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世人讳言讲学，无论官修史书《明史》还是私撰野史，无不尽可能略去明末东林党人讲学事迹然而江阴人陈鼎却一反时忌，他在康熙朝所著《东林列传》一书“独以褒集记述”。陈鼎在《自序》中指出：
盖自东林讲学以来风气顿回，贤良迭出奈崔魏煽祸，逆珰熾虐继之逆案诸奸，反指东林为邪为党终之熹、思两朝，斩艾放逐殆无虚日。至于国亡之后学者竟以东林为祸源，缄口结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齿及者后生小子辄摇手顿足，其畏也若洪水猛兽決逸而来逃死不暇，局势之变乃至于此。[1]
为了“俾读者论世知人得以辨别贤奸，而深思其薰蕕杂廁之所以然”[2]《四库全书》收入了该书，然而陈鼎的议论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他特为此书作了禦题。他说此书“虽可资论世之助”“故录而存之”，但陈鼎“其邪说背理则不可不揭正以诏为政者”。清高宗借《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此公开、明确地否定了东林书院讲学的积极意义，他说：
盖有讲学必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鉴也夫致国破家亡，黎民受其涂炭者不可胜数而方以死节殉难者多为有光于古，收讲学之效；则是效也徒成其为害。真所谓国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3]
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看法是清朝统治者公开明确的政治表态影响深远。遵循这一评价标准这一时期纪昀等撰寫的《四库全书》各书卷首提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涉及东林讲学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评价时均与乾隆帝的御题如出一轍。《四库全书?东林列传提要》这样贬低东林诸儒：“非但难语于宋之道学诸儒亦未可拟于汉之党锢”[4]。在《四库全书?泾稿藏稿提偠》中这样责备顾宪成：
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詬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鍺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憾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5]
他们说东林讲学“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流品亦遂糅杂”。又说及至魏忠贤乱政之初“诸人力与搘拄，未始非谋国之忠而同类之中，奸贤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于是党祸大兴一时誅斥殆尽，籍其名颁示天下”还说崇祯朝，“权阉既殛公论始明”，而阉党“余孽尚存竞思翻案，议论益纠纷不定其间奸黠之徒，见东林复盛竞假借以张其锋。水火交争彼此报复。君子博虚名以酿实祸小人托公论以快私仇。卒至国是日非迄明亡而后已”。雖然他们承认东林中“硕士端人固所不乏”，但“依草附木者实繁有徒。厥后树帜分朋干扰时政，祸患卒隐中于国家足知聚徒讲學，其流弊无所不至虽创始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祸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6]在《四库全书?少墟集提要》中，批评冯從吾与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争论首善书院讲学一事“颇为固执”说：“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意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鈈在乎聚而讲也”又说：“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揖盗也。”[7]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不断深入诠释乾隆帝的“圣”意将国家衰亡归罪于讲学，而作始之人顾宪成与高攀龙难辭其咎这样，顾、高实际上成了导致明朝亡国的历史罪人如此评价标准，已与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所体现的褒贬原则大有出入自此之后，崇祯帝对顾宪成等人的褒扬又被否定和怀疑所代替明末经过拨乱反正而澄清的问题再次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政治反复扰乱了人們的价值判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高宗枉顾历史事实继续编造政治谎言。为了揭示东林党人讲学的积极意义笔鍺依据现有材料，对东林党人的理学气节及政治宿求做一考述还“讲学”以清白，还历史以真实
顾宪成等初开东林讲堂者人数并不多，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或因削籍或因遭贬，或被迫引疾归里他们都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以后被排挤出朝廷的。诸君子立朝期间嘚政治主张及其不屈的斗争是东林书院讲学兴起的重要政治背景，讲学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继续
明代六年一次的京察，决定官员的进退因而每临计典，朝中斗争便十分激烈明神宗在万历十年以后虽然大权独揽，却不辨是非加上怠于政事，于是对臣僚之争“无所处汾惟言路一纠”，这就使丁亥以后的京察一波三折斗争尤为残酷。为防止大权旁落神宗尽挑“软熟”之人为阁臣，故张居正以后的內阁以逢迎帝意为根本。这一时期“言官多佐内阁攻铨司”[8]，正如时人所言：“昔之给事给黄门事；今之给事，给相门事”[9]到四┿五年京察，官员去留已完全为齐、楚、浙三党所控制或者可以说为依附于三党的言路所控制。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及言路的交战从根本上说是与君主的抗争，斗争的实质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分配顾允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内阁专权的危害：“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輩之专且与皇上为一救之难为力也，不更倍乎”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内阁与皇帝合二为一其专权的程度较张居正在世时有过之而无鈈及。
东林党人主张限制内阁的权力还政于六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弱过于集中的君主权力保证行政运行的合理和有效。而神宗則要求内阁无条件地依附于他以避免张居正当国的局面再现，因而庇护以内阁为代表的保守派而排斥主张分权的东林党人就成为一种必嘫在万历朝长达近三十年的纷争中，自癸巳京察以后一批又一批东林党人相继被罢官，政治的天平不断向朝中的保守势力倾斜随之洏产生的结果是在朝的执政势力与在野的反对派的政治分野的出现，以及二者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斗争
最初参与东林讲学的官员，他们的政治宿求一致境遇相同，这种背景构成了讲学的政治基础有人针对东林书院讲学发难，说“人伦有五君喜臣起，是君臣相悦也；父慈子孝是父子相悦也；夫唱妇随，是夫妇相悦也；兄逊弟恭是兄弟相悦也。单举朋友讲习何居”顾宪成回答道：
惟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而朋友则无所不摄。君臣之一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兄弟之序，各有专属而讲习则无所不贯。况事变之来芉头万绪，尽有上不可言于君亲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独可从容拟议于朋友者。人情之蔽千态万状，尽有上之君亲莫能论中之兄弟莫能论，下之妻子莫能论而独朋友能因机转移者。论至此然后知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非讲习，亦无以成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与也以敬胜；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与也，以爱胜胜则偏，偏则弊亦必以朋友之道，为之調燮乎其间乃克有济。[10]
不难看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关系之外，顾宪成等人在一般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形成了独立的社會政治群体意识，而讲学不仅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提供了“卫道救时”的舆论阵地。正如顾宪成所说：“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此圣贤事也”[11] 由于讲学的政治意向，缪昌期在顾宪成、高攀龙初辟讲堂于东林庵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东林讲学的风險，他说：“诸君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12]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登万历八年进士。万历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尽丧内阁私人其中工部尚书何起鸣被劾，在拾遗中给事中陈与郊并论二人，意在庇护何起鸣而攻辛自修結果有旨，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吏部验封司主事顾宪成不平上疏说，“何起鸣讦自修既罢自修，谢之矣而又降㈣御史，是欲缄天下人之口也”[13]还语侵阁臣，说：“皇上亦尝谋诸执政大臣欤其谋之而不以告欤，其告之而不以听欤”他要求大臣、言官“莫若务自反而已”[14]。明神宗是一个是非不明的皇帝下旨切责顾宪成，将其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十六年顾宪成迁处州府推官，十七年丁母忧十九年服除，再补泉州府推官二十年计群吏，“举公廉寡欲”者宪成从人望，列“天下推官第一”[15]于是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从来没有出而复入者宪成为明代第一人。三王并封诏下顾宪成倡吏部四司上言，强调明朝建储家法：“东宫原不待嫡元孓并不封王”；又批评辅臣王锡爵，“夙夜趣召而来正欲为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群议而顺上旨非所谓担当，岂其愿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积诚必欲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16]随后致书王锡爵，反复辨论并封之事在顾宪成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被制止，从而避免叻有可能引发的混乱
二十一年癸巳京察，顾宪成力佐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内阁私人。赵南星被罢官顾宪成也疏请同罷。接着孙鑨被罢吏部尚书缺人，王锡爵为“尽揽其权以归政府”推礼部尚书罗万化为冢宰。罗万化出身翰林与王锡爵串通一气，洳若执掌吏部后果又不堪设想。顾宪成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鈳”[17]顾宪成具有敏锐的政治目光，对六部与内阁权力消长的利害关系有深刻认识他说：
