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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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之五
作者：杨镰&&&&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2360
在《乌鲁木齐四季》结尾，我写道：　　面对洁白的雪野，我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我巡视的是240年前垦殖者、越南难民开拓的沃壤，铺设的渠道，建立的村庄；这是他们的归宿，他们再生的家园、墓地、婚床。有关越南人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一切往事已经随风飘去。而我，就如同一个在秋风中捡拾枯枝落叶的好奇孩子，只不过勉勉强强将无情岁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补缀成篇而已。尽管中国西北和美国西部缺乏可比性，乌鲁木齐与亚特兰大也毫无共同之处，但我如果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才情，一定会凭借越南难民和黄公缵家族的劫难、期望、企盼，写成一部以新疆乌鲁木齐为背景的传世之作、中国西部的《飘》。――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明明有构成一部史诗的一切要素，只是还没有人具备能够穿透时间壁垒的眼力，还没有人能够将轮回、劫难、重生、寂灭作为历史规律还给普通的开垦者。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中国西部的《飘》，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终在西部的热土上跋涉，我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对西部新垦地的祭献。　　……　　我努力将往事恢复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难民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姻缘，还不能算是有始有终，我仍然在追索难民后裔离开安南工以后的下落，为他们的遭际牵系着神经。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在新疆若羌县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有个地名叫做“安南坝”。也许安南工村民逃离乌鲁木齐家园后，曾迁往那里避难？但最终证实：这个“安南坝”与“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维吾尔语地名的音译，含义是“有妈妈的地方”，与安南人无关。有人告诉我，前些年的一个清明，“黄公坟”―“5号地”的路边见到过烧剩的冥币，可没人说得清究竟是谁在祭奠先人……　　我相信，我奢望，我会找到安南工创建者的后裔。只要有这一天，我一定能够写出新疆的《飘》。――那是我欠读者的，欠历史的，欠西部开拓者的。那是我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在最初涉及黑喇嘛与黑戈壁时，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与安南工的越南难民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都是不见容于自己祖国当权者的政治难民？是因为他们都曾被安置在边境的另一面而引动国内的不安，叫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部落来到异域？是因为他们在异域的生存空间都毁于一旦？是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使我在面对黑喇嘛时，总会想到黄公缵与安南工了。　　那就是，我想知道：时过境迁，究竟是谁还在怀念他们！是谁宁可不为人所知地用一种不会误解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几年前，我们没有就安南工路边的祭奠作进一步的调查，失去了深入了解西部历史命运的契机。现在呢？我必须弄清楚，那占据了碉堡山一大块平滩的“碑林”是谁、为什么建造的。只有那样，我才能真正认识黑喇嘛。　　我决定，在三月上旬前往新疆看档案时，利用返程再次前往马鬃山，并且再次去寻找谢别斯廷泉。也就是说，我将把2003年考察忽略的地方及时补上。　　这次，我准备自费。我不能由着岁月老去，日见消沉。当年如果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我早就放下一切，不计后果，到西部戈壁上去了。那才是“独行荒漠”。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实际上我在2003年是犯了一个错误：将“专业”与“业余”等同对待。专业的看大熊猫，要到自然保护区；业余的，在动物园里隔着笼子看看就心满意足了。专业的则绝不会满足。而为看看大熊猫，就把业余的领到深山老林里，未免太“残酷”。――这有点像孟繁华的“老警察”的故事。在一队业余选手中，我必须从众，深入的调查，怎么可能进行呢？所以，再去一次是十分必要的，不然我不会安心。　　――就我自己一个人，沉下心来，重新调查。　　我给嘉峪关的小张（张卫华）打电话，说是空号。给李总打，座机说是停机，手机是一段录音，要求输入密码。我担心：该不会是出了变故吧。翻了2003年的“工作手册”，找到了李总副手吕总（吕占福）的电话，尽管时在午休，我也不再等。吕总电话打通了，他说没有大的变化。他们都常提到我。见到额济纳的人，还问起过我。　　过了半个小时，李总打来电话了。他说欢迎再来酒泉。我告诉他，这正是我的计划。如果去的话，这次不给他们添麻烦，只是请他帮我租个车。　　他马上问：真能来吗？太好了！他说，他会专门陪我去马鬃山。车他有，一切由他安排。又问“来几个人？”我立即说：“就我自己，一个人。”他说，你带两三个人，我都负责到底。我知道目前经营企业也太难了，真不愿意再麻烦他了。但我也知道，他说了，就是实心实意的。他还说：在酒泉完全与2003年一样，我去接你，还住在军区招待所。这也正是我一直向往的。　　――人生就是在快意与失意间度过。　　只要工作摘得开，我随时可以走。我计划是3月3日―18日，去两周。给新疆师大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朋友崔岩虎打了电话。听说我马上去，他很高兴，要我为他们的学生作一次讲座。我答应了。我的初步计划是（我又做计划了，这感觉真好）：在乌鲁木齐5－6天，去档案馆查找黑喇嘛资料。然后，就去酒泉。这样，我下周二必须处理好一切未尽事项，然后随时处在可以出发的状态中。　　3月3日，早晨5点起床。赴乌鲁木齐的航班是9点20离开北京空港。8点15到机场，却得知航班晚点到下午两点以后。中午，将我们拉到花园酒店，临时住了下来。午餐，大家感慨万千，一个南方人曾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可你们，一晚就半天一天的。吃完，睡了一大觉。又通知吃晚餐，其间，有人说将在晚上八点起飞。我与北京、新疆等有关人打了一通电话。与同行的旅伴学会了查询手机话费的办法，还有340元话费。飞机在19点40起飞，23点20抵达乌鲁木齐。　　3月4日，下午，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作题为“最后的罗布人”的讲演。题目是他们出的。晚餐后，回到住处。　　在乌鲁木齐的几天里，见到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几个是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但是，在档案馆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关于“丹毕加参”的资料。我已经托人查过了，也是这个结果。可我还是得自己来查一下。　　3月8日，晚上18点47，乘T296出发。前往酒泉。同行者有新疆中国新闻社的杨东。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路经阿克苏时与他结识。　　我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收获。档案馆的情况，似乎是个提醒。我会回空手而归吗？　　这时，我想起了《乌鲁木齐四季》的最后一段话：“我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写着这篇越南难民与乌鲁木齐四季的故事。我一遍又一遍倾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我在电脑屏幕上写的就是‘我的生活’，而乌鲁木齐的四季，就是乐曲的四个乐章。搁笔前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写下的一切的是真实的，绝无虚构。其中每一个人用的都是真实姓名，每一件事都可以反复核实。惟一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事实，就是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惟一包容纳在字里行间的想象，就是发现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苦辣甘甜。”　　有了这样的“体温”，我还担忧什么呢？《黑戈壁》十三　　3月9日，上午8点30分，T296列车正点到达酒泉车站。　　吕总来接站。仍住在“晋城门”附近的“八一宾馆”，居然还是2003年的406室。这是巧合。晚上，一个人在鼓楼附近散步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6点30，启程经玉门镇、桥湾，前往肃北马鬃山镇。　　李总亲自送我到马鬃山，吕总将陪同我在马鬃山考察。7点50，在玉门镇吃早饭时，向2003年的考察团团员小殷（殷国旭）借了一个卷尺。进入黑戈壁之后路过黑马鬃山、黄马鬃山，视野中是望不断的丘陵，总的地势是在抬升之中。许多山峰戴着雪冠。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2003年我们走的是自额济纳出发，从东向西穿越黑戈壁的荒漠之路，那条路几乎与1927年哈士纶的路线重合。但这次是行进在国道上。　　中午11点，到达马鬃山镇。李总没有吃中饭，略事休息就返回酒泉。吕总安排我们住在当年住的“马鬃山宾馆”。　　街头，还是那一家三只的北山羊迎候我们。大风横扫，不见行人。　　我们到“国门小学”拍了照片，并作了初步采访。与旧学校并肩的是一栋刚刚落成的新校舍，建筑有民族特色，而且相当气派，但还没有启用。学校有40多学生，17个老师，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有。孩子们一个个健康可爱，可与新建的三层楼校舍相比，学生是太少了。　　又见到副镇长娜仁娜。我们谈了这次的计划：在镇上采访；前往北方边界（北大门）寻访谢别斯廷泉水（或是1990年《中国地图》上标明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再次到马鬃山的碉堡山看看。　　来马鬃山镇采访如同游子还乡，使人感到亲切适意。