金融监管协调的效果。&/p&&p&&br&&/p&&p&&b&参考文献：&/b&&/p&&p&[1] 李扬、张晓晶、常欣、汤铎铎、李成. 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上). 经济研究, 2012(6).&/p&&p&[2] 李扬、张晓晶、常欣、汤铎铎、李成.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下). 经济研究, 2012(7).&/p&&p&[3] 龚强、王俊、贾坤.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一个综述.经济研究, 2011(7).&/p&&p&[4] 郑新业、张力. 财政“不可能三角”及其应对. 探索与争鸣, 2017(9).&/p&&p&[5] 钟宁桦、刘志阔、何嘉鑫、苏楚林. 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研究, 2016(7).&/p&&p&[6] Naughton, B.&br&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Stimulus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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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ng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Stimulus Loan Wanes&br&and Shadow Banking Waxes. Working Paper, 2017.&/p&&p&[19] Huang, Y.,&br&Pagano, M., and Panizza, U. Local Crowding Out in China. Working Paper, 2017.&/p&&p&[20] 钟辉勇、钟宁桦、朱小能.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金融研究, 2016(4).&/p&&p&[21] 高海红、高蓓. 中国影子银行与金融改革:以银证合作为例. 国际经济评论, 2014(2).&/p&
资料来源：钟辉勇、陆铭，2017,《财政与金融分家——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探索与争鸣》，第9期，117-124页。 摘要：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问题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则成为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所在。当下“去杠杆”的困难在…
&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1ff03f27b2db01ee908e_b.jpg& data-rawwidth=&720& data-rawheight=&44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20&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1ff03f27b2db01ee908e_r.jpg&&&/figure&&p&12月2日凌晨，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特朗普的税改法案。此次税改将是30多年来对美国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公司税率最终或将确定为22%。&/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1d91de0c6f2a298f71cf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87& data-rawheight=&355&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87&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1d91de0c6f2a298f71cf_r.jpg&&&/figure&&p&一石激起千层浪。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税改，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的连锁反应。全球经济走向也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在此大潮下，中国又当如何应对呢？&/p&&p&云石君在这里做个粗浅的分析。&/p&&p&必须要清楚的是，虽然特朗普减税的最终版本尚未出台，虽然这份减税草案，在执行过程中，未必会一帆风顺，甚至多多少少的会打些折扣，但只要能大致执行下去，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利好，绝对是不容否认的。可以预见，随着税改的逐步实施，资本回流，美国企业活力增加，消费力增长，美国经济会迎来一个较长的利好周期。&/p&&p&这首先就从思想观念上，要求部分国人转变认识。自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颓靡，以及中国经济的依然较快速增长，近年来国人的自信心也大幅增强，甚至认为超越美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能实现的事。&/p&&p&这种观念，从长期趋势上来看也没什么大毛病。但问题在于，在很多时候，这种认识被过于强化了。似乎中国会伴随着美国的帝国衰落，水到渠成的取而代之。&/p&&p&而特朗普的这次税改，应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这种轻视态度敲一敲警钟。固然，美国的体制僵化、社会结构危机等等，已经让它初露大国衰落之像。但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能傲视群雄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依然是十分强大的。特朗普税改，就是这种自我修复在现阶段的一种集中表现。虽然美国社会的重大积弊和沉珂，决定了特朗普的这种修复，未必能从根本上帮助美国实现涅槃，但至少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让美国重新焕发生机。不管这种焕发究竟是彻底的药到病除，还仅仅只是止跌，甚至是回光返照，但至少，美国的加速回血，是可以预期的了。