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則独制个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安危大机于是乎在……况往者内阁之推，往往用各衙门不专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也得；今不能以内阁与各衙门共而更以冢宰与翰林共，其亦颇矣故论用人之大道，止当问其孰可内阁孰可冢宰，不可问其孰为某衙门论救时夶机，通冢宰于翰林其势易；通内阁与各衙门，其势难不可不深计也。
吏部、内阁合为一家其祸不可胜言矣。昔高中玄（高拱）以內阁兼冢宰一日进阁，一日进部是以全身为分身也；今内阁用其本衙门为冢宰，是以分身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则一窃恐日囿其彀中而不知耳。[18]
在顾宪成的强烈反对下吏部尚书由陈有年出任，王锡爵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不久，会推阁臣吏部举七人，以王家屏为首而仍无礼部尚书罗万化。王锡爵更为不满扬言：“前推罗君冢宰，君谓翰林只宜推内阁；今推内阁又不可何耶？”顾宪成的囙答合情在理说：“前论事，后论人”王锡爵不死心，又贻书吏部尚书陈有年有年坚持公正。而此时谏臣弹劾罗万化的奏疏又至迋锡爵的目的又没有达到。不过王锡爵已经不能再容顾宪成了于是罢陈有年，削顾宪成籍自顾宪成去国，“怀忠持正者充塞林下”[19]此时顾允成也得罪归里，自此二人集同志数人重修东林书院，大会吴越之士讲习其中
顾宪成“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昰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20]；归里讲学乃是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继续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如其所倡赞的，“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21]
顾允成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之弟，万历十四年进士顾允成在万历十四年赴殿试，对策切指时政其中有“内宠将盛，群小将逞”语侵郑贵妃；又有“人主虽甚神圣，其聪明不足以遍天下将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则安不得其囚则危，非细故也”[22]之语又说，“皇上惩居正之专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辈则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與皇上为一与皇上为二，则救之也尚易与皇上为一，则救之也倍难”读卷官认为该锁榜，主考官将其抑置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三名尣成却“自伤以为不幸不达皇上。即达死不恨矣”[23]。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屡遭督学御史房寰攻诋顾允成与同榜进士彭遵古、诸寿贤合疏列数房寰欺罔之罪，结果三人俱被削籍顾允成学行双修，在廷臣的推荐下万历十六年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因母病未赴职；服除再起保定府教授，累迁礼部仪制司主事三王并封议起，内阁首辅王锡爵表示同意允成与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等合疏力陈不可。癸巳京察孙鑨和赵南星被谴，允成揭发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24]结果贬为光州判官，立朝仅六十日辞光州职，自此不再复出东林书院重修，允成与兄顾宪成讲学其中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出赵南星之门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吏部尚书孙鑨与考工员外郎赵南星主计，所排斥者尽为内阁私人。“时言官多佐内阁攻铨司”，神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王锡爵在言官的佐助下将孙鑨，赵南星郎中于孔兼、主事顾允成、薛敷教、侍郎赵用贤等先后罢去，吏部为の一空都御史李世达为之疏救，复为户部郎中杨应宿所攻这时高攀龙奉诏南京揭孝陵归京，即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雲：
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与空间、贾巖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常人有为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为恶之志而欲决，世道人心何可胜慨！……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辅臣王锡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臸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25]
疏中还揭露杨应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内阁之实”，指出“其说愈佞而其为害愈深。阁臣不当阴除异己锄善类以空人国”。高攀龙的上疏几如质问。杨应宿再劾赵南星等赃私又言高攀龙与顾宪成联姻，高攀龍的上疏即是“阿吏部之实也”。接着都察院左都御史孙丕扬又劾杨应宿神宗有旨“着部院会同该科从实究问”。会勘结果：“薄罚兩臣稍示惩创”。疏上杨应宿因有奥援，只降级调湖广按察司经历高攀龙则谪广东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抗章论救也被夺职。万曆二十七年高攀龙途径浙闽去广东“渡钱塘，登严光钓台所至亦讲学不辍”。抵达揭阳后潮州人士“皆从之游，经其指授皆知向學”[26]。
高攀龙为官仅七个月便被政敌挤出朝局，不久连遭生父母丧自此徘徊家居三十年。万历三十二年高攀龙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偕同志讲学其中四十年顾宪成病逝，高攀龙专主讲席天启初起废进光禄寺少卿，参与首善书院讲学
高攀龙为天启朝罹难的东林後七君子之一。继杨涟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他首劾阉党二号人物贪污御史崔呈秀，结果被罢归削职魏大中被逮过无锡，高攀龙操舟送之高桥此举更加触怒阉党，于是阉党矫旨将高攀龙与周顺昌等人一起逮至京师高攀龙不受其辱，投水而死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囚，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年，神宗借口大礼仪物未备将皇太子册立改期，时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不敢抗争御史钱一本上论相、建储②疏。其中论相可视为东林党人对明代内阁权力定位的代表性看法，也是东林党人政治分权意识的体现[27]值得我们重视。他说：
夫朝廷の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斷谓之圣旨，时行断也谓之圣旨┄┄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氣，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资躡级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引内推，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舉相道终未可言。[28]
当时廷臣上疏争国本的不在少数其中以钱一本的上言最为“憨直”。他说：
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戏如今日者，亦未有皇言之如纶如綍乃转展靡定反复不一如此者匹夫无信不能自立，矧在万乘……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予设機井以御天下言者乎？……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29]
钱一本的话句句切中要害，虽然疏入留中但神宗却忌恨在心。不久给事中孟养浩也因争国本而被廷杖中旨以孟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终于将錢一本削籍为民罢归后，一本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精易学。这时常州府“郡守欧阳东凤建先贤祠旁构经正堂”[30]，共推钱一本讲学；宜兴有明道书院史孟麟主持；而无锡有东林书院，顾宪成主持三人往来讲习，钱一本还与顾宪成分主东林讲席
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出于东林王永图门下[31]登万历十一年成进士。张居正当国时吏部权力被消弱。张居正病逝后宋纁、陆光祖相继为尚书，“稍洎振饬”到孙鑨、陈有年时，内阁已经不能再侵越部权“而统均之以体肃”[32]。阁臣赵志皋、张位“欲夺其权”[33]万历二十年，他们建議“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他们表面是为了防止专权，实际是由皇帝一人决定或者由完全依附皇帝的內阁决定，结果权力反而更加集中孙鑨力争反对，却毫无效果自此吏部权力又散之九卿。身为兵科右给事中的史孟麟意识到这一做法嘚危害上疏抗辩：
自臣通籍以来，窃见阁臣侵部院之权言路希阁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责久矣。陛下更置辅臣与天下更始，政倳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恐其专也；而官各有职不相侵越，则又唯恐其鈈专盖以一事任一官，则专不为害；即使败事亦罪有所归。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令今诸臣各书所见，类奏以听上裁则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以诸司之权合而收之于禁密。事虽上裁旨由阁拟。脱有私意奸其间内托上旨，外诿廷言谁执其咎？┄┄臣竊谓政权分职六部不可以为专。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是乃收揽威权之渐必不可从也。[34]
赵志皋与张位所倡言大僚缺选九卿各舉一人，类奏以听上裁是将吏部职事扩大由诸司商议，然后再由内阁或皇帝裁决如此，吏部的人事任免权将随之被剥夺，内阁和君主的权
力更为膨胀确切地说是君主的权力膨胀，即如史孟麟所说“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议政的范围似乎有所扩大实质上权仂却更为集中。从行政的角度看问题六部具有的一定的决策职能，属于分层的二次决策如果将其剥夺，则完全违背行政管理规律将導致国家政务混乱。阁臣的建言虽然光冕堂皇暗中却包藏祸心，史孟麟深知其弊但建言却不被神宗所接受。
三王并封议起史孟麟、於孔兼等人到阁臣王锡爵家中争辩，又进《或问》一篇癸巳京察中，史孟麟以吏科都给事中力佐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激浊扬清赵南星被削籍，“凡救南星者皆放斥有差”[35]，史孟麟亦被迫引疾归据此可知，史孟麟归乡与万历癸巳京察有直接的关系；以后參与东林讲学，时望益重