而且什么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痛痛快快。我总觉得这些年来我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的耐心已经全耗费在了不该耗费的地方。在酒泉，在马鬃山，我感到自己又站在起跑线上，只等发令枪响。从2003年到了碉堡山起，耐心又逐渐回到我身上，因为我随时会有发现。　　下午与晚上，与镇上几个活跃的青年欢新、巴依尔、达布、西力得克等结识。这是此行的主要收获之一。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自尊又不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牧民，与父辈全然不同，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的转变，将载入史册。我已经不怀疑该不该来、会不会有收获了。　　欢新（35岁），承包了镇的文化中心，就住在与宾馆比邻的“文化中心”一楼。“不速之客”随意走进了开着门的大楼，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欢新有一辆其他地方报废了的越野汽车，自己还开了一个酒吧，同时是个歌手，最崇拜亚东。我随随便便就闯进了他的家，开门见山地与他交谈起来。　　欢新知道黑喇嘛其人，知道碉堡山的来历。还告诉我，听说前些年在碉堡山出土过麻钱（制钱）。他依次介绍了他的朋友们：　　巴依尔（30岁），有自己的汽车、摩托，是硅化木的收集者，他的家中还有一辆为儿子买的玩具仿真汽车。他的硅化木，有两个相当好，几乎就是一株古树的“段落”，树皮苍翠，树洞宛然，年轮清晰。　　达布（33岁），他的羊群目前在红石山，他们的羊群都是雇了河西的汉族人在放牧，达布雇了两个人（分放两群羊），一个是天祝来的汉族，他说一个月他付他们每人500元，我的直觉感到他大约是说得多了，300元就不错了。他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是越野车，另一辆是大卡车，专门为羊群送给养与水等物资，并且为附近的矿山跑运输。　　第四个，是西力得克，他承包了“马鬃山宾馆”，每年上交30000元。情况大约不会太好，今年3月，迄今（10号）只有我们3个人住了两间房子，一晚上总共120元。他雇了一个服务员，叫做尼克木（女，40岁），原是肃北县水产公司（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下岗来此。每月300元，她带了两个女儿，一个刚刚会走路，另一个上中学了，丈夫与家都在肃北县城。这个两层的宾馆落成已经有几年了，光是维持运转的水电费等，就不会太少吧。马鬃山镇何时繁荣起来，是他们最关心的。我想。　　在这些青年人中间，欢新大约是“召集人”。但是，他们谁也没听说“敦煌天杰”，1997年对他们也没有特殊意义。　　下午4点，去采访当地著名的老人达西（86岁），日，在马鬃山宾馆采访过他。但目前他的情况不太好，已经双目失明，因哮喘病卧床不起。他坐在床上，孩子为他披上了薄薄的被子。　　达西说的与2003年大致一样，新的内容有：刺杀黑喇嘛的人名叫南兹德巴特尔。在马鬃山，黑喇嘛把归顺他的牧民作了分工，放羊，放骆驼，找水等，男人参加军事训练。他在马鬃山，不停地有牧民从外蒙古越界来投奔他。他死了，这些人都跑光了。那个泉水（谢别斯廷）与同名的井，1961年划界时将泉水划在境外，井则划在境内。他同样不记得1997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外人来到马鬃山。　　下午5点，去“国门小学”。三男一女，几个教职工在一起搭伙作晚饭。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我的“知青”生活。一股热气拥在我胸中。青春岁月就如同清澈渠水从指缝中流逝。小学的副校长叫做哈斯巴特尔。这个镇子不通市话，通讯联系全使用手机，即便是在同一个镇上，也使用手机来联系。　　刚刚结识的年轻人达布带着边巴老人来到宾馆，在我的房间内作了访谈。　　边巴（75岁）的哥哥巴莱是当地知道黑喇嘛情况较多的人，但已经在2004年去世了。边巴说：从外蒙来了6个人，杀了假喇嘛。此前来了一个老汉，探听到假喇嘛的实情，写了一封密信藏在马鬃里，放马返回外蒙。假喇嘛什么坏事都干，新疆、肃北、阿拉善的人都知道他。边巴讲了刺杀假喇嘛经过，大致与韩巴德尔湖、达西说的相同。但他提到：假喇嘛的肋骨与别人不同，不是一条一条的，没有中间的缝。（“像个盾牌？”我问。他点点头。）刺杀假喇嘛时，是从腋下开了一枪。这倒是个新情况，也许黑喇嘛就是穿了“防弹衣”，所以才会传说他刀枪不入。可那时有没有防弹衣呢？也许是精制的锁子甲？人们请他去念经，两个人趋前扶着他，乘机将他的双臂抬起，从腋窝开枪将其打死。他的部下有500多人，在押回蒙古途中，杀死在一个丘陵地带，血染红山石，从此这里就叫做“红石山”。来行刺的人是6个，这与蒙古国档案中的记载竟完全一致。　　最有意思的是，我问道：1997年马鬃山发生过什么？这本是很好答的问题，因为如同马鬃山这样寂寞的地方，有外人来本身就是“新闻”。可边巴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你来了，住上一个月。这样匆忙，怎么能了解到实情。他说的当然对，可是，我早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荒漠独行”的人了。　　整个晚上，与达布等人聊天。　　达布说了一个情况：他家的羊群的放牧区里，在一片缓坡上有许多破旧的木质马鞍。他放羊时见到过，还把它们烧了取暖。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那地方就叫做红石山呀，韩巴德尔湖与边巴说的“外蒙坑杀黑喇嘛部属”，使得石头都变红了的地方，就是这里。在有的地图上，还标识出“红石山”这个地名。此外，他还说，在他家的羊房子边上有个石磨盘，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谁是磨盘原来的主人。同时，达布说，他在几年前当过兵，驻防在边境上，“那然色布斯台音”（谢别斯廷）泉水与井都在中国境内（这点与达西说得不一样），他曾在泉水边上放过哨。　　直观上，我相信达布的话。　　当时我决定，明天去寻找谢别斯廷泉水，除了娜镇长为我们租的气象局的车，应该再租上达布的车。一是宽敞些（除司机还有5个人），二是为此行增添些鲜活的内容，不至于太枯燥。与吕总协商，得到了他的支持。　　此行真的与以前的考察大不一样。以前的活动中（除非是我自己的“独行”），几乎所有小事都会成为问题，而在河西，一切问题都自动删繁就简。我的直觉是：达布的羊群将是关注点。　　我想起1998年那次在罗布荒原寻找“小河”的一个插曲。当时，在阿拉干道班，我见到了一个1992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维吾尔族养路工伊明。他在工余多次到我们即将前往的那片荒漠远游。他去过著名的“麦德克”古城，他还到达过一个到处是干尸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那就是小河，可当年斯文?赫定、贝格曼都是依靠当地人进入沙漠的。斯坦因、亨廷顿、桔瑞超也是。有伊明在探险队之中，不但可以省去一些找路的麻烦，也为“探索”“寻找”“发现”增添了内容。这，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可是我的建议被否决，理由是伊明要求付给他100元（才100元）的劳务费。我说，这100元我付。可也被劝止，因为这样会使“别人”很没面子。　　想到在西部走过的路，我充满成就感，也不乏沮丧。我不想批评谁，我没有这样做的资格，更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可是，假如你的本事就是把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我们什么时候付诸行动呢？然而我们是为了行动而来的呀！对待那些你弄不清他到底是问你问题，还是试图塞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夜里，我又独自一个人在街头漫步。马鬃山是最不利于散步的地方，因为风大得随时会将你刮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凭思维领路；马鬃山是最有利于思考的地方，因为大风时刻在提醒你你必须站稳当，否则随时会失去立足点。　　――我在附近的庙会上漫步，在“套圈区”集合着许多孩子，面对远处地上摆放的一个个“奖品”，他们的家长与他们一样跃跃欲试。突然，场面扰动起来，有人在说：看，他又来了。一个年龄在46与64之间的男人，从不情愿的经营者手中买了一大把藤圈。有人低声对别人说：他要套了，上次他把所有奖品都给套了个精光。果然，一个，两个，一网打尽。看着他套圈的动作，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我们一同从北京去军马场的知青。他在我之后上了马群，成了骑术最好的知青，我见过他从飞奔的马上俯身拾起地上的马鞭，他的套马技术连老牧工也自叹弗如，他是将盘好的套马绳从脑后抛出，瞅着怪怪的，可百发百中。他抱着一捧奖品，准备离开，我认出来那就是我的知青朋友。我们已经30年没见过了，听说他回到北京一直在丰台的街道上修自行车。他随手把奖品发给了身边的孩子，只留下了一个陶瓷的马。我克制了追上去与他打招呼的愿望，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仿佛着了定身术。　　――父亲母亲带我到办公楼礼堂看《三岔口》。那是“反右”之前，知识分子心情普遍相当好，以为百废待举的时期终于来了。我不想看京剧，就装着睡着了。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说：他醒了吧，放下来让他自己走吧。我不想离开母亲的怀抱，马上说：“我没醒，我睡着了。”大家全笑了。爸爸破天荒地抱起了我。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不长的便道，下班时最热闹，两边都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商贩。要买点零碎，还真方便。但堵塞交通。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总有城管人员来清理。这天我正从那里路过，“市场”扰动起来，小商贩们呼叫着“城管”“城管”，开始收拾东西走人。果然见到一辆卡车从另一头驶上街道，商贩推着、拉着、蹬着破旧的车辆躲避逃跑。卡车像是逗商贩玩，跑得快了他就开得快，慢了他也慢。一辆拉着满车草莓的三轮翻了，卡车也停下来。望着一地的水果，农妇失声大哭，与自己的男人撕打起来。车上下来的干部反而去劝架。两人一齐扑向干部。我拉开双方。干部对农妇大声呵斥，我转向他，说：你受过教育吗？你有亲人子女吗？你也是做父母的人吧？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罚他们，扣他们车，可你干吗欺负人？你不也是人吗？干部愣住了，他原来一定是以为我会帮他的。他想说什么，可望着怒目而视的围观者，一时失声。我从地上胡噜了一大堆摔烂的草莓，匆匆装进一个塑料袋，站起身，塞给农妇10元钱，说：这是我买草莓的钱。然后扬长而去。几天后，我到街上买早餐，要了两碗豆腐脑。卖早点的老板娘把我的钱还给我，说：我认识你。你花10块钱买了一堆草莓。这顿早餐免费。　　――小学六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代课老师。那是一个又瘦又高的男老师，就是北大东门外成府街的老居民。大约好久没有工作了，显得颇落魄，但在课堂上一站，腰板挺得笔直，又像一个末代王公。