&/p&&p&这种情况下，通过中美之间的此消彼长来实现逆袭，这种观念起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可以歇歇了。下一阶段的中美竞争，将极大可能的重回正向冲刺的比拼。看谁跑的更快，谁能在这场竞跑中不会被对方拖垮，谁才有可能在未来夺取更大的话语权。&/p&&p&而相较于虚无飘渺的思想观念，更实在的是，中国必须尽快予以调整，以适应这场全新的竞争格局。而具体来说，就是要针对特朗普税改的特点，因势利导，防守+反击。&/p&&p&首先说防守。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减免隐性税赋，防止资本外逃。&/p&&p&在减免税负方面，之所以强调是隐性税赋，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面上的税，也就是名义税率，其实是没有美国高的。就算美国税改后，税率也只是跟中国差不多而已。鉴于中国的国情特点，面上的税收需要承担许多投资、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福利兜底等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维稳功能，这部分支出其实是很难减少的。&/p&&p&其实仔细研究特朗普税改，实际上对中下层的直接好处很小，甚至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增加，还会让福利兜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减少。特朗普指望的是通过减税做大蛋糕，推动工作岗位增加，进而拉动底层收入增长。但如果蛋糕做大程度不如预期、或者金融家趁机炒钱，回流的资本弃实入虚，那这个目标就会打折扣，反而会进一步限制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增大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换句话说也是很有风险的。由于中国体制的弹性天然不如美国，经济积弊也没美国那么严重，所以很难，也没必要以社会秩序为赌注，来冒这个险（所以国税局官员谈美国税改时，说中国不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事，这话其实是有其逻辑依据的，只不过这话好说不好听，所以被网上骂了个体无完肤）&/p&&p&既然中国显性税率难以降低太多，而美国税改后，整体税率又已跟中国大致相当，那大家就只有在其他方面较劲了。就中美比较而言，美国的劣势，在于其过于强大的工会、过于严苛的环境保护、天然较高的人工成本以及政府的低效率等；而中国的短处，则是透明度、公平度、非税收入、权力寻租。&/p&&p&在显性税率差不多的情况下，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谁能在这些名义税务之外的层面做的更好，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比较优势。&/p&&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bceb81c0de5c33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280& data-rawheight=&78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280&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bceb81c0de5c33_r.jpg&&&/figure&&p&&br&&/p&&p&至于另一个麻烦，就是防止资本外逃。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与民营资本不同，国有资本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它的根本利益诉求，并不是攫取更多利润，而是作为经济基石，为政治权力稳固江山。所以，至少在国有资本层面，并不会出现大的外逃之虞。至于民营资本，除了防火墙外，有了今年王首富的殷鉴在前，至少大的民营资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新时代的爱国方式，外逃的趋势已经得到一定遏制。至于民间的散钱，也早通过这一轮房价暴涨，给锁到了房地产里头。所以在资金外逃方面，内部原生资本还是已经得到大致控制的，真正不能直接阻拦的，无非是外资而已。&/p&&p&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资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鉴于中国依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营商环境综合来看依然还算不错，再加上庞大国内市场的存在，所以即便是在美国减税后，竞争力也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p&&p&总而言之，接下来，只要中国能在降低企业隐性负担方面加快些改革力度，并持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隐性负担（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但通过改革和反腐予以一定程度的降低，完全可以做到），那么无论是对民资还是外资，都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p&&p&当然，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特朗普幅度不小的税改计划本身，中国想完全阻止资本向美国回流，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不管中国做的多么好，美国税改，依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构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弥补损失，还得从外部着手。&/p&&p&而在这方面，美国税改，反倒是中国的一大战略机遇。&/p&&p&随着美国税改启动，首先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可能会不得不面临一个战略收缩——毕竟税改在短期内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增加，虽然理论上这个负担可以随着美国经济蛋糕的做大而得以弥补，但且不说这种理论最后能不能实现，就算能成，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更加吃紧。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地缘政治层面投入的资源会受到限制。