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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HF酸和浓HNO3的混合溶液用什么容器装好呢？
浓HF酸和浓HNO3的混合溶液用什么容器装好呢？
如题，小弟想要尝试使用浓HF和浓HNO3来溶解MgF2，但是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装好啊，感觉这种溶液威力好大。。。求做过的大神现身指导:shuai::shuai:
。。。。。。:sweat::sweat:
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见过用塑料瓶装浓HNO3的，这样的话也应该能装HNO3+HF，但是不知道是哪种瓶子，这个是指四氟乙烯瓶子吗？
我也这么希望呐，这溶液我真觉得威力不小。。。漏了或者出其他的事情，我就:shuai::shuai:了
看来大家都是推荐四氟瓶子啊
只是装HF的话，一般塑料都可以的吧，但是一般塑料顶不住浓HNO3啊，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四氟瓶子了，
为啥必须是氟化瓶子啊，是因为不会被HNO3硝化什么的吗？我是外行，求解释~~
嗯，了解了，多谢多谢。不知道能否小讲一下原因呢，为啥要用氟化瓶呢？
我不是长时间用来保存的，可以现配现用，还是一定要用棕色的瓶子吗？而且能否小讲一下为啥要聚四氟的呀？多谢多谢。
HF酸腐蚀性很大，用别的瓶子都不保险
我觉得重点是在浓HNO3吧，HF的话一般塑料瓶都没啥问题啊，浓HNO3一般塑料瓶装肯定就完蛋了，所以我才不知道用什么塑料瓶装的好
嗯，谢谢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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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我的歌（连载）
30年前的校园诗人们——《飞天·大学生诗苑》作者群像（322人）。编号为210的是我（从上到下，第7排右二）。
我的青春我的歌&
&&&&&&&&&&&&
——湘潭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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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我在“情感部落”板块以“主帖+跟帖”的形式，连载《80级中文系学生自述：我的青春，我的歌》，讲述1980年至1984年在湖南湘潭大学的学生经历，力求原始、真实。希望网友们关注。谢谢。
& ——作者注
时光的流失是有痕迹的,以太阳的形式，以月亮的形式，以星星的形式，以水的形式，以火的形式……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明明灭灭的岁月，走过了阴晴圆缺的日子。
往事如烟。烟幕重重。当我们的目光执着地穿透烟幕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真实与谎言、真情与虚伪、力量与脆弱、前进与徘徊。这些都是值得回忆的。
我轻轻地翻开了大学生涯的一角，像风吹拂着尘封的岁月。我停留了，我凝视了。20余年前的一幕一幕，恍若就在昨天，那么清晰，那么质感。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乡里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能够步入大学殿堂，是一个小小的奇迹。1%的录取率，高高的门槛，曾让多少农家子弟望而却步。而我是十分幸运的。我真的感谢那个时代给予的机会。
大学生曾被誉为“天之骄子”，不用交学费，毕业包分配，好单位抢人。这些都是难得的机遇。我碰到了，抓住了。尽管生活、学习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依然纯真地燃烧着青春，燃烧着才华。
湘潭大学是一所重点大学，是毛泽东家乡的一所重点大学。当时，享有“北有北大，南有湘大”的美誉。国家对湘大是十分重视的。从湘大毕业的大学生遍布湖南，人数最多。当时，大学生稀缺，成为湖南党政机关首选。
4年的湘大生涯，留下了太多的故事，留下了太多的青春印痕。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80年，青春正在萌芽。那一年，我17岁。
（1）你好，黄土高坡 & &
乡里伢子考上了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这是一大大喜事。父母脸上有光，我也得意洋洋。乡里放了露天电影，以示庆贺。父亲还奖励了一块价值70元的天津“孔雀”手表，母亲也送给我一对涂了红漆的樟木挑箱。湘潭大学特地派出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了校园。
樟木挑箱晃悠悠，“孔雀”手表亮晶晶。貌似有些气派。其实，我还是很土气的。一身粗布衣服，一双解放鞋，一口宁乡土话。这样子，完全是乡里伢子进城。
其实，湘潭大学并不在城里，而是在湘潭市的郊区。那地方叫“羊牯塘”。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是黄土高坡。稀稀落落的树丛之间，站立着几栋有些破旧的楼房。下车时，我很小心地嘀咕：“这不是从乡里到了乡里？”却被旁边的同学听到了。他操一口安化土话，我听清了大概。他接腔说：“是差不多。只是看不见鸡鸭牛羊。”
黄土高坡！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建在黄土高坡上。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生，像一群候鸟，栖息在黄土高坡上。也好！不在闹市区。安安静静，心无旁骛地学习。
黄土高坡！一片等待开拓的黄土高坡！一片正在成长的精神家园！ &
黄土高坡！80级的黄土高坡！中文系的黄土高坡！青春飞扬的黄土高坡！纯真无邪的黄土高坡！ &
&黄土高坡！一片写满故事、写满历史的黄土高坡！历史从丰富多彩的故事开始，也将以丰富多彩的故事结束！
& & 你好，黄土高坡！
& (2) &囧！我被分到女生宿舍
名字是一个符号、一个代号。心灵与肉体才是真实的。话可以轻松地这么说。实际上，这代号会带来一些有趣，甚至十分搞笑的故事。
一进湘潭大学，我居然被分配到女生宿舍。都是名字惹的“祸”。谁也怪不上。哈哈哈！ &
当时的学生宿舍是临时的。一层楼，男生女生各一边，两边都有卫生间。那天，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上2楼，跟着一群男同学在门上找自己的名字。每个房间的门上，都贴了名字，12人一间。很奇怪！男生宿舍这边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来回找了3次，还是没有。看见男同学们各归其位，我茫然不知所措。
一位同学提醒我，到女生宿舍那边瞧瞧。我不肯，怕丑呢。即便在女生宿舍那边，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也不可能住进去呀。
还是到女生宿舍试试看吧。我一找，果然、居然、竟然——“陈惠芳”的大名赫然在目。 &
我往门里瞄了一眼，几个女生正在整理内务。同学之间，还很陌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一律用“喂”代替。我就是那个“喂”。一个女生看见我鬼头鬼脑的，便喊了一句：“喂！你找哪个？”我慌慌张张答了一句：“我找陈惠芳！”几个女同学全跑了出来，往门上一瞧，“扑哧”一下笑了：“你就是陈惠芳呀？怎么分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的脸一阵一阵发烧。估计脸红得厉害，比门上的那张红字差不多。我低着头走开了。站在走廊上，想笑，又笑不出。还是那个安化同学好。他飞快地向接待我们的老师反映了“意外情况”。问题解决得利索，我终于回到了“男性革命队伍”。我“一举成名”。此事成为了中文系的笑谈。
女性名字是妈妈取的。我家四兄弟，没有一个姐姐妹妹。妈妈做梦都想生一个妹子，但最后还是一个“带把的”。妈妈无可奈何，只好在名字上寄托“女儿梦”。结果，我一踏进湘潭大学，就……呵呵。
（3）新群落，一个鲜明的分水岭 & & &
我们这批大学生，70余人，分成两个班。我在1班。那个第一天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安化同学，姓刘，也分在1班。他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篮球，人又长得帅。我们就称他“老球”。“老球”为人厚道，不是“混球”。
80级同学绝大多数是、1964年这一时段出生的，在16岁至18岁之间。其中，很多是来自农村。年轻，天真，幼稚，还有点怕丑。我就是典型的代表。别看我是农村的“孩子王”，但一进大学校门，就有点胆小如鼠。毕竟是没见过世面的。彼此彼此。慢慢熟悉，先将名字对上号，然后摸清对方的性格、脾气乃至出身、背景。
这是一个年轻的群落。我们前面还有3届老大哥。77、78、79级，年龄都比我们大。20多岁、30多岁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已结婚生崽。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晃动着年轻的脸。老大哥都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看起来很老道。80级与他们似乎有些代沟，交往得不多。一句话，我们对他们有些敬畏。
我记得，77级有个姓刘的老大哥，在影响颇大的南京《青春》杂志头条发了一篇中篇小说《夏日的天空》。我佩服地不得了。托人认识了他，还夹着从阅览室借来的杂志，专门请教。当时，我腿都哆嗦，说话也结结巴巴。大意是，请老大哥多多提携。请教了5分钟，出了半个小时的汗。回到宿舍，还在汗颜。真是巧合。这位刘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湖南日报》，我4年之后也分配在那里。校友成了同事。老大哥还是老大哥。