他讲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可他在课堂上有一个毛病，总不时地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子，小心地吸溜上一口。他看同学们全好奇地望着他，就解释说：“我有气管炎，随时得喝药。”我也有气管炎。一次课间操，他的“药瓶”放在课桌上，我忍不住打开，一股冲鼻子的“药味”呛得我打了喷嚏，我学着他的样子，小小心心地吸溜了一口，结果，我当时就醉在课堂上。不用说，他的“药水”度数不会小于60度。　　――不久前，我到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看一部找了几十年的、原来以为已经失传的古籍。那是元刊孤本。我计划在上博工作完，到上海图书馆看另外一种诗集。在细雨中我赶到了上海图书馆。但是，在善本部怎么也查不到那种书的书号。也就是说，上图没有这种书。工作人员耐心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书在上图的呢？我说，是通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查到的。他们拿出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覆核，却发现是我错了，那种书是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著录馆藏地点时，使用的是代码，我记错了数字。雨仍然下着，我手中只有致上图的介绍信。当然，我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我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离上图不远的华东师大。华东师大的校园真是美极了，尤其是在初春的雨中。在图书馆的古籍部，我迟疑着向一位负责人说：对不起，我从北京来看书。我弄错了馆藏地点，介绍信开的是上图，可书藏在华东师大图书馆。这是我的工作证，是不是……。对方连看都没有看我，回答：你不用介绍信，我知道你是杨镰，你父亲不是原来的北大教授吗？上星期我还在电视上见过你呢。原来这位古籍部的吴主任（吴平），是关注西部探险的人，他早就读过《丝绸之路》《亚州腹地探险八年》。真是他乡遇故知呀。在吴主任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在上海的工作。上海给我留下了文化丰厚的印象。探险与发现实际存在于每个有心人的心中。　　马鬃山的夜空星光灿烂。　　深夜的马鬃山我独自一人，却感受到来自遥远秘境的呼唤。《黑戈壁》十四　　3月11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了。　　宾馆前庭的灯亮着，也是治安情况好，不然，就一个女服务员谁敢在这样的地方一整夜开着门值班？　　我来到后院，锅炉房有动静，是服务员尼克木在烧锅炉。是呀，不管有没有人、有几个人住宿，锅炉是不能停的。她说，在冬天，她兼管烧锅炉，每月另加300元。我来到街上，寒风凛冽，步履踉跄。街上夜色昏暗。这整个马鬃山镇全靠风力发电，是真正的“绿色”能源，有三组发电机。没有风，没有阳光，就没有电。　　上午8点30分，娜镇长来，一起吃早餐。据天气预报，上午冷空气入侵，零下15度。风头夹带的是来自外蒙古戈壁的寒流。镇长为我们向边防上借了三件皮大衣。　　10点，动身前往边境。今天一是感受边境地势，二是相信能够重新找到“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三是看看红石山，四是了解当代牧民的生活。　　马鬃山气象局的车是小薛（薛利民）开的，是一辆新尼桑。达布的车上多了一个人，那就是西力得克，他是好奇一起出去散散心。路上，娜仁娜讲了她的经历：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一直在镇上，出任副镇长前原来是学校的老师。丈夫是医生。北方的口岸，就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1992年、1993年，开放了两年，她的外蒙古的亲戚还通过口岸来过马鬃山，还问起“黑喇嘛”与“碉堡山”。2003年我们走后，她进一步了解了有关黑喇嘛的情况。这次再来有了较多的共同话题。　　路经黑山，狼娃山，跃进山。途中见到一处无人的帐篷遗址，娜镇长说是欢新家的夏窝子。　　在荒野中穿行时，我回忆起军马场的5年放牧生涯。联想到在辟特霍勒听到的关于神秘“弹药库”的传说，联想到为群山怀抱的伊吾县城……。次行不能再次穿越黑戈壁，返回军马场，但以后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从明水直接向西进入新疆。我要去淖毛湖、吐胡鲁、下马崖、沁城、庙儿沟、八大石寻访遗迹，去白戈壁的克音遥望在外蒙古边界出没的野骆驼与野驴，也许有机遇见到野马。　　11点，到达边房营营部。张教导员（张小虎）接待了我们。在营区，达布如同回到老家。教导员介绍了基本情况。当年与外蒙划界，总的原则是“东争西让”，东部是草原，西部是戈壁。因为确认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这个泉水的位置，才使得马鬃山地区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在营部用午餐。　　午餐之后，由郭副营长陪同前往国门。1点40，到达国门（中国的北门），气象俨然。从营部到国门，有58公里沙石路。就在182界桩前数十步远，是那个已经干枯的井。这个界桩在2004年重新编号，成为496号界桩。井可能是四五十年代打的，早已经枯了。人们为它修筑了护栏，以作为标志。　　果然，就在离开枯井30公尺左右，有一眼清泉。从地貌与自然景观来判断，无疑是斯文?赫定的“救命泉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泉水位于平缓的山前洪积扇上。泉水水脉依然旺盛，泉眼的中心是一个结了冰的水池，水池为茂盛的芦苇护持，如同一扇黄色的屏风。泉水所在地域的地势是由北向南倾斜，涌出的泉水将南面一大片地方改造成荒漠奇景――自然形成的湿地。南方，是马鬃山的山影，北方一道黑黢黢的山梁，阻挡了人们的目光。只有向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在极目处，则是军马场的“白戈壁”。　　我们肃立在庄严的国门之前。我们的身后是泉水，是马鬃山，是黑戈壁，是北山羊为标志的马鬃山镇，是达布家的羊群，是欢新家的夏牧场……　　边境静悄悄的。我们没有惊动其他的人。可我自己却再也平静不下来。　　……西北科学考察团主要依靠传统的交通工具骆驼，从包头启程，到达了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这是他们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此后，就是穿越黑戈壁，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1931年，将斯文?赫定描写这一路见闻的著作《穿越戈壁沙漠》译成中文出版时，译者将书名恰如其分地译作《长征记》――这时离中国红军放弃红都瑞金转战二万五千里，还有4年时间。　　在路途中，问题可以出在一切方面，就说斯文?赫定的“老朋友”骆驼吧，怠工、逃逸、倒毙，随处可见。发情的公驼曾将成箱银元撒满草滩，而因不堪负重倒毙于途的骆驼尸骨几乎成了路标。每逢扎营，营地就变作“骆驼城”，方圆数十里的牧民都来看热闹。土匪、警匪一家的税卡、盗马贼、浪迹天涯的艺人、溃兵、遁入中国的白俄、身份不明的外蒙古难民……随时在觊觎考察团庞大的家业，柴草、米粮、饮水……无时不在危机恐慌之中。但只要一和古道相逢，丝路情韵就激发出考察队员的献身精神。在丝绸之路奔波的商旅总是那么知寒暖，识好歹，那么乐于助人，但又那么长于算计。与个体商队相比，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队伍成了装备精良的团队。走在古道上，单调驼铃听上去韵律从不重复，使人分外思念家乡亲人，又驱策人们放弃熟悉的平凡生活去突破极限，探寻秘境；那雾野犬吠，提醒人们他并没有被同伴抛弃；那一丛丛在朔风中瑟缩的蒙古包，会为风雪夜归人安排一个温馨梦乡……。经历了如此折磨人的旅途之后，斯文?赫定回答“一个探险家需要具备什么品质”的提问时，便在人所共知的内容之外，特意加上了一条：必须有“天使般的耐心”。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路途的终点――额济纳河尾闾的丰饶绿洲，随时展现在地平线之上。它是如此诱人，它又是如此恼人！　　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昶一行，终于抵达了那横拦在古道之前的苍莽大川额济纳河。驼峰干瘪、脊梁磨烂的骆驼一头扎在激流中痛饮；擦了掌的猎狗冲着岸边沉静的胡杨林狂吠不止；北雁南飞提醒人们这不过是路途中另一个驿站；袅袅炊烟变换着身形，似乎在推敲、测试旅人的来意。只有在额济纳河岸边，一个探险家才想到应该认真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　　……在额济纳的日子张弛有致。考察团一边休整一边工作。他们在沿河胡杨林建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观测站在这地角天涯坚持了8年之久。他们对额济纳河流域做了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最精确的测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理学界在联合编绘中亚地图时，除美国资源卫星的资料，所能够依靠的就是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勘测数据了。中国人、外国人和蒙古牧民处得都不错，正在脱毛的骆驼无人放牧也不再企图逃归鄂尔多斯的牧场，食堂鸡栏不时会混进一窝一窝的色彩斑斓的野雉……。但不管怎么说，这“世外桃源”只是中途的驿站，“黑戈壁”、“星星峡”、“哈密”……这些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议事和闲谈之中。　　日，考察团大本营拔营启程，在额济纳旗土尔扈特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王爷塔旺嘉布）亲自送别与祝福之后，踏上被遗忘的丝绸之路，前往新疆门户――哈密。　　一开始，行程就不顺遂。额济纳河西支流紊乱无定的水系不时将路途阻断。前往新疆境内的绿洲哈密，原有几条商路。在行旅谈虎色变的黑戈壁的中心，额济纳的牧人们都说至今还有土匪出没。舍弃穿越黑戈壁之路，走北方的贴近外蒙古的“小路”，不但水源地不明，也坎坷漫长的多，但近年来从包头、归化（呼和浩特）、绥远到哈密、古城（奇台）、乌鲁木齐的商队一般在两害之间取其一，总是顶风通过偏北的戈壁。尽管考察队并不怕零星土匪，可斯文?赫定还是决定，将路线尽量靠近中蒙交界的界山。　　黑戈壁偏北的那部分戈壁，又叫做“风戈壁”。什么叫风戈壁，刚刚上路就知道了。一场11级（每秒30米）大风使考察团被迫停留了一天。　　多学科的中外队员之中，就属斯文?赫定见多识广，在三四十年间他几乎走遍西部。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这样写到这场风暴：　　不容否认，这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大的风暴，估计它的风速达到每秒30米。我们似乎要被困在这里了，要被冻结在这里。轰击着帐篷的不仅是沙尘，还有直径大约两毫米的精砾石。石子就像是扫射一样，打在我的帐篷上。　　