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甚至于直接地就是在普检环节采用更小的Ct值判断标准，不断压低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事实上就是为病毒传播的尽量留出更充分的口子。
在“隐形战争 —— 中国未来抗疫之路该怎么走？|
汪涛”一文中，我们通过全新的战争理论证明了当前的新冠疫情是一场隐形战争形态的生物战。在第二篇“隐形战争——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上)”一文中，我们深入讨论了通过抗原检测等给中国清零政策在技术上埋下的深坑，因为其专业性过强，它已经接近骗过中国整个防疫和医学界。因为文章中对著名的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博士提出了批评，有些网友在留言中对作者的专业性提出了很强的质疑或疑虑。尽管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很多是站在质疑本文作者的角度，但我还是要深深地感谢这些网友。因为防疫是一个非常严肃，且影响极为广泛的事情，即使这些质疑本文作者的网友言辞很激烈，如果是以专业角度提出质疑，我们都会持非常赞赏和很乐意接受质疑的态度。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任何个人的荣辱都是次要的事情。在此，我必须要先以接受读者考核和审查的、乃至虔诚的态度，呈交一下我之所以在专业性上可以来谈论这个问题的理由和资质等信息。
专业性是有问题针对性、层级领域等区分的。如果从层级领域上来说，有应用域专家、技术维护域专家、研发生产域的专家等。简单以汽车举例，一个人会开汽车，是老司机，他就是应用域的专家。如果一个人在汽车4S店作维修工程师，这是技术维护域的专家。如果一个人在汽车厂做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就是研发生产域的专家。
在医疗等体系实际进行病毒检测工作，这属于是应用域。
对医疗体系的病毒检测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维护，这属于是技术维护域。
做IVD（体外诊断）设备、耗材、试剂等研发生产，这是属于研发生产域。
在病毒检测这个特定专业上，张文宏博士是属于应用域的专家，而我是属于研发生产域的。本人也是中国仪器仪表协会医疗仪器分会的高级会员。我以虔诚的态度呈交这些信息，是希望读者至少能够感到放心：我是有最基本的资格来谈这些专业问题的。但这个还远不是我有更权威性的理由来谈这些技术问题的真正原因。
不仅是普通人，甚至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可能都不是能够特别清晰地界定：如何来确定专业的针对性。就是说，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时，谁才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由于现在科学技术的分工越来越细，各个专业方向越来越狭窄，因此专业之间的鸿沟可能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隔行如隔山。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一个专业领域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另一个专业的知识，而是当遇到一个实际问题时，人们很有可能会找错专家。尤其当一个人成为名人以后，大家就以为他什么都懂。如果一个名人不知道精细地区分专业的差别，就很容易陷入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状态。
正因为今天的人类科技领域越来越细分和广泛，所以就更迫切地需要具备能够横向看明白不同专业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也就是“通晓能力”。困难之处在于：因为科技信息的爆炸，人们又普遍认为百科全书式的、能够通晓当代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很难什么都懂。幸运的是，今天在这个判断之前可以加上一句话——“除了本文作者之外”。不是说在中国社会如此，而是说“当今世界，包括北约和俄乌在内，除了本文作者以外，一个人很难什么都懂”。顺便说一下：当今中国至少在一个科学领域已经处于全世界绝对领导地位，就是基本科学方法或微观科学学。这是比一般的基础学科更加基础的学科领域。如果系统理解了第三代科学就会明白，这个观点是全世界学术界会一致公认的。
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多网友已经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诧异。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就是掌握科学的两大基本工具：数学与测量。作者以这两大基本工具实际地考察和研究了当代人类全部三千多门科学的学科领域，包括全部的医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或病毒检测等领域。既然它是一套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读者愿意，并且系统地掌握了这一套方法，你也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当有更多学者
—— 我当然希望是更多中国学者掌握了这一套方法之后，前面的说法就不再成立了，而是会变成：只要掌握了第三代科学的方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晓当代人类所有科技文明成就。
本文也会部分地涉及相关的科学方法课题。
下面接着前文话题继续讨论生物战的隐形战争问题。
四、科学的制高点 —— 测量与科学
1.专业领域与专业问题
