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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卷 第 期太 平 洋 学 报 ， 年 月 ： 沈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太平洋学报，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沈 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摘要：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
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
2、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
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重新制定针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关键词：中等强国；中间地带；西方话语；中国外交；战略竞争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修订
3、日期：。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新进展与中国应对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研究：基于历史与规范的考察”（）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沈陈（），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合作、国际战略。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 ： ， ，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但其表述很多时候并不统一。 在中国古代，“小霸”于诸侯的郑国、发起弭兵会盟的宋国可视为春秋时期的中等强国。 在欧洲中世纪，意大利哲学
4、家乔瓦尼波特罗（ ）最早使用“中等强国”一词，他将国家区分为帝国、中等强国和小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力量”。 他在 年 月提出，英法是“中等帝国主义”，而美国是“大帝国主义”，后者想“吃掉”前者，所以双方有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法“可以作为人民第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强国。孙西辉将人口达到 万至
亿、国土面积达到 万至 万平方公里、 达到 千亿至 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达到 亿至 亿美元作为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尽管量化操作有利于清晰直观地描绘一国整体或在某一领域的规模，但并未解决中等强国界定的矛盾性和模糊性。 在指标选择上
5、，由于综合国力的统计指标包含数十项甚至上百项，很少国家的 、军费开支、人口数量等各项指标参数都处于中等位置，因此不同的指标和参数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划分结果。 例如，澳大利亚洛伊基金会（ ）的亚洲实力指数（
）强调金融、同盟等指标，韩国、新加坡在该指数中排名靠前，明显高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马宁强调把领土、人口等指标作为关键项，其给出的中等强国名单将印尼排在韩国、马来西亚之前，并且没有包括新加坡。 “中间等级的强国”“中间等级的强国”是指处于权力等级中间位置的国家。 传统上，国际事务通常由大国决定和操纵，但随着时代发展，中等强国的权力地位在日益上升。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后事务处理过程中，西
6、班牙、荷兰、瑞典以及部分德意志邦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家划分得到广泛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竞争由霸权战争转向“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无论是冷战初期埃及在阿拉伯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广泛号召力，还是冷战结束后新南非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影响力，亦或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民主同盟”，都显示出中等强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的大国
小国二分法出现细分，中等强国的分类得到学界的承认。中等强国除了应在物质实力规模上处于中等，其权力还与该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高度相关。休怀特指出，中等强国有能力基于自身利益与某个大国谈判，甚至在没有另一个大国
7、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反对某个大国的行为。亚当切普尼克主张，可从一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中所处的位置来判定该国是否属于中等强国。不少学者认为，韩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可视为其确立中等强国地位的标志。与韩国类似，澳大利 ， “ ： ”， ， 孙西辉：“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 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年第 期，第
页。例如王诵芬从资源、经济活动、对外经济活动、科技、社会发展、军事、政府调控、外交 个层面，罗列了 项指标作为综合国力评价体系；马宁选取人口、领土、军费、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效率增强指数、创新与复杂性指数、国际货币
8、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将各项相对值得分相加，得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值。 参见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 年版。 ， “ ，” ： ， 访问时间： 年 月 日。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当代亚太，年第 期，第 页； ， ， ： ，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 年第 期，第
页。例如，肯尼斯奥根斯基（ ）把国家分成四个权力等级，即主导国、大国、中等强国以及小国。 肯尼斯华尔兹（ ）也承认，国际体系存在大、中、小三类国家，尽管他坚持认为主导国际事务的只能是大国。 参见 ，“ ： ，” ， ， ： ， ，