经过整整一天的风暴，走出帐篷，给人的感觉是：　　就好像巨大的扫帚从这荒凉的原野上横扫过，沙尘如同一柄柄轻轻的、打着旋的扫帚头，挟风裹雾掠过地面。在尘雾中，人们有一种不安全感，看上去就像整个大地都在震颤。　　这些字句不是出自事后的回忆。斯文?赫定的特点就是，哪怕再艰险的旅途，他也坚持在途中随时记下自己的见闻。这，就是他在昏暗的帐篷中写下的现场感受，所以能给我们亲临其境的阅读感受。　　赫定曾在飓风席卷下发现了楼兰古城，是第一个将风成地貌雅丹这个概念引入欧洲地理学界的人，但－14日刮起的是他亲历过的最大的风暴。几天后，一场暴风雪几乎将赫定帐篷撕碎。　　据说在这一路上，只有那蒙古牧民传说中的丰饶水泉谢别斯廷，才能够让考察团的一两百峰骆驼都痛饮清水，可是，有谁知道这个从来没有标注在任何一幅地图上的谢别斯廷泉究竟在哪儿呢？原以为与从包头到额济纳的艰难相比，这额济纳到哈密的旅途简直算不得什么。可是风雪使行程一再迟滞。除了风雪，使此行分外艰难的是：他们并非如同商队，仅只是在赶往目的地。要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为开通飞机的欧亚航线准备气象资料，是为即将到来的用汽车、火车重振丝绸之路雄风勘测路线，是为调查西北资源而组建。一路上，他们不但要做气象观测，要测绘地形、考察地质，还要进行考古调查，判断古今环境的变迁。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这些考察，除了勇气，还得祈求机遇眷顾。　　路上，考察团与一个出发于归化（呼和浩特），前往巴里坤、古城（奇台）的驼队相逢。这个驼队有1200峰骆驼，90个人，是50家商号联合组成。这是已知的、在这个时期丝路经行的规模最大的驼队。1200峰骆驼！商队秩序井然，人畜状态良好。特别是那些每月还挣不到5块银元的驼工待人的友善、真诚，使包括赫定在内的考察团团员感受到了暖意，领略了古道人情的丰厚。然而行进在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只有零星客商才能够结伴同行，商队不但不宜同行，而且应该有意识地错开上路。那是因为在日渐荒凉的古道上，水泉、柴火是如此珍贵，往往不能同时满足两只商队的需要。　　一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装备了300多峰骆驼，每次拔营，都成了草原奇观，引得附近的牧民纷纷前来观看。他们的营地被称为“驼城”。想想看，300多峰的四倍，将是一种何等壮丽的景观！驼队之中满载着衣服、茶叶、杂货、香烟、布匹。这些货物，可以满足北疆牧区半年间对生活用品对需求。1200峰骆驼，归属7个主人，这种联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路上能够满足1200峰骆驼饮用的水源地其实少而又少，他们的行程得安排得象时钟一样准确，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如同接力，才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上路。如果途中遇上了另外一个数百骆驼的驼队，必然会发生争强水源与草料的惨剧。可是，这也是对付土匪与“非法税卡”的惟一有效手段。这些骆驼与驼夫们，在路上要走30天，但往往一年之后才能与家人团聚。一旦到了目的地，卖掉货物，他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牧民，在当地的牧场上放牧一年，等到来年秋天，自己的骆驼摘了秋毛，驼满新疆的土产：皮毛、棉花、沙金、羊肠……，返回内地。他们知道黑喇嘛。他们不怕黑喇嘛。他们怕的是水泉干涸，草场荒芜，严寒风暴，疾病缠身。与黑喇嘛相比，那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命中注定的。　　对历史发展来说，抢劫丝路商旅，应该是与拐卖妇女儿童同等量刑的罪行。它影响的面太广泛。可这又与“顺手牵羊”一样十分常见。其实，许多次抢劫（甚至相当认真的抢劫），都是“业余”强盗干的。然而，强盗就是强盗。作一次强盗的，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永远是强盗了。　　病重的斯文?赫定，因为在荒野与“天边来客”意外相逢，强打起精神，去驼队作客。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这样写道：　　在汉人驼队的一座帐篷里，我们受到了这些夫役们非常友好的接待。只见四五个人正坐在那里聊天，嘴里叼着大长烟袋；还有6个人蜷缩在羊皮垫子上睡觉，那姿势更是千奇百怪。他们鼾声如雷，时而从羊皮褥子深处还传来几声奇异的怪响。几个人把我们迎到帐篷横头的主位坐下，地下铺着几个毡垫供人坐；在帐篷杆的旁边，立着一对矮小的木箱，它的边上，一个铁盆圈里正燃着一堆火，火上坐着一把壶，另外有几把茶壶也在火边上烧着，里面的水已开了。中间的大水壶里正煮着面条子，那是一种条状的、用面制成的食品。中国人声音很大地吞喝着这种面条汤，那几个睡觉的也被叫起来吃饭；他们吃的还有烙饼，那是一种面包似的食品。在他们的食谱上还有一种吃食是牛肉，这都是在额济纳买的。我们这些客人也被奉上了热茶。这些普通的汉族商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友好、招人喜爱，他们对待客人总是一样的热情、客气。他们边聊边笑，自得其乐；从没有人见过他们忧愁郁闷的样子。但是他们说，他们一个月赚的钱还不足5块，还要没日没夜地跋涉于这亚洲的荒漠之中。白天，他们有许多苦力活要干，因此他们只能在夜里走路。　　吃完饭，他们又叼起了大长烟袋，点着了火。他们在尽最大的力气回答着我们所问的所有问题，一个人讲时，另一个在旁边还不时地纠正着。　　与缺粮（他们已经开始宰杀宝贵骆驼充饥了）、苦寒相比，更大的问题是斯文?赫定突然身患重病。　　日，考察团在位于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的第72号营地休整一天。　　上午，斯文?赫定先请随团医生赫默尔为自己作了严格的诊断。结论是：赫定身患严重的胆结石。最好卧床一个月。在此期间不宜骑乘骆驼、马匹，步行的振动也会致使病情加重。午饭后，赫定请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来到自己的帐篷。交谈是推心置腹的，可也是艰难的。他们都知道，在布尔根布鲁克不能久留。这个地名的来历是曾经有人在此放牧过3岁公驼，可这就是它最“辉煌”的“历史”。当地微咸的水和柴草只能维持考察团使用两天。而在那样的时期，在那样的地点，除了上帝，他们能够依靠的则只有自己了。突然，有人闯入帐篷，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刚刚抵达的一支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返回的安西商队带来了考察团瑞典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的信。　　那林和他的分队已经到达谢别斯廷，并找到了那个著名的、传说之中的泉水，在那儿不但水源丰沛，而且柴草足够。这个救命的水源地离开72号营地只有3天路程。　　――哦，谢别斯廷！真有这个传说中的“仙境”！读过字迹潦草的信，徐炳昶教授松了一口气，提出：明天一早立即拔营，前往谢别斯廷地方。考察团在谢别斯廷补充了饮水后，马上动身循古道前往哈密。他们将在哈密会合。经过考虑，赫定同意了。　　斯文?赫定强忍着剧烈疼痛，坚持在途中绘图、写笔记。徐炳昶教授走在队伍前方。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赫定。在日记中，徐教授写道：赫定一路非常疲乏，最厉害时要靠打吗啡针来缓解疼痛，“但他的精神刚觉恢复，即又起看分度器作路（线）图。他这样的精神，真令人慨叹不已”。这时，徐炳昶后悔没有劝阻赫定在布尔根布鲁克多休息几天。在远赴谢别斯廷途中毫无水草补充，他们成了过河卒，除了前进，前进，没有别的选择。　　……中途营地的炊烟遥遥在望。斯文?赫定感到，在自己长达三四十年的探险生涯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抵达宿营地。　　在74号营地，考察团与前来迎候的的那林相逢。那林证实，74号营地离开谢别斯廷只有区区50华里。但赫定已经坚持不下来了。医生说，赫定不能再骑乘或步行，否则有生命危险。　　“不让走路又不准骑骆驼，在这荒凉世界上我又如何到得了谢别斯廷呢？”赫定绝望地写道。这个编号为74号的无名营地无水无草，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必须放弃。是呀，既然赫定不能骑乘，也不能步行，这最后的50华里怎么办？　　徐炳昶教授建议作一个类似爬犁的东西，赫定半躺在其上，由最壮硕的骆驼拖拉。但遭到了反对。这东西在冰雪上是可行的，然而在布满砾石的戈壁，没有多久就得散架。后勤主管、瑞典人拉尔生则提议：可以在四峰骆驼之间拉起一个悬空的软床，作为赫定的卧室。是斯文?赫定自己否定了这个设想。他当然知道，再老实的骆驼也不可能保持平衡，听话地扯着软床上路。　　第二天的行程中，已经不能行动的赫定躺在一副担架上行进在队伍中间。担架由四个外籍考察团团员抬着徒步前进。另外四个等着替换。赫定谢绝了中国团员的好意，他不同意由中国团员抬担架。　　在笔记中，斯文?赫定写道：几天以来，由于骆驼状况越来越差，还得驮载物资，便要求团员们尽可能步行。“全体中国籍团员主动将这一困难承担起来，一直徒步走过了风戈壁。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以优良的素质，分担了额外的‘负重’。”他不愿意使自己成为“负担”。实际上，从进入风戈壁以来，每天都有一两峰不堪重负的骆驼卧下便再也起不来了。而倒毙者的负载正一点一滴地增加到了仍然在负重前行的骆驼双峰之间。　　骆驼倒下还是那峰骆驼，可人呢？人若倒下了，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抵达谢别斯廷之前的最后一天行程，除了红柳和稀稀落落的芨芨草，视野里没有一点生机。一路，荒漠英雄红柳想必给斯文?赫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笔记中他将谢别斯廷附近的荒漠叫做“红柳戈壁”。　　12月13日。夜幕降临。前方闪烁的营地篝火，将斯文?赫定一行迎至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的并未被遗忘的水源地谢别斯廷。当晚，斯文?赫定亲自在考察路线图中标注上了这个地点（即75号营地）的位置，并正式命名为“那林－谢别斯廷泉”。那林是它的经纬度的测定者，谢别斯廷是这里的地名。　　在谢别斯廷的最后议事中，决定了面临断粮、绝饷的考察团的命运：赫定必须留下来，等身体大致复原，再前往哈密。地质学家那林、医生赫默尔、考古学家贝格曼也留在谢别斯廷陪伴赫定。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穿过戈壁，奔赴哈密绿洲。　　12月14日夜晚，中外团员纷纷向赫定告别。从离开包头就为考察团工作的蒙古族驼夫们告别时，赫定临时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为保证大队及时顺利赶到哈密，他将自己支配的骆驼全数交给了大队。这样，随赫定滞留在谢别斯廷的，只有那林分队的8峰骆驼，此外就是4峰不能负重的病驼。而赫定如果遇到意外必须启程，自少得有25峰骆驼才能够移营。这样一来，赫定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听赫定亲口说出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决定，连最强悍的蒙古族驼夫赛拉特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个赛拉特后来被培养为司机，全程参加了赫定年勘测西部公路交通线的新考察，并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勋章。　　