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送给妈妈一条项链，妈妈41了 是买千足金还是什么，一般多少克，要加吊坠 大概多少米？_百度知道
想送给妈妈一条项链，妈妈41了 是买千足金还是什么，一般多少克，要加吊坠 大概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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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当然是千足好，现在金价一直在跌，从3月到现在起伏又跌，总体是没升只降，目前千足金270左右/克
那买多少克合适呢
那的看你想买怎么样的吊饰，太粗了也不好，毕竟是阿姨，细链子加个吊坠有15克左右就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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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就戴佛的…
千足金，五千多点
二十克左右
20克才5000多？
现在这么便宜吗
300左右一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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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听襄陵北原讲述襄汾那过去的故事 - 我pie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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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襄陵北原讲述襄汾那过去的故事
&&&&&&& （之一）1991年襄汾家村出土的3块北朝裴氏墓志流失到运城　　1986年冬，襄汾县永固乡家村在取土时发现裴良墓志一合，后收藏于县博物馆。1990年第12期《文物》杂志发表李学文的文章，公布了志文。原来，裴良是1500年前北魏末年的一位朝廷大员，《魏书》、《北史》均有他的传记。裴良中年以后，正值北魏末年发生“孝昌之乱”导致天下大乱之时。平阳大地上的“孝昌之乱”，是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汾州城（今隰县城）被“山胡”攻陷，汾州被迫移治西河郡（今汾阳市区）开始的，而裴良作为前往汾州全权处理这次“山胡”叛乱事件的朝廷大员，正是事件的亲历者。不久，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裴良在东魏为官，很受朝廷重用。裴良于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在国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去世后，儿子们跋山涉水将父亲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使老父“叶落归根”。但因东、西魏两国正在今侯马市一带交战，尽管故乡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及，无奈之下，儿子们只得将裴良灵柩临时殡在“绛邑”（今曲沃），直到36年后的北齐武平二年（571年），才将其父母的灵柩正式合葬入其家祖茔“临汾城东北五里汾絙堆之阳”即今襄汾县永固乡家村，同时将其父一生事迹镌刻在墓志上，放入墓中。由于裴良长期在朝为官，一生经历丰富，因此这一墓志内容多可补史之阙、正史之误，使我们对当时平阳一带的动乱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它对河东裴氏谱牒、北魏官制研究都有重要作用。另外，我国最早的墓志铭出现在刘宋大明八年（464年），裴良墓志只比它晚了不到100年，为临汾市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通碑刻。所以裴良墓志的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说它是襄汾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亦不为过。 　　裴良墓志的志盖上刻有其8子的姓名、官职，由此推断，家村为裴良的家族墓地，以后很可能还有墓志出土。果不其然，上世纪90年代，该地又出土了裴良二子裴子诞、四子裴子通、六子裴子休等3块墓志。裴良的这3个儿子都先后在东魏、北齐的平阳一带为官，他们的墓志对研究平阳地方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3块墓志却被运城方面的人私下收到运城河东博物馆。1994年4月出版的《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上，发表了运城河东博物馆两名研究人员题为《晋南发现北齐裴子诞兄弟墓志》的学术论文，公布了墓志的志文。大概觉得这些墓志的来源不大正当，所以文中没有提供墓志出土的具体地点，只说是“我馆从晋南民间征集到的”。注意，晋南包括临汾和运城两地区，他这里不说“运城”而说“晋南”，那么墓志来自临汾也就是说来自襄汾家村，不是就昭然若揭了吗？笔者与河东博物馆的老馆长吴钧先生多有交往，收入这3块墓志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的任期之内，但笔者问及此事，老先生只是笑而不答。 　　但愿此类事情今后不再在襄汾发生。&&&&&&&&& （<font color="#07-2-27 21:14发言于襄汾贴吧） &&&&&&&（之二）元朝襄陵县的赋税是怎样上缴到欧洲钦察汗国国王手里的　　《襄陵县志》上的《艺文》部分，有一篇文章，是元朝麻革作的，题目叫做《重修庙学碑》。这一篇碑文是为襄陵县庙学重修完工而作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天朝开国裂土，以建同姓，震宫得河东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陵、潞城。