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国际战略形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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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国际战略形势（一）
稿件来源：了望新闻周刊
　　时代，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中，至少有２６次使用了“时代”一词。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讲到“时代前列”、“时代精神”、“时代发展”、“时代特点”、“时代的主题”、“时代的潮流”等等的，共有１５处之多。时代问题从总体上规定和制约着我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战略和基本政策。因此，认识和把握国际战略形势，首先就要对时代问题有一个清醒和科学的认识。
　　从什么角度界定和把握时代主题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地分析形势、确定任务、划分营垒、制定战略、拟定政策、规定部署的客观依据和必要前提。在时代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作出过一些重要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称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列宁对时代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划分过时代，提出过“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等等重要的概念。所有这些，对于当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出发，邓小平进而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一系列大思路、大政策，对于我们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那时以来，理论界对时代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邓小平的论断。但也有些同志提出疑问：界定时代为什么不从阶级矛盾和社会制度入手？为什么不坚持帝国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这样的论断？
　　对此，需要从思维方法和世界实际两个方面加以澄清。
　　世界，或者说人类社会，是个非常大的巨系统，它包含着无数复杂的领域和方面。要对其历史发展的进程、阶段、特点作出准确的界定，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比如在时代问题上，历来就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考察和归纳。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有不同的科技时代，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从武器类别的角度，有不同的军事时代，如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核时代等等；从阶级关系和制度转换的角度，有不同的社会时代，如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等等；从运行状态和突出问题的角度，则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等；……它们各有自己的出发点，但又相互补充，构成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分析和界定时代，必须抓住本质。但何为本质，依然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关，因而也有从不同角度加以认识和揭示的问题。比如，从生产力的角度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都可以作出本质性的揭示，但两种界定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你很难说哪个是本质、哪个就不是本质。它们并不一定就互相排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互相补充，往往可以深化我们对本质的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将和平与发展界定为世界两大问题或时代主题，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多年来，迄至今日，世界上最突出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民最关心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也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抓住了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向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同时也指明了世界人民所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利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确实对时代问题作出了一些界定，揭示了当时时代的本质、特征和矛盾。但由于１００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仍然坚持认为今天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今天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从近时期而言），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仍然坚持这样一类判断，那就必然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关注的焦点将是什么？我们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将是什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我们由此而确定的战略策略将是什么？这些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产生误导，把我们的路线和战略引向错误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对于时代的认识和判断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无可非议的。这个判断，主要是从当代世界的运行状态和突出问题的角度来界定时代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从传统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角度，从制度变迁和转换的角度，去研究和揭示当今世界另外方面或更深层次的本质和特征。但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够从传统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制度转换的角度作出一个新的判断――既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又充分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坚持又发展的精神。我们不可能照搬当年“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样一类命题。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工作我们仍然要继续做下去，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当今时代有没有改变
　　从邓小平作出两大问题的判断以来，又是将近２０年的风云翻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注视阿以炽烈的冲突，冷眼强权者霸道的嘴脸，怒对靖国神社的黑色幽灵……有人不禁提出疑问：和平与发展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吗？
　　疑问可以理解，但答案却应该是肯定的。
　　有人说，邓小平并没有把和平与发展称作主题，所以，我们也不应称“主题”。
　　确实，邓小平在论述和平与发展问题时，一直用的是“问题”，而不是“主题”。对邓小平的原话，我们应该尊重，没有必要随意将“问题”与“主题”置换。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后，党的十三大便正式将和平与发展称作“两大主题”，并将“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作为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２年，十四大又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１９９７年，十五大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众所周知，党代会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党代会连续三次作出关于时代主题的同一结论，这种权威性应该说是足够了。所以，至少在权威性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表示怀疑。主要的问题在于，当今世界纷纷扬扬的各种事件、动荡、冲突，是否改变了时代主题？
　　毫无疑问，今日世界，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天下仍然很不太平。比如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激化着世界不少地区和领域的矛盾；中东、南亚、中亚地区的矛盾冲突连绵不断；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许多地方的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等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国关系中的利益碰撞和政治摩擦时有发生；资本投机、金融危机、贸易冲突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种种事件和现象，都不能不使人对世界发展的前景感到忧虑，包括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表示担忧。