临别前，徐炳昶教授告诉赫定，他会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约定的计划，准时赶到哈密，并一俟条件允许，就会接走赫定。　　第二天，驼队在天刚刚亮就上路了。赫定坐在担架上目送大队走进晨曦。　　考察团留守谢别斯廷的营地，设立在一个开阔的平滩。赫定在笔记中这样形容寂寞的营地：　　北边，远方有一丛黑色的山丘，山丘中间夹着几条浅壑。一座小山丘上，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远处的瞪羚、野骆驼、野驴也能够看到旗帜。我们的邻居只有这些不怕人的野兽……　　在大队走后不久，有一支汉人商队驻扎在营地的东边。商队答应卖给他们一些粮草，但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14块大洋。买完东西，整个谢别斯廷营地就仅剩下1角银币了。此后，每天傍晚，大家呆呆地望着西边的天际，聆听天籁。　　圣诞节终于不期而至。　　12月25日清晨大家全起来了，照例纷纷猜测：这个苦寂的荒漠圣诞节，究竟谁会是第一个来客呢？等见到了第一批“来客”，大家都惊呆了。考察团忠实的牧羊犬“斯纳皮”竟一气生下了7只小狗。刚刚睁开眼睛的狗崽个个穿着合体的黑色燕尾服，仿佛在等待人们的邀请，好出席圣诞盛宴。　　斯文?赫定和他的同事在谢别斯廷苦守了近30天。在这个期间，曾一再与商队相逢。那林对谢别斯廷地区做了综合的地形学测量，并进行了地质学考察。贝格曼则一直在整理额济纳的笔记。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考古学家不久重返额济纳后，在当地汉代烽燧城障发掘出一万多枚汉简。这是20世纪震动学界的文献发现，人们曾以其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两大考古成果，并由此出现了一门新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日，两个信使冲寒冒雪，来到冷落的探险营地谢别斯廷，带来了考察团的消息。　　几乎就在同时，德国籍团员马学尔亲自返回谢别斯廷。他在中国气象学生刘衍淮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新疆，并在一个离哈密仅仅三四十公里的、叫做“庙儿沟”的村落租到25峰骆驼，还想到为赫定用木头做了一个轿椅。他是专门来接赫定一行的。他带来了启程必须的骆驼，但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尽管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它的一切工作是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但新疆地方政府居然拒绝接纳入境。目前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交接的地方，已经由重兵把守。徐炳昶教授进退两难，其他分队也受阻，甚至被扣押。据说，哈密不但不欢迎他们，而且已经成为临时战区。即便到了哈密，怎么继续前进，开展工作，是个更困难的问题。　　斯文?赫定决定，等暴风雪一停止，他们就立即上路。日，在离开额济纳整整3个月后，终于从谢别斯廷向西南方的哈密进发了。　　我站在环绕着这个奇异的泉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芦苇丛中。如同进入了梦境。　　斯文?赫定在80年前的营地，是设立在目前有一眼枯井的那个位置。一共三顶历经风雨的帐篷，8峰疲弱不堪的骆驼，陪伴几个探险家－科学家为不成为大队的负载心甘情愿地自我放逐在这里。从1985年起，我知道这个泉水已经整20年。在20年间，只要提到这个泉水的名字，我就如同站在那片丰盛的黄芦中间，我就如同俯身在试探水泉的深浅，我就如同在站在泉水边上目测它离开北方的山脉有多远。今天来到泉水边，我反倒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2点20，我们离开了国门跟前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踏上返程。这个国门就是1992年开放的口岸，它的名字就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3点30，回到营部。在营部暂停时，西力得克开着达布的车，缓缓地撞在了气象局的车后，将其后挡板生生撞了下来，自己的前挡板也坏了。修，要2000元。这次“春游”的代价太大了。此后，达布魂不守舍。　　不久，到了达布家的牧场。　　据说，镇上与牧民签的协议规定，这个地界内的放牧权将在30年中不改变。在达布说的一个小小的丘陵区域，我们顶着狂风寻找黑喇嘛部下的遗迹。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当年“最后解决”黑喇嘛的部下的地方――红石山。很快，杨东找到一个前鞍桥，西力得克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挽具。这两个木质东西，使我又跨进当年在巴里坤的放牧生活。　　我用不着费力就能悬想出，在红石山发生了什么。刺死黑喇嘛，当众挖出他的心吞了下去，用利刃切割下他双目圆睁的头颅后，他的部众已经失去了斗志。原来他们就是惟黑喇嘛的意志为转移，黑喇嘛没有意志了，他们一齐放下了武器。根据蒙古国的文献，在碉堡山，南兹德巴特尔曾进行过“甄别”，最重要的人物，都列有名单。他们要押送回外蒙古的也主要是这些人。在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到达红石山这一带之后，想必许多在押解中的黑喇嘛党羽突然明白过来：回外蒙古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枪决、是苦役。一场暴动（也许是自发的）打乱了南兹德巴特尔们的计划，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在红石山的“屠杀”是“外科手术”的一部分。那些残破的马鞍，那染红了山石的血迹，必定还有事后被处理了的枕籍山坡的尸体，正是“杀降”的证据。逃脱出来的人，就成了当地的匪帮。到1949年，黑戈壁以及附近的广袤区域里，最著名的强梁就是黑喇嘛的余党――红石山的劫余。他们大胆、残忍，不顾后果，特别是不计功利。就像乾隆年间的“玛哈沁”。他们只服从强者，只认比他们马快、枪利、人狠的人。到1950年，溃逃中的乌斯满越过黑戈壁，进入甘青交界处，他从黑戈壁带走了“最后的”红石山劫余者。　　在达布的营地（牧羊人的房子），见到了放羊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还有一个附近矿山的男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房屋是新盖的，足够大，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有顶的“棚圈”。这样的房子我住过四五年，冬凉夏暖，冬天一定冷得能冻掉人的魂，只不过冬天人就转移了。在房屋附近有一口井，那是一口古井，但达布显然将它保护得很仔细。井的边上有个特别沉重的大石磨，也是前人留给达布的遗产。石磨显然不是附近所出，附近一天路程里就找不到这样的石料。显然也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携带至此的，因为整套石磨有一两吨重。达布的八成新的卡车停在房后，他不但用它为放羊人运载给养，也为羊群运送食盐、药品。同时，还为附近的小矿山跑货运。这就是21世纪的马鬃山蒙古族牧民。　　往返国门这一路的路况，比我想得要好得多。　　在路上，娜仁娜说：谢别斯廷，是羊胃里面没有来及消化的东西。但是，昨天采访时达西说：那然色布斯台音，含义是云母。可以肯定“那然”实际就是“那林”的音译。艾利克?那林，是瑞典地质学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色布斯台音（或者“谢别斯廷”）才是它的真正地名。　　下午6点20，回到马鬃山镇。　　在宾馆，就车祸的处理作了研究。吕总决定由他来赔偿损失。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决定。达布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的，他的车当时是西力得克开的，但是西力得克经营的宾馆，照我看上半年也不一定能挣得回这些钱。娜镇长更是为难。这个问题责任明确，气象局没有一点错，而且司机开的是公家的车，车出了问题，他只能追究责任，否则责任就成了他的。有了吕总的这个大度的决定，这次考察才有了圆满的结局。我以个人名义给了达布100元，为的是他要去修理自己的汽车。他的汽车撞了人家的车，自己也受了损失。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考察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考察。在这样的考察中，你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你也随时在修改扩充着目标，因为你自己就是依靠它才丰富起来的。它出的所有问题，都是考察的一部分。　　分手时，达布说：“杨老师，不要忘了我们呀！”这里面含着多少寂寞成分，我已经有了亲身体会。在马鬃山的蒙古族青年中，扩充与外界联系、不愿被快速发展的时代遗落在黑戈壁的愿望，恐怕从未如现在这样强烈。　　大家都累了，早早就休息了。只有我自己，还由三羊的雕像陪伴，在寂静无人的干净街道上漫步。马鬃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干净了，比许多大城市好得多。许多大城市可以说遍地是垃圾，但这儿根本就没有。当然这也许是风的“功劳”。但依我的观察也从未见到随地扔垃圾的现象。此外，是见不到一只随便游窜的狗。这可太难得了。它离牧区这样近呀！人们实际是能够将羊群帐篷与城镇区分开来的。　　风力发电的螺旋桨在凛冽寒风中极力盘旋，但城镇灯光昏暗。我真不想这样快就离开，也许边巴说得对：这样来去匆匆对我自己也是个损失。　　――我突然一噤，难道边巴是有什么话想说、欲言又止吗？《黑戈壁》十五　　3月12日，6点起床。一直在镇上散步。整个小镇还在睡梦中，只有宾馆的门厅一盏昏黄的灯光，亮了一夜。　　尼克木也起来了，在锅炉房忙碌着。据说今天清晨是零下12度，寒风砭骨。风力不小于七八级。　　9点钟，早餐，然后就乘气象局的车出发了。　　先到了离开镇子只有一两公里的公婆泉，那是一方一圆两个用水泥砌起的、相连的水泉，方的是“公”，圆的是“婆”。但这无疑是近年来建成的，因为，我已经弄明白这个名字是蒙古语的音译。当然，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相渗透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其实这也是历史遗迹的特殊魅力所在。　　快到10点的时候，到达了“碉堡山”。　　风大得几乎站立不稳，而且奇冷无比。吕总为我们买的帽子起了作用。下车后，我先在碉堡山的主体部分作了认真的观察。　　座落中央山窝里的，是要塞的主体部分建筑，其中包括黑喇嘛的住房，地下避难所。在哈士纶、斯文?赫定的相片上，在列里赫的油画中，相当醒目的坚固围墙、俯瞰山谷的岗楼，都只剩下残迹，不认真辨认都看不清楚了。离此不远，在山沟另一侧的是拜佛的特别房屋，其中包括僧侣居室。