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游戏里面斗地主的基本设置，我要改名字怎么改不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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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基本资料改是改好了，但是点确定就是不行，什么都不行，老是被提示修改失败
不区分大小写匿名
直接在QQ改，就可以了
没用，我QQ名字一年前久改了
也许没更新到你的游戏里
貌似帮住不了你了，不好意思
没事，谢谢你拉
你好，你可以点击游戏大厅左上角自己的头像进入基本资料，再自己的昵称进行更改，确定就可以了（更改自己昵称时需要把其他的资料也填写完整）。你可能是资料没有填写完整吧，带*符号的都要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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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二楞”最近心里挺烦。不久前，这位靠模仿赵本山起家的草根演员，在深圳各地打出“力挺本山”的横幅，声援自己“身陷低谷”的偶像。但他仍然无法改变自己所遭遇的窘境——他的演出生意，依然持续着几个月来的冷清。 明星和模仿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多年间，凭借模仿赵本山，张二楞收获了爱情、财富和房子。而如今他却开始担心，网络上关于赵本山的谣言四起。 有人说，在人生的赌博里，张二楞输了，“押错了宝”。他却惦记着“赢”，“过了这个坎儿，没准他收我为徒呢”——他的人生，正在上演另一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黑色喜剧。1月底的某个下午，广东东莞，一个久违的声音在一家塑料盒装厂的操上响起：“春风轻轻吹，小鸟展翅飞，大家来鼓掌，庆祝我们本山老师又回归！”东北腔儿、铁岭味儿——身着蓝色中山服、头顶老年鸭舌帽、裹着铁岭土炕味道的“赵本山”，在这场年会上第二个出场。他拿捏腔调，说着开场白。台下近千名观众传出稀疏的笑声，有人笑这句真假难辨的俏皮话，有人笑他略有些狰狞的表情——山寨版的赵本山将眉毛努力地上扬，下巴几乎贴到了脖子上，好让自己的圆脸变长，更像个“猪腰子”……他叫“张二楞”，本名张春玉，一位专门模仿赵本山的草根演员。他已经许久没接到这样的“大单子”，所以特意从深圳赶来，表演得很卖力气。排在第二个出场其实有些让他屈尊；若在以前，张二楞可都是压轴出场的“腕儿”。现场的气氛却有些冷清，直到几分钟后，“山寨小沈阳”（张二楞收的徒弟，小沈阳模仿者“小太阳”刘尚虎）上场，掌声才开始热烈起来。于是，一旁遭遇冷落的“师傅”反而成了配角。现实中，“山寨赵本山”的处境，同样远不如一年前风光。一家国企客户刚刚取消了他的“演出订单”。世态炎凉——曾经他们把张二楞当大腕追捧，如今却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只撂下一句：“最近赵本山负面多，不要了。”往年岁末，是张二楞生意最好的日子——一个月能有三十多场演出，巅峰时期甚至演到五十多场，整月下来收入四、五万不成问题。然而现在，张二楞算了算：马上月底，才接近10个单子。早在被冷落之前，张二楞就已经嗅到了职业的危机。2014年，反腐大潮袭来之时，生意就已经开始比前年少了。在往常，国企的年会，各地镇长、村长家的红白喜事儿，都是钱多不还价的痛快生意。那时候，张二楞能拿到不等的高价。但自从反腐风暴开始，这样的生意就逐渐没了。一个原本签了合同的惠州事业单位临时取消了订单。那一次对方还挺客气：“对不起，风声紧，不演了，但钱照给，酒照喝。”——这样的好事儿，张二楞从此再没遇到过。当时张二楞还以为，过了反腐的“风头”就好了。他不曾想，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也陷入危机——2014年，接连错过全国、辽宁省乃至铁岭市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外界对赵本山“传言”四起。张二楞想不明白，为什么2014年年底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要批评赵本山的二人转是“低俗秀”。因为常年模仿，他跟人聊天也会不自主带有“本山”的特点——比如突然抖下眉毛，比如时不时歪起嘴。他最难以克制的动作，是双手动不动便在空气中“摩挲着什么”。那是《牛大叔提干》里的动作——是赵本山“借角色之手，控诉乡政府公款吃喝却不顾民生的做法”。张二楞说，“这些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啊！”张二楞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如今是深圳龙岗区保安艺术团艺术总监，拿着一份稳定工资，头上也顶起诸如“龙岗区曲艺家协会副会长”等光环。用他的话说，如今看似平静，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小品《就差钱》里的台词响彻耳畔—— “这人生就好比是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张二楞坦言，自己现在的一切，几乎都“借了本山老师的光”。1980年代末，还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张春玉，开始琢磨赵本山早期的《摔三弦》、《小草》等作品。