畀嗣王治襄陵，选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统其事，且命天成李侯贰之。八何赤，译言为人师者。” 　　这段话不好懂，翻译过来就是：“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每人都得到一份领地（可以自征赋税），东宫太子分到了河东道（今山西）的吉州以及襄陵县、潞城县。太子把这些封地都给了他的大儿子，为管理好这一封邑，太子挑选了一名年高德邵的‘八何赤’到襄陵统管其事，同时派天城（今山西天镇）人李先生为二把手。八何赤，通称达鲁花赤，翻译成汉人的话就是监督官。” 　　这里还得解释一下，这篇碑文作于甲寅年即公元1254年，其时蒙古人占领平阳大地的时间还不长，麻革作为一个汉族文人，还以为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就是太子，其实蒙古人以幼子为尊。 　　这篇碑文记载了一个重要事实：元朝时襄陵县还有吉州、潞城县，是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封邑。 　　元朝，平阳府管辖的地盘很大，包括今天的山西临汾、运城、长治、晋城4市。据《元史》记载，平阳府的一些县于1236年成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封户41302户。但这些封地在哪些县，却史无明载。这篇碑文填补了这一空缺。 　　但拔都并未亲自来过他的封地，就在分封的前一年，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中亚和欧洲的钦察、斡罗思（今俄罗斯）等国，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而以拔都为首。拔都率军打过西域，穿越波斯，进入东欧，征服斡罗思，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建立了钦察汗国，并建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国都。由于关山万里，多年来，平阳府根本无法将封地该交的赋税银两上缴到拔都的手里。到了至元五年（1269年），忽必烈为拉拢西域各诸王汗国，遏制它们对中原王朝日益强烈的分离倾向，下令“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即补发多年封地应交的赋税。那么，襄陵县的赋税是如何交到钦察汗国王拔都手里的呢？ 　　1989年，临汾铁路电务段在基建施工中挖出了一座元代墓葬，根据出土的墓志铭，墓主人姓苏名公式（晕～，竟然叫“公式”！）。根据墓志记述，平阳府接到忽必烈皇帝的谕旨后，遂派平阳路诸色人匠达鲁花赤（管理各类工匠的最高行政长官）苏公式，押送拔都应得的岁赐银两，前往万里之外的钦察汗国交割。苏公式，“云中天成人”，即今山西天镇人，与替拔都管理襄陵封地的李某同乡，原先就是拔都之父术赤麾下的管理军工事宜的官员，与拔都也比较熟。尽管钦察汗国与中原相距遥远，但当时大蒙古国已设置了从首都和林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驿路，使臣只要持有元政府发给的金、银牌符就可以通行无阻。苏公式经200余日长途跋涉，到达钦察汗国。据该墓志铭描述：“抚军之牙（牙帐）居极西域，距中原地逾万里，所由阴山大碛，暑亢阴冰，实天地之大厄””，可见长途跋涉的艰辛。 　　根据《元史》记载，其时拔都于1255年已死，继位的其弟别儿哥亦在1266年死去，拔都的孙子忙哥帖木儿继位为国王。忙哥帖木儿的即位，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据墓志记载，苏公式共往返三次，方将拔都应得的历年岁赐交割完备，且每次都能按朝廷的要求完成任务，使忙哥帖木儿十分满意。为此忙哥帖木儿拿出他的祖父拔都在襄陵县的30户及水田50顷赐予苏公式，用这些农业收入作为苏的薪俸，世代继承，“若古食邑焉”。这些都记载在这个《苏公式墓志铭》里。 　　此后，钦察汗国与元朝廷尚有来往，1313年，忙哥帖木儿的孙子月即别即位，元仁宗遣使例行册封。1336年，月即别遣使元朝，要求领取份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元政府专门设立总管府，执掌术赤后王平阳等处份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但这期间平阳府是由谁来执行向钦察汗国交割元廷的岁赐的任务，却再也没有记载了。 　　这个墓志还记载，苏公式与本文开头作《重修庙学碑》的麻革，竟也是经常诗酒往还的好朋友。而麻革作的这篇碑文和苏公式的墓志内容，两者结合，便填补了元代平阳与西亚欧洲关系的空白，你说奇不奇？ 　　苏公式是个史书无名的人，但有意思的是，苏公式的大女婿刘元振一家却《元史》有传。刘元振的祖父刘百林、父亲刘黑马，是最早投降蒙古的金朝将领，而且与苏公式同乡，也是“云中天成人”。刘黑马父子为蒙古军冲锋陷阵，战功卓著。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始立三万户，以刘黑马为首，授金虎符，总管汉军。中统三年（1262年），刘黑马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刘黑马死后，其万户一职由长子刘元振、孙子刘纬、曾孙刘文起世代承袭。所以说，苏公式的亲家一家在四川成都累代为官。近年来，成都前往九寨沟的半道上，四川茂县较场乡小学内的一块巨石上，发现一处元代题刻，上书“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刘上万户文起引兵至此。至元癸巳七月廿七日记。”这个刻字的刘文起，就是苏公式外孙的儿子。 　　《襄陵县志》的这篇碑文、临汾发现的《苏公式墓志铭》，以及四川茂县巨石上的题刻，竟能使苏公式万里跋涉一事公诸于世。而750年前，为把襄陵县的赋税交到拔都及其后人手中，苏公式三次从平阳府出发，长途跋涉万里，前往今天的俄罗斯地方，他是地地道道的“平阳赴欧第一人”。 　　本文是根据《历尽沧桑临汾城》之第17节《世侯当权，文化复兴》中的部分段落改写而成的。《历尽沧桑临汾城》是《临汾建置沿革》一书的下编。该书王汝雕著，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font color="#07-3-5 07:50发言于襄汾贴吧）&&&&&&（之三）新民村东南的大冢墓主是谁？