关于真理还有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真理面前，人和人就是完全不平等的。人们能指望某个对特定专业什么研究也没做过的人，与一个长期研究该领域的专业人员具有平等的说话资格吗？不是“当然不能”，而是“绝对不能”。忽悠人的大V们经常就是拿“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随便说些什么，却要求具有与真正的专业研究者一样说话的权力。因此，在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后面必须加上一句话：“在一切具体的真理面前，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因此，我们很自然想到的是，遇到专业的问题，首先必须去听专家的话。问题在于，很多表面上专业的问题，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个单一的专业领域，而是会涉及众多不同的专业。那就要深入分析，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具体课题究竟是属于什么专业领域的，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它属于哪个专业领域。
2．从一个具体案例说起
1964年，贝尔实验室的彭齐亚斯和他的同事威尔逊为了研究卫星通讯，在调试6米号角式天线接收机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无法克服的4080MHz为中心的背景噪声。经过长期测量、验证，以及与附近研究宇宙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专业教授们交流，1965年，他们二人在《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在4080兆赫上额外天线温度的测量》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他们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原因是这个测量结果成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有力支持证据之一。后来，人们就时常请教他们关于宇宙大爆炸的问题，他们憋不住坦率地说，真的搞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对此完全是外行。两个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外行，却因为证明了这个理论而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什么？因为证明这个理论的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测量专业技术，与这个理论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关系。他们的成功，最核心的原因是他们拥有更高灵敏度的微波测量工具。如果说有什么偶然因素，那就是当时用于卫星通讯的C波段的下行频段（3.7GHz
- 4.2GHz为下行和5.925GHz - 6.425GHz上行，扩展的C波段可以从4GHz到8GHz），正好就是与3K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峰值部分频段重合，使他们有机会接收到这个信号。如果是现在卫星通讯常用的Ku（下行从10.7GHz到12.75GHz，上行从12.75GHz到18.1GHz）甚至Ka频段(27GHz到40GHz)，可能就没这个运气了。
目前在中国，别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作为诺奖获得者的彭齐亚斯可能会被人们邀请去大谈相对论、宇宙学、量子计算、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星链……他们还不得不说点什么。如果他们说自己真的不懂宇宙大爆炸理论，很多人可能会非常不理解。可能会有这么三种情况：
哎呀彭老师，您真是太谦虚了！谦虚过头了也是骄傲啊。
彭老师是在说笑话吧！您别逗我了！—— 彭老师是太忙了，以此婉拒。
不懂，怎么可能？那你们怎么靠证明这个理论居然得诺贝尔奖了？那不是骗子，把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蒙了吗？
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到，他们就是微波信号测量和卫星通讯的专家。如果他们对其他问题没兴趣，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情况不仅在这一个领域如此，而是很常见的。例如，碳14测年法、以锆石晶体为基础的铀铅测年法、热释光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法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常用的测量方法。但是，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一般来说在这些技术上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可能连用户不是，只是将样本送交给有条件的真正是用户的实验室测量，他们使用测量结果就可以了。有些人受过相应的专业培训，大多也只是会使用这些测量工具而已。在防疫领域同样如此，不要老是听防疫专家和权威们整天在谈核酸检测、基因测序等，他们在这些测量技术上基本都是外行，最多算是用户。但是，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这些情况很多是不理解的，很多时候不光是普通人，就是政府也经常被表面看起来的砖家们给蒙了，尤其中国的专家们经常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懂哪些领域，或者不会像彭齐亚斯他们被人问到宇宙大爆炸问题时，不顾人们的难以置信直言自己确实搞不懂。不要埋怨中国人老是被砖家们忽悠，首先你自己都不知道遇到专业问题时，什么才是相匹配的专业，大家主要都是靠谁的名气大来找人。明星的名气大，所以人们买东西时就经常听名星和网红的话。我们不具备判断的能力，只好靠头衔，靠国外的判断来作为自己的判断，这样当然很容易被别人给忽悠了。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充分理解到，靠证明宇宙大爆炸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彭齐亚斯他们，在宇宙学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领域是外行，什么时候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才算真正提高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理解到张文宏这样的专家在抗原检测基础技术领域是外行，什么时候中国人在流行病的领域科学素养才算真正提高了。会开车与会造车完全是两个概念。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如果你都不知道在具体专业问题上谁才是真正的专家，就不要再哀叹中国人老被砖家们给骗惨了。