9、 ； ， ， ： ， ， 。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国际动员能力；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 参见徐进：“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绿叶，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平洋学报 第 卷亚、阿根廷、加拿大、印尼、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 成员国也被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此外，一国（人）也可能因自身的行为和话语，使他国（人）出于崇拜、信仰或信念而在
10、思想和行动上追随该国（人）。例如，曼德拉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南非民族解放和种族和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一种道德政治的典范，极大提升了自种族隔离时期以来南非长期处于劣势的软实力。不过，从权力等级界定中等强国没有解决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首先，与人口、领土、经济、军事等物质实力相比，话语权和影响力难以进行统一的量化评估，因此这种划分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
其次，还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中间等级”国家，提出“次大国”（ ）、“中等强国”和“中等国家”等概念，但这些概念之间相互重叠甚至表述矛盾，仍无法确定中等强国群体的具体范围。 最后，中等强国的权力大小有时与该国的领导人高度相关，具有很大
11、的变动性。 例如，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 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不结盟”等理念使埃及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第三世界的领导国家，但其逝世以后，埃及的国际领导力明显下降。 对于政府和领导人所引起的中等强国权力位置变化，既有研究难以给予清晰的解释。
“中间地带的强国”“中间地带”是一种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种族层面的模糊概念，而不是具体指代某个特定区域，从而将“中等强国”与“地区大国”这两种概念区分开来。 “中间地带的强国”强调界定中等强国应基于该国在体系层面的中间位置（如半边缘、“一大片”等抽象表述），而非在某个地区具有权力优势。 按照这一理解，可以发现：韩国因人口、领土、军事等方面的劣势而
12、在东北亚属于地区小国，但其在全球经济分工和国际组织参与方面却被公认为中等强国；相反，尽管埃塞俄比亚的人口、领土、政治等指标在东非乃至整个非洲都属于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但却很少被纳入全球层面的中等强国讨论。
具体来说，“中间地带的强国”主要涉及两种理论。从结构主义理论来看，中间地带可以理解为发达的中心地带与落后的边缘地带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处于半边缘地带的部分国家有机会赶超中心地带国家。当前，“中间地带的强国”常常指一些原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的新兴经济体。 例如，爱德华乔丹用传统 新兴中等强国分别指代处于国际体系中心和半边缘的中等强国。
传统中等强国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社会财富分配相对
13、公平、大多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挪威、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等；新兴中等强国 总量较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政体形式比较多样，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不过，按照传统 新兴中等强国进行区分并不十分严格，例如作为新兴中等强国的韩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更接近传统中等强国，导致相关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矛盾。 鉴于此，提出传统
新兴分类的乔丹后来甚至主张放弃用“新兴”或“南方”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中等强国，将中等强国的 ， “ ： ，” ， ， ： ， ， ： ， ， 徐进：“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例
14、如，黎庭静（）将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对靠前的中间等级国家定义为“中等强国”，将普通的中间等级国家界定为“中等国家”。 郭海龙则将中间国家细分为“次大国”和“中等国家”，郭海龙所说的“次大国”与黎庭静界定的“中等强国”有很多重合。 尽管黎庭静和郭海龙都提到了“中等国家”，但郭海龙所说的“中等国家”对应的是英文里的“ ”，与黎庭静的表述有很大差异。 参见黎庭静、左荣全：“
年后越南的中等强国目标及外交远景”，南亚东南亚研究， 年第 期，第 页；郭海龙、孙晶：“次大国：概念、二重性与国际体系”，南亚研究， 年第 期，第 页。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 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
15、第 期，第 页。 ， “ ： ，” ： ， ， ， 第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限定为传统中等强国，以便减少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从大国博弈关系来看，“中间地带的强国”的范围更广，将处在大国（或者说“极”）之间的较强国家都纳入进来。
春秋时期，子路在描述中等强国时说道：“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冷战时期，毛泽东认为中间地带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另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要团结“一条线”上的中等强国，借助“一条线”带动中间地带的“一大片
16、”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进入 世纪，一些欧洲学者甚至把欧盟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强国”。 尽管欧盟总人口超过美国，