　　邓庄镇新民村位于襄汾县的东北角，往东，地形逐渐抬升，为尧都区大王村，再往东就是塔儿山向北伸出的的余脉——世尊山。在村子的东南方有一座大墓，墓前，由东向西依次有石狮、华表（南侧缺一）、石虎、石羊、石马、石人（武士）各一对，高大雄伟，排列整齐。再向东是献殿台基，献殿之东是一个大坟头，坟头上有一个大坑，显然已被盗。它就是省志、府志、县志里都有记载的“高平王墓”。 　　明代成化《山西通志》这样记载：“高平怀简王墓，在襄陵县东三十里，永乐五年葬，始分封王也。”清代康熙《平阳府志》和民国《襄陵县新志》进一步说：“明高平怀闵王墓，（襄陵）县东三十里扈村。”这里，“高平”是这个“王”（实际是“郡王“）生前的封爵，“怀闵”是这个“王”死后的谥号。但三部志书记载的谥号不同，哪一个才对呢？前些年，鉴于墓已被盗，文物部门进行了抢救发掘，出土的“谥册“上记载，墓主为生前封为“高平”王，死后追谥“怀简”的朱济烨。事实证明《山西通志》记载准确。　　朱济烨是谁？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三子朱棡的第二个儿子。 　　明洪武三年（1371年），太祖朱元璋的第三个儿子朱棡被封为晋王，十一年（1379年）前往封地山西，王府驻在太原城。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朱棡死后，其长子朱济熺袭封了父亲的爵位，为晋王。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封朱棡的二儿子朱济烨为高平郡王，三儿子朱济熿为平阳郡王，他们的王府都在临汾城。 　　当上晋王的朱济熺后来遭其三弟平阳郡王朱济熿的构陷，永乐十二年（1415年）被夺爵位，而朱济熿则前往太原当上了晋王。下了台的朱济熺被朝廷安排留在平阳城，住在他的大儿子、新封的平阳郡王朱美圭府上。宣德二年（1427年），朱济熺得以平反，但朝廷并没有安排他重返晋王之位，而是由其子朱美圭前往太原袭封晋王。朱济熺一直住在临汾城，宣德十年（1346年）死后葬于今尧都区土门镇坟上村，俗称“晋王坟”。 　　老三与大哥争夺晋王之位、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老二朱济烨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而是在平阳府城里安安稳稳做他的高平郡王。永乐五年朱济烨死，葬于当时的襄陵县东三十里扈村。因为他没有儿子，高平王这个封爵也就被朝廷撤消了。 　　现在临汾城内西北隅有“朝殿巷”之名，就是因为这里是当年朱济熿和朱济熺、朱美圭先后在这里住过的平阳王府所在地。 　　所以葬在尧都区晋王坟的是老大，襄汾县新民村的是老二。老三因诬告老大获罪，史书上就没有记载他死后葬于何地。 　　《平阳府志》说这座墓在扈村是有道理的。因为新民村原名坟头村，村民原来就是给皇家看坟的人。民国《襄陵县新志》上还没有这个“坟头村”，改名更是后来的事。 　　朱济烨，在《明史》中写为朱济（火咢）。为什么出土“谥册”上写的与《明史》记载不符？因为《明史》是清朝修的，康熙十八年定稿，乾隆四年刊行，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史官们就把朱济烨改名为朱济（火咢）了。 　　（<font color="#07-3-4 13:24于襄汾贴吧）&&&&&&&（之四）襄陵镇东街村的文峰塔　&&&&&& 襄陵镇东街村的塔，叫文峰塔，旧称文笔塔，以塔形似笔尖朝天的毛笔而命名。现在的塔高30米，9级，用青石条作塔基，清咸丰年间襄陵县知县岳云溪捐俸募建，咸丰九年重建，同治年间增修。原在城的东南角，它的北边100米处是县文庙的大成殿，也就是县学所在地。文峰塔的建立是为补风水的，据说对提高县学学生的升学率大有裨益，所以历代各地官府都很重视，不独襄陵如此。　　历史上，襄陵县文峰塔的建设还起过一场风波。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知县杨作楫因城内“东南低凹，宜补筑文峰”，在此处建起一座文峰塔，不过40余年后就因离城墙太近而“毁为颓址”，成了来往行旅之人休息的场所，于是有人把这归咎于选址不当。后来，县府还找了个风水先生，先生说要“收锁水口”，必须建在汾河以东，于是清朝康熙十一年知县谢国杰说：“文笔未树，守土责也”，在汾河以东重建而成。但建在河东的这座塔，备受县里人士的垢病，大家指责说“城隅低凹如故，关锁未立，风脉奚聚？！”康熙十九年知县夏绍轼询民疾苦，大家就说：“大者莫如塔。”于是又在万历年间塔的原址建起塔来。这就是现在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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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说说襄陵东关的卢姓　　襄陵东关的卢姓是个大族，果然人才辈出。 　　明初，卢盛于洪武二十三年中举，历官宛平县儒学教授、工部员外郎，转升赵府左长史后致仕（退休）。 　　卢渊，明正统五年襄陵大饥，卢出粟千石赈济灾民，被旌为义民。其子卢瑄，天顺六年亦出粟四百石赈饥，被官府立碑表为义民。 　　卢景，明正统九年中举。卢耀（景泰年间）、卢鹏举（嘉靖年间）、卢沂、卢居业、卢学诗（万历年间）、卢以正（天启年间）、卢桐（崇祯年间）为恩贡生。其中卢耀任大宁经历，卢沂任介休训导，卢居业任定兴县教谕，卢学诗任广西上思州知州，卢登任山东齐河县主簿。 　　清朝出了个卢秉纯，博学能文，雍正四年中举，八年中进士，由翰林院检讨，转京畿道监察御史，“风骨棱棱，傥正不阿”。后任国史馆协修，乾隆六十年任湖北正考官。解官后在汾、沁、泽、潞间教书为生。著两部《诗集》。 　　卢筠心，康熙时人，性好学，博览群书，古道照人被知县聘请为义学先生，多有造就。 　　卢克嶷，乾隆六十年输粟赈饥，知县旌其门（在门上挂匾）。 　　卢勤（乾隆三十年）、卢宣正（乾隆五十四年）为拔贡；卢宣正后任盂县教谕。 　　清代，卢家的恩（岁）贡生有：卢榳（顺治年间）、卢克嶷、卢子端（乾隆年间）、卢文超、卢曜龙（嘉庆年间）。其中卢榳任五台县教谕。 明代，在东关为卢盛、卢景两人立“奕世登庸”牌坊；清代，襄陵知县为卢秉纯立“高步南宫”牌坊，平阳知府为其立“八砖视草”牌坊。 　　卢秉纯的祖父卢三乐是个勤劳的农民，“朴略有古遗民风”，辛勤培养卢秉纯成为人才，寿登98岁。 　　卢风翔()，字瑞庭，祖居襄陵镇东街，1921年迁居北街，世代务农。父早丧，家境贫穷，14岁起以贩卖草帽为生。25岁时到湖北老河口商店学徒，人称“老相公”。初任炊事，后随庄客到陕南山区收漆。他拜漆农为师勤恳学习，在辨漆技术上总结出：望(望颜色)、嗅(嗅气味)、煎(煎杂质)、试(试成份)、踢(踢桶听音)的五字要领。对配料熬漆， 收藏管理均有独到之长。