为做演出服，他与做裁缝的妻子徐柳（化名）相识：“她也是赵本山的粉丝”，“模仿赵本山，竟然赚了个媳妇”。也正是那时候，赵本山因为央视春晚一炮而红，渐渐成为全民偶像。1996年，转业期间的张春玉，因为在演出中模仿《小草》中的小脚老太太，而被一家啤酒厂的老板相中。他当了酒厂宣传干事，负责推销产品。老板把他当称宝贝，特意给他分了套房——“也托了赵老师的福。”那时候，“张二楞”是啤酒厂的“法宝”。啤酒出现质量问题，张二楞被派去公关。请烟草专卖局领导吃饭，几杯酒还不够，他又学了几段赵本山的小品。一桌人哈哈大笑，事儿就算办成了。第二天，领导在电话里说：“唉，算了！咱都是哥们！”啤酒厂改制，张二楞却没有“下岗”。一家白酒厂看重他，马上又把他请去，还给了个头衔——“市场开发部宣传队队长”。那时候，他学赵本山越像，酒就卖得越好——人们一看路边有个“赵本山”做推销，立马围拢上来。2006年，张二楞上了星光大道，火了一把。名气大了，也成为演出中介眼中的香饽饽。他的演出费从一开始的200元涨到上千元。后来，张二楞干脆辞了工作，来到深圳，专职靠表演模仿赵本山谋生。因为赵本山，张二楞有了票子、车子和房子。他也一直试图和偶像攀上些关系，哪怕仅仅当面表示下感激。那时候，他曾联系到一位给赵本山写过剧本的编剧，希望“能引荐自己到到东北发展”。对方可能误解了，回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东北都让赵本山的班子占了，没你发展的空间，不好办。后来，一档选秀节目编导邀他试镜，问他：“梦想是什么？” 张二楞想都没想：“我想见到赵本山老师。”对方当时说“好办”，几天后却支支吾吾地告知，事情黄了——因为本山传媒要求，上节目得先买他们的电视剧，“请不动啊”。“我就想见他一面，咋就这么难！”张二楞感叹。很多模仿者都知道想见赵本山本人一面有多难。2007年，深圳卫视举办的《中国笑星模仿秀节目》节目，入围决赛圈的“赵本山”就足足有二十个。节目结束，赵本山在人群簇拥下正准备离去，保镖拦住了大部分试图搭话的“假本山”。想合张影的张二楞也上去拉了一下。他记得，赵本山只瞥了他一眼。山寨赵本山并非个容易的营生。放眼全国，每一个能靠“山寨”混饭的模仿者，都有着一技之长：一个名为“赵本水”的模仿者可以口叼摩托车；一位曾拿过某模仿秀的第一名的模仿者，把赵本山送给自己的帽子卖了5万块钱……有人直接改名“老根”、“本领”，或者干脆把姓都改成了赵；还有人为此整容，一口龅牙全拔了……张二楞说，他敢自称：放眼全国，“模仿瞎子最像”。2011年，张二楞终于如愿以偿。辽宁卫视的一档节目上，他第一次与赵本山说上了话。台上，张二楞妙语连珠：“最近我越长越年轻，都说我像宋祖英”，接着又“祝福本山老师身体健康”。当时作为评委的赵本山大病一场，刚刚出院，头发比以前白了。“可能话说到心坎里去了”，赵本山台下听得脸都红了，冲上台跟他聊起来：“您深圳来的啊？……有啥事儿，咱台下再说！”张二楞高兴坏了，有点“人来疯”：“本山老师啊，见您一面太难了，除了辽宁卫视，别的卫视都请不动您啊——不买您的节目，您不来啊！” 已经回到台下的赵本山显得面无表情，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冷场。主持人急了，“掐了，掐了！”于是，“台下再说”这事儿，最终没了结果……张二楞也尝试过“曲线救国”。通过老乡介绍，他找到扮演“刘大脑袋”的演员刘流，向对方磕头拜师。他曾想让当时担任本山传媒副总的刘流帮忙引荐偶像。但后来，对方委婉地告知，自己“就是个打工的”，实在说不上话。“追星”期间，张二楞自己也成了深圳的“腕儿”。凭借模仿秀，他在深圳买了房子、车子，攒下了10几万的积蓄，还以自家客厅为办公地点，成立了“二愣传媒”经纪公司。他也学赵本山收了十几个徒弟，这几年与时俱进，还拍了好几部微电影。他的徒弟、小沈阳模仿者刘尚虎说，一起演出这么多次，“师傅从没从我的出场费利抽过水（即拿提成）”。单子多的时候，张二楞一天要马不停蹄赶场。为节约时间，他会要求把节目提前，但客户希望他在最后压轴。终于，他的大腕儿脾气也来了。发生争执，他就撂下一句“那我不演了！”。对方立马服软——比圣旨还管用。山寨者与明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山寨”的日子越发难过。用张二楞的话说，一整个民间的模仿圈子，都“盼着本山老师好好的”。谁都不愿看见“一个本山倒下了，一群本山没饭吃”。张二楞也曾想在演艺事业上“另谋出路”，继续走下去，但几乎没有机会。他认识一位模仿者，长得很胖，最早模仿臧天朔，后来臧“进去了”，又转而模仿尹相杰，结果运气不好尹也“进去了”——他没辙了，因为脸宽，只好模仿汪峰，长得不像，观众根本不买账。张二楞也考虑过要不要留一缕刘海，模仿潘长江？——可他很快打消念头，一是个子没那么矮，二是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偶像。“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本山老师，他是我的偶像，我心中神一样的存在。”他说。他开始尝试在满是“正能量”的公益演出中，以本山大叔的形象亮相，“刷下存在感”——比如，在社区演出防诈骗小品；比如，用快板表演《黑土大叔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无济于事。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加剧了他的忧虑——虽然这些消息往往“捕风捉影”。一位从铁岭起家的辽宁省领导落马，他开始担心；人们翻出赵本山向重庆某落马领导索字求墨的照片，他开始担心；“赵本山家搜出二十吨黄金”的谣言四起，他又开始担心……“流言”里的任何一个字眼，都如悬在头上刀子，让张二楞寝食难安。