这种减少，在面对对一般的小规模博弈时，可能影响还不够大，但面对中国这种大块头时，美国的资源肯定会更加紧张。趁着美国力不从心的机会，中国应该加快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进度，拓展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空间，并将这种取得的额外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上实实在在的好处。&/p&&p&此外，随着美国税改的实施，全球资本都会不可避免的向美国回流，这不可避免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资本紧缺。同时，由于美国财政赤字会因税改攀升，而做大蛋糕收获回报又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美国的财政会因此更加吃紧。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出意外，又会玩起那套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套路，强迫世界为其买一部分单。&/p&&p&资本被美国虹吸回流，然后美国还会逼大家来为自己的财政买单，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困窘和愤怒自然会加剧增长。而在这个时候，中国作为这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有钱大国，自然也会迎来一波经济链条拓展的良机。&/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d5f810fc1af44e9ad9a4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34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d5f810fc1af44e9ad9a4_r.jpg&&&/figure&&p&与特朗普需要靠闭门造车，来重振美国制造不同；中国现在已越来越多的需要通过经济的外溢，拓展利益空间，攫取更多的外部收益。只不过这种对外扩张，或多或少的会受制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隔阂影响。搁在以前，大家日子好过，对中国资本的忌惮合法防备自然会相对更强；现在随着特朗普这么一整，大家手头更加紧张，对美国借独霸地位敲诈勒索的愤怒之情也愈发增长，这时候再面对中国资本时，无论是基于短期内的缓解自身困窘，还是长远角度的制衡美国之影响，其接受程度都会提高很多。&/p&&p&这就是中国的一大机遇。随着除美国之外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隔阂和防备削弱，中国的一路一带、人民币国际化等，都会迎来一个新的良好契机，如果能运用得当，那等于是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增长点。美国经济在苦练内功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得以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利益边界。通过这种手法，中国不仅可以对冲掉资本回流美国对自己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从长远看，也能为自己的经济版图开拓，打下坚实的基础。&/p&&p&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预判而已。正如特朗普改革，有可能因为利益团体的杯葛而在执行中受阻，甚至会因形势发展的不利，不仅不能带动美国经济，反倒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内调结构、外拓版图，也可能因为自身功力的不到位，而成效不彰，甚至无功而返。不过至少从眼下来看，接下俩的中美两国经济，将从原来相对性的此消彼长，进入一个更快跑速大比拼的你追我赶新时期。在这场速度比拼中，谁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将来中美经济重回正面博弈时，谁就能占据更大的优势和主动权。&/p&&p&以上都是从宏观角度而言的。细化到微观层面，中国会有什么具体应对措施呢？&b&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b&，云石君会根据形势发展，持续追踪解读。&/p&&p&&b&本文为云石海外风云系列1774节。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用微信关注公众号：云石，持续收看全部云石君原创文章。&/b&&/p&
12月2日凌晨，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特朗普的税改法案。此次税改将是30多年来对美国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公司税率最终或将确定为22%。一石激起千层浪。鉴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税改，势必会…
&p&命运只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它留下一半或少些让我们自己支配。&/p&&p&——马基雅维利&/p&&p&&br&&/p&&p&发布于十月革命100周年暨特朗普访华前夜&/p&&p&&br&&/p&&p&引子&/p&&p&最近我常常想，30年或者更长一些的50年之后，当一位西方学者试着描述今天在洞朗发生的事情时会不会有一个如下的开头：&/p&&p&&br&&/p&&p&“2017年8月，在中国的各大影院中，一部名为《战狼2》的电影正不断打破中国影片的票房纪录。数以百万记的中国观众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位前所未有的中国英雄的“加冕礼”。电影中，主角冷锋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毫无个性，只知为共产事业奉献一切的宣传形象。而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军人，尽管是退役了的。冷锋可以为了与战友的情谊违反军纪被开除，也会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远走他乡。固然，电影的主要情节依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支配的解救非洲受困中国人的准军事行动。