位居世界前列，其部分成员国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但在大国博弈中，欧盟仍然处于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左右为难。不难发现，中间地带研究的重点是“中间”而非“强国”，因为在中间地带研究者看来，只有大国是自主和自助的行为体，其他所有的“中间地带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主性缺失的状况。换言之，“中间地带的强国”是比中等强国更宽泛的概念，除了大国以外，其他国家（次大国、中等强国和中小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国家”。因此，“中间地带的强国”应包括次大国和中等强国两种。
17、弱国”（中小国家）相比，“中间地带的强国”（次大国和中等强国）具有更高的自主性（见表 ）。表 中间地带视角下的国家划分位置等级自主性“极”大国高“中间地带的强国”次大国中等强国较高“中间地带的弱国”中小国家较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综上所述，“中等规模的强国”试图寻找科学统一的划分指标，但对不同指标的侧重会导致差异性较大的划分结果。
“中间等级的强国”将中等强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概念结合起来，但缺乏清晰的权力测度方法。 “中间地带的强国”是把中等强国嵌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由之路，提升了中等强国在外交实践中的应用性和操作性。 但由于“中间地带的强国”是比中等强国更宽泛的概念，按照这种思路显然无
18、法精确界定中等强国的位置和范围。尽管上述三种视角都未能克服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具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等级细分，判断中等强国的基本依据是中等规模或中等权力，即通过选择某个或某些关键指标作为区分中等强国的标准，将中等强国细分为大国（次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国家群体；二是自主程度，尽管“中间地带国家”普遍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矛盾，但“中间地带的强国”的自主性或争取自主性的意愿较“中间地带的弱国”更大，这种自主性的差异是中等强国研究的理论前提。二、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特征”为了使“中等强国”概念更加清晰和有操作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等
19、 ： ？” ， ， ， 论语先进。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页。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王鸣野：“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东北亚论坛， 年第 期，第
页。由于数量较少的中等强国尚有模糊性，区分较为困难，因此，区分数量繁多的中间国家和小国无疑更为复杂，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无必要，因此采用“中小国家”统称。 本文第五部分将对这一划分做进一步解释。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指出这一问题。太平洋学报 第 卷强国特征”（）问题。 中的 源于古英语的 （人性、礼貌），指代一种有道德荣誉感
20、的精神或行为；作为独立后缀使用时， 通常修饰带有精神属性的、 胜人一筹的技能， 如 （ 工 艺）、 （ 枪 法 ）、（体育精神）等。 与之类似，“中等强国特征” 包含了西方民主价值、奉行多边主义、遵守国际准则、超越权力政治和乐于居中调停等“有道德的”特征。 本部分将探讨“中等强国特征”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是“中等强国特征”研究逐渐意识形态化并成为西方主流话语的过程。
制度主义由于是实力局限，中等强国主要凭借说服、协商等途径施展影响力，重视多边主义和参与国际组织是其必然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大国明显衰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被美苏争霸的两极体系取代，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取代英
21、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原先依附于英国的英联邦国家积极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扩大自身影响力，以期在战后新秩序中保障本国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等强国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区分。 迪特格莱斯布鲁克列举了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中等强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印度、巴西、墨西哥、
阿根廷和波兰等不同政体模式的国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判断国家地位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国地位的标志，而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则多是中等强国。 在 年关于安理会构成的讨论中，加拿大总理兼外长麦肯齐金（ ）以本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为由，提出为世界
22、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应当“最频繁地”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他的观点其实包含了提升中等强国地位的两点理由：一是国际事务不应完全由大国操纵，中等强国的作用不容忽视；二是国际组织的代表权既不能仅限于大国，但也没必要扩大到所有国家，因为小国即使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也无力履行必要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加拿大最终未能当选第一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同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成功当选已经证明中等强国的积极争取没有白费。并且从
年至 年，加拿大当选过 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保持了每十年当选一次的记录。 此后，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多边机制的成立和完善，中小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