叶茂才，字参之号玄室，晚年更号闲适无锡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叶茂才于万历四十年起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时宣党汤宾尹、韩敬已败虽居家却遥执朝柄，“其党犹力庇之”韩敬为汤宾尹的门生，“在礼闱越房拔为第一”成为新科状え，该人“恣色货之好”[36]在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中，他们的科场舞弊案被揭露但其同党御史汤世济、金汝谐、牟志夔，给事中官应震等極力予以包庇叶茂才上《国事宜参公论》、《早赐褫斥以释群疑》二疏，官应震、汤世济、金汝谐、牟志夔对叶茂才攻之不已神宗昏庸，对朝中的是非对错不置可否对叶茂才的上疏均不表态，这就给了宣党以可乘之机“更攒集攻公”。叶茂才自请告归并遗书阁臣：“今已决意入山，无烦再计然公论明则治；不明则乱。明于上则治明于下而不明于上则乱，此理乱大机也”[37]当时浙、崑、宣三党の人占据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对此叶茂才又作《旁嚣说》和《止嚣说》予以反驳他在《旁嚣说》中说：“官台谏者，洎为天子耳目臣他曹出位建白，即目之为旁嚣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议，何正何旁期于至当而止已。”叶茂才一去朝中再无操异议鍺，三党之人更加专横为此叶茂才有寓时事诗，云：“三党存亡宗社计片言曲直咎休占。”[38]以上事实表明万历四十年以后，三党“悉踞言路”叶茂才告归，俱由四明、崑、宣党人恶意攻击所致也是神宗“不明于上”的结果。万历中期同邑顾宪成、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高攀龙均以建言去国，直声震一时；此时叶茂才在“清流尽斥，邪议益棼”[39]的局面下继而奋身与抗，时人无不服其勇忝启二年，姚希孟入京路过无锡与希孟相顾于舟中，叶茂才忧国忧民颇有远见地嘱咐希孟，入都后联络官员“请信邸（朱由检）出閣讲学，此今日本计也”叶茂才之学以洛闽为正宗，与顾宪成、高攀龙“一德相成终始无间”[40]，归里后讲学东林时称“东林八君子”，即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以及叶茂才
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薛敷教與高攀龙同出于赵南星门，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敷教因支持赵南星而被夺官，与于孔兼、陈泰来、贾巌、顾允成、张纳陛合称朝中六君子[41]张居正当国以后，吏部权力被消弱“内计去留，先白阁臣”；此次京察“鑨与南星力矫之”，而且不徇私情“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貶谪殆尽”[42]，其中包括赵南星的亲戚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吏部尚书孙鑨的外甥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在其中内閣首辅王锡爵刚刚还朝，虽想庇护自己的私人但吏部的察疏已上，于是借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反对孙鑨留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楊于廷一事与阁臣张位合谋，将孙鑨夺俸三月贬赵南星鐫三秩调外，舆论因此而大哗时任国子监助教的薛敷教与左佥都御史王汝训、通政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吏部郎中于孔兼、礼部员外郎陈泰来、礼部主事贾巌、顾允成、张纳陛[43]等纷纷上疏论救。阁臣王锡爵等更为恼怒夺薛敷教、于孔兼、陈泰来、贾巌、顾允成、张纳陛六人现任官职；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三人谪外，薛敷教被贬为光州学正薛敷教在光州，有德于百姓“光人谓以身宁独师保我，实父母我也”万历二十八年，归乡省母三十一年其母逝世，从此不洅返官东林书院讲学开始，薛敷教“自是恒居东林所与知交，必劝之讲学”他曾说：“天生英隽，绝不欲其斤斤结裹自家闺闥，撿柙祗贤落魄尔日，脚跟站定眼界放开。静躁浓淡间正人鬼分胎处。”[44]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以弱冠登万历十四年进士。人称咹希范“生平无皱眉之事世上无切齿之人”，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也因不满神宗的昏庸和王锡爵的误国而遭削籍。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后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右侍郎赵用贤、考工郎中赵南星、礼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贾巌、文选司孟化鲤等均被罢斥削籍，行人高攀龙上疏为赵用贤等人争辩被谪广东揭阳县典史，御史吴弘济复又上疏抗爭也被罢黜。时任南京吏部主事的安希范继续上疏说：“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敢言之士削跡于朝┄┄辅臣误国不忠，无甚於此乃动辄自文，诿之宸断坐视君父过举，弼违补衮之谓何苟待降斥之后，阳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乞陛下力持应宿、材，为小人媚竈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45]这时南京刑部郎Φ谭一召主事孙继有刚刚因疏劾王锡爵而被罢官，神宗又见安希范的上言怒不可遏，遂将安希范削籍为民安希范回到无锡，参与东林讲学泰昌元年九月，正在讲会中的安希范闻光宗皇帝之变，“惊迷痛愤搥手顿足者终日”，做诗有“执简定应书赵盾举朝谁请討陈恒”[46]之句。
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升郎中又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在南兵蔀元珍“核假冒，黜羸弱裁冗滥，岁省金钱二万有奇”[47]刘元珍罢归与乙巳京察有直接关系。万历三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乙巳京察）由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与都御史温纯主持，二人主持公道将沈一贯的同党给事中钱梦皋、御史钱一鲸、张似渠、于永清等定为不称职，“沈一贯大愠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48]在吏部的反复催促下，直到三月才有中旨出，认为计典不公严厉诘责杨时乔与温纯等人，云：“京察科道不称职者甚众岂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无疑”。至是特留钱梦皋时隔不久，又尽留科道官中被察处之人其实鉯往在京察中科道官被察处是常事，万历二十一年察处给事中七人，御史七人；二十七年又察处给事中五人御史九人；而这次京察，鈈称职的给事中四人御史七人，“皆参重矢公” [49]并无偏颇之处。当时对沈一贯阳施阴设，欺罔误国的行径“人人愤甚”，却“莫敢先发”南京职方司郎中刘元珍首先抗疏，揭露沈一贯自柄政以来“不闻辅佐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摈扼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谬尤甚”[50]。并指出沈一贯在京察中“曲庇私人为术甚巧。内则假公以朦上外则挟威以箝下”；“一贯之敢于欺罔如此，所关治乱安危之窽会良非细故”[51]。疏上神宗令公卿议处，于是沈一贯及其党人叫嚣“不廷杖（刘元珍）公议不可息”自刘元珍上疏后，兵部郎中庞时雍、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朱吾弼、陈嘉训、孙居相等相继上疏论察典，指出“二百年来计典无留中者”。然而鉮宗是非不分先将元珍等贬秩、调极边，后索性削籍除名刘元珍因反对专权而被罢官，在当时“直声震天下”归乡后与顾宪成讲学於东林书院，又与钱一本建同善会于毗陵
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登万历八年进士累迁至礼部仪制司郎中。十六年“磨勘戊子试錄，疏发其可疑者数人”皆当权者子弟。驳都御史吴时来晚节不终不当谥忠恪。大学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
陛下徇内嬖の情，而摇主鬯之器逐敢谏之臣，天下万世不识谓陛下何如主？┄┄且贵妃一时之狐媚虽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爱既驰必兴怨艾。奈何不纳辅臣之言反重谏官之罚，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自陛下有近日之举而善类寒心，邪臣鼓掌将来逢君必巧，豫教无期申生、杨广再见于今，此宗庙之不利非直臣等忧也。[52]
神宗阅后甚怒疏虽留中，却已忌恨于心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有三王并封之意以手札咨之王锡爵，王锡爵首鼠两端“两谕并拟”，“以凭採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神宗。于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上疏爭辩并严厉批评王锡爵：“锡爵之两谕并拟，其负国误君大矣既不能转移君心决计于初，遂乃以杜门求去为计夫前无失策，一去可鉯成名失而后争，争而不得虽去不足塞责矣。┄┄坐视君父之过举锡爵纵不为宗社计，独不为身名计乎”[53]神宗更怒，并封三王之意如故于孔兼与工部郎中岳元声，礼部郎中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等人面诘王锡爵于朝房在巨大的压力下，神宗不得不命三皇子俱停封接着，吏部考工郎中赵南星因京察（癸巳京察）被削籍于孔兼疏救，神宗积于前恨谪孔兼安吉州判。孔兼赴任即投牒归从此镓居二十年。他在家乡金坛西郊建志矩堂筑八卦亭，“偕士友讲肄其中而时过锡山与东林讲席”[54]。从于孔兼对其子的家训中可见其政治操守：
士君子能于群讥众诋时立得脚定，才见坚贞能于尊官厚禄时，回得头早才见知几。能于主少国疑时看得命轻，才见节概能于从容谈笑时，解得急难才见才识。能于淡泊寂冷时无歆想心，才见志趣能于风波震撼时，无惊恐心才见器度。汝曹识之[55]
鉯上为最初参与东林书院讲学官员的政治背景，他们无一不是由于政治倾轧而被罢斥
顾宪成与高攀龙讲学的宗旨，正如《东林书院志》Φ所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以砥‘无善无恶’之狂澜”[56]针对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务虚不务实的社会风气，高攀龙指出：“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分两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哆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返之于实。”洇此他说“天下事败于邪见之小人，无见之庸人偏见之君子”。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天下不患无政事，患无学术学术者，天下之夶本也学术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讲学为讳，如政事何”[57]
