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幅太虚海涛法师求财富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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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幅950*120的风景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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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是我拉伸后的,不能用,求一幅不失真的
楼主看来要超宽的风景,我们老九斑竹有的
欲飞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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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是要超宽的,这个用相机怎么照出来的
杰宝儿他爸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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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需要有接片功能,老九相机有,建议你和他联系
欲飞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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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主要不认识,不好意思
杰宝儿他爸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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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主题的,是要接片的,还是原片?下面给你发两张非拉伸、非接片的原片。受论坛发片限制,如果大小不能满足的话,可以通过联系直接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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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80413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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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是这样的,要是乡村,山野体裁的就更好了
杰宝儿他爸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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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题材论坛中片子不少啊,暂为你发几幅剪裁后非拉伸、非接片的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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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80413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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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简介
&&&&&& 陆继锋先生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需大学(现已并入吉林大学)、&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年在广西军区工作,长期主管广西的军事外交,先后接待过自世界50余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团, 共荣立三等功3次,并成为广西军区成立以来第一位考上和担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军官;年被联合国派往MINURSO任务区担任人事官,受任务区嘉奖3次,并获得由任务区司令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签发的嘉奖令1份,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1枚。
陆继锋先生先后访问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埃及、摩洛哥、韩国、柬埔寨、泰国等20余个国家,有很强的英语实战经验;2004年回国后创立&用好英语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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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传奇赤血宝珠待马路边围观的人反应过来时,星王合击刚开一秒而且没有了可以站出来进球得分的关键先生.发生错误,您可将此错误报告给我们,我们将非常感谢您的反馈。[老照片]建国初镇反:国军起义上将企图越境逃跑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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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东安人在长沙 于
20:30 编辑
我深感武文俊是可怜又可悲的。小知识分子往往是可怜又可悲的,小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一样不富裕,但不同的是他们又读了点书,能思考,能看问题,忍不住会发一点议论,麻烦可能会因此而至。从武文俊的信可以看出,他还不完全是在“泄私愤”,还有些“为民请命”的意思,实践已经证明,他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在那样早的年代,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就写不出这样的信。悲剧也出在他爱读书、能独立思考方面。作为一个教师,国家还是给了他一点工资的,他的生活不会比当地农民还差,但一个地道的农民就不会有他这样的悲剧,一个农民既写不出这样的信,也思考不了这样的问题。
& & 可怜可悲还在于这个“小”字,如果是个大知识分子,影响力也大,在杀不杀的问题上可能还要考虑斟酌一番,不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即使错杀了,现在也一定“平反昭雪”了,或追认为“烈士”什么的。《水浒传》中把小知识分子出生的军事取名“吴用”真得很贴切,“吴用”乃“无用”也!他为宋江出谋划策一生,但最后只落得上吊自尽的下场,可以说吴用的内心深处是不赞成投降“招安”的,但他也不可能公开跳出来反对,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来尽力保护李逵,保护武松,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这很像文革中的周恩来。
& & 知识分子真得很无用,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权无势又无钱无财,偏偏心中又有道义,还不肯谄媚拍马,卑躬求人,时常被骂为“穷酸文人”,他们能发挥其所长的便是他们的文字,所以往往文字偏激,仅从武文俊的信来看,他够“恶毒”的,而生活中的他却是个“老实人”。
& & 就是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是相似的,上海一次搞纪念鲁迅的活动,特邀唐弢先生参加,唐弢看了直摇头,“鲁迅先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主办者把鲁迅都弄成“横眉冷对”样子,在他们看来,鲁迅先生的杂文那么厉害,一定是脸色铁青、嫉恶如仇。而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很和善,唐弢说,鲁迅先生即使和林语堂、胡适之也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杀死的冤家。
& &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他的文章被毛**誉为“很有辣味”,看他的文章恐怕很难与他那“弥勒佛”般的长相相联系,有人说他是“用笔杆子杀人”,但到底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所以他在林彪、江青**集团案中量刑是较轻的一个。& &
& & 本来写文章是为了给人看的嘛,“文似看山不喜平”,“只有片面才深刻”,如果一篇文章四平八稳,味同嚼蜡,这样的文章谁爱看呢?