去年年底，一个做策划的朋友给他出注意，让他在公开场合“力挺本山”。他本想请一个书法家朋友写个横幅。对方听罢却立即拒绝了，告诉他“你也别惹事儿”。张二楞不甘心，自己打印了横幅，在公益演出结束后当众展示。他自称“承担着不小的风险和心理压力”，结果却收效甚微，甚至还挨了骂。一个当地机关的朋友也打电话劝他：“别瞎闹了，万一把你那些职务都抹去了怎么办？”“以前他很质朴，现在因为频繁的商演，有了一些油滑的毛病。有时候，他甚至开玩笑叫我‘干爹’，让我很反感”。曾为赵本山写过剧本，并与张二楞合作过微电影的编剧尹兴军说，“我认为，他应该做自己，不要以模仿为荣了。”在一次深入地交谈之后，张二楞用少有的严肃语气跟我们谈起了自己的“心病”：“我怕，我怕失去现在的一切。我已经50岁了，这个岁数，想东山再起，很难了。”他说这话时，一字一顿，神情落寞。他说，赵本山在最近一次演出中，说的那句“我就是个演员”，几乎让自己也落泪了。他觉得，自己和赵本山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几个月来，他经常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心里像是有小虫子爬来爬去——房子的房贷还没还完（3000块钱一个月），又该给儿子置办房子了……这一切咋整？他的坚持似乎换来了一丝希望。1月份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突然看到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赵本山接到政协开会通知，正积极准备提案”。一瞬间，他的眼眶湿润了，一拍大腿，只感觉“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了”——“过关了”。他当即表示，要请在场的记者们吃饭。有人劝他，“消息还没确定的，先静观其变”。张二楞却顾不得了，心情一好，又开始乱想：“哎呀，我总算盼来好日子了。过了这个坎儿，本山老师没准会收我为徒呢……”他依然梦想着：有一天，他这张“旧船票”，还能登上那艘“破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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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直到他被恐怖分子斩首，人们才开始知道这个叫做后藤健二的日本男人——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本脸”，坚毅、隐忍。 在闯入“伊斯兰国”据点前的最后影像里，他声音平静、毫无惧色。即便是在刽子手行刑的画面中，他也表情凝重没有胆怯。他说：无论我出现任何意外，都请不要怪罪叙利亚人民。 自由记者、基督徒，出身日本富足家庭，却投身当今世界所有被战争蹂躏的地方。在作为人质被杀害之后，“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以他的死，传达了他作为“牺牲者”想传达的信息。“去国外出差。29号上午回国。”与后藤健二结识10年的高中教师伊藤和正，接到了朋友最后的邮件。日，后藤健二出发前往叙利亚，在他的计划中，此行只有短短一周，却从此杳无音信。他的样貌再次出现在伊藤和正面前，是日——那一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网上放出两位人质被劫持的视频。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身穿橘色囚服，身后是一名蒙面男子。对方要求日本政府，支付2亿美元赎金。后藤健二78岁的母亲石堂顺子，很快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她一边流泪，一边朗读写给首相安倍的请求书，呼吁日本政府营救她的儿子，后藤健二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然而人们等来的，却是这位自由记者杀害的另一断视频——他的生命终止在47岁。在被绑架之前，身为自由记者的后藤健二，曾多次从土耳其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的“ISISI”据点，带回那里平民痛苦的声音。不过，最后一次深入险境，他却是去营救自己朋友——已经被“ISIS”绑架的汤川遥菜。后藤健二为未能劝说汤川不要前往险境而懊悔不已。他认为自己对朋友负有责任。在同行们眼中，后藤健二并不是一个“蛮干硬上”的人。认识他的几位日本摄影师都知道，“他总是与最前线保持着距离。”——因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而更愿将镜头对准平民的苦难。同行们认为，这一次，后藤健二极有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情报”，才铤而走险。因为在叙利亚，扮成翻译和向导把外国人卖给“ISIS”的“诱拐生意”横行。东京电视台的福田裕昭也曾记得后藤健二对他说过：“我有孩子，我知道不能硬来。”叙利亚记者阿拉丁?扎艾姆曾为后藤健二担任翻译。他曾几次劝说后藤健二放弃他的营救计划，但后藤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有门路。必须得去。”10月24日，阿拉丁?扎艾姆陪同后藤健二前往距离国境以南20公里的“ISIS”控制地区马雷亚(Marea)，并在那里留宿一晚。当晚，后藤健二让他用智能手机为自己拍摄了一段录像。