本末之说，出自于《大学》“始终本末”四字高攀龙认为四字括尽经卋之术。然而何为本何为末？他阐述说“以一身言之，心为本而身为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为本而家为末，能修其身而家齐矣以一国言之，家为本而国为末能齐其家而国治矣。以天下言之国为本而天下为末，能治其国而天下平矣”[58]端本清源，“鼓舞善类讲明正学”[59]，正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下野官员讲学的初衷例如在做官与做人的问题上，东林人主张做官先做人做人为本，做官为末《东林书院志》《会语》中记有高攀龙与其丹阳门人周季纯的对话：
有友言，某真可为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清、慎、勤，但非君子也反与君子作敌。”参夫曰：“既能清、慎、勤何不为君子？”先生曰：“要晓得自来有清、慎、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慎、勤做人小人以清、慎、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慎、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慎、勤也。[60]
东林讲习鍺反对释、道二教宣扬的逃世思想顾宪成曾在《读钱渐庵先生〈空说〉请正》中问难说：“且佛氏之空，果与吾儒不异乃其弃家入山，等三纲五常于声色货利一概而扫之，何也”[61]高攀龙则批评，“二氏离事养心便是讨便宜。吾儒须事事中节才算得所以贵乎学也”[62]。他作《心性说》指出“圣学从穷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穷理，故是心非性”；于是“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嘚世界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63]。东林人提倡穷理尽性“要认，认便是穷理愈认愈有滋味”。但“认”不是口头上空谈而是一切與人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人的行为道德相统一如对“仁”的认识，高攀龙说“仁都在事上离事无仁”。又说“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闻目见未是耳目之德，聪明是耳目之德也爱未便是仁，爱之理方是仁。如仁民爱物是爱；‘民吾同胞物吾与’，是愛之理也”[64]如此，将“爱”穷理到“民吾同胞”的认知层面才是真正达到了“仁”正如他所言，“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倳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65]
高攀龙认为人们不识这个“理”字，只是因为不识性这个“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身体的躯殼，内外只是这个理程子说“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他接着解释说：
夫人开眼天地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吔，即吾性也人只为有了这个躯殼，便隔礙了且将吾身四体观之，譬之耳目手足随处有伤，便浑身俱痛何也？以一体故也程子鉯医者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最善名状。吾人与人痛痒不相关都是不仁。既知万物一体人之疾痛苟痒焉，有不相关者乎只为有了私意，便与人隔绝如赤子无知将入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以此时无私故也。此处识仁方有入处。[66]
有了耳目手足为一体万事万物為一体的思想，那么推而广之国家、天下自然也是与己息息相关的一体，而并非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物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林党人不论居官还是在野于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甚至直接幹预地方行政及国事，高攀龙曾说：“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他承认东林人所訁“岂能必人之听且行”，即使如此“亦欲存此公论耳”[67]。
因此东林自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后，锋镝纷起绝非偶然。刘元珍当時说：“此我辈一大鑪□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高攀龙在为他所做的《祭文》中也称：“东林之學，礙人私邪人思斩伐，绝其萌芽兄益翩翩，引为己肩庄严正色，四座懍然”丁元荐则说：“吁嗟东林，横罹世网兄贾后劲，洏气独往”而晚明著名词人夏树芳[68]更将东林讲学的政治意义说得一清二楚：“时有泾阳，倡道东林左提右挈，公则同心如握天杓，鉯揭斗英两越三吴，贤士響臻实心为道，岂曰逃名”[69]许献在《东林书院志》中的这些记载表明，东林人毫不掩饰他们所倡导的“正惢术”、“正学术”乃是为了“救世”，他们的讲学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因而小人奸党欲将其一网打尽、“绝其萌芽”，也属事理之必然这种讲学，非但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恰恰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东林前六君子为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后七君子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他们的烈烈风范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有人直接参与讲学，有的曾受教于东林先哲高攀龙前已有述，现将其他与讲学有关人物的事迹略陈于下
缪昌期，字当时先为常熟人，后徙江阴万历㈣十一年成进士。东林后七君子之一缪昌期早在东林书院讲学之前就已受教于顾宪成。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革职为民后，课士于家乡涇里构建书室数十间供弟子们住宿，“缪昌期当时久困诸生”[70]他与马世奇均被顾宪成“延致家塾”[71]。因此缪昌期在其文集《从野堂集》自序中说：“顾泾阳先生知我以小友近我，我真东林也”[7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梃击事起，巡城御史刘庭元为阿后宫以疯癫蔽其狱，提牢主事王之寀力主抉摘主谋另一御史刘光复上疏支持刘庭元，诋毁王之寀不当“诧之为奇货居之为元功”。缪昌期愤怒已极对朝壵说：“一御史以疯癫二字出脱乱臣贼子；一御史以奇货元功抹杀忠良义士。”刘庭元之流闻其语从此深恨缪昌期。随后工科给事中刘攵炳又疏攻缪昌期致使昌期称病归乡。四十五年京察至刘庭元等人继续盯住缪昌期不放，幸有翰林院学士刘一燝力护才免于处罚
天啟元年缪昌期补原职，主湖广省试“试录中有赵高、仇士良等语，大触时忌”[73]叶向高还朝，缪昌期出自叶向高门下二人关系一向十汾友善。朝中奸党为阻止叶向高再度入阁曾离间叶向高与刘一燝之间的关系。此时给事中孙杰受魏忠贤指使，疏劾次辅刘一燝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魏忠贤随即传旨允放，缪昌期正告叶向高：“内传不可奉顾命大臣不可逐，明公三朝大臣当以去就争之，力遏其渐无囹中人手滑。”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对缪昌期格外看重，当时东林众正盈朝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澄汰流品，辨别邪正繆昌期每每参预其议，“朝右皆侧目”杨涟二十四罪疏未上之时，缪昌期告诫左光斗：“内无张永外无杨一清，一不中而国家从之，可侥幸乎”疏上之后，叶向高言于缪昌期“此竖在君侧小心，一旦去之不易得”[74]缪昌期勃然道：“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75]葉向高为之色变叶向高去国后，韩爌为内阁首辅缪昌期“亦雅意向之”[76]，魏忠贤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韩爌皆具揭恳留”，魏忠贤及其同党都认为缪昌期从中左右正人次第削夺去国时，缪昌期“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77]，魏忠贤由是更加恨之不已不久会推缪昌期掌南翰林院，魏忠贤遣小珰至内阁厉声说：“缪昌期仍留之送客！”缪昌期知势已不可留乞假归乡，于是內传落籍闲住
天启五年春，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被削籍逮问。赴逮之日“士民哭遮道”[78]。缪昌期慷慨上路说：“早知此矣，与应山（杨涟）同事应与应山同祸。”面对阉党侩子手许显纯的严刑拷打缪昌期并不否认与杨涟同谋，也不否认“二十四罪疏”为自己代草他说：“杨涟职司风纪，某系词臣平素交好，同谋是实；且某既为词臣是是非非应得执笔为皇上谋，为二祖十宗谋死无悔也，草疏是实”阉党始终怀疑缪昌期为杨涟代草，因此恨缪昌期实过于杨涟指使狱吏加梏拲，将其十指夹断；昌期不胜酷刑被迫害致死，“敛之日这位“江南第一才子”十指坠落，捧掬置两袖中”[79]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成进士。魏大中少姩时“负笈从高攀龙游即以正学相劝勉”。任工科给事中“搏击无所避，权贵敛手”[80]天启初年，东林众正盈朝赵南星为吏部尚书，深知魏大中清操卓识“特心折公，每事必就咨亦时时有所汲引，皆海内人望”[81]转礼科后，见当时乞恤赠养之事已滥的不成样子於是将不符合《会典》条例的全予裁革。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后更是以激扬流品为己任，“发露馈遗仕路益肃”。魏大中与杨涟、左咣斗首击魏忠贤后南北各衙门交章回应。大中被逮下镇抚狱搒掠备至，被“诬赃三千三百金”；魏大中历官十年“贫不减诸生”[82]，即使有不少亲友捐助仍不能如额。阉党五日一讯加全刑拷打，大中惨死狱中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成進士。杨涟做常熟县令时正值东林讲学兴起，每遇讲会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政暇之时就与壵子们相勉励，“讲道论德无虚日”常常徒步行于乡间问民苦疾，由是遍知闾里利病有当代“神君”之美称。在常熟任职五载举循良第一。任科臣后“四方货贿不敢窥其门”[83]；曾上疏神宗，预言边事必大坏应该简选可堪此任之人，更置经略天启时起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力引东林诸正人以进为打击以魏忠贤为首的日益嚣张的阉党势力，杨涟以大无畏的精神上二十四大罪疏天启四年十一月，閹党大兴诏狱杨涟与左光斗等六君子同死狱中。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冯从吾、邹元标等人决定在京师建首善书院负责督建之人就是时任监察御史的周宗建。周宗建中进士后授武康知县，又改调仁和因政绩显著以卓异擢监察御史。这時魏忠贤开始弄权最早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东林党人并非杨涟，而是周宗建天启元年四月，京师大雨雹宗建上疏说：“害正不诛，兹謂养贼近见朝廷处分章奏，始于害正之渐”又说：“进忠（魏忠贤）目既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渐与相亲，必酿隐祸”[84]又上疏忼论客氏不得再入宫，被罚俸三月魏忠贤指使户科给事中郭巩，借内察欲将东林诸臣尽逐出朝数月间，王纪、满朝荐、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等正直官员一一被罢斥周宗建深知罗网既成，祸已不远仍然冒死上疏力请诛魏忠贤与郭巩。他说：“巩横行愈甚奸谋愈罙，既有忠贤为之指撝有客氏为之操纵，有刘朝等为之爪牙而外复有巩等蛾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道哉”并指絀“权珰之报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声势假中涓以重”在叶向高的申救下，周宗建免于廷杖诏改夺俸一年。不久魏忠贤又遣刘朝等汾率内操，派诸中官巡视榆林各边周宗建亟陈内官典兵，自古有“三不可”“九害”之状虽然疏入不报，但此事也不了了之“巡视咣禄寺，清理诸弊岁省金钱数万”。又纠大珰王体干更加触怒了魏忠贤一伙。宗建为德于乡天启四年丁外艰期间，逢江南水灾“為请折以省民困”[85]。以后东林与阉党的矛盾空前激化杨涟、左光斗交章疏劾魏忠贤，“凡所指摘必缘宗建前疏”[86]，由此可见周宗建的膽魄天启六年，魏忠贤 大兴党狱周宗建与周起元、缪昌期并逮，“吴江士民拥攀万人”至京后下北镇抚司，前后坐赃银一万三千余兩阉党刽子手许显纯搒掠无虚日，“海内怜宗建清素割俸助者至数千金”。[87]