后自立门户经营漆业。先在老河口开设瑞源长漆店，经 10年经营增设了瑞源漆店、瑞源钱庄、瑞源帽庄、瑞源货栈，并在南京建起晋大 昌，无锡建立益源昌，安康建立益寿祥等商行7处，货运发展到上海、福州、广州、天津、大连、烟台等地。货栈分号办理信托、购销、货运、转汇业务，卢号各地店庄年盈利达20万元之多，成为知名一时的大企业家。&&&&&&&&&&& 卢凤翔经商致富后，积极赞助公益事业。1921年山西义赈，卢在江南募洋800元，自捐100元，山西赈务处授给他五等银色奖章1枚，襄陵县知事李世佑以大总统题褒“见义勇为”匾额旌其门。山西兴修水利时，捐洋800元，省财政厅赐予“行道有福”匾额。1922年，襄陵发展蚕桑事业，邀士绅、富户募捐，风翔热情支持，带头捐洋500元，县长题赠“里党观型”，立碑门侧；，褒其义行。卢先后对重修晋桥、北阁、戏台、镇汾楼以及为东街朝山会添置伞旗锣鼓等各项公益事业共捐款6000余元。&&&&&&&&&&& 在老河口投资修建“太平池”1座，筹建了育婴堂、贫民收容所、贫民小学等设施，并给老残病疾贫民发衣米，群众称为“大善人”。一贫苦青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学，无力攻读，卢3年资助学费200余元。&&&&&&&&&&& 晚年回乡后，更是乐善好施。某次有一乞者上门讨食，卢给白馍1个。次日复来，卢子春康厌其奢求，卢作书训道：“应怜乞者苦，不能责反复，想咱当日贫，亦曾靠怜抚。”某年春节，遇一贫妇分娩于城西古庙，求告无门，卢命送去年糕1篮、小米10斤，铜钱10贯。1926年，周济本乡贫苦学生银币100元，使其不致废学。卢家业百万，不吝施舍，自己却仅住普通房宅一所。68岁病逝。 &&&&&&&&& 日，驻临汾、赵曲日军清水师团，除在小韩、贾庄等l0余村烧杀掳掠，杀死村民、干部30余人，烧毁房屋240多间外，还窜入襄陵城内，烧毁卢凤翔全院房屋21间。大火四天四夜才熄。卢凤翔生在这样一个世家大族，有先祖乃风。新修《襄汾县志》卢凤翔传的素材，部分取材于民国《襄陵县新志》，部分采风于民间。　　民国时期，卢连星由京师陆军第一中校毕业，任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军教练官。 　　襄陵东关的卢家500多年间累世豪富，且诗书传家，乐善好施，人才辈出。因此襄陵东街村的绣楼极有可能是卢家的，但仍须调查准确，方能介绍。　　上面卢家诸人的资料都取自《襄陵县新志》。其中有一个人，即清代的卢筠心，前面介绍他是“康熙时人，性好学，博览群书，古道照人，被知县聘请为义学先生，多有造就。”他更详细的生平事迹，见于王奂曾所作的《卢虚中墓志铭》。王奂曾，太平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有《旭华堂文集》传世（收入《四库全书》），也是襄汾县的一个历史名人。 　　据《卢虚中墓志铭》记载，卢筠心字虚中；卢家定居襄陵东关的始祖名叫卢仁辅，数传至卢渊，“父子相继，好义乐施，……当事义之”（这就是前面谈到的卢渊、卢瑄父子两次出粟赈饥受到官府表彰的事）；卢筠心的祖父名叫卢植，依前面所载卢桐（崇祯年间）、卢榳（顺治年间）看，当为明末清初时人，他“益拓前绪，丕振家声”，也是乐善好施之人；卢筠心的父亲卢爋，“尤轻财好义，勤于施济，二十九里之父老，同置匾旌其门。”&&　　《襄陵县新志》上只说卢筠心“古道照人”，未见其例，而墓志中记载了3件事情： 　　其一，“设帐授经，问子弟有无受教之地，不计束修也。”即，当老师只问学生是否立志于学，不计较其能否交得起学费。 　　其二，有一次平阳府贡院大修，由襄陵知县具体负责大修工程。知县用了卢家几十根大木料，完工后要给木料钱，“先生曰：‘吾家世世试此院中，后来者且当不乏，吾岂谋利者哉。’笑却之。” 　　其三，有一次小偷在他家偷了东西被逮，有关部门想到卢家是襄陵大族，准备从重治罪，“先生曰：‘是皆贫无聊，情可怜也。’卒请释之。” 　　由此看来，卢筠心继承了乃祖乃父的传统，也是轻财好义之人。由此联想到民国年间的卢凤翔的事迹，看来卢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从明代初年的卢渊、卢瑄父子，再传到清带初年的卢植、卢爋、卢筠心祖孙三代，一直传到了现代。 　　襄陵东关卢家历代都鼓励子弟勤奋向学，卢筠心受家风熏陶，幼年也特别聪明，入县学后成绩往往在同族子弟之上，“洒洒数千言，援笔立就”。其父卢爋见他聪明异常，就告诫他说：“你的两个哥哥自小也聪明异常，在学校里名气很大，只可惜一直未能取得功名，为此你祖父抱撼了一生。你可要努力啊！”卢筠心念念不忘父训，一心想着科第成名。但不幸为其父所言中，屡试不第，“既晚不得意，自顾颓然，乃慷慨长歌，一切为度外之行。”从此渐渐把世事看淡了。 　　康熙十七年（1678），朝廷要全国官员推举“博学鸿词之士”，进史馆修纂《明史》。当时卢筠心恰在京师，不少“素称知先生者”准备举荐他，他却说：“丈夫不能自致青云，顾为因利乘便之计耶？逃名无小累，退食有余闲，吾安用此为也。”力辞而归。从此以教书为业，期望他的学生能高捷南宫，释他此生之憾，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襄陵县新志》所记载的“被知县聘请为义学先生，多有造就”的由来。　&&&&&& （<font color="#07-3-11 07:42于襄汾贴吧）&&&&&&&（之六）令伯村名来历小考
　　“令伯”是鄢里的邻村，旧的地方志上写为“灵伯”。令（灵）伯是什么意思，过去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了《运城日报》原总编王雪樵写的一篇《河东令人的踪迹》，受到启发，才明白“令伯”的来历可能是“令人”这个远古民族迁徙留下的踪迹。现写出来供参考。 　　五六千年以前，我国的大西北居住着一个叫“西羌”的部族联盟。按照《说文》的解释，“羌”字从羊、从人，那么“羌”人就是西方以游牧为生的牧羊人。而住在青海省的大通河流域的“令人”，就是这个部族联盟中的一个以羚羊为图腾的部族。后来，随着陕北高原的黄帝部落联盟沿北洛河流域迁到黄河北岸的山西晋南及河北等地时，西羌族中的炎帝部落联盟也沿渭水东迁来到中原，一部分“令人”随之来到运城盆地。 　　随后，中原大地发生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部落联盟获得胜利，组成了华夏集团。接着华夏集团又与东夷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进行了“涿鹿之战”，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此时黄帝下令，让喜爱音乐、能歌善舞的令人部落的酋长“令伦”（又作“伶伦”、“泠沦”、“伶纶”）制定乐律，并伐祁连山北谷的竹子作成排笙，负责宫廷的演奏活动。