在录像中，后藤健二用说道：“接下来我将去往拉卡(Ar-Raqqah)。那里被称为‘伊斯兰国’的据点，十分危险。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怨恨叙利亚人，只愿这场内战早日结束。”“这是一段很危险的旅程，”后藤健二随即又用英语说道：“如有不测，所有责任都由我自己承担。”他将写有妻子和日本电视台联系方式的纸交给扎艾姆，第二天早上便与另一名叙利亚翻译乘车出发……后藤健二消失了。他的推特页面停留在2014年10月底——那时候，他正经过“ISISI”所控制的区域科巴尼。 2.“牺牲者”的信仰后藤健二曾为自己年轻时的人生“傲慢”悔恨不已。那时候，他还没成为一位自由记者和基督徒。年轻的他在担任健身教练时，与老板发生过财务纠纷；还曾租下高级公寓经营色情业，引起附近居民抗议。直至1996年，后藤健二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社”公司，开启自由记者之路，奔赴战地——这个曾经“不闻窗外事”的日本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外面世界难以想象的“炼狱”。日本主流媒体很少愿意自己的记者送去危险地带，于是后藤健二这样的自己承担费用的自由记者，便主动承担了传递信息的责任。2000年7月，后藤健二反映西非内战的处女作在日本播出。在采访曾经的童兵，这位16岁少年噙着泪对后藤健二说自己“无法憧憬未来”。后藤则把手放到少年的肩上:“对不起，刺了你的痛处。”这一次采访经历给后藤健二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后来将童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比起钻石，我更想要和平》，书中描写了童兵因杀人经历痛苦不已，希望重新做人。后藤健二在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以各种方式向他们不断伸出援手。”在利比里亚，后藤健二曾目睹无数的尸体被推土机推到一个游泳池大的坑中。在伊拉克，他曾被枪抵着额头。在那些炼狱般的战地。他仍然试图发现发现孩子们的“希望”，并传播出去。他先后出版了描述爱滋病少女故事的《出生在爱滋村》，讲述在内战中幸存家庭的《卢旺达的祈祷》，及讲述阿富汗少女的《如果能去上学》……神让他目睹苦难，也让他经历救赎。1997年，后藤健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曾对朋友说，“如果在采访地丧命的话，没有谁陪在身边可能很寂寞吧。但是如果到了天国，耶稣如果能来迎接我的话，就不寂寞了吧……”从此，他每次出行总带一本小小的《圣经》。2012年，后藤健二开始深入叙利亚及报道普通人的生活。“明天我要去叙利亚。”后藤健二总是表情平静的对朋友们说，“叙利亚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但有很多人在那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一定有想说的话或者想传递的信息，能将这些传递给世界，我的工作就算成功了。”他同遭到士兵侵害的妇女交谈，同保护难民们逃跑的叛军对话。在遭遇不测之前，后藤健二曾经历过太多“赌上性命”的时刻。该走哪条路能够安全达到？有时候他也只能在心里“问下上帝”。2014年初，后藤健二就曾有过一次在叙利亚短暂被捕的经历。他在2月2日写给东京电视台朋友福田的邮件里说：“我被拘捕了。这样的事情在叙利亚不会是第一次，我也有了相应的应对准备。这次我成功逃亡到了土耳其，只是丢了照相机和三脚架。”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这么幸运。在后藤健二被当作人质绑架之初，日本民众对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多同情。在日本国民眼里，孤身一人前往叙利亚试图营救汤川遥菜，是“幼稚的个人行为”，显然不值得同情——在日本的“耻”文化里，这被视为给国家添麻烦。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就在2月4日指出，后藤健二“无谋之勇”，不值得效仿。而一些日本年轻人甚至恶搞、模仿起了后藤健二被捆绑的视频。当然，在后藤健二被杀害之前，日本民众并不了解这位自由记者的人生。当死亡让他的故事得以流传，日本网民才开始对后藤健二发出非同以往的同情。身在纽约的日本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西前拓是后藤健二的旧友。他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首先在Facebook上发起了“I AM KENJI”（我是健二）活动。全世界网友开始传播后藤健二的笑脸，并纪念他所做的事情。日本记者池上彰则在NHK节目《儿童新闻周刊》中讲述了藤健二作为嘉宾出席节目的情形。池上彰说，这位独立记者一直努力将中东战乱地区的纷争及悲惨情况，简单易懂地传递给日本国内的孩子——因为他认为，生活在和平世界的孩子们，无法想象战乱究竟是什么样子。”英国《经济学人》东京分局局长亨利?特里克斯则觉得，后藤并不是典型的记者，也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但他作为记者而言可谓世界一流。亨利?特里克斯曾问后藤，如何进入交通不畅的危险地带？后藤健二的答案是：无论去哪里，都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路，“人们会为他指出道路。”