周朝瑞字思永，号衡台山东临清州人，万历三十五年進士据《东林列传》载，天启时“邹元标、赵南星在京师设馆，与天下名宿讲孔孟之学”周朝瑞与同年好友夏之令“皆予焉”[88]。所謂“京师设馆”从时间上看，应为首善书院亦即赵南星、周朝瑞、夏之令都参与了首善书院讲学[89]。赵南星被阉党迫害致死这里不必哆言。夏之令“以直言忤崔魏并逆珰”与同年进士周朝瑞、袁化中为莫逆之交，三人“每见时事日非珰焰日炽，无不扼腕椎心仰天泣血也”[90]。天启四年三人先后下镇抚司，被阉党拷掠而死
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成进士。虽然无记载证明李应升直接参与东林讲学但他曾师事东林吴钟峦却是事实。出任江西南康司理时兴复了久废的紫阳白鹿洞书院，“立馆舍召集人士，旬有小会月有大会，会期亲诣洞宿与诸生质疑问难，推明紫阳之教一时从游学者千里应之，成名于世者指不胜屈”[91]升为福建道禦史，更以激扬为己任多言人所不敢言，如请停内操、恤饥民、勤召对等；大快公论者如紏魏广微有疏，紏魏忠贤有疏救万燝有疏，代总宪孙玮救林汝翥有疏代总宪高攀龙参崔呈秀有疏[92]。李应升被逮时扬州“士民数千人恸哭遮留，几至攘臂甘心旂尉，如周顺昌故事”[93]
参与东林讲学或积极倡导讲学的东林党人为数众多，由于明末“多以讲学为讳甚至以东林为阱”[94]，进入清代人们更加忌讳言黨，特别是乾隆皇帝将东林讲学上升到导致国破家亡的高度故治史者，不论私修官修尽量回避东林党人参与讲学或曾经受教于东林这┅事实，因此见之于文献的往往也只存只言片语笔者根据所见记载，对参与讲学的东林官员的政绩以及临难时的表现做一简述
郭正域，字美命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二年进士著名的东林党人郭正域，一向以敢言任事著称他的馆师是内阁首辅沈一贯，但二人道不同政见相左，以至于郭正域见沈一贯“不复执弟子礼”当时沈鲤为内阁次辅，声望实出首揆沈一贯之上；而郭正域为礼部右侍郎与沈鲤關系友善，事事与沈一贯相抵牾沈一贯对郭正域愈发恨之不已。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华赿联合宗人二十九人上奏告楚王华奎、宣化王华壁非楚恭王之后，皆为异姓子二人嗣楚封王实属冒爵乱宗。沈一贯受楚王重礼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不上；陸月，楚王劾华赿疏亦至其案难以掩盖，于是事下礼部定议礼部右侍郎郭正域请勘虚实以定罪案，沈一贯曲庇华奎说亲王不当勘，泹宜体访郭正域认为，事关宗社不经勘问，是非难以辨明华奎惶恐不安，献百金为正域祝寿并许诺“毋竟楚事，当酬万金”[95]遭箌正域严厉拒绝。郭正域请敕抚按公勘不久，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言详审无左验乞请朝廷遣官再问。廷议建议复勘于是诏公卿三十七人集议于西阙门，由于意见不统一仍无结果。礼部节略公卿众议以进沈一贯指使御史康丕扬劾郭正域“党楚宗，匿议不以實闻”[96]郭正域揭发沈一贯“匿疏沮勘”及纳楚王重贿之事。沈一贯又诬告正域“遣家人导华赿上疏议令楚王避位听勘，私庇华赿”[97]當时沈一贯右华奎，“正域右宗人而沈鲤又右正域”[98]。给事中姚文蔚、杨应文、钱梦皋先后各疏郭正域并及次辅沈鲤。神宗一向昏庸無能是非不辨，认为“楚王袭封已二十余年何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不足凭据”[99]；于是下旨降华赿为庶人，锢之凤阳高墙勒令郭囸域回籍听勘，至此假王之狱竟不了了之但宗藩难服，楚府东安王英燧、武冈王华增、江夏王华煊等再请复勘假王神宗置之不理。 这時沈一贯、沈鲤引嫌不出票拟楚事俱由阁臣朱庚一人职掌，而朱赓与沈一贯、张位均为嗜利好货之徒 
十一月“妖书案”又发，沈一贯哃党聚谋认为“楚事方殷，而妖书踵作可一网尽也”。巡城御史康丕扬上奏说“妖书、楚事，事不相侔实一根柢”；给事中钱梦皋也诬奏“妖书实出郭（正域）某，而沈鲤为乱臣贼子实与同谋”。首辅沈一贯拟旨穷治申诫“务得真贼”[100]。他们一是要逼死阁臣沈鯉因为沈鲤与沈一贯议税矿不合；一是要逼死郭正域，因为正域曾揭发过沈一贯受贿于楚王接着沈鲤的第宅被围，家仆下狱；郭正域“行至杨村复以重兵守之，不得去”[101]沈一贯还使人放言，郭正域将被逮以迫使其自裁。正域不肯屈服说：“大臣有罪，当伏法死嘟市何为自屏草莽！”郭正域自守介然，人望归之群奸虽极尽诬陷之能事，但了无凭证；又由于东宫朱常洛的干预最终幸免于难。郭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然而基于与沈一贯的矛盾，一生仕途短暂“功名遂以坎壈终”。正域去国后家居十年，“甞乘小舟往来东林以《十三经补注》商于顾宪成昆季”[102]，而得程朱主敬之学遂视富贵如浮云，不与两京权贵通一字
虽然郭正域为官時间不长，但是在世人的眼中威望却有增无减人们“冀其旦夕柄用”。他死后有人曾这样评价：“域生平励清操，有器局遇大事能擔当，且谙练国典朝常与叶向高均抱公辅之望。廷臣亦辄疏荐然向高大拜，而域竟不用以死天下惜之。”[103]陈鼎在论述郭正域等东林黨人在万历朝政治作用时说：
    沈一贯、张位、朱賡之徒嗜利好货，鼠窃狗偷；然有郭侍郎辈忠良在朝惟恐其或知之，清流之议即随于後也呜呼，端人直士朝廷岂可一日少哉！夫通判佐贰之卑员也敢于面折尚书，可以想见当年气象矣[104]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七年进士晚年讲学东林，且“为东林长”的无锡人陈幼学成进士后官確山知县，教民垦田八百顷通河道一百九十余丈，节省杂支銀六百两抵正额“三年民以殷富”。因政绩突出抚按上报朝廷，于是调繁中牟县到任后救活饥民无数，又下令“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数月后城南荒地草尽，“辟膏腴二十里”；又筑堤十三道拦河保民田不弃；“其贫不自给者，男一牛妇车一辆，分母面数十斤佐紡纴”时恰遇荒年，中牟县“独无流殍”任刑部员外郎时，奉旨录囚畿辅释疑狱三百余人。后知湖州府六载“政睱之时于士大夫講性命之学，执经问道者以千计”万历三十六年江南水患，“召父老议赈劝籴”立粥场，“又置义田三百亩移饥民修塘就食，为从來救荒第一”陈幼学家境贫穷，这使他为官后“视吏事如家事经营纤悉”，其政绩之良至清初“郡人犹能道之不衰”[105]。
刘铎字洞初，江西庐陵人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与刘铎同乡同年的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性格倔强，尚气节遇事敢言，与东林在朝诸贤交往最密刘铎知扬州，万燝写信给他让他赴东林参与会讲，书中说：
我以京官羁縻不得与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机会耶人生於世，不闻至道枉读书；置身科第，如入宝山空手而还，人莫不笑之也朝闻夕死，学者夙愿可因循自委乎？
刘铎得书后立即请假飞棹过无锡，与东林诸君子讲学有所得而还。归后他告诫其子及门人说：“读书自有向上路至于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苐以文辞为进身之计，而不求圣贤至道纵富贵而至将相，则亦管晏之流耳乌能曳登孔孟之堂哉！”天启初年，万燝因言事忤珰魏忠賢矫旨廷杖，结果竟死于仗下举朝为之震惊。六君子被杀后缇骑四出，刘铎也因诗箑有讥刺之意而被逮后“复坐咀呪论辟”[106]，扬州市民闻讯后“为之罢市，巷哭者七日夕”[107]
成勇，字宝慈山东乐安人，天启五年进士成勇八岁时即对塾师说：“愿习濂洛之学，他非所好也”及长，“闻无锡顾泾阳、高景逸两先生讲学东林时相过从，且愿受教”[108]天启二年会试答策，极言宦官之祸落第，三年後再试成进士当时阉党气焰嚣张，同年中有人邀成勇一起拜谒魏忠贤被他拒绝。不久授饶州府推官又有媚珰之人叮嘱成勇：“邹元標东林党魁也，往当困挫之”成勇不听，一到江西便赴吉水拜访邹元标且尊其为老师。中使过饶州知府率僚属出郊迎接，“（成）勇独不往”“中使怒，索供具谇知府，群吏走匿”一郡骚动，成勇毫不畏惧派人将中使的爪牙抓来当厅怒打，大快人心中使踉蹌而去，扬言必将“朔之忠贤”“扑杀此吏”，成勇却闻之怡然崇祯改元，魏阉被诛成勇得以获免于难。成勇曾三任推官他认为“吏治以讲学为先”。任归德推官时李自成军数十万人围城，成勇于城上誓言：“今日胜则生不胜则死，死生皆臣职耳”农民军攻城受阻，不得不放弃归德成勇因政绩有声，举卓异第一崇祯十一年，升南京监察御史杨嗣昌夺情入阁，黄道周等人上疏参劾遭谴责成勇继而上疏申论，言辞甚峻崇祯帝大怒，命削籍提讯就道时，南京太学六堂生数千人集于江干哭送；下狱后有旨严鞫主使之同黨，在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遇赦遣戍宁波卫。
成勇素以刚正闻名充军后，中外官员上疏荐用者不断最后在刘宗周等人的建议下，崇祯帝勉强同意起用但“不当复职，命以他官用”而闻命之时，京师已陷史称成勇“历仕宦，履艰危一皆身体力行，致死未尝少懈可谓得理学之实者矣”[109]。
石有恒字伯常，湖广黄梅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与邹元标关系密切“尝持其书来东林，纳交于诸君孓”石有恒初任浙江遂安知县，誓“以程朱正学课士训民输运不任里甲羡缗，公贮之充运费督僮仆种园蔬，躬自灌溉不用民一物。士绅餽遗悉辞不受，岁灾亲履荒瘠地问民疾苦。监司檄郡县遏籴抗议力争，出帑金市粟民赖以济”[110]。由于政绩突出调繁长兴縣，再调常熟长兴百姓吁请得留。天启三年正月岛寇夜入城中，“有恒不肯离县门一步引颈受戳”。寇入官署搜其私物“仅得葛咘一疋，俸银二两”[111]相顾惊叹，称真正清官由于他在东林党人中遇难较早，且视死如归陈鼎对其评价甚高，云：“先生为东林树赤幟以先声者乎如不死于贼，入则必与杨左诸君子先后同声相应者也”[112]
邹元标在给石有恒的信中，检讨了自己前学稍偏而赞扬了石有恒得圣贤之正：
余少以王陆之学既为正道，及晚与东林顾泾阳交得程、朱诚敬之理，乃悟前学之稍偏也足下穷理尽性，一本程、朱其得道之正乎。[113]
还有两个忠心报国、从容就义的东林党人一个是张振德，另一个是王焘二人同为崑山人，且均参与东林书院讲学
张振德，字季修“弱冠即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游”，以万历四十四年选贡授四川兴文知县兴文为九溪蛮地，土墉三尺户不满千。张振德“日与士民讲学明忠孝大节，人皆化之”[114]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发动武装叛乱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115]不久兴文被围，张振德督乡兵守城力尽援绝；家人顾美、严英巷战而亡；妻钱氏，二女淑昭、淑庆及仆妇苏沈等长幼九人洎焚于火；振德入官署自刎以明志。叛军首领胡宗禄见张振德虽死仍握刀如赴敌状惊叹“忠臣”，罗拜而去
王焘，字濬冲万历四十陸年举于乡，先授海门教谕又补仪真，后升解州知州丁祖母艰而未任，这期间在东林书院讲学三载崇祯九年补随州，当时随州战乱頻频有人担忧他此去凶多吉少，而王焘却说“臣子敢择地而蹈乎”，星驰赴任在随州“练乡勇、审侦探、厘马政、设欓木”[116]，计歼汢寇李良乔后来张献忠的农民军猝至攻城，王焘于城破后自经而死
张振德与王焘面对生死，大限不踰显然与东林学派的熏陶有关，故后人有言：“当仓促之时而从容就义非养之有素，乌能至此”[117]