但我们应该清楚，这样一位反传统中国英雄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本身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物质丰富时代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青年，已经不同于物质贫乏时代出生的父辈，他们要求个性的解放，对于传统的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感到隔膜。执掌中国的共产党正努力试图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与新一代青年的个性要求熔于一炉，锻造出新时代的中国精神。这不仅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且也让我们难以预计中国未来的走向。&/p&&p&&br&&/p&&p&我们都知道上帝善于安排巧合，在3个月之前一部来自印度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影院中同样颇受赞誉。有趣的是，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位抛弃传统偏见，努力培养自己女儿称为摔跤冠军的印度父亲。尽管一位是战士而另一位是运动员，但突破传统偏见与官僚束缚的主题却与《战狼2》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提示我们，这两个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势头最快的国家，新生的一代人拥有着相似的精神状态与社会诉求。&/p&&p&&br&&/p&&p&而然，我们却实在无法把在一个叫洞朗的地方发生的事情称之为一个无伤大雅的巧合。就在《摔跤吧！爸爸》仍在中国影院上映的时候，一队印度士兵突然越过了中国方面称为并无争议的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这一名为洞朗的地区试图阻止中国方面修筑一条道路。印度认为此地应由一个小而穷的第三国不丹管辖，它有权阻止中国改变现状。但中国却指出印度军队越过的是自己承认的已定边界，这无异于一场入侵。由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角力，在外交解决的前提问题上爆发了一系列的口水战。到《战狼2》上映的时候，这场摩擦不仅毫无转机，并且正持续滑向一场真正的危机。对自己国家的力量都寄予深切希望的两国年轻人，似乎正被两国的政治家导向一场惨烈的碰撞。”&/p&&p&&br&&/p&&p&正如我无法预料未来这样的一段文字将会是一篇历史轶闻，还是一段战略分析文献脍炙人口的开端一样。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把握预料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但从这场危机所折射出的中国外交大战略内外因素互动所已经展现的过程及未来可能的趋势，值得我们一起思索。&/p&&p&&br&&/p&&p&&br&&/p&&p&中美关系&/p&&p&在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首屈一指。对内它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国策的前提，对外它是中国战略稳定与安全的基石。&/p&&p&&br&&/p&&p&不过，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检视20-21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史时，或许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如果按美国总统当政划出一道正弦曲线的话，一般总是在当政初期较为不顺，而在任期结束时步入高潮，总体来说低开高走。但这一规律在08-16年的奥巴马身上戛然而止，并反转为一条完全相反的曲线。这究竟是为什么？&/p&&p&&br&&/p&&p&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回90年代初，中美关系自低谷中再度上行之后观察，或许能对解答这一问题有更好的帮助。&/p&&p&&br&&/p&&p&1994年中美关系在克林顿任内发生了一件大事，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这半是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之声，半也是由于自由主义倾向强烈的克林顿政府及积极游说这一政策的商界团体都深信，“从长期看，随着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并融入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它将会不可避免地日益尊重人权”。“通过交往可以促使中国变化”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不言自明的前提。而这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以融入西方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的外交战略。虽然中美两国对于中国未来形态有不同的想象，但融入世界秩序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点将是什么，是当时不可能准确预见的。眼前的共识足以压倒未来可能出现的分歧，保驾中美关系在其后跨过了95-96年台海、99年“炸馆”以及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突发危机的冲击。&/p&&p&&br&&/p&&p&而当01年911事件的冲击大致散去之后，中国融入世界秩序这一进程迎来了关键节点。美国日益发现已经不能再将对华关系视为服务于其他战略目标的手段，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与美国在经贸上增强的联系使得美国不得不正视自己10年前目标的合理性。于是，一方面美国越来越无暇顾及中国的内部变化，另一方面，对中国如何使用其日益增进的权势感到没有把握。在“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之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面下注”等新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在原有的以接触促变化战略之外，开始寻求防范中国未来的战略动向。&/p&&p&&br&&/p&&p&而这种防范在10年7月中美黄海准对峙中变成了部分现实，更为令人意外的是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头两年划出了高开低走的诡异曲线。