在它们的后面（西南），是客房，由一个小小山脊梁隔开的是生活垃圾堆，至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板结的灰烬与垃圾。接近平滩的位置，是一处接待室一类的房舍。山背后，有一处应该是库房。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监狱。连接山窝与平坦之间是卫士们的住地。这一族丘陵环绕之中，有至少8处房屋群（建筑遗迹）。　　站在实地，我想到了一个关于要塞的故事：黑喇嘛劫持了两个浪迹天涯的人。他发现这两人没有必要留在要塞，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能就这样（双手绑在一起，蒙着眼睛），能自己摸出去，我就放你们离开。结果，一个人走了出去，另一个人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给走出去的人送了一峰骆驼，给走不出去的人发了一把刀。一人继续浪迹天涯，一人留在碉堡山成了土匪。第一次见到哈士纶为碉堡山拍的相片，我就感到这简直是“迷宫”，就是叫你进去，你怕也找不着门。试想，无辜的商队在一个筋疲力尽的、即将落宿的傍晚，突然在山窝中见到了这里的建筑群，会产生什么感受？　　这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还是武陵渔夫的“桃花源”？　　这处丘陵显然也是有意选择的，不但有比较密集的山群，足以遮挡窥视的目光，山梁还从几个方向伸出去，如同人伸开的手指。而远处每一个向外伸出的“触角”，都有一个岗楼，总计大约有五六个。岗楼与中央建筑群之间，地面有战壕相连，战壕清楚可见，隔不多远就是一个掩体，完全符合战术需要。山的腹部有若干地洞，洞口隐蔽，由于有些已经坍塌，我们不能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地道，但当年这些藏在大山肚子里的暗道令人谈虎色变。　　在马鬃山碉堡山的要塞，整个工程气势浩大，井然有序，没有相当优秀的军事眼光，根本不可能设计得出来，这些建筑实用而且坚固，可以说从防卫来讲，要塞就没有“空门”。――可惜他没有想到如何“全身而退”。　　从山包放眼四野，远处有一处处的干涸了的水洼，已经泛起白色的碱霜，要塞所在的山群就由湖沼环绕。在山群的近处，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为帐篷环绕的遗迹――那就是黑喇嘛的部属们的毡房吧。当时我没有看出，但在事后研究相片时注意到：在环绕着碉堡山的平滩上，有一些奇怪的“痕迹”。那是些看上去如同用笔画在大地上的纹饰，它们不是车辙，它们也不是雨水或风的“作品”。也许那是当时追随黑喇嘛的牧民们规划的生活区域吧。我想，如果我们有条件在更高一些的位置俯瞰整个碉堡山，才能看清它的全貌。　　紧挨着道路的，是一座位于小山顶上的堡垒，它起到扼守交通要道的作用。当年那就是黑喇嘛的“税卡”。这个山丘的山体是经过修整的，为的是使他更加易守难攻，这个碉堡的“级别”也与其他的有明显区别。　　文献与传说都提到，这个要塞是经火焚烧后才废弃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寻找，在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在一个小小的房止，坍塌的屋顶还基本完好，在土层之下是成捆的芦苇，这些易燃的芦苇没有经过火的烧烤。有的门还保存着“过木”（门楣），但门扇一个也不见了。显然拆毁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行家里手干的。房屋主要是土坯筑成，也有利用山上的黑色岩石作过修补的。建筑这样一大片房屋、墙壁，附近没有见到取土、采石的场地。　　娜仁娜拣拾了两个碗的残片，因为太新了，不大可能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它应该不是黑喇嘛时期使用的，而是人们为他建立纪念碑时作祭奠用的。　　在两个马鬃山镇（肃北的、额济纳的），人们传说在碉堡山前些年出土过金元宝与“麻钱”（铜币）。但我们就见到了这两块残缺的粗瓷碗。　　我几乎找不到当年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了。　　大风劲吹，我费力向四下张望。最后我想起来，是先去看了那个“战备”时修建的坑道后，返回车辆附近时，最后才见到“敦煌天杰”的。于是也带着大家前往那个水泥的坑道。据老人们说，这是在黑喇嘛坑道的基础上于60年代“反修防修”时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而建造的工事与仓库。　　离开坑道，马上感到远处有一块平滩，与这一带其他的地域显然不同。来到平滩，就来到了发现“敦煌天杰”的地点。　　这是在要塞中心位置东南方（据中心大约300公尺）的一个特意修整过的山前缓坡上的遗迹，它在要塞的警戒区之内，占地大约50公尺w80公尺的地上。这里的地面明显与附近不同，附近几乎为一片黑色的砾石覆盖，看上去基本上是单调的黑色。这里如果不是本来就没有多少黑色的砾石，那一定是有人将黑色的砾石细心地清理过，显露出黄色的滩涂，上面布满黄色砂砾。在这里，上次主要就是见到了两组字迹，一是不太清晰的一片，另一是“敦煌天杰”。这次，我把这里作为重点。先是整个估计了经过清理的平滩的大致范围，然后再在这个范围之中依次寻找。经查找，发现这里实际至少有7处由人工镶嵌的字迹，只不过除一处（“敦煌天杰”）都不完整了。这无疑是后人专门选择的用来表达感受的“碑林”。　　基本查清了范围，就发现这片“碑林”的中心位置，实际是一个未完成的鄂博。我的直觉是，这里的“碑铭”，要数这个鄂博出现的最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不是由游人自发的随意组成。而是特意作出的。鄂博建成的时间很难确认，但是，鄂博的中心有一块钢筋水泥块，它应该是从不远的那个“战备坑道”的工地拿来的，它应该出现在那个“三线工程”开工以后，也就是说，不能早于“文化革命”。鄂博比一个办公桌的桌面略大一些，它的上方是清楚的数字“6?20”，下方有“1”“2”几个字，除了“1”“2”，中间的两个数字已经不完整了。上下的字迹都青黑砾石镶嵌的，砾石死死插在地上，坚不可摇。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天杰”的纪年，与鄂博一样，数字中间使用“?”断开，而不是“，”。　　我又去察看了“敦煌天杰”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痕迹。那肯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遗迹。在北京家中审视相片时，我曾经突发奇想，认为那可能是当时埋葬黑喇嘛的地点。因为那片青黑色的痕迹像一个侧身倒在地上的人形。据哈士纶等人记载，巴勒丹道尔吉（南兹德巴特尔）刺死黑喇嘛，将他随便埋在了要塞前面的平滩上，过了不久，他们奉命来想挖出尸体带走，可是只剩下了一个空的墓穴。这会不会是那个“空穴”？我在这儿徘徊不去，我仔细在痕迹的附近观察地面，可我实在找不出曾经被挖掘又埋上的迹象，这块大地平整无缝。我回望着“敦煌天杰”出神，娜仁娜来到这里，她问：这是什么？我摇摇头说，看不出来。不像是汉字。她突然叫道：好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听了她的叫喊声，长长出了一口气，我马上就认同了她的说法。　　为什么不呢？这个巨大的长形平滩，其实是用汉文、用蒙文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豪杰，好汉，英雄，勇士。　　一个浅浅的冲沟边上，发现了几行竖写的文字。娜仁娜看了看，说，左侧的一个字像是蒙文的“黄色”（“撒拉”）。其实我应该想到，表达对黑喇嘛的印象，使用蒙文最有群众基础。　　当然，这几处字迹只有“敦煌天杰”最清晰，那几个字无疑是汉族人书写出来的，是带有艺术意味的仿宋体，这种字体我在巴里坤当知青时，写遍了新建的房舍的墙壁。至于为什么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答案只有一个：这些“大地纪念碑”的制作时间不一致，也决不是相同的人所为。“敦煌天杰”写明是作于日，其他的无疑时间比这个更早。　　我用卷尺对这些字迹做了实地测量。“敦煌天杰”四字，“敦煌”一上一下，每字1米见方；“天杰”横写，每个字0.6米见方。整个碑铭是1.9w3.2米。至于鄂博――“6.20”那一组，面积是1.6w2.9米。它无疑处于整个区域的中心。　　中午时分，我们在寒风中离开了要塞。　　刚刚离开，就开始天降大雪。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心情复杂。在日离开小河时，2000年12月离开安南工时，都是天降大雪。通过音凹峡检查站时，又与“公婆泉－酒泉”的公共汽车相逢，又与那个“父亲出钱为她买了一辆载重卡车的姑娘”相逢。她的雇员这次没有先行走出关卡。　　午后3点，在玉门市的清泉饭店吃了午餐。　　5点过后，就着薄薄的暮色，回到酒泉“八一宾馆”。今天的行程一直在与风雪相伴。　　这次来到酒泉“八一宾馆”，我已经注意到，门厅出租的那个作“电子商务”的地方，只有男人自己了。2003年，他与一个姑娘为我们的车辆作了贴标。尽管萍水相逢，那姑娘几乎一句话没有说，可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今天中午离开马鬃山开始，一直到16日我离开酒泉，这几天当地一直风雪交加。　　这些天，我总是在“网络电话超市”集中时间打电话，一天要好几次。电话超市，往往开设在“计生用品店”，一边与远在天边的亲友谈着，一边看着仿真的阳具与种种适用的器具，真是有点怪怪的。　　我每天都在一个半径2公里的老城里徘徊，我真的希望能在这里自自在在生活几年。哪怕有几个星期也好。　　3月16日，临出发前，见到了市主要领导。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是礼节性的拜访。在交谈中，我一再想到马鬃山镇清净的街道，想到黑戈壁空旷的荒野。我想，也许有一天人们都知道了黑喇嘛，知道了黑戈壁的传奇往事，知道了黑戈壁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知道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泉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将使马鬃山镇走上前台，突显在时代的前列。　　在80年前，欧文?拉铁摩尔说，黑喇嘛是在重新结构古道，这个设想等于更新了古道的结构，着眼于改造进出新疆的“瓶颈”。拉铁摩尔没有涉及的是，黑喇嘛啸聚黑戈壁时期，正在丝绸之路的现代化时期到来之前。汽车交通即将取代驼马。斯文?赫定则是从这个角度看待黑戈壁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黑喇嘛，究竟是失败者呢？还是胜利者？　　从嘉峪关上了K44次火车。正点10点48分，火车开出“酒泉的西大门”嘉峪关站。临发车前，车厢里有几人在与亲人告别时哭了。说实话，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真心实意的离别眼泪了。这又使我产生了失意感。　　列车走的是北线，这是我第一次坐北线车。　　车上人不多。我曾产生过这样的错觉：在车厢里就坐的，是身披薄薄的棉被与我交谈的达西，是随时会与别人交流感受的副镇长娜仁娜，是用余光打量着我、真诚劝诫一个陌生人的边巴，是欲言又止的西力得克，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别忘了我们啊”的达布，是盼望宾馆宾客如云的尼克木，是“国门小学”和老师们搭伙做饭的副校长哈斯巴特尔，是用手机将镇上的朋友一一推荐给我的业余歌手欢新，是用友好的、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外乡人的“国门小学”的学生们……，我们将一路同行。