和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硬汉形象形成反差，后藤讲话时温和稳重。“他对‘战争孤儿’抱有慈悲情怀，将孩子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来体会。”而他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一周。在最后的影像里，后藤健二主张如出现安全问题，责任归自己，就是为了不牵连他人——“这是他的体贴所在”。在后藤健二遇难之后，他的四本书订购量激增，日本儿童文学出版社《汐文社》计划增印后藤的书，让孩子们读到后藤想要传达的讯息。日本国际记者竹田圭吾说，后藤健二真正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人质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民。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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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贾家堡“毒史”只是一个缩影。建国以来粗放式发展遗留的积弊，正寻找下一个爆发的契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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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哈文回来了。 这个曾经指导年央视春晚的女导演重返舞台——今晚，她第三度执棒央视春晚将正式与观众见面。 和历届春晚总导演一样，春晚曾给她带来巨大的名声，也成为她最烫手的山芋：2012年，哈文首次执导春晚时以“改革”为名，曾赢得掌声，也招致诸多争议。 这又将是一台怎样的春晚？在过去，期望难免失望——2014年，冯小刚执导的“冯氏”春晚曾吊起观众胃口，最终却并不尽如人意。而如今，在互联网和地方春晚的节节进逼下，哈文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中国观众们的“客船”？2014年的10月30日上午10点11分，@央视综艺 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哈文将三度执棒，担任2015年羊年春晚总导演。一小时后，这位女导演的丈夫、前央视主持人李咏在微博上晒出三张梅花图片，为妻子加油打气。女导演也随即“夫唱妇随”：“有一颗隽永的心，不羁不羁滴。”以此宣告归来。在此之后，重回春晚总导演职位的哈文，改变了几年前在媒体面前的开放态度：她开始变得格外低调，一度取消新闻发布会，直到沉默了好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接受几家官方媒体的采访。在春节晚会开始前，除了在微博上每日“道早晚安”和“晒幸福”外，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哈文的存在。一位曾多次采访哈文的记者看来，这与她以往的形象大相径庭——因为哈文本是一位典型的“文艺权力者”。过去执掌春晚，哈文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风格果敢决断、雷厉风行，在遇到问题时能迅速找到症结，直接冷静，绝不拖泥带水，性格开朗、亲善媒体……她的同事曾这样评价：“哈文从来都是一个能力很强的项目带头人。”在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哈文此次的低调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无奈。两年前，哈文曾座客央视《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问哈文：“今后你还想当春晚总导演吗？”哈文表情古怪地反问：“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主持人逼问：“真话！”哈文爽朗地回答：“我不想再做了，因为我付出了很多，我想很好地生活，我是12年5月领的任务，10月前每周还能休息一天。10月后几乎就没有星期休息了，忙半年啦！实在太辛苦了！”春晚导演，似乎一直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位。2014年，冯小刚担任央视春晚总导演时，曾一度激起全国观众们“重兴春晚”的期待，然而，那台晚会最终的呈现效果，却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在过去一年的失败中，2015年的央视春晚则显得更为“难办”。此前诸多媒体的预测中，总导演的人选换来换去——坊间一度导演吕逸涛或汤浩，将指导执导羊年晚会。然而央视做出的却是一个更为“稳妥”的选择——人们最终等来了哈文的回归。当然这位女导演也是做了功课的。2015年的春晚将首次设立两个舞台，舞台间会形成“互相打擂”的局面；现场还将第一次采用“掌声记录仪”来记录“笑点”和“笑果”；在营销推广方面，央视春晚将首次引进新媒体互动…… 2.以“改革”为名与往届春晚总导演张临春、金越、朗昆等“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形象有别，哈文个子高挑、蓬松卷发、是个穿着细长高跟、涂着红色唇彩的的美女制片人。