23、扩展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平台。 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以及一些北欧国家获得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构的关键职位，影响了这些机构的规划和议程。 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与中等强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相关，但又不完全是制度主义的派生物，而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 在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加拿大总理金首先提出“功能原则”。
根据功能原则，国际事务应基于利益攸关、贡献意愿、参与能力来分配发言权和决策权，任何为解决特定问题做出贡献的国家都应获得相应的发言权。并且，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比大国做得更加优秀，其在核不 ， “ ， ，” ： ， ， ， ， ， “ ，” ， ， ， ， ， “： ？”
24、 ， ， ， ： ， ，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 以加拿大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 第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扩散、全球变暖、减贫等功能领域应发挥更大作用。鉴于一些功能领域超出了联合国等传统国际组织的议程范围，导致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中等强国利用相关知识和能力来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组织或联盟。中等强国在功能领域实施的外交活动被称为“利基外交”（ ）。 利基一词来自商业术语，菲利普科特勤给利基下的定义是：更窄地确定某个群体，从中构建一个细分市场
25、并作为获取利益的基础。确定利基市场后，企业会用专业化经营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以此激烈市场竞争的夹缝中寻求出路。
库珀是最早将“利基”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由于中等强国资源有限，无力实施宏大的全方位战略，因而追求塑造小范围、专业性的优势领域。例如，荷兰被认为是国际法提供者，瑞士经常扮演第三方角色等。利基外交不仅赋予了中等强国在特定功能领域的话语权，还使其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外交自主性。
詹姆斯科顿、戴维来等学者认为中等强国的利基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在安全领域，中小发达国家常被认为是美国霸权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其在安全议程中的立场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罗纳德勃林格却发现，
26、在推动地雷禁止条约、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以及采用“保护的责任”（）等问题上，加拿大和丹麦等国通过制定“人类安全议程”挑战了美国在相关领域和国际组织中的霸权，显示了中等强国在安全议程中的外交独立性和领导力。 理想主义如果说功能主义是“中等强国特征”走向理想主义的基础，那么理想主义则是中等强国研究演变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关键一环。
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主张根据西方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主义道德标准构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进而约束国家行为和维护世界和平，如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提出的“十四点原则”。 理想主义范式中的中等强国多是中小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小发达
27、国家均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更可能遵守基于西方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因此，以中小发达国家为主的中等强国又被称 为 “ 国 际 好 公 民 ” （ ），其特征包括：（）遵守国际法；（）奉行多边主义；（）追求人道主义；（）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国际身份与国内政策的一致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北欧国家等中小发达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有所降低。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极度乐观，这些中等强国完全沉浸在理想主义的热情中，纷纷以“国际好公民”理念引导本国外交，更积极主动地谋求在全球治理的功能领域发挥领导力，实施发展援助、冲突斡旋、环境保护等合作型外交。
28、这些外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地缘政治甚至国家利益，以至于被西方话语自我标榜为“追求和维护全人类利益”。即便有些中小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其对美国霸权的依附，但这些国家仍会为自身政策赋予某种道德解释。 例如在美 ， ， ： ， ， ，“ ： ，” ， ， ， ， ，“ ，” ， ， ， ， 马道宗首先将 翻译为“利基”。 参见马道宗编译：菲利普科特勤营销圣经，台海出版社， 年版。
， ， ： ， ： ， ， “ ： ，” ， ， ， ；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年第 期，第 。 ， ： ， ：， ， “ ？ ，” ， ， ， ， ， ， ： ， ： ，
29、 ， 太平洋学报 第 卷国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的问题上，尽管空袭会造成人员伤亡而违背人道主义，但挪威仍在支持联合国授权西方空袭行动时运用了人道主义措辞。 建构主义基于理想主义对“中等强国特征”的描绘，建构主义进一步把中等强国塑造成西方语境下的特有身份。 按照建构主义对国家身份的划分，中等强国的身份建构体现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国家固有的、原生的“内在身份”，如中等强国的内在身份包括实行西方式民主政体、强调人道主义和奉行多边主义等“国际好公民”具备的道德特质。 在建构主义范式中，中等强国并不一定要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处于中间位置，但必须具备中等强国“应有”的内在属性和外交政策行为。 因此，