高调的“G2共治”非但没有出现，中美关系反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在气候变化，朝鲜半岛，南海地位等问题上中美都爆发了程度不一的公开争论，有些甚至还在未来演变为军事对峙。12年中国换届完成之后及时开启高层外交稳定中美关系，试图正面向美方阐述中国对于自身发展的历史动因与未来新型大国关系的展望，要求美国尊重中国地缘利益的扩展与选择自身国际义务的权力。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的响应，稳定了中美关系。但美国战略界对于自身力量与中国未来走向的怀疑经过长期的积累，最终还是在15年以“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美国战略界日益陷入“接触”与“对冲”都已经不足以稳定对华战略的焦虑中。而这种对华战略自信的下降，是否会主宰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呢？&/p&&p&&br&&/p&&p&如今执政还不满一年的特朗普总统会塑造出怎样的中美关系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制衡因素正在显著增加，但尚未出现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冲突。特朗普虽然也曾对中美关系大放厥词，如今通过高层会谈也安分了不少。但最近中美经贸会谈及朝鲜射导问题上，又有美国方面不满的声音传来。从坏的方面看，特朗普既没有传统共和党总统对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推崇，却继承了共和党对于大国博弈的鹰派视角。从好的方面看，特朗普把政治视作家族生意的理念较为容易打交道。然而特朗普作为一个理念反建制，内部支持根基不深的总统其执政会受到诸多束缚。美国对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其个人意志，还需静待观察。&/p&&p&&br&&/p&&p&不能不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中美关系正踏入一条自建交以来未曾尝试过的战略轨道，而其磨合的难度，可能远在我们的认识之上。&/p&&p&&br&&/p&&p&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忘记，美国对华制衡战略中依靠中国周边其他战略力量的配合，在中美关系的某种“紧平衡”之上，也有他们施展自身谋略获取利益的巨大空间。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对中美关系本身造成新的冲击。&/p&&p&&br&&/p&&p&“大三角”关系&/p&&p&当我们将中国外部环境的观察视角由双边关系提升到更加复杂的层面上时，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应该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p&&p&&br&&/p&&p&一般而言，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两方会有强大的动机结成某种准联盟来制衡最强的一方。而对于实力最弱的一方，当与较强的两方关系都较好而两强之间关系紧张，是施展影响的最佳位置。&/p&&p&&br&&/p&&p&考察自冷战以来的大三角关系，将意识形态动机排除出去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律。实力增长最快的一方，往往成为结盟平衡的对象。这在冷战正酣的70年代，及冷战终结的90年代两次应验。而今天，这一规律似乎运转不灵了？&/p&&p&&br&&/p&&p&当我们承认中国实力增长的速度远超美俄，且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增长日益明显的今天。为什么反而是美俄关系龃龉不断呢？某种美俄缓和关系制衡中国的“反向尼克松冲击”有没有可能呢？&/p&&p&&br&&/p&&p&2009年，俄罗斯经济在98金融危机之后迎来了第一次经济负增长。这实际上宣告了俄罗斯经济摆脱资源诅咒，进入内生增长形态的失败。随后由于各国财政刺激及中东动荡推高了石油价格，俄罗斯经济暂时打上了强心针。但石油价格尚未见顶的13年，其经济仅增长1.4%，到了石油价格暴跌的14年更是完全停滞。而更早的12年俄罗斯大选中，在经济增长的停滞及政治高压的态势下，俄罗斯出现了中产阶级寻求改变普梅政权的趋势，普京的选战一度颇为被动。渲染西方“颜色革命”威胁，强调俄罗斯主权民主道路称为普京竞选的主基调。&/p&&p&&br&&/p&&p&当14年初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演变为一场事实上的政变时，普京却巧妙地找到了一条将地缘利益与国内政治稳定熔于一炉的策略。在俄罗斯对东乌克兰及克里米亚的赤裸干预引发了西方制裁的同时，普京尽管可以将执政不力国内经济衰退的包袱甩到西方的制裁上去，同时唤起民众对于俄乌历史联系及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记忆。普京的支持率由此扶摇直上，很大程度上摆脱了12年前后的国内抗议声浪。&/p&&p&&br&&/p&&p&从这一角度观察普京的外交政策，我们恐怕不难得出结论，俄罗斯是用战术进攻的态势掩盖自身在战略上的衰弱，其实质，是防御性的。&/p&&p&&br&&/p&&p&但这种防御性的策略却被西方所误读。&/p&&p&&br&&/p&&p&自03年底在格鲁吉亚炮制出“颜色革命”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将这一战略视为推广“自由民主”与挤压俄罗斯地缘空间的金字招牌。而当普京的强硬反击突然到来之时，激活的却不是西方对其外交政策内部考虑的客观解读，却是冷战记忆的再度复活。俄罗斯存在一个步步相扣的完整反西方战略，称成为西方政治家的口头禅。于是斗争的规模持续升级，并外溢到了中东。俄罗斯处于不断失血的窘境中。&/p&&p&&br&&/p&&p&16年，随着西方政治潮流出现背离自由主义的大转向之后，俄罗斯一度在英美新型民粹领导人身上看到了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希望。但用力过猛反而弄巧成拙，随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证据的不断披露，美国国内对于麦卡锡时代共产党渗透的记忆再度激活，“通俄门”的不断发酵，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特朗普政府改善对俄关系的国内政治资本。普京不得不再度承认与西方关系重启无望。&/p&&p&&br&&/p&&p&正当俄罗斯与西方陷于不断对立之时，中俄关系却继承了90年代以来较为合作的关系基调，并随着俄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大三角关系中的有利地位正成为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新基石。