从此，伶伦成为我国的音乐始祖。黄帝并将“纶邑”这个地方封给他，据《会盟图地道记》这部古书记载，这个“纶邑”就在汉代的河东郡汾阴县，即今天的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的后土庙一带。 　　夏商两代，令人就在运城盆地繁衍生息。周灭商后，河东令人被迫迁徙。据有关资料记载，其中一支从运城盆地出发，溯汾河北上来到孝义，再辗转迁徙到河北滦县、迁安等地，被称作“令支”，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华夏族，少部分还远徙朝鲜、日本等境外之地。今日本仍有令宗、令荒、令家等姓氏，就是令人的后代。另一支则从运城盆地南下，融入南方的苗蛮集团，今天湘西、黔东、桂北的侗族，在宋代被叫作“仡伶”，据说就是当年令人的后裔。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将粟裕是湖南西部会同县人，1983年去世后，1987年其夫人楚青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将粟裕的汉族成分恢复为侗族，为此解放军总政治部1989年7月正式批复同意粟裕恢复侗族成分。 　　古代令人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族号带到哪里，处处以“令（零、灵）”来命名新居之地。因此，在令人最初的大西北居地，西汉设立了“令居县”（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汉护羌校尉驻此）。在运城盆地，春秋时期有“令狐城”（在今临猗县），是晋国的驻军重地，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令狐”即是当年令人聚居的一个中心，最初单名为“令”，大约到了西周初年，姬姓狐氏家族也迁来此地，此时的令人已风流云散，所剩无多，遂改其地名为“令狐”。今令狐村的附近还有“吉令村”、“令助村”，其得名最早可能亦与令人有关。今河北省迁安、迁西和滦县北部地域，古称“令支”：春秋时为令支国，曾一度为山戎族统治，齐桓公灭令支，即在此地；汉朝设令支县。而今日襄汾的令伯村，可能就是西周初年令人沿汾河流域北徙时留下的地名。 　　远古的令人能歌善舞，其酋长“令伦”为我国的音乐始祖，今天的侗族亦以喜歌善舞而著称，令伯村的转身鼓又是那样的闻名遐尔，说不定它的历史还真与令人有关呢。&&&&&&&&& （<font color="#07-3-3 16:35于襄汾贴吧）&&&&&&&（之七）从相李村名说开去
　　古城与汾城之间，公路西侧有个村庄叫相李，分北相李和南相李，原属曹家庄乡，现属汾城镇。相李，在《太平县志》上也叫“相李”，但它原来的名字不叫“相李”，而叫“相里”。“相里”是元代从大都通往秦蜀的国道上的一个驿站，元代叫“站赤”。 　　据《永乐大典&#8226;站赤》记载，元朝英宗至治三年（1323），平阳路14个主要驿站均已配备牛、马畜力以及车辆，其中从平阳府到河中府（今永济蒲州）７站是：（平阳）府西站（马90匹），相里站（马60匹），绛州站（马54匹），闻喜站马（53匹），泓芝站（马53匹），临晋站（马52匹），河中府站（马60匹）。 　　元代，由于驿站须为往来使臣提供交通运输所需的大量马、牛、驴、车、饮食住宿及其日用物品，所以，驿道沿途的官府还担负着繁重的供给职能。平阳路“正系冲要，驿程事务繁剧”，每有诸王、公主、驸马经过，祗应浩大，又有朝省官员、西番大师人等，俱擎圣旨前往安西等处开读，均不直接前往驿站倒换马匹，却要大小官员出郭迎接入城，以致从朝至暮等候不休。另外，朝廷虽对驿站划拨有经费，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稷山县青龙寺（县博物馆）有一通《姚天福墓神道碑》，碑文中提到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间姚天福任平阳路总管期间，因“平阳郡大，统州县数十，四方之使过者甚众，又多贵近，而供亿无从出。岁给之费，什不及一”，姚天福无奈之下，只得另想办法。 　　原来，当时临汾城汾河以西有个湖泊，是唐代引龙子祠泉水形成的人工湖，湖底平浅，方圆数里，四周长满菱角莲藕。该湖是平阳士民春游荡舟的场所，金代平阳文人毛麾在龙子祠《康泽王庙碑记》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凡断岸绝涧，别架以垂虹之桥，有采莲捕鱼，则泛以画鹢之舟。当春之时，花光柳色，作红云翠霞，蒸煦远近。太守为遨头，与州人来游，箫鼓相间，车马相望。于山水清晖之际，殊不知浣花、曲江之美，较此孰多。” 　　姚天福想的是什么办法呢？他下令将平湖决开一个口子，让湖水泻入汾河，利用水的动力，在排水渠上架起4座硙磨为居民磨面，用其收入来弥补接待经费的不足，同时在湖旁植树，解决为这些来往人员生火做饭的燃料问题。这样一来，官府经费不足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一些，但却使平湖水加快泄漏，湖面急剧缩小，最后在明代消亡了。 　　唐宋金元的近800年间，平阳府（晋州）向南的国道是从临汾过汾河（今临汾平阳大桥西有马站村，当即元代“府西站”所在），向南经太平县到绛州，再经闻喜到蒲州，而不走汾东，为的是避开“蒙坑”天险。但平阳府亦有道路向南过“蒙坑”通往曲沃、翼城，不过那是属于低一级的“省道”了。 　　汾河切穿临汾盆地中间的塔儿山——九原山隆起向南流去，两岸是高山峻岭。西侧是贾山，为殷周时代贾国所在地。东侧是塔儿山余脉，一条深沟自东向西直插汾河，“沟深可数十百丈，自岭巅至沟底，经之者驰骤康庄，如身坠井底，因名蒙坑。”“蒙”者，岭阴之谓也，古代蒙坑一带山高沟深，草木葱郁，遮天蔽日，行人穿行之中昏蒙蒙的一片，估计“蒙坑”之名就是这么来的。又如元代襄陵县文人张著号“蒙溪先生”，这个“蒙溪”就是指塔儿山阴坡的一条溪。“蒙坑”今演变为“蒙亨”。 　　明洪武八年（1375），绛州乡宦、都御史高铎，欲减轻地方负担，以国道通过绛州要两涉汾河，易延误军政要事为由，上书朝廷，要求改道从汾河东侧通过。朝廷准奏，决定国道改走“蒙坑”，于是将绛州的金台驿和太平县的相里驿迁至曲沃县境内，改置为侯马驿和蒙城驿。永乐十九年（1421），明都迁至北京，侯马、蒙城驿道成为秦蜀通往京都的孔道。曲沃一县设两驿，驿务纷纭，差捐繁重，官疲民苦。正统十年（1445），县西庄村民王氏等，赴京告御状请求削减一驿，未获准，反被处死，株连颇多。自此无人再敢请命。