年代的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在领土、人口、军事、能源资源甚至软实力等方面处于国际体系的中间位置，但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其在西方语境下不可能被视为中等强国；相反，尽管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的领土、人口排名靠后，但因其实施价值观外交、发展援助等“国际好公民”行为，这些国家的中等强国身份被广泛认同。第二种类型是由国家间互动产生的“关系身份”，这是一种社会性、观念性的身份，由自身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共同建构。
早在在联合国成立初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就提出，具有共同身份的中等强国应该相互合作，共同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加雷斯埃文斯主张，就彼此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在重大国际
31、事务上以整体立场出现，保持一个声音，建构共同的身份认同。 年 月，韩国、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一次中等强国外交部长会议，标志着“中等强国合作体”（）正式确立。“中等强国合作体”在 年埃博拉疫情、
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和朝鲜核试验等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共同发声、加强国际参与和维护国际秩序，有意识地构建相互间的中等强国身份认同。三、“中等强国特征”严重脱离国际关系现实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等强国的研究经历了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演进，抽象出了利基外交、“国际好公民”等中等强国特有的行为特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等强国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导致了愈发严重的意识形
32、态化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实际上是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即中等强国并不局限于中小发达国家，凡是符合“中等强国特征”的新兴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中等强国；同时，凡是不符合“中等强国特征”的国家即使具备了中等实力，也将被排除中等强国的范畴之外。
西方话语中的“中等强国特征”固然有利于克服中等强国概念的模糊性，但随着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明显不同于新兴国家纷纷涌现，相关理论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也日趋严重。 东升西降推动国际制度的权力结构变迁近年来，国际秩序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发 ， ， “ ： ，” ， ， ， ， 例如，彼得卡赞斯坦等人认为国家身份有固有身份和关系身份两种基本形式；秦亚青
33、提出了基于“个体本位”的个体身份与基于“关系本位”的是关系身份。 ， ， “， ，” ， ， ： ， ： ， ， ；美彼得卡曾斯坦等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年版，第 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第 页。黎庭静、左荣全：“ 年后越南的中等强国目标及外交远景”，南亚东南亚研究，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刘宏松：“韩国在 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外交”，国际观察， 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生深刻变化，东升西降态势明
34、显。 东升西降不仅表现为中美两国相对力量发生变化，在其他新兴国家与中小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形。 以韩国、南非、土耳其、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进而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变迁。 在联合国，南非、尼日利亚、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分别在不同的安理会改革集团中扮演引领角色，新兴国家已成为影响联合国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 在
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新兴国家（除去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占据 席，中小发达国家只占据 席；在首个中等强国合作组织“中等强国合作体” 中，只有澳大利亚属于中小发达国家，其余四国（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都属于
35、新 兴 国 家； 此 外， 金 砖 国 家、 印 巴 南 论 坛（）等新兴国际机制也包含了南非等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不断增加，影响全球功能合作的能力显著提升。新兴国家的地位提升给中小发达国家的国际参与带来某些冲击。以加拿大为例，自 年以来，加拿大保持着每十年担任一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记录；但随着 年史蒂芬哈珀（
）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竞选该席位失败，宣告了这一记录的终结。 贾斯廷特鲁多（ ）执政后，宣称将“修复加拿大与国际社会关系”，并在 年倾注全力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却还是落败，延续了自哈珀政府以来的外交困境。在 改革问题上，根据 年 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约
36、的份额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让渡，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中小发达国家分别排在份额让渡国家的第 、 位。 在此背景下，中小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变革的态度转为消极甚至抵制，从而违反了这些国家过去坚持的多边主义准则。