所谓“砖家”，就是那些搞错专业领域的专家。
人们可以不对各个专业领域的特定知识很清楚，但至少必须具备遇到实际问题时，知道对应的专业领域究竟是什么。这样你才知道去补什么课，或者去找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找对人”。如何找对人，找对专业方向？这也是第三代科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微波信号的测量上，当时搞卫星通讯的比搞宇宙学的拥有更方便、更高灵敏度的测量工具，他们就掌握了更多科学的真理，并且科学界包括宇宙学界也都普遍认可他们拥有这个权力。所以，最重要的是更高灵敏度的测量工具，而不在于专业领域的专家头衔。这样一来，是否少数专家就会垄断科学真理的话语权呢？当然不是，成为标准的是纯粹客观的更高灵敏度的测量数据。因此，无论谁拥有了这一点，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由于彭齐亚斯他们测量到微波背景幅射时所用的设备，只是刚好可以发现这个频谱的存在，因此测量的结果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在宇宙空间的和各个方向测得的微波背景幅射看不出任何差别。随着测量灵敏度的进一步提升，1989年11月升空的宇宙背景探测者（COBE，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测量到的结果，表明微波背景幅射的频谱，与2.726±0.010K的黑体辐射谱高度重合。但在扣除了银河系相对运动以及其他干扰之后，首次证明了这个幅射在不同方向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个常被称为各向异性，其温度涨落的幅度约为百万分之五。这个温度涨落起源于宇宙在形成初期极小尺度上的量子涨落，它随着宇宙的暴胀而放大到宇宙学的尺度上，就成为星系团等结构形成的原因。2006年，负责COBE项目的科学家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因其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再次，因为对这个专业方向的更高灵敏度测量结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要以为得诺贝尔奖是多么难的事情，问题只在于你是不是去研究可以得诺奖的专业课题，并且是否有更高灵敏度的测量手段，从而比别人更先发现相应的新现象。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来说，诺奖也不意味着就是一切。但数学与测量却决定了科学的一切领域。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与新冠疫情表面看起来似乎没关系的案例呢？因为这些测量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止是宇宙大爆炸领域才会有，它在包括病毒测量在内的一切科学技术领域全都是共性的。—— 科学的真理，永远掌握在拥有更高灵敏度测量工具的人手里。将微波背景幅射的测量与病毒检测放在一起，并不是一种“类比”，而是从统一测量学角度说，它们完全就是同一类测量学专业课题。
如果没有更高灵敏度的卫星接收机，就没那个运气发现微波背景幅射。如果没有继续增加的超高灵敏度的微波测量工具COBE，就不可能发现微波背景幅射存在各向异性。
对于病毒，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检测灵敏度，病毒就不可能清零。如果没有核酸检测灵敏度更进一步的提升，就不可能用更少的封城时间，更少的全员核酸检测，更低的成本实现清零。
以往的很多科学哲学的理论无法理解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种进步。例如库恩就认为一个科学范式取代另一个与一个政党的统治取代另一个差不多。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根本就没有明显的界线。如果这样只是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因为很明显，科学就是很显著地在不断进步。其中一个很关键性的解释就是测量的灵敏度。道理很简单，灵敏度越来越越高，科学认识到的对象就越来越多。测量误差越来越小，科学对认识对象的理解就越来越精确。科学哲学或哲学的认识论总想去“指导”科学，但如果你不能深入到科学的任何一层级的细节中去，怎么可能有价值呢？我们的科学方法是可以解释和指导至科学研究活动的任何一个细节深度，明确地告诉你该做什么。
无论你所在的专业是什么学科领域，作为科学都需要遵从一些基本的共性准则。比如说要“符合逻辑”。现在的逻辑已经数学化，它是属于数学基础或称数理逻辑。还有一个公认的准则是“以事实为依据”。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什么才叫科学的事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严格遵从统一测量学的测量数据，才能被称为科学的事实。但是，过去在测量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全部科学领域统一的测量学科，因此各个学科都是自己在“以事实为依据”这样的哲学观念指引下，各自为战地建设起来的。它们的学术名称不统一，方法不统一。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来说明：
计算机也是各个学科领域共同应用到的工具，但计算机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有通用的CPU、内存、显示屏、硬盘、键盘鼠标等等技术和产品。每个应用领域只要开发自己的数学建模、应用软件就可以了。但如果每个领域都各自独立地建设自己的一套计算机产业技术生态，将会是什么结果？
医学领域的人会开发医学CPU、医学内存、医学硬盘、医学键盘鼠标、医学闪存、医学计算机.....
化学领域的人又会开发化学CPU、化学内存、化学硬盘、化学键盘鼠标、化学闪存甚至化学芯片制造产业、化学半导体芯片光刻机、化学计算机....
如果是以上状态会是什么结果？也不能说各个专业的特制计算机就不是计算机，但会存在如下问题：
太多浪费了。学者们可以写的论文倒是能多出来很多，可绝大多数是没有必要的工作。
互相不理解。很多相同的测量学问题，在不同学科里采用不同的名称，这就导致相互间不理解。