无须讳言，中国在南海填岛的战略跃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乌克兰危机的产物。&/p&&p&&br&&/p&&p&但大三角关系的均衡不可能长期背离力量对比这一基本面。目前大三角关系中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究其根本，是极为脆弱的。强者，特别是崛起势头迅猛的强者必遭妒忌，乃是人性和战略的基本规律。&/p&&p&&br&&/p&&p&从俄罗斯角度来看，其与西方针锋相对的政策本就是出于国内稳定与地缘利益而不得已的险招。只要西方愿意尊重俄罗斯的体制与基本地缘空间，俄罗斯乐于与西方和解，从而占据与中美两强关系均较好的有利地位，这符合俄罗斯目前的实力定位。而且从经济上看，俄罗斯并不甘于仅仅成为中国的初级材料提供者，接受欧洲投资也比接受中国投资更有历史及地理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心理上将自己视为西方的“弃儿”，在接受西方道路与独自建立欧亚帝国间徘徊不已。接受友好的西方总要比接受成为中国的伙伴容易得多。&/p&&p&&br&&/p&&p&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实力急速接近的中国与不断衰弱的俄罗斯之间，谁更可能成为对手本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随着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影响的逐步退潮，以及美国对华焦虑的不断上升，美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注重大国博弈战略的一面正逐步显露出来。如果中国不采取积极的对策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的焦虑。那么一位在国内政治资本上不受“通俄门”限制的总统很可能有充分的动机，去推动像“反向尼克松冲击”这样的外交革命。&/p&&p&&br&&/p&&p&中国外交恐怕需要对大三角关系中自身的定位做出尽快的反思。当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时，或许为时已晚。&/p&&p&&br&&/p&&p&中东&/p&&p&中东作为世界岛的地缘枢纽，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二战以后长期是各大国地缘博弈的核心。由于其宗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派系众多，很难为某一大国所单独掌握。因此中东牌局往往呈现出一种双层博弈的态势，一方面是大国利用地区矛盾打代理人战争，另一方面，当地派系也利用大国博弈推动自身政策目标的实现。在经年累月的冲突中，中东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最破碎，也最混乱的地区。&/p&&p&&br&&/p&&p&中国与中东地理距离遥远，也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一牌局中显得较为超然。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东博弈牌局的变化也对中国的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侧翼”冲击。更不用说，在大国博弈格局之外，我们还有以下一些与中东存在直接相关的利益需要考虑：新疆的稳定，“一带一路”政策的外部风险，石油安全。&/p&&p&&br&&/p&&p&目前，中东格局的风暴眼依然是叙利亚。格局的表层表现为美俄角力，底层则是什叶派伊朗与逊尼派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各自联盟的直接对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改前任奥巴马寻求与伊朗妥协，缩减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干预规模的脱身政策。选择高调打击巴沙尔政权，恢复与沙特关系以及摆出与伊朗对抗的姿态，似乎是要全面恢复传统的共和党中东政策。如果说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主要是不愿失去叙利亚这个最后的盟友，那么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何在？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将会走向何方?对中国会存在多大冲击呢？&/p&&p&&br&&/p&&p&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可以归结为一个“双面联盟”，即同时维持与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形成由地缘政治与经济需要两大因素促成。在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50-70年代，美国扶持以色列与伊朗与之抗衡，海湾国家并不是其战略中的重要角色。70年代中期，中东格局迎来一轮重要转折，埃及转向美国、海湾国家石油国有化以及伊朗的日渐衰弱，这些变化与美国当时面临的滞胀经济挑战形成了共振之势。在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美国不得不考虑与海湾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一方面，美国需要借用石油国有化之后海湾国家所掌握的大量石油美元稳定货币地位。另一方面，海湾国家在中东格局中正处于阿拉伯社会主义与伊朗的严重威胁之下，迫切需要大国的支持，特别是军事支持维持独立地位。两者的强烈相互需要，使得双方都选择忽视对方国家体制与政治理论的格格不入，建立起了“狂欢中心和性欲游乐场”与“两圣寺的仆人”之间的奇异联盟。&/p&&p&&br&&/p&&p&然而，在成功的将俄国人与波斯人都边缘化为中东牌局“小角色”之后，这个诡异的双面联盟却发现自己反倒成了中东稳定的最大障碍。一方面，巴以和平进程并没有因为“双面联盟”的存在就水到渠成，仍旧由于海湾国家不愿接受以色列开出的耶路撒冷地位条件而功败垂成。另一方面，海湾君主国家与变了质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独裁者们不思恢复民族的尊严与国力的发展，却在滚滚石油美元与美国援助中迷失了目标。当他们在欧美奢华宴会上一掷千金的同时，平民的日子反而愈加艰难。在生活困窘与尊严丧失的柴堆上，原先就星星点点的极端思想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示范，终于燃起了冲天大火。