新兴国家参与功能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与中小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利基外交和参与功能合作不同，新兴国家在核不扩散、全球变暖、减贫等全球功能领域的态度“值得怀疑”。哈拉兰博斯埃夫斯塔霍波洛斯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功能合作的“纠结态度”总结为三点：一是 矛盾的国际主义（ ）； 二 是 有 限 的 志 同 道 合（ ）；三是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 ）。由于新兴国家多处于经济和安全环境相对脆弱的亚
37、非拉地区，这些国家更多关注地区事务，参与全球功能合作的积极性相对不足，这点与地处欧美发达地区、自称“超脱于”地缘环境的中小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别。 具体来说，新兴国家在全球功能合作和地缘政治诉求之间徘徊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中等强国外交与地缘政治环境存在冲突，以南非最为典型。 在
年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后，南非因国内种族和解和民主政治转型，从国际社会的“贱民”跃升为新的“国际好公民”。 但此后，由于价值取向与地缘环境的结构性冲突，南非的外交立场发生了急剧转向。例如，新南非在立国之初曾签署、批准或加入多达 个国际人权条约，并且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国；但到了祖马政府时期，南非又成属于新兴国家的是阿根
38、廷、巴西、印尼、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属于中小发达国家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 ， “ ？ ，” ， ， ， 张笑一：“加拿大中等强国外交的困境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陈：“南非外交转型及对中南关系的影响”，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年第
期，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为少数尝试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大卫赫恩斯比等人发现，作为新兴国家的南非和作为中小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尽管同为英联邦、凯恩斯集团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但两国却没有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天然盟友
39、”。 相反，近年来，南非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意见相左。另一种是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的工具，以韩国最为典型。 尽管韩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倾向等方面非常接近西方国家，但因身处安全环境较为敏感的东北亚地区，其在推动中等外交时总是包含明显的地缘政治动机。
邢丽菊等人指出，韩国历届政府都在思索如何通过推进中等强国外交来提升国际领导力，改变自身在大国夹缝中求生的尴尬。申顺玉（ ）则认为，韩国既需要维持相当规模的金融、军事等硬实力；但也要看到，在大国林立的东北亚，韩国使用硬实力参与地区竞争存在明显劣势，因此应利用中等强国外交提升软实力和领导力，吸引地区大国和域外
40、国家的支持。 对中小发达国家的动机判断过于理想化理想主义的缺陷之一是过分强调中小发达国家在参与冲突调停、实施发展援助时的道德动机，而没有看到“善行”背后包含的现实主义动机。 奇拉格罗伊主张理智地看待中等强国的功能合作和利基外交，如其他国家一样，中等强国外交也存在某种国家利益。 他将中等强国称为“缔造和平的企业家”（
），指出中等强国通过“缔造和平”的外交活动来提升自身在冲突地区的形象，进而利用良好的形象来推进本国在当地的经贸活动。理想主义的另一个缺陷是沉浸对中等强国“善行”的自我陶醉中，严重忽视了对象国和旁观者的感受。 作为美国“功能性的一部分”，加拿大与美国过于紧密的联系常常使其在第三世界失
41、去信任。托马斯朱诺等人认为，加拿大在巴以冲突等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在阿拉伯国家并不受到欢迎，其推动地区和平进程的努力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加拿大类似，尽管澳大利亚以“反恐”“人道主义”为由参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但这些理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和冲突地区民众的认同，因此削弱了澳大利亚自我宣称的“国际好公民”形象。
中小发达国家并不仅限于中等强国身份中小发达国家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其外交行为也不总是吻合“国际好公民”的标准。除了中等强国身份，中小发达国家还拥有北约成员国、美国的亚太盟国、欧盟成员国等身份，这些国家内部的党派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也会导致本国不同身份的切换。 例如，澳大利
42、亚的外交政策明显受到国内党派政治影响，具体来说：工党政府历来对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更为热情，形成了以多边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利基外交偏好；而保守党政府则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和同盟外交，主张在美澳同盟框架下维持本国的既得利益和卓振伟：“国际遵约中的身份困境：解释南非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演变”，国际关系研究，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邢丽菊、安波：“韩国中等强国领导力的发展演变及特征”，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 ，” ， ， ， ， 崔越：“中等强国逻辑：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战略决策研究， 年第 期，第 页。第 期 沈
陈：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国际地位，提升自身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中美、俄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发达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境地，其实施自主的、“超脱地缘”的中等强国外交的空间大为缩减。在美国单极霸权体系下，澳大利亚、韩国等中小发达国家一度拥有与“异己”国家接触、推进多边主义的自主外交空间；但随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秩序日趋复杂化，这些国家日益面临全球和地区政策立场的选择问题。