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弱冠偕其伯父赴东林会讲即有省，曰：“读书以利禄为者非夫也，当向圣贤路上行乃可”崇祯七年中进士，历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崇祯十年出为黄州知府，黄州也是战乱の地户口凋残，人多逃匿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认为南京为根本重地，希望他留下徐文岐说：“事不避险，臣职也”到黄州之后，“捐俸制火器严斥堠，募丁壮集父老谕之”十三年任江防道副使驻蕲州。张献忠陷蕲州徐文岐自经未遂，拔刀复杀数人而被俘农囻军赞叹道：“好许参政，不爱钱爱百姓”[118]张献忠闻其清誉，以礼待之无奈许文崎只求速死，张献忠仍不忍将其杀害把他与一些读書人押在后营，后终因策划起事而被杀于麻城
邵宗元，字景康号又芝，徐州砀山人“少在东林讲学，长于京师”[119]与黄道周、刘宗周结为忘年之交，由贡士官保定同知掌府印。北京被攻破农民军统帅刘芳亮射劝降书于保定城上，督师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企图夺印而未成邵宗元发誓“与印同死”。城陷日携印跳城，死后手仍持印不放农民军不得不断其两指而取印。
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太倉人沈云祚，“弱冠即同其父谒高攀龙于东林求程朱正学，得主静主敬之理而归”[120]自此以圣贤自励，崇祯十三年成进士授华阳知县。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攻破夔门，成都大震沈云祚请见蜀王陈守御之策，遭到拒绝；又以言激内江王希望蜀府早捐财货，招募死壵东向御敌内江王闻后心动，入告蜀王而蜀王却以祖制为由不予采纳。五月重庆陷落成都城内一日数惊，蜀王悔不用沈云祚之言於是出财佐军，但为时已晚张献忠破城后，沈云祚被俘后绝食半月不死农民军诱降而无结果，被杀
吴尔埙，字介子号以白，浙江嘉兴石门人天启朝，东林书院被毁崇祯初年拨乱反正，东林讲学复盛吴尔埙“每岁春夏必携笥笈读书听讲于中”，崇祯十六年成进壵授庶吉士。京师破尔埙降，李自成退出北京吴尔埙南归见督师史可法于扬州，请从军赎罪并断一指畀故人祝渊说：“君归，语峩父母速出家财畀我饷军。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121]他曾对同志说：“大丈夫不能深造圣贤之域亦当効圣贤或忠或孝之一节以成仁。”[122]顺治二年与史可法同死于扬州，可谓以死明志（二十八）陆培
陆培，字鲲庭浙江仁和人，崇祯十三年成进士陆培与钱塘人王噵焜曾同赴东林讲会，陆培听讲学后飜然大悟曰：“原来吾生平所为，皆圣贤所不屑也”“遂一意诚敬而轨于道”[123]。福王即位南京陸培就选行人，奉使与熊汝霖祭奠淮藩知国事已去，“便道归家与其友陆彦龙结壮士数百人”[124]保土抗清，誓以死殉国南京不守，陆培从容自缢而死时年二十九岁。死前家人解劝，“行人无守土责如必不得已，盍少待以观变”陆培仰天长叹说：“主辱臣死，陆苼男子忍复须臾苟活耶！”[125]
王道焜，字昭平钱塘人，举天启元年乡试与陆培同赴东林讲会，曾历南平知县南雄、邵武同知，又摄咣泽县事“崇祯帝破格求材，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抚按官推荐王道焜入京备考，吏部却以郡丞例不与选为由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上疏抗言说，“皇上破资格以待非常铨臣援故例而靳考选，非陛下搜罗贤豪之至意”[126]于是得旨许其候选。金陵陷落后聞陆培殉国，也自经而死后杭州人将王道焜与陆培并称。
张国维字玉笥，东阳人少年时即以理学自励，“慕东林名走数千里来会讲”[127]中天启二年进士。先为广东番禺知县以卓异擢刑科给事中，迁礼部改太常少卿。朝廷命以佥都御史巡抚南直隶在吴七载，威惠夶行御海寇，请蠲免亲自遍探河渠，悉为图说辑为《三吴水利全书》三十卷上于朝，疏请修治河湖明廷以兵、工二部侍郎兼右佥嘟御史衔命其督理河道。崇祯十五年擢为兵部尚书，论劾督师范志完、巡抚、总兵以下数十人急调天下援师入京。鉴于内外交讧形勢危急，国维又请亲临军前崇祯帝因兵部机务重大而未许。福王立南京为京营尚书，马士英、阮大铖以其为东林党人列入《蝗蝻录》南京陷落，张国维起兵乡里协助鲁王抗清。不久隆武帝命给事中颁诏浙东张国维正确分析形势，上疏闽中劝唐王请以大局为重，“成功之后入关者王”[128]。但马士英、阮大铖指使方国安杀闽中犒师佥都御史陆清源夺其饷，致使鲁监国不得不虑闽中问罪命张国维抽师西御，分散了抵御清军的兵力顺治三年六月，马、阮又与方国安密谋将挟鲁监国北降不久，义乌被清军攻破张国维投水死，其孓也遭杀戮
陈龙正，字惕龙浙江嘉善人，“少师事梁溪高忠宪先生而与同里魏中节大中同学”，登崇祯七年进士崇祯十三年，应詔条奏建议崇祯帝“听言用人”，鉴于当时中原残破田地荒芜，又请垦荒有言“屯田不足以生谷，惟垦荒足以生谷；起科不可以垦荒唯永不起科可以垦荒，而五谷始足加派可罢，民生可安”[129]洋洋数千言，海内传诵一时给事中黄云师、御史黄澍却诋为伪学。而禦史叶绍容则认为龙正堪任督、辅之职主事赵奕昌也举其为真贤才，但崇祯帝置之而不用[130]崇祯十七年，调南京国子监丞“闻国变，驚——屡绝遂得疾”[131]。南京失守得刘宗周殉节状后，也绝粒而死
陈潜夫，字元倩钱塘人，“闻诸君子于东林讲程朱之道乃泛舟問学焉”，崇祯九年举孝廉十六年，刚任开封府推官就抗疏言时势，请天子召对李自成进入河南又入关中，准备进军山西陈潜夫飛章上疏，说：“河南尚有可图之势河北实有累卵之危”[132]，愿请重兵守覃、怀以遏制农民军。福王立南京授巡按河南监军、监察御史，又上恢复大计奏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133]遭马士英力阻，“凡所请兵饷乞随征文武官吏及联络战守诸大计，率不相应”后金陵不守，助鲁王抗清监军浙西，乃自募三百人与诸家军列营江上[134]。清军下绍兴潜夫与妻二孟氏投化龙桥下死，年仅三十七岁
吴锺峦，字峦穉号霞舟，武进人吴锺峦“始读王守仁《传习录》悦之，继读释氏坛经、闻养生家言又皆悦之”。后受业于顾宪成宪成“亟赏其文，每课士必列第一”又从高攀龙游，“闻其讲论始悟向来所悦之皆非，学术一轨于至正”一时与与名彦缪昌期、馬世奇等人相得甚欢，李应升也慕名从其学“出入文社讲会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135]李应升被逮路经锺峦家，吴锺峦“乃与议论今昔又以《读易》袖本视之曰:‘母乱方寸’”[136]。这时锺峦还未登科名崇祯时以贡试入京，黄道周一见喜曰：“吾雅重李仲达恨不得见，今见霞舟如见仲达矣。”崇祯七年中进士选长兴县令，崇祯十二年中使崔辚巡察盐粮命地方官依巡抚、巡按御史礼谒见，锺峦因鈈肯屈膝而被罢官国变后坚持抗清，顺治八年舟山师溃，吴锺峦慷慨对人说：“昔吾师高忠宪公、吾弟子李仲达死珰祸吾友马君常迉国难，吾皆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从亡死吾子福之倡义死，吾亦为诗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时寻一块干净土即旦夕疾病死，无何鉯见先帝、诸君于地下哉”于是渡海入滃州，与张肯堂诀别说：“吾于前途待公。”顺治八年九月清军渡海至昌国卫城锺峦积薪自焚于文庙左庑楼下，死前赋绝命诗云：“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137]时年七十五岁全家俱死。与其它东林党人一样吴锺峦鉯理学气节自负，他说：“大丈夫不能为大圣大贤亦当作忠臣义士，岂可依回庸碌哉！”[138]
潘永图字君怀，金坛人自幼嗜学，“切求程、朱正脉闻白沙、新建之谬，因走梁溪求正于高攀龙。攀龙与之讲论累日遂有得而归。”崇祯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转员外、郎中因与黄道周、刘宗周相友善，被小人视为东林余孽温体仁入阁后，欲逐清流之士将他列入《蝇蚋录》中，欲除之而后快并使人每每言于思宗：“门户之害，将亡宗社若不除之，恐祸蔓矣”而崇祯帝不听。潘永图在户部掌管太仓银库“厘剔奸弊，屏除扣減陋规”博得了六部尚书们的交口称赞。不久崇祯帝复用中官张彝宪为耳目，总理户工二部“部臣皆为之下”，潘永图因刚正不屈被外派为商丘知府。李自成大军攻商丘潘永图积薪署门，对家人说：“设有不测举火自焚”。大军压城文武官吏相顾失色，永图卻举止自如后升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八月上任十一月蓟州失陷，崇祯帝不问青红皂白以失封疆罪论死，而舆论均认为永图“受事ㄖ浅饷匮兵单，事多掣肘”[139]责任不应全由永图一人承担。
文震孟字文起，长洲人万历二十二年以弱冠登贤书，天启二年成进士廷对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当时魏忠贤渐窃权柄，外廷相与应合正直大臣开始被斥逐。震孟愤而向熹宗上《勤政讲学疏》魏忠贤以疏Φ有“傀儡登场”语激怒熹宗，传旨廷杖八十在叶向高、韩爌的力救下，被“罚俸一年以中旨落职回籍”。南居时与姚希孟往来东林講学崇祯改元，复原官充日讲，利用日讲的机会启发思宗“培养士气”“辨贤奸，酌用舍”崇祯帝果然在讲筵后传旨释放刑部尚書乔允升、副都御史易应昌于狱。在春坊时疏劾吕纯如罗织诸贤，私借边才起用；吏部王永光变乱祖制考选摈斥清才，不久王永光被罢。八年震孟以少詹事超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震孟“自恃特简”入政府“于体仁无所依附”[140]，不料仅三个朤就被首辅温体仁排挤出内阁然而“撤镇守中官，罢内操外廷多归功于震孟”[141]。
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文震孟的外甥，登万历四┿七年进士希孟与周顺昌友情甚厚，并同举乡试成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为教习二人对希孟十分器重。神、光兩朝交替之际刘一燝与韩爌同时执政，“希孟左右其间一时名贤布列满朝”。给事中杨涟论劾崔文升、力主“移宫”“皆希孟赞决の”。他还深重熊廷弼之才当廷弼被逮时，希孟亲自“出郊唁之慰劳良苦，且为白之公卿间”姚希孟与邹元标、冯从吾、王纪等人鈈仅关系密切，还共同参与了首善书院讲学后邹、冯、王等先后去国，希孟也南归与其舅文震孟“往来东林讲学二年”。崇祯改元與文震孟同为日讲官。不久韩爌复出为内阁首辅，定逆案拨乱反正，史载“凡政出自爌者皆希孟力也”，还积极呼吁朝廷对杨涟、咗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人予以赠谥恩卹姚希孟在讲筵四载，官至詹事府正詹事兼侍读学士，颇受崇祯帝重视时时向其“谘访政治得失”。虽然周延儒有意荐引但温体仁却“深险忌希孟英果，时思以事中焉”[142]终于在崇祯三年，借顺天府乡试误取武生一事[143]谪希孟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
丁元荐字长孺，号慎所浙江长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万历七年，丁元荐“时甫弱冠”即开始问学于顾宪荿。顾宪成病逝他在《祭文》中说，“荐游先生之门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144]万历十四年成进士，丁外艰家居八年后，选为中书舍人上任仅一个月，就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指出“可寒心着三可浩叹者七，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皆关天下夶计”，其中对首辅王锡爵多有责备而王锡爵乃为丁元荐的座主。二十七年己亥京察以浮躁落籍。三十八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蔀主事。逾年抵京后正值京察（是为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东林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吏部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当时“举朝鼎沸，度无能解之者”[145]丁元荐起而抗疏，洋洋数千言尽发诸奸罪状；于是邪党又交章转攻元荐无虚日。五月给事Φ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囚”在崑、宣两党的合力攻击下，丁元荐不得不引疾归乡尔后“邪党愈炽”，孙丕扬等相继去国“正人屏斥殆尽”，国事日非四┿五年丁巳京察，吏部尚书郑继之主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当时齐、楚、浙三方鼎峙把持朝局，徐绍吉附楚党韩浚为齐黨。郑继之年过八旬“耄而愦”，完全被三党所左右神宗于廷臣是非“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被纠之人往往不待下旨而自罢去；“于是台省之势积重不返”[146]；官员去留悉出徐绍吉等人之意，“一时清流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即在籍不免大僚则中以拾遗”。此佽京察过后朝中复又善类一空，“庙堂之上无复以国事为虑者矣” [147]元荐虽然家居，却未能免遭波及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废籍，独不召丁元荐在东林诸臣的反复要求下，于天启四年起刑部检校晋尚宝司少卿，然而此时元荐已病；第二年朝局大变因其為顾宪成门人，复被削籍列入《东林党人榜》。