只能属于低水平重复。这些低水平重复用查重软件还是查不出来的，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名称。2019年全球SCI科技论文数量达230万篇，中国有49.6万篇。中国国内所有科技论文都算上有144.8万篇。因为没有统一测量学，导致的重复占据极大比例。重复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水平必然极低。
以医学为例，科赫法则，随机双盲实验，循证医学等，被医学界奉为圭臬。当然不能说它们不对，但是，以这些为基础建立的都是水平很低的测量学体系。科赫法则是以穆勒的经典归纳法为基础的。随机双盲实验只是穆勒归纳法更精致的形式。所谓循证医学一定程度上是实验哲学的医学领域呈现方式。在以统一测量学为基础的医学测量学面前，这些都是小儿科的、水平很低的、很不完备的，它们只是统一测量学很小的一个子集。很多人喜欢争论中西医的科学性问题。最准确的答案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科学基础，但最严格地说都不够科学。所以别争了，需要考虑的唯一有价值问题是如何以统一测量学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医学测量学，从而使它们都变得真正科学起来。一说某个学科“不够科学”，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可能会有压力。希望大家明白，大可不必有任何压力，因为从统一测量学的角度看，现在的所有学科都存在类似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使被认为最科学的物理学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医学、中医、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等存在问题就没必要有任何压力了，只要把问题搞清楚就可以了。
有了统一测量学会有什么好处呢？
完备性和最高水准。统一测量学是在全人类所有科学领域得到验证，而不只是在医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得到验证。同时，它又吸收了医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全部测量学成就。所以，统一测量学的方法体系相比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测量体系，显然都更加地完备、精确、系统。它的可靠性、科学性当然比一切领域现有的实验和测量体系都更高。这就可以保证，在统一测量学基础上建立的任何学科的测量学体系，是可以达到当前人类整个科学技术最高水准的。
经济性。任何一个学科，包括医学在内，不需要自己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测量学体系，而是直接调用人类最成熟完备的测量学体系就可以了。这就可以节省巨大的研究资源，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需要去进行重复的工作。
简单性。采用统一测量学，也可以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巨大的方便和简化，极大地提升科学的效率。如果单纯地只在一个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可叫“方言”）理解其知识，有些可能会非常难。但如果通过统一测量学（普通话）在其他相对简单的领域找到对应的同类技术，理解起来可能会简单很多。我们下面将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采用统一测量学的方法体系，将使很多防疫领域的知识理解起来变得多么容易。
由于人体和其他动物生理结构以及分子层面的机理是极为复杂的，因此直接理解起来会非常困难。例如，由于过去专业间的鸿沟，基因科学领域的学术名称大多很令人遗憾。因为基因科学的名称有很多借鉴信息领域的学术名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最初起名字的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学者们对信息科学都是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导致起的方言学术名称非常糟糕，这使其理解起来很困难。参见我的文章“不会起名字的医学和分子生物学”。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尊重专业领域里原有的专业术语，采用它们来介绍，但用统一测量学的普通话术语来更简单、准确地解读。
病毒检测的特异性指标相比灵敏度的重要性更低，但我们先从这个不那么重要的指标谈可能更轻松一些。特异性低可能会带来假阳性。但对病毒检测来说，宁可搞错十个、不可错过一个。在免疫学领域，有“非特异性免疫”（也叫先天性免疫），“特异性免疫”等方言术语。刚开始接触的人可能会感觉云里雾里。但如果在统一测量学中，以“选择性”这种普通话术语来理解，可能会更清晰和简单。
下面是一个人体内体液免疫的原理框图。人体内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两类，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可以不用太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原理差别并不太大，都分为感应阶段、反应阶段和效应阶段三个阶段。感应阶段的免疫是一种“非特异性免疫”。经过反应阶段到效应阶段，被称为特异性免疫，也叫二次免疫。
差别是什么呢？在非特异性免疫阶段，巨噬细胞并不区分是什么病原体（抗原），它是采用“只要发现不是正常细胞就格杀无论”的策略。其吞噬病原体之后，会识别出病原体的特征，通过T细胞、B细胞、效应B细胞产生与相应的抗原有特异性的抗体。之所以称特异性，就是这种抗体只对相应的抗原起作用，不再是格杀无论了。
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巨噬细胞在感应阶段，怎么能够识别出体内正常的细胞和入侵的病原体细胞呢？如果不能准确识别的话，它不是把正常细胞也都给吞噬了？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排异反应就是人体免疫系统把移植的器官当成外来入侵的异物进行攻击产生的。有的文献介绍说免疫系统能识别出“自己”和“非己”。这个说法严格来讲不是完全严格的。因为巨噬细胞不仅仅是会清理吞噬入侵的外来病原体，而且还会吞噬清理人体内死亡或不正常的细胞。后者就不太好说是自己还是非己。因此，准确地说是“体内正常物质”与“非正常物质”。人体免疫系统在人发育过程中会记下自己体内正常细胞等物质。只要免疫系统发现与这些体内正常物质不一样的东西，它就会进行吞噬。无论是外来入侵的，还是体内死亡或有病变的不正常细胞，都会被它吞噬。因此，即使是在非特异性阶段，也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只是其选择范围比较宽。而在特异性免疫阶段，只是其选择性比较强，选择攻击的范围比较窄。如何来理解这些差别呢？