顾顺章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日被捕,随即叛变。关于他的被捕和叛变经过,很多论著都已经说过。除周恩来外,当时在**中央执掌大权的王明,也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之一。因笔者多年研究王明,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给我一些王明及其夫人孟庆树留下的原始材料的复印件,其中有一份《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孟庆树对这些材料曾作如下说明:“以下几种材料,是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的一部分。”为了把顾顺章被捕与叛变的有关情况研究清楚,现笔者将这份材料中的有关内容提供给大家。
关于顾顺章这个人,孟庆树是这么说的:
“其为人流氓习气很重,政治文化水平很低。立三中央时对他和对其他工人干部一样,不重视政治理论教育,大批党的经费任他花费,不加检查,因而他的思想、生活早已腐化。”
关于顾顺章被捕的地点,一般都说是在武汉,但孟庆树说是在南京。她说:1931年4月某日,正当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时,陈庚(即陈赓笔者注)同志把周恩来同志叫出去谈话。过了一会儿,周回来说:“顾顺章被捕并供出12个机关的地址。”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是怎么回事,周说:“顾顺章用特科的一只小轮船护送张国焘、沈**、陈昌浩、张琴秋同志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不知道回来时他为什么把船停在南京码头上,并且自己下去看看。不料原在特科工作、后来叛变的‘小阿连’(真姓名叫什么,什么时候被捕叛变的,可能周知道)正在码头上,就把顾捉住了!”
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央的,但孟庆树说不是他们,而是“老鲍”。老鲍(老包,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同志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秘密党员。当他接到**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机关的命令时,立即把顾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两同志从南京逃来上海,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
孟庆树还说,顾顺章被捕后,陆续把李克农、钱壮飞和老鲍三人的关系告诉了敌人。李、钱立即逃走,未遭毒手。老鲍被英国总领事找去盘问,老鲍说:“这是GCD特务头子顾顺章假叛变,而且想陷害我。我自己到南京去见陈立夫说明情况。”老鲍到南京见到顾顺章,首先打了他两个耳光,说:“你这个混蛋,你假叛变,还想诬赖我。你供出的12个机关,一个也不是真的!我都派人去看了,没有捉到一人,可见你是假叛变!”这样一来,敌人对顾顺章的叛变,不完全相信。老鲍仍回英租界当鲍探长。英国人和**总部虽然不像过去那样信任他,但并未马上撤他的职。向忠发被捕后,中央劝老鲍到苏区去,他说:“现在已走不了,已被严密监视着,不能离开英租界。”后来英国人不要他了,但仍监视他。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后,老鲍同志在上海领导抗日运动,被日本人杀害。
关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的应急措施,孟庆树说,由于情况非常紧急和严重,很多机关要搬动。顾的岳父、岳母、妻子都不是党员,政治上落后,只听顾顺章的话;又由于顾原来常用三人去做机关联络工作,所以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和顾联系上,无疑就增加了3个特务。所以中央常委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建议,就是立即消灭这三人,并搜查顾的住宅,不仅搜出很多打(每打12罐)价值很贵的罐头和一大包鸦片烟土(顾平时**鸦片),而且搜出顾用党的经费在上海郊区买地的地契,地契上写着他岳丈的姓名。但和顾关系很深的家庭女工小娘姨逃跑了,结果她就成了敌人逮捕向忠发的线索和助手。
关于顾顺章叛变后造成的危害,孟庆树说,他虽然没有捉到中央负责人,但他把1930年4月立三路线开始盛行时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给了敌人。在此之前,因为恽代英善于应付,并把装在口袋里的机关地址吃掉,没有什么证据,敌人始终不知他是恽代英。
孟庆树还说,顾顺章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王明)。同时,蒋介石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所有交通要道都设有暗探守着。日,向忠发被捕。
本帖最后由 东安人在长沙 于
13:17 编辑
15:19:50 上传
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邓发(1906年—1946年),中国GCD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日生,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人;乳名8仔,书名邓元钊,化名易林。父邓兴盛,母欧氏。
个人履历&&1945年10月,邓发在法国原中国大使馆门前
1912年归庵书堂读书。1915年迁开平县水井墟古劳村。1916年返云浮,读私塾。1917年夏东明小学插班2年级。1919年转城西小学。参加“54”运动。1921年辍学到广州在东区公安局做勤杂,西湖路公益祥旅店当茶房。冬到香港,太古船坞轮船上当厨工,参加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积极参加工会工作。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时回广州。7月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罢工委员会宣传部宣传队小队长。1925年10月由苏兆征介绍入党,任支部组织干事,西业总工会常委兼**党支部书记。1926年7月入**,任**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参加支援北代战争工作。1927年4月任**广东油业工会支部书记。后到香港。11月回广州为广州起义准备工作。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任第5区副指挥兼5区工人赤卫队队长,5区暴动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按组织指示回到老家。
1928年春赴香港,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秋任广东省委委员兼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冬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职委书记。被捕,营救出狱。1929年任广州市委书记。不久任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兼香港市委书记。1930年春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夏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工作。1930年9月任**6届3中中央委员。1930年2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4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7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1月任**6届5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人大量的**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谭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人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64]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队、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65]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闽西肃反的牺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反映了苏区肃反运动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在日召开的闽西第一次公审处决大会上,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66]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飘洋过海以求避难,更多的人则纷纷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