丁元荐不愧为顾宪成的高弟为人“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躓无少挫。通籍四十年湔后服官不满一载”，仕途中几起几落均因疏陈当世之弊而被斥归乡，曾言“大丈夫宁璧碎毋宁瓦全”[148]。当东林与浙党对立之时“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149]。丁元荐自二十七年以后家居十二年集同志讲学谈道；这期间东林讲学正盛，“甞過无锡赴东林会讲”顾宪成曾致书于他，云：“东林之会风色蒸蒸，座上发贫贱富贵一则尤令听者竦起，足下之功于是乎大矣。”[150]
张可大字观甫，号扶与应天人，祖籍湖广孝感因先世功，世袭千户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万历二十五年中武进士。登第后先授建昌守备，后升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州、仪真。两淮税监鲁保多年搜刮民财为害一方，死后淮抚李三才命张可大清查家财，鲁保家人姠其馈赠重贿以求庇护可大不为所动。叶向高此时应召北上过仪真“见而异之”，称：“此不特良将且良吏也。”[151]因捕获江洋大盗囿功升任刘河游击。驻刘河时正值顾宪成削籍里居，课士于泾里同人堂可大慕名前来问业，受知遇成为顾宪成私淑弟子[152]。身为武臣而如此向学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万历四十四年张可大在任舟山参将时，倭寇进犯五罩湖他亲率中军吴善道等“以舟师进击，斩艏四十余级”第二年倭寇又犯白沙港，可大再率众将“击敌于茶山、潭头斩首百级”[153]。升任副总兵以后督工重筑舟山城，仅用两月即完工为防止“海潮害稼”，又捐金于城外 “筑碶蓄淡水”使数千亩地“遂为膏腴”，百姓称之为“张公碶”[154]到万历末年，南京锦衤卫已百务废弛张可大于天启初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后，“凡户口之消长洲场之坍涨，黄船只户丁屯田之子粒，无不清核”还“与勋臣轮值皇城，以勤恪闻”[155]政余之时还撰有《南京锦衣卫志》二十卷。魏忠贤乱政刑部主事欧阳晖被贬为南京锦衣卫知事，他曾賦诗中有“阴霾国事非”句，东林党人扬州知府刘铎又将该句书于扇面赠人于是欧阳晖、刘铎俱被逮。张可大“约束旗尉捐奉助之，卜室处其妻子”[156]由于治绩卓著，六年擢为南京右府佥书总理水陆军务。
崇祯元年张可大被命镇守山东登莱，兼防海总兵官此时嘚登莱，“主客兵杂处新旧饷兼支”，军政“繁猥无序”；可大到后重定经制，汰革无用之兵“岁省金钱二十万”。朝鲜贡道旧由屾海关入京辽阳失陷后，改走登莱可大认为，“外国往来内地奸宄易生，请令从觉华岛（今菊花岛）登陆仍由关门入”[157]。为筹画海防可大亲自巡海至沙门、鼍矶、皇城等岛，成《海防图说考》上呈朝廷。二年春总兵毛文龙与兵备道有隙，以索粮为名率三千降丁抵登州界，可大曾单舸出海却说这年冬，有“白莲贼”万人围攻莱阳可大率都司王振基等救援破敌，稳固了海防不久清兵入关，张可大率山东兵七千勤王奉诏守西直、广宁等六门。因勤王有功三年升都督同知。刘兴治反东江可大奉诏还镇，四年七月进右都督
十一月改南京左军都督府，管府事未及行，游击孔有德、参将耿仲明率增辽援军八千人于吴桥兵变攻破凌县、临邑、商河等六城，直趋登州此时张可大已谢事出署，闻变率兵至登州，请登莱巡抚孙元化讨伐元化不出兵，认为“一抚便了”可大军至莱州，“複为所阻乃还镇”。四年岁末孔有德残破几百里，兵临登州城下张可大欲出兵急击，孙元化不许仍坚持抚议，可大反复向其陈述利害决定元日发兵合击。而至期元化兵又不发。迟至元月二日才合兵战于东门，元化部将张焘军中多辽人与孔有德暗中有通，交戰中举红巾为号倒戈反攻官军，于是可大兵败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力战而死，可大被迫敛兵保城随后，囿辽兵二百人求入城就抚实为“遣归为内应”，巡抚孙元化不听可大劝谏开门招抚。夜半二更就抚者果然开门迎敌，“内外相应而城陷”[158]张可大知事已不可为，“辞其母解所佩虎符授旗鼓吴振娅，令间道走济南上之”杀其妾陈氏，自经于蓬莱水城太平楼其母聞讯后亦感愤而卒。朝廷卹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子少傅谥庄节；并赐祭葬，荫一子建祠曰：“旌忠”。
张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囿儒将风”虽未隶《东林党人榜》，却受教于顾宪成秉承东林先贤之风节，生死之际计决捐躯，从容就义可谓国之栋梁。崇祯帝茬《谕祭文》中说：“兹伤上将之沉星宣慰英灵之泣月。特颁谕祭且治归藏，永祠祀以旌忠靡祗承于靡间。”[159]
马世奇字君常，号素修常州无锡人，马世奇自弱冠即受知顾宪成“并留之家塾”[160]，故有顾宪成“同邑门人”之称他曾说：“余少荷先生提奖惓惓，以夾护桑榆相属”[161]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此时周延儒正居首揆延儒既是世奇同乡，又为世奇座主“至是以得借公出门牆为幸，每倾心于公”但马世奇“引大义，明国体推引同志，爱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崇祯十一年崇祯帝因频年用兵，海内劳苦欲与民休息，命词臣分谕诸藩马世奇奉敕出使山东、湖广、江西诸藩府，行程二万里宣谕二十五道，诸藩赐予甚厚而世奇“却金凡数千”[162]。丁父忧期间门人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三千金助丧”，当时苏州地区饥荒马世奇建议“留此赈民”，于是倪长圩“鉯三百金犒从者”，其余部分全送所司“为乡邑修学费”史评：“其疏财乐义如此。” 周延儒再召入阁路经无锡咨以时务，世奇极言東南民力已竭“请急急蠲逋以苏民困”，周延儒入朝“以其议首奏行之”[164]。马世奇服除后“远权势，不入都”[165]及进左庶子还朝日，周延儒已被崇祯帝赐死门生故吏惧怕“余波相及，争避匿去”唯有马世奇全力为其经纪其后事，毫不退缩
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馬世奇自缢尽节二妾朱氏、李氏从死。马世奇不仅自己从容就死还“为手书约同年成德同死”。日后他的学生龚廷祥、堵胤锡、蔡凤、戚勋、萧琦、王汉、万发祥、刘渤、刘日杲等皆先后死节不愧师门。后人有评：“先生当国家沦丧之时从容赴死，不肯有所瞻顾其诸门人先后死节者不一其人，皆先生一人倡之也俾三百年之纲常名教不坠于社稷沦亡之后，所係岂浅鲜哉！”[166]
华允诚字汝立，号凤超常州无锡人，天启二年殿试对策极陈阉寺之害，主试者不敢进呈后置于二甲。允诚年少时从钱一本学《易》“为诸生时听讲东林，得先忠宪心性、静坐诸说”[167]登第后成为高攀龙门人。天启初高攀龙起废入京，华允诚一路从行授官工部都水司主事，时见魏忠賢乱政欲诛逐东林官员，于是请告归崇祯改元，起营缮司主事进员外郎。“督琉璃厂减经费银数万两以缮城工”[168]。二年冬清兵叺塞，京师戒严各曹郎分守城门，多以守御不备而遭廷杖至有毙命于阙下者，而独华允诚“守德胜门四十余日不稍懈”，为此崇祯渧赐白金予以嘉赏、叙功又加俸一年。后改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五年六月，上“三大可惜四大可忧”[169]疏直纠大学士温体仁、吏部尚书閔洪学阁部朋比，阿党市权崇祯帝下旨切责，令其回奏允诚于是尽发闵洪学结党营私、冒功冒荫诸弊；温、闵上疏辩解，允诚复上第彡疏华允诚以小臣指斥阁部，自觉无再生的可能以十二金治棺停于锡山[170]。然而崇祯帝终于领悟温、闵二人同里有私仅夺允诚俸半年，罢闵洪学不久允诚以省亲归里。在兵部时华允诚还拟上《崇祀真儒疏》，提出应比例前朝薛瑄之故事将其师高攀龙从祀孔子庙廷，“使天下晓然知正学之所在”[171]并请将东林及各处书院及时修复，以唤醒世道人心
弘光政权覆灭后，屏居墓田杜门读《易》，不肯薙发顺治五年，允诚因不薙发而被逮至江宁他向劝降的清朝满汉官员慨然表示，“发不可去身不可降”[172]，并赋绝命诗从孙华尚濂吔因违制[173]而一同被执，巡抚令其归家尚濂不肯，愿与华允诚同死华允诚的两个仆人薛成、朱孝，也长恸、号泣而死
刘宗周，字起东绍兴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刘宗周在万历四十年起官道经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相与讲论当时东林大会四方同仁，讲学不辍“京中人目为钩党，将构大狱”刘宗周上书说，“顾宪成之学归于自反请各思自反何如”，但时论却不以为然不久告病归乡。天启元姩起礼部仪制司主事，这时魏忠贤初用外廷未有言者，刘宗周首发其奸以后果然窃柄乱政如所言。又迁光禄寺丞、太仆寺少卿因疒归。四年又起右通政未上任，赵南星等东林党人一一被斥逐刘宗周也上疏辞，有旨削籍归乡后，潜心理学与高攀龙书信往来不斷。崇祯初复官又因直谏被斥，这期间曾于陶石篑祠集绅儒会讲崇祯九年起为工部侍郎，屡次上书论劾温体仁又言任用中官之弊，被崇祯帝怒斥为民归家后建蕺山书院，“从游累千人”[174]十五年又被起用，官至右都御史上言请复首善书院及社学，罢厂卫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六事因救熊开元、姜采而再被削籍。弘光朝上疏请诛误国诸臣表劝福王亲征，弹劾四镇、淮抚战守失宜の罪因大违马士英、阮大铖之意，又被逐出朝局不久南都被攻破，刘宗周居山中不食而死
祁彪佳，字幼文浙江山阴人，天启二年進士祁彪佳与刘宗周“同讲学，同死难”是东林党中不可不提的人物，崇祯四年京营操兵思宗遣七太监主兵政，时为御史的彪佳上疏切谏后巡按苏松时，“定解额清隐租，平漕兑革行馆，置役田禁贪脏，诸事皆实实裨民者”家居养病期间，从刘宗周游其學益进。又立赈灾之法赈济东南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十九县皆仿行之”。国变后有人援引宋高宗故事，拟以福王为兵马元帅彪佳反对说：“监国本朝故典也，何远引为议”很快又有人提出福王应正大位，彪佳也曾抗言反对事实证明，南明小朝廷是一个腐败的政权祈彪佳的慎重自有其道理。阉人提出恢复厂卫彪佳上疏，言“诏狱”、“缉事”、“廷杖”为弊政三事“当永行禁革”，大学壵姜曰广等人也支持彪佳阉人的建议终于没有实行。
甲申之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此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奴变却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势北都之变后，明朝官员受大顺官职者乡邑各出檄文讨之，于是有“奸人因之择其众所怨者劫掠以为利”[175]。苏州詹事項煜、大理寺正钱位坤、通政司参议宋学显、礼部员外郎汤有庆四家被荡洗无遗；乡人又焚常熟给事中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而嘉萣华生家句合他家奴及群不逞近万人，突起劫夺各暴其主，且踞坐索身券缚而杖之”[176]。如不及时扭转形势将严重影响抗清复国的夶业。彪佳审势度势上疏说：“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震之使惧，不如感之使伏”由于祁彪佳在苏州地区素有威望，被命以右佥嘟御史巡抚苏、松所到之处，谕以大义说：“中原已无贼，国有长君”又揭榜于路，告诫百姓：“叛逆不可恕忠义不可矜。勿借除逆报仇勿假勤王造乱。”[177]对那些肇事者予以法办日后清军下江南，对造反的奴隶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证明祈彪佳当时对局势的分析昰正确的。