80级，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分水岭。不仅仅是年龄的界线。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头脑很简单。学校布置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班主任指东，我们不敢往西。而老大哥们却有自己的一些主张。我们常常听到老大哥与校方的争执，甚至看到打架的场面。我们只能围观，一言不发。胆小的，看都不敢看。
80级，承前启后。80级，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我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是“包分配的一代”，享受了不少政策优惠，也少了20余年后大学生“就业难”的烦恼。我很知足。一个农家孩子，能上大学，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混个“一官半职”，能有一个漂亮老婆，能有吃喝拉撒都正常的身体，能有从容淡定的心态，还要什么呢？一切顺乎自然。
都不容易。80级不容易。80级同学能够坚持活到“夕阳”的关照之下，就很不容易。生存比什么都重要。
（4）上墙之后，价值九毛
我也是上过墙的，不过是80级中文系墙报的版主。呵呵。几张彩色纸，一枝毛笔，一瓶墨汁，一瓶浆糊，一颗幼稚的心。如此而已。
&这差事，不知是谁塞给我的，至今是一个谜。刚刚进大学，屁股还没坐热，差事就来了。
&9月的一天，班主任找到我，交给我一个任务，出一期墙报，还特意交代我写一首诗。我的天啦！写诗？我从来没写过这玩意。唐诗宋词倒是背过不少，但我要写的是自由诗。我头皮麻了。想了半天，只好把诗理解成“押韵的分行的文字”。
其实，我当墙报“版主”不够格。当时没有“下墙”一说。我刚刚表示“我可能不称职”的意思，就被班主任鼓励加严厉的目光制止了。小小学生怎敢违抗命令呢？毛笔字写不好，我就找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代劳。一个从小就喜欢抄抄写写的同学，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摘抄报纸、杂志精彩段落的任务。我呢？写“押韵的分行的文字”，名之曰“诗”。
一个不眠的夜晚，加上一个酷热的上午，我终于写成了一首“诗”《湘大抒怀》，发誓“要为四个现代化勤奋学习”。几个同学忙得不亦乐乎，第一期墙报出来了。花花绿绿，竟然成为中文系的一大景观。围观的人不少。我挤在人群之中听议论，收集情况。“陈惠芳是谁？哪里的？”“诗还写得不错嘛。”“80级中文系出了一个诗人啊。”年轻人就爱听表扬。我偷着乐，甚至心里有个“小九九”：你们还不知道吧？“诗人”就在你们身边。
更出乎意料的是，《湘潭大学报》居然看中了这首诗，刊登了。铅字呀。货真价实的铅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真是兴奋异常。在同学羡慕的眼光之中，我很自豪地到《湘潭大学报》编辑部领了9角钱稿费，还要了一张样报。别小看了1980年的9角钱，吃两顿早餐绰绰有余，稀饭、馒头撑饱肚皮。
特别是那张样报，我视为珍宝。遗憾的是，却又惨遭我的“毒手”。白天看了，晚上打着手电筒还要看。翻来覆去，看不够呀。得意，自豪，简直忘乎所以。晚上看了，顺手放在枕头边，却被我的脑壳睡得皱巴巴的。一连几个晚上，样报终于被我“看成”了一张废纸。我心痛了好几天。多好的样报，多好的铅字啊！
回头看看《湘大抒怀》，我都笑痛了肚子。两个字：幼稚！但当时确实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诗歌、文章变成铅字，很难很难。“诗人”就这样起步了。不经意之间，人生之路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
当我踏上湘大校园的时候，
心情似波涛难以平静。
我耳边一阵声音——
党辈的希望，家长的教诲；
父母的叮嘱，战友的勉励。
我仿佛看到那通宵的灯火。
多少人在为“四化”竭尽全力；
我仿佛见到那黎明的曙光，
多少人把科研论文写完毕；
我仿佛听到那“嚓嚓”的脚步声，
多少人在把身体锻炼。
是啊！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为湘大校园增光添彩。
是啊！要贡献出美丽的青春，
为神圣的事业勤奋学习。
（刊发于《湘潭大学报》日）
（5）“学生官”半年挂筒
我这个人曾是当学生干部的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一直是学习委员，雷打不动，以至同学们喊我“陈委员”。学习成绩确实好，霸占第一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但，一进大学，情况就变了。
也许是《湘大抒怀》起了作用，选班干部时，很多同学提名我，获得班主任认可。班委会分工时，我担任学习委员。轻车熟路嘛。我答应了。我想，当一届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连任。出乎意料的是，我只干了半年，就撤了职。
成也诗歌，败也诗歌。自从《湘潭大学报》刊登了《湘大抒怀》，我像着了魔似的，整日整夜想着诗歌。课堂上写写划划，根本无心听课。下了课，还在捕捉灵感，望着天空发呆。天真——蓝天真的很蓝。班委会组织的活动，很少参加。学习委员形同虚设。班主任不止一次找我谈话，要我专心听课，起到一个班干部的带头作用。我阳奉阴违，口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背照样“诗呀，诗呀”，神经兮兮的。我甚至公开发牢骚：“读死书有什么用？真是不识货！”此话，传到班主任耳朵里，班主任下决定拿掉我。
那天，班主任召集1班开会，宣布选举新的学习委员，没有解释任何原因。所有的同学，都像望着怪物一样望着我。意思很明显：不是有个学习委员吗？陈惠芳肯定“犯错误”了。接着投票选举。我木然地度过了几十分钟。
平时，班主任表扬一句，我们会高兴好一阵子。这次，撤换学习委员，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几乎放弃了诗歌的写作。不久，班主任找我谈话，脸色缓和了许多。他叮嘱我，上课别老是想着写诗，耽误了学业。课余时间还是可以写作的。中文系也希望出几个作家、诗人。我才放下心了。
我最担心的是，班主任对我印象不好，当成调皮的学生，毕业分配时“穿小鞋”。“学生官”挂筒了，我也洒脱了。
（6）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青春飞扬的年代。一天到晚，我们都有使不完的劲。也难怪。刚刚走出禁锢、压抑的人们，需要多种多样释放能量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单纯，一点也不复杂。笑脸是纯真的，握手是自然的，没有任何面具。即便清贫，即便身无分文，需要补助，需要救援，内心却是安宁的。
&我们真真切切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最能代表我们心声的是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回首青春岁月，我们感慨万端。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时光流逝的速度太快。当时的湘潭大学，课堂里飘荡着朗朗读书声、操场里飘荡着欢笑声。林荫道上，夜色之中，是轻松、愉快的交谈。老师专心致志教书，学生专心致志读书，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心智。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十分珍惜这千难万难才获得的读书机会，日日夜夜泡在书海里。特别是农村孩子，读书更发狠。乡下的亲人，都巴望着幼苗成长，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这绝不是说大话。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早日实现四化”。“四化”是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没有“60后”一说，只知道血肉之躯孕育、诞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先天不足，身子骨差，能活到走入大学校门的这一天，殊为不易。我们为“八十年代新一辈”这一特殊的称谓骄傲。我们这一代正实现着当年的梦想，成为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骨干。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的。离别与重逢，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我们曾年轻过，相会过，誓言过。尽管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依然在一次又一次相会与分离之中，体会青春燃烧的岁月，心中的那份激情、那份珍重没有消失。
&（7）迎着晨光，迎着余晖
如今的大学生有劲，有劲使在哪里？我不太知道，知道了也不说。这是公开的秘密。反正他们课余时间互相很忙乎，也很玄乎。20多年前的大学生呢？也有劲。但三分之二的劲使在锻炼身体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早就流行了。我们将自己定位在“四化建设人才”上。老师也是这样教育、勉励我们的。十七八岁，真是有劲使不完呀。不知疲倦，像一群小牛犊。任重道远，来日方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忽悠自己的身体”。我们把课余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锻炼上。早晨跑步，黄昏打球。四年不变。