直至清乾隆廿二年（1757），曲沃知县张坊，以一县两驿苦差难支，且驿路不均等由，据理上陈，获清廷批准将蒙城驿迁至太平县史村（今襄汾县城）。 　　国道改线后，相里站也就不复存在，渐渐地相里村也该名为相李村了，而原来驿站的所在，也就聚居成村，即今“站李”。 　　相里村是以姓名村的。唐代的《通志&#8226;氏族略》载，鲁僖公十年（前650年），晋惠公杀大臣里克，里克妻司城氏携少子季友逃至里克食邑——安邑相城（今运城盐湖区北相镇），是为“相里氏”。《庄子》书中提到“相里勤之弟子”，《韩非子》书提到“相里氏之墨”，说明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相里是个小姓，今汾阳市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为相里氏子孙聚居之处。《山西通志&#8226;金石记》载该村有唐代武后时《上骑都尉相里瑞碑》、五代后晋的《建雄节度使相里金碑》。由碑文记载相里金被“封西河郡开国侯”一事推测，相里姓以西河为郡望，就是这么来的。 　　太平县的相里村既然是唐宋金元时期平阳府至绛州间的一个驿站，则相里村的历史不会晚于唐代。也许，当初相里姓人也在这里聚族而居。而现在，不但全襄汾县找不到一个，就是明清以来的《太平县志》里也查不到一个姓相里的。看来，相里姓人在几百年前早已离开这里了，只遗留下一个嬗变了的“相李村”，作为他们曾经居此的历史见证。&&&&&&&&& （ 11:43于襄汾贴吧）&&&&&&（之八）襄汾历史名人张翥在《辞海》里被说成是云南人！　　张翥（）是元代的一名文人，他在元末的至正初年任国子助教（国立大学教授），曾参与修纂宋、辽、金三史，累官至河南平章。他的诗格调高雅，词尤婉丽，时称蜕庵先生，著有《蜕庵集》、《蜕岩词》。 　　关于张翥的籍贯，《元史》卷186《张翥传》说是“晋宁人”。《辞海》（1999年版）“张翥”条，据此说是“晋宁（今属云南）人”。《辞海》加的这“今属云南”4字，是大错特错的。 　　原来，元朝有两个以“晋宁”为名的行政区。一个是“晋宁路”，它原称平阳路，大德七年（1303年），发生了洪洞赵城8级大地震后，朝廷为祈求平安，九年改为晋宁路。晋宁路的路治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它“领司一、县六、府一、州九。府领六县，州领四十县。”该路管辖着今山西省的临汾、运城、长治、晋城4个市的范围。当时又有“晋宁州”，这个晋宁州很小，只领二县，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晋宁路和晋宁州，地方相距几千里，风马牛不相及。 　　《元史&#8226;张翥传》的“晋宁”是指今属山西的“晋宁路”，这有与张翥同时代人的著作为证。 　　其一，明初被明太祖朱元璋杀掉的印度高僧释来复，是张翥的方外之友，他在为张的《蜕庵集》作的序言（见《襄陵县志&#8226;艺文》）中，称张为“河东仲举张公”（张翥字仲举）。 　　其二，近年在河南濮阳发现的、唐兀（杨）崇喜在元末明初所编的诗文集《述善集》中，收录了张翥的诗文，张在文中自称“河东人”。 　　元代，晋宁路（平阳路）属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管辖，因此这里的“河东人”就是指“晋宁路人”，而绝不会是指今云南的“晋宁州人”。 　　另外，张翥是元代晋宁路的襄陵县人，这在明清的《山西通志》、《平阳府志》和《襄陵县志》上都有详尽记载。襄陵县的京安镇就是他的故乡，据民国《襄陵县新志》卷二十《古迹考》记载：“张潞公墓（张翥死后元朝廷赠“潞国公”）在京安镇，有古柏四十余株。” 　　襄陵县，1954年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张翥是“晋宁路襄陵（今山西襄汾）人”。 　　《辞海》是我国最权威的一部辞书，是每个专家学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从1933年刊行起，迄今已出数版，发行300多万册，但张翥的籍贯却一直被写作云南的晋宁，就这么错了70多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一错误。立志要把襄汾建成文化大县、文化强县的襄汾人，应该向《辞海》编辑部指出这一错误，争取在再版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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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新发现的洪武《平阳志》残本
　　1980年前后，国家图书馆在整理书库时发现明洪武《平阳志》残本3册。此志未见国内外图书馆著录，为存世孤本，亦是山西省目前最早的地方志原刻本。 　　残本首页即为《序》的末页，题“洪武壬戌春三月甲子金华朱林可谨识”，由此可知为洪武十五年（1382）刻本，应为明代张昌修纂。张昌，临汾人，元代进士，曾任翰林国史院检阁官，后为晋山书院长，明洪武二年（1369）曾聘到礼部，除国子监助教，授皇太子经筵讲官，不久致仕，又主考本省乡试，修平阳府郡志。张昌在元代所撰的碑刻，现在仅存两通，一通在尧庙，前些年出土，一通在陶寺关帝庙，题为《襄陵县陶寺里新修关公行祠碑》。 　　全志无目录。前4卷为平阳府总说，包括沿革、州县、山川、风俗、乡里、公廨、坛墠、坊巷、土产、渠堰、关隘、古迹、陵墓、台榭、寺观、仕宦、仙道、人物、驿传19门。以后每卷记1县或数县，县首有图。明代平阳府辖6州29县。该书卷5至卷9，记述了临汾、洪洞、赵城、襄陵、太平、浮山、岳阳、曲沃、翼城、汾西、蒲县、蒲州12州县，其余州县阙失。州县所记门类与府基本相同，只是“州县”目改为“乡”目，多“里路”目，缺“驿传”目。志中不记历任职官，不记赋税户口，不记艺文。 　　洪武《平阳志》的价值在于保存了一些明代以前和明初的资料，且许多记载经过作者实地核实，堪可珍贵。如： 　　1、记载了明初平阳府城重修后的情况： “本府四门：内外构楼于其上，题其门南曰朝京，北曰镇翔，东曰武定，西曰义和，并置兵马司。” “市楼：累石为台，题其楼南曰云天咫尺，北曰中州雄镇，东曰太行形胜，西曰河山一览。” 　　2、记载了明初各州县下辖的乡，与后来的府州县志对照，可以考见明代乡的变动，如： 襄陵县：安泽乡、吉方乡、湖波乡、御英乡； 太平县：万春乡、景云乡、义太乡、德进乡； 　　3、记襄陵县古迹： 　　“斛律冢：在县东二十里斛冢村西南，凡大冢数十。耆旧相传云，此北齐斛律氏也。” 　　4、记太平县古迹： 　　“赵盾墓：在县南二十一里汾阳村，石刻磨灭，不能识读。” 　　