任何测量或识别都存在不同的选择性。要进行选择，需要依靠选择的特征。在电子测量系统中，一般是采用“滤波”来获得选择性。滤波的类型是有很多种的，有宽带滤波和窄带滤波，有高通（高频通过，低频被衰减）、低通（低频通过、高频被衰减）、带通（某一个频段通过，高低两侧被衰减）。搞电子专业的人理解这些比较容易。但如果读者对这些理解起来还是有些困难，那就用最简单的农民收粮食后进行的筛选来理解吧。它们是用网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来选择出粮食、秸秆和小石子，这些都是选择。选择是根据特征上的差别进行的。因此，特征越明显、越多，选择性就越强。但任何选择又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会有不希望被选择的对象混进来。例如，通过筛子分选粮食并不一定绝对保证能把所有石子都挑选出去。
通过以上对选择性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比较准地理解“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和“基因的特异性”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了。所谓非特异性并不是说任何选择性都没有，而是说其选择性比较宽，它以是不是体内正常物质来进行比较宽泛的选择。
特异性免疫是根据病原体外表特征（医学术语叫“表达”）来进行选择的。所以，如果出现外表特征太接近，尤其抗体要识别的表达太接近的不同细胞，就可能出现不能区分的情况。这就是以免疫方法进行检测的技术会出现假阳性的原因。事实上，用任何技术检测都可能出现假阳性，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你可以理解为粮食分选机的筛子，没能分清楚粮食和与特征很接近的石子。
显然，特征越丰富，选择性就越强，识别率就越高。例如，不仅是通过筛子网眼的大小进行选择，而且还通过重量、颜色等更多特征来进行多重的选择，就可以更为可靠地将石子从粮食中剔除出去。进行选择的特征越多，显然选择得就越精确和彻底。所以，过去的粮食往往还需要进行淘洗，把很少的石子人工剔除出去。但现在生产的粮食已经极少有石子了，甚至可以免洗直接做饭吃。
免疫系统是以细胞、病毒或细菌的外表特征进行选择的，而核酸检测是以病毒的基因进行选择的。以基因匹配为特征的选择性，显然比病毒外表特征的选择性强得多。这就是核酸检测的假阳性率远远低于抗原检测的原因。核酸检测并不是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匹配选择，而只是其特征性的基因片段。目前对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主要采用两个特征性的基因片段，分别称为ORF 1ab基因（开放读码框1ab，open reading
protein，简称N基因）。这个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中建议的。针对这些靶标基因设计的引物和荧光探针长度也就20到30个碱基。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核酸检测方法选择性的大小。虽然新冠病毒变异非常快，但这两个特征性的基因都没发生变化，因此一直可以作为有效检测的工具。同时也说明以这个引物设计进行的检测并不能区分不同的新冠病毒。
理解了选择性，可以触类旁通地理解一大群不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如分子筛、半透膜、滤纸、离心机、层析、色谱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疫苗有可能会被变异后的病毒逃逸。疫苗产生的抗体是认病毒外貌，而不是直接认它的基因。爷爷生出爸爸、爸爸生出自己、自己生出儿子、儿子生出孙子……虽然都是亲生的，在样貌上有相似性，但变异多了就认不出来了。RNA病毒是具有高度变异性的，能认出爷爷的疫苗抗体，有可能部分能认出爸爸，……到孙子就可能完全认不出来了。
1．统计学不能替代测量学
在很多学科里，常常把统计学等同于测量学。在医学领域，统计学方法的使用也是很普遍的。测量学的确使用到了很多统计学的知识，但它们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先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
假设一个工厂要生产一个产品，为简单分析起见，再假设其技术指标就是10cm的长度，并且允许生产出来的产品误差范围是±0.1cm。当生产出100件产品后，经过测量，它们的误差都在允许的范围内，都是合格产品。我们要问这个工厂生产过程的产品合格率是多少？如果用统计学方法，很简单啊！总样本量是100，合格产品数量是100，合格率就是100/100=100%。这个不能绝对地说错，但是，任何企业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一定会有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机率存在。但用这个统计学方法却无法精细地算出来。如果用测量学的方法，应当是这样：
首先算出100件产品的实测长度与标准的10cm长度的偏差值，然后计算其均方差。假设计算出的均方差为0.033cm，也就是允许偏差的1/3，或者说允许的偏差限度是均方差的3倍。那么，这个生产过程的合格率就是99.7%（不合格率为0.3%）。如果计算出的均方差为0.0167cm，也就是允许偏差限度的1/6，不合格率就是百万分之3.4。为什么是这些数值不去深入讨论，它们是测量学的基础知识。这个与用简单统计学方法算出的100%合格率当然很接近，但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很显然，统计学的方法只利用到了测量结果最简单粗略的信息：合格，不合格。而测量学方法将所有测量获得的信息都充分利用到了：每个产品与标准的偏差值大小，当然会更加精确。
在医学的测量中，经常给出的结果同样是最粗略的信息：阴性与阳性。但如果我们要获得更多精确的信息，从而做出更多精确的判断，就不能仅限于这种最粗略的信息。在有些时候，统计学方法带来的可能不止是“不精确”，而且可能产生实质性的错误。
2．错误的抗原检测技术指标
上篇文章“隐形战争 —— 科学的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上）| 汪涛”我们曾说到，现在抗原检测产品的两个评价技术指标：特异性和敏感性都是用简单统计学方法来确定的。