大约6点多钟，天还麻麻亮，几个寝室的同学都起了床，穿了短裤，就往楼下跑。有的甚至不穿背心，打着赤膊。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雨寒暑。赤膊上阵，一群“赤膊党”。我就是典型的“赤膊党”。打着赤膊，可以看见一根根排骨，但不要紧，身体棒着呢。不像现在一些大学生，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了“啤酒肚”。
通常的晨跑线路是，从校园跑到羊牯塘，来回至少有10里路。刚进校时，还是沙子路。穿着胶鞋跑步，还有些磕脚。后来修了水泥路，舒服多了。中文系的在跑，各个系的都在跑。80级的在跑，各个年级的都在跑。男同学在跑，女同学也在跑。简直是一条密密麻麻的“人河”。大汗淋漓，一身发热。回到寝室，稍微息息汗，就提着一个铁皮桶子到卫生间。打一桶水，照着脑壳就淋下去。有点凉，有点快，反正就是凉快！
一天的锻炼没完。如果下午没课，首选打篮球。通常是晚饭后到篮球场去打“边场子”。因为打球的人太多，只能划分半边场子。三人一组，打20分，输了下，赢了留，轮流打球。我前面提及的那个“老球”就是打球的好手，个子高，身手也好。喜欢打球的还有“龙某”、“何某”、“黄某”、“潘某”、“张某”等等。这些同学，各有特点，不仅仅是打球。有时也打“混合场”，两个男同学加一个女同学。
我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个球算进不算进，一个动作犯规不犯规，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吵了架，不计较，第二天照样打得热火朝天。回想起来，真是有趣。
（8）面对校史，我怦然心动
身为湘潭大学学生，我十分骄傲。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碰到湘大校友，都能涌动校友之情。入校之初，并不知道详细的校史，只知道在黄土高坡上建成这么一所重点大学，很不容易。翻开校史，历历在目……
湘潭大学创办1958年6月。同年8月上旬，毛泽东读私塾时的老师毛禹居进京向毛泽东报喜，并请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欣然同意，并再三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给毛禹居送来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和亲笔题字。信的内容是：“禹居兄：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缄，亦烦请转致。毛泽东，九月十日。”9月中旬，毛禹居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到湘潭。湘潭大学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决定将9月10日定为湘潭大学校庆日。无巧不成书。1985年，国家将每年9月10日确定为教师节。
湘潭大学创办时，设有机械、钢铁、农业、林业、畜牧业5个系，其后增设体育、财贸两个系，学生700多名。办有校办工厂、农场、牧场、林场。1973年，湖南方面着手恢复建校工作。1974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请求支援湘潭大学部分师资和图书的通知》，各高校积极响应，把它当作支援毛泽东家乡建设的一项光荣任务来完成。北京大学赠送的图书中，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等珍贵古籍共23069册。其中《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清朝康熙至雍正时期铜活字本，全书分6汇编、32典、6117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我国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图书，全国全本仅存6套。目前，全国高校中仅有湘潭大学图书馆藏有完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该书成为湘潭大学的“镇馆之宝”。
日，在毛泽东题写校名17周年之际，湘潭大学举行恢复建校后的首届开学典礼。当时，教材、课本相当紧缺，条件很差。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没有教具就自己制作，没有实验室就自己筹办。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学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的心紧紧连一起。
1978年2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湘潭大学进入首批全国88所重点高等学校行列，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一起被列入16所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
&我从湘潭大学毕业，已有25个年头。时间改变着一切。湘潭大学今非昔比。我们唱着“青春之歌”，走过难忘的日子。《湘潭大学校歌》是2008年拟定的。作为一个老校友，读之心动。
韶峰高，湘水长
& 人文胜地，科教殿堂
&恰同学少年，扬青春航帆
&经风雨，求大道
& 博学笃行做国家栋梁
&韶峰高，湘水长
&荟萃中西，传承湖湘
& 兴千秋大业，谱天下华章
& 通古今，怀忧乐
盛德日新做国家栋梁　
& &（9）我为何如此羞涩
总有人问我：“读了四年大学，你就没有留下一点点爱情故事？”很遗憾，也很汗颜。关于爱情，只是一个空白。我是带着“空白信”离开湘潭大学的。满脑幻想，却两手空空。这是时代留下的痕迹。
湘潭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更不准“越轨”。谁出了问题，轻则留级，重则开除。所以，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爱情禁区，闲人免入。个别偷吃“禁果”的，都受到了严厉处罚。
校方有了禁令，而且同学们大都自觉，处于“幼稚”阶段，出问题的微乎其微。农村孩子很老实，很听话。男同学看见女同学，脸红的占多数，尽量避免讲话。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正常。我属于相当羞涩的那一种。看见女同学，甚至绕道走，被视为“怪物”。同学们常常拿我的女性名字调侃，喊“芳妹子”、“惠姑娘”什么的，我也不争辩。听着，笑笑，然后走开。
男同学之间，谈论异性，说谁谁谁漂亮，说谁谁谁长得丑，倒是常见。后来，谈论得有些过火，竟出现了“208事件”。208甚至成为痞子的代名词。我就是208寝室的重要成员。人不可貌相。不敢进入“爱情禁区”，在禁区之外溜达溜达，过过嘴巴瘾。这是208的共识。此事，我还有转帖涉及。&
（10）青春骚动，代号208
我们这些老同学聚会之时，常常提及208寝室的故事。大家乐不可支。为什么呢？208寝室曾经是湘潭大学言论最自由的地方。或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简直是一群不知疲惫的乌鸦。
80年代初，中文系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平时像宝贝一样收藏着，只有到重大新闻或重要球赛之时，才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摆到学生宿舍之间的空坪上。所以，我们的绝大部分夜晚都是在寝室神聊之中度过的。以我们208寝室最为热闹。
通常，男生寝室住12个人，上下铺，6张连体床。208寝室在卫生间的隔壁。也就是说，卫生间在208寝室的隔壁。也许是天意。仅仅半年时间，208跟卫生间一样“臭不可闻”了。班主任对208寝室的鉴定是“好痞”。12个男同学是12个痞子。
其实呢？我们只是在班长的带领下，孜孜不倦地交谈了一些涉及男女之事的秘密，大胆了一点，露骨了一点。想想：除了班长20多岁，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是纯粹的处男。津津乐道男女之事，不就是纸上谈兵，过过干瘾？合理或不合理的想象，在208寝室找到了飞翔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关心国家大事，常常争论不休。
我清楚地记得，208的主要神聊成员有班长、老球、龙某、黄某、何某、李某，当然还包括我。学校规定，晚自习之后，11点必须熄灯睡觉。我们遵守了一半：熄灯不睡觉。熄了灯，七嘴八舌就开始了。声音小，比蚊子声音稍微大一点，还不要紧。要命的是，我们的声音很大，甚至为一些无关个人学业、无关“四化大计”的鸡毛蒜皮吵得一塌糊涂。夜深人静，208成了湘大最严重的“声音污染源”。
班主任有一个很好或很不好的习惯：喜欢巡房。年轻人嘛。熄了灯，再讲一会儿小话，很正常。班主任充耳不闻，也没有提出什么批评。而208寝室很不一样，小话不断，大话更多。班主任曾单独警告了班长一次，集体警告全体成员两次，收效甚微。208我行我素，而且愈演愈烈。小至男女之事，大至上下五千年，争论不断。隔壁的同学也向班主任反映，208影响他们休息。
班主任决定拿208开刀。在一次班级会议上，班主任点名批评208寝室的12个室友，从班长到诗人，无一幸免。班主任对我的批评是：“陈惠芳同学有些骄傲自满情绪。发了几首诗，有了一点名气，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在寝室带头吵架，影响很不好。”最后，班主任宣布解散208，几个重要成员分配到其他寝室。会后，我们都上交了一份检讨书，保证不再犯“搅乱寝室秩序，破坏夜间纪律”的严重错误。
208解体了。一个青春骚动的烙印淡化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令班主任意料不到的是，208的骨干分子将208的“恶劣传统”带到各个男生寝室，“声音污染”面急剧扩大。“法不责众”，班主任终于无可奈何。几年后，我们与班主任聚会，谈及208的故事，班主任哈哈大笑：“当时，也难怪你们呀。学校纪律严，不准搞这个，不准搞那个。你们精力又旺盛，只好挪到嘴巴皮上……”