2012年，她以一种更“接地气儿”的方式，走入公众视野，成为互联网时代央视春晚第一位女性总导演。哈文也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甫一上任便抛出“改革”口号：不仅要“开门办春晚”，甚至要“拆门办春晚”。“不差钱儿”是哈文给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2012年春晚，央视斥资1.5亿，将一号演播厅装上LED显示屏，舞台奢华度陡升。2013年，舞美方面的投入继续加大：演播厅内，部分椅子被拆掉，舞台直接延伸到观众席中。再加上全息投影和席琳·迪翁演唱时的水幕，舞台造价高达3亿。在营销推广上，这位《非常6+1》和《咏乐汇》的节目制片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项，首次设置了“春晚宣传组”，每周向外界发布春晚的“内幕消息”。这种适度曝光的传播方式让观众颇为期待。另一方面，哈文还砍掉了大量广告——2012年春晚四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所有的软硬广告都没有，包括零点报时的广告植入。“仅冠名与报时两个广告标位，央视春晚就少赚一亿以上。”哈文说。此外，哈文持导的两届春晚，变化最大的还是台上的明星——为引入更多新星加入，增加关注度，央视春晚连续两年通过《直通春晚》为各卫视推出的选秀歌手提供登上春晚舞台的机会。以2012年春晚为例，新人参演的比例达到40%—50%，成为近年来最高的一次。在做“加法”的同时，哈文手下最大的“减法”，却落在了春晚“小品王”赵本山身上。自从1990年在央视春晚表演小品《相亲》而名声大嗓，赵本山参加了22届春晚中的21届。这让他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江湖地位”。据媒体报道，每年央视春晚总导演人选一确定，就会前往铁岭拜访赵本山。当时的媒体报道，在春晚后台，赵本山会被安排一间距离演播大厅最近的休息室，并由本山传媒工作人员看守。而即便大牌如王菲，也只能与其他人分享一个房间休息。同时，在每年的审查中，赵本山也有多次免检的特权。这一切，在哈文时代发生了改变。她并没有同前辈一样赶赴东北拜见本山，节目审查上也是一视同仁——两次彩排后，导演组以笑料不足为原因提出让赵本山对剧本进行调整。最终，2012年央视春晚前不久，赵本山和央视春晚剧组共同宣布：其因身体疲惫、状态不佳惜别春晚。此后三年，赵本山再也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然而， 2012年春晚播出后，虽然很多网友称赞其为一台“小清新”春晚，但与此同时，哈文和春晚仍然逃不脱批评和讽刺——春晚结束后，网络上“换汤不换药”、“明星唱功差”等评论此起彼伏，还有人爆出台下观众睡觉的画面。春晚结束后的凌晨四点，熬了一通宵的哈文很受伤。那时候，她曾说：“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不想再做了，因为我付出了很多”。 3.“理解万岁”曾经“不想再做了”的哈文，如今第三次接棒央视春晚。三年光阴，时过境迁。尽管导演班底还是哈文本人的团队，但在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哈式春晚也从“不差钱儿”变成了“就差钱儿”。2014年，冯小刚导演的春晚已经有了节俭的端倪——马年春晚不仅缩减了舞台表演区的面积和LED大屏幕的尺寸，还大幅减少了演职人员的数量，花费大大减少。确定由哈文执导之前，央视便已传出口风：“应该是历年最节俭的一次。”央视台长胡占凡也曾如此告诉媒体： “勤俭节约，不砸钱，控制舞美和舞台规模，利用现有的舞台装置和服装。严格预算和成本，运用好虚拟技术，尝试多样化的艺术组合，同时严格控制人海战术，使整台晚会创新而不奢华，新颖而不炫目，力求内涵的丰富。”这位台长还强调，央视羊年春晚特别设立监督领导小组，对羊年春晚人财物进行全程监督，杜绝不正之风。央视春晚的这番变化，并不难理解——也正是这一年，一场“反腐风暴”让央视多位管理人员遭到调查。前央视春晚总导演金越曾说，央视春晚天然带有政治属性。所以，决定春晚的命运的，往往也并非导演个人的意愿——据《中国周刊》报道，哈文首次被指定为春晚总导演时，央视的台长还是焦利。当时焦利提出的要求是“有创新”；可2012年除夕还没到，央视台长就换成了胡占凡，新台长的指令是“不出事”。当然这种“天然”的“政治属性”，有时候也表现在硬币的另一面。《中国周刊》就曾报道，2001年央视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曾收到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在大环境的影响下，2015年，媒体开始纷纷用《节俭、节俭、再节俭》、《史上最节俭春晚》这类标题来形容这一届春晚。对此，哈文表示：“或许我们的舞台呈现不再那么豪华亮丽，但我们相信内容为王、创意致胜。”与过往两次执导春晚的另一个不同是：哈文第一次明确表现出了她的政治敏感。她抛出了“三不用”的概念：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用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这是底线。”她解释说。从微博上的字里行间，人们或许能够读出哈文作为春晚总导演的“难”处。就在春晚开播前几天，节目单依然在不断变化。2月15日，被称为“四大小鲜肉”的宁泽涛、鹿晗、陈伟霆、吴亦凡退出春晚，哈文转发宁泽涛的微博，调侃说“要不元宵晚会来呗”。2月16日，著名歌星李玉刚在微博上表达了对歌舞《“四美图”之国色天香》被取消的遗憾。