中东恐怖主义跃出了一隅之地，张开了吞噬生命的血盆大口。&/p&&p&&br&&/p&&p&“9.11”的惊天一击，带来的不是美国对于“双面联盟”政策的积极反思，反而是条件反射一般的牛仔逻辑。在以子虚乌有的证据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形式上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不仅和平与稳定却迟迟不见踪影，美国自身的经济与道德力量也不断无意义的消耗在流沙之中。08年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收缩过长的中东战线，但花费巨大代价得到的实地却成了宗教极端势力轻而易举攻陷的地盘。阿拉伯之春更是把西方的世俗盟友几乎一扫而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更多依赖谈判而非武力，更多讲求均势平衡而非仅仅依赖“双面同盟”。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最终达成，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国中东战略开始成型。&/p&&p&&br&&/p&&p&奥巴马中东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有二。首先，目前的中东不存在另一大国与美国展开全面争夺的可能，过度支持盟友延长战线不仅徒然消耗美国力量，更重要的是，使得美国难以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上的挑战。其次，视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为有意义的谈判对手，与构筑均势的合理力量，给予空间并加强联系有助于中东形成离岸平衡的新稳定。但特朗普的中东战略却认识相反，视以色列为无条件盟友，希望更多的从海湾国家榨取经济利益，视伊朗为不可调和敌人使得其战略再度转向传统“双面同盟”。&/p&&p&&br&&/p&&p&然而，从长远来看，特朗普中东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长期变动趋势呈现的是背离趋势。首先，页岩油气与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能源革命正把美国变为能源出口国，美国实际上日益不再依赖海湾的石油供应，而这一趋势又反过来极大削弱了海湾国家赖以维系国内稳定与对美折冲的石油美元。沙特持有美国国债在外国投资者中的比重从70年代末的近20%降至今天不不到2%。石美元已经是昨日黄花，经济上，沙特对美国已经没有了特殊重要性。甚至整个中东作为能源源地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都不免受影响。其次，“双面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了针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恐怖主义。以特朗普上任百日内就匆忙颁布的“禁穆令”为例，在“9.11”及之后发生在美国的16起恐怖袭击中没有一人是特朗普“禁穆令”中包含国家的公民，这绝非仅仅只是巧合。事实上造成恐怖主义的两个根本问题，受巴以和平迟迟未至及美国政治严重干预的尊严丧失感，与社会贫富分化极端所造成的剥夺感，在美国的盟友逊尼派国家反而要远强于美国的敌什叶派国家。美国结盟政策的后果由此可见一斑。&/p&&p&&br&&/p&&p&长期来看，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动，恐怕较有可能回归奥巴马的离岸平衡战略。在此影响下，自身挑战众多且失去强援的海湾国家前景不免灰暗，而撤除美国强大压力的什叶派则可能东山再起。甚至如果伊朗及其他什叶派国家政策得当，中东可能在奥斯曼帝国之后再度迎来区内强国的主导。&/p&&p&&br&&/p&&p&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关注的几大政策目标，美国的战略变动有利有弊。大国博弈上，美国在中东收缩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在亚太的资本。同时在与中东接邻的中亚与南亚两大区域，美国的撤退可能造成中国与俄印矛盾的上升。总体来看对我弊大于利。新疆稳定上，美国的撤退可能使恐怖主义出现退潮，有利于减轻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外部风险与石油安全上较大可能需要做好短期冲击的应对。至于向中东大规模投放政治与经济资源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这不应成为中国大战略的理性选择。&/p&&p&&br&&/p&&p&美国或许自有办法解开她的戈耳狄俄斯之结。而我们除了积极应对影响之外，恐怕更重要的是警醒教训，得到教益。&/p&&p&&br&&/p&&p&南亚&/p&&p&南亚，欧洲殖民者最早登上的亚洲土地，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大博弈”的终极奖赏。在古代，印度几乎就是富裕的代名词，哥伦布至死都相信他登上的是印度。而今天，印度洋在航运，能源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使其有成为世界地缘重心的潜力。&/p&&p&&br&&/p&&p&长期以来，中国并不把南亚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自62年中印反目以来，中国在南亚追求的是一个简单的战略目标，维持印巴间的战略平衡。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中巴与苏印之间的对峙使得中国得以以非常小的战略成本达成自己的目标。&/p&&p&&br&&/p&&p&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南亚这片不常处于人们视线之中的地区正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在俄国被逐出玩家行列的同时，美中印巴的关系走向，正预示着一个正在出现的问题：中国还需重视另一政策目标，防止结盟的困境。&/p&&p&&br&&/p&&p&91年印度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开始摆脱社会主义与苏印同盟的传统路线。98年印度核试验后又抬出中国威胁作为挡箭牌与探路杖，然而美国对核试验的双边制裁以及“911”之后的反恐盟友政策使得美印关系一度停滞不前。但06年美印核能合作协议的签订使得美印关系峰回路转，印度得以成功拉近与美国的关系。&/p&&p&&br&&/p&&p&从印度的角度考虑，发展美印关系有三个动因。首先是更好的与西方经济对接，发挥自身在语言和制度上的优势，吸引更多的资本。