（11）我是“卡片先生”
调皮捣蛋，人人有份。但学习还是认真的。而且，课余时间都很勤奋。很有同学都有记卡片的习惯，以我为甚。我甚至被称为“卡片先生”。四年下来，我留下的卡片竟有上万张。毕业后，曾带到报社。可惜几次搬家，都遗失了，非常可惜。
刚进湘潭大学时，图书馆还在修建。图书都摆在教室里。没有电脑，没有搜索工具，全靠抄写。图书馆建好后，查阅图书方便了许多。我父亲是湘潭电机厂工程师，有一些废弃了的设计图纸。我就把这些废弃图纸剪成卡片，在背面书写。分门别类，包罗万象。“名人名言”、“名人轶事”、“趣闻珍闻”、“诗人佳句”、“世界之最”等等等等，什么都搜集进来。
那时候，图书馆的座位很吃香。去迟了，就没有座位。人满为患。记卡片上瘾，图书馆管理员一看见我，就说“卡片先生”来了。人混熟了，我拜托管理员给我占个座位。我几乎每晚必到。一抄，忘记了时间。常常要管理员提醒关门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班主任知道我记了很多卡片，几次班会都予以表扬。尽管208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一点，我是叹服的。受到表扬与挨了批评，滋味不一样哦。呵呵。
有的同学问，记卡片有什么好处吗？我说不上，更说不清。我记性一直很好。我想，知识就是这样积累的，甚至是无声无息的。它不像乡里吹谷子的风车，一箩筐谷子进去，壮实的谷子和瘪谷子能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
现在，科技发达了，网上什么都有。很多人告别了纸和笔，对电脑与U盘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20多年前，一切都是人工操作，靠抄靠写。抄抄写写，也有抄抄写写的乐趣。如今，不可能再出现“卡片先生”，只会出现“U盘小姐”。
&（12）令人捧腹的绰号
大学同学形同战友。一条战壕，四年时间，不长不短。如今，老同学见面，还是很亲热的。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绰号。沿用至今，乐此不倦。绰号一著名，甚至一下子想不起原来的名字。这就是绰号的魅力。
同学之间互相取绰号，都是善意的、调侃的。没有人去计较里面的含金量或水分，笑笑而已。绰号的来源很多。有的是爱好，有的是形体，有的是性格，有的是意外……哈哈哈！反正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我最著名的绰号是“金斯基”，据说取材于托尔斯泰的《复活》。我喜欢留一排整整齐齐的胡须，而且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那时候没有什么“摩丝”之类的玩意，只能依靠自来水打理头发。紧急情况下，甚至用口水对付。加上皮肤很白，像白面书生。所以，成了比较英姿勃发的俄国人。但据个别居心不良的“痞同学”特供情报，此“金”字实际上是“jing”，是青春骚动时夜间不由自主的排泄物。我百口难辨，也不分辩，何况彼此彼此呢。
&“老球”姓刘，长得不像球，单单瘦瘦，却打得一手好篮球。“老球”的女性拥护者很多，以外语系女生居多。那时没有“粉丝”一说，大概是暗恋者。按“老球”的老实程度，不会有什么实际内容。这是需要反省的。“老球”来自安化，为土特产之一。目前暂时存放工商联。
“龙猪”姓龙，这一点不假。关键是，发福得比较早。我们处于饥寒交迫的时候，他居然提前进入了温饱水平。看见肥肉，我们白白留了很多口水。所以，我们只能送他一个绰号“龙猪”。此“猪”产于浏阳，行销于广电局。
黄某是湘潭人，跳马乡的。此君是优秀的、经常让人烦躁的班干部。最大的特点是，背地里给班主任打小报告，当面却很友好。所以，“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在黄某身上很恰当。黄某就是“黄鼠狼”。毕业后，有一事证实：某日，“金斯基”带了一只单位发的“福利鸡”，请“黄鼠狼”亲自下厨。不料，看不见鸡肉，只喝到鸡汤。同学们大为惊讶，称之“名副其实”。后来，劳动厅的同志反映，“拜年”的功能有些退化。我们深感可惜。
何某是汨罗的。没有学屈原跳江，进了湘大，很明智。这家伙一张方脸，也叫“国字脸”，很有出息的样子。何某何许人也？这问题要及时解决。于是，“何”读成了“回”。何某变成了“回某”。他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务院某办到省人事厅。如今落户海关，牛！不敢跟他打麻将，炮太大，怕被他当场消灭。银子化成水，是很容易的。
“杆子”据说来自湘阴，有待进一步核实。“杆子”姓李，个子很高，又瘦得很不平衡，故称“杆子”。“杆子”的最大优势体现在篮球场上。篮下一站，篮板球几乎没有旁落过。“杆子”还有一个特点，爱好刻钢板。诗社油印诗报，“杆子”承包了蜡纸。一笔一划，字很长很细，也像杆子。曾当过什么旅游公司的老总，至今下落不明。
金斯基、老球、龙猪、黄鼠狼、回某、杆子……这几个家伙，刚毕业时聚会最多。后来老婆孩子一大堆，就见面不多了。但绰号在，谁也跑不掉。最近，我准备一一找他们算账。
（13）卫生间的音响效果真好
中文系出了一个歌手，真不容易呀。完全是自学成才。让我们这些“鸭子喉咙”瞠目结舌。这位同学就是日后成为大老板的程某。
程某在2班，我在1班。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亲密战友。亲密战友的渠道之一，我写诗，他也写诗。诗人嘛，当时是很吃香的。举个例子，到某某大学去，声称是诗人，有人主动奉献饭菜票，吃住不用愁。我跟程某的唯一区别是卫生间的区别。
程某上卫生间，有三大目的，一是方便，二是洗澡，三是唱歌。比我多一项。随着歌手的名气上升，唱歌的功能跃居到第一位。程某无比感慨地说：“卫生间的音响效果真好啊！”在程某看来，湘大最臭的卫生间也是最香的。因为这里造就了一位多年后在央视唱MTV的歌手，尽管程某的常德话与普通话有效地穿插在一起。
当年，除了几个梦游者，比鸡起得还早的就是程某。梦乡之中的同学们，每天都被飘出卫生间的歌声所惊醒，头皮一惊一乍的。头发竖起来的，不在少数。几个胆子本来不大的同学，还以为神圣的校园里来了一只野狼。“啊——啊——啊——”那么悠长、那么抒情、那么残酷的歌声，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向睡懒床的同学，只好起床，以晨练的方式逃避这种折磨。
程某“两耳不闻间外事，一心专嚎野狼声”。真佩服他的耐心。对面英语系的女同学曾来打听，你们中文系80级是不是有人受了什么刺激，黑早黑早鬼哭狼嚎。我们要维护我们中文系80级的整体形象，对这种无端猜想严加斥责。我们说，你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保尔·柯察金吓跑了外语系的女生。
程某终于如愿以偿。著名的男高音兼男中音，横空出世了。湘大校园里，到处回荡着他的轰鸣声，而且波及到了校外。值得肯定的是，程某从来不收“走穴费”，几张饭菜票就可以打发了。
“卫生间的音响效果真好啊！”程某，不不不，程总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感慨了。我很失落。我居然也怀念起湘大的卫生间。啊！差点忘记交代了：程某就是卫生间的隔壁邻居，很方便的。
（14）我不要红裙子
80年代初，写诗的氛围很浓。几乎每个同学都能写那么几行诗。不过，大多是自娱自乐，投稿很少。某个清晨，某个黄昏，黄土高坡上诗人林立，朗诵声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我是最勤快的。每稿必投，但绝大部分退回原处。久而久之，收到的退稿信有几百封。我都保留着。于是，我博得了“退稿篓子”的名声。同学们都笑我：“读四年书，恐怕要背一麻袋退稿信回去。”我不动声色，坚持不懈。屡退屡投，终于有了一些收获。约稿的，有了。请教的，有了。恭喜的，有了。但有一封信很特别。
那天，我打完篮球回来，寝室桌子上摆了一封信。地址内详。撕开一看，是南京某大学寄来的。信的大意是，很仰慕我这个“著名女诗人”，希望交一个朋友，而且想寄一条漂亮的红裙子给我。我顿时笑晕了。但冷静一想，人家也是好意嘛，千万不能过分地打击人家的积极性。
我马上回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谢谢好意。我年纪还少，要专心读书。学校不准谈恋爱，父母也不允许。回信中，我还强调指出：你不知道我的腰围，裙子大小不好掌握。裙子太小，会拉不上。裙子太大，会掉下来。
回信寄出之后，我猜想着种种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南京的学生再也没有写信来。也许，他从别的渠道知道我也是男生。也许……总之，红裙子没有飘动在我的眼前。男同学打趣说：“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以装傻嘛。红裙子可以给同班女同学试穿，总有一个合适的，也是一份人情。”我想想也有道理。可惜，我回绝了人家。说不定人家正在伤心呢。我不应该让人家伤心，不应该让人家这么早失恋。爱一个人，是没错的，即便他爱错、错爱了一个人。哈哈哈！
& &（15）那一夜，我就是疯子
四年大学生活，有一个夜晚最为难忘。那是激情飞溅的夜晚，那是青春飘扬的夜晚。那是疯子的夜晚，那是发泄的夜晚。那一夜，我们都疯了……一切缘于一场球赛，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
那一夜是日。
我们早早获悉，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中国男排与韩国（当时称作“南朝鲜”）男排的最后决战。胜者进入世界杯男排决赛圈。大学生都是铁杆球迷，无论男女，无论城乡。中文系将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柜子里“解放”出来了。系主任平时很心疼他的宝贝。这一次，不得不让步。球迷的力量很强大。
黑白电视机刚刚摆在宿舍的空坪上，空坪一下子被占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密不透风。霸蛮挤不进的学生只好抢占离电视机最近的楼道、楼层，听听声音也好。当时，央视现场解说员是大名鼎鼎的宋世雄。我们喊呀，叫呀，几乎要将宿舍掀翻。