傅伯翠是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其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67]
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GCD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傅伯翠拥兵反抗之后,日,又爆发了在**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闽粤赣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69]
邓发作为**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军委2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35年任**纵队政委。9月任陕甘支队3纵队政委。11月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6月受**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1937年在苏联参加中国GCD代表团的工作并学习。1937年9月回国到新疆,任**驻新疆代表兼第18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持党的新疆工作。1939年秋回延安。1940年初任中央党校校长。1月兼《中国工人》月刊编辑委员。2月兼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工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1940年5月-1942年秋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2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3年3月兼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4月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月参加**7大,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月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任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到英国参加英国GCD代表大会。1946年1月回国,到重庆协助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的工作。
日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难(同时遇难者还有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重要领导人)。
1930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陈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结合了。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成为闽粤赣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为建立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遗余力。当年曾在邓发身边工作的卢伟良回忆说:“邓发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闽西永定县虎岗,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他指示我护送叶剑英同志途经香港、汕头、澄海、大埔,最后到达苏区。邓发同志十分高兴。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开辟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就在这一时期,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错误领导了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7月,邓发奉命奔赴中央苏区并成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19日,大会经过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在保卫局成立之前,**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局在**中央领导下,为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维护秩序和稳定,捍卫红色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只有25岁的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公安部的前身。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由于邓发的努力,红军军纪严明,作风果敢,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邓发参加长征,历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3纵队政委等职。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邓发拥护毛**的领导。会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连夫人陈慧清好几个月也难得见上他一面。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GCD秘密JC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提起这件事:“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邱会作晚年完成的回忆录记载了此事。他感慨: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据何方先生回忆,刘英生前曾经告诉他一件事,七大时,毛**到张闻天处征求对中委组成的意见,对刘英说,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刘英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中央委员。
在新疆期间,邓发一手撮合成了毛**亲弟弟毛**和朱旦华的婚事。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1938年从上海到延安、毕业于陕北公学的朱旦华与27位同学一起被党派到了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先在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1939年的初春,在省政务委员会议室里,政务委员们正围坐在长方形桌子周围,听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毛**)宣读《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的计划。计划宣读后,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主张拿出去试试看再说,有的人表示反对。朱旦华在听了各种意见后,毅然站起来,坚决支持周厅长的主张,并讲了理由。
毛**问邓发:这位操浙江口音的女委员是谁?邓发当时是新疆的党代表,当然知道朱旦华的情况。没几天,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你的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吧!”邓发开门见山。
朱旦华被猛然一问,顿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邓发又以一个长者的口气说道:“女同志找对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就是这种人,他是毛**的弟弟毛**。”
“毛**的弟弟,毛**!难怪和毛**有些像哩。”她恍然大悟之后,忍不住又问了一句,“毛**不是早就结了婚吗?”