几个小时后，哈文便回复说：“这个节目上元宵（晚会）了。”句尾还发了一个“哭”的表情。也正是那一天，央视春晚迎来了最后一次彩排。语言类节目导演汤浩在微博上写道：今天听到的最好听的一句话：不用改了。那时候，哈文也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哎，春晚真难啊”。当时，这位2015年春晚总导演给出的回复是：“理解万岁。”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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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11月29日晚，台北市八德大楼国民党中央党部。采访区内，媒体早已架起各式长枪短炮，等待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出现。 当天早些时候，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当选的22个县市长中，民进党拿下13县市，无党籍获得3席，国民党则大溃败——由原来的15席降为6席。 相机的快门声猛烈响起，马英九身着深蓝色西装、蓝黑条纹领带，率领国民党高层在发布会现场鞠躬致歉，“此刻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方案，回应人民诉求，我不会回避任何责任。” 4天后，马英九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12月3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请辞国民党主席。这已经不是马英九第一次请辞国民党主席一职。日，台湾“高检署”认定，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将1117余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21万元）“特别费”存入私人账户，涉嫌贪污。检方遂以“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起诉马英九。当晚，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第二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马英九“特别费”案作出三审宣判：马英九被判无罪，全案定谳。那一次请辞，并未对马英九的仕途造成实质上的影响——2008年，马英九成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在第二年以93.87%的高得票率，强势回归国民党主席。对提振经济的美好承诺，成为马英九在竞选路上畅通无阻的主要筹码。然而，马英九并没能兑现他的承诺——当选后开出的“六三三”许诺（经济成长率6％、人均GDP3万美元、失业率低于3％）至今未能实现。马及其行政团队虽祭出扩大公共投资、发放消费券、开放陆客赴台等措施，但台湾经济依然急转直下，就业萎缩，失业率飙升。此外，马英九政府宣布“油电双涨”方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方案大幅调涨岛内油、电价格，力图改变长期以来“中油”和“台电”把控下的油、电定价方式，让油价、电价恢复到市场正常水平。但是作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油、电价格的大幅上涨，增加了民众的日常支出。一家餐厅小老板曾在媒体上刊发《给马英九的一封信》——“万物皆涨、消费恐慌、掀倒店潮”。除此之外，马英九推行的“证所税”——对炒股、炒期货赚钱的人进行征税，也让其民望大跌。这项本意针对富人、力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一出，却令台湾股市3个月内蒸发2.63兆新台币，平均每位股民损失29万新台币（5.7万人民币）。一些股民大呼当初不该投票给马英九，“现在想到马英九，血压就升高”，甚至在同一阵营内，马英九的经济政策也饱受批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采访中表示，值此经济成长迟滞之际，任何现任官员顶多只是“丐帮帮主”而已。 2.“不哭、不撒娇、不碰女生”马英九的“丐帮帮主”生涯，和蒋经国的提拔密不可分。1950年，马英九在香港出生，两岁随全家来到台湾定居。父亲马鹤凌曾在国民党任职，教子之道素以严厉著称，不准马英九哭、懒惰或撒娇。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回到台湾，被蒋经国选为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从此步入政坛。工作中，马英九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34岁那年，马英九被蒋经国破格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兼“总统府”秘书，风头一举盖过了当时国民党内中生代的领军人物钱复和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成为历来最年轻的“部会级首长”，很多人形容其升迁之快“就像坐直升机”。1993年，连战出任“行政院”院长，马英九受邀出任“法务部”部长，由于办案力度过猛，马英九成为党内的箭靶，当时李登辉曾言：“差点把国民党搞垮！”