　　但是，这一切，能否取代和平与发展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呢？显然不能。恰恰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正好是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发展之间矛盾的反映。它说明了，当今世界，无论什么事件，无论什么冲突，都是和平、发展的因素与其他种种反向因素的较量。而且从总体上来看，无论这些反向因素多么杂乱、众多，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鸿沟再扩大下去。”这里所概括的四个“要”、三个“不愿”，其实正是世界人心、世界潮流、世界走势中最主要的内涵、最本质的指向。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主题”一词的含义要全面理解。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世界已经完全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天下已经到处是莺歌燕舞，满目春光。实际上，所谓主题，应该包含有两重含义，一重是指“发展中的趋势”，一重是指“有待解决的课题”。
　　就“趋势”来说，今天虽然天下仍不太平，但国际形势仍然继续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仍在不断增长。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变。
　　从“课题”来说，在当今世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新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还在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不时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然侵犯他国主权。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仍不安宁。所以，如何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大的课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加以解决。
　　　事实上，邓小平当年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诠释主题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所以，所谓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它既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又是有待解决的两大课题。这两者只有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全面理解，才能完整地表达时代主题的含义。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
出现片面性。
　　　　密切关注时代主题发展的新特点
　　正因为主题包含着两重含义，所以，当我们强调世界主题没有变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这个主题在发展中的各种新变化、新特点。
　　从和平来说，战争与和平仍然是一对重要的矛盾。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在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着错综复杂的较量，并表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军事斗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发挥着新的特殊的作用。经济、科技上升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但军事因素的威慑和干预作用并没有消失。各种因素全方位地发挥着作用。军事手段的运用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舆论等手段交织在一起。不仅军事的背后及其实质是政治和经济，而且军事手段的用与不用，何时用，何时停，用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用，怎样用等等，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更加受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充满着利益的估量和政治的谋略在内。
　　――总体上的和平、缓和、稳定，与局部性的战乱、紧张、动荡，同时存在，相互交织。世界已不是两极对峙，大国之间也无意大动干戈，因而不存在爆发世界性大规模战争的客观要件。但由于新的格局和秩序都没有建立，局部性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边界争端、领土争议、利益冲突大量发生，构成一种特殊的至今尚未“痊愈”的“冷战后综合症”。这种战乱、紧张和动荡，虽然是局部的，但始终如杂草丛生，呈纷乱之势，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越来越经常地发挥着“世界宪兵”的作用。世界各国都希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对于新秩序的内容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西方大国主张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由它们所主导的所谓新秩序，并以强制性的力量作为维持秩序的手段。所以，凡遇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情况，就以世界领导者、宪兵、警察自居，随便加以干预。这样类型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给世界局势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影响。
　　――恐怖主义事件成为易发、常见的冲突形式。由于世界贫富差距的拉大、霸权主义的横行，以及种种民族、宗教、利益上的矛盾，一些极端势力，包括一些无力以正当方式反抗的弱者，便动辄采取恐怖主义的方法，制造动乱，扩大影响。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由于它伤及无辜，因而已成了人类公害，也成为威胁不少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９?１１”事件的发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样式。各种高新技术在战争中广泛应用，其地位也更加突出。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进程大为缩短。作战方式往往是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协同作战。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动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打的是太空（卫星）、天空（飞机）、海洋（军舰）、海下（潜艇）、陆地（特种部队）五维一体化的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造成尽量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是要从政治上压倒、摧垮和控制对方。为了达到这种政治上的目的，今后的战争已经不一定需要世界大战的形式，也许打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就已足够。
　　――无序冲突潜藏着引发突发性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世界失序和陷入真空的情况下，各种冲突大量发生。本身的规模往往不大，但受控的程度也很低，突发性、失范性、随意性很强。很可能在漫无目标和计划的激化过程中，将众多的国家和力量卷入进来，突然间造成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爆发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
　　――大国关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解决和平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的稳定成了世界稳定的支柱。在争取和维护和平中，大国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很多问题可能由大国的态度及其在幕后的讨价还价决定。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场所越来越多，弱小国家对其的诉求也越来越强，但它也同时受到西方大国的很多制约。
　　从发展来说，世界人民追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发展的态势、方式、途径等等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
　　――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要求也越来越紧迫。据有的材料预测，再过２０年，世界人口将会增加到８０亿。不管预测是否准确，地球如何养活这几十亿人口，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整个世界经济从去年以来呈现不景气状态，不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缺乏足够的食品，约有１０亿人挨饿，约有１５亿人缺医少药，约有１３亿人没有清洁的饮水。这些人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约有１／３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
　　――南北之间的差距已由贫富差距扩大为包括数字鸿沟在内的多种差距。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贸易量、私人储蓄的８０％以上集中在最富裕的１／５人口中。发达国家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是绝对失业，失业的人数以亿计，并正在向１０亿计发展，每３个人当中就有１个失业。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广泛应用，家庭电脑已广泛普及，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报告，２００１年，２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净流出达到３００亿美元。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已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突出课题。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造成一种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并将更进一步地加深这种联系，日益明显地改变传统的国家关系，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科学技术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和制高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物质科学的研究，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等等的发展，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愈益紧密。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等，正在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