真是大悲大喜。中国男排先失两局，被逼上了绝境。再失一局，就彻底完了。我们叹息着，希望奇迹出现。“中国加油！汪嘉伟加油！”我们使出全身的力气在呐喊。脑壳冒汗，手心出汗。我们很紧张。突然，中国男排似睡狮般惊醒，竟然连扳两局。决战双方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最后的“生死线”。
最要命的是，我们死盯着屏幕，希望中国男排一鼓作气拿下决胜局，彻底击败对手时，电视转播信号却突然中断了。宋世雄说：“观众同志们，由于比赛时间超长，本台租用的转播卫星已经到时，比赛的最后结果将在本台新闻节目中及时播报，请您谅解。”
结果到底怎么样了？中国男排出线了吗？我们像狼一样在校园里乱闯。急呀，真是急死人。半小时后，中央广播电台发布快讯：“中国男排以15比9再胜一局，淘汰南朝鲜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哦！一条快讯，化解了我们心中的郁结，更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激情。一场午夜狂欢开始了……
&我们需要发泄呀。我们需要释放我们的自豪。不约而同，我们点燃了所有的竹扫把，使劲地舞呀。我们拿出了所有的铁桶，使劲地敲呀。我们甚至点燃了寝室的床单。从楼上抛到楼下，一条一条火龙飞溅出我们的喜悦……同学们在疯狂，在嚎叫，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平时板着脸孔、不拘言笑的老师在一边微笑着，一些老师加入了狂欢的行列。
进入深夜，进入狂欢的深处，我们听到了一条消息：北京大学正在进行午夜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湘潭大学的狂欢立即进入了新的高潮。我们呼应着，高喊着。从校园到羊牯塘，游行的队伍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次。一直到天大亮，一直到曙光洒满了沸腾的校园。校方破天荒地宣布停课一天，让“疯子”们补上一觉。
也许，有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疯狂、当时的激情。也许，有人更难想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是震耳发聩的时代最强音。这场已载入中国大学生历史的奇特的“火把游行”，一直闪耀在我的脑海里，不能忘怀。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疯子”，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我回忆，我怀念，我骄傲，我自豪。
（16）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芳香前进着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很充实的，如同一束扬花的稻穗，等待秋天的饱满。这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关。因为大学生稀缺，国家包分配，而且大部分是令人羡慕的好单位。所以，我们省去了很多担心与烦恼，不像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一进大学就忧虑着四年以后怎么办，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没有“就业难”。
没有了后顾之忧，我的心思就放在了两个方面：读书、写诗。当年，我有“小诗人”之称。何谓“小”？写的是短短几行的小诗，发的是小报纸、小刊物。当然，人也小。在北方大汉面前，我算是南方“袖珍男人”，比日后大红大紫的巩汉林差不多。
作为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我最喜爱的诗人是顾城。顾城是我的青春偶像，我是他的铁杆粉丝。他的名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诗歌史中的瑰宝。短短两行，意味深长地勾画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可惜他37岁便英年早逝。我们进大学时，顾城还只有24岁。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厚厚的手抄本，命名为《顾城诗选》。在图书馆，我只要看到顾城的诗歌，必定要抄下来。痴迷的程度无以复加，以至于在课堂上还在抄写顾城的诗歌，被老师发现，被严厉批评，当场出了一次大丑。平时，诗社组织的诗歌朗诵会，老师还是很支持的。我呢？每次都朗诵顾城的这两行诗。省事。因为，我的宁乡口音很重。普通话不标准，朗诵久了，会让同学们笑破肚子。
我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见上顾城一面，得到一个签名，最好还能说上几句话。真是运气好。1985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诗刊》举办的一个诗歌笔会。很多著名诗人都来了，其中包括顾城。我很虔诚地走到顾城跟前，先是打量了一番。顾城确实很年轻，甚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戴着一顶很奇怪的白色帽子，有人说“那是用裤腿改造成的”。我小心翼翼地说：“顾老师，我是湖南来的。请你签一个名吧。”顾城望了我一眼说：“湖南的？出人才，好地方呀。”然后，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芳香前进着……”签上“顾城”的名字与日期，递给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
“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芳香前进着……”顾城是“童话诗人”，也是“预言诗人”。这句赠语，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顾城作为一朵“诗歌的玫瑰”，停止了，但他的诗歌的魅力、他的诗歌的芳香还在前进着，还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玫瑰，无论是诗人、作家还是达官贵人、平头百姓。
（17）亲历“潘晓来信”大讨论
谁是“潘晓”？估计很多人会摇头，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不知道！如果不是回忆大学生活，我也忘记了这一个带着鲜明时代烙印，曾给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带来极大震撼的名字。
29年前，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高校的震动更大。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卷入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大讨论。我们湘潭大学也在其中，尤其以中文系学生最为活跃。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人生痛苦和创伤。一石激起千重浪。从当年5月至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七嘴八舌，蔚为大观。
当年9月，我入学，正是大讨论的中期，也是高峰期。湘潭大学围绕“潘晓来信”，一场接一场，进行人生观讨论活动。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如火如荼。中文系各个年级、各个班级、系与系之间，唇枪舌战。激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潘晓”的这么一段自白：“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赞成，有人批驳，有人褒贬不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私是人的本性吗？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否正确？所有的问题都摆上了擂台。中文系范围之内，辩论异常激烈。80级学生刚刚入学，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愿望，信心很足，属于“反潘派”。而77、78、78级学生年龄比80级学生大，阅历相对丰富，属于“拥潘派”。
与老大哥“对垒”，我们80级势单力薄，往往“败下阵来”，但我们心不服口不服。80级学生坚定地认为，“潘晓”的人生观过于悲观，过于迷茫，要批驳。世界是美好的，人生是光明的。老大哥则用教训的口气说，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太幼稚，不懂事，以后会要吃苦头的。
讨论来讨论去，争辩来争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甚至还伤了和气。老师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安排演讲会，组织征文活动；一边当“和事老”，劝告我们要注意口气，对事不对人。讨论了大半年，我得了一个征文一等奖，最后收场。与老大哥见面，一笑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潘晓”是一个笔名，不是一个人。当年，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约，各写了一篇探讨人生观的文章。杂志社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潘晓”这个笔名。而文章观点也是合二为一。原来，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