刘毅伟主编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关于“洪武《平阳志》”的介绍，说该书仅记有平阳府及临汾县、洪洞县、赵城县、襄陵县、太平县等5县的情况是不准确的，除平阳府外，它总共记有12个州县的有关资料；它“推知全志三十余卷”的推论也是不准确的，全志不会超过20卷。&&&&&&&&& （<font class="gray12" color="#07-3-10 10:47于襄汾贴吧） &&&&&&&（之十）从《文征明诗碑》的年代谈起　&&&&&&&&& 解希恭、张新智编著的《三晋石刻总目&#8226;临汾市卷》（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在“襄汾县”部分收录了“文征明草书碑”两通，其一为“虎山桥诗”，另一为“宿碧照轩诗”。两碑现收藏于汾城文庙碑林，该书注明碑刻的年代为“清代（年月不详）”。 　　文征明（），长洲（江苏苏州）人。明嘉靖初曾任翰林院待诏，不久辞归。工诗文书画。绘画擅长山水、人物、兰竹、花卉等，为“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 　　文征明的两通《诗碑》，尽管是摹刻，但能透出书者原韵，应为书法碑刻中的珍品，故王汝雕编著的《临汾历代碑文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收录了该碑，亦注明“清代刻”。 　　《诗碑》是摹刻的不错，但说它是清代的摹刻品，却是大错特错了。关键是没有仔细考查碑文最后的一行小字“北地武成刻于太平”。 　　显然，“北地武成”是这两通碑摹刻的主持人，但“北地武成”是何人？ 　　查光绪《太平县志&#8226;职官志》，“武成，陕西宁州人，举人”，明万历年间任太平知县，后“调卢龙县知县”。 　　那么，武成为什么自称“北地武成”呢？原来，明代的陕西宁州，即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宁县一带在秦代属北地郡，旧时文人在非正式场合喜欢以古地名代表自己的籍贯，以示高雅，所以武成自称“北地武成”。 &&&&&&&&& 武成任太平知县在明代万历初年，《太平县志》说他在任期间“修废举坠，以能吏称”，因此后来名列太平县的“名宦祠”，加以纪念。武成任太平知县时，上距文征明卒年不过20年，他将文的两通《诗碑》摹刻于县衙，是为了自己欣赏。 　　因此，这两通《诗碑》的摹刻时间不是清代，而是明代，这就进一步提高了该碑的文物价值。 　　为《三晋石刻总目&#8226;临汾市卷》提供基础资料的有襄汾县博物馆的人员，看来是县博物馆的人鉴定文物时出了差错。而两书的编著者不加详查，人云亦云，也跟着错上加错。 　　无独有偶，前几年，“赵盾故里刻石重见天日”的一篇报道见诸各大媒体，“新华网”、“中国文物信息网”纷纷加以转载，一时引起海内外轰动。据该报道说：“近日，在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发现了一通刻有‘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字样的古碑。……新发现的古碑在荒郊野外已埋藏了30余年，……据专家实地考证，此碑当刻于唐代，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报道还说：“刻石的重见天日，不仅为海内外赵氏后裔寻根祭祖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研究晋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但据说该碑其实不过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此外也有康熙年间的说法。据笔者（一个外行）从报道所附的照片看，肯定不是唐代的。据明代洪武《平阳志》的记载：“赵盾墓：在（太平）县南二十一里汾阳村，石刻磨灭，不能识读。”明代初年已“不能识读”的碑，在近年发现后就能如此清晰可读吗？这个来到“实地考证”过的专家，其水平可想而知。撰写报道的人员据说就是县博物馆的，其中就有给《三晋石刻总目&#8226;临汾市卷》一书提供基础资料的人员。 　　文物鉴定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基础。这两通碑刻年代的鉴定结果如此草率，从一个侧面说明，咱们襄汾县要建成文化大县、文化强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font color="#07-3-13 08:30 于襄汾贴吧）　 　 　&&&&&&&（之十一）从临汾县到太平县
　　赵康的“临汾故城”，据考古调查，最早建于春秋时的晋都新田时期，为拱卫新田的“卫星城”。其在历史典籍上最早见于战国晚期，《史记&#8226;秦本纪》：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秦朝时，曾一度为河东郡守所在地。历汉、魏、晋，均为临汾县治。 　　到南北朝时期，北魏从山西的北部兴起，向南进军，于公元400年与后秦在平阳附近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柴壁之战”，北魏大胜。随后，占有平阳的北魏与占有河东（今运城）的后秦，沿汾河下游及紫金山一线，继续对峙约20年。此时，北魏在今新绛县城所在地设置了一个南太平郡，神囗（上鹿下加）元年（428年）改为征平郡，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又升为东雍州，管辖吐京、五城、邵上、征平、定阳、高凉、平阳7郡，此时，临汾县为平阳郡下属的８个县之一。有了近在咫尺的东雍州，临汾县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就在北魏与后秦在汾河下游一带对峙的时候，匈奴铁弗部人赫连勃勃，在今天的陕西北部建立了夏国。413年，夏国在与同为匈奴族的“山胡”帮助下东越黄河进入吕梁山区，从而在北魏境内插下一颗钉子。425年，赫连勃勃之子赫连昌继位。426年北魏大举攻夏，次年占领夏国首都统万城。北魏神囗元年（428年），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生擒夏国国王赫连昌。也许拓跋焘想借夸耀这一赫赫武功，来震摄勾结夏国的吕梁山区的匈奴“山胡”余众，赫连昌被生擒之后，北魏就在吕梁山区汉晋时期的北屈县设置了一个禽昌郡。 　　吕梁山在临汾盆地的西侧。吕梁山脉有许多峪口通往临汾盆地，其中最长、最重要的峪口是豁都峪，穿峪而过的是豁都峪河。