虽然起点不一样，可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有相同的终点。　　3月17日，火车路经了包头、呼和浩特。　　晚上，7点，火车到达丰台，我决定提前于丰台下车。出站很顺利，打了一个黑车（其实完全用不着），30元，十几分钟就回到家中。　　只有儿子在家。刚刚放下行囊，就接到几个电话。没人提到黑戈壁，黑喇嘛，马鬃山。可一个比一个的事儿当真。　　离开两周之后，我又跌回到原来的生活中。穿越黑戈壁　　从4月开始，我就在准备动笔，将有关黑戈壁的见闻写下来，写成一本新书。可我迟迟不能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来，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次我攒足了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　　有了不久前的新的考察，我需要重新研究手头的资料。我不能立即进入写作状态。这在我确实不多见。　　我利用一切时间，从头审视自己能面对的一切：书面的与眼见的。　　在马鬃山期间，能到达并确认谢别斯廷泉水，使我颇有成就感。我曾发愿，要走遍中国西部与探险发现有关的地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我在地图上作补充查证。我找到了1972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地图》，同时，找到了1935年出版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最重要的事件是与6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正式划定边界有关的。据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当时蒙古国提出了一幅地图，在这幅地图上，黑戈壁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辖区。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国主要领导人指示谈判代表：在《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中，曾明确标示出一个泉水的位置，就是“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谢别斯廷”），而且明确画出两国的界线是从这个泉水的北面通过的。在划界谈判中，中方提出了这幅地图。因为它早已经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最终中蒙的国界，在这一段就以泉水为明确的“界桩”。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日两国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界议定书。　　而这个荒漠甘泉，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　　这个泉水的存在，就是古道存在的证明。在历史上，每当走北线的商队依戈壁与山脉之间的夹道西行时，谢别斯廷就成为天涯旅人的支撑点。是战乱、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行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当道路出现梗阻时，黑戈壁为不循常规的人预先安置了潜藏的秘境。当道路通畅时，黑戈壁成为旅人施展抱负的舞台。有水量丰沛的谢别苏廷泉水存在，黑戈壁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同时为每一个勇敢的旅人提供了一把进出黑戈壁的钥匙。　　此行没有前往明水。为了回忆在明水的见闻，我不但将日在明水拍摄的所有照片都冲洗出来，还将贝格曼当年（日）画的《明水遗址实测图》作了复原放大。这是关于明水的惟一第一手资料。一遍审视着像片与地图，一边尽可能恢复着我的记忆。　　明水古城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形制特殊，是因为它的位置关键，是因为它就在天山与黑戈壁之间，构连着这两个地片，隔离开这两个地片，是黑戈壁的门户，是黑戈壁的屏障，是黑戈壁的后背，也是黑戈壁的钥匙。　　我在史册中寻找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我推测：它必定和汉与匈奴的整体攻防形势有关，它是超规格的存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不利，在企图退回关内时，被汉武帝严令阻于玉门关外。他的临时将军府――“遮虏障”何在，早有定论。但我想，如果今后的研究考察证实明水的古城与李广利的回师，与著名的遮虏障，有特殊的关系，我一定不会感到意外。　　关于“明水”这个地名，在研究公婆泉的含义时，我没有联想到它。一次我偶然发现在清代的地图上，明水，写的是“岷水”。我同然想到，与公婆泉一样，明水或许也不是汉语地名，不是因为有地表水而称。最初它大约是音译。在西北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的语言中，“明”，是计数词1000的意思。在形容多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它，比如新疆焉耆的著名寺院遗址，叫做“明屋”，是“千间房”之意，表示庙宇规模宏大。那么，明水会不会是表示水源丰富之意？否则，贝格曼的实测图上面的那条河（“运河”？）就失去了实际的依托。当然，在马鬃山碉堡山给我的感觉是附近在以前一定是个湖沼。明水古城的海拔高于碉堡山，但它们都在三面大山的环绕中，都有充足的地下水脉。　　深入了解了关涉到20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的事件，就清晰地理出了与黑戈壁有关的历史过程的顺序。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步黑喇嘛后尘者涉入了这个区域，最终谁也没有能从其中脱身。这是一场古怪的4人接力：起点与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尧乐博斯是4人中惟一的得善终者。可在台湾的岁月中，他一直在努力从黑戈壁脱身。在回忆录中，比如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8月号）的《马仲英扬威天山记》；《瀚海潮》（1948年4月号）的《记马仲英》，尧乐博斯反复提到，自己于1931年6月上旬某日，到甘肃酒泉（肃州）面见马仲英，是因为想前往中央（南京）述职路过，顺路去看看“尕司令”。尧乐博斯一直到临终前，都在一切场合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专门到酒泉请马仲英入新的。他没有肩负这个使命，这也不符合他的意愿。　　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次一拍即合的约定。可以断言，马仲英觊觎新疆已经不是秘密。黑喇嘛死去，马仲英知道应该到哪儿去“逐鹿”。广袤的新疆是他的猎场。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新疆的机密档案，那是他抢在新疆解放前，从西藏出境，带到台湾的“资本”。就是这些档案证明：盛世才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尧乐博斯。实际他连自己的亲人（比如妹妹盛世同、弟弟盛世骐）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关于尧乐博斯，《新疆风暴七十年》证实，在盛世才时期他始终是特务监视的对象。书中引称了“警务处档案”的卷宗，其中“八号情报员”的机密情报证实，在1934年尧乐博斯计划在马鬃山的公婆泉建立汽车站，发展汽车运输，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油库，名义上是为了便利商队，实际上是等日本人占据额济纳之后，进一步进入新疆，作好准备。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如何，已经难以判断。可是，在当时总体的背景之中，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首先，确实有人计划在黑戈壁马鬃山建立新的交通枢纽，而日本在黑戈壁一侧的额济纳活动如何处心积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尧乐博斯来说，只是一个涉入有所深的问题。　　另外，我在1998年新出版的《额济纳旗志》“匪患”一节，读到了这样的记载：　　1949年冬至1950年春，60余名乌斯曼匪徒多次或南沿额济纳河、或西逾马鬃山入旗劫掠。据记载，乌斯曼匪徒在额寂纳旗抓走牧民2人 ，打死打伤6人，抢走骆驼700峰、牛马500峰头（匹）、小畜数百只以及其它财物。11月1日，乌斯曼匪徒还枪杀了额济纳旗前往鼎新邮路的邮运员阎庭有。在人民解放军和旗保安队的打击下，1950年6月间彻底平息了匪患。　　以上的内容足以证实，尧乐博斯、乌斯满，从来没有忘记、忽略黑戈壁。实际上在逃离“三区”之后，在从阿尔泰开始的逃亡过程中，他的关注点就在黑戈壁。他的首选在这个三不管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无政府状态最合乎他的胃口。只是，“伊吾四十天”使得黑戈壁的“邻居”――天山东部――过热，只是额济纳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人民政权，黑戈壁不再是“真空”的，他才不得不逃往南山中的无人定居区。　　我反复研究着黑喇嘛的那张著名的“标准像”。　　可惜的是，哈士纶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从何而来的。但，肯定是出于黑喇嘛一方，因为在相片的右侧有两行汉字：“诺音喇嘛”；“任籍甘肃安西”。　　根据这两行字，可以判断出这是正面的宣传。甚至我推断，它必然与杨增新颇费唇舌地为之解释的一个说法：丹毕加参为民国接纳，成了甘肃的官员，有密切关系。说不定这就是当年广为散布的、引起杜尔伯特郡王、唐努乌梁海贝子等外蒙古上层人士不安的那个“布告”。它的目的其是提醒丹毕加参的对头们：丹毕加参如今就是那个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是可能出于外蒙古的反间计，也是外蒙古苏赫巴托尔政权放出的试探气球：看看黑喇嘛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民国政府。但这毕竟是丹毕加参在黑戈壁占稳脚跟之后惟一的“标准像”，此外，从他逃入中国后，生前就再没有曝过光。　　我一次次试图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相片上辨认它的背景与拍摄时代。我的结论是：它就是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前拍摄的，他的后面，一远一近就是追随者或既是他自己的帐篷，背景则是马鬃山低矮密集的丘陵。　　