谁是“潘晓”？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的关志豪事后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我认同这种鉴定。
由于年龄小，我没有参与70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但对于80年代初的大学生，“潘晓来信”引发的大讨论更有针对性，打下的烙印更深。29年后的今天，回望“潘晓讨论”，回望关于人生观的大辩论，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我认为，“潘晓”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我们对于“人生之路”，可以进行更多的、更深层次的思索。
（18）还记得张海迪吗？
大半辈子了，我们身边出现过很多典型。对于这样的典型，你可以不去仿效，你可以不去铭记，但你决不能漠视。因为他们毕竟感染、感动过许多人。他们的身上总有闪光的品格。大学期间，我们学习过一位典型。她，就是张海迪。
张海迪是一位普通的残疾人。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我们还知道她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高官。全国残联主席就是正部级干部。在我的心目之中，张海迪始终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强者。张海迪最感人的名言就是“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位残疾人，一位失去了正常人生存状态的残疾人，一步一步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张海迪对世人的启迪是永恒的。　
1983年，是我进入湘潭大学读书的第三年。当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介绍了张海迪感人的事迹。一夜之间，张海迪几乎家喻户晓。她被誉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成为自强不息的典型，成为我们80年代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当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学习张海迪的热潮开始后，湘潭大学中文系印发了大量宣传张海迪的材料，人手一册。我们学材料，谈体会，热闹了大半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张海迪热”并不像有些年轻人嘲笑的那样“图形式”、“走过场”。我们大学生也“追星”，但追的是张海迪这样的明星。当年，我还只有20岁。同学们大都是这样的年龄。这正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人生价值的取向，审美观念的确立，正是这个年龄段。张海迪的出现，无疑是及时的。起码，我们懂得了珍惜生命。起码，我们懂得了自强自立。
80年代，是一个学习的年代。80年代，不是一个嘲笑的年代。我们不能违心地割裂历史，更不能用苛刻的眼光去度量历史人物。张海迪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已经跨越了时代。比照张海迪，很多健全的人不感到汗颜吗？
& （19）伤心的足球
我读大学时，就是一个疯狂的球迷。从排球到足球，从篮球到乒乓球，遇球必看，遇球必疯。年轻人容易激动，常常情绪失控。最失控的是1982年初的那一次。都是足球惹的祸。
1981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一路顺风顺水，几乎一只脚踏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前提是，只要沙特队不输给新西兰队5个球以上，中国队就大功告成。过春节了，大家喜气洋洋。谁也没料到，沙特队不多不少输给新西兰5个球。如果输4个球，中国队出线。如果输6个球，中国队出局。沙特队貌似很公平，让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决一死战。对这种“意外情况”，中国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匆匆集结，匆匆交手，最后一战败给了新西兰队，功亏一篑。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出线机会破灭了。
听到这种“不幸”的消息，我们群情激愤，一致认为是沙特队“放水”，沙特队是“罪过祸首”。球迷们都很不冷静，破口大骂。什么样的脏话都骂了出来。有的同学甚至要组织“校园大游行”。声讨沙特队的“滔天罪行”，被班主任及时制止。但我们还是不甘心。十几个铁杆球迷跑到湘大后山上，朝着夜空，高声叫骂。这叫“放空炮”。发了一通邪火，发了一通怨气，心里才舒服一点。
回想起来，可爱又可笑。其实，怎么能全怪人家“放水”呢？还是中国队实力与经验不够呀。如果实力强大，将所有的对手拿下，不就万事大吉了？根本不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受尽窝囊气。
中国足球真是一个球，一个伤心的球。自1982年以后，每逢大赛，几乎没有让球迷们开怀大笑过。1988年进过一次奥运会，2002年进过一次世界杯，带回来的也是一个零蛋。更不用说“5·19”、“黑色几分钟”这些标志性的郁闷了。
大学时代“要死要活”的球迷，被中国足球一次一次折磨，已经心淡了、心冷了。时光流逝，痴迷的情怀也在流逝。随它滚去吧。足球也不过是一个球。
&（20）把白色鞋油当成牙膏&
生活之中的趣事，无处不在。读大学时，我闹过不少笑话。跟某些“迷糊”同学相比，完全是“半斤对八两”。
1983年，我与2班的屈满哥到湘西《团结报》实习。当时，屈满哥很瘦，没有现在这样的“吨位”。刮大风时，我还警告他要小心点，被风刮走，是大事不是小事。我们分在2楼住，一间房两个铺，木板地，穿双皮鞋，走起来咣当咣当响。&
屈满哥很瘦，但并不影响他显示阔气。他趁大风还没有刮起来，赶紧买了一支白色鞋油。回到住处，刷了皮鞋，就顺手插在笔筒里。笔筒里还有一支白色牙膏。
第二天，毛毛亮，我就起了床。图表现嘛。到报社办公室打开水，搞卫生，夹报纸，人家第一印象好。迷迷糊糊搞不清，从笔筒里抓了一只白色的圆形体，就去漱口。挤了一长溜在牙刷上，刷了几个来回。不对劲啊！怎么是鞋油的气味？仔细一瞧，竟然是……
恼火得很！我张着满嘴的鞋油味，冲到了同学的床前，吼道：“滚起来，搞什么鬼喽！”同学慢吞吞地醒来，又慢吞吞地说：“什么事喽？吵什么呀。”我把皮鞋油伸到了他鼻子尖，起了高腔：“你还装迷糊呀。这是你的牙膏啊？”这家伙立马起了身，声音居然比我还大：“不就是把牙齿刷了一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要找你算账呢。马马虎虎的，还浪费了我的鞋油！”
唉！搞了半天，我倒成了被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我盯着屈满哥，充满了无比的期待：哼！我恨不得天天刮大风，让你出不了门。我恨不得你夜夜梦游，趁机将你的牙齿刷成皮鞋。
&（21）马大哈与绿色垃圾桶
读大学时，我是有名的“马大哈”。虽然没有发生将短裤当成背心穿的严重错误，但“中等错误”是经常发生的。把白色鞋油当成牙膏，是一例。还有一例，也很搞笑，同样发生在湘西《团结报》实习期间。这件事流传很广，甚至出现了多种版本。
80年代初，我们唯一的通讯工具就是写信。一封信，贴上8分钱的邮票，往邮局或邮筒一塞，就可以了。有电话，但要在邮局打。长途电话，要等很久。我们囊中羞涩，打不起长途。没有手机，谈不上什么“短信”，更谈不上什么“短信骚扰”。简单就是快乐。家书抵万金。
到《团结报》实习，我分在农村组，跟着指导老师下乡采访，去过不少土家苗寨。少数民族风情很浓、很独特。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描述一下心情与见闻，足足写了8张纸。《团结报》是湘西自治州州委机关报，就在吉首。当时的吉首不大，不是很热闹，但城市还是很干净的。
到吉首之前，我就买了一整版8分钱的邮票，似乎要天天抒情。实际上，没用几张邮票。那天，将信封好，慢悠悠走到街上，好像还吹着口哨，很愉快的样子。街边上有一个绿色的筒子，我想都没想，就将信封塞了进去。回报社的途中，我还买了一点零食，边走边“米西”。无意间又看见一个绿色的筒子，仔细一瞧，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垃圾桶。完了！我的信，丢在垃圾桶里了。
我赶紧原路返回，心里暗暗地骂：环卫所的同志也太那个了，怎么能将垃圾桶涂成绿色的呢？误导呀误导！我还以为是绿色邮筒呢。幸亏我记性好，找到了那个绿色垃圾桶。幸亏环卫工人工作不是很积极，没有把信当垃圾清理掉。
我伸手往垃圾桶里乱摸，几乎把所有的垃圾都掏了出来，总算找到了那封脏兮兮的信。路人瞪着奇怪的眼睛看着我。我估计他们在心里嘀咕：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怎么成了一个收破烂的呢？或许还是一个叫花子。年轻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呢？
信封摸了出来，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我不敢捂住鼻子，因为手比信封还脏。我气呼呼地一把撕掉信封，将臭气程度相对不高的信纸装进了口袋。我打算将这封“臭信”在太阳下晒晒，消消毒。低着头走在街上，好像我偷了什么东西似的。这该死的“绿色邮筒”，让我在洋相百出之中又增添了“很不光彩”的一章。
年轻人嘴巴关不住风。第二天，我跟同学们坦白了此事。这些家伙真不是家伙，竟然一致咬定这是一封情书，而且推论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错把绿色垃圾桶当成了绿色邮筒。真是冤枉啊。冤枉一个接一个。还“情书”？屁话！对象还在岳母娘肚子里呢。
（22）原始张家界，寻找失踪同学