先说特异性。我们前面说过，特性性是一个方言术语，用统一测量学的专业术语应当叫选择性。我们先看看其他领域的选择性是如何表达的。在滤波器设计中，选择性是靠其滤波器的技术特性决定的。其中主要的是信号可以通过到被阻止边界点——“截止频率”确定的。选择性不能简单地说大小，而是要靠其选择能力的技术特性来确定。滤波器的高通、低通、带通、带阻、全通等不同特性，是靠不同截止频率的组合来实现的，甚至可能会形成如梳状滤波器（可看作是多个带通的组合）等很复杂的类型。采用百分比的表达，不仅是一种过于粗略的统计学方法表达。而且本质上说这种指标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取决于选择器本身的技术性能，而且高度地取决于外界干扰信号是什么类型。
我们假设，有某种感冒病毒与新冠病毒非常类似，抗原检测的选择性无法区分。如果同时存在这么一个感冒的流行，那么被检测的人群只要被感染了这种感冒，就会在抗原检测时出现假阳性。但是，如果抗原检测的特异性免疫识别不能区分的病毒流行率特别低，那么假阳性率就会非常低，甚至于也可以没有任何假阳性。例如，在实验室进行测试，被检样品中只存在新冠的假病毒，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被抗原检测识别到的物质，那么进行大量的测试结果，理论上假阳性率应当为零。
所以，以假阳性率表达的特异性，是检测产品的选择性技术性能，与社会人群的特定病毒统计特性组合起来的一种结果表达，它只是在假设社会人群中特定的样品统计特性时才会存在。如果社会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情况分散性很大，那么，相同抗原产品的假阳性率就会千差万别。一个选择性就算很差的筛子，如果输入的粮食本身就很干净，很单纯，最后出来的粮食也会很干净。但在输入粮食本身混入的杂质很多时，就区别不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人们根据特异性与流行率对假阳性进行计算所作的预测，与最后实际结果完全对不上号的原因所在。这也意味着，以百分率表达的特异性技术指标，事实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要是采用免疫技术，其选择性就差不多。最终假阳性率是多少，几乎与厂家的产品性能没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社会人群中不同病毒的分布特性。
3．基本传染数是合适的表达指标吗？
在流行病学中，R0(基本传染数)是一个经常采用的指标。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这是一个典型的纯粹统计学定义。但是，如果从测量学角度，就会知道这种定义是存在太多漏洞的，很难用来准确表达不同传染病的传播能力。
很显然，一个感染了某种传染病的人要将它传播给其他人，前提条件是必须得有接触。“没有外力介入”看起来是提供一个客观的统计条件。但事实上，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人们相互之间接触的机会是差异巨大的。古代社会或多年之前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差异也非常大。即使在今天，城市与农村、不同国家之间差异也非常巨大。那么，即使相同的一个病毒，在完全不同的人群接触机会下，其传播率是显然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方面R0数值是多少，不仅取决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取决于社会人群相互接触的频率。所以，相同的病毒在不同社会状态下，其传播率是肯定不一样的。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不一样，不同国家间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尤其是封城与没有封城完全不一样。无论传播性多么强的病毒，如果在严格封城状态下，其R0就会肯定小于1。当然，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没有外力介入”的状态。但在很多农村地区，与封城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在这些地区，表面看似医疗条件落后，但R0的数值却会非常小。城市人口越是密集，任何病毒的R0都可能很高。
一个高度取决于外部测量条件的指标，怎么能够用来精确表达病毒本身的传播力呢？
因此，流行病学界不应再简单地陷于这种最原始的统计学概念框架来研究。这里面的大多数概念，都是因为早期测量手段不足而不得已采用的。在今天的测量技术已经充分发达的时代，如果人们还是陷于原始的统计学研究框架，就无法使流行病学获得真正的进步。
数字PCR技术已经可以精确地数出样本中有多少粒病毒。
采用免疫磁珠的样本富集技术，以及大样本量的核酸提取，已经可以使核酸检测的灵敏度提升到每毫升个位数的病毒都可以被检测出来。
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如果在思想上没有树立起真正科学的观念，就会长期停滞在最原始的学术状态。
但凡还是在用最简单的统计学指标写论文的，水平都不可能高到哪里去。即使发到最顶级刊物上（如《CELL》《Nature》《Science》等）也是如此。不要去迷信这些刊物。在没有于统一测量学基础上建立起医学测量学、分子生物测量学之前，它们学术水平都必然远远低于现代科学技术可以支撑的高度。医学科技学术水平的发展限制，无疑会限制防疫实践的水平。
4．改变Ct值的阴性阳性判断标准是合理的吗？
2022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这一版方案被一些鼓吹共享论的专家称为是“最科学”的，并且媒体认为这并不是放松疫情的防控，这就不免让人非常忧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标题是“核酸检测标准调整”。仔细看这个诊疗方案，以及它与第八版的变化，是在第十三条里与出院标准相关的核酸检测标准上的变化。原来的核酸检测标准并不是在诊疗方案里规定，而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里规定的。之前的标准为：
灰区：Ct值在37-40之间，建议重复实验，若重做结果Ct
无论是判断是否受感染，还是出院都是按这个标准。而诊疗方案第九版里，只是规定了出院的判断标准如下：