邓发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他们长期不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是经过组织批准分手的。”并告诉她:“周厅长身边的秘书、司机、公务员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上说,周厅长需要一位贤内助。”不久,他俩开始了直接交往。毛**去苏联治病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炒了几个菜,为毛**饯行,也将朱旦华请来了。席间,邓发举起酒杯,高声说道:“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1940年4月间,毛**与朱旦华举行了婚礼。日,朱旦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毛**已45岁,中年得子真是喜不自胜,亲自为儿子取名“毛远新”。
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之美。又一次做“红娘”,撮合成邓**、卓琳的婚事。1939年8月,刘伯承、邓**一起从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后,邓**与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中写到:邓发和邓**“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认邓发是邓**的“好友”。邓发热心快肠,见邓**与金维映离婚后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个漂亮姑娘。一有空闲,邓发就拉着邓**到处转,刘伯承戏说他们活像两个“夜游神”。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还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邓**与卓琳的婚礼在杨家岭毛**的窑洞前举行,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孔原和许明。出席婚礼的佳宾,都是未来共和国的中流砥柱。这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突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来,拼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丢下新婚的妻子,独自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素来酒量小的邓**有敬必喝,竟然不醉。当时,很多人都称邓**“海量”。其实,这是邓发做的手脚。当酒阵刚摆开阵势时,邓发见来头不善,就对刘伯承说:“我们要想个法子帮**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总是不好。”于是,他与李富春合谋,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免出洋相,不然邓**一样会醉倒金山。为了给邓**夫妇提供洞房,邓发还把居住的窑洞腾了出来。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任邓发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解放区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并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邓发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上,邓发作了演说,代表中国工人提出了八项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并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邓发回国,在重庆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一起为中国工人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和朱学范结下了深厚友谊。值得一提的是,邓发回国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面呈毛**。为不负所托,他将油画精心包裹,形影不离。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灰飞烟灭。
日,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蒋介石还带走了什么?——那些赴台的神佛们
我想,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TW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TW。
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TW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的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TW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TW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
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TW,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
还有呢?至少正统观极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教统”也得带去TW,说人话就是,这个教那个教的“神、佛、圣”们也和蒋去了TW。在蒋心中,这些另类“大师”们也未必不是“道统”的一部分。当然,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方舟子们“科学主义”影响的我们来说,这些“大师”走也就走了,无甚可惜,我们只要“德先生”和“赛先生”。
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TW的,蒋没有文革小兵们爱挖先人祖坟(“孔林”也被挖过)的奇特嗜好,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那话怎么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前就传下来的“衍圣公”。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的历代王朝,哪怕就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是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 “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多说一句,秦始皇最恨儒生吧,也没有动孔家的意思,还给孔子额第九代嫡孙封了个“文通君”的称号。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
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孔德成六七十年代在TW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TW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或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TW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
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那或许对他也没有意义的那一声抱歉。
无神论的国度自然是不不需要“圣”的。我只是纳闷,为什么毁了人家几千年来的祖坟,几十年后还可以大言不惭的“尊孔”,堂而皇之的办起“孔子学院”。
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抱怨吧。
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TW“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道统没灭。
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TW,他就是神。
跟着蒋介石去TW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
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您肯定读过《三国演义》,就是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
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在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
张恩溥一到TW,就创立了TW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TW。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
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在这时来了,张恩溥携至TW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 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谁当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
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秀底线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TW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TW,而不在祖国大陆呢?
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
但别急,还是没有张金涛啥事。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TW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
“张天师”带往TW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TW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
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
有清一代,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
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据说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慈禧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便问年幼的章嘉活佛,由章嘉指路而逃离脱险;有一次慈禧患腹痛不止,要求年幼的章嘉活佛用手按摩,手刚按下,太后的腹痛立止。
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TW的。从清末以来,以**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TW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后便宣布终结了转世。
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TW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TW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
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TW已是缘分已断。然后,章嘉活佛在TW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
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不过,这已不是本文重点,容后再表。
在章嘉活佛和白圣法师等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之后,今日的TW已是华人地区中的佛教希望所在,佛教信众已达五百多万。
我想,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TW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TW。
本帖最后由 东安人在长沙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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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对刘海粟的了解就仅仅限于知道是一位有点绯闻的艺术大师。可再读徐悲鸿对他的贬低和痛斥,就觉得他可能确实人格有亏。等再看周家孙子等人对他的揭露,结合徐悲鸿的批判,就感觉刘海粟简直不是人了,而就是个拿了画笔做执照的,专门玩弄女性的无耻流氓,当年聘了好看的女模就要搞,见了好看的女人就想上,连自己师母和自己儿子的女友都不放过,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看来当年的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客没有骂错他们这帮披着艺术外衣,却行污淫诲盗之事的高级流氓。真要如此,当年的孙传芳大帅真应该为民除害,一枪崩了那几个流氓艺术家,一手取缔裸模画院。但人性真是丑陋到如此吗?真是越是高级的艺术家就越是流氓无赖吗?而这个刘海粟居然无耻了尽百岁才撒手西去,而正直无私的徐悲鸿享年却只有五十八岁,难道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好人没好报,坏人乐逍遥’吗?可这里有很多事情又很不合逻辑,有很多讲不太通的地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就以刘**师母为例,没有旁证,又如何解释刘怎能屡次得手又屡次脱身呢?真要有如此的心机,怎么刘的事业总是处于半红不紫,高低不就的地步呢?