第二则是利用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中美间取得较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巩固区域大国的地位，增强国内改革的凝聚力。第三则可以进一步削弱老对手巴基斯坦。在某程度上，印度不自觉的将自己摆到了冷战后期大三角关系中中国的角色里。&/p&&p&&br&&/p&&p&而美国也有加强美印关系的理由。冷战结束以来巴基斯坦已经失去了阻止俄国南下的战略地位，其混乱的政局以及杜兰线周边复杂的安全局势，使得美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投入甚大收效却寥寥。而印度迅速发展的经济，庞大的体量，以及对冲中国崛起风险的地位。美国自然对于印度青眼有加，为此不惜背弃核不扩散体制及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关系。&/p&&p&&br&&/p&&p&应该说，美印的急速接近给中国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中国开始试图在外交层面安抚印度，通过稳定边界形势让印度满足于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然而，14年有着民粹倾向的莫迪当选总理后，中印之间就核供应国集团，穆罕默德军头目制裁问题上发生一系列争吵。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印度视之为眼中钉，导致印度公开抵制中国的这一战略。同时，与中国交恶不断的日本也成为印度的又一助力。到洞朗危机发生之后，印度日益放弃传统不结盟政策靠近美日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中印很可能自此开始互相视为潜在对手。而这一事件本身更是极大恶化了两国民众的对视观感。&/p&&p&&br&&/p&&p&而在特朗普公布其南亚战略，称巴基斯坦庇护恐怖分子，呼吁提升与印度关系的当下。中国对老伙伴巴基斯坦应持何种政策更成为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p&&p&&br&&/p&&p&谁也无法否认，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外交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独一无二的称谓标志着两国非同一般的友谊。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不论是冷战时期，还是“911”之后，巴基斯坦都受到中国，西方和海湾君主国家的三重支持才得以与印度持续对抗。支持巴基斯绝非中国的独家责任。如果中国出于对抗印度的需要及巴基斯坦的主动邀请，或者受到美国反恐政策变动及海湾君主国家自顾不暇之下，或主动或被动的承担起独自支持巴基斯坦的负担，将会出现不详的后果。&/p&&p&&br&&/p&&p&首先，巴基斯坦是一个政治破碎，矛盾众多的国家。国内军队与文官，宗教与世俗，省际民族与家族之间的矛盾极端复杂。更兼与阿富汗间跨界问题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或其他经济项目上的大笔投资是否足以辐射阿富巴地区，维持地区安全稳定，消灭猖獗的恐怖主义，整合其破碎的政治实难让人抱乐观的态度。而进行这种努力一方面会使得我们一旦进入就难以及时止损脱身，更可能带来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复制奥匈与德国间的悲剧。&/p&&p&&br&&/p&&p&更加麻烦的是，一旦美国不再负担阿富巴的稳定，中国将失去制约美印同盟的最后手段。如果印巴关系届时仍不能有根本改善，则很可能在南亚首先出现中巴与印美的结盟对抗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会反过来制约中美关系自身的改善，还可能向东亚方向出现外溢效应。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针对中国的“大包围网”。&/p&&p&&br&&/p&&p&因此，当前局面下，中国仍不应排斥尝试与印度改善关系，向巴基斯坦直陈中国力量的有限性，与美国加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只要阿富汗仍有美军存在，美巴之间的关系仍不会彻底失衡，美印关系的程度始终也会受一定的限制。&/p&&p&&br&&/p&&p&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美国在中东存在的国内理由正趋于弱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对海湾君主国家的扶植及在阿富汗的存在都有趋于消失的危险。留给中国做政策调整的空间实际上或许并不宽裕。&/p&&p&&br&&/p&&p&即使如此，我们也有必要看到，印度自身的实力远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印度目前的战略所依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结盟外交带来的优势。而美日关心的问题，又岂止在南亚呢？&/p&&p&&br&&/p&&p&也就是说，南亚的问题，未必就一定需要在南亚去解决。&/p&&p&&br&&/p&&p&东亚&/p&&p&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政治基础上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那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可以被视为东亚发展奇迹的新一章节。&/p&&p&&br&&/p&&p&东亚，是大片宜农肥沃土地与湿润季风相交汇的奇迹之地。农人在夏季风进退有度的催促下，在田间辛苦忙碌。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与水稻惊人的高产能力之下，带来了在古代世界异乎寻常的早熟文明。发达的文官制度，强调秩序的儒家文化，与勤劳智慧的人民。东亚的特质使她在战后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与欧洲，北美比肩的又一国际经济中心。&/p&&p&&br&&/p&&p&然而，与欧洲，北美不同的是，东亚绝非一片宁静祥和之地。与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和传统安全问题消失无形的北美相比，东亚充满着各种及其危险的地缘炸弹。尽管这里的人们共享着互相交织的历史故事，渊源极深的文字系统，甚至是几乎一样的餐具与食物，但互相之间却并不认为彼此拥有共同的命运。而这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