在检查是否受感染的标准上，依然是采纳原来的标准。这个在第九版诊疗方案中并没有直接显式地提出来，因为它是在“检测技术指南”里规定的。但是，在很多媒体宣传以及自媒体宣传中，却把这个两个检测完全混淆起来。国外在判断是否受感染的检测上甚至采用更低的标准，例如德国按30，美国等国采用的是35。甚至于，很多人反映上海在检查是否受感染（阳性还是阴性）的核酸检测标准上，就是比其他地区标准更低。类似国外的更低判断感染的标准，在上海检测是阴性的，到其他地区成阳性了（这个并不最后确认）。如果这样，当然就难以控制住疫情的传播。
为什么出院标准可以放宽一些，而在检测是否受感染上却绝对不能放松？
如果人体内没有任何免疫能力，入侵的病毒会按照指数的速度增长。如下图：
但是，人是有免疫能力的。前面说过，人的免疫系统有两个过程，前面一个“非特异性免疫”（先天性免疫，初次免疫），它是无差别地对非正常的物质都进行吞噬等免疫反应。
然后等体内产生抗体，就进入“特异性免疫”（再次免疫等）。人体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是以上两个作用的叠加。它可能会有如下不同的结果：
既不传染也不生病。如果入侵的病毒量极小，人的非特异性免疫就可能把入侵的病毒全消灭了。所以，受感染的人不仅不会有任何症状，也因为病毒量极少，不会有传染性。
不生病但可能传染。当病毒入侵量进一步增大，受到非特异性免疫的压制，人不会生病，一直是无症状感染者。但因为体内的病毒会有一定增长，随着呼吸道的气溶胶或体液传播出去，从而有一定的传染性。
既传染又生病。如果病毒入侵量进一步增长，超过非特异性免疫所能抵抗的水平，病毒就无法控制住。尤其在两个免疫期的中间，可以见到两种免疫的能力都处于很低水平，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基本消耗光了，而特异性免疫还没成长起来。这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病毒就可能很少受控制地指数增长，导致发病。而随着体内特性性免疫能力的持续增强，抗体大量增加，病毒就受到控制。大量的抗体会与抗原结合，结合后的病毒就会失去活性，并且进一步发生凝集、沉淀、溶解等反应，或被巨噬细胞吞噬掉。
由此分析可见，受感染后究竟会如何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病毒本身，而且高度地受入侵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受感染数量极低时，传播性并不是太严重。但如果一个群体受感染者数量增多，就会极大地提升传播性。因为多个受感染者外溢的病毒数量及感染的外部媒介不断增加，就会极大地提升传播机率以及病毒入侵的数量。如果病毒入侵的数量很高，转向危重的概率就会增大。这也是为什么不同人群受感染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转向危重的机率更高，但年轻人中也会有转向危重者。尤其在受感染的基数大到一定程度，危重和死亡率也会随之增加。这是为什么在不同地区相同病毒的死亡率会有很大差异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不要去说某种病毒死亡率一定是多少。它是受很多不同因素影响的，尤其受到感染者基数、感染环境的病毒入侵量等因素的影响很大。
与抗原结合后的病毒不再有入侵人体正常细胞进行繁殖的能力，但它们在核酸检测中依然会被检测出来。因此，当可以明显看到病情减退，尤其是可以在血液中充分检测到较高水平的抗体时，就说明进入到了特性性免疫阶段，体内的病毒快速地减少。最后剩下很低水平的、被中和后的核酸时，一般情况下既不会有传染性，也不会生病。这是为什么将出院标准放宽到Ct值为35有其合理性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进行最初期的感染检查时，人体内病毒很可能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当然，也有可能因其入侵量极少而永远处于“既不传染也不生病”的状态。但是，这种险是不能冒的。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初期受感染检查时，Ct值在35-40区间就一定没有传染性。在这个阶段，是应当持“宁可错封十人，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放过一个，就可能使传染源无法封控住。
更重要的一点，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即使是专业人员可能也很少理解实际防疫实践中Ct值的准确含义是什么。Ct值只是一个测量结果，它必须要还原到最初人体呼吸道的病毒浓度水平才有实际意义。
核酸检测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
采样，这个大家都亲身体验过了，就是用拭子头在鼻腔或咽喉采集样本。如果采样方法不同，人的呼吸道里相同浓度的病毒被拭子头采集到的数量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保存、运输。就是将放进采样管的拭子头浸泡在采样管溶液里，运送到检测点。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可能会有衰减。不同厂家的产品质量控制不同，这个衰减率是不一样的。另外，采样管受到污染的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后续检测过程。更重要的一点，那么一个小小的拭子头里获得的人呼吸道的体液，要被采样管里3ml的溶液大大地稀释。后续的核酸提取环节一般只采用200微升的溶液样品。这个检测方法本身理论上就必然会使病毒数量至少衰减十五倍以上。混检的方案衰减得更多。
核酸提取。目前单采的一般从采样管中提取200微升样本，利用磁珠法最后提取浓缩到约100微升的浓缩液。
参见“尽快提升核酸测量灵敏度的关键价值”。
PCR环节。最后从100微升浓缩液中，只抽取5微升进行PCR扩增和荧光定量测量。
如果从最后PCR测量结果往前反推，即使在PCR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核酸就可以被发现，最初采样的样本中也至少要有300个病毒才能确保这一点。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对市场上各个不同厂家的产品实际测试结果，几乎前面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大量问题。实际核酸检测中可能要在采样的拭子头上获得成千上万的病毒才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为核酸检测的价格越来越低，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也越来越走低。降低核酸检测的价格当然非常有利于降低成本。但这种简单的绝对价格战条件下，如果没有配合严格的品质控制，各个环节的产品质量一定是会不断向底线走，以至最后不断突破底线。很多环节的品质失去控制，如果没有很专业的检测也是难以发现的。