20余年前的张家界，还很原始。当时叫“大庸”，还没有从湘西自治州划出去。实习结束前，校方组织1班、2班的同学去了一趟张家界。
通往张家界的路，是砂石路。难走。车子一过，尘土飞扬。那天，天气很热，几个身体差一点的女同学几乎中暑了。张家界处于原始阶段，远远没有开发。一切都保持着原始美。整个张家界景区，只有一个简陋的宾馆，就在金鞭溪旁边，称为“金鞭溪宾馆”。我们几十个人就住在那里。五六个人一个房间。
此前，我从来没到过风景区，更没有看到过如此独特、如此震撼的风景。我与同学们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睁得溜圆的眼睛，像一个大皮囊，恨不得将所有的风景都装进来带走。沿着清亮的金鞭溪，我们打着赤脚，一边嬉闹，一边戏水，简直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自诩“诗人”或准备自学成才的文学爱好者都大呼小叫起来。“美呀，它妈的真美呀”，“啊——大山！啊——溪水！啊——石林！啊——清风！”简直什么都“啊”。管它什么乱七八糟的抒情，反正在张家界当定了“豪放派诗人”。
玩了金鞭溪，又上黄狮寨。黄狮寨太高了，爬得脚发软，腰酸背痛。事前，带队老师再三叮咛，一定要成群结队，不能擅自行动，不要走丢了。但一些同学心血来潮，把老师的叮咛忘在了脑后。几个人这里看看，那里爬爬，忘乎所以，竟然掉队了。下山来，老师清点人数，少了4个同学。
这下麻烦大了。这么大、这么宽的地方，山高水深，森林密布，到哪里去找人呀？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山里一片漆黑。老师急死了，又不敢发动同学们大规模寻找，怕又失踪了。经与宾馆管理方商量，请当地向导出马，顺山路寻找。大部分同学沿着金鞭溪呼喊，此前喜悦的心情一扫而空。如果找不到失踪的同学，无法向方方面面交代。
直至12点钟，向导与老师终于在黄狮寨下山的一条小道上找到了迷路的4个同学。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乱跑，分不清东南西北。回到宾馆，再次集合队伍。老师先安抚了一下惊魂未定的同学。然后，严厉批评了“违反组织纪律，擅自行动”的行为，甚至声称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要作处理。这几个同学认了错，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几年之后，张家界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我们当初观赏的那种原始美慢慢远去了。最关键的是，同学们各奔西东，再也没有聚会张家界，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心境。
&（23）我听过李燕杰的演讲
&提及“思想道德教育”，必定想起李燕杰。因为李燕杰曾是风靡一时的演讲家。特别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李燕杰很受欢迎。时过境迁。如今的大学生对李燕杰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言必谈易中天、于丹。而80年代初的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李燕杰。
年近80的李燕杰，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新中国四大杰出演讲家之一，其代表作是《塑造美的心灵》、《演讲美学》。他曾到湘潭大学演讲过，场场爆满，听者如云。
那个时候，大学校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起来，也有些自豪。我所在的1班，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突出，曾经被《光明日报》重点报道过。几年以后，班主任一步一步升任湘大党委副书记，不能说与他当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绩出色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无可厚非。我们不能以嘲笑的眼光去评介那个时代。李燕杰就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来到湘大，也是行使他的历史使命。
我记得李燕杰来湘大的前几天，学校在学生宿舍墙壁的最醒目处，张贴了一张大红纸，透露了李燕杰即将来湘大演讲的消息。校园轰动了。当时，学校没有开会的大礼堂，只有能够容纳不到200人的阶梯教室。要听演讲的学生很多，校方只好给每个系、每个年级、每个班分配旁听指标。真是打破脑壳。我呢？因为是旋梯诗社社长兼《旋梯诗刊》主编，很顺利地拿到了一个旁听指标。
演讲那天，湘大真是过节似的。学生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当时没有“粉丝”一词，但我们的的确确是李燕杰的粉丝。李燕杰的演讲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很对学生们的胃口。后来，李燕杰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是环境使然。相当多的人对思想政治工作很反感，认为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金钱几乎替代了一切。唯利是图，比比皆是。有钱就是娘，谁还去耍嘴巴皮？
据说，在多年以后的一次演讲中，李燕杰打开一幅写有“鸡”字的书法条幅说：“公鸡报晓不误时，搞市场经济，履行合同要守时。鸡会自己寻食，我们自己得去找市场。老母鸡下蛋孵小鸡，搞公司应像下蛋那样发展起来一大群，形成集团公司。养鸡投入少，产出多，做生意也应该如此。另外鸡就是鸡，实事求是，从不说自己是凤凰。办公司、做买卖，也要做到实事求是……”
李燕杰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一味排斥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见得是好事。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并不等于不要纯正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过来人。如今，一些年轻人常常标榜“个人中心主义”，一切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听不得任何质疑与批评，吃到的恶果、苦果不少。“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古训没有过时。像李燕杰这样的风云人物，即便淡出了历史舞台，但仍有他的历史地位。我们这些老大学生就是这样评介他的。
（24）沿着“旋梯”上升
80年代初，湘潭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旋梯诗社”，有一本著名的《旋梯诗刊》。我曾是社长兼主编。诗人姜红伟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大学生诗歌报刊备忘录》一文中介绍：“《旋梯诗刊》，湖南湘潭大学旋梯诗社主办，1984年创刊，打印16开本。主编陈惠芳，主要作者有：潘洗尘、苏历铭、伊甸、龚湘海、龚鹏飞、沈国清、尹秀兰、黄甲平、李杰波、王静怡、刘群伟等。”
事实上，1983年之前，旋梯诗社就已存在，是79级的学生在办。我们80级同学敲边鼓。“旋梯”之名，是著名“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取的。他是旋梯诗社的顾问，也是我们的诗歌讲课老师。1983年7月，79级学生毕业之后，我们80级的学生接手“旋梯”。我出任社长兼主编，2班的唐明芳出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姜红伟所列举的前5位，都是外校有影响的“校园诗人”。其后的学生，都是湘大中文系的，比我低几届。他们都是《旋梯诗刊》的编委，我与唐明芳毕业后，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79级老大哥办“旋梯”的时候，我们80级的同学还不敢与他们“争地盘”。我们自己办了一份油印诗报，叫《地平线》。不定期，每期一张，16开纸。活跃在“地平线”上的分子，有80级的“黄鼠狼”、“杆子”，还有一个叫瞿明刚的同学。我叫他“瞿满哥”。瞿满哥是最活跃的“刻钢板专家”，字刻得好，还喜欢插点花花草草的小图。黄鼠狼、杆子和我的字，都不如瞿满哥。那时候，一下课，就忙乎油印诗报的事。我们常常是两手油墨，一袖清风。
接手“旋梯”之后，《地平线》就停办了。“地平线”成员全部转为“旋梯”骨干。除了80级的同学，我们还吸收了81级、82级的诗歌爱好者。作为“主要领导”，我还有意培养“接班人”，沈国清就是我一手扶植的。我毕业离校后，沈国清替代了我的位置，干得红红火火。
湘大中文系对我们办旋梯诗社，是鼓励的。刚开始，诗刊全部是油印的，从封面封底到内文，清一色的油墨。1班、2班给了我们一些班费。后来，影响大了，校党委宣传部给予了关注。印刷由校方负责，我们只需要编辑诗稿，省去了费用上的烦恼。
沿着“旋梯”上升，湘大的“大学生诗派”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有了名声。湖南高校成立了大学生诗歌联谊会，我代表“旋梯”参加了两届。
那是青春的年代、诗歌的年代。我们从诗歌的身上找到了动力与寄托。我很怀念那种诗歌的氛围。
（25）荷塘有个“和尚组”
&大学同班同学谭梦莉（博名“一起走过”）今天发出了新博文《下乡采风》，谈及了1981年6月，我们1班下乡实习发生的事，引起我的共鸣。
我们班36名同学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懂事，又不懂事。全班分成3个组，分赴湘潭市郊的板塘、荷塘和易家湾三个组采风。10名女生与14名男生“杂居”在板塘、易家湾两个组，而荷塘组则是清一色的12名男生，被戏称为“和尚组”。