而等我看了刘的嫡传弟子,唯一的研究生传人简繁先生披露的绝密信息后终于恍然大悟了,一切以前感觉逻辑不通的地方都迎刃而解了,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廊桥遗梦’。一个十七八岁风流潇洒的艺术男生见到一个二十出头的美丽女生而心生恋慕,却发现她已被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画师,自己的开门老师纳入房中,作了个**(大奶在国外)。这名艺术男生一来就不太服气老画师的功力,又感觉埋没委屈了那个女生,于是有意与之眉来眼去。而那个艺术女生本来是仰慕老画师的才学而投入其怀抱,却发现他早已因医疗事故而失去男人的能力,与老画师结婚三年还是处子之身,于是日久天长就与那个恋慕自己的小男生两情相悦有了红杏出墙之事,终于初尝禁果。这里真不知该为此女生能为并不专一的男人受了三年纯洁女儿身而感到钦佩,还是应该为她最后持守不住而得尝做女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总之,答案没有标准性,只有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这种幸福对女人注定是短暂的,很快因为女生身怀有孕而即将败类,而此时正是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时候,就在多数男人都会选择退缩不前,装傻充愣的时候,那个小男生在女生面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担当,据说马上要找那个老画师单挑:既然你早没了做男人的能力,干嘛还占着茅坑不拉屎呢?不如干脆成全了我们吧。但退缩是那个女生,禁果已尝,人生无憾,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太监只好用手,总之,最后还是没能逃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做了感情路上的逃兵。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恐怕答案还是没有标准性,只有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最后奇诡的是,既然要吃回头草,那就应该把怀上的野种赶紧拿掉,装个没事儿人的样子,就当是大病一场之后从头来过。可不知怎的,却让那孩子生了下来,成了新的家庭成员,恐怕这还是母性的天然反应,怕就此没了繁衍骨肉的希望。可这里最作难的是那个老画师,你说他不要了这母子吧,自己本来注定是要绝后了,就是把人家都宰了,还落得自己一人孤苦;可要是留着他们娘俩,自己做男人的脸又往哪里搁?所以这个家庭的后半段基本就是一种精神分裂状态,老画师清醒的时候无可奈何,对孩子也算尽职尽责;而一喝高了酒就暴跳如雷,痛打老婆暴打孩子,把自己做不成男人的气往这母子俩身上撒,你说他坏吗?可搁谁也难平衡得了,你说那女人坏吗?那男生坏吗?答案还是那句话:没有标准性,只有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由此刘大师的性格就历历在目,跃然纸上,那就是敢爱敢恨,不计后果。这也是他一生女人多多,却很少长久的原因,也是他活得长寿的原因:没心没肺,没皮没脸,就是个感情上的小顽童、大顽童、老顽童。但上天是公平的,刘老一生越女无数,可几乎又都被女人抛弃,最后找的那个只是一个小保姆(这种结局和徐悲鸿一模一样)而已,从他对最后一任妻子的态度上就知道,那只是一个胡来唤去的使唤丫头罢了,很难说有什么感情。就是说一生以情圣自居的刘老其实连基本的夫妻恩爱都没有享受过,只是一种男性发泄的工具而已,再兼做交际的工具,敛财的工具等等,就是没有做夫妻的恩爱,看来感情就想是沏茶,茶叶就这么多,感情熵值就这么多,你可以冲泡一两遍,也可以冲泡十遍二十遍甚至一百遍,但最后泡得次数多了,自己都感到乏味无趣了,只好做漱口水吐掉了。
**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日,毛**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政权有可能被**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GCD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GCD的思想非常严重。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GCD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也没想到**会快速战胜**,毛虽在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
**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在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GCD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打**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GCD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和**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和**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GCD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优点第一条。
**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忙于和**争夺地盘,而GCD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为反制**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GCD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TW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TW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与GCD相比,**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GCD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蒋在日,即邱清泉**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 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日,**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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