阿波坦查加布里埃尔认为，从近年来参与美国主
44、导的“印太战略”“四国机制”（）等积极表现来看，澳大利亚已不再是“国际好公民”和中等强国的“典范”。与澳大利亚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受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近年来也倾向于加强与北约和美国的安全合作，依附性的盟国身份开始取代了“乐于助人”和“独立超脱”的中等强国身份。四、回归中等强国基本意涵的定位路径
为了克服中等强国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采取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 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逐渐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纷纷涌现，继续沿西方话语进行分析无疑会严重脱离国际关系现实和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 在操作上，本文参考了巴里布赞（ ）提出的国家界定框架。 布赞提出应从两个
45、维度界定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一是等级定位，根据权力等级将国家划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区域大国、一般国家等四类；二是关系定位，以霸权国美国为参照系确定一国与美国的关系（即支持、中立还是反对），将该国区分为霸权国的朋友、对手和敌人。由于利基是中等强国是否拥有话语权的决定因素，因此本文将在具体的利基领域下改进布赞的等级关系二维度框架，具体操作如下。
等级定位本文采取细分大国、粗分中小国家的原则，将国家划分为大国、次大国、中等强国、中小国家四个等级。细分大国的原因是：在评估大国时，一般会使用全面和严格的指标判断。 例如，张伯里在评估经济大国时使用了“ 个 ”标准，即一国 占世界 的 以上、一国对外贸
46、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以上、一国本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 以上，占据其中两条就可以称作经济大国。罗伯特基欧汉从影响力角度，将大国界定为对国际体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家，而次大国是对国际体系有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的国家。赫德利布尔（
）提出了大国的三个判定标准：（）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地位相差不多的国家组成的排他性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拥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按照布尔的观点，只有超级大国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 本文在区分大国和次大国时统筹考虑经孙通、刘昌明：“追随或自主 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
47、外交困境与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说明的是，布赞以美国为主体视角，构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结构。 本文为了研究的延续性，也以霸权国美国为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定位只能从美国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和操作。 参见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
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关于再定位框架的建议。张伯里：“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衡量标准”，人民论坛， 年第 期，第 页。 ， “ ： ，” ， ， ，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
48、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第 页。太平洋学报 第 卷济实力、军事势力、领土规模、国际影响力、地缘战略地位等多项关键指标，将大国界定为在各项关键指标都具备优势的国家；而将次大国界定为某一关键项有明显缺陷的大国。
如在冷战后期，尽管苏联经济实力弱于日本，但日本因其政治、军事等方面有明显局限而被普遍视为次大国；苏联则因综合国力能与美国一争高下，而被视为大国俱乐部的成员。粗分中小国家的理由是：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地区冲突等原因，中等强国的国力排名容易出现大幅波动。 例如，委内瑞拉 年在世界银行 排名中位列第 位， 年的国内动荡使其经济大幅萎缩，不再计入世界银行的统计排名。 与大国在各项指标全
49、面占据优势不同，中小国家很难在不同指标项中都达到中等或弱小水平。 不同学者对中小国家界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因而无法得出一致的中等强国名单。 因衡量一国实力不需要对其做精确衡量，而只须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比较。本文认同伍德将一国的经济实力作为首要关键指标的观点，使用 作为单一界定指标。
其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资源一种通用型资产很容易以转化为军事、文化等硬实力或软实力资源；反之，拥有较强军事力量或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却很难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所谓近年来出现所谓新兴中等强国，大多是能源供应国、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等，这从侧面反映出经济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 根
50、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排名，本文将不属于大国和次大国、 排名前 的国家界定为中等强国，其余国家为中小国家（见表 ）。表 国家的等级定位位置等级标准数量案例（ 年）“极”大国具有全面优势和决定性影响的国家 个美国等“中间地带的强国”次大国关键项存在欠缺、影响非决定性的国家 个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巴西中等强国不属于前两个级别、 排名前 的国家
个左右意大利、荷兰、韩国、南非、沙特、以色列等“中间地带的弱国”中小国家不属于前三个级别的国家 个以上巴基斯坦、乌克兰、越南、朝鲜、科威特、梵蒂冈、缅甸、文莱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关系定位意识形态或某一领域的政策立场是定位一国与霸权国关系的