我在“和尚组”。带队的老师是王建章，教民间文学的。王老师一口双峰话，很难懂。平时上课，我们都是竖起耳朵听，勉勉强强听懂三分之一。但王老师待人很和蔼。这次带我们下乡，主要是采集民间故事、民歌小调。这也是王老师的强项。
跟板塘、易家湾两个组一样，我们荷塘组也是三四个同学一组，住在农民家里。简陋的木板床上铺满了稻草，再摊上一床磨得发光、起了毛边的竹篾席。年轻人贪睡，天气热，蚊虫多，也睡得香。王老师一清早，就挨家挨户地叫，简单地吃点东西，就到农户家里去“采风”。晚上，乡里很凉快，我们就在晒谷坪上听民间艺人讲故事，拉二胡，唱小曲。我们不懂五线谱，就凭记忆将歌词记下来。一个星期，竟记下了厚厚一本。
那时候，正流行台湾校园歌曲。轻快优美的歌曲，很合我们的胃口。谭梦莉这些女同学最喜欢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男生也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广阔的田野上，一条条长满青草的小路，悠悠地伸向远方……飞扬的歌声之中，是我们轻松的笑脸。
荷塘，美丽的荷塘。我们看见了朱自清所描绘的《荷塘月色》。采风结束后，我们每人上交了一篇小小的论文。我写的是《大陆民歌与台湾校园歌曲之比较》。青春逝去，留下足痕在淡淡云烟之中。
&（26）北山“闹鬼”
说来很奇怪，湘潭大学的北山有口池塘，年年淹死一个学生。四年四个，不多不少。于是乎，北山“闹鬼”的传言越传越广。有人说，看见池塘里有个怪物，挺吓人的。
我们读书那几年，北山还是一片荒坡。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每到炎夏，下塘洗澡的不少。虽然年年淹死一个人，都洗澡的学生都信心满满：这天塌下来的事，怎么也轮不到自己！我倒没有这种信心，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游泳。旱鸭子一个。最拿手的，还是在童年的池塘边做一点小幅度、没有危险性的“狗爬式”。
学校不鼓励学生游泳，但出面制止好像还谈不上。天气热，总得找个解暑的办法。教室里、宿舍里莫说有空调，连吊扇也没有，纯粹靠扇子或书本扇风。“闹鬼”的传言出来，学校当然要辟谣。没有鬼，更没有水鬼。淹死了人，肯定是自身的原因。或精疲力尽，或中暑。反正与鬼无关。我们相信科学，但心里还是有些害怕。淹死了人，半个月、一个月不敢到北山散步。在夜里，看见树的黑影子，也有点发怵。怕碰到鬼，才心里有鬼。
我们毕业后，北山的池塘被填平了，建起了高大的教学楼与宿舍。水淹之事，不再发生。但听说也出过大事。疯狂中的恋爱男女爱恨交加，便要死要活，几乎闹出人命。风气变了，开放程度高了，校园里的“土鬼”比“水鬼”更厉害。
人生就是池塘，很多人不知深浅。
（27）泪别老班长
不到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但老班长却要提前走了，连毕业证也没有。不是成绩不好，跟不上班。不是身体不好，坚持不下去。原因只有一个——他犯错误了，而且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就是谈虎色变的“男女作风问题”。
如果放在今天的校园，这样的问题实在算不了什么。君不见，一些大学生公开同居，公开当“周末小姐”，校方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可惜、可叹、可悲、可怜的是，我们的老班长是20余年前的老班长。当时，学校严禁谈爱，更不允许“出轨”。老班长“以身试法”，只能自认倒霉了。
老班长来自湘南某县，考上湘大时，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并且有了实质性的关系。老班长比我们大五六岁，阅历比我们丰富。我们不懂的，他懂。我们懂的，他更懂。班主任让他当班长，看重的就是他的社会经验。老大哥嘛，管一帮小屁孩还是绰绰有余的。老班长学习成绩好，待人也好，我们服他。
湘大的外语系，以女生为主，被我们成为“花系”，历来以风骚、胆大著称。一个个花枝招展，翩翩过市。我们这些胆小的男同学，只能一饱眼福，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的老大哥、老班长跟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好上了。听说还蛮漂亮。漂亮女生喜欢花心萝卜，不喜欢豆芽菜。一点也不假。我们的老班长，留着黑压压的、硬扎扎的胡子，额头上涌现出一点深刻的皱纹，还时不时作沉思状。这样阳刚的、成熟的男生，自然讨女生喜欢。
一来一去，老班长被她沾上了。某天中午，他们相约在北山“做好事”，却被保卫科的一位同志偶尔发现了，抓了一个现。听说，起先学校不想开除老班长和那位外语系女生，准备作“留级”处理。毕竟老班长一直表现不错，在中文系的口碑很好。又不知怎么搞的，这种“丑事”居然被老班长的前任女朋友知道了，闹到了学校。纸包不住火了。学校只好做出最严厉的处理——开除学籍。
班主任有心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徒”，心情很沉重。宣布开除老班长学籍时，课堂上一片死寂。很多同学还是刚刚听到此事，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老班长倒是很冷静，他以平缓的语调检讨了错误，表示接受处罚：“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学们。”班主任要求同学们谈谈看法，没有一个人说话。散会之后，同学们也只是拍拍老班长的肩头，继续沉默着。我们能说什么呢？能安慰什么呢？
老班长离开学校的那一天，1班以及2班部分同学将老班长送到了校园的一个小汽车站。本来，我们几个208的老同学要送老班长到湘潭市区，老班长执意不肯。老班长登车的那一刻，回头望望了同学。我分明看见了他飞溅的泪花。这是老班长第一次流泪。我们向他使劲地招手，朝着远去的班车大声叫喊：“老班长！保重！”我们禁不住流出了伤心的泪。
老班长走了，以这种伤感的方式。一年以后，我们也走了，各得其所。令人欣慰的是，四年之后，湘大给老班长补发了毕业证书。我们都很高兴。老班长还是我们的老班长。
&汗颜！我也逃过课
&总之，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班主任是很器重我的。
&一是，我组织“旋梯诗社”，给学校特别是80级中文系带来了一定的美誉度。二是，与那个文笔还不错的“黄鼠狼”合作在《湘潭大学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报告文学，宣传的就是班主任的“光辉事迹”。班主任不止一次公开地班会上说，陈惠芳同学文字功夫好，是搞新闻的料子。
但有一点，班主任对我很恼火。我居然也逃课，与一帮喜欢打篮球的同学“鬼混”。我们1班、2班的同学有一半时间混合在阶梯教室上课，70多人。我、老球、龙猪、杆子、潘某，还有一个叫“杨录贤”的同学，逃课最多。一上政治课，我们就偷偷地溜了出去，三个人一组，打“边场子”。
为了防止被班主任发现，我们还特意挑选了离教学楼远一点的球场。穿条短裤，赤膊上阵，玩得不亦乐乎。不幸的是，被班主任当场抓获了几次。第一次，班主任口头警告。我们连称“是是是”。一有机会，照玩不误。下午的太阳很大，水泥球场上滚烫滚烫的。我们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却坚持到吃晚饭的时候，干劲足呀。
班主任忍无可忍。最后一次在篮球场抓获我们“六条汉子”，带到了一间教室里训话，一个一个严厉批评。我记得，批评杨录贤时，还扬言要“取消困难补助”。杨录贤吓得脸色都变了。那时，家里给我的每月生活费是17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杨同学是全额补助。训话之后，我们按照班主任的要求，写了一份检讨，从思想上挖根子。杨同学的态度很诚恳，检讨很到位，甚至联系到了“黑暗的旧社会”。杨同学沉重地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教训深刻呀。今后，痛改前非，努力学习。”
班主任威胁归威胁，没有作出处罚。逃课打打篮球，情节比“谈恋爱”要轻得多。杨同学的困难补助照发不误，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们更加小心翼翼。趁班主任不在学校，我们还偷偷跑出教室几次。没办法，有的课程实在提不起精神，还是打篮球有味。
&（29）豆芽菜，抑或狗尾巴草
人是动物，高级的。但，也是植物。比如，我就是典型的植物。考上大学前，是狗尾巴草。考上大学后，是豆芽菜。一句话，是很苗条的那一种植物。
我曾在连载《60后少儿生活解密》之中透露过，我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属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产物。所以，个子不是武高武大的那一种，中等身材，还算匀称。由于老家盛产著名的花猪“宁乡猪”，也有亲爱的同学喊我“宁乡猪”。我都认了。谁让自己长得不像汪嘉伟或武大郎呢。
狗尾巴草进了湘潭大学，慢慢地洗去了一些土气，变成了豆芽菜。人瘦，骨头却硬。如果哪个城里长大的同学有意无意嘲笑乡里伢子，我就跟谁急。记得一个在湘潭市区长大的王同学，就某件国家大事发生了争执，骂了我一句“乡里宝”，我差一点操起了板凳。别看我个子不高，火气是蛮大的。当然，王同学还是我的好同学。这家伙长在很帅气，留着一排整整齐齐的胡子，简直可以当演员。
湘大的漂亮女生，不喜欢豆芽菜，已经被实践证明。所以，很遗憾，四年大学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浪漫故事”。《旋梯诗刊》上几首浪漫一点的诗，被某些“好色之徒”解读为“写给某某女诗友”的情诗，纯粹是扯谈。那是我对着夜空之月飞升的翅膀。你说是写给嫦娥的吗？这样的空白，绝大部分同学都有。学校禁令在，活生生被开除学籍的例子在，谁敢在毕业之前铤而走险？何况我们共同的誓言是“名牌大学生何患无妻”！
豆芽菜长了四年，也没有长成橄榄树。我们唱着《橄榄树》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切还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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