我特别在意他脚下的地面，在反复搜索后，我认定这个照片是在铭刻着“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等文字的那片平摊拍下的。丹毕加参手持钢枪，稳稳当当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砾石的大地上。这时，要塞可能还没有完工，但他已经在马鬃上占山为王。　　我记起，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戈壁时，似乎在当地发现过铭志在大地上的“碑铭”。　　果然，在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1927年，考察团离开了树叶落尽的额济纳河绿洲，试图穿越黑戈壁，前往“新疆第一城”――哈密。日，路经了一个小小的绿洲，再踏上路途，路边出现一条铭文，每个字有2米见方，是用黑色砾石镶嵌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大字似乎闪闪发光。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亲自为赫定将这几个字译成法文（他们一路上就使用法文交流），大意是：“只要我们拧成一股劲，老天就会帮我们的忙。”　　徐炳昶教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有更准确的记载：　　（1927年11月）二十八日，最低气温零下二十度，地面则止二十二度七。……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躲避此山。道左有远山，颇多层叠，近山苍郁，远山迷茫。十二点一刻，见道左地上铺黑石作大字，往观，则作扁状，题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献”字，后题“魁顺永”，大约系一生意字号，下列姓名甚多，内有一“云贵”，大约亦系一人名。……时期为民国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后尚题四句说“此条路径，乏少人行；兰税逼迫，致使重登”。辞甚质俚，为过路商人所为。　　一天行程之后，黑戈壁上又见到了新的铭文：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温度零下十七度。……入谷时，见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没水，行人注意”。不久路离河身，愈不平，溪谷崭岩，黑石童然。……今日所行，山阴多有积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听说前路旁有字，往观……　　两天行程中，一共在路旁发现了三组铭文。第一组有时间，即日。这是在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之前三个月，由路经的商旅制作。但如果这个日期是阴历，那这些字就是在不久之前留下的，想必他们与“魁顺永”商号的驼队，曾在额济纳相逢。　　可见，在黑戈壁，在从内蒙古到新疆的古道上，确实早就存在这种利用黑色砾石在平坦大地上镶嵌文字志感的方式。但是……　　但是，在碉堡山出现的铭文，肯定与过往商旅无关。它不是在指路，也不是在祈求好运。这是它与其他铭文的不同之处。而然，在看到“敦煌天杰”时，我也不约而同地感觉那些青黑色的大字在闪闪发光。　　选择哪个地方建立“碑林”，难道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零零星星地为关于黑戈壁的新书作着笔记。写着写着，我发觉自己逐渐接近了起点。只是……一次次拿起了“标准像”，我终于明白自己忽略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　　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为黑喇嘛的为了一个“素描”像：　　高高的额头、不太突出的颧骨，几乎成直线的两只眼睛，笔直的高鼻梁。　　――这简直就是那个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的素描。在一些文献中，曾经有过黑喇嘛并没有被刺杀在马鬃山的说法，另外也有黑喇嘛实际上是有个“替身”的说法流传。　　说他有替身，是因为他曾在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在此之外，我觉得不能忽略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的内容。哈士纶曾说：在他路径黑戈壁时，蒙古根本不相信黑喇嘛被杀了的说法，理由之一是黑喇嘛的坐骑――著名的乌骓马――当时不在马圈之中，外蒙古来的人也没有找到它。在乌鲁木齐结识了从碉堡山最后的灾难中生还的札哈沁贝勒，哈士纶听札哈沁贝勒说：黑喇嘛一死，他就从马厩中牵出那通体乌黑的、神骏的乌骓马，并骑着它才逃出生天。他还没忘记为乌骓马背上黑喇嘛的“招牌”――据说是阿睦尔撒纳生前使用过的银马鞍。可是……可是当时人都知道：这乌骓马除了黑喇嘛自己任谁不服，谁也驾驭不了。那马鞍就更别说了，它几乎是黑喇嘛的“权杖”。　　那么……那么下一个问题肯定是：这个“札哈沁贝勒”究竟是谁？　　――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就是黑喇嘛的替身！　　这样就不能排除：在碉堡山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死的，其实是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而与哈士纶在乌鲁木齐结识的札哈沁贝勒，正是黑喇嘛本人。　　什么所谓自己是被黑喇嘛－丹毕加参施加“催眠术”；什么自己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在执行别人（黑喇嘛）的意志；什么……这些托词都落到了实处。　　丹毕加参刚刚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的监禁地放回内陆亚洲首先为札哈沁部落收留，在札哈沁部落呆得好好的他却想到要来新疆避难。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外蒙古刚刚刺死了死敌黑喇嘛－丹毕加参，就专门派人来碉堡山想重新挖出他的尸体，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外蒙古与苏俄一直保存黑喇嘛的头颅，难道就是为了这个？黑喇嘛死后，他的当与不愿离开无人之区黑戈壁，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在红石山的坑杀降卒，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知情人来此以“敦煌天杰”祭奠，难道……也是为了这个？　　……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碉堡山，就站在那个黑黢黢的暗道的入口处。　　我的不安是从“碑林”起。最终它也在“碑林”结束。　　我将日拍摄的像片冲洗出来，并作为重点。“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是谁，在什么背景自下写出的这些铭文。当然，我仍然不知道日，在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已经弄清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这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一组日新发现的文字。也就是说，那个“鄂博”。我拿着相片反复审视着。上面的“6?20”清楚无误，下面的数字，可以判断是“1992”，因为它不可能是“1892”，更不是“1792”。　　1992年，在马鬃山发生了什么呢？那是一个罕见“新闻”的冷落地方。　　我突然明白了：　　在1992年与1993年，“北大门”――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正式开放。那是甘肃省惟一的对外开放的口岸。在1992年与1993年，这是重大事件。在马鬃山寂静的街道上，这时想必簇拥着来自甘肃，以及内蒙古、新疆等附近省区的人们，还有……来自外蒙古的客人。这是20世纪与外蒙古关系的“最后的辉煌”，必将载入史册。如此说来……　　4月2日，一大早，我与娜镇长联系，但一时未能接通。我再打了吕总的电话，通了，但吕总正在从云南返回酒泉。　　4月4日，我与在酒泉的李总通了电话，请他设法与马鬃山的娜镇长联系。一天坐立不安，等电话，同时因为找不到突破口而急躁。　　晚上9点，娜镇长打来电话，将有关“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的情况作了通报：1992年，第一次开关，是在9月1日－15日；1993年，9月1日－15日最后一次开关。两年间一共开了4次。　　我一时愣住了。9月，可鄂博的纪年是“6?20”。我的直觉错了？可我的直觉从未“闪”过我。　　我马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9月开关之前，有没有外蒙古来的人在马鬃山哪怕路经过？　　回答是：根据镇日志，在1992年6月，蒙古国方面来了一个考察团，在马鬃山镇住了一两个晚上，然后就前往酒泉了，此后又到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作了停留，再由哈密的海关出境了。　　1992年，6月，马鬃山镇来了境外的客人，他们在当地住了几天。他们走后，在马鬃山镇附近的碉堡山，就出现了有“日”纪年的、为黑喇嘛安息祈福的鄂博。而马鬃山是寂寞的小小镇子，每个外来的人都是新闻，每个新闻，都会长久为人们回忆、议论。这样巧合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过。　　难道这真是天意？真是到了应该为黑戈壁，为黑喇嘛－丹毕加参在历史上补记上一笔的时候了？　　有了正是的记载，就可以推断，这个鄂博是首次跨过国界的境外的蒙古人专程来马鬃山修建的。而这个鄂博，是“碑林”的第一个“碑石”。　　……如同一扇闭得死死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最初，出力气的人看不清他将面对的全部事实，但他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终于为他身后的人留出了观察秘境的通道。　　黑喇嘛－丹毕加参，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坏人”归类；“黑戈壁”，也不单纯是一个空阔的舞台。在黑戈壁的黑喇嘛，对内陆亚洲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留下过深刻印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将历史化解为迷信，我们要将迷信还原为历史。”如果可以从此出发，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被红的、白的、黑的……这些色调眯住眼睛，扰乱心性。　　我终于回到电脑跟前，写下第一行文字：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叫做“碉堡山”。现在时间是：日上午10点20。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