　　――环境和生态成为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制约条件。由于长期过度的索取，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已经严重不足，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世界森林面积在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年间，每年平均减少９４０万公顷。中国、蒙古等国的沙尘暴一次次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严峻的现实使人类认识到，人与自然决不仅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如果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掠夺，迟早要受到自然的报复。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坚持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旗帜
　　中国作为一个有１２多亿人口的大国，是在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战略、国际战略都要依据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和认识来确定。因此今天，我们是否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更不是空洞的学理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和战略的大问题。
　　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由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失误、以致造成国家发展战略出现偏差的教训。由于邓小平对世界主题及其整个战略形势作出新的科学认识和判断，我们才能够一心一意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我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正确应对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处剧变而不乱，遇压力而不惊，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引导中国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
　　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对世界主题的判断发生改变，将会对我们制定新世纪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要不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呢？我们要不要改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呢？我们要不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与外部世界的较量、对抗上来呢？我们要不要立足于准备打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呢？如果把我们的战略引导到这个方向去，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然，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只知使用主题的词句而不知实际运作的过程，对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茫然无知，对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会应对，缺少必要的对策和预案，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把握了时代主题的内容和实质，也就不能恰当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考验，不能及时地利用世界给予我们的机会。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形势的挑战，我们既要坚持时代主题的既有结论，又要认真研究当今世界这两大问题存在的状态，分析其新的表现、趋势和特点，对这两大问题的发展变化给予高度的关注，随时采取应对的措施，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两大问题解决的进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坚持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多次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基本的判断没有变。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指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
　　坚持时代主题的判断，同时指出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强调“总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继续为我们的国际战略奠定了基础，更为我们治国理政的整个战略奠定了基础。
　　就国家战略来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世界总体上处于和平态势的机遇，防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威胁，充分利用外部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继续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和“十五”计划的各项目标。
　　就国际战略来说，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和平的旗帜，一面是发展的旗帜。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热战冷战、困苦动乱之后，世界绝大多数人们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种渴望和要求，是世界的主流，虽然也受到种种逆流的阻碍、反对和破坏，但基本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和平与发展，是顺乎民心、合乎天理的两面旗帜。举这样的旗帜，就得人心；丢这样的旗帜，就失人心。
　　当然，说高举旗帜，不是让我们去当头，去卷入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头当不得，我们也无当头的实力。所以，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策略方针。这里讲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旗帜，主要是说要紧紧抓住这两个问题，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推动世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进程。实际也就是要在国际上树立我们维护世界和平、致力共同发展的良好形象。坚持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们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努力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作者李忠杰为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科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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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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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经验和展望
日15:44&&&&来源：
今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60多年来，新中国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失误。对这段历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建设历程的主线和分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年是中共八大胜利召开60周年。60年前，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阶段加以讨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之所以将这20年放在一起来看，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构、单位体制等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酝酿、徘徊、躁动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春天。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接下来的10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特别是改革以来几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责编：谢磊、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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