采样环节。采样管如果消毒不严格，会受到污染。现在采样管的生产环节一般采用医用的环氧乙烷进行消毒。但只有采用伽马射线消毒才能真正满足要求，它会带来采样管材料价格的上升。这个会影响到核酸提取环节的效率。后面会谈到为什么。
采样管的核酸保存液质量控制不好的话，病毒核酸在传递过程中就会有更多衰减。
因为核酸提取试剂的价格越压越低，采用质量比较低的磁珠，从而在样本中低载量的情况下提取效率会大大下降。严重的会下降到相差3个Ct值甚至6个Ct值以上。在核酸提取环节，并没有特异性地只针对新冠病毒核酸，而是其中的硅羟基磁珠与各种核酸都会结合，它也是一个“宽带的滤波器”，被剔除的是非核酸的各种细胞等杂质。因此，如果受到污染，其他核酸杂质比较多，它们就会消耗掉磁珠，使提取新冠的磁珠数量减少，从而降低对新冠核酸的提取效率。
PCR环节。仅仅简单地根据Ct值并不能直接确定初始病毒的数量是多少。目前业界认为采用外标准曲线的定量相对较为准确，而采用内标法的定量并不太可靠。当然，即使是采用外标准曲线的定量，也有一定的估算性质。采用最新的数字PCR所进行的定量检测可靠性就最高。因为它就是能把病毒分隔在大量微米尺寸的液滴里，使每个液滴只包含一个病毒。相当于有大量的微型PCR仪，每一个PCR仪只测一个病毒。最后是把病毒直接地一个一个数出来的。因此其准确性当然最高。
因为在前面环节技术指标控制严格程度受限，因此，在最后一个环节Ct值为35，并不能严格地推导出样本中的病毒含量到底是多少。
从上面分析可见，误导，甚至于直接地就是在普检环节采用更小的Ct值判断标准，不断压低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事实上就是为病毒传播的尽量留出更充分的口子。如此暗藏的玄机，普通老百姓和一般政府官员如何能明白？
从上面分析也可明白，因为在特异性免疫阶段，抗体的浓度不会一直保持高位，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不是只为一种病毒而存在，它正常情况下是要去对抗各种潜在的病原体以及人体内的病变。因此，只针对新冠的抗体无论是因为真的受新冠感染，还是受疫苗刺激而产生，都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后不断地下降到正常水平。所以，靠疫苗能去成功地对抗某种疾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普遍的情况。
虽然现在出现了一批能起一定作用的疫苗，但要想长期地对付新冠，想靠疫苗完全成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同时，也别太指望所谓的“特药效”。中药能够起作用，是通过增强人自身免疫能力实现的。有人不太理解中医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治病。只要了解一下非特异性免疫就知道了。在这个阶段免疫系统也不知道病原体具体是什么啊！但它用只要不认识就格杀勿论的方式，也可以把从来没见过的病毒给干掉了。而增强非特异性免疫的方法，也是不需要知道新病原体具体是什么样的。
在特异性免疫阶段，非特异性免疫还存在吗？这些问题才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课题。这种非特异性免疫，难道不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纯天然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吗？
今天以简单统计学为基础的大量所谓西医概念体系，与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概念相比，只能说稍微更接近科学而已，但与统一测量学框架下的医学测量学相比，它们并不是最严格的科学。有一句笑话，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不能信的：迷信、谎言、统计学。这个说法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我们的确需要深思。如果说中医有什么不科学之处，那么西医的不科学性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说不清中医的不科学之处在哪里？仅仅说一个知识体系不科学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给出如何让它变科学的具体方法。
网上看到金银潭医院出发去上海支援医护人员的视频，她们说只是要去报恩的，因为两年前武汉疫情时上海医护人员最早赶到金银潭医院。此情此景让人瞬间泪目，也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毫无疑问，上海的这次防疫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但希望人们不要简单地看待上海，更不要落井下石，一发现错就全是简单粗暴的、全面的否定。无论上海想做实验的想法对还是不对。事实是：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它就是一次实验。既然付出了代价，那我们就要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科学实验的数据。客观地说，原来他采取“精准防御”的策略，的确是躲过了之前所有的疫情。只是这一次，对奥米克戎没有躲过去。那就说明存在一个具体的阈值，当超过这个阈值的时候，原来的精准防御就会失效。那么，如果能够精确地发现并可操作这个阈值，就可以使得未来在新的疫情情况下，精准防御还可以继续有效。原来的精准防御只是一个哲学理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当受到别的理念干扰下，就会失效。真正的精准防疫，是需要全面系统的，精准的科学数据和依据支持的。没有精准的科学数据、理论、技术支持，何来精准的防疫？
从最根本的途径来说，必须坚定最终将这个病毒完全剿灭的信心。事实已经证明：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但是，国外疫情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而且可能有大量人为不愿清零的势力存在。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有可能最终在全球将这个病毒剿灭吗？是否有技术、经济、国际政治上都能可行的办法？有的。请看下集“对付隐形战争的战略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