豁都峪河谷向西深入吕梁山区腹地，自古以来就是盘据在陕北高原的游牧民族向东进入临汾盆地的通道。春秋时期，这里有“狐厨邑”，据《左传&#8226;僖公十六年》记载，前644年秋，戎狄侵犯晋国，“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今襄汾县城一带）”，走的就是这条道。近年，经专家确认，“狐厨邑”就在乡宁县光华镇的铺头村，遗址宛在。后来，西晋的杜预在对《左传》这一事件作注时说：“平阳临汾西北有狐谷亭，即晋之狐厨邑。”这里所说的“临汾”，是指汉晋时期的临汾县治。稍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也说：平水东流，“东径狐谷亭北，又东径平阳城南入汾。”这说明，“狐厨邑”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改名为“狐谷亭”。“亭”是这一时期国家设置的治安机构，亭长的主要职责是典武备，警盗贼；它同时又是一个交通机构，有着客舍和邮传的作用。由此看来，现在豁都峪的“豁都”，就是由古代的“狐厨”、“狐谷”讹变而来。 　　北魏虽灭了夏国，但吕梁山区的“山胡”余众仍不断沿豁都峪出山骚扰。为对付这些“山胡”，北魏不得不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将临汾县撤消，而在“山胡”出山的的必经之地——今襄汾县古城镇京安村，设置了一个泰平县。北魏迁都洛阳的前几年，又从泰平县分出临汾县。两县同属平阳郡。 　　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再后来，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齐时省并州县，将临汾县的治所从赵康的“临汾故城”迁往东雍州的治所、即正平郡的治所，即今新绛县城。1986年冬，永固乡家村发现的裴良墓志，上写其葬于“临汾城东北五里汾絙堆之阳”，这说明，此时北齐已将临汾县治迁到了今新绛县城，但“临汾城”仍有人居住。此后，临汾故城渐渐湮没，成为废墟。 　　北周于577年灭北齐，为避宇文泰讳，将泰平县改名太平县，仍治今古城镇京安村。北周将今新绛县城的“临汾县”撤消，在今汾西县地设置了一个“临汾郡”，下辖一个县，也叫“临汾县”。581年，北周权臣杨坚篡周自立，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因“平阳”与“平杨”谐音，开皇元年（581年）改平阳县为平河县，583年又改为临汾县。从此，临汾县就代替平阳县，到了今天的临汾城。 　　北周的太平县治所原在今古城镇京安村，隋朝移到今景毛乡北古县村，唐代武德元年移往今古城镇，贞观七年又移到敬德堡，即今汾城镇，而将旧治改为太平关，把守着豁都峪的出口。 　　至于南刘村东边的万固县村历史上是否曾为县治所在地，于史无考。也许，“万固县村”是“万古贤村”的谐音。&&&&&&&&& （<font color="#07-3-21 22:08于襄汾吧）　 　（之十二）殷商西周时代贾国的地望　　贾国渊源很早，曲沃晋侯墓出土的玉器上，就有铭文记述了西伯（周文王）“与唐人弘战贾人”一事。贾国到春秋前期犹在，公元前706年晋国内乱，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而灭翼，第二年虢仲奉王命率虢、芮、梁、荀、贾诸国兵讨伐曲沃。贾国曾参加了这次讨伐战争。晋武公得势以后，便灭了贾国。 关于贾国的地望，最早作出推断的是西晋的张华。《后汉书&#8226;郡国志》在“河东郡临汾县”条下，注引张华所作的《博物记》曰：“临汾有贾乡，贾伯邑。”汉晋时的临汾县在隋唐以后的太平县即今襄汾县西南部。　　十六国时期，这一带有“贾山”。据《魏书&#8226;姚兴传》记载：公元402年（魏天兴五年），在北魏、后秦“柴壁之战”中，当后秦大将姚平退守柴壁后，北魏“乃南绝蒙坑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贾山，令（后秦姚）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擒之。”柴壁即今襄汾县城南、汾河东岸的柴庄，贾山即汾河西岸与柴壁隔河相望的黄土山垣。原来，临汾盆地与侯马盆地之间，为一条北北东向的隆起所阻隔，称为塔儿山——九原山隆起。自东向西，这一条隆起分3段：汾河以东，为塔儿山隆起；过汾河，为汾阳岭隆起；再向西，为九原山隆起。贾山就是汾阳岭隆起靠近汾河的那一段。贾山略呈南北向椭圆形，南北约10公里，东西约5公里，海拔约530米，高出汾河河谷130米，为一方高地，垣面平缓，视野开阔。显然，殷商西周的贾国就在此山一带，汉晋时期这里有贾乡。这一带今有南贾、西贾、北贾、贾罕、贾岗等村庄，这些村庄之名显然与贾山、贾乡有关，从而与贾国有关。近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将春秋时期的贾国标注于今襄汾县西南部。　　北宋的欧阳修在所著《新唐书&#8226;宰相世袭表》中，在谈到贾姓时说：“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国为氏。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字季他，亦号贾季。” 书中所说“河东临汾有贾乡”，明明引自西晋张华的《博物记》。明清时代的地方志不察，以为欧阳修所说是唐宋时代的临汾县，加上唐宋文献记载西晋的贾充墓在临汾县贾得一带，于是就认为贾国在唐宋以后的临汾县即今尧都区贾得一带。笔者认为，明清地方志书错误的根源即在于此。　　地方志记载西晋的贾充墓在今尧都区贾得一带，现今这一带含“贾”地名又比较集中，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两个事实：①、贾逵、贾充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息繁衍；②、这一带在汉唐时代是襄陵县地。(原载&平阳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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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远流长啊
德不孤,必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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