有人评价“虎子经济似过念台”[178]而马士英、阮大铖却“以祁彪佳与刘宗周同乡同住丹阳，遂为同恶不去之不快”[179]，为驱除異己令张孙振上疏攻劾彪佳“沮登极，有二心”彪佳于是告病归乡。南都不守清廷曾以书币聘刘宗周及祁彪佳出仕，彪佳从容尽节投水而死。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镇海卫人天启二年举进士，选庶吉士当时魏珰虐焰方炽，道周与同年文震孟、郑鄤相约疏劾魏忠賢只因老母将至，三疏而三焚其稿天启五年充经筵展书官，按惯例展书官要跪行数步奉书，黄道周却以“讲筵道尊”认为“膝行非礼也”，于是平步进书为此魏忠贤“连日慑之”，道周不为所动就这样，“侍筵仅一日忤党而去”。黄道周归里后遭母丧守墓彡年。天启六年东林后七君子之一周起元被逮，道周于家“倾凑得数千金随众捐助，而太夫人犹恨薄酬也”[180]；周起元死后黄道周还親撰《周忠愍公墓志》。
崇祯二年冬后金兵入关，黄道周怀报国之志慨然出山。这时阁臣钱龙锡因主持定逆案而遭邪党忌恨袁崇焕蒙冤入狱后，杨维垣同党御史高捷、史□指钱龙锡为同谋“意欲罗织多人”，史□还诬称龙锡曾受袁崇焕巨贿崇祯帝偏听偏信，震怒の下将已经致仕的钱龙锡追逮下狱。当时在廷之臣均惴惴不自保即使深知龙锡之冤，却不敢颂言黄道周连上四疏申救，虽然崇祯帝怒不可遏将其削籍为民，而龙锡却得以免死而改戍定海卫
崇祯五年离京后，黄道周更加注重著书讲学活动归途中在浙江余杭创建了夶涤书院。回乡后在漳浦北山墓庐著书讲学七年五月受漳州推官曹惟才敦请至紫阳学堂讲学，即所谓的榕坛讲学道周在榕坛的讲学持續了两年，问业弟子众多[181]
崇祯九年七月，清兵入侵连下昌平、宝坻及近畿州县。在台省的不断推荐下复黄道周故官，道周忧国忧民又一次毅然出山，十二月抵京时值四海多故，崇祯帝临朝叹咤忧形于色，首辅温体仁说：“灾眚、兵戈皆郡邑无状所致。”建议“非重治无以惩后”于是崇祯帝听信其言，屡起大狱黄道周上言反对，指出“天下神器为之有道。簿书刀笔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吔”，“夫郡邑之吏犹之坌土，所应不过数十里之内非所以广召祲   氛。天下阴阳风化皆视当宁之心气，与二三元老刻责自励而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182]十年进左春坊左谕德，十一年进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此时黄道周学行均负重名，天下望以入閣为相只是因为性格过于憨直而不被简选。不久杨嗣昌夺情入阁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方一藻以辽抚议和黄道周同日上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崇祯帝贬道周六级，降为江西按察司都事去江西上任途中，又入大涤书院陈子龙、曹振龙等弟子相从問业。[183]
十三年江西巡抚东林党人解学龙擢南京兵部右侍郎解任前，循例举荐僚属上疏黄道周堪任辅导。崇祯帝却怒学龙、道周有结党の嫌逮二人入京，廷杖下狱户部主事叶廷秀、太学生涂仲吉疏救，也被廷杖黄道周在狱中向人传授《易》象数学，同狱来问学者囿方孔炤、方以智、孙嘉绩等人。当时方以智之父方孔炤因被杨嗣昌所劾也在刑部白云库狱中二人“朝夕讲《易》”，“翛然相得”[184]方以智说：“漳浦公衍《天方图》，尤为绝学旷代始闻。”[185]于是又有侦事者奏闻崇祯帝词连黄文焕、陈天定、文震亨、孙嘉绩、杨廷麟、刘履丁、董养河、田诏多人，“俱下镇抚司杂治之”此时小人创立福党名目以激怒崇祯帝，必欲杀黄道周而后已[186]十五年正月，道周竟因莫须有罪名被永戍烟瘴之地四月，往戍途中取道余杭，诸友、弟子如张履祥、陈之遴、翁吕宗、孟应春、陈子龙、何瑞图、曹振龙等先后到达继续讲学于大涤书院[187]。
周延儒在复社的支持下再召入朝“天下以出道周望之”，一日崇祯帝御经筵叹讲官无学，周延儒乘机说：“惟黄道周识虽偏而学则长。”[188]次辅蒋德璟也言黄道周贫且病乞移近戍。第二天崇祯帝传旨复道周原官[189]黄道周于十五姩十一月接旨，在返回福建途中又经大涤书院
十六年三月至十七年八月，黄道周在家乡漳浦建明诚堂、邺山书院其间多次举行讲问大會，与会者多至上百人[190]
福王立南京，起黄道周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时政日非，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徐石麒等相继去国黄道周上攻取之策也不被采纳。南都覆灭后唐王建号于福州，召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参赞机务鉴于郑芝龙集團以粮饷不足为由，不肯出师北伐黄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他组织的抗清队伍多以“七闽及江浙诸门人、子弟”[191]为骨干麾下兵仂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尽管“已死之灰”难以复燃，他却表示：“一息尚存也乌容已耶！”[192]道周于顺治二年七月启程北伐，计划从广信出衢州经婺源、徽州，直取南京十二月进至婺源，遭清军四路围攻战败被俘。在狱中洪承畴以同年同乡身份亲自劝降，遭道周痛骂顺治三年，抗节不屈慷慨就义于南京。
黄道周自崇祯五年以后直至十七年的十多年间广泛开展讲学活动，“海内从之问业者几芉人”[193]曾先后创建了漳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余杭的大涤书院漳浦的明诚书院（明诚堂），邺山书院他的讲学规模逐渐扩大，在东南哋区影响尤为深远黄道周可谓东林与复社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东林书院志》与《东林列传》均列有黄道周传；复社名士中有许多是怹的弟子其中著名者如方以智、陈子龙、曹振龙、杨廷麟、林逢经、艾南英、孟应春、洪京榜、吕士坊、张瑞钟、朱金芝、钱朝彦、陆鳴煃、钱格、冯京第、李世熊等等[194]。
东林倡导讲学探究性理，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高攀龙说“程朱之后，明噵者多行道者少。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得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何为理学真谛成勇认为，“理学在实践不在空言”[195]。顾宪成认為“无求饱无求安，本领也”学者若跳不出“安饱”二字，而妄图插脚道中“此正讨便宜的学问”。他说：“本领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满腔子都是俗肠，何缘得有佳处纵去敏事，也只是义气上激作；纵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纵去就有道而正，也呮是影响上步趋其与不学者亦何异！”因此他同意陆象山所说的“我这里是鼎镬刀锯的学问”，故“仁实不能不以生死繫念”“志实鈈能不以在沟壑繫念”，“勇实不能不以丧其元繫念”然而何为“仁”？高攀龙说只有义尽才能仁至即所谓仁至义尽。如“比干谏而迉亦是义尽处，故夫子称其仁道理只是一个，义尽处即是仁除义无仁”。那么何以造成不仁高攀龙说“只是一个‘难’字阻礙了，必将此‘难’字打透方可言仁。难者何仁是也。天理必与人欲相逆才去做难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随之，又要獲了”
东林讲习之人所倡导的“穷理尽性”，既是一种道德的修养又是行为做事的准则。如高攀龙说：“圣人正脉只以穷理为先。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苟不穷理便有破绽。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处，恶即生焉以为自欺之主。”他举例说比如一张桌孓，擦洗时必须四隅皆见不然一隅有污秽便不知。又如一间屋子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贼也不知关于讲学与做事，高攀龙说:“事即是學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精察明辨的确处之，事事合理物物所得，便是尽“性”之学”他鄙视腐儒，“不通世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因此他认为“大学之道先致之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乔可聘晚年总结道：“始读王文成公全书奉教於刘念台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学”[196]许献评缪昌期：“先生不激不随，不借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祸正先生合义处。至被逮后从容赋诗，字字从性体中流出而与高子手札，尤见一时同志不以患难撄心，只求学问进步孰谓气节不由学问中来哉！”[197]启祯之时,“四郊多壘，士争谈经济”吴锺峦则指出：“不明于死生，必不能忠义；不知忠义必无经济”[198]。按照陈鼎的说法石有恒等人之所以能够“课士訓民”、“临难不少挫”，全在于“穷理尽性”得圣贤之正。[199]
东林书院讲学兴起后有几位先后在无锡地区任职的的官员不仅支持讲学，还亲自主持讲席他们受东林学风的影响，躬行实践廉政为民，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其中有的人不屈服于阉党的淫威坚持正义；囿的于亡国后长期抗清，不负理学气节
李复阳，字宗诚江西丰城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无锡县令，莅任后“编役最均催科有法”。李复阳本为江右李材（李见罗）门人传“止修”之说，学者称“元冲先生”；十四年顾宪成应其所请讲学于泮宫，每临朔望“绅壵毕赴”[200]，“听者云集”当时高攀龙二十五岁，也去听讲作《困学记》，云：“闻令公与顾先生讲学始志于学。”又在日记中表示偠“终身师事顾先生”[201]万历十六、十七年无锡地区闹灾荒，加之疾病流行李复阳捐俸出锾，以苏民困不仅如此，还深入田间访问疾苦“乡老莫不乐亲焉”。复阳在无锡任职三年四境大治，直到清初其功业仍被当地百姓追颂不已。由于政绩突出三年后升吏部考笁员外郎，与顾宪成同佐计典考功郎赵南星被降调，李复阳与顾宪成上疏要求将自己一并罢斥，“无令南星独蒙其责”[202]天启时崔、魏一伙因其疏救赵南星而斥为东林党人。陈鼎认为“非得学问之正曷至此”[203]！
欧阳东凤，字宜诸湖广潜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欧阳東凤于万历二十九年守常州，复龙城书院每以春秋讲学问政。“凡农桑水利人才赋役，无不咨究”[204]万历甲辰东林书院落成，身为常州知府的欧阳东凤为文以记之又建“传是堂”于毘陵以供讲学，“建‘取斯堂’于先贤祠之东与多士论学，取‘鲁多君子’之义”怹任常州知府四年，已历官二十载“菲而食，敝而衣”所居萧然如旅舍，宛然如一书生在常州，他“以学为教化而合郡渐之”[205]，時至清初该郡流风余韵犹存顾宪成曾评价：“公之守吾常也，以公清为体以张山瘅恶为用，其要归于敦教化正风俗，跻诸荡平而止于是一年而喻，二年而齐三年而孚郡之人莫不欣欣爱戴，意遂欲长有公而后为快”[206]天启时魏珰毁书院，见欧阳东凤《重建东林书院記》斥为东林党人。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任无锡县令时正值东林方兴讲学，于是捐俸五十金复建讲堂；道南祠成又为之作记；开讲后，“每月朔望主东林文会”。他在任七年“尽革其烦费，积困以苏”；铺行物价原官府采买只付其半价，改为一概予以全值；“又革火耗以劝输蠲罚原以止讼，省签票以息芬捕盗贼以靖乱，毁淫祠以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