但是，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内的表现，成为其在台湾政坛崛起的重要资本。“法务部长”任上，马英九频频在台湾电视中以现代“包青天”的形象表露锋芒，大力提倡“反毒”和“肃贪”，并提倡狱政改革，允许犯人携带小电视、收音机及语言学习机进班房，甚至亲睡牢房以体验牢狱生活。这个表面上强硬的“政客”背后，却一直隐藏着一个“书生”马英九——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国传统的“书生”特点屡屡显现。马英九曾在采访中说，每天上午进入办公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向敞厅的孙中山铜像行礼，并回想孙中山一生志业。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应存诚去伪，以拙朴取代虚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在他看来，“政治不该是勾心斗角、权谋而已，应该要有更多的诚意、格调及信任。”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笃信法律是现代人应该遵循的高于情和义之上的唯一最高行为准则。“许多人批判我不够权谋，太过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认为，台湾过去的混乱，正是由于部分政治人物太过权谋，把法律当成可以恣意操纵的权力工具的结果。我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与那些在国民党长期独裁体质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权人格”特征，大异其趣。在“政客”和“书生”的双重作用下，从政30多年来，马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健康、清新、廉洁、改革的形象，曾深入民心。为保持这一形象，他慢慢地成了“不粘锅”：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凡有女“粉丝”请他在衣服上签名，他一定会高悬手腕，以免碰到对方身体；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在庆功会上，他“一个箭步跳到旁边”，就是不让女同事们接近。在曾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看来，马英九有着严重的道德洁癖。早在任职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期间，龙应台就和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共事。在一次“总统”大选时，龙应台深夜接到一通告急电话，对方希望她能为候选人写一篇文章，随即被她拒绝。之后才得知，自家阵营也一直要马英九给其压力，希望她帮忙辅选，但马英九立刻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试都不必试”。政治上的道德洁癖，让马英九在政坛很难交到朋友。在2004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凭借“两颗子弹”翻盘。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愤而率领群众包围了陈水扁的官邸。此时的马英九，却以台北市长的身份，下令出动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和铁丝网驱散群众。也许正是看出了马英九的道德洁癖，2005年，连战在交接国民党主席一职时，曾告诫他“独木难撑大厦”、“别一心只想着2008”。然而，马英九在就任国民党主席后，立即着手清退党内“多余的”工作人员。很多为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一辈子的人，在收到一个装有遣散费的信封后，就被“清”出了党部大楼。马英九优柔寡断的性格，常常备受诟病。去年11月，国际知名期刊《经济学人》亚洲版发表题为《Ma the bumbler》的文章，被译为“笨蛋马英九”。随后，该杂志称，标题意指马英九行事犹豫不决。此言一出，就有人笑称，马英九的“犹豫型人格”已被“国际认证”。2006年5月，陈水扁一家涉嫌贪污腐败的黑幕层层曝光，国民党其他大佬纷纷批扁，泛蓝群众也打进电话希望马英九“硬起来”，但马却一直态度暧昧不出声。直到6月初，“倒扁”民众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扔臭鸡蛋时，马才改变主意。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曾对马英九寄望颇深，特意送给他一套《倚天屠龙记》，希望他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无忌那样，率领群雄重振明教。但马英九却表示，他不想当明教教主，因为张无忌感情太丰